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古典作家中，福楼拜大概是最特别的一位了。从福楼拜成名一直到今天的近一个半世纪里，他几乎是持续不断地激发着人们的兴趣，并且受到大量的研究。李健吾先生在其《福楼拜评传》中提供的书目（而且是不完全统计）表明，仅是1935年以前，就已有近百位著作家（120余种著作）对其进行过研究，这些著作家既包括波德莱尔、法朗士、莫泊桑、普鲁斯特、纪德、莫里亚克、左拉这样的大作家，又有诸如圣－勃夫、朗松、丹纳、亨利·詹姆斯、阿尔贝·迪博岱(Albert Thibaudet)、珀西·卢伯克(Percy Lubbock)、安东尼·阿尔巴拉特(Antoine Albalat)、保尔·布尔热(Paul Bourget)等渊博的学者－批评家，甚至哲人尼采也研究过福楼拜。李健吾先生1980年对这个书目又作了说明，提到了萨特研究福楼拜的专著《家庭的白痴》。可见福楼拜是怎样一位受人重视的作家了。
但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出现了，人们愈研究福楼拜，关于他作品的困惑也就愈多。我们在此必须对李健吾先生提供的那个书目作一些重要的补充。在20世纪的福楼拜研究中，瓦莱里、让·普雷沃(Jean Prévost)、马尔罗、热拉尔·热奈特、罗朗·巴特、乔纳森·卡勒、格雷厄姆·福尔考纳(Graham Falconer)等著名理论家、批评家都有极重要的著述，他们的批评方法与圣－勃夫、朗松等人的传统批评方法相比，特点极为明显：瓦莱里的批评观点实际上契合了结构主义的视界，而让·普雷沃和马尔罗尽管没有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但在某种程度上却露出了新批评的端倪。热奈特、巴特、乔纳森·卡勒、格雷厄姆·福尔考纳等人的研究，从方法上看尽管都是结构主义的，但同时他们的批评又或多或少地吸收了普鲁斯特、阿尔巴拉特、迪博岱、萨特等人的某些看法。总的来看，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家在对福楼拜作品的探究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磨难，经历了愤怒、惊奇、困惑、喜悦，而原因竟在于他们发现了几乎同样的问题。加拿大学者格雷厄姆·福尔考纳在一篇论述福楼拜和詹姆斯的“非确定性”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个问题，他名之为“福楼拜问题”(“Flaubert Problem”)，其内涵为：“整部作品意义的缺失或暂时缺失。”①事实上“福楼拜问题”已成为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及福楼拜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专有名词了，它几乎和“哈姆莱特之谜”一样不可忽视。那么，“福楼拜问题”是怎样逐渐暴露出来的呢？本文打算首先将这个问题的暴露过程作一清理，然后再试着为这个困惑着世人的问题提供一把钥匙，提供某种答案。
一
文学符号学创立以前，人们尚未明确地提出“福楼拜问题”，或者说没有明确地提出福楼拜作品的“无意义”问题，而只是对福楼拜的风格有所注意、有所论述。起初，被人们称为圣－勃夫以后法国最重要的批评家的阿尔贝·迪博岱在1919年11月份的《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福楼拜风格的一场文学争论》的文章，专门探讨了福楼拜的风格，这篇文章使马塞尔·普鲁斯特“惊讶地看到，一个不具备写作天赋的人居然把简单过去时、不定式过去时、现在分词、某些代词和某些介词当作全新的和个性化的手法加以运用，他几乎更新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正如康德用他的范畴学更新了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论和真实论”②。普鲁斯特为此写了一篇题为《论福楼拜的“风格”》的文章，刊登在1920年1月的《新法兰西评论》上。此文对福楼拜的未完成过去时和连词的用法等语法上的独到之处进行了重新评论，指出“语法上的独到之处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新的视觉，这种视觉不必经过实践的固定就能从无意识过渡到有意识，最后插入文字的各个部分”③。