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历了40年。这40年来中华民族取得了耀眼的经济发展成果，中国的国际地位亦大幅跃升。在本世纪初期，中国迅速崛起之势逐渐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当中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之惊艳，且期望参考或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已开发国家则开始对中国产生警惕，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并进一步破坏或颠覆战后西方国家一手创建的国际秩序。对此，中国内部也开始针对新时代、新局势下中国与世界政治的关系进行一番阐释。在胡锦涛时代中国就提出了「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论述；而习近平在2017年1月于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亦提出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明确表示：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
为了本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界也积极展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并从中国古代经典和「天下观」的思想传统中探求答案。本文认为，在1879年遭到日本并吞前，琉球王国一直是中国天下体系中的一分子，而且与中国建立了长达五百年的友好关系。由此可见，中琉关系是中国老祖宗发展对外关系的典范，也是目前中国欲建构国际话语权非常值得参考的历史例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绝不可忽视对琉球和中琉关系之研究。
中国人不该遗忘的历史责任
1879年日本强行并吞琉球后，琉球王国的臣民被迫流亡海外，并多次向清廷上奏请愿书，以及在中国境内发起琉球复国运动。而清朝不仅拒绝承认日本的侵略行为，甚至不断为此事与日本谈判、交涉，还希望其他西方国家介入调解。然而，1888年由于中日双方对琉球的贸易问题僵持不下，日本停止了关于琉球的一系列谈判，琉球问题从此悬而未决。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战败后，连自己的领土台湾、澎湖都遭到日本的窃占，更无力干涉琉球问题了。
20世纪初，中国除了遭受更严重的外力入侵，其内部也进入一段长期的革命和内乱的状态，琉球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直到1945年中国获得了二战战胜国的地位，又再次得到了重新讨论琉球地位的契机。为了处理战后对日和约的问题，1947年中国成立了「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委员会中的第五组（领土）即为当时负责研究琉球和其他东海岛屿的主要单位。委员会领土组在广泛征询各界意见后，于1948年3月做出关于琉球问题的审议报告，报告中指出我国对琉球之主张包括：
1.划归中国或由中国托管；2.中美共同托管；3.美国托管；4.成为联合国保护下之自由领土。*
然而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审慎考虑后认为：中国与琉球为不同之民族，中国也不愿有扩张领土之嫌，故「我如要求归并琉球，理由似尚欠充分」。**所以当时国民政府的主要立场是希望琉球能先由中国托管或中美共管，往后再让琉球走上独立。但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百废待举、国力孱弱，琉球实质上又被美军占领，再加上当时国共内战逐步加剧，亟需倚靠美国做后盾的国民党政府自然无法在琉球问题上与美国据理力争，这使得中国再度丧失了妥善处理琉球问题的历史契机。
*刘春明，2017，〈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处置琉球的政策〉，《边界与海洋研究》第2卷第2期，页118-119。
**任天豪，2010，〈中华民国对琉球归属问题的态度及其意义（1948-1952）──以《外交部档案》为中心的探讨〉，《兴大历史学报》第22期，页60-61。
1950年代美国与日本签订和约终止了战争状态后，美国基于冷战的需要，开始显示出可能将琉球归还日本的迹象，且不断对外发表「剩余主权」的荒谬理论，这使得撤迁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开始积极从事对琉工作，包括1958年成立「中琉文化经济协会」，大力推展与琉球工商业、文教界人士的关系，以及鼓励琉球学生到台湾留学等。然而，这些努力仍然无法改变琉球的命运，1972年美国还是将琉球归还给日本，而且美国也持续将琉球做为其在东亚最重要的军事基地，而琉球人民则依然生活在美日殖民的阴影之下。
曾与我国建立五百年深厚情谊的琉球人民，在1879年遭日本并吞后，长期接受日本的「同化」，甚至在侵华战争时做为「日本兵」被征召到中国战场上与「百年好友」中国人作战，最后还在二战结束前被日本当作「弃子」于冲绳战役中付出惨烈的牺牲。在二战后本应受到托管并逐渐走上独立的琉球，却在美日两国的私相授受下再次成为殖民地，而中国也再次错过为琉球人民争取合理地位的宝贵机遇。这段历史是琉球人民的梦魇，也是中琉关系史中最悲惨的一页，更是当代中国人不该遗忘的历史责任。
中国再议「球案」的正当性
