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法学家、画家金绍城于1909年10月4日参加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于1909年10月5日在北京参观了伯希和随身带的敦煌文献，是中国敦煌学起源的见证人之一。金绍城于1910年8月20日至1911年5月21日进行环球旅行期间，于1910年12月在巴黎两次面见法国汉学家沙畹，了解到沙畹正在考释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从中国新疆、敦煌获得的简牍，并设法从沙畹处获取简牍的照片。为给金绍城提供简牍照片事，沙畹和斯坦因于1910年12月至1911年1月间多次往来通信。沙畹于1913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奥莱尔·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是罗振玉、王国维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的《流沙坠简》一书的资料来源，而这两部名著分别标志着简牍学在欧洲、中国的起源。根据罗振玉为《流沙坠简》写的序言中说，某“乡人(浙江同乡)有自欧洲归者”第一次告诉他有关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消息，该乡人“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本文作者曾推测该“乡人”可能指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现根据新资料放弃前说，倾向于认为该“乡人”更有可能指金绍城。本文证明，金绍城是最早赴欧洲调查中国西陲出土简牍的中国人之一，也是促成中国简牍学起源的中国学者之一。

关 键 词：金绍城  简牍学  斯坦因  伯希和  沙畹

一、引子

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第一次中亚考察期间(1900-1901)在中国新疆获取的汉晋简牍，由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Chavannes，1865-1918)整理考释，主要成果为《丹丹威里克、尼雅、安迪尔诸遗址出土的汉文文书考释》一文，作为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古代和阗》之“附录一”，于1907年由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刊布。①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在新疆、甘肃获取的汉晋简牍，也由沙畹整理考释，主要成果为《奥莱尔·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以下简称《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于1913年由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②因为这两种著作，沙畹被誉为西方的中国简牍学奠基人。

《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一书在牛津出版的过程中，正流亡日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叔蕴，1866-1940)获悉沙畹考释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简牍(以下简称“斯坦因简牍”)的消息，遂致函沙畹，商量为斯坦因简牍拍摄照片事。沙畹为满足罗振玉的请求，后将已付印的《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一份校样寄给罗振玉。罗振玉收到校样后，看到沙畹在对斯坦因简牍的分类、释读等方面尚存不足之处，遂邀同在日本避难的王国维(静安，1877-1927)一起分工合作，根据校样图版对简牍重加分类、整理和考释，撰成《流沙坠简》一书，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③《流沙坠简》被推为近代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罗振玉、王国维也被誉为中国简牍学的开山鼻祖。

关于《流沙坠简》的成书过程，罗振玉于“宣统甲寅正月”(1914年1月26日至2月24日)在日本京都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披露了详情：

光绪戊申，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越二年，乡人有自欧洲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版行，则又为之色喜。企望成书，有如望岁。及神州乱作，避地东土。患难余生，著书遣日。既刊定《石室佚书》，而两京遗文犹未寓目。爰遗书沙君，求为写影。嗣得报书，谓已付手民，成有日矣。于是望之又逾年，沙君乃亟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竭数夕之力，读之再周。……今则斯氏发幽潜于前，沙氏阐绝业于后，千年遗迹，顿还旧观。艺苑争传，率土咸诵。两君之功，可谓伟矣。顾以欧文撰述，东方人士不能尽窥，则犹有憾焉。因与同好王君静安，分端考订，析为三类，写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竟。④

罗振玉说他第一次“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事，时在“光绪戊申”，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至1909年1月21日)。彼时中国尚无关于斯坦因中亚考察的任何报道，罗振玉所获信息只能来自日本报刊。罗振玉又说“越二年，乡人有自欧洲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版行”，明言他获悉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消息来自从欧洲归国的“乡人”(浙江同乡)。所谓“越二年”，可理解为“经过两年之后”，虽不能确切表述时间，但应指1911年上半年。

那么，罗振玉所说的“乡人”究竟为谁?因罗振玉未记录其姓名，后世学者无从确定。笔者多年前曾对“乡人”问题颇感兴趣，根据零星资料做过“大胆假设”，推断罗振玉所记“乡人”应指近代出版家张元济(菊生，1867-1959)。⑤张元济籍贯浙江省嘉兴府海盐县，罗振玉籍贯浙江省绍兴府上虞县，罗振玉视张元济为“乡人”，合情合理。张元济于1910年3月17日从上海起航进行环球旅行，于1911年1月18日返回上海，访欧期间在巴黎拜见过1906-1908年与斯坦因同时进行中亚考察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也访问过沙畹，又在伦敦见了斯坦因，并先后参观了法藏敦煌文献、英藏敦煌文献及简牍。学术界公认，张元济是近代第一个主动赴欧洲调查中国西北文物的中国人，无疑具有向罗振玉提供相关信息的基本条件。

近年来，笔者在研究敦煌学史和斯坦因档案的过程中，认为近代法学家、画家金绍城(拱北，1878-1926)更具有向罗振玉提供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相关信息的条件。金绍城籍贯浙江省湖州府归安县，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府乌程县，符合罗振玉“乡人”的条件。金绍城是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24名参加者之一，于10月5日在北京八宝胡同参观了伯希和随身带的敦煌文献，属于最早关注西北文物的京师士大夫文人圈子。⑥金绍城继张元济之后，于1910年8月20日从上海起航进行环球旅行，于1911年5月21日返回上海，访欧期间虽没有拜见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记录，但在巴黎两次面见沙畹，不仅知道沙畹正在考释斯坦因简牍，而且还设法从沙畹处索要简牍的照片，以备日后在中国影印刊布之用。

虽然我们迄今尚未找到张元济或金绍城向罗振玉通风报信的具体证据，但仅对他们赴欧洲调查西北文物的过程略做探究，就足能为中国敦煌学史或简牍学史增添光彩了。多年前，笔者已对张元济在欧洲调查伯希和搜集品、斯坦因搜集品的过程进行过研究。⑦考虑到金绍城在中国敦煌学起源过程中应算是近距离见证者之一，在中国简牍学起源过程中更应占有一席之地，笔者不揣浅陋，现试从中国敦煌学史和中国简牍学史的角度出发，对金绍城于1909年在北京调查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于1910年在巴黎调查斯坦因简牍的过程进行一次粗浅的梳理。