普鲁斯特以他独有的艺术敏感，发现了福楼拜作品中除句型以外的更为重要的东西，即作品里那些没有转折痕迹的“空白”，指出了福楼拜第一个使“时代变化摆脱了对历史上的趣闻逸事和渣滓槽粕的依附。他第一个为它们谱上了乐曲”④。这样的评论超越了迪博岱，同时启发了符号学家，是进入作品意义问题讨论的一道门槛。另外，在风格问题上，还有很多的论说。让·普雷沃说在福楼拜的作品中看到了“我们文学中最奇妙的石化喷泉”⑤；马尔罗说福楼拜写出了一种“美丽的瘫痪小说”“(fine Paralvzednovels")⑥；而萨特的描述是最妙，他在1947年写的著作《什么是文学》中描述道：福楼拜的句子“围住客体，抓住它，使它动弹不得，然后砸断它的脊背，然后句子封闭合拢，在变成石头的同时把被关在里面的客体也化成石头。福楼拜的句子既聋又瞎，没有血脉，没有一丝生气；一片深沉的寂静把它与下一句隔开；它掉进虚空，永劫不返，带着它的猎物一起下坠。任何现实一经描写，便从清单上勾销：人们转向下一项。”⑦萨特向来不热衷于文本研究，但这些描述若被认为属于一种前符号学的理解，似乎也无不当之处。瓦莱里对于福楼拜的理解又几乎超出了风格层次，跨进了对于福楼拜作品进行符号学思维的领域。他认为，福楼拜在其作品中“在增加附件方面失控”，以至于牺牲了作品的“关键点”⑧，具体地说，就福楼拜的大量的微小的细节描写危及了作品的结构、行动、性格等关键的方面，这一观点在热奈特的福楼拜研究中被直接地援用了。
福楼拜作品的“无意义”问题是在关于福楼拜作品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中被发现的。1965年，结构主义叙事学和文学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热拉尔·热奈特撰写了《福楼拜的沉寂》一文，此文收入于次年出版的专著《辞格Ⅰ》中。热奈特以探讨福楼拜描写中的细节问题为中心，发现了福楼拜作品的下述特点：1.从人物的梦幻到人物回到现实中来的过渡环节没有经过叙述指示上的变化，即是说，由于话语方面的不足，导致了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分界不清。2.人物的幻想、想象、回忆并不比他们的真实生活更多或更少主观性。从效果上看，出现在爱玛想象中的吊床或扁舟，与她身边毕毕剥剥的油灯、包法利的鼾声出现在同样真实的层面上，“在某种意义上，吊床、扁舟、油灯、油钵、爱玛·包法利自己，以同样的方式和水平，仅仅是印刷在纸上的词语而已”。3.福楼拜“动用了对于物质在场的所有感知模式（尤其是触觉）”。4.福楼拜要求我们不要把弗雷德里克的回忆当作真实的回忆来接受，因为，这些表面上看像是回忆的内容的东西其实是“真实的，对于读者来说，它们是现在时的客体”。5.这种介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东西，这种假想的客观秩序从功能上看“没有别的目的，也许，这时它不过打断并且拖延了叙述的进程而已”。6.福楼拜早期作品及晚期作品的初稿本中显示出作者对于狂喜的凝视冥想(ecstatic contemplation)的契机的沉迷。7.大量的描写投合了他对于“凝视冥想”的喜爱，但与情节的戏剧性的要求相悖。8.更多的时候，描写具有自律性（即“为了自身的缘故才存在”），它以牺牲行动为代价，从不试图解释什么，“甚至于它的目的就是悬而不决或间隔”。在《萨朗波》中，不断增殖的背景描述压碎了叙述。9.叙述因之落入了谜一般的沉寂中，导致各种各样的角色，如女主角、淫棍、纯情少年、庸人、空谈家等种种人物的谈话的阻滞。10.大量琐碎的具有自律性的描写被视为“附件”(the element of incidental)，它们的专断的插入毁灭了叙述以及叙述话语，最终导致“意义的逃亡”。⑨以上这10条是笔者为了概括热奈特的意思而自行拟就的。
热奈特牢牢抓住了福楼拜作品中那些自身没有目的但专门破坏叙述、行动和结构的东西，那些“无缘无故的和无意义的细节”。福楼拜增添了大量的细节，自然不能说全都没有意义，事实上热奈特也辩证地作了区分，他认为有些细节是有意义的，而有些则无。热奈特举例说，“《包法利夫人》第二部分对于永镇的描写，被那种给予行为和人物情感一种解释性的框架的需要所证明：人们必须知道永镇这个背景，以便理解爱玛生活在里面将会变成什么样子”⑩，这样的描写有意义。同时热奈特又强调，“但更多的时候，描写是为自身的缘故而被精心制造出来的”(11)，这样的描写由于无目的因而没有意义，《包法利夫人》“不断地为那些极妙的无缘无故的描写所打断”。在《希罗底亚斯》中，圣·约翰整个的自杀的故事与那种穿不透的副词、一个有力但却无意义的短语发生了碰撞，结果，这种副词和短语竟然冻结了叙述的全部意义。(12)这就是热奈特所理解到的“福楼拜问题”的实质。
