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张五常先生在深圳做了一场题为《深圳是个现象吗？》的演讲，文字稿当天就发表在他的新浪微博上，随后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转载者不计其数。我读罢不禁喟然长叹。张先生八十四岁了，从演讲稿里看到的，仍然是个性鲜明的“张五常风格”：率直，犀利，视野开阔，思维跳跃，时有夸张，不拘一格。宝刀未老，应该是老人家数十年来日磨月砺的结果吧。
从真实经济数据的不易掌握，到费雪的财富理论，从四十年来深圳的经济发展到自己研究中国经济的来龙去脉，从深圳今天的优势到劳动法存在的问题，从零关税的建议到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张五常在这次演讲中涉及到的要点有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下两点判断，而其他的许多论点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
其一，依据费雪的财富理论，中国的财富高于美国，但考虑到中国的科技知识远不及美国，所以中国的总财富是否高于美国还不能肯定。言下之意，只要中国在科技知识方面赶上美国，总财富超过美国是肯定的。
其二，八年后深圳经济将超越硅谷，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在个人的主观愿望上，笔者与张五常并无大异。如果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在财富上能早日超过美国——虽然按人均计算，中国在世界上仍将排在七八十位的水平，如果深圳能够真正超越硅谷，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中心，我想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乐见其成。但是，遗憾的是，个人的主观愿望代替不了客观的经济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张五常的天才之见在基础上存在着大问题，这使得他这两个论点都很难站得住脚。
如何衡量中美财富高下？
首先是第一点。张五常用费雪的财富理论比较中美两国财富的大小，认为中国的财富高于美国，其理由有三：中国房地产总价高于美国；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优秀大脑众多；中国的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及文物的价值不可估量。但张五常马上又指出，由于中国在科技知识方面远逊于美国，所以中国的总财富是否高于美国还不能肯定。言下之意，只要中国在科技知识方面改进了，中国的总财富高于美国是可以肯定的。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费雪第一个指出，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能够带来收入的即为资产，而资产所带来一连串收入的现值的总和即为财富。这无疑是天才之见。张