内容提要：宋代，志怪小说中有关异域的书写大幅减少，呈现“式微”之态。这一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是宋代知识史、文化史、心态史以及中外交流史的巨大变迁。从知识结构上看，宋代谶纬方术、地理博物等神秘知识衰落，经史之学兴盛。宋人对于异域的书写也随之变得理性化、常识化，志怪小说中那种奇幻的异域想象不再被青睐。从文化心态上看，宋代知识阶层存在“自我中心”的文化心态，对异域文化鄙夷和抵触，不再关注异域的奇风异俗，志怪小说作者对于异域的书写兴趣也大大降低。从中外交流上看，由于通往域外的陆上通道被切断和市舶司制度的严格管控，有关异域的奇闻异事已很难进入到宋朝，志怪小说的异域书写失去了故事素材的来源和客观的依凭。
关 键 词：宋代志怪小说 异域书写 式微 历史文化根源 知识结构 文化心态 中外交流
中国古代的“异域”，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不但指地理上异于“中国”的地域、空间，还指文化上不同于华夏文化的异质文化。在宋代之前，“异域”的概念比较模糊。对于“我者”的中国与“他者”的异域，上古、中古之世并没有清晰的界线，但到了宋代，宋朝在与北方异族政权的对峙中，军事上长期处于劣势。唐朝那种“四海一家”的辉煌，在宋代已无法重现。在这种新的“列国体制”[1]之下，宋人的“边界”意识显著增强。中国与“异域”的界线，不论是在地理上、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心理上，相比前代都变得更为清晰。宋人观念中的“异域”主要是指国界之外(或国界附近)那些异族传统的活动地域和海外的诸“蕃国”。本文所探讨的宋代志怪小说中的异域书写，也主要是指这两类地域的记述和描绘。
一、宋代志怪小说异域书写的“式微”
宋代之前，对于殊方异域的书写一直是志怪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题材。战国之时，《山海经》已肇其发端。两汉志怪延续《山海经》的传统，地理博物体志怪成为了汉代志怪的主要形态。此后，六朝地理博物大盛，数量繁多，殊方异域以其“难知底蕴的神秘感”[2]122为六朝志怪小说家所乐道，并出现了张华《博物志》那样的优秀作品。在《博物志》中，有关异域的书写广博而丰富，约计六十余条①，占现存《博物志》总条目的五分之一。在内容上涉及到了异域的山川地理、奇风异俗、飞禽走兽、神奇物产，涵盖了殊方异域的若干个侧面。《博物志》对于异域的书写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和怪诞的记述，带有非常浓郁的方术意味。唐代志怪小说中的异域书写仍大量存在。在段成式《酉阳杂俎》的“境异”“物异”“广动植”以及“支诺皋”等类目下，都包含有大量有关异域的记述，涉及到异域的许多动植物产、怪异传闻。《酉阳杂俎》对于异域的书写延续了六朝地理博物的传统，其书充满了“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3]，其对于异域的书写和记述还包含有不少想象的成分。
宋代志怪小说中的异域书写明显减少。从宋代志怪小说的整体状况看，宋代志怪小说文献中缺少专门记述异域奇闻的志怪集。据李剑国先生的《宋代志怪传奇叙录》考证，宋元公私书目著录的宋代志怪集约有一百一十余种，而其中可以算作是地理博物体志怪集的仅有北宋无名氏的《广物志》和南宋李石的《续博物志》。在这类地理博物体志怪集中，对于异域的书写往往占有较大的比重。但是，就宋代的这两部地理博物体志怪集而言，《广物志》已散佚，没有留下佚文，书中的内容已不得而知。李石的《续博物志》虽声称继承的是《山海经》《博物志》的传统(《续博物志序》)，但其实该书内容驳杂，与《山海经》《博物志》等地理博物体志怪集专记异域、异物相比，在内容上存在明显的区别，其中有关异域的书写比较稀少。而且，李石此书主要抄撮宋前之书(尤以段成式《酉阳杂俎》为多)而成，宋代之事较少，也不能真正反映宋人异域书写的实际状况。因而，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宋代志怪文献中其实没有记述和书写异域的专书。
就志怪文献中的具体作品而言，宋代各类志怪集中记述异域奇闻的条目也非常少。宋初，各种志怪集中有关异域的志怪故事就比较少见。徐铉编撰的《稽神录》是存留比较完整的一部宋初志怪集。在其现存的二百余条志怪故事中，只有《青州客》等极少数几个故事涉及到了异域，但还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异域书写。北宋中期、后期，各类志怪集中记述异域奇闻的作品更为罕见。《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宋元书目对北宋中、后期志怪集的内容多有介绍，但都没有提到这些志怪集中存在大量的异域书写。