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敦煌本《王昭君变文》继承了唐前昭君故事“昭君怨”“青冢情”“画工恨”三大主题，同时又融入了吐蕃统治下敦煌民众的真实情感；大致作于834年左右，是在蜀地昭君“转变”故事情节上的再创造；是吐蕃统治后期流传于敦煌地区的昭君故事，与后世同类题材作品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关 键 词：《王昭君变文》 创作时间 蜀地“转变” 故事传承 Wang Zhaojun Bianwen(《王昭君变文》) creative time transition in Sichuan story inheritance
敦煌P.2553所抄王昭君故事残文，《敦煌掇琐》拟题《昭君出塞》[1]107，《敦煌遗书》第一集拟题《小说明妃传残卷》[2]125，《敦煌变文集》(1957)拟题《王昭君变文》[3]98。此后，学者们均以《王昭君变文》为题。该篇以《汉书》中王昭君故事为素材，充分吸收民间传说，在原有情节上大胆改编、渲染，使故事性大大增强。近百年来，学者们对《王昭君变文》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时间，二是在昭君故事传承中的作用。本文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上，将《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定于834年左右，时为吐蕃统治敦煌后期；并将其与后世昭君题材作品进行对比，指出它是在蜀地昭君“转变”情节上的再创造，是流传于吐蕃统治时期的昭君故事，与后世同类题材作品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一、敦煌本《王昭君变文》内容考察
史籍中关于王昭君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但情节都很简单。历经《后汉书》以及《琴操》等唐前诗文、民间传说的逐渐演变，唐以前有关王昭君故事的主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昭君怨”“青冢情”和“画工恨”。①
入唐以后，有关王昭君的诗文更加盛行，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上官仪、东方虬、郭元振、刘长卿、李白、杜甫等均有王昭君题材的诗歌传世。据统计，今存唐代昭君题材作品108首(篇)，其中诗歌105首[4]。大量昭君题材诗歌的出现，反映了唐代文人对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事件的关注②。中唐文人多有写公主和亲者。如：
故乡不返，乌孙之曲空传。归路虽遥，青冢之魂可复。(白居易《祭咸安公主文》)
琵琶泪湿行声小，断得人肠不在多。(王建《太和公主和蕃》)
塞上如今无战尘，汉家公主出和亲。邑司犹属宗卿寺，册号还同虏帐人。(张籍《送和蕃公主》)
除上承唐前昭君题材的主题以外，唐诗中出现了以下新因素：一是批判和亲政策。如东方虬《王昭君》：“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苏郁《咏和亲》：“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转更多”，戎昱《咏史》：“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讬妇人。”二是将造成昭君悲剧命运的矛头指向帝王的薄情和昏聩。如白居易诗集中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昭君怨》)，“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纠纷”(《青冢》)，“黑白既可变，丹青何足论?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过昭君村》)。诗人们通过历史上的昭君故事来反映唐朝公主的和亲事件，并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上两点正是他们对昭君故事的新见解。
和文人诗歌相比，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是典型的俗文学，其大致情节概括如下：
