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为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
政党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政治生活主导力量，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放眼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由政党领导国家。然而，与西方政党依靠选举上台执政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才使得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面对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以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的气概，开启了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国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在这一历史性变革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主心骨作用。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坦途，而是充满挫折与挑战。这其中，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总能起到举旗定向的作用，把准中国这艘巨轮的方向盘，乘风破浪，稳健前进，驶向光辉的彼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一次次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中国政治体制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为什么人服务，维护谁的利益，是检验一套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性质的试金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而且是人民利益至上的制度体现。人民利益至上，就是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体性质和执政党的根本宗旨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首要地位。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符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应有之义。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时，也成功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中去。只有为了人民的政治体制才能成功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发展贡献力量，中国才能取得今日的巨大成就。在未来的前进道路上，我们党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与此同时，把全体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充分保障全体人民的各项权益，让人民有更大的获得感。
中国政治体制能够统一规划、全面协调、有序推进社会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历史必然和现实使然的双重推动，需要看到，除了对大一统的历史追求和家国情怀文化传统的承袭，这种制度的合法性更建立在发展的有效性上，即这种政治体制的独特优势就在于能够统一规划国家目标、全面协调各方利益、有序推进社会进步。
与已经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将市场化的多元、分散规则表现和运用到政治领域，由此形成为谋求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相互对立、盛行“否决政治”不同，制度建构和政策协商的政治力量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譬如，从20世纪中叶以来的后发国家的经验看，在现代化变革的“转型期”，有序、集中的政治体制对社会发展和民众动员具有关键作用。客观来说，受“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接受由欧美嫁接过来的现代政治制度，不过这种由专断过渡到民主的制度逻辑却是以强化社会利益和政治角色冲突为基石，其意义即在于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制造国家、政党和人民及其内部的分化与对立。但在利益倾轧、政党恶斗、族群分裂的背后，这种体制不仅使发展的共识成为“假问题”，也使政治制度对为发展而展开的动员表现出相对的失效性。反观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政治体制的现实表达，绝非是孤立的、失序的，而是在民主机制的规制中，与党的统一领导和依法治国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并在政府、人大、人民政协等国家机关的实际运作中，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意见有机整合。这就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人民主体性的理解，不仅不能停留在形式上的“票决民主”的范畴，反而要看到这种制度在摒弃了因政党轮替而带来的政策短视、功利和狭隘的基础上，随着世情、国情和社情的变化稳定建立在发展为人民、发展由人民共享的真实内容中。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僵化封闭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但在经济市场化、文化多样性的格局下，中国政治的整体运转并未如众多国外政客和学者所说，步18世纪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后尘，走向“崩溃”或“解体”。虽然中国政治体制是变化的、流动的，在社会主义总体改革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解释与建构路向，但党的统一领导、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却始终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色，是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底色。显而易见，具有鲜明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政治体制成为新时代竞争性发展的定海神针。这也就意味着，以国家、政党和人民高度统一为特征的政治体制不仅确保了国家长治久安，而且成为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关注的改革、稳定和发展三重关系的有力纽带。
中国政治体制能够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新中国70年的光辉历史中，中国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是其他诸多国家办不了的事迹，其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我国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邓小平同志在谈论“六五”计划时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一个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当中，中国政治体制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离不开以民主集中和政治协商的内在支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说明，任何使命的实现和目标的通达，仅仅依靠中国共产党自身是不够的，必须凝聚起跨阶层、地域和民族的人民力量。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集中制虽然经历了苏联式到中国化、党内组织原则到国家活动准则的情境转换，但发扬民主和实行集中有机结合的核心方法却不曾改变，这既激发了全国政治主体的活力，也使思想、政策保持高度一致，有效保证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实现。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界、宗教界、新的社会阶层、海外侨胞等各方面的力量联合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智往一处谋，壮大了共同奋斗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原则规制和制度安排既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具有相对独立性，摆脱了金元政治的资本驾驭和意识形态歧见的政党轮替的可能，也使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跨越政治身份的人民的“主心骨”，因而，得以高效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方针、政策，实现全民族普遍利益的最大化。
依据唯物史观原理，绝对的完美是不存在的，任何政治制度都是特定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形式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既不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自然终结，也绝非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停滞不变。但不可否认，这一体制的核心制度、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中探索出来，被历史事实证明符合中国发展需求的，其所特有的优势则为中国的当代发展注入鲜活的活动。“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也必然会自我革新、与时俱进，从而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龚佳俊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