二、金绍城的留英背景和早期仕途

金绍城，又名金城，字巩伯、拱北等，号北楼、藕湖等，1878年10月21日出生于江南首富之镇湖州府乌程县南浔镇。其祖父金桐(竹庭，1820-1887)因经营“湖丝”而发家致富，成为南浔富豪“八牛”之一。其父金涛(辰三，1855-1914)于1875年出任浙江省处州府缙云县学训导，于1881年赴北京任中书科中书，不久“以亲老乞归”南浔，继承祖业，又在上海开金嘉记丝行和当铺，经营房地产，因成巨富。金绍城自小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课余尤爱绘画，无师自通。1896年，金绍城应童子试不第，此后无意科举，将主要精力放在绘画方面。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金涛“怵于世变”，不愿让金绍城及其弟妹再走科举仕途，先后将“七子、五女尽遣游学欧美”。⑧1902年，金绍城带领二弟金绍堂(仲廉，1880-1965)、三妹金章(陶陶，1884-1939)和三弟金绍基(叔初，1886-1949)，赴英国伦敦留学。

金氏兄妹到伦敦后，主要在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旧译“铿司大学”、“肯司大学”、“王家书院”、“英王书院”等)学习。因金绍城兄妹在国内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很难考取国王学院的入学资格，无法成为该校的正式注册学生。因此，他们在国王学院学习期间，只能以旁听的方式，选修过化学、英语、现代史、哲学、法律、电子工程等课程。其中，金绍城主修法律之外，还与金章一起学习美术。⑨金绍城留学伦敦期间，主要兴趣仍然在绘画方面，利用遍游欧洲各国的机会，参观各美术馆和博物馆，吸收西方美术理念和技巧。因旁听生在英很难继续深造，金绍城兄妹不得不于1905年结束了在伦敦的学习，取道美国返回中国。为了纪念这次为期3年的留学经历，金绍城后来自刻一方篆印，其文曰：“余自壬寅(1902年)迄乙巳(1905年)环球一周，身历十国，迹遍三洲，刻印记之。金城。”⑩可知他这次环游亚、欧、美三大洲期间，一共走访过10个国家。

金绍城回国后，得到江苏省苏松太道道台袁树勋(海观，1847-1915)的力荐，担任专“理中外商民诉讼之所”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襄谳委员。1905年12月，金绍城因主审“黎黄氏贩卖女童案”期间与英国驻上海领事针锋相对，《申报》连篇累牍加以报道，而名噪一时。1906年11月6日，清廷厘定中央官制，原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以沈家本(子淳，1840-1913)为正卿。沈家本与金绍城同为浙江省湖州府归安县人，又爱才心切，遂于1907年初将金绍城招往北京，聘为编订法制馆协修，奏补大理院刑科推事。

金绍城在北京期间，与京师士大夫文人圈子中的各色人等都有交往，尤其与浙籍官员交往频繁。仅据学部主事、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人许宝蘅(季湘，1875-1961)的日记不完全统计，从1907年2月1日始，到1909年4月2日止，许宝蘅在27篇日记中记录了他和金绍城的各种交往活动。(11)金绍城与许宝蘅面谈的内容，有时侧重美术方面。如1907年12月8日，许宝蘅“访巩伯，谈。观其所临石谷《十万图册》，甚佳。又观其所制铜片照像、近刻印章”；(12)1908年3月5日，许宝蘅下班后“出长安门，访巩伯，午餐。巩伯倩许光甫为临两峰《鬼趣图》，并将各题跋倩友分录。虽非真迹，亦甚有佳致。余为书二跋”；(13)1909年2月12日，许宝蘅“访巩伯，观其与周乔年合临王廉州画册，及所临云住、清湘画二幅，甚佳。十一时归”。(14)但在更多情况下，他们还是谈论与浙江有关的事情。如许宝蘅1909年4月2日日记中，记录了金绍城嘱他留意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1863-1945)雇华人密探来京侦查英资建筑浙江铁路进度的事情：

闻金拱北云：得沪上西友书，濮兰德现购一湖州同乡黄介寿来京，侦探沪杭甬路事，嘱余留意。余谓：现在情形，英人无干涉路事之权。前闻穰卿(汪康年)云：英使闻外部声言浙路工程草率、于借款股东不利等语，余即谓：英人但能按约按期收回借款，至于路工之美恶，何劳干涉?而现在又有濮兰德购人侦探之举，莫名其命意之所在，当留心伺查之。(15)

除了许宝蘅之外，金绍城与大理院推事江庸(翊云，1878-1960)、刑部主事董康(授经，1867-1947)、学部谘议官王式通(书衡，1864-1931)等人关系也很密切。江庸之父、学部参事官江瀚(叔海，1857-1935)在其日记中3次提及金绍城，多与美术有关。(16)如江瀚1908年3月4日日记记录：“庸儿(江庸)乞金巩伯摹顾亭林先生像成”；(17)江瀚1909年2月5日日记记录：“遂至火神庙观书画，庸儿亦在此游览。遇金巩伯、王书衡……”(18)

1909年内，金绍城在北京为其三妹金章作伐，与留法归国生王继曾(述勤，1882-1950?)喜结连理。王继曾籍贯福建省福州府闽县，系当地名门望族。其曾祖父王庆云(雁汀，1798-1862)曾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等职；其伯父王仁堪(可庄，1849-1893)为1877年(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曾任山西学政、江苏镇江府知府、苏州府知府等职；其父亲王仁东(旭庄，1852-1917)曾任江苏提学使等职。王继曾于1902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赴法国巴黎留学7年，先后就学于法国高等商业学校( des Hautes Etudes Commerciales)和巴黎私立政治学学院(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1908年8月14-20日，第15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sts)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王继曾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的参会代表。王继曾于1909年初毕业回国后，被军机大臣、学部尚书张之洞(孝达，1837-1909)聘为秘书。王继曾于1909年9月来北京时，刚丧妻不久，于是金绍城将金章许配给王继曾作继室。