(前残)——出塞途中所见荒凉景象(韵)——到达牙帐后所见塞外风光，拜为“烟脂”皇后(散)——册封的盛大场面、昭君惆怅落泪(韵)——单于传令诸蕃非时出猎为昭君解愁(散)——昭君登高抒发思乡愁思(韵)——愁怨过度而生病(散)——留下遗言，略叙平生(韵)——昭君的遗言、单于的对答(韵)——昭君死(散)——单于哭词(韵)——昭君葬礼场景(散)——单于亲自送葬、部落前来参加葬礼的情形(韵)——汉使前来吊唁(散)——汉使宣读吊祭之词
从故事情节来看，本文有对以往昭君故事“画工恨”“昭君怨”“青冢情”的继承，但没有唐诗中借昭君故事讽喻现实的内容，情节上与其他昭君故事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对王昭君在蕃中的生活进行了详细描写。《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琴操》中虽然分别提到了昭君在匈奴所生子女的情况，单于死后昭君不愿再嫁、上书求归以及不愿从胡俗而吞药自杀等情节，但记载十分简略；诗歌由于体制所限，对塞外的生活往往一带而过，少有具体事件的描述。③《王昭君变文》中所展示的蕃中生活情节和内容则十分丰富，主要有册立“烟脂”皇后、观看诸部落出猎、登高抒发愁思以及临终前与单于的对话等。如诸部落前来庆贺册立的情景：
牙官少有三公子(紫)，首领多饶五品绯，……搥钟击鼓千军噉(喊)，叩角吹螺九姓围……④
各部落出猎的场景：
围绕烟脂山，用昭君作中心，万里攒军，千兵逐兽……单于传告报诸蕃，各自排兵向北山。左边尽着黄金甲，右件(伴)纷纭似锦团。黄羊野马捻枪拨，鹿鹿从头吃箭穿……
情节丰富，场面阔大。同时还利用大段唱词表现昭君登高观猎时思念故乡的痛苦，以及临死之际仍然不忘向单于交代“妾死若留故地葬，临时请报汉王知”，均展示了丰富的蕃中生活内容，较以往同类题材作品有大大的丰富。
其次，塑造了重情重义的蕃王形象。传世诗文中有关单于的情节几乎都是一带而过，谈不上形象塑造。⑤《王昭君变文》则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单于的形象。昭君入蕃后，他体贴周到；昭君愁极而死后，他悉心按照蕃法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除间接叙述外，文中还运用对话形式，通过单于之口直接表达对昭君的一片深情。如昭君临死前留下一番遗言后，单于答曰：
忆昔辞銮殿，相将出雁门。同行复同寝，双马复双奔。……凤管长休息，龙城(笛)永绝闻。画眉无若择(旧泽)，泪眼有新痕。愿为宝马连长带，莫学孤蓬剪断根，公主时兦(亡时)仆亦死，谁能在后丧(哭)孤魂。
通过回忆与昭君相伴的美好时光，表达对昭君的眷恋不舍之情。汉使前来吊唁时，单于又有一番表白：“乍可阵头失却马，那堪向老更亡妻!”令使者“闻言悉以悲”。
通过大段场景和细节的敷演，单于已不仅仅是一位民族首领，更是一位体贴入微、温情脉脉的丈夫形象。变文对单于角色的精心塑造，有别于以往诗文中站在中原人角度叙述昭君故事的模式，而是以塞外蕃人的眼光讲述昭君塞外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中唐时期吐蕃占领河西诸州这一历史事件，只有身处吐蕃统治之下，“百姓知单于意，单于识百姓心”这一叙述视角才可能实现⑥。如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维摩诘讲经图》中，出现了吐蕃赞普形象，并被绘制在各国王子前方的显要位置；这一时期的敦煌写本中，有不少为赞普、吐蕃臣僚祈福的愿文，如P.2807云：
伏惟我圣神赞普，祚承大业，圣备无疆；克修永固，诞应天命；威加四海，恩挟八维；流演一乘，以安百姓……
以上均体现了吐蕃统治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应当说，王昭君故事发展至此，无论是情节还是思想内容上，《王昭君变文》已成为独具意蕴的河西人之作。文中没有中原诗歌中对和亲政策的批判，也没有对帝王薄情的指斥，只有对塞外风光细致而符合事实的描绘，着重强调昭君在蕃中思念故乡和汉帝，特别是单于形象的正面刻画，都反映了吐蕃统治下河西人对王昭君故事的重新解读，其中隐含着他们自己的遭遇和情感的倾诉。
二、敦煌本《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及其与蜀地的关系