北宋中、后期的志怪文献散佚比较严重，但从现存较完整的几部志怪集，如《洞微志》《搢绅脞说》《括异志》《搜神秘览》等的内容看，其中也都缺少对于异域奇闻的记述。南宋志怪集中有关异域的书写也不多见，异域的奇闻异事很少出现于南宋的各类志怪集中。从南宋现存的志怪文献、佚文以及宋元书目的相关著录来看，南宋志怪集中涉及异域的志怪故事确实很少。像《陶朱新录》《投辖录》《睽车志》《鬼董》《闲窗括异志》等南宋主要的志怪集中，几乎不包含异域的记述和书写。洪迈的《夷坚志》是两宋卷帙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志怪集。原书中的志怪故事至少有五千五百条，存留至今的也有三千条左右。而其中涉及异域的志怪故事却仅有二三十条。这在《夷坚志》现存条目中所占的比重是非常低的。因而，从具体的作品看，宋代志怪文献中记述异域奇闻的条目非常少，很多志怪集中都未见对于异域的书写和描绘。即便是洪迈《夷坚志》这样卷帙巨大的志怪集，其中的异域书写也比较少见。
宋代志怪文献中书写异域的志怪作品，不仅数量少，而且在故事的叙述上也比较平实，缺少六朝志怪那种诡奇的异域想象，志怪的意味已大为减弱，在书写的风格上渐与当时的地理志趋同。《夷坚志》中的《昌国商人》《无缝船》《海中红旗》《海王三》等条目都是记述海外异闻的作品。这些故事虽可算作是海外奇遇，但故事的叙述却比较简单、平实，完全是对异域见闻的如实记述，而缺少志怪作品应有的奇幻想象。故事的纪实性增强，而怪异性则大大减弱。宋代志怪作品异域书写中这种怪异性减弱的趋向，从志怪小说文体的发展来看，也是一种退步。与六朝、唐代相比，宋代志怪小说中的异域书写呈现出明显的“式微”之态。
宋代志怪小说中异域书写“式微”的现象，不只是志怪小说内容上的变化，也是历史文化发展的某种表征，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下面笔者将试图从知识结构、文化心态以及中外交流三个面向来具体探讨宋代志怪小说异域书写“式微”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神秘知识的衰落与经史之学的兴盛
汉魏六朝之世，谶纬、方术等神秘知识盛行。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中，这类神秘知识都是关乎天地宇宙、军国政治以及个人祸福的重要知识。当时的方士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也在极力地鼓吹这类知识。方士(以及方士化的文士)宣扬这类知识，就需要借助一些神秘的空间、事物来“印证”神秘知识的效用和价值。而殊方异域在那个地理知识匮乏的时代，恰好具有一种“神秘性和伟大感”。当时的方士便通过对于殊方异域的神秘描绘来自神其术，地理博物之学也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方士的专学”[2]122。汉魏六朝志怪中的那些异域书写，就是建立在这种方术化了的地理博物知识基础之上的。因为与方士的自神其术密切相关，因而这一时期志怪小说中的异域书写有意突出了异域的神秘与奇幻，多是对异域的一种奇异想象。到了唐代，唐人好奇，对各种知识都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中古的谶纬方术、地理博物之学在唐代继续流行，异域想象的知识基础依旧存在。因而，在唐代的志怪小说中，对于异域的想象仍然大量存在。
进入宋代，知识阶层的知识结构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宋初，宋朝廷为了维护新建立的统治秩序，对谶纬、方术、天文、地理等神秘知识采取了比前代更为严厉的管控措施，禁止民间私习，企图以此确保政府对于神秘世界的唯一解释权。宋太祖登基之始就下诏禁纬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4]，显然是意识到了谶纬之书对于统治的威胁。开宝五年(972年)，朝廷又“禁释道私习天文、地理”[5]291。太平兴国间，宋太宗又将数百名天文、相术之士“黥面流海岛”[5]416。宋初对于神秘知识的一系列严厉的打压政策，严重削弱了这类知识的流播和发展，加速了其衰落和边缘化。然而，对这类神秘知识造成致命打击的，还是宋代知识阶层对其的否定和批判。在这方面，欧阳修的一些观点颇有代表性。在《正统论》中，欧阳修主张对“五德终始”这类“怪奇放荡之说”应“奋力而诛绝之”[6]268。而在《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中，他又主张应删去《九经正义》中的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6]1707。在《新唐书》《新五代史》中，欧阳修对各类神秘知识的否定态度也非常明显。欧阳修对于神秘知识的批判，代表了宋代知识阶层的一种主流观念。在整个宋代，知识阶层对于这类神秘知识多是一种排斥、否定的态度。宋代知识阶层对于神秘知识的这种批判和否定，使得这类知识不再与天地秩序、政权合法性之类宏大之事相关联，大大降低了这类知识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与重要性，使得其被“排挤”出宋代的主流知识体系，下沉到民间“小传统”之中，演变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种法术技艺。