张之洞于1909年10月4日去世后，王继曾被学部派为留法学生监督，决定出国前先至湖州与金章完婚。江瀚日记中反映了与此事有关的一些具体日期。如1909年11月10日，江瀚“饭已，到署。晤王旭庄之子继曾(似字述琴)，新派法国游学生监督”；(19)11月22日“晚，王述琴辞赴尊人粮仪任所。拟湖州就婚后，即往巴黎也”；(20)11月23日，江瀚“又写函，送述琴行”。(21)由此可知，王继曾应于1909年11月23日左右离开北京，先到湖州与金章完婚，然后于年底偕金章赴巴黎，就任留法学生监督。

金绍城于1907-1909年在北京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的过程中，有机会进入第一批结识伯希和并参观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的中国人之列。有了这次经历，使他日后萌生了在巴黎调查敦煌文献的想法。也正是金章与王继曾的结合，才使金绍城日后有在巴黎逗留较长时间的理由和条件，最终得以在沙畹处调查斯坦因简牍。

三、金绍城在北京参观敦煌文献的过程

斯坦因在其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07年3-6月在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考古，是导致藏经洞出土文物大规模外流的第一个欧洲人。伯希和在其中亚考察过程中，于1908年3-5月在莫高窟考古，是导致藏经洞文物大规模外流的第二个欧洲人。斯坦因本是印度学家，与中国学术界素无瓜葛，因此其考察活动从中国西陲后门入境，再从后门出境，在中国内地没有引起关注。而伯希和本是中国学家，与中国内地学术界关系密切，其考察活动从中国西陲后门入境，在北京结束。伯希和在北京将大部分文物运回法国后，只随身携带一小部分敦煌文献，返回工作地点法属安南(越南)河内。

斯坦因结束第二次中亚考察之后，于1909年1月返回欧洲。他在考察期间所获新疆、甘肃文物，包括万余件敦煌文物，也于1909年1月底运抵英国伦敦，入藏大英博物院(British Museum)。斯坦因回到英国后，在欧洲范围内组织各国权威学者分门别类整理、考释其文物搜集品，其中的汉文简牍类文物定由沙畹考释。从1909年夏季开始，大英博物院需要通过法国驻英国大使馆，分批将斯坦因简牍实物从伦敦寄给巴黎的沙畹。1910年春，斯坦因一边在意大利鲁塔(Ruta)的一间旅馆里撰写其第二次中亚考察游记，一边写信遥控大英博物院的助手弗罗伦斯·玛丽·格兰·罗里梅尔(Florence Mary Glen Lorimer，1883-1967)等人，让大英博物院于1910年3月1日将最后一批简牍寄给了沙畹。沙畹收到后，于3月21日给大英博物院写了回执。斯坦因于3月16日从鲁塔给罗里梅尔写信询问说：“写在木牍和纸张上的汉文文书，是否已经发送给了沙畹先生?他是否已经写回执通报安全接收了它们?”(22)罗里梅尔于3月21日回复说：“这些东西已于3月1日从这里寄了出去，沙畹先生也于今天写来了回执。”(23)沙畹在考释斯坦因简牍的过程中，定期给斯坦因写信，汇报考释结果。

当沙畹在巴黎紧锣密鼓地考释斯坦因简牍时，伯希和还在河内忙着为调回巴黎任职做准备。1909年，伯希和奉调返回巴黎，拟任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中亚学讲座教授。他于1909年5月21日随身携带十几件敦煌文献离开河内，计划先在中国北京等地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图书，再乘火车取道俄国返回巴黎。1909年7月10日前不久，伯希和到达北京，此后在琉璃厂等处选购图书。大约两个月后，王式通和董康打听到伯希和携带着敦煌文献逗留北京的消息，于是请一位美国人当介绍人，拜见了伯希和，参观了敦煌写本。关于这位美国籍介绍人，笔者曾推测为直隶总督(前两江总督)端方(午桥，1861-1911)的新政顾问约翰·卡尔文·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24)现有新资料显示，美国人弗里德里克·马克密(Fredrick McCormick，1870-1951)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马克密当时是美、英多家报纸驻华特派记者，1908年参与创建“中国古物保存会”(China Monuments Society，中文名“亚洲文艺会”)，自任干事(书记)。(25)

王式通和董康确认伯希和搜集品系唐代写本后，便计划邀请北京的同好者结社集资，为伯希和搜集品拍摄照片，最终由董康诵芬室印行。为此目的，董康力邀其好友罗振玉参与调查工作。罗振玉时任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当他从董康处听说伯希和携敦煌唐人写本留京的消息后，便约王国维等好友于1909年9月28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上午同访伯希和，参观敦煌卷子。罗振玉回家后，于9月29日将所闻所见整理成一篇记述短文《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实际上是一篇简单的记录和目录。罗振玉撰写《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的首要目的，是为王式通、董康发起的结社集资刊印敦煌写本的计划而服务，撰成后立即交由董康自家的诵芬室刊印，于10月3日印成8页单行本。(26)

1909年10月4日，北京士大夫圈子里一部分愿意结社集资影印刊布敦煌文献的积极分子，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27)罗振玉因病缺席，但他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得以在席间散发。参加这次公宴的宾主共24人，但至今尚无完整的名单。其中记录参宴者人名最多的一条资料，是江瀚的1909年10月4日日记：

日昳，到署。晚赴六国饭店，公法国伯希和君，并美国马克密君。晤宝瑞宸、刘仲鲁、恽薇孙、刘幼云、王书衡、柯凤荪、徐梧生、金巩伯、姚俪桓、董授经、蒋伯斧、王静庵、王捍郑、吴印臣(昌绶)、耆寿民(龄)。盖伯希和游历新疆、甘肃，得唐人写本甚多，叔韫已纪其原始。同人拟将所藏分别印缮，故有此举。伯君于中学颇深，不易得也。(28)