收入热奈特于1969年出版的《辞格Ⅱ》中的《叙述的界限》一文，可与《福楼拜的沉寂》作对照理解。《叙述的界限》对描写的历史变化作了追溯，认为早期的描写具有装饰功能，是叙事中的消遣，而自巴尔扎克始，描写则具有了解释功能和象征功能，但仍是叙事的附庸，缺乏自主性，也就是说，描写在巴尔扎克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在叙事结构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其目的在于为叙事服务，它带有透露并解释人物心理状态的倾向，与人物的性格诸因素存在因果关系。(13)这样，巴尔扎克的描写就不能说是无意义的。据此，当我们再回头审视福楼拜作品中那些大量的已经失去功能、论为能指符号的细微末节时，就会发现，它们好像的确没有什么意义。文学史上出现这样的问题对于19世纪来说是严重的，热奈特曾援引巴特评论罗伯－格里耶的段落来说明这种意义毁灭的结果：“罗朗·巴特注意到，仅需要几个无动于衷的描写就能抹去象罗伯－格里耶的《橡皮》这种小说的全部意义：‘每一部小说都是一种无限感觉的可理解的有机体：哪怕是最小的晦涩部位，哪怕是对于维持和使任何阅读变得生机勃勃的欲望的最小的（无声的）抵抗，都能构成侵袭整部作品的使人惊讶的东西，因而罗伯－格里耶的客体自身卷入了轶事，而被这类轶事堆积起来的性格则也落入一种意义的沉寂之中去了。’”(14)依热奈特看，福楼拜的精确到数量、方位的琐碎细节都是与此类似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和令人费解的晦涩部位，它与《橡皮》中的描写具有同等功能，但不是提供意义的功能。
罗朗·巴特在1968年围绕福楼拜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福楼拜与句子》，专门研究福楼拜的修改，另一篇是《真实的效果》，主要研究福楼拜的细节。在《福楼拜与句子》中，巴特提出了他所谓“修改语言学”的东西，认为“作家们在其手稿上所作的修改可以根据他们所用纸张的两根轴线轻易地被加以分类。在垂直轴线上是对词的调换（这些是‘涂改的杠杠’或者‘犹豫不决的地方’）；在水平轴线上，则是句段方面的删减或增添（这些是‘改写’的地方）。然而稿纸上的两条轴线不是别的，正是言语活动的轴线。”(15)其实，从任何事物中发现并寻找出这个一般性的结构主义十字架并不显得如何的重要。巴特进行这样研究的目的还在于指出另一种更为耐人寻味的现象。他对水平轴线上的修改又分为增和删两种可能性。这样作家就拥有三种主要的修改方式：替换性的、删减性的和增添性的。那么福楼拜的修改到底有什么特点呢？这一点关系到福楼拜作品中那命运攸关的描写问题。巴特把福楼拜与传统修辞学所规定的修改作了比较，“按照风格的传统理想，作家应该不断地调换词语、不断地使句子简练，以符合关于‘精确’和‘简洁’的神话，这两者都是明晰的保证：同时人们却使作家放弃了一切扩充工作”(16)。而福楼拜在水平轴上的修改却突破了古典修辞学的要求，“福楼拜重新发现了聚合段修改的问题：好的聚合段是紧缩与膨胀的两种极端力量之间的一种平衡：然而省略通常却受到句子单位本身结构的限制，福楼拜重新将一种无限的自由引入其中：一旦达到了省略，他又反过来将省略引向一次新的扩展，即不断地将过于紧凑的地方‘拆松’。于是，在第二个阶段中，省略又重新变成了令人眩晕的扩展”。(17)巴特的这一发现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只有弄清了福楼拜修改的本质，我们才能理解一般所说的福楼拜的作品缺乏意义这一现象的来由。巴特在《真实的效果》中，把‘福楼拜问题”较为完整地表达出来了。
