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是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其文学自然也非常年轻，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文学正如这个年轻的国家一样，朝气蓬勃，多姿多采，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本文拟就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演变予以初步探索，旨在抛砖引玉，就教于博雅。

一、澳大利亚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其社会历史、经济状况及所处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这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①

地处大洋洲，位置相对孤立的澳大利亚是一块崭新的大陆，二百多年前沦为英国殖民地，建立联邦还不足百年的历史；然而，它又是一片富饶而古老的土地。约在两万五千年前，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祖先就从东南亚来此定居了。十七世纪初，荷兰探险家到过这里，这是最早到达澳洲的欧洲人。在1788年大批欧洲人到来之前，那里不足三十万的土著民族仍过着采集狩猎的原始生活，操着五百多种不同的语言，②没有文字，只有反映自然、神灵和氏族生活的口头文学。1820年以后，英国本土羊毛纺织业对澳洲羊毛需求量增加，很多人到草原上饲养羊群，但整整半个世纪欧洲移民总数不过十五万。然而，到十世纪后半叶，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在沸沸扬扬的淘金热潮中，一批批欧洲游客涌入澳洲；再加上一批批英国犯人被流放到澳洲③。他们将所见所闻予以描述，于是，逐渐产生了描述澳大利亚的见诸文字的文学作品。不过，随着殖民主义的建立，两种对立的局面骤然形成：一面是白人移民引进的文化，包括其语言、文学、法律、教育以及价值标准等等；另一面则是土著居民在他们世代蕃衍的那块土地上所形成的固有的文化特性、精神气质与品格。换言之，就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演进而论，一方面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所谓文明延伸线上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澳洲固有文化成长的历史。这两股潮流相互激荡，尽管各个时期有程度上的差别，然而在微妙的相互激荡之下，终于产生了澳大利亚文学的传统与历史，并延续至今。

二、关于澳大利亚文学演进的分期问题

澳大利亚文学如同其他文学一样，其历史演进的分期是一个不易断言的棘手问题，角度不同，说法各异。就已知的材料来看，有的主张将澳大利亚文学发展按澳大利亚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殖民主义时期、民族主义时期和现代时期④；或者四个时期：殖民主义时期、民族主义时期、两次大战时期和当代时期；⑤有的主张按时间顺序分门别类地划分，譬如“十九世纪散文体小说、”“二十世纪前半叶诗歌”等⑥。而有的则认为澳大利亚文学如同加拿大草原文学一样，因为“文化没有分界，或者又回到自然的空虚中，或者失去了自我的同一性，或者由于和人性中高尚的一面的不可思议的联合”而变得“无边无际”、“无始无终”⑦，因此主张按作家，按流派来划分。笔者的看法趋向于前者，认为澳大利亚文学的演进史是可以按历史划分的，也主张“三分法”，但是，不敢与传统划法苟同的是：笔者不主张主要着眼于澳大利亚的政治，或军事来划分其文学演进史，而主张着眼于其文化的变迁史来划分，因此在具体划法上与传统划法迥然不同。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要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笔者力图本着这一原则，试将这一演进史划分如下：（一）萌芽时期(1788-1879)；（二）成熟时期(1880-1940）；（三）鼎盛时期(1941-)。