由此可知，参加公宴的宾主除了伯希和、马克密和江瀚外，还包括学部右侍郎宝熙(瑞臣，1868-1931)、大理院少卿刘若曾(仲鲁，1861-1929)、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薇孙，1862-1918)、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幼云，1868-1932)、王式通、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忞(凤荪，1850-1933)、学部国子监丞徐坊(梧生，1864-1916)、金绍城、大理院推事姚大荣(俪桓，1860-1939)、董康、学部咨议官蒋黼(伯斧，1866-1911)、学部总务司行走王国维、学部编译图书局副长王仁俊(捍郑，1866-1913)、内阁中书吴昌绶(印臣，1868-1924)、农工商部左侍郎耆龄(寿民，1870-1931)等人。

金绍城于1909年10月4日晚参加公宴期间，与伯希和约定次日上午8-12时前往伯希和在八宝胡同的租屋参观敦煌文献。当晚，金绍城给民政部左丞汪宝荣(衮甫，1878-1933)打电话，相约次日一起前往。10月5日，金绍城和汪荣宝如约一起参观了伯希和携带的敦煌文献。据汪荣宝1909年10月5日日记记录说：

早起。闻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石室中获得古书数十种，大半寄回中国。今其人在京，尚携秘笈十余种。都中士大夫嗜古者，争往求观。昨金巩伯电约，今日午前八时至十二时均可往观。十时倾，诣八宝胡同访之。得见唐写本《书·顾命》一页(内异文甚多，“率循大卞”作“率循大法”)、唐绣《佛说斋法清净经》一卷、唐写《老子化胡经》；又唐拓《太宗温泉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化度寺碑》残本，均精妙无伦；又宋刻(太平兴国五年)《大随求陀罗尼经》数种。罗叔蕴参事为作书目，中有数种已付照印云。午刻回寓，闻南皮相国以昨日午后十时大去。(29)

伯希和在接待来访的中国学者过程中，反复强调英国的斯坦因先他而到敦煌考古的事实，以将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引到斯坦因的身上。据王仁俊于1909年10月14日(宣统元年岁在己酉九月朔日)为其《敦煌石室真迹录》一书撰写的自序中说：“先是，英印度总督已派员斯待讷(即斯坦因)，搜石室书梵夹文，载归伦敦博物院。伯君所得，则三分之一也。所得四部各经卷之尤精者，已寄回巴黎矣。伯君来都，贤士大夫咸往访之。俊则赍油素，握铅椠，怀饼就钞者四日。”(30)罗振玉于1909年12月7日、1910年1月6日在《东方杂志》第6年第11期、第12期上连载的《莫高窟石室秘录》一文中也说：“伯希和君言：英人某亦尝游窟室，购去不少，而以旁行书为多。伯君返国，拟往伦敦一观，允寄其目，不知其中更有秘籍几许?耿耿此心，与伯君归帆俱西驰矣。”(31)此后，中国学者的注意力也集中到了斯坦因的身上。

四、金绍城与张元济在伦敦的会面

斯坦因、伯希和返回欧洲后，商务印书馆董事、编译所长张元济捷足先登，远赴欧洲调查敦煌文献。张元济于1910年3月17日从上海起航，经东南亚、红海、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于5月2日至荷兰鹿特丹，于5月4日抵达英国伦敦。张元济到达伦敦后，很快拜访了清驻英公使李经方(伯行，1855-1934)和使馆二等参赞陈贻范(安生，1871-1919)，得到了李、陈二人的大力帮助。

张元济逗留英国期间，斯坦因也正在英国，经常往来于伦敦和牛津之间，但主要居住在牛津大学的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1910年6-7月，在斯坦因的组织下，大英博物院举办了第一次敦煌文物展览，主要目的是在欧洲学术界范围内征集各类文物的整理考释合作者，所以只限于学者小圈子参观，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伯希和此时也来到伦敦，快速检查了斯坦因所获1万余件敦煌汉文写本，并主动承担了编目任务。由于张元济此前并不知道斯坦因的中亚考察，更不知道斯坦因搜集品的收藏情况，所以在访英之初没有立即前往大英博物院调查敦煌卷子，也失去了参观第一次敦煌文物展览的机会。

就在伦敦举办第一次敦煌文物展览的前后，张元济历游了英格兰和爱尔兰，又赴欧洲大陆旅行，先后访问了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意大利等国，再从意大利到法国巴黎访问。张元济至法国巴黎的时间，应在1910年10月下旬。张元济在巴黎期间，于1910年10月26日参观了伯希和搜集品。伯希和当时正着手为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编目，他在和张元济交谈过程中，透露了有关斯坦因敦煌考古以及英国藏斯坦因搜集品的情况。张元济得知斯坦因搜集品的情况后，于1910年10月30再从巴黎返回伦敦。

就在张元济漫游欧洲大陆时，金绍城也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图1(32))。由美国司法部主办的第8届国际监狱大会(International Prison Congress)定于1910年10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美国署理驻华公使亨利·费勒器(Henry Fletcher，1873-1959)于1909年12月15日致函清廷总理外务部的庆亲王奕劻(1838-1917)，邀请中国派员参会。清廷商议后，决定派精通英语的大理院刑科推事金绍城、李方(楠芳，1877-?)为专员，前往参会，金、李又邀王树荣(仁山，1871-1952)为随员。金绍城一行于1910年8月20日从上海起航，途经日本，于9月19日抵达美国旧金山。10月3-9日，金绍城一行在华盛顿参加了国际监狱大会。金绍城在华盛顿逗留期间，与正在纽约的马克密通信，商定稍后在纽约的行程。据金绍城10月9日日记记录：“西友麦康密克(即马克密)来函。”(33)国际监狱大会结束后，金绍城等在美国各地旅行，于10月30日到达纽约。10月31日，马克密陪同金绍城参观了大都会美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金绍城当日日记中记录说：“与西友麦康密克往观美术博物馆。”(34)金绍城一行在美国游历过程中，顺便考察了美国的审判制度、监狱、看守所和各类教养院。