目前台湾学界多认为我方已不具备再议琉球的正当性，对琉球主权属于日本的现状也已无置喙之余地。其理由主要是援引透过「征服」或「战后占领」，获得领土「保持占有」（UtiPossidetis）的古典国际法原则，认为日本在「透过征战方式获取领土」之行为受国际法禁止之前的1879年便侵占了琉球，该作法在当时是具有法理正当性的。*然而，古典国际法所规定的获取领土之有效的「征服」也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包括「战败国须放弃收复失地」以及「战败国及其盟国须放弃一切抵抗」等。**1879年琉球遭日本吞并后，琉球国尚泰王虽被日本强行送往东京看管，但琉球王国的臣民并未放弃复国请愿运动。而琉球当时的宗主国清朝政府亦从未停止与日本交涉，1894年日本再次发动甲午战争击败中国，至此中国才真正不再与日本交涉「琉球处分」之问题。所以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琉球的盟国才算正式「放弃抵抗和介入」琉球问题，日本对琉球的「征服」才具有效性。
*陈荔彤，2005，〈琉球群岛主权归属─历史角度与国际法〉，《东海大学法学研究》第22期，页17。
**李广民、欧斌主编，2006，《国际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页93。
因此，为了「有效征服琉球」，日本不但发动战争侵占琉球，还再次以战争的方式击败琉球的宗主国。从国际道义的角度来看，倘若我们将日本获取琉球的方式赋予法理正当性，则明显有鼓励战争和武力扩张行为之嫌。这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3、4款所强调的「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及「在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虽然《联合国宪章》于20世纪中叶才制定，亦无法溯及既往地规范、追究以往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行为。但联合国的成立和《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象征着战后新秩序及相互尊重主权、更为文明化的国际互动模式，因此我们决不应该忽视对新国际法之和平精神的尊重，而仅借着古典国际法来正当化一切的殖民或侵略行为。
此外，二战后关于琉球主权归属的相关国际法文件主要有四，包括1943年的《开罗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及1952年的（台北）《中日和约》。而这四份文件又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重新界定日本领土：《开罗宣言》规定日本必须将东北、台澎等窃占之地归还给中国，而且必须将日本驱逐出它曾「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而《波茨坦公告》第八条不只重申《开罗宣言》「必将实施」，且更具体地将日本的领土范围限定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这两份文件清楚表明日本在二战后的领土并不包含琉球，除非由签署并发布《波茨坦公告》的「吾人」（中、美、英、苏四国）共同决定之。
*由于《开罗宣言》之内容设定了追究日本侵略行为的时间点，造成后人对日本领土范围有所争议。其内容规定将剥夺日本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而琉球在1914年以前就遭日本并吞了，所以也有人认为《开罗宣言》并没有将琉球剥夺出日本的领土范围。但在《开罗宣言》之后，相同的利益攸关方（盟国）又一同签订了《波茨坦公告》，当中也对《开罗宣言》进行了更明确的补充，其不仅在条文中明文规定必须承续《开罗宣言》之内容，也对日本领土范围做了更具体的界定，故此争议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重要。
二、涉及琉球地位：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第三条明确指出包括琉球在内的北纬29度以南之西南群岛等岛屿将交付联合国托管，而且规定美国在向联合国提案托管前「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所属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有学者认为，基于这项规定，美国在将琉球交付联合国托管前是该地区的唯一管理当局，所以也有决定这些岛屿「是否选择交付托管」之权力。*然而，美国在中国缺席、苏联拒绝签字的情况下制定《对日和约》的第三条，此举已然违反《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再者，即便美国对琉球「是否选择交付托管」具有决定权，此决定权也应该仅为时间上的裁量权，即美国可自行决定「何时」将琉球交付托管。但这并不表示美国能够不将琉球交付托管，更不代表美国可以「将琉球归还日本」，因为日本的领土界线，早已受《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定。所以1972年美国回避其他盟国，片面与日本协议并更改日本领土范围和归还琉球之举，完全是不正当也不合法的。
*李明峻，2005，〈从国际法角度看琉球群岛主权归属〉，《台湾国际研究季刊》第1卷第2期，页64。
1952年在台北签订的《中日和约》虽无明文规定琉球地位，但在谈判过程中日方代表询问到上述之《旧金山和约》第三条时，我方代表回应：「该地区为美国与日本国间之问题，中国政府不拟表示意见。」然而，在1953年美国欲将奄美群岛归还日本，以及后续几年美国开始不断提出「剩余主权说」时，国民党政府又开始积极抗议。从外交部的公开声明可看出，国民党政府原本的立场是同意琉球在交付托管前受美国全权管理，即对《旧金山和约》第三条的规定没有意见。但美国擅自「扩权」，不仅违反条文必须将琉球交付托管之规定，还意图将琉球归还给日本，这是中国决不能接受的。*尽管1972年美国将琉球归还日本，但台湾对此事的官方立场至今仍保持不予承认的态度。而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72年与日本复交时发布了「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政府在声明中重申了「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说明战后的日本领土一直都不该包含琉球，且全体中国人对琉球不属于日本之立场也是一致的。既然琉球是被美国以不公不义的方式「归还日本」的，身为重建战后东亚秩序之重要利益攸关方，中国当然也有「再议」之余地。