三、澳大利亚文学历史演进的三个时期

萌芽时期

从1788年首批英国移民定居悉尼并开始对所见所闻有所反映为起始，到1880年民主刊物《公报》出现的近一百年间，是澳大利亚文学的萌芽时期。这也恰逢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殖民统治时期。这一时期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八世纪后期，美国独立；欧洲也经历过巨大的社会斗争和经济变革－－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产业革命。这样，“资本主义的‘金钱’王国就替自己铺设了走向统治的道路”⑧。反映在文学领域中则是启蒙文学、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各种流派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象伏尔泰、狄德罗、拜伦、雪莱、雨果、歌德等一批伟大作家，创作出各有代表性的传世之作。而这时，处在殖民主义初期的澳大利亚，农业开拓不利，工业发展缓慢，经历了史称“黑暗年代”的艰难时期。澳大利亚书面文学也正开始于此时。这时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是欧洲移民，因此其文学创作统称移民文学。移民文学先以“流放犯”、乡野劳动者所创作的口头歌谣为开端，以后在英国诗人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当地出生、造诣不高的丛林歌谣作者和抒情诗人。由于“人们首先必须有了衣食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⑨，此时澳大利亚人的首要任务是生存和奋斗，因而他们的文学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但毕竟是肤浅、模糊的。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诗歌的出现要早于小说。澳大利亚最早出版的诗集是英国官员巴伦·菲尔德(1786-1846)的《澳大利亚诗歌的第一批果实》(1819)。这部诗集重在猎奇吟异，满足海外读者的好奇心，所以文学价值是极其有限的。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最主要的诗人当属父母皆为流放犯的查尔斯·哈珀(1813-1865)。他深受英国诗人弥尔顿、雪莱，尤其是华兹华斯哲学自然观的影响，写了许多风景诗、哲理诗、爱情抒情诗和政治讽刺诗。他的诗歌主题不外两个方面：（一）欧洲人流放落异邦，大有“怀乡”之情，同时面临着适应新生活，迎接新环境的挑战；（二）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呼喊，这无疑成了后来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他的风景诗丝毫没有其后多数澳洲诗人所表现出的压抑感，而是以清新的格调，坦易有笔触，着重表现大自然的多姿与奥妙。如《澳大利亚森林中的仲夏正午时》一诗，诗人首先道出令人昏昏欲睡的无边沉寂：

“鸟儿和昆虫都已躲藏，／躲到荫影酣睡的地方；／知了静静地贴着树皮，／连终日忙碌的蚂蚁也已收工歇息。”⑩

然后，从反面烘托，写动而有声的东西，反衬出澳洲密林中的恬静：

“一切都是安静的，／除了那不眠的小溪。／它那清凉的淙淙声只供安歇，／扔去更清凉的安慰。”

其实，哈珀的这种以动写静的“神来之笔”，完全是对华兹华斯的一种模仿。早在哈珀写诗的半个多世纪以前，华兹华斯就写出这样的诗句：

“整个宽广的湖悄然歇息，／像一轮明镜似的清光四溢；／只有两边树影下的炭船独揽清辉，／沿着岸边，浆儿不停地划动湖水”。(11)

除哈珀之外，亚当·赛·戈登(1833-1870)和亨利·肯德尔(1839-1882)也写了许多诗，但多半是半正统的仿制品，意境不高。

然而，在这一时期的后五十年中，澳大利亚经济走出了低谷，畜牧业开始发展了，特别是金矿发现后，伴着淘金热潮的出现，大批移民与游客纷至沓来。他们将自己的感受、印象、经验和体会作了详尽的记述，于是，在澳大利亚出现移民撰写的散文体小说。此后，小说沿着与诗歌互相关联，但不尽相同的轨迹发展着。澳大利亚第一部散文体小说一或者说类似小说的东西一是亨利·萨弗里(1794-1842)的《昆塔斯·赛文顿》（1830－1831连载）。作者写了自己充当流放犯的独特经历，主人公被理想化了，并有着圆满的结局。这无疑是模仿欧洲“启蒙思想家建构的理性国家和理性社会，真诚地表达了人们共同繁荣的美妙而苍白的幻想”(12)。此后，澳大利亚又出版了较为重要的三部小说：亨利·金斯利(1830-1876)的《杰弗利·哈姆利回忆录《(1895)、马克斯·克拉克(1846-1881)的《无期徒刑》(1872-1874)连载），以及罗尔夫·博尔德雷伍德(1826-1915)的《武装枪劫》(1882－1883连载）。其中《无期徒刑》无疑是佼佼者。

《无期徒刑》叙述的是一无辜“罪犯”被流放澳大利亚的悲惨故事。英国青年鲁弗斯·道斯被诬犯有谋杀罪而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服刑期间，他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而凫水逃逸。在一荒滩上，他遇到被暴动的犯人遗弃在该处的维克斯太太及其女儿西尔维亚和上尉弗里尔。鲁弗斯设法将他们救出，岂料弗里尔却恩将仇报，反诬鲁弗斯企图脱逃，并骗取了西尔维亚的爱情。鲁弗斯再度服刑，并再度越狱。他登上西尔维亚待发的纵帆船。后来，该船在飓风中倾覆。结尾是这样写的：