金绍城在美国忙着四处参观监狱时，张元济正在伦敦为拜见斯坦因、参观英藏敦煌文献而忙碌。张元济从巴黎返回伦敦后，请陈贻范帮助他与斯坦因取得联系，并介绍他去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搜集品，陈贻范遂于1910年10月31日从清朝公使馆给张元济写了一封致斯坦因的介绍信。(35)张元济得到陈贻范写的介绍信后，便在此后几天前往大英博物院，目的之一是调查斯坦因搜集品，目的之二是寻找斯坦因。大英博物院负责汉文图书的管理员莱昂纳尔·翟理斯(Lionel Giles，1875-1958)接待了张元济，并领张元济参观了一些馆藏汉文古籍和敦煌文物展览品。翟理斯告诉张元济说，调查敦煌文献须征得斯坦因的同意。翟理斯还向张元济建议说，可事先给斯坦因在牛津的地址写信，预约在伦敦的见面时间。

于是，张元济于1910年11月4日给斯坦因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地址写了一封信，信中还附寄了陈贻范的介绍信。张元济致斯坦因信中首先说明他的目的：“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您在中国敦煌发现的那批中国古书搜集品，它们现藏大英博物院，并在您的看管之下。而且，我还更加急切地想要认识一下您。”张元济在信中和斯坦因约定见面的时间：“(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的小翟理斯先生告诉我说，您并不经常去牛津。由于我将于本月9日离开这个国家，由于我的时间很紧迫，所以如果您能好心地让我得到一个见见您的机会，并且约定一个对您来说最为方便的时间和地点，那我将把这件事看作是施与我的莫大恩惠。”(36)斯坦因收到张元济于11月4日(星期五)写给他的信后，给张元济回了信。考虑到张元济已定于11月9日(星期三)离开伦敦，故斯坦因约定于11月7日(星期一)或11月8日(星期二)在大英博物院见面。

就在张元济四处寻找斯坦因的这段时间里，金绍城于1910年11月1日从纽约起航，前往欧洲考察。张元济与斯坦因见面前后，金绍城一行于11月7日在英国普利茅斯上岸，同日到达伦敦。金绍城到伦敦后，直接赶往清朝驻英使馆，拜访李经方和陈贻范。金绍城当日日记中记录说：“晨六句钟(6时)，至泼来麦次口岸(普利茅斯港)。晴。乘专车至伦敦。与楠芳、仁山同至使馆，见李伯寅(指李经方)钦使及陈安生。”(37)11月8日，陈贻范在伦敦的著名广东餐馆探花楼宴请金绍城一行，并邀张元济等作陪，实际上也是为张元济饯行。金绍城得知张元济定于次日离开伦敦的消息后，又于散席后到张元济下榻的旅馆送行。金绍城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夜，陈安生约饮于探花楼。徐子璋、张菊生同在座。出至照相会，听演说‘照相与美术之关系’。与旧友罢脱雷脱谈至十句钟。又到菊生处送行。十二钟，回寓。”(38)张元济已于当日或前日在大英博物院见过斯坦因，参观过敦煌文献，但在和金绍城交往过程中，竟未透露半点消息。11月9日，张元济离开伦敦，金绍城于当日又“致张菊生一函”。(39)张元济离开伦敦后，从南安普顿起航，经美国、日本，于1911年1月18日返回上海，结束了他的环球旅行。张元济离开英国后，金绍城一行继续在英国四处游览、考察。

1910年12月1日，金绍城一行离开英国，当日乘船、车到达法国巴黎，王继曾和金章到火车站迎接。金绍城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六句钟，抵巴黎。述勤、三妹在车站相候。夜，在三妹处谈至十二钟始归。”(40)此时王继曾一家住在巴黎第七大区的瑞卡米尔大道4号(4rue Récamier)，金章已有半年身孕。

1910年12月3日，金绍城分别给法国汉学家阿诺尔德·雅克·安东·微希叶(Arnold Jaques Antoine Vissière，1858-1930)与伯希和写信，商量拜见事。据金绍城当日日记说：“致微希叶、伯希和二君函，皆法国东方学名家也。伯君得燉煌秘籍，故函商请往一观。”(41)微希叶于1882年来华充当法国驻华公使馆翻译生，1883-1892年任法国驻华公使馆代理翻译、翻译，1892年6月调署法国驻上海总领事，1894-1899年以二等领事衔任使馆翻译，1899年返回法国。从金绍城日记的口吻判断，他与微希叶应属旧识，但不知相识于何时。伯希和与金绍城已于1909年10月在北京相识，金绍城给他写信的主要目的，是参观法藏敦煌写本。但不知何故，金绍城写给伯希和的信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在这种情况下，金绍城只好先拜访沙畹。(图2(42))

五、金绍城在巴黎调查斯坦因简牍的过程

沙畹于1910年11月基本完成对斯坦因简牍的考释工作后，于11月28日托法国驻英国大使将最后两箱子汉文简牍和考释成果带回伦敦，交还大英博物院。法国驻英大使馆秘书于12月2日给正住在牛津默顿学院的斯坦因写信说：“我很荣幸地让您知道：沙畹先生将两盒子汉文文书转送到了本大使馆，上面写的是您的收件地址。至于您选择应在何时要将它们给您寄去，将任由您来处置。”(43)沙畹也于12月4日给斯坦因写了一张明信片，告知已奉还文书箱子之事。

斯坦因于1910年12月5日专程从牛津去伦敦，代表大英博物院接收了沙畹寄来的文书箱子及考释手稿，返回牛津后又收到沙畹的明信片。12月6日，斯坦因从默顿学院给沙畹写信说：

昨天我在伦敦，非常安全地接收了您寄来的箱子，还打开了您的手稿，感到极为满意。昨晚很晚的时候，我才从伦敦返回，一回到这里就收到了您的明信片。看到您的所有劳动成果，我的内心充满了怎样的最崇敬之心和最愉快之情，我简直无法以适当的方式告诉您。您竟然以一种令人称奇的彻底精神和清晰方式，将这批充满魅力但又极为难懂的材料整理了出来。在我看来，在所有对我的旅行成果怀有兴趣的朋友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仅仅是对这些文书进行整理和分类，原本就应该是一项需要花费长年累月才能完成的任务。而您却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大功告成，完成了对它们的解读、翻译和考释。即便我不是一个汉学家(噫嘻!)，我也能够看得出来，您的成果一定是一座蕴藏着各种类型古物学信息的宝库。(44)

