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因病救治无效，于2019年6月9日7时25分在津逝世，享年91岁。徐老先生所留下的丰厚精神遗产，是所有政治学人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宝贵财富！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我不仅有幸见证了这段历史，还作为一名政治学研究者、教学者参与其中，与新中国一起成长，在改革开放中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不少切身体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作研究。
我经历了旧中国的积贫积弱，也见证了新中国发展富强的过程，感受到中华民族昂首迈向复兴的铿锵步伐。我认为，中华民族的面貌能够焕然一新，最根本的就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因而，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愈加坚定。
治学是一件大事，需要具备诸多条件和要素，既要有高尚道德情操，又要有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态度、合作的精神，而最关键的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会遇到很多敏感问题，这些问题回避不了，我们应该正视它、研究它，但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方向。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将其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为中国研究西方，这是我在教和学过程中的一个深刻体会。早年跟老师学习的时候，不少老一代学者在治学中就非常重视结合中国实际，还特别重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精神也深刻影响了我。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不能不了解、研究我们自己的政治思想。因为我们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国情是做不好的。我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越是把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思考同中国具体实际联系起来，就越能发现中国的伟大，对自己的文化就越是充满自信。现在，青年一代学者更有条件和能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正确认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准确把握人类政治文明成果。
学术研究需要有心人。对中国和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也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针对性地进行。经过多年积累，我国学者对西方政治思想不再以“通史式”研究为主，而是更加突出国别、流派、人物或观点等专题研究，这有利于对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规律、特点、思想内容和价值形成更深刻的认识，构建适合中国需要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一方面应看到，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西方政治思想家曾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特别是近代以来，他们结合各自国家和所处时代的实际情况，提出过一些有益的看法和见解，值得我们参考。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参考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为我所用。我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中国而研究，不能掉进西方学者的窠臼里出不来。
我特别喜欢“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句诗文，把“从头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这一生，从早期的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到北京大学再到天津师范大学，每一次转变都有机缘巧合，也映射出国家进步、时代变迁的光影。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人，都要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努力奋斗，不停超越自我，哪怕雄关如铁，也要迈步从头越。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本文由天津师范大学佟德志教授整理）
附：
深切缅怀徐大同同志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6.09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大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6月9日7时25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1岁。
徐大同同志1928年9月出生于天津。1949年1月参加革命后，进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习和工作；1950年起，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政系任教；1973年，转入北京大学国政系任教；1978年，调入天津师范学院政法系任教。
改革开放以来，徐大同同志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我国政治学的恢复与重建。1982年春，受教育部委托在天津师范学院举办了全国“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为国内各高校培养了该学科的第一批专业师资。他积极推动新时期中国政治学会的筹备和建设，长期担任中国政治学会的常务理事、副会长、顾问，并长期担任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天津市政治学会会长、天津市法学会副会长、天津市监察学会顾问等职务，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尊为中国政治学界的“五老”之一，2010年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建设30周年之际被中国政治学会授予杰出贡献奖。
徐大同同志一生著书立说，为中国新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始终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研究为中国服务的方向。徐大同同志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七五”“八五”和“九五”重点项目。进入21世纪以后，他又先后完成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编写与修订等重要教学和科研项目。他先后主编或合作完成专著、教材和工具书近20部，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完成的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个人的代表作有《文综史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等，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科研成果先后荣获教育部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天津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荣誉奖等，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法学说的第一批宣讲者和新时期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奠基者。
徐大同同志无限热爱、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把教书育人当做教师的本分，不忘初心，始终坚守三尺讲台，本着“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的教育理念，为学界和社会各界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徐大同同志先后主持编写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和第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尤其是主持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先后作为国家统编教材、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为国内绝大多数高校所使用，在政治学界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自1979年以来，徐大同同志先后培养了50多名硕士毕业生、20多名博士毕业生，数十名高校进修教师，他们中的多数已成为知名学者和教学科研骨干。其中，1人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2人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他在国家教育事业上做出卓著贡献，获得崇高荣誉，先后获得天津市优秀教师、教学楷模、全国优秀教师称号，耄耋之年后，他仍然奋斗在教学一线，并在2014年获得教育部“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双荣誉称号，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践行者。
徐大同同志胸怀祖国，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事业。1980年至1999年担任天津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1983年至1988年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委员会委员（1983-1988年）和顾问（1988-1993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1988-1993年），为新时期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