“暴风雨过后的第二天拂晓，冉冉上升的太阳照射在水面漂浮的一样东西上，那东西离纵帆船沉没的地方并不太远。

这东西是‘弗兰克林女士’号主桅杆上头的一段，桅杆的帆缆缠绕着一男一女两具尸体。男的胳膊紧紧搂着女的身体，女的脑袋枕在男的胸脯上。……”(13)

《无期徒刑》虽然有着完整的结构，绵密的构思，突出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注意到人物的心理描写和性格刻画，尤其是对后来现实主义民族文学作家劳森等影响很大，然而，这部小说如同这一期其他小说一样，基本上囿于欧洲，特别是受英国作家的影响。作者如同这一时期很多作家一样沿袭了司各特的传奇小说的创作方法，将启蒙运动的现实主义和前浪漫主义的“哥特派”小说的神秘与恐怖融为一体，大有启蒙主义作家的理想主义小说的色彩(14)。司各特小说里主人公的形象是“程式化”的，其情节仿佛是在和十八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冒险爱情故事的同一个层面上展开，谈的大体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与权力－猜破敌人的阴谋－回到被赶出的故里－和心爱的人结合。《无期徒刑》的意味深长的尾声：沉船过后，在发现的尸体中，鲁弗斯和西尔维亚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种传奇式的爱情与司各特的“程式”如出一辙。“司各特本人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也讥笑自己所写的理想情侣人物平淡。但是这个程式化的、甚至可能故意写得幼稚的爱情情节，是和构思中广泛的复杂历史题材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15)。正因如此，有人曾赞叹：读了《无期徒刑》之后，再没有人要阅读有关流放制度的历史书了……尽管如此，《无期徒刑》还未脱离对“英国故土”的怀乡之情，这在当时澳大利亚文坛里是一种普遍现象。应当指出的是，这部作品仍不免有些散乱、粗糙之感。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澳洲风貌，如澳洲开拓时移民的生活与经历。然而，就作品创作而言，基本上是对欧洲，特别是对英国各种文学流派的模仿。尤其是小说多侧重于叙事，情节多为离奇的编造，缺乏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深层次的挖掘。这时的澳大利亚文学还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尚处在萌芽时期。

成熟时期

从《公报》的出现(1880)，继而产生并发展了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到文学权威刊物《岸对岸》的发行(1941)，预示着这个国家文学高潮到来之前的六十年间，是澳大利亚文学的成熟时期。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淘金热潮和养羊业的扩大促进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土著居民反对掠夺土地斗争遭到欧洲人的武力镇压。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澳大利亚的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畜牧业处于历史的全盛时期。这时，人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是乡村人口流入城市；二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包括土著人和欧洲移民的后裔）超过了英国和其他地方的移民，占了绝大多数。澳洲大陆开始显示出自己独有的生气勃勃的局面。

从世界来看，此时正值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和财政寡头的出现，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对殖民地的争夺，也使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危险日趋增加。表现在文学领域上，一方面以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得以继承和发展。出现了以鲍狄埃、高尔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并得以弘扬；另一方面，在各种反动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自然主义、颓废文学等形形色色没落、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应运而生，文坛上出现了光怪陆离的景象。

列宁说：“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16)正因如此，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桎梏，建立独立的澳大利亚国家，成了人民大众一致的呼声，民族主义的浪潮遍及全国。伴随着逐渐觉醒的民族意识的茁壮成长，人们希望在文学上也摆脱欧洲特别是英国传统文学的束缚，建立具有澳大利亚风格特色的民族文学。别林斯基说：“文学中的民族性是什么？那是民族性格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志”(17)。1880年由约翰·海恩斯和约·弗·阿奇博尔德在悉尼创办的民主派喉舌－－著名刊物《公报》(Bulletin)强调的正是这种民族性。《公报》郑重提出：“澳大利亚属于澳大利亚人的”口号。特别是当阿·乔·斯蒂芬斯(1865-1932)任编辑后，开辟文艺专栏，扶植新人，提倡创作，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文学新秀。