变文云：“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尚在”，成为考证其创作时间的重要线索。容肇祖、张寿林、郑文、高国藩、邵文实等先生均有研究。由于对“八百余年”的具体起始年代意见不同，学者们对变文创作时间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从王昭君和亲的竟宁元年(前33)算起。容肇祖先生认为“从竟宁元年(纪元前三三)，到唐代宗大历二年(纪元七六七)，已有八百年，到宣宗大中十一年(八五七)便有八百九十年，这文大约是这时期的作品”[5]37-42。张寿林先生认为《王昭君变文》是唐末时人所作，可以代表“公元八百五十年左右的昭君故事”[6]77。郑文先生认为八百余年一般指八百零几年，八百一、二十年，甚至八百三、四十年；又结合吐蕃由强转弱的时间，推测该变文酝酿、产生约在贞元之末，即807年，“突出了埋藏在胸中的故国之思，表达了共同的遭遇之情”[7]。第二种是高国藩先生提出的以王昭君出生之年即公元前63年算起，到737年之间为“八百余年”，时在盛唐；他又据文中“突厥”出现的年代，推断该文流传于初唐至盛唐之间[8]。第三种是以王昭君事迹有记载的最后年代算起。翦伯赞、张传玺二位先生认为王昭君事迹有记载的最后年代是公元前20年⑦，邵文实先生依据这一结论，从公元前20年往后推八百年，即建中元年(780)，认为变文的创作年代当在此之后的数十年内；她又根据文中突厥疆界以“吐蕃为西邻”，推断该文作于吐蕃完全控制整个河西的建中二年(786)之后，一直到吐蕃结束在河西、陇右的统治，与前突厥余部即回鹘的“西邻”关系结束的大中二年(848)，其间共868年为“八百余年”，即786-848年吐蕃统治河西地区之时[9]171。以上是学界对《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的代表性观点，其他结论多不出上述三种⑧，只是对“八百余年”理解的不同，在时间上有所提前或推后。
作为民间“转变”伎艺的底本，变文的产生有一个不断改造加工的过程，我们只能给它定一个大致的时间。我们认为敦煌本《王昭君变文》产生于834年前后，时值吐蕃统治河西后期。
“变文”是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据记载，“转变”在盛唐时期已经流行。《太平广记》引《谭宾录》云：
杨国忠为剑南召募使，远赴泸南，粮少路险，常无回者。其剑南行人，每岁，令宋昱、韦儇为御史，迫促郡县征之。人知必死，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变，其众中有单贫者，即缚之。[10]2109
可见安史之乱以前“转变”就已在蜀地民间流行，成为广大民众喜好的娱乐活动。又据《高力士外传》记载：
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11]120
上述为肃宗上元元年(760)七月，玄宗作为太上皇的宫中闲居生活，“转变”和“讲经”“论议”“说话”等讲唱活动，成为其闲居解闷的娱乐方式。以上两则材料可见8世纪中期“转变”伎艺在民间和皇宫的流行情况。
唐诗中也有关于“转变”的材料。如：
欲说昭君敛翠眉，清声委屈怨于歌。谁家少年春风里，抛与金钱唱好多。(王建《观蛮妓》)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自恨，昭君传意向文君。(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
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悲破碧云。(李贺《许公子郑姬歌》)
绮城春雨洒轻埃，同看萧娘抱变来。时世险妆偏窈窕，风流新画独徘徊。场边公子车舆合，帐里明妃锦绣开。休向巫山觅云雨，石幢陂下是阳台。(李远《转变人》)[12]
以上几首诗都提到了王昭君故事的“转变”，可见王昭君故事是“转变”中非常流行的题材。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转变”与蜀地的关系。《太平广记》明确说明是蜀地泸南的“转变”，《高力士外传》虽未明说“转变”与蜀地的关系，但是联系唐玄宗曾于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入蜀，至德二年(757)十二月回京，他闲居皇宫时用于解闷的“转变”伎艺极有可能从蜀地带来。
又如诗歌《看蜀女转昭君变》《许公子郑姬歌》中有“蜀女”“蜀纸”等字词；《转变人》未提及与蜀地的相关信息，但作者李远是蜀人[13]129，似可说明二者有某种联系。另外，《观蛮妓》也未明说蜀地，但从诗题《观蛮妓》来看，“蛮”字多用于对南方民族称呼来看，“蛮妓”极可能是蜀地的歌妓。