我们几乎都知道福楼拜风格“简练”，但鲜有知其“扩展”者。关于这个“扩展”，热奈特是用另一个例句表达的，即“他对这些物质性的背景着了迷：一扇门，在她身后，又是一阵猛敲，又是颤动，没完没了。而这种插入于符号网络和意义世界之间的颤动却毁灭了语言并落入了沉寂。”(18)。据我们的理解，这些被扩展的部分，在叙事结构中没有功能，只起偏离中心结构的破坏作用。在《真实的效果》开篇，巴特提到福楼拜《纯朴的心》中的一个细节描写：全福的女主人奥班太太的房间里，“晴雨表下方的一架老钢琴上，有一个用盒子和纸板堆积而成的金字塔”，又举历史学家米舍莱的一个句子，“一个半小时后，有人轻轻地敲击她身后的小门。”(19)巴特说福楼拜和米舍莱一样，所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些标记(notations)，一种数据记录或琐屑的细节描写。巴特实质上并不赞成用解释巴尔扎克的方式来解释福楼拜，因为巴尔扎克的细节描写具有说明人物性格的功能，但福楼拜的细节就不同了，“尽管将钢琴的细节当作它的主人的资产阶级地位的一个符号，以及将盒子当作混乱和某种程度上地位的倒转或败落的一个符号（它恰如其分地让人想到奥班家庭），这种看法有可能正确，但好像在解释关于睛雨表（它既不是不合理也不是有意义的对象）的描写时，人们却不会抱着此一目的了”。(20)但巴特并非有意贬低福楼拜的那些无用的细节，正相反，他与热奈特一样是把这一点当作福楼拜的革新来看的。关于意义问题，巴特写道：“叙述作品中的独特描写（或‘无用的细节’），它的独立性，给叙事结构分析带来了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叙述中的一切都是有意义有内涵的吗？如果不是，如果存在一种无意义的部分，那么什么是（估且这么说吧）这种无意义的终极意义呢？”(21)他依据福楼拜的描写认为，并非所有的细节都能经得起功能的分析，有些细节必将落在功能分析之外，“功能分析之后所剩下的冗余细节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所指示的对象都可被称作‘具体的真实’（偶然的瞬间，昙花一现的态度，无意义的对象，多余的词句），对于‘真实’的质朴的‘再现’，对于‘是什么’（或过去是什么）的赤裸裸的陈述，因此看起来就像是对于意义的抗拒，这种抗拒进一步巩固了真实生活与可理解的事物之间那一神话般的巨大对立。它足以让我们想到，就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来说，对于‘具体物’的迷恋一直在朝意义挥舞着凶器，好像是存在着一种不容违拗的法律，即真正的活物，不允许意指，反之亦然。”(22)那么，对于一系列无功能的细节的描写必将会破坏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即破坏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会面、结合，这种破坏，也就是巴特所谓的“无意义的终极意义”了。他后来总结说，“福楼拜的晴雨表，米舍莱的小门，最后可以这样分析，它们不过在说，我们是真实的东西”，这里面当然是不包括所指的，于是也就不包涵意义，而“正是所指的不在场（这对所指物有利），也只有所指的不在场，才能与现实主义的真正能指相称”。由于福楼拜的无意义细节“改变了符号的三重组合（即能指＋所指＋所指物－－引者）的意向”，具备了一种与传统逼真法则相冲突的“真实的效果”(effet de réel)，(23)破坏了叙述与结构，倒获取某种终极意义了。尽管这样看问题未必不可，但我们仍然要说，福楼拜的那些无用的细节的意义仍然是成问题的。
罗朗·巴特对于福楼拜的评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结构主义学者乔纳森·卡勒。卡勒在其1974年出版的专著《福楼拜：非确定性的使用》中论述道：
福楼拜已经掌握了巴特称之为间接性的文学语言这种东西，它只提供能指，但不填入所指……这种写作模式试图向那种控制着世界的概念系统提出诘问，它假装发挥语言的指涉功能，以抗拒复原（指所指的归位－－引者）。它的描写取决于某种客观性的欲望（最好用方位词来表示其客观性：左、右、在……之前，等）。写下一些平淡的句子，它们挣扎着，越过一系列停顿，绕过旁涉的介词短语。这个创造出的世界仿佛是真实的，但是将不会有任何东西与之相关，这些句子在小说中的出现将意味着：它们可以像占有所指物一样，也可以占有或被赋予一种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却是空的。既然这类世界和这种文本均不会使人发生兴趣，那么，你就可以时时改变你的策略，以便命名一种意义，来填补空缺了的所指的位置。但是在这样做时，必须把这些新命名的意义与那些对象充分地区分开来，因为它们之间的任意联系是很明显的。可以把这些对象看成一种幻觉的材料，展示那些不幸的人物试图靠它生存的意义之不足。这样做时，就使意义变得成问题了：要么难以发现，要么意义提供得过于自由了，而且又过于无缘无故。换句话说，创造出随意的以及目的不明确的符号所导致的结果是，读者和人物或许都不能感受到有机综合或者“自然”意义的安慰……那些试图给予符号以目的性，以及从文本中获取自然意义的读者将会发现，他们已经被愚弄了，或许，那些更为焦虑的读者将会被符号的空虚以及意义的随意性弄得意气消沉起来－－除非他们遇到机会评论它们，才能获得一点安慰。