此时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的澳洲特点。从内容上看，它所反映的已经不再是将英国视为“故土”的早期移民的离情别绪和所见所闻，已经不再是穿着澳大利亚服饰但有着英国气质的各色人物活跃在澳大利亚的舞台上，而是打着粗扩、豪爽、幽默、乐观的典型的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性格烙印的，与澳大利亚的荒野、平原、山岳、丛林的自然环境溶为一体的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他们特有的丛林生活，以及他们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欢乐与痛苦，豪迈与坚强。特别是“伙伴情谊”(mateship)－－即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友爱和互助精神，更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题。从形式上看，这时的文学不再是仿效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模式，而是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强调细节的真实性，并注意到人物的刻画与背景的描写；同时吸收了澳大利亚的民间特色：“叙述笔调上仿效丛林故事的叙述方式，娓娓道来，如谈家常。”(18)作品虽缺乏缜密的情节，但蕴蓄着丰富的感情。另外，方言、俚语的适当运用，也增加了地方色彩。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安德鲁·巴顿·帕特森(1864-1941)是这一时期民谣体诗歌的杰出代表，享有“牧场歌手”的美誉。他的诗歌所描摹的是广袤的澳大利亚丛林生活，他笔下的丛林是一种色采明朗、充满活力的生活画面。他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粗犷、幽默、活泼而富有生活气息的写作风格。著名诗集《雪川来客》是他的代表作，讲述的是一个来自雪川的小伙子征服野马的故事，描绘了澳大利亚特有的环境与生活：一位来自雪川的身体羸弱、坐骑瘦马的小伙子要和大家一起去追赶野马。大家都没把他放在眼里，可是，当野马钻入深山狭谷之中，连那位富有经验的老者也只好“与这群暴徒（野马）再见了”。当他断言“谁也不能将它们制服”时，奇迹出现：这位貌不惊人的小伙子，不畏艰难，他一人尾追着狂奔的马群，如履平地般地跃上乱石嶙峋的山坡，一边策马，一边呼叫，终于征服了这群野马，把它们赶回原地，使站在一旁的人看得“目瞪口呆”。接着诗人写道：

“他单枪匹马将它们赶回原地，／可是他那倔强的小山马却跑不动了。／马刺戳得它浑身是血，／然而它仍是铁骨铮铮，勇猛卓绝，／因为－－／山里的马向来就不是卑怯者。”

这里诗人采用“欲扬先抑”和反衬手法，对小山马的栩栩如生的描绘，使这位青年的形象更加高大了。全诗描绘的动作激烈、场面惊险、气势磅礴，借以讴歌了力量与勇气，以及助人为乐的“伙伴情谊”－－澳大利亚早期开拓者与大自然搏斗的民族精神。别林斯基曾援引果戈理的话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这种民族精神在同一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里也随处可见。

亨利·劳森(1867-1922)是著名的丛林歌手，更是短篇小说的巨匠。他一生创作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在创作手法上，运用了澳洲人日常生活语言的音韵和语法，形成了清新自然、不事雕琢的艺术风格。因此他的小说一如生活本身，虽无精心构筑，扣人心弦的情节，却显得活泼自然。他的短篇小说集《当罐里的水沸腾的时候》(1896)、《伙伴情谊》(1911)等除了刻画早期澳大利亚人谋生的艰辛以外，都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赞颂了“伙伴情谊”。

《赶羊人的妻子》是劳森的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作品。赞扬的是丛林妇女战胜灾难、坚韧顽强的精神。小说开头就交待：“这里四面八方都是丛林－无边无际的丛林……”暗示女主人在这种远离人烟与世隔绝的环境下所面临的潜在危险和精神压力，为这位丛林妇女后来的斗争做了铺垫。接着，当女主人听到儿子“有蛇！”的喊叫声，作者写道：

“憔悴的、晒得黑黑的丛林女人一下子从厨房冲了出来，从地上一把

抱起她的小娃娃，用左手挟着，右手就去拿木棍。”