诗中“欲说昭君敛翠眉，清声委屈怨于歌”“翠眉颦处楚边月”“转角含悲破碧云”等语，描绘了女艺人声情并茂的传神表演，使“昭君怨”这一主题得到了充分表现，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可见蜀地昭君转变都是由女性表演。敦煌本《王昭君变文》中至少四段唱词为昭君的口吻，又有两处昭君的语言描写，如“妾闻：‘居塞北者，不知江海有万斛之舡(船)……’”、“妾闻：‘邻国者，大而强，小而弱，强自强，弱自弱。何用逞雷电之意气，争烽火之声[威]……’”均体现了女性作为第一人称的特点，特别是昭君登高望乡时演唱的一曲《别乡关》：
妾家宫苑住秦川，南望长安路几千。不应玉塞朝云断，直为金河夜蒙(梦)连。烟脂山上愁今日，红粉楼前念昔年。八水三川如掌内，大道青楼若眼前。风光日色何处度，春色何时度酒泉?可笑轮台寒食后，光景微微尚不传。衣香路远风吹尽，朱履途遥蹑镫穿。假使边庭突厥宠，终归不及汉王怜……
这段唱词用词考究，句式整齐押韵，情感激昂真切，将昭君身在塞外、回乡不能的那种凄楚无奈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使人很容易将其与唐诗中女艺人“欲说昭君敛翠眉，清声委屈怨于歌”“转角含悲破碧云”的表演联系起来。
文中安排了三段单于的唱词，分别是答昭君临终遗言一段，为昭君哭灵一段以及接受汉使吊唁后自表心迹一段。从变文结构来看，如果将这三段内容删除，情节仍然是连贯顺畅的。如“宣哀帝问，遂出祭词处若为陈说”部分，使者宣读哀帝吊词后，本该接祭词内容，却安排了单于的一段表白：“乍可阵头失却马，那堪向老更亡妻!……莫怪帐前无扫土，直为啼多旋作泥”，后又接“汉使吊讫，当即使回。行至蕃汉界头……乃述祭词……”，单于这段表白，明显有后添加的痕迹。我们推测敦煌本《王昭君变文》很有可能是在蜀地昭君“转变”底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来。
实际上，“转变”与蜀地存在关系并非偶然。蜀地自汉代以来表演伎艺就很发达，近数十年来巴蜀文化区出土的说唱俑多达上百件，是我国出土汉代说唱俑最多的地区。其击鼓歌唱作俳倡状的陶俑，是活灵活现的说唱艺术的再现。到了唐代，“市人小说”在四川出现⑨，俗讲、转变等说唱艺术形式也十分兴盛，任二北先生曾以“蜀戏冠天下”概括之[14]44。敦煌文献中的作品不乏蜀地传至敦煌者，如P.2292《维摩诘经讲经文》题记：“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恰遇抵黑，不知如何得到乡地去。”后蜀广政元年，为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该卷写于后蜀西川静真禅院，后流传到敦煌。龙晦先生考证该文用韵与四川方音相合，并认为韦庄《秦妇吟》、S.4037《禅月大师赞念法华经僧》都是由蜀地传入敦煌[15]。此外，张鸿勋先生认为敦煌遗书中的道教话本《叶净能诗》也是蜀地人士所编，并进一步推测可能由四川传入敦煌[16]272。据此，《王昭君变文》也可能由蜀地传入敦煌。
仔细翻检敦煌文献，我们还能发现不少与蜀地有关的卷子。如P.8100《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P.2094《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题记云：“于唐天复八年(908)，岁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达写”，又云：“布衣弟子翟奉达，依西川印本内，抄得分数及真言，于此经内添之，兼遗漏分也。”其他如P.3398、P.3493、S.5534、S.5451、S.5544、S.5659、S.5965等，题记中均有“西川过家真印本”等语。其中S.5534《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题记云：“西川过家珍印本，时天复五年岁次乙丑(902)三月一日写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二”。敦煌文献中保存至少十种这类印本，或虽不是印刷本，而与四川印刷密切相关[15]。以上蜀地文献大多为晚唐本。