(24)卡勒的这段文字更清楚、更集中地描述了“福楼拜问题”的基本情形，卡勒所遇到的和热奈特、巴特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就是：福楼拜作品中的意义的匮乏。由于人们可以随意地命名一种意义，所以，格雷厄姆·福尔考纳又把这个问题表述为“整部作品意义的缺失或暂时缺失”，这意思都是一样的。
二
以上我们指出了符号学家在福楼拜研究中普遍遭遇的“福楼拜问题”。我们指出它的目的在于为理解这个问题找到一把钥匙，从而使这个困惑世人的问题以某种方式获得解决。人们可能会问，为何符号学家在福楼拜的作品中会面临这种意义失缺的困惑呢？我以为原因就在于符号学家关闭了自己的眼界，从而导致了对于福楼拜的意义的盲视，或对于“福楼拜问题”的洞察之不足。纯粹的文本研究是不能解决文学作品中的一切问题的，尤其对于福楼拜这样的作家，纯粹的文本研究是行不通的。福楼拜的创作不是语言的自动行为，因为他简直把自己的生命都放进作品中去了。为了能够提供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我们不妨把作品研究（不是文本研究）与作家研究结合起来，以尝试解决“福楼拜问题”。符号学家一般并不采用我们所谓的两种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因为作家研究涉及到阐释学批评甚至传统批评方法问题，而这和符号学家的研究是冲突的。应该指出，他们的文本研究是专断的和排他的。例如，热奈特在《结构主义和文学批评》一文中之所以推崇瓦莱里，原因就在于，“瓦莱里梦想过一种‘不能用作家及其经历的历史或其作品的历史，以及创作文学的心灵的历史来理解的文学史，而这种文学史甚至可以不提某某作家的姓名’”。(25)。如果像这样来看待作品和文学史的话，我想“福楼拜问题”将永远不会得到解决。当然，即使对于我们的研究方法来说，“福楼拜问题”也依然是个难题。它要求我们想方设法、迂回试探、小心求证，而容不得丝毫的侥幸心理。
我们对于整个“福楼拜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是从推断福楼拜的疾病开始的，从此点出发，我们来考虑福楼拜的病需要什么，最后再回到他的作品上来。
福楼拜青年时得过一种病，严格地说来，福楼拜始终都没有彻底摆脱这种病，尽管后期发作的次数比早期少。这是一种什么病呢？李健吾先生在《福楼拜评传》中写道：“这神秘而奇怪的病症，直到现在，经过若干学者的推究，依然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根据杜买尼(Dumesnil)的推论，这是一种近似歇斯底里的脑系病，决非杜冈所指的羊痫，但是属于何种性质的脑系病，因为证据阙如，直到如今，不能断定。”(26)李健吾先生还写道：“正是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病症，降临在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身上。”(27)这些记述与别的书籍上的某些记载有些出入。1985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载：“1841年福楼拜入巴黎法学院，22岁那年，他被认为患有一种神经疾病，一般认为是癫痫(epilepsy)，尽管这种病的基本症状尚未在他身上表现出来。”(28)在得病时间上，李健吾先生认为是23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记作22岁，而福楼拜本人在1857年3月30日给尚特比女士信中说“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得了一种脑系病……这常郏ā延迟了两年”(29)。总的看来，出入也不算太大，只是病症种类难以定夺，现在一般的书上依从杜冈(Du Camp)的说法，是“羊痫”，亦即癫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的是同一种病，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病时往往突然昏倒、四肢抽搐、面色苍白、口吐涎沫、声似羊鸣，病情非常严重，而福楼拜则轻得多，杜冈曾目睹福楼拜的发病，他记录道：