这一连串四个动作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女主人机敏刚毅的性格，反映了她长期丛林生活所培养成的应付突然事变的能力，由此展开了丛林人艰苦创业的主题。小说以女主人灭蛇为轴线，采用倒叙的手法，回顾了丛林妇女的往昔及其与天灾人患的艰苦搏斗。小说结尾：女主人在提心吊胆守候了一整夜之后，终于打死了毒蛇。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

“他抬头看了看母亲，看见她满眼泪水，就抱着她的脖子大声说道：‘妈，我长大之后决不出去给人家赶羊，要是去了你就打死我。’”(19)

这话虽然出自一个孩子之口，却道出了这位妇女企盼远去的丈夫而不无怨意的真实心理。小说的叙述语气是幽默的，以此造成一种喜剧效果，来调节小说过于悲凉的气氛。在这篇地方特色很浓的小说里，与大自然搏斗的力量和勇气，以及“伙伴情谊”的澳大利亚民族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劳森起着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自他而始，澳大利亚文学完全跳出了英国文学的藩篱，具有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从而走向成熟。在国际上，人们往往将他与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高尔基等作家相提并论。被誉为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奠基人。

除劳森外，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约瑟夫·弗尔菲(1843-1912)、亨利·汉德尔·查理森(1870-1940)、左翼作家凯瑟琳·普里查德(1883-1965)、万斯·怕尔默(1885-1959)(20)，以及现代文学流派象征主义诗人克里斯托弗·布伦南(1870-1932)等都各自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时现实主义文学仍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这一时期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形成、巩固、发展的阶段。澳大利亚民族文学逐渐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民族风格与特色－－无论从内容上或技巧上都有别于一味模仿欧洲，特别是英国作家的模式，及简单表现“怀乡”之情的澳洲开拓时期的移民文学；此时，澳大利亚文学已经成熟，为走向更大的辉煌铺平了道路。

鼎盛时期

1941年权威刊物澳大利亚短篇小说汇编《岸对岸》(coast to coast)的出现，标志着澳大利亚当代文学的开始－文学鼎盛时期的到来。这一时期，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澳大利亚工业化步伐加快，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也有较大发展。由于战时和战后世界形势的演变，澳大利亚国内和对外政策也有了变化。恩格斯说：“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期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定的基础。”(21)澳大利亚文学正是这样的基础之上，在国际文坛业已出现的五花八门、斑驳陆离的复杂现象的影响之下得以发展，从而步入一个欣欣向荣的新阶段。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短篇小说，然后是长篇小说、诗歌，乃至戏剧、电影文学等多种文学体裁的蓬勃发展。题材和风格一改往昔的比较单调、沉闷的创作倾向而趋于多样化了；出现了作家辈出，群星灿烂的可喜局面；特别是出现了代表文学高峰的杰出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怀特，这些都有力地反映出澳大利亚文学鼎盛时期的特点。

虽然短篇小说出现得较早，劳森的短篇小说又将这一文学形式推向了高潮，然而到了四十年代初，由于诸如《米恩金》(Meanjin)(1940)、《愤怒的企鹅》(Angry Penguins)(1941)，尤其是《岸对岸》等一批文学刊物的相继问世，标志着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繁荣的开始。《岸对岸》是由阿特丽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斯图尔特于1941年创办的一年一度(22)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文集，是四、五十年代发表短篇小说最具权威性的刊物。因为发表短篇小说渠道的增多，再加上战争（包括澳大利亚卷入的越南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威胁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所以澳大利亚短篇小说有了蓬勃的发展。凯西、马歇尔、波特、莫里森等都是当时出现的成就卓著的短篇小说家。他们虽然大多延续并发展了劳森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创作题材之广泛，写作技巧之多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加文·凯西(1907-1964)以写城市为主，以金矿为背景，表现自身的经历、彷徨、苦闷与孤独。写作风格是现实的、自持的、忧郁韫于幽默之中，如短篇小说集《同类鸟》等；艾伦·马歇尔(1902-1984)以写农村为主，竭力挖掘人的心灵深处的美德，歌颂人的决心和力量，笔调轻松自如，色调明快乐观，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如《能言树》等；哈尔·波特(1911-1984)以敏锐的目光，摄取生活中的反常现象，通过大量逼真的细节，艺术地再现出青年人的幻想和轻信，成年人的过失，语言凝重深奥，笔调略带幽默，如《初恋》等；约翰·莫里森(1904-)用被称做“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码头工人等普通人的生活与斗争，文笔质朴直率，情节真实感人，如《路途旅客》等。