*同前注，页70-72。
**张海鹏，2018，〈序言〉，引自孙晓光、赵德旺、侯乃峰着，《琉球救国请愿书整理与研究（1876-1885）》，北京：新华出版社，页6。
新时代琉球问题与中国的回应
2013年，由琉球本土追求去殖民化的志士成立了「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该会理事之一的友知政树教授在接受英国《卫报》专访时表示：翻开琉球近代史，内容充斥着受日本强迫下的悲惨牺牲，以及战后美日秘密协议下打造的军事基地，对此「我们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宣布独立，回复到被日本强行吞并前的状态」。友知教授所言道出了琉球从1879年至今从未摆脱受人殖民的惨痛经历。针对琉球内部的独立思潮，大陆的《环球时报》也随即发表社评表示琉球独立「有历史传承的基础及正当性」，所以「中国民间应同情、支持『琉球独研会』的成立及它所宣布的政治目标」。接着，大陆历史学者张海鹏、李国强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探讨日本19世纪末在东海进行的一连串不义的侵略举措，包括强行吞并琉球王国，这也导致日本擅自扩展其「国界」，将中国的钓鱼岛也含括到日本领土之中。张海鹏和李国强认为，目前中国除了要力争钓鱼岛主权之外，「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
由于长期受到美军和日本内地人的歧视性对待，目前琉球人民追求非军事化、去殖民化的意图非常强烈。我们从屡次的歧视性问题、美军军机意外事件、美军人员性侵妇女案件，以及普天间基地搬迁至边野古的争议中，都可以见到琉球人民发起的激烈反抗运动。友知政树教授在2016年针对冲绳国际大学222名来自不同科系的学生做了一份认同倾向调查。调查发现赞成冲绳独立的年轻人虽然占不到两成，但加上「若冲绳独立后能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安全体制」之条件，则赞成者将提高到四成。友知教授透过问卷题目的交叉比对更发现：若学生针对「是否曾思考过冲绳独立？」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则这些学生在「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安全体制」之条件下，倾向支持冲绳独立的比率将高达六成。*这说明了启发琉球年轻学子思考独立问题之重要性，这也是期望走上独立的琉球人民将逐步推动的重要目标。
*友知政树着，吕天择译，2018，〈琉球人大学生的琉独意识及其自我认同〉，《远望》第4卷第8期（2018年8月号），页31-33。
面对琉球问题的新局面，一个迅速崛起，并在本世纪中叶即将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国，该如何回应在东亚地区与中国具有深厚历史情感，但依然处于殖民状态下的琉球问题？19世纪末中国的衰弱，使其在日本并吞琉球时无力置喙，21世纪的富强的中国对琉球民族追求非军事化、去殖民化的诉求，能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呢？这正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必须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中琉关系的国际政治意义
2017年3月，出生于琉球石垣岛的龙谷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松岛泰胜，参加了一场关于「琉球与东亚共同体」的研讨会，与会者包括前冲绳知事大田昌秀和前日本首相鸠山友纪夫。在会上松岛教授发表了名为〈亚洲国际新关系与琉球独立密不可分〉之论文。松岛教授认为，琉球的基地化和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是促使东亚各国处于军事对峙之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所以一个「非武装、中立性的琉球共和国之诞生，将是终结东亚军事对抗的恶性循环，并开创东亚共同体的一种方法。」*所以，当琉球从受美日同盟宰制之「牺牲结构」中抽离出来后，东亚将出现崭新的、以和平为主轴的国际局面。松岛教授所言甚是，为了在冷战时期抗衡苏联，美国的岛链围堵战略将琉球、台湾等岛屿做为军事前线，甚至曾将核武器部署在这些地区。**而在冷战后美国为了抑制中国的崛起，至今仍然在持续强化其于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在韩国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THAAD）；在台湾设立长程预警雷达；且频繁地在亚太地区与盟国举行联合军演等等。而琉球正是美国在东亚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故琉球的非军事化、去殖民化对东亚地区的整合与和平发展绝对是个正面助益。
*松岛泰胜着，程志寰编译，2017，〈亚洲国际新关系与琉球独立密不可分〉，《远望》第3卷第5期（2017年5月号），页36。
**关于美国在亚洲地区（包括琉球与台湾）部署核弹头之相关研究，可参阅：RobertS.Norris,WilliamM.ArkinandWilliamBurr,1999,"Wheretheywere",TheBulletinoftheAtomicScientists,Vol.55,No.6,pp.26-35.