忽然之间……居斯塔夫举起头，变得极其苍白；他感到癫痫的症兆(aura)出现了，一种神秘的嘘息，仿佛神灵的飞扬，扫过面孔，他的目光充满了焦急；带着一种碎心的失望的情态，他举起肩膀，说道：“我左眼里冒火，”随即，几分钟之后，“我右眼里冒火；我觉得全成了金色。”这种奇怪的情景有时延长好几分钟……随即他的脸更惨白起来，具有一种绝望的表情；他赶快走动，跑到床边，躺在上面，阴郁郁的，恶兆似的，好像他活活地躺在一具棺木里；随即他喊：“我有了指南；这儿是货车，我听见铃铛。啊！我看见店里的灯光。”于是他发出一种呻吟，那像要撕碎人的音调，如今还在我耳朵里面颤着，同时他抽搐起来。在这全生命震撼的瘫痪之后，接着总是一阵疲倦和熟睡，一来就要好几天。(30)
如果杜冈的这段记录属实的话，那么将这种症状归之于癫痫似无不确，这种症状比癫痫病的剧烈发作时的临床症状，如“神志丧失”、“全身抽动”、“面带青紫、口吐白沫”、“舌唇咬破”等情形要轻，但又比有的癫痫病人的轻度发作，如突然神志丧失数秒钟而身体并不抽搐的症状略重。在持续时间方面，较重的癫痫每次发作历时数分钟，发作后要昏睡数十分钟，而福楼拜的发作通常也是几分钟，但昏睡的时间却长达好几天。其实这种病是非常难以诊断的。若根据器质性疾病的症状判定，这种病应属癫痫，但如果根据他出现的幻觉（幻听和幻视）、呓语来判定，它又有可能不属于癫痫的范围，更像是一种功能性的精神障碍。器质性疾病方面表现出的这些症状属于神经病的领域，而功能性方面的障碍和幻觉的出现则属于精神病的范围。在这里，笔者倾向于认为福楼拜所患的是一种“综合症”，若采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它是一种“精神神经病”，它认定在神经症的背后有一种精神方面的因素充当原因。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这样的人患有某种器质性病变，比如说纯粹神经方面的障碍，好像不是非常合理的，我们认为在其癫痫病的背后，存在着某种精神的（包括意识方面）的原因。福楼拜称自己的所谓“脑系病”为“小规模的中风”(31)，可能因为当时医学科学尚未产生与他的病症相符合的医学术语，还可能因为他有时也不想把自己的病说得那么严重，所以往往使人们忽略了其病症后面的精神原因。
精神方面引发的疾病在福楼拜所处的时代要想得到治疗几乎是不可能和不可思议的。福楼拜的父亲克莱奥法司(AchiLLe Cléophas)是法国北部地区最有名的外科医生，但对福楼拜奇怪的病症竟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福楼拜得病于40年代，那时法国关于精神疾病方面的治疗与研究还没有起步，直到七八十年代，精神病学在法国才获得相当的进展，出现了为弗洛伊德所推崇的夏科(Jean-Martin Charcot)和法国南锡学派的领头人利埃博(A.A.Liébault)、伯恩海姆(H.Bernheim)等精神病学大师，但此时福楼拜已步入晚年了。在福楼拜得病的年代，癔病（歇斯底里，希腊语中意为子宫）一般只被认为是妇女的性疾病，还没有人能想到福楼拜竟也患此种病（直到80年代，夏科与弗洛伊德才确认“男性身上也常常会产生癔病”）。福楼拜没有处在精神病学繁荣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根据当时的医学条件，作一临时性的治疗，另一种办法就是自救。所谓自救，即在于自己主动认识自己得病的原理（“认识”这一点是极重要的，许多病人之所以不能得到解脱，即因为他们害怕自我认识，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然后再为自身寻求一种办法。其实，这种“自救”才是福楼拜人生智慧的最高顶点，只不过很少有人发现这一点罢了。在福楼拜书信中，我们往往看到他进行自我认识的过程，同时他对当时法国对此病的治疗方法也表示不满，甚至不屑一顾。福楼拜在信中谈论自己的病，说明这是自我认识的结果。1857年3月30日他在给尚特比女士的信中说：
然后二十一岁的时候，睡不着，脾气坏，加以一连串的忧患和烦躁，我得了一种脑系病，几乎死掉。这常郏ā延迟了两年，然而我铜人一样地好了起来，同时生命里一大堆的事物，从前我连碰都没有碰过，立即富有经验。(32)