此时的沙畹既已给斯坦因交稿，也交还了汉文简牍的原件，手头只能保留一些考释成果的底稿和汉文简牍的照片。金绍城于此时拜访沙畹，已看不到斯坦因简牍的原件。

根据金绍城1910年12月10日日记，他于当日第一次“往访西友沙畹，乃法之东方学博士也。以所著书见赠。长于考古之学，于中学研究颇深。”(45)金绍城在没有事先约定的情况下，直接去拜访沙畹，并称其为“西友”，可见他们此前早已相识。至于金绍城和沙畹相识的具体时间，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无非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是金绍城于1902-1905年留学英国期间曾游历欧洲，其间在巴黎与沙畹相识。金绍城尝自称他在那次“壮游海外”过程中“环球一周，身历十国，迹遍三洲”，其中肯定包括法国。第二是沙畹于1907年3月27日至1908年2月5日间在华北考古期间，在北京与金绍城相识。金绍城在拜访沙畹的过程中，了解到沙畹已考释斯坦因简牍之事，请求沙畹设法为他拍摄斯坦因简牍的照片。

1910年12月13日，金绍城前往巴黎的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参观馆藏中国文物。他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

至歌规味博物院(即吉美博物馆)。……此博物院为一千七百年路易十四世所开，中藏我国内府图器珍物无算。玉器尤夥，皆庚申(1860年)、庚子(1900年)两役之祸流落海外者也。请于主人，出而遍观之。……诸印为法国一老人所藏。观毕，赠以古龟卜遗骨一匣，乃河南汤阴县开铁路掘出者。文有干支字可辨，断为占卜之用。或疑为古龟币者，非也。王君仁山作考证一篇赠之，并贻以印色一盒，老人意颇欣然。(46)

这段日记中的“赠以古龟卜遗骨一匣”一句，应指金绍城向吉美博物馆的印玺藏品主人赠送了一盒甲骨文。金绍城带着一批河南汤阴出土的甲骨文周游世界，在其日记的其他地方没有记录。而他只赠送给吉美博物馆，其背景令人颇难理解。

1910年12月13日晚，沙畹到王继曾寓所回访金绍城。王继曾是清政府的留法学生监督，管理所有在法中国留学生，而沙畹是法兰西学院中国学教授、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院士，两人此前理应相识。金绍城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傍晚，回至述勤处。见法国东方学博士沙畹，赠以石印画数册。谈及杀人之制，似颇不以密行主义为然，以为恐易启暗杀之弊，盖法国犹仍刑人于市之制。安于旧习而不变，法之博学者且然，于中国之老旧学家又奚怪焉。”(47)金绍城只记录说他和沙畹讨论了死刑问题，实际上还应谈及斯坦因简牍、河南出土甲骨文等考古学方面的事情。金绍城此时有求于沙畹，可能也给沙畹赠送了一部分甲骨文残片。沙畹回家后，给金绍城写了一封信，并附赠了自撰的著作，作为回礼。金绍城于12月15日收到沙畹的来信和赠书，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夜，至述勤处。集议下次欧洲开赛会时拟创振华公司事。得沙畹函，以所著书见赠，乃考求东方学问之籍也。”(48)

金绍城向沙畹提出要为斯坦因简牍拍摄照片、在中国刊布的请求，沙畹在搜集甲骨文方面需要金绍城的帮助，因此非常愿意帮助金绍城。但金绍城知道此事必须要事先征得斯坦因的同意，于是于1910年12月15日从巴黎给斯坦因写了一封信，介绍金绍城，并代表金绍城提出为简牍拍摄照片的请求。该信的有关段落如下：

我现在要离开话题，谈另一件事情。我认识一个中国人，名叫金绍城(Kin Chao-Sch’eng)。他奉派前往美国研究监狱制度，回国途中来到了巴黎。他对考古学极感兴趣，委托我为一些汉代简牍拍摄照片。他特别想要获得您的准许，将这些汉简在中国影印。我让他复制了十几支汉简，以满足他的愿望。

金先生得到了一些1900年发现于河南省北部的龟甲残片。……用于占卜的龟甲残片，都是公元前约1500年的殷朝遗留下来的。参见查尔方特(Chalfant)的《早期中国文字》，发表于《卡耐基博物馆馆刊》第4卷第1期第30-35页。金先生的通信地址是：

巴黎第七大区(Paris VII)，瑞卡米尔大道4号(4rue Récamier)，

王继曾(Wang Ki-tseng)转，

金拱北先生(Mr.Kung-pah T.King)收。(49)

沙畹在信中提到的查尔方特，即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弗朗克·赫灵·查尔方特(方法敛，Frank Herring Chalfant，1862-1914)，他于1887年来华，在山东潍县传教19年，其间研究中国考古学，从河南收购了大量甲骨文。查尔方特返回美国后，于1906年在《卡耐基博物馆馆刊》第4卷(1906-1911年卷)第1期上发表《早期中国文字》一文。(50)沙畹向斯坦因介绍金绍城所获甲骨文的情况，是想说明他与金绍城保持联系的价值。沙畹将金绍城在巴黎的通信地址告诉斯坦因，显然是希望斯坦因能于近期给金绍城写信，直接商谈金绍城在中国刊布斯坦因简牍照片的问题(图3(51))。

斯坦因收到沙畹的1910年12月15日来信后，于12月20日给沙畹写了回信。斯坦因在沙畹信左上角上用铅笔注明：“1910年12月20日回复。”但我们尚未找到斯坦因致沙畹信的原件或抄件，不知他在信中表达了怎样的意见。虽然沙畹将金绍城在巴黎的通信地址告诉了斯坦因，但根据金绍城的日记，斯坦因没有直接给他写过信。