宋代，最受知识阶层重视的学问是传统的“经史之学”，科举成为读书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读书人对科举趋之若鹜，“必折仰而局于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7](刘埙《答友人论时文书》)。而宋代的科举，不论是进士科，还是诸科，其考试内容都非常注重对传统经史文献的考察。因而，要想通过科举考试，宋代的读书人就必须精通以经、史为主的传统经典文献。由于科举考试的巨大吸引力，研习经史之学在宋代知识阶层中成为一种风气。同时，在科举的催化下，宋代理学兴起。“穷理考辨”成为了宋代知识阶层的一种自觉意识。这种学理化的追求增强了宋代知识阶层的理性思维，使他们更加认同一些理性化、常识化的观念认识，而不再认同中古那种荒诞无稽、虚幻缥缈的神奇想象。整体来看，相比于唐代，宋代知识阶层的经史学问确实比较渊博，史书中也常称赞宋人“学问渊博”“博极载籍”。当然，宋人经史学问的渊博也带来了弊端。读书人为科举、理学皓首穷经，对其它学问往往就较少关注。这使得宋代读书人的知识视野普遍比较狭隘，而缺少了前代文人的那种博识多闻。宋人邓復曾对唐人段成式的博识非常钦慕：“考其论撰，盖有书生终身所不能及者，信乎其为博矣。”[8]邓復之言，其实也正反映出了宋代“书生”在博识上的匮乏。
宋代，在政府的严厉管控和知识阶层的否定、排斥下，中古盛行的各种神秘知识迅速衰落，下沉到民间社会中，不再为知识阶层所青睐。而受到科举、理学的引导，经史之学成为了宋代知识阶层普遍研习的学问。宋代知识阶层知识结构的这一转变，对宋代的异域书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各类神秘知识的衰落，中古志怪中那种诡奇的异域想象失去了其存在的知识基础，已很少出现在宋人的异域书写之中。另一方面，宋代知识阶层注重经史的研习，而前代经史文献对于异域的书写一般都是一种比较理性的记述。同时，宋代理学盛行，“穷理考辨”也成为一时的风气。受传统经史文献和“穷理考辨”风气的影响，宋代知识阶层的理性意识显著增强，不再认同中古那种荒诞无稽的异域想象，而追求一种对于异域的客观、理性认识。表现在异域书写的形式上，就是宋代文士偏爱用一些理性色彩浓厚的文类来书写异域。在宋代，这类文献包括使臣的出使行记、文人的笔记以及外国志之类的著作。如沈括的《熙宁使契丹图抄》、朱彧的《萍州可谈》以及赵汝适的《诸蕃志》等。这些文献中的异域书写多是根据作者的见闻来记录异域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动植物产，所记述的内容都比较客观、真实，与中古志怪中的异域想象已大异其趣，在书写方式上呈现出明显的理性化、常识化特征。虽然这类文献的作者在书写异域时，也多声称自己继承的是地理博物的传统。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序》称其所记是荒忽诡谲的“绝域事”[9]。赵汝适的《诸蕃志序》也云：“山海有经，博物有志……是志之作，良有以夫。”[10]但是，从他们记述的题材内容来看，不论是在知识背景、书写方式方面，还是在所要表达的深层寓意方面，都与中古的地理博物传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宋代知识阶层笔下的异域已不是充满了神奇想象的奇幻之域，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异国他乡。虽然在一些具体的记述上仍有不少不实之处，但是宋代的作者们都在依据他们的见闻尽可能如实地描述异域。他们笔下的“荒忽诞漫之俗”“瑰诡谲怪之产”也已不是想象中的奇异之俗、神奇之物，而只是一些中国罕见的异族风俗和异域物产。他们对异域的记述少了中古志怪的那种神奇想象，也不再跟天地秩序、政权合法性这类宏大建构相关联，而成为了一种比较客观的地理志式的描述。宋代知识阶层异域书写的这种理性化、常识化趋向，与志怪小说的奇幻追求已大为相左。从宋代开始，中古那种奇幻的异域想象便逐渐从志怪小说中消失，走向“式微”。
三、自我中心的内敛文化心态