蜀地流行昭君转变之时河西地区正在吐蕃统治之下，那么蜀地昭君转变底本有无可能在吐蕃统治时期传入河西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件残缺不全的印本残片，据邓文宽先生考证为《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并认为是由敦煌以外的地方流入的[17]。结合上述几件蜀地印本，该件当同为蜀地传入。据《全唐文》卷624载：“(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西川及淮南皆以版印日历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具印历亦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可见当时四川版印日历之盛，以致引起了官方的干涉。从具注日历传入吐蕃统治下的河西地区来看，蜀地流行的昭君“转变”传入河西也是没有问题的。其传入的时间，极有可能与目前所见最早的蜀地印本日历进入河西地区大致同时，即834年左右。此时吐蕃内部矛盾重重，对河西地区的控制已大不如前，《王昭君变文》即由河西人改编完成于这一时期。从竟宁元年(前33)至834年为八百六十七年，正合“八百余年”之说。
三、敦煌本《王昭君变文》与后世昭君题材作品的关系
关于《王昭君变文》对后世同类作品的影响，学者们多有研究。容肇祖先生《唐写本〈明妃传〉残卷跋》一文，从体制方面指出了《王昭君变文》与后世弹词和鼓词的演变关系：
这篇文章的体制，和弹词及鼓词一类的作品相近，大约弹词及鼓词是由此演变而出的[5]37-42。
学者们更多是从《王昭君变文》在情节上对后世昭君故事的影响展开论述，即认为《王昭君变文》对后世昭君故事的情节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对此我们持不同意见，试述如下。
张寿林先生将《王昭君变文》与唐以前的昭君故事加以对比，认为有两点最重要的转变：
第一，它着力写昭君在胡的抑郁而死。第二，它加上了哀帝遣使祭青冢的一段想象。这两点对于唐以后的昭君故事，都是很有关系的。……从她抑郁不欢，以致病殁，这其间离自投黑水的转变，是如何的接近。这一点上，我们知道这部《明妃传》的残本，在明妃故事的转变上，是如何重要的一个连锁。[6]64-86
历代诗文中都有昭君抑郁的因素，变文中昭君抑郁而死是在已有情节上的进一步发展，与元代马致远《汉宫秋》中昭君自投黑水而死的情节没有明显关系。《汉宫秋》中昭君行至番汉交界处，因不肯入番投江而死；而变文中昭君不仅入番，而且有较多的塞外生活描写，最终虽抑郁而死但性质毕竟不同。
高国藩先生认为《王昭君变文》对后世昭君题材作品的影响有“团结说”“琵琶说”“青冢说”。“团结说”即突出民族友好，《王昭君变文》中的“团结”因素，如果放在吐蕃统治敦煌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特别是结合这一时期的发愿文来看，就更容易理解其真实涵义。敦煌愿文中提到：“四邻绝交诤之仇，两国结舅甥之好”⑩，“国家万岁，天下太平；两国通和，三边永静。四时顺序，五稼丰登”(11)，无不体现吐蕃统治下的河西民众希望唐蕃和平相处，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高先生认为《王昭君变文》中的“琵琶说”和“青冢说”影响了唐代诗人的创作，则是他将《王昭君变文》写作时间定于初唐的结果，如果确定《王昭君变文》并非作于初唐，这一观点就没有说服力。
关于《王昭君变文》对后代小说、戏曲的影响。张文德先生认为：
第一，“不嫁昭君，紫塞难为运策定”之客观背景的规定性，为后人所承袭。第二，昭君与汉帝“恩情”的较多描写，是以后作品生发“爱情”的基因。第三，昭君宫中自怜，出塞悲怨，思乡恋国，成为以后昭君故事情节描写的范式。第四，昭君出塞不久死去及“藩汉界头”明妃青冢的确切界定，给后人以重要启示，成为昭君行至“藩汉界头”即死之张本。[18]67
以上所述前三点在《王昭君变文》之前和当时的诗文中均有反映，并非《王昭君变文》对后世存在影响的有力证据；关于第四点，由于本文认为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是在蜀地昭君转变底本上的再创造，不排除后世昭君故事对蜀地或其他地方昭君故事的吸收，两篇作品中的“青冢”均在汉蕃交界处这一情节可能有共同的源头，但不能说明《汉宫秋》中这一情节就是受到敦煌本《王昭君变文》的影响。