从中我们看到，所谓的“脑系病”并非单纯为器质性病变，而是有原因的。至于他怎样好转，对生命里一大堆未知的事物，又如何立即富有经验，这都没有什么交代，我们读者自然不得而知。关于“自救”，李健吾先生有说法云：
真正的医生，仍然属于自己，因为也唯有自己，具有这种内在的变动，唯有自己，经验这种非常的情态。为了明白其中所以然，福氏阅尽他父亲的藏书，希望寻找一个对症的答案。他没有寻到答案，但是他发现了若干荒谬的、抽象的理论，所以事后他追忆道：“我非常怀疑医学……。”(33)
这种病是周期性的，遇有生活不顺，它就要发作。福楼拜在1875年给翟乃蒂夫人信中说：
我，我越来越不好。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脑系病这个名词，同时表现一种复杂的现象的综合，同时表现大夫先生们的愚昧。他们劝我休息，然而休息有什么用？娱乐、避免寂寞，等等，一堆不实用的东西。(34)
福楼拜已经认识到他的病是一种“综合”症，同时他表示了对于当时医学科学的怀疑，指出那些医生是“愚昧”的。“愚昧”这一点非常重要，福楼拜正是由此出发，在其作品中、也在文学史上开掘了“愚昧”这一主题，这一点只有米兰·昆德拉看到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表。还是来看福楼拜的自我认识问题。1871年10月6日，在给翟乃蒂夫人的信中，他写道：“然而我自己，因为脑系病，却得到不少的经验。一切的疗治，不过加深病况而已。在这些事情上，我还没有遇见一个有才智的医生。不！一个也没有；聊足自慰！一个人必须科学地观察自我，进而实验什么是相宜的。”(35)这些话都表明他有一种自我诊断，自我疗救的意图，他想通过自我认识、自我分析，来找到一个适宜于自己的病症的解决办法。1857年3月18日，福楼拜在给尚特比女士的信中谈到了他的这种办法：
你问我怎样医好我旧日的神经性的幻觉？两种方法：一、科学地研究幻觉，想法让我了解，同时二、意志力。我不时觉得我要疯狂。在我可怜的脑内，这是种种观念的漩涡，好像我的自觉，我的我，在暴风雨之下，船似的沉下去。然而我攀住了我的理智。无论受到怎样的包围和攻打，它主有一切。有时凭借想象，我想法虚兜出来这可怕的痛苦。我和疯狂游戏，犹如米屯达蒂和毒药游戏。一种绝高的骄傲维系住我，于是搂紧病。我终于克服了它。(36)
我们可以看到，福楼拜的自我克服有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这里提到的第一个办法，所谓的“科学地研究”，即自我认识和自我分析。那么“意志力”又包括什么东西呢？我想，它包括“忍耐”和决心这些东西。福楼拜不止一次地谈到“忍耐”，不止一次地谈到“理智”，多次地谈到过“意志”，还多次地谈到过“物质”，这些词项实际上在福楼拜的自我克服中发挥了均等的作用。他说到《包法利夫人》“是属于坚韧的意志的一本著作”，还说此书没有别的什么优点，“至少忍耐是一个”，(37)这引发我们作出思考：他的著作就是他克服自已疾病的办法，他的著作就是他的所有那些包括忍耐、意志、理智、物质的办法的具体体现。像下面这些句子是颇费思索的：
以前我极其无聊！我梦想自杀！我吞咽一切可能的忧郁。我的脑系病很帮了我的忙，将这一切转驱于物质的成分，给我留下一个更冷静的头脑。(38)
我的意志是划子，在疯狂与物质的海里，我早已航行了一周，测探了一个详尽。(39)
我可以一连工作十年……持久如一的事业，全变成一种近似物质的作用，一种拢有全份个体的生存的方式。(40)
我爱人间两种东西：第一，物，物的本身，肉；其次，高而希有的热情。(41)
我觉得，福楼拜自救的秘密，便在于“物质”二字。它是“疯狂”、高度主观性或“高而希有的热情”的反面，是人类禀有的另一个极端。“物质”这个词能够涵盖物本身和肉体（它是各种现实感觉的基础）这两种稳定因素、惰性因素，而如果某种生存方式能够稳定主观性的活跃，或者遏制“疯狂”，那么它便发挥着近似物质的作用。这里福楼拜提到了事业，具体地说，就是他的写作，或对于语言的操作、做一个文学匠人这件事情。物质能够遏制疯狂，我认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在这里，“物质”一词绝对不能作日常实用的庸俗理解，而应当指对于物质或真实界的重新发现、领悟、体味等等全新的方面，其实福楼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物质”一词的。福楼拜依靠物质得救了，而同时他亦重新发现了物质。（按：有人认为福楼拜倾向于唯物主义、科学主义，这是误解，我将在后文论及）福楼拜能够把他的浪漫主义的疯狂的狂热情绪稳定下来、控制住，全在于他与物质构成了稳固的新型联系，曾经一度占有过福楼拜的“虚无”也因之附着于实物上面，因此可以说福楼拜藉物质控制了疯狂。这里我们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的一段话加以印证：