宋代志怪小说中异域书写的“式微”，与宋代知识阶层的文化心态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宋朝在与周边异族政权的军事战争中长期处于劣势，签订了一系列不利于宋朝的盟约。这使得汉唐之世的那种朝贡体制最终崩溃，周边形势演变为一种“四夷不服，中国不尊”[6]861的新局面。传统的“天朝上国”地位和朝贡制度在宋代已经成为过去的记忆和“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11]，宋朝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不再是天下秩序的中心。同时，在经济、文化上，相比于周边的异族政权，宋朝却仍然一枝独秀。军事、外交上的弱势与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面对这一反差，宋代知识阶层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对自身文化尊崇和迷恋，对异域文化鄙夷和抵触。这种自我中心、本位的文化心态，使得宋代的知识阶层醉心于自我文化的“孤芳自赏”之中，而不太关注、记述异域的风土人情。表现在志怪小说中，就是异域题材不再受到宋代志怪作者们的青睐，而域内所发生的那些怪异之事则成为他们新的书写重点。这种由自我中心的文化心态所导致的文人异域书写兴趣的降低，也是宋代志怪小说异域书写“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初，石介在《中国论》中就从地理和文化两个层面对中国与异域进行了区分。在地理层面，石介认为中国与异域的地理分野是天地形成时的天然划定。在文化上，他认为“悖人道”是夷狄之国的文化标识，“人道悖于中国不为中国矣”[12]。面对中国与异域的这种地理分野、文化对立，石介提出了“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的应对策略。石介对于华夷的地理、文化区隔以及他所提出的“各不相乱”的消极应对策略，代表了当时宋代知识阶层的一种主流态度。其中，明显表现出对于视为夷狄的异域的鄙薄和对于“居天地之中”的中国的尊崇。到了两宋之交，在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中，这种“贵中华而贱夷狄”的观念更加被强调。胡氏曾直言：“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类灭矣。”[13]明确将有无“礼义”视为区别中国与夷狄的最主要标准。胡氏将中国文化置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而将夷狄文化视为一种仅优于禽兽之行的低等文化。字句间，表现出对异域文化的贬低和鄙视。宋代知识阶层在民族意识的驱使下，对异域文化普遍地贬低，对自身文化则一味地推崇。看不到异域文化的优点，也看不到自身文化的局限。
在宋人的各种著述中，所记述的内容虽然非常丰富，涉及到当时的军国朝政、文化风俗、典章制度、士庶生活、杂学技艺等方面，几乎涵盖了宋代社会文化的各个主要层面。但是，这些内容大都局限在中国文化的范围之内，而对于异域的书写，相比之下却寥寥无几。书写异域既非宋代知识阶层所喜，又被认为是没有太大的价值和意义。这种由自我文化本位所导致的文人异域书写兴趣的降低，在宋代志怪小说的撰集中也体现明显。宋代的志怪小说作者们似乎也都喜爱关注域内的各种怪异之事、之物，而很少记述异域的奇风异俗、神奇物产。不论是北宋时期的《稽神录》《茅亭客话》《括异志》，还是南宋时期的《睽车志》《夷坚志》《鬼董》，在这些宋代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品中，都很少出现异域的奇闻异事。在宋代志怪小说作者的笔下，记述更多的是宋朝疆域内所发生的各种怪异之事，尤其是周围生活中的那些怪异故事。宋代志怪小说作者关注的重心、书写的兴趣点确实都已收缩回了中国文化的内部。
作为宋代知识阶层的一员，宋代志怪小说的作者对异域文化充满了鄙薄和排斥。在他们的观念中，异域的那些野蛮风俗似乎是不值得被记录和书写的，书写异域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而他们认为值得记述的是宋朝域内的那些奇异故事和古怪物件。通过记述域内的这些怪异事物，宋代志怪小说的作者可以寄寓他们自己的教化劝惩、理念认知，也更能影响当时的世风、民情。在他们心中，记述域内的这些怪异事物才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内敛、保守、自我中心的文化心态，限制了宋代志怪小说作者的眼界，使得他们的书写视野限于了宋朝的域内，而对于异域的奇风异俗缺乏书写的兴趣和关注的热情。这种对于异域书写兴趣的缺乏，也最终导致了异域书写在宋代志怪小说中的“式微”。
四、异族政权的阻隔与市舶司制度的限制