后世昭君故事，以元代马致远所作《汉宫秋》剧本情节最为完整，文学成就最高。因此，学者们多以《汉宫秋》与《王昭君变文》加以比较，从中找出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如日本学者金文京先生特别提到《王昭君变文》对《汉宫秋》创作的启发，他说：
《王昭君变文》别出心裁，聚焦于另一位当局者即匈奴单于的心情，大费笔墨描述单于得不到王昭君欢心的苦恼，以及王昭君死后的悲叹和痴恋，至有“公主时亡(亡时)仆亦死，谁能在后哭孤魂”的哀痛，这在成千上万的有关王昭君的作品中可谓仅此一见。后来，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着墨于元帝的后悔和迷恋，另起炉灶，而其主角视点的变换，于《王昭君变文》中已见端倪。[19]88
其实两篇作品叙述视角完全不同。一个立足于番，塑造了单于形象；一个立足于汉，着力于汉元帝的刻画。与其说《王昭君变文》与《汉宫秋》在视点的变换上有着某种联系，倒不如说《汉宫秋》受到当时另一位元曲大家白朴的《梧桐雨》之影响更合情理。《梧桐雨》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了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在叙述角度上，《汉宫秋》中的汉元帝与《梧桐雨》中的唐明皇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在情节上，《汉宫秋》也对《梧桐雨》有所承袭(12)。
以往昭君故事中“昭君怨”“画工恨”“青冢情”三个主题在《王昭君变文》与《汉宫秋》中都有体现，但在主要人物、情节、故事内涵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
首先，人物塑造侧重点不同。《王昭君变文》主要人物是王昭君和单于。《汉宫秋》主要人物是王昭君和汉元帝，尚书和画工毛延寿作为次要人物也很突出，特别是毛延寿成为了整个故事发展的关键人物。由于所处历史背景的不同，两种作品中的单于形象大不相同。《王昭君变文》中的单于是一个正面形象，他对待昭君细致体贴，表达了与唐朝友好相处的心愿。《汉宫秋》中的单于只是一个配角，他受毛延寿怂恿索要王昭君，并非对昭君怀有真正的爱慕，昭君死后，他叹道：“嗨!可惜，可惜!……罢罢罢!就葬在此江边，号为青冢者。”[20]60对昭君的死仅有惋惜，没有变文中单于那种悲痛欲绝的情感描写。关于汉元帝这一人物形象，由于《王昭君变文》前残，现存仅有五处提及“汉帝”“汉王”，其中四处是昭君思念故乡时提及，一处是单于将昭君的死讯报告汉王，并无正面刻画。《汉宫秋》则突出塑造了汉元帝艺术形象，他是全剧抒情主人公，重点突出了他作为一国之君却无力保护自己爱人的痛苦无奈。另外，《汉宫秋》还以大量笔墨塑造了画工毛延寿的形象，并增加了“尚书”这一人物。
其次，具体情节的不同。《王昭君变文》绝大多数情节都在塞外展开，重点在于昭君塞外思乡及单于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汉宫秋》则以汉宫掖庭生活为主，昭君和汉元帝的恩爱、面对和亲威胁时汉朝君臣的懦弱都发生在皇宫；昭君随单于行至“番汉交界”的黑江便投江而死，塞外生活完全没有涉及。
第三，故事内涵的不同。如前所述，《王昭君变文》反映了吐蕃统治下敦煌民众的切身感受，虽有在异族统治下对家国的思念之情，但希望两国和平相处、人民安居乐业是贯串文中的主要线索。马致远生活的时代，正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都十分沉重的时代，《汉宫秋》对此均有反映。汉元帝这一人物体现的是亡国之君的软弱和无助，他对朝臣的斥责，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朝中大臣文恬武嬉、尸位素餐，朝纲废弛、国家危亡的历史必然性[18]153。此外，《汉宫秋》中塑造的毛延寿不仅唯利是图，还成为了出卖国家的民族罪人。这都是作者艺术地反映时代背景的匠心所在。
整体来看，《王昭君变文》和《汉宫秋》虽然对唐前昭君故事的三个主题都有承袭，但两者之间却看不出任何传承关系。因此我们认为：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是吐蕃统治时期流传于敦煌地区的昭君故事，与后世昭君故事是同源异流的传播系统，没有直接传承关系。
注释：