特别应提到的是朱达·沃顿(1911-)，他是一个随父母从俄国移居澳大利亚的犹太人。他的作品大多反映旅居在澳的外国侨民的生活，描写他们寂寞的思乡之感，及其与当地人在语言、文化上的隔阂和由此而产生的误会，揭露种族歧视所带来的恶果等。他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着重表现思想健全的人，而反对把兴趣狭隘地集中在那些“精神扭曲了的人物”身上，他认为没有思想意义的小说，即令用一定的技巧写成也是不足取的。他的《没有祖国的儿子》(1952)是继劳森作品之后，在澳大利亚国内发行量最大的短篇小说集，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流传。《刀》是继《没有祖国的儿子》之后作者最为满意的一篇短篇小说。“刀”是维系全篇的重要纽带，作者用“刀”把几代人的生活与遭际串连起来，使小说显得紧凑而自然。小说开始写道：

“每当看到父亲的刀，普里尼奥的脑海里就闪现出悲伤的、欢乐的和温柔的许多往事。”

在父辈手里，“刀”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是家庭自给自足的象征：

“他父亲用它削刻他们坐的木椅，他们用的木盘和餐叉……他还雄心勃勃地打算用它完成一座巴勒莫大教堂的微型模型，要是他还在世，这活儿得花他十年心血。”

但传到普里尼奥这一代，“刀”失去了原先的意义，甚至变成了杀人武器。这种变化的产生，除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变更之外，更重要的是种族主义的祸根，种族主义的险恶甚于杀人的利刃！小说的结尾写道：

“人们心目中关于邪恶的种种形象渐渐地凑合在一起，化成了一个。‘一把刀……他有一把刀。’”

这种以“刀”开始，又以“刀”结束，前后呼应的写作手法，意在增加小说的渲染力，一把同样的刀，其作用却前后迥异的艺术效果，鲜明有力地突出了主题。

随着短篇小说的兴旺发展，当代澳大利亚长篇小说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老作家的作品更臻完善，新人新作层见叠出，其中不乏伟大作家的惊世之作。怕尔默反映劳工运动的“三部曲”(1948-1949)和普里查德的战后金矿“三部曲”(1946-1950)，从内容到技巧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以早年写土著民族饱受歧视的长篇小说《摩羯宫》(1939)而闻名于世并多次获奖的泽维尔·赫伯特(1901-1985)，写出了被公认为世界上用英语写成的最长的小说《可怜虫，我的国家》(1975)。而写过反映西方婚姻、家庭及孩子们的成长等问题的长篇小说《仅仅为了孩子》(1944)的克里斯蒂娜·斯特德(1902-83)的作品，则被小说评论界视为堪与大作家的作品相媲美。此时，左翼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弗兰克·哈代(1917-)揭露反动势力的丑恶嘴脸，抨击社会黑暗的《不光荣的权力》(1956)、马歇尔歌颂自强不息的自传体小说《我能跳过水坑》(1955)，以及莫里森反映城市扩展区带来的变化的《蔓延的城市》(1949)等作品里，都可以看到自劳森以来的现实主义倾向。

虽然本时期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仍在继续发展，并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澳大利亚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却是怕克里特·怀特(1912-1992)。怀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多产作家。在他一生所写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剧本，以及诗集、电影剧本和随笔里，多以澳大利亚为背景，反映澳大利亚人的生活与心声，但又不为地域所囿。这与他出身于澳洲农场主的家庭，早年受过正统的英国教育，并漫游过欧美，到过中东，有着丰富的经历有关。他的作品的一个突出的主题是“苦难和赎罪”，描写人们如何经受磨难与屈辱去探索“人类唯一的理想境界”。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是一些性格孤僻、行为乖张、与现实格格不入、为社会所抛弃的人，用怀特的话说都是“烧伤了的人”。怀特似乎认为自己最易于在这些穷途末路、无依无靠的人身上发掘他所向往的人性，从而刻意表现出人世间的敌视、丑陋、荒谬和罪恶。