六、结语

自1910年12月15日、12月20日沙畹和斯坦因之间往来通信后，两人多次在往来通信中讨论了金绍城拍摄斯坦因简牍照片的问题。12月23日，沙畹给斯坦因写的明信片上，“附记”中提到为金绍城拍摄汉简照片事。(52)12月29日，沙畹又给斯坦因写过信。(53)根据斯坦因的通信记录，他于1911年1月16日、1月19日都给沙畹写过信。(54)1月21日，沙畹在写给斯坦因的明信片上，又提到为金绍城拍摄斯坦因汉简照片的事情。(55)根据斯坦因的通信记录，他于1月24日也给沙畹写过信。(56)沙畹收到斯坦因的1月16日、1月19日信后，于1月25日给斯坦因写了一张明信片。(57)沙畹和斯坦因之间的这些谈及金绍城的往来通信中，沙畹致斯坦因的明信片多语焉不详，字迹潦草，模糊不清，无法用于深入研究。只有找到更详尽的斯坦因致沙畹信，才有可能澄清这一问题。但可惜的是，这几封涉及金绍城的斯坦因致沙畹信，斯坦因并没有保留炭纸复写抄件。至于斯坦因致沙畹信的原件，肯定原存于沙畹手中。笔者十余年来虽竭力调查，至今还没有找到斯坦因致沙畹信的收藏地点。关于沙畹帮助金绍城拍摄斯坦因简牍照片的详细研究，还有待于今后新资料的问世。

1910年12月18日，金绍城一行离开巴黎，先后在西欧、北欧、中欧、东欧、南欧各国考察，于1911年3月14日返回法国巴黎。3月31日，金绍城暂离巴黎，前往英国伦敦筹措回国资金，4月13日又返回巴黎。4月18日，金绍城一行离开巴黎，在法国南海岸登船，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再经新加坡、香港，于5月21日到达上海。

金绍城回国后，一直居住在北京，先后担任大理院统计科长、集议处长、民政部咨议官等职。根据目前所见资料判断，向罗振玉透露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信息的“乡人”，如果只能从张元济、金绍城两人中确定一人的话，那么金绍城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张元济固然也有可能从斯坦因、沙畹、伯希和等处获悉沙畹正在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情况，但他在巴黎时的主要兴趣是伯希和所获敦煌文书。而金绍城不仅在巴黎与沙畹多次交往，而且亲眼见过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情景，更符合罗振玉所记“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的条件。当然，金绍城于1911年5月21日回国后，通过何种途径向罗振玉提供相关信息，我们目前尚未发现确证。关于罗振玉与金绍城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待于深入探究的课题。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王国维于12月上旬举家流亡日本。此后数年间，罗振玉、王国维以京都为中心，从事学术研究研究，并与伯希和、沙畹、斯坦因等人“移书论学”。1912年8月10日，斯坦因从克什米尔给沙畹写信说，大英博物院将给沙畹寄去一套新疆出土汉文封泥的拓片和照片，请沙畹考释。(58)沙畹此时工作繁忙，不想承担更多的考释任务，于是在9月3日给斯坦因写信解释说，他考释汉文封泥有困难，而在伯希和的推荐下，他首先考虑邀请罗振玉来协助这些工作。(59)这是沙畹首次向斯坦因提及罗振玉。斯坦因收到沙畹来信后，于9月30日给沙畹回信说：

您提出建议说，要让一些中国博学之士开始进行工作。这个建议听上去好极了，我将很乐意遵从您的建议。但是，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中国学者，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因此，假如您能够为罗振玉先生(Mr.Lo Tchen-yu)或其他任何有可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写一份介绍性的和解释性的短文，然后将它寄给大英博物院斯坦因搜集品部的弗·罗里梅尔小姐，那么她接下来就会将这篇短文连同照片影印件一起，再寄给您所推荐的那位学者，并要求他撰写出一些释文来。如果最终能够将他的成果连同您的评述部分一起，都纳入到我的详尽报告书里来，那必定是大有好处的。由于您的评述部分将有可能于明年夏季付印，假如您能够再写几句话，向罗振玉先生解释一下这项任务的紧迫性，那将是极有帮助的。(60)

1912年10月25日，沙畹又给斯坦因写信，介绍了伯希和与罗振玉在北京相识的过程，又介绍了罗振玉正流亡日本的情况。(61)从此以后，罗振玉与沙畹之间往来通信日益增多，两人的研究方向也逐渐趋近。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沙畹最终于1913年底将《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的校样寄给罗振玉，使罗振玉、王国维得以撰成《流沙坠简》，于1914年2月出版。《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全书共收录汉文文书991件，而《流沙坠简》从中提取588件重加考释。《流沙坠简》出版后，很快在中国国内流传开来。宝熙之子志林(叔壬)于1914年6月给许宝蘅送来一部该书，许宝蘅在6月8日日记中记录说：

志叔壬(林)送来《流沙坠简》一部，系罗叔言所编，系法人斯坦因所得于我西域之汉晋简牍。所出之地凡三：一为敦煌西北之长城，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三为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处。法人沙畹为之考释，影印成书。叔言与王静安又为移译，加以考订，足证古代简策之制。(62)

《流沙坠简》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中国简牍学的诞生，也标志着近代考古学领域里，又出现了一门注定需要中外合作的学科分支。

敦煌学、简牍学和甲骨学，是近代中国考古学领域的三大显学。根据上文所述可知，金绍城与这三大显学之起源或多或少都有关联，但始终未能入门。他与三大显学在西方的主要奠基人沙畹为友，也与三大显学在中国的主要奠基人罗振玉、王国维有关。早在罗振玉、王国维染指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简牍之前，金绍城已于1910年12月在巴黎调查过这批简牍，但他本人却没有深入研究过简牍学。金绍城志趣在绘画，以法律为本职，但没有接受过传统的国学教育，不胜任专门的学术研究。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具体说，在中国敦煌学史、中国简牍学史、中国甲骨学史上，金绍城只起到过“点缀”的作用。尽管如此，随着学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具体，历史上学者们的任何业绩都值得彰显。

进入民国后，金绍城历任北京大学商科大学学长、江南查办史、内务部佥事、众议院议员、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等职，但业余仍以绘画为主事，获得“南顾(顾逸鹤)北金”、“南画正宗”等美誉。金绍城于1914年在故宫文华殿和武英殿创办古物陈列所，于1920年创建中国画学研究会。画学研究会成立之初，金绍城与日本画界商定，合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隔年在两国轮流举办一次。1926年，金绍城率团赴日本东京、大阪参加第4届联展会后，归途染病，于9月6日在上海去世，享年49岁。

注释：

① Chavannes,‘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Sites of Dandan-Uiliq,Niya and Endere’(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Chavannes),in M.Aurel Stein,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Vol.I,Apendix A,Oxford:Clarendon Press,1907,pp.521-547.