①《琴操》云：昭君恨帝始不见遇，心思不乐，心念乡土，乃作《怨旷思惟歌》……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子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曰：‘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单于举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独青。”突出了“昭君怨”和“青冢”两个主题。《西京杂记·画工弃市》云：“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将昭君不得见幸于单于的原因归结为画工，成为后世昭君故事承袭的重要情节。唐前诗歌中也多有体现，“昭君怨”如石崇《王明君辞并序》、鲍照《王昭君》、沈约《王昭君》等；“画工恨”如梁简文帝《明君词》、隋侯夫人《遣意》等；沈满愿《昭君叹》、陈叔宝《昭君怨》则兼具以上两种主题。总之，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三个主题已定型并盛行。
②据新旧《唐书》记载，唐朝与吐蕃、回鹘等民族的和亲主要有：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乾元元年(758)，宁国公主嫁回鹘毗伽阙可汗；贞元四年(788)，咸安公主嫁武义成功可汗；长庆元年(821)，太和公主出嫁回纥崇德可汗等。
③据《汉书·匈奴传》记载：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琴操》云：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乃吞药自杀。诗歌中描述昭君蕃中生活的有：石崇《王明君辞》、鲍照《王昭君》、沈约《王昭君》、薛道衡《昭君辞》、上官仪《王昭君》、王安石《明妃曲》等。
④《王昭君变文》录文均引自项楚先生《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年。
⑤如《汉书·匈奴传》记载：竟宁元年，……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只是以客观冷静的史家语调陈述历史事件，并未着意于人物刻画。《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未提及单于的反应。《琴操》中单于遣使者朝贺，本人没有露面。诗歌中的单于形象更少，惟储光羲《明妃曲四首》第二首表现了单于对昭君的体贴，诗云：“胡王知妾不胜愁，乐府皆传汉国辞。”
⑥唐“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西北边防空虚，占据河西走廊地区，其中吐蕃统治敦煌在786-848年之间。参见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⑦翦伯赞先生作昭君年谱始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止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张传玺先生赞成这一观点。见翦伯赞《王昭君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1983年，第31页；张传玺《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读剪老〈王昭君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
⑧如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5页；王伟琴《敦煌变文作时作者考论》，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3页。
⑨“市人小说”之名，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中华书局，1985年，第201页。
⑩见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
(11)见P.2237、P.3443《印沙佛文》。
(12)分别参见青木正儿著，隋树森译，《元人杂剧概说》，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92页；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