在写作风格上，怀特与多数澳大利亚作家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大相径庭。他认为澳洲传统文化拘泥于表面的真实，缺乏深度，不足以反映现代世界的复杂性。他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揶揄为“沉闷的新闻体现实主义的产物”。他熟谙欧美文化，深受乔伊斯、沃尔夫等现代派大师的影响，主张作品着重反映人的内心矛盾和冲突，以及人对自我认识的思考。他喜用象征手法，赋予作品细节以深刻内涵和象征意义。“意识流”的使用也是其作品的一大特点。他非常欣赏弗洛伊德的名言：“无意识才是精神的真正实际”。他在作品中大量运用“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把直觉与幻觉，记忆与印象，想象与幻觉，梦境与现实糅和在一起。

《风暴眼》(1973)是怀特的代表作之一。该书故事情节很简单：物质富有，但精神孤独的亨利太太到了风烛残年，她的一双儿女从国外匆匆回国，为了“向她要钱，看着她死”，在病榻前进行着尔虞我诈、煞费苦心的明争暗斗。在这铜臭窒息了一切的社会中，人人都是“海岛”。尽管与海水、空气相连，但谁也不会向谁靠拢，而且“最冷峻、最偏狭的海岛，莫过于自己的儿女”。亨利太太僵卧病榻，在乱梦中回忆了她的一生，疯狂地追求着生活，探究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作者大量掺进潜意识的描写，使人物的意识大多处于自由飘流的状态。有时是有关的回忆和联想，有时则是毫无不相干的事物，这主要反映在梦境的描写上。

怀特还是运用语言的大师。他作品的语言易者朗朗上口，难者奥博深邃。排比随便、比喻奇特，他那有时冷峻，有时幽默的象征性的语言有着恢弘的诗情画意。有人认为他的作品冗长、晦涩、用字生僻、不可理喻，然而，更多的人则欣赏其独有的风格和鲜明的特色。

为表彰他的“史诗般的气魄和心理上深刻的叙事艺术，把一个新大陆介绍到文学领域中来”的功绩，并“具有引用语言使之达到可以产生细微差别的充分能力”，他被授于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澳大利亚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人。

无庸置疑，怀特的成就谌称澳大利亚文学的鼎盛之巅。在怀特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怀特派作家，如伦道夫·斯托、克里斯托弗·科克等。特别是六十年代出现的托马斯·基尼利(1935-)，他的《幸存者》(1969)将学究的讽刺与准弗洛伊德心理学结合在一起，大有怀特的风格。可惜怀特派作家的作品并没有象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那样拥有广泛的读者。

在当今澳大利亚文坛上，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和怀特派作家，还活跃着一批“新派作家”，可谓“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新派作家的出现与六、七十年代的政治风云有关，是澳大利亚积极参予国际事务，结束了“偏安一隅”的隔绝状态，与动荡的世界沟通起来的结果。在各种政治见解、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戴维·艾尔兰(1923-)、彼德·马瑟斯(1931-)等一批新派作家脱颖而出。他们希望冲破狭隘的“澳大利亚化”，将目光转向美国、拉美和欧洲（而不是英国），提倡一种不受传统框框约束的，与国际色彩交融的新型文学。他们多以写各种题材的短篇小说为主。

当代澳大利亚诗歌有如小说一样，成绩斐然，涌现了一批诸如霍普、麦考利、赖特、莱蒙等风格各异的杰出诗人。其中以阿·德·霍普(1907-)最负盛名。他的性格颇多浪漫气质，但他自认为他的诗属于古典派。在学术上，他反对现代主义、反对自由诗，而是严格按着传统格律与句式进行创作。以内容而论，他写讽刺诗，常借托恐怖怪诞之物讥嘲现代人的平庸、无能、轻信以及现代生活的枯燥乏味。他的诗歌的独创性表现在对题材的独特处理、新颖的视角及巧妙的语言运用上。他的很多诗作涉及到男女的性爱，多数寓意深刻，少数则失之粗俗。