图为美国学者研究国防部解密文件《1945/7-1977/9核武器的监管和部署历史》(HISTORYOFTHECUSTODYANDDEPLOYMENTOFNUCLEARWEAPONS,JULY1945THROUGHSEPTEMBER1977)，所绘制的关于美国在亚太之核部署统计图。该图表也被冲绳政府刊登于冲绳和平祈念馆。(图片来源：RobertS.Norris,WilliamM.ArkinandWilliamBurr,1999,"Wheretheywere",TheBulletinoftheAtomicScientists,Vol.55,No.6,p.30.)
面对琉球学者对东亚国际关系的未来展望，中国学者们亦应该审慎思考琉球问题和中琉关系的现代意义。实际上，中琉关系是中国特有的天下体系及传统对外政策之典范，仔细探究便可获得诸多启发。本文认为中琉关系至少有以下几点能够丰富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
一、稳定、友好、可持续的双边关系：翻开世界历史，可能很难找到两个国家像中国跟琉球这样维系了长达五百年的友好关系。不同民族的中琉两国，原本就拥有不同的文化，但琉球在与中国建立关系后，却在「非强迫」、「自愿」的状态下，高度接受、融入中国文化。正如赵汀阳所述，这种「自愿朝贡体系」（voluntarytributarysystem）的基础建立在「互惠之礼」上，而「礼」的表现就是双方的互相尊重。如《礼记》所言：「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赵汀阳指出，对中国人来说理想的社会关系就是相互尊重的互惠关系，其本质为「交心」（heart-for-heart）而非「交相利」（interest-for-interest）。*正是由于中国天下体系所强调的「交心式互惠」相处模式，使得琉球自愿学习、融入中国文化，而中国也会设身处地以琉球人的角度为琉球人着想，并愿意以「厚往薄来」之贸易方式，照顾地狭人寡的琉球王国，这是重视商业贸易平衡及功利主义式互惠关系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做到的。追求利益上的平衡与互惠仅能够促成短期的国际合作，以此为基础的两国合作关系也只能维持暂时的稳定与友好，一旦利益失衡，则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便会迅速终结。因此，西方国家建立的双边关系与中琉关系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前者无法保证两国友好关系的长久持续性。
*TingyangZhao,2006,"RethinkingEmpirefromaChineseConcept'All-under-Heaven'(Tian-xia,天下)",SocialIdentities,Vol.12,No.1,p.35.
二、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平等共存之典范：在西方中心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强必霸」被诠释为一道「铁律」。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华兹（KennethN.Waltz）便将强权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状况视为影响国际结构转变和运作的最重要变数，权力分配状况会造成国际体系呈现单极、双极和多极的结构，而小国在国际体系中则毫无重要性。另一位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J.Mearshiemer）在其著作《强权政治的悲剧》中列出了诸多历史案例，并且认为任何崛起中的国家都必然走上侵略，因为权力实际上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国家必然会以牺牲他国之方式来获得自身权力的增长。*这种以「修昔底德陷阱」为基础的思想，强调的是崛起强权与守成强权之间的斗争状态，即崛起强权担心守成强权妨碍自身的发展；守成强权惧怕崛起强权对自己发起挑战，两者产生无法化解的「安全困境」矛盾。为了赢得斗争，强权国家会竭尽所能地扩张自己的权力，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弱小的国家成为了强权国地缘战略的附庸，随时可能遭到牺牲或吞并。例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了成为区域霸权，一步步蚕食了琉球、台湾和朝鲜；上世纪美国和苏联的全球霸权之争，也在世界各区域中发展卫星国、势力范围，并进行代理人战争。类似于此的强国欺凌、控制弱国之案例在现代国际政治中不胜枚举。
*JohnJ.Mearsheimer,2001,TheTragedyofGreatPowerPolitics,NewYork:Norton,p.63.