神经病人既没有享乐的能力，也没有成事的能力－－前者是因为他的里比多本来就不附着于实物，后者则因为他所可支配的能力既用来维持里比多于压抑作用之下，便没有余力，来表现自己了。假使他的里比多和他的自我不再有矛盾，他的自我又能控制里比多，他就不再有病了。所以治疗的工作便在解放里比多，使摆脱其先前的迷恋物（这些迹恋物是自我所接触不到的），而重复服务于自我。(42)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病人之所以是神经病人，便在于他的里比多本不是附着于实物的，而且没有余力表现自己，自我的力量过于弱小，是故既不能享乐，也不能成事（或升华）。我们不想专门用弗洛伊德解释福楼拜，只想说明，福楼拜对于物质的重视和弗洛伊德的说法有相通之处，他们均致力于让作为病人的自己和精神病人看到实相。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研究福楼拜的作品了。
（未完待续）
注释：
①Graham Falconer,"Flaubert,James and the Problem of Undecidability",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39,No.1,Winter 1987.
②④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见《普鲁斯特随笔集》，张小鲁译，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221-238页。
⑤⑥⑧(12)(14)(18)Gerard Genette,"Flaubert′s Silences,"in Ut Figura Poiesis:The Work of Gerard Genett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 183-202.
⑦萨特《什么是文学》，见《萨特文论选》，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83页。
(13)Gerard Genette,"Frontiers of Narrative",in Ut Figura Poiesis:The Work of Gerard Genette,PP.133-137.或参见《叙述的界限》中文译文，见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84-288页。
(15)(17)罗朗·巴特《福楼拜与句子》，见《外国文学报道》，1988年第5期。
(19)(23)Roland Barthes,"The Reality Effect",in French Literaty Theory Today,de.by Tzvetan Todorov,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1-16.
(24)Jonathan CuLLer,Flaubert:The Uses of Uncertainty,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74,PP.108-109.
(25)Gerard Genette,"Structuctural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in Ut Figura Poiesis:The Work of Gerard Genette,P.18.
(26)(27)(29)-(41)转引自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章。
(28)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Encyclopedia Britanica Inc.1985,Vol.4,P.822.
(4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