《澳大利亚》是霍普的一首成功之作。有别于以“澳大利亚”为题写诗的其他澳洲诗人，他不是颂扬澳大利亚的年轻、充满希望，而是大唱反调，诗的前五节描绘的全是澳大利亚的缺陷：她的自然环境单调而丑陋；她的河流或消失在茫茫沙漠中，或给人们带来灾难；她的五大城市象“溃疡”一样吸干了“她的躯体”；她的土地居住着过去的“二等欧洲人”。若到此为止，只能唤起颓废、失望的感受。然而，从第六节起，诗人笔锋一转，指出尽管自然条件如此之差，但他还是愿意回到这块土地(23)：他愿意回来，因为这是他的家。何况这里虽然是“人类思想的阿拉伯沙漠”，但毕竟存在着肤浅的文明世界－“现代思想茂密的丛林”所没有的深刻性；体现着一种独特的精神－“粗犷、鲜明的色彩”。诗的前半部对澳大利亚阴暗面的描绘和后半部诗人所表现出的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形成鲜明对比，使诗的调子顿时高亢起来，从而突出了诗人追求真理和理想的精神。诗人创作的独创性由此可见一斑。

澳大利亚的戏剧与电影此时也有了很大发展。布佐、希伯德、罗默黑尔都是卓然不群的剧作家，特别是戴维·威廉森(1942-)，他的剧本《搬迁者》(1971)等大多反映当代题材，对话幽默，措辞巧妙，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剧作家。澳大利亚的电影有些也已打入国际市场。

澳大利亚文学经历了萌芽时期（移民文学）、成熟时期（民族文学）直至鼎盛时期（当代文学）的二百余年，才有今天的群峰并起、百舸争流的壮观；满园春色，如日中天的辉煌。然而，从美学价值和普通的趣味总体来看，澳大利亚文学毕竟还年轻，多数作品的水平尚属一般，但有些则可与世界水平并驾齐驱，因而为世界所瞩目。愿澳大利亚文学－世界文学百花园里的这朵绽开的奇葩，更加芳香馥郁、艳丽多姿。

注释：

①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2卷，第76页。

②如今澳大利亚仍有近五万人讲着二百多种土著语。

③美国独立后，澳洲成了英国犯人的主要流放地。

④参见1983年版《美国学术百科全书，第11卷，第343页；《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全集·怀特篇》，1983年台湾版，第678页。

⑤参见斯·默·史密斯为莫里森小说集《北风》所写的序言，1982年企鹅丛书版。

⑥参见格·约翰斯顿：《澳大利亚文学年鉴》(1979)；伊·英·米勒和弗·马科特尼所著《澳大利亚文学》，1956年悉尼版。

⑦参见古德温《澳大利亚文学史》，第3-5页。在悉尼大学攻读心理学。

⑧参见《英国文学史》《绪论》，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中文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⑨参见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

⑩本文原著除特别注外，皆根据英文译出。有的则据黄源深编《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选读》的提示，酌予参考。

（11）摘自《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第6页：《湖乡夕阳《。谢耀文译。1991年译出版社出版。

(12)参见陆贵山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艺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13)摘自《无期徒刑》，第571-572页。陈正发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571-572页。

(14)这种“席勒式”的“理想化”的创作倾向早被恩格斯所批判。

(15)参见《英国文学史》，第218页。

(16)参见列宁：《哲学笔记》，第200-201页。

(17)参见《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1071页。

(18)参见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选读》《前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9)摘自《澳大利亚短篇小说选》，刘寿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0)帕尔默也写剧本。1909年发起的每年一度的“澳大利亚戏剧晚会”，激发了他的剧本创作。

(21)参见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序言》，1888年英文版。

(22)后来改为两一度。

(23)诗人1928年赴牛津大学就读，1931年返澳任中学教师，并同时在悉尼大学攻读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