中琉关系与现代国际体系最大的不同在于，现代国际体系所彰显的主权独立、平等原则，仅为形式上的平等，强权或霸权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完全可以不尊重其他小国的独立自主性。而在中国的天下体系中，虽然琉球国王必须接受中国的册封，形式上看起来不平等（但也是出于自愿而非逼迫），然而中国并不会干涉琉球内政，琉球与中国之间享有实质上的平等关系。回顾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对邻近小国如比利时、瑞士、波兰等之侵略并吞，以及霸权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渗透、颠覆等行径，中琉关系不仅彰显出中国天下体系的优越之处，更是世界上难得一见的大国（强国）尊重且平等对待邻近小国（弱国）之典范。
三、重新诠释国际和平理论：国际关系在20世纪初期（一战后）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探究如何消弭战争、缔造和平，及以建立更有秩序的国家间互动模式。战间期（interwarperiod）的西方国际关系学家被称为「理想主义者」（idealists），他们认为透过建立、改善和调整国际制度，国家之间追求的不同利益可以获得调和，而这种利益的和谐状态（Harmony）便能确保国际和平。所以必须广泛的创建各种国际制度，包括建立集体安全组织；强化国际法；建立裁军协定和解决国际争端的司法系统等等。*除此之外，许多西方学者亦认为战争的发生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独裁、极权之政治体制容易使用武力手段来解决国家之间的纠纷，而采行民主体制的国家之间则较容易以对话或非武力的方法调解冲突。学者多伊尔（MichaelW.Doyle）即认为，缔造国际和平的基础包括：国家建立具普遍代表性的共和体制；对尊重基本人权保有意识形态上的承诺；并建立跨国性的互赖关系。**然而，不论是20世纪初的「理想主义」或是20世纪末的「民主和平论」，这些西方和平理论都严重背离现实，主要原因是这些理论只能成为学术讨论，而无法获得政治实践。战间期成立的国际联盟不仅在提倡者美国的国会中无法通过，在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件」发生时，亦完全无法发挥有效的制裁，日本更可以随时退出该组织；另外，世界上最具有民主传统的英国，却在18、19世纪时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是这个世界上透过武力征讨的方式占据最多海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由此可见，这些和平理论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
*PeterWilson,2003,TheInternationalTheoryofLeonardWoolf:AStudyinTwentieth-CenturyIdealism,NewYork:PalgraveMacmillan,pp.11-21.
**MichaelW.Doyle,2005,"ThreePillarsoftheLiberalPeace",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99,No.3,p.463.
要探询真正有效、具实践性，又经的起历史检验的国际和平理论，就必须研究中国的天下体系和中琉关系。中国天下体系的基础是在此共同体内建立「伦理系统」，这样的伦理如同在家庭或国家内部一样，藉此串联成「家－国－天下」的一贯逻辑，而国家之间当然也可能建立如兄弟般的和睦关系，这与西方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形式截然不同。所以，天下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创造和平的共同体，其外交原则为「和而不同」、「兼容共存」，终极安全目标则为「协和万邦」、「万国咸宁」。*此外，唯有珍视和平者，才可能身体力行地去缔造和平。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不断在侵略和战争中，以牺牲他国的方式来获取自身利益，并透过殖民剥削之手段创造了他们今天的先进地位与发展优势。即便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提倡和平理论，但这些强权国家的决策者们是不可能去落实这些理论的。中国与琉球不仅曾在天下体系中和平共荣五百年，在近代又同样成为了西方帝国主义扩张下的受害者，也同样理解战争的苦难及和平的重要性。重新探讨中国的天下体系和当中的中琉关系，将对提倡和实践国际和平理论提供正面助益，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余潇枫，2014，〈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页24。
结语
20世纪影响国际政治结构巨变的大事件主要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美苏冷战；而21世纪必然会对国际体系造成重大冲击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在这样崭新的国际局势下，探讨中琉关系与琉球问题对中国来说不仅能够丰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之内涵，更具有历史情感、道义责任等多种意义。就理论上来说，中琉关系的长期稳定性，证明了中国古代天下体系的兼容普遍主义，明显是比西方政治文化更有潜力解决冲突问题的国际互动模式。*
*赵汀阳，2008，〈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页57。
从历史情感和道义责任的角度看，琉球人民自古崇尚我国的王道天下，厌恶西方国家的霸道专横，但因为琉球群岛的地缘环境处于大国博奕之关键位置，使其自近代以来不断遭到强权国家的殖民和牺牲。对琉球人民来说，他们所殷切期盼的去殖民化、非军事化，绝非倚靠自身之力得以实现。而中国做为一个曾与琉球建立深厚情谊的国家，又即将崛起、复兴成为一个追求王道而非霸道的「非典型强权国」，我们应如何适当地回应琉球的当代殖民问题，及合理地再议「球案」？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作者程志寰为中山大学政治学硕士。本文刊载于《远望》（2019年01月号；总36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