宋代志怪小说异域书写的“式微”，还与宋代当时的中外交流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宋代志怪小说有“征实”的价值取向，所记述的奇闻异事，一般都“事有所本”，不凭空杜撰。对于其中的异域书写而言，就需要有大量的异域传闻作为书写的依凭。但在宋代，异域传闻的获得与前代相比却变得比较困难。从中外交流层面上看，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周边异族政权的阻隔，通往域外的陆上通道被切断。二是由于市舶司制度管制严格，宋人出海、蕃商入境以及进入内地都受到了诸多的限制。这两点都严重局限了宋人的异域见闻，从根源上阻碍了宋人对于异域的了解，从而使得宋代志怪小说的异域书写失去了故事的素材来源和客观的书写依据，而逐渐走向“式微”。
唐代，通往域外的道路有多条。《新唐书·地理志七》记载了其中最主要的七条：“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14]《新唐书》这些记载，显示唐代的对外通道比较多样，各个方向都有道路与域外相联通。但到了宋代，由于契丹、西夏的军事实力强大，频繁入侵，宋朝的疆域大大缩小，很多唐代的边地先后落入周边异族政权之手。唐代通往域外的七条主要通道，到北宋时期只剩下了南、北两条海上通道，陆上的五条通道则被异族政权切断。此外，由于宋与北方异族政权长期军事对峙，双方出于“防谍”的考虑，对边境严格管控，相互间的民间交流也几乎陷于停滞。宋人对西、北异域之地的了解，只能通过外国使节的描述和本国使臣出使的沿途见闻而略知一二。这类官方的交流，由于受到政治的限制，交流的信息非常有限，在交流的广度和信息量上都无法与民间交流相媲美。宋代，陆上对外交通的阻断使得陆路的中外交流停滞，异域的风物人情在宋代通过陆路已难以得知。北方、西域和中亚内陆的动植物产、奇风异俗很少出现在宋代志怪的书写中，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陆上对外交往的阻断，迫使宋朝发展海上贸易。有宋一代，海上的对外贸易非常繁荣。但是，宋代的市舶司制度对于海上贸易管控严格。宋代商人出海需要向所属市舶司申请一种“官券”，并需本地的“有物力户”担保；出海经商不得“过越所禁地分”；海商回舶后，在市舶司之外的地方出售货物，还需另行抽税[15]等。这些规定都严重限制了海商海外活动的自由，打击了海商进入内地贩卖的积极性。宋代海商多只在市舶司附近地区进行贸易，而不进入到内地进行贩卖。这大大限制了他们在海外的见闻向内地扩散。宋代市舶司制度对蕃商在中国的活动也有诸多的限制措施。虽然出于税收的考虑，宋政府对蕃商来华经商实行招引政策。但是，相比于唐朝，宋朝对于蕃商也变得比较警惕、防范，蕃商进入内地贩卖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由于市舶司制度的诸种限制政策，不论是本国的海商，还是海外的蕃商，都较少进入到宋朝的内地。而这两类商人群体却恰恰是海外异域知识、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传播者。他们较少进入内地，就使得海外异域的那些奇闻异事无法通过他们传播到宋朝的广阔内陆，而仅能在市舶司所在的少数沿海地区流传。所以，整个宋代，虽海外贸易非常繁荣，但生活于内地之人，不论是知识阶层，还是普通民众，对于异域的了解其实都很匮乏。即便是像洪迈那样曾在沿海之地为官的士大夫，他们对于海外异域的了解也非常之少。在《夷坚志》现存的三千条故事中，记述海外奇闻异事的也仅有二十余条。宋人对于海外异域了解的这种匮乏，使得以“征实”为价值取向的宋代志怪小说失去了故事素材的来源和书写的客观依凭。宋代志怪小说中异域书写之所以“式微”，市舶司制度对异域知识、文化传播的限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宋代志怪小说异域书写的“式微”，是宋代特定的时代语境所导致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背后，反映出的是宋代知识结构、文化心态以及中外交流上一些独有的时代特征。宋代，伴随着知识结构的转变，知识阶层的异域书写日趋理性化、常识化，志怪小说中那种奇幻的异域想象不再受到青睐。同时，宋代知识阶层存在一种自我中心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使得他们书写异域的兴趣大大降低，而将书写重点回缩到中国文化的内部。此外，由于中外交流上的诸多限制，宋代士庶民众对于异域的了解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志怪小说的异域书写失去了故事素材的来源和书写的客观依凭。宋代在知识结构、文化心态和中外交流上的这些新变化，最终导致志怪小说中异域书写的大幅减少，而呈现出一种“式微”之象。
注释：
①张华《博物志》中的殊方异域书写主要集中于卷二、卷三的“外国”“异人”“异俗”“异产”“异兽”“异鸟”“异虫”“异鱼”“异草木”等门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