② Chavannes,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Publiés et Traduits par Chavannes,Membre de l’Institut,Professeur au Collège de France),Oxford:Imprimerie de l’Université,1913.

③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京都：东山学社，1914年。

④罗振玉《流沙坠简》序一，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第1页。

⑤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⑥王冀青《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事件杂考》，《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第174页。

⑦王冀青《斯坦因与陈贻范交游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60-65页。

⑧陈宝琛《清故通议大夫大理院推事金君墓志铭》，金绍城著、谭苦盦整理《十八国游历日记·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藕庐诗草》(以下简称《十八国游历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附录一，第248页。

⑨陆剑《民初北方画坛领袖金城留洋诸问题考》，《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65-68页。

⑩金城《北楼印存》，第1册，印章2。转引自陆剑《民初北方画坛领袖金城留洋诸问题考》，《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66页。

(11)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册，第118-241页。

(12)许宝蘅1907年12月8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日记，《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56页。

(13)许宝蘅1908年3月5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日记，《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70页。

(14)许宝蘅1909年2月12日(宣统元年正月廿二日)日记，《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34页。

(15)许宝蘅1909年4月2日(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二日)日记，《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41页。

(16)江瀚著、马学良整理《江瀚日记》(影印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540-672页。

(17)江瀚1908年3月4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二日)日记，《江瀚日记》，第540页。

(18)江瀚1909年2月5日(宣统元年正月十五日)日记，《江瀚日记》，第629页。

(19)江瀚1909年11月10日(宣统元年九月廿八日)日记，《江瀚日记》，第720页。

(20)江瀚1909年11月22日(宣统元年十月初十日)日记，《江瀚日记》，第627页。

(21)江瀚1909年11月23日(宣统元年十月十一日)日记，《江瀚日记》，第627页。

(22)1910年3月16日斯坦因致罗里梅尔信，英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39号，第18张。

(23)1910年3月21日罗里梅尔致斯坦因信，英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39号，第18张。

(24)王冀青《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日期辨正》，《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第141页。

(25)王冀青《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事件杂考》，《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第174页。

(26)王冀青《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版本问题研究》，《敦煌研究》2012年第1期，第59-64页。

(27)王冀青《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者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2期，第130-142页；王冀青《清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札的史料价值——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文献研究》第4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9-20页。

(28)江瀚1909年10月4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日记，《江瀚日记》，第705-706页。

(29)汪荣宝1909年10月5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日记，汪荣宝著、赵阳阳、马梅玉整理《汪荣宝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30)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国粹堂石印本，1909年10-11月，“敦煌石室真迹录述”。

(31)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续前)》，《东方杂志》第6年第12期，1910年1月6日，杂纂，第87页。

(32)采自沈嘉蔚编撰《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北京的莫理循》，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

(33)金绍城1910年10月9日(宣统二年九月初七日)日记，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第30页。

(34)金绍城1910年10月31日(宣统二年九月廿九日日)日记，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第40页。

(35)1910年10月31日陈宜范致斯坦因信，英文手写原件藏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第2号盒子，第211-212张。中译本见王冀青《斯坦因与陈贻范交游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63页。

(36)1910年11月4日张元济致斯坦因信，英文手写原件藏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斯坦因通信第2号盒子，第197-198张。中译本见王冀青《斯坦因与陈贻范交游考》，第64页。

(37)金绍城1910年11月7日(宣统二年十月初六日)日记，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第43页。

(38)金绍城1910年11月8日(宣统二年十月初七日)日记，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第43页。

(39)金绍城1910年11月9日(宣统二年十月初八日)日记，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第44页。

(40)金绍城1910年12月1日(宣统二年十月三十日)日记，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第51页。

(41)金绍城1910年12月3日(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记，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第52页。

(42)采自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62[e] année,N.1,1918.

(43)1910年12月2日法国驻英国大使馆秘书致斯坦因信，英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69号，第102张。

(44)1910年12月6日斯坦因致沙畹信，英文手写炭纸复写抄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69号，第104-104v张。

(45)金绍城1910年12月10日(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日记，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第55页。

(46)金绍城1910年12月13日(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第60-62页。

(47)金绍城1910年12月13日(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第62页。

(48)金绍城1910年12月15日(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日记，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第63页。

(49)1910年12月15日沙畹致斯坦因信，法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69号，第108-109张。

(50)Rev.Frank H.Chalfant,‘Early Chinese Writing’,Memoirs of the Carnegie Museum,Vol.4,No.1,1906-1911,pp.1-35.

(51)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手稿第69号，第109张，图片为作者本人拍摄。

(52)1910年12月23日沙畹致斯坦因明信片，法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69号，第112张。

(53)1911年1月25日沙畹致斯坦因明信片，法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69号，第114张。

(54)斯坦因1911年1月通信记录，英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130号，第4张。

(55)1911年1月21日沙畹致斯坦因明信片，法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69号，第113张。

(56)斯坦因1911年1月通信记录，英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130号，第4张。

(57)1911年1月25日沙畹致斯坦因明信片，法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69号，第114张。

(58)1912年8月10日斯坦因致沙畹，英文手写炭纸复写抄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69号，第168-169张。

(59)1912年9月3日沙畹致斯坦因信，法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69号，第170-171张。

(60)1912年9月30日斯坦因致沙畹信，英文手写炭纸复写抄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69号，第172张。

(61)1912年10月25日沙畹致斯坦因信，法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69号，第173-174张。

(62)许宝蘅1914年6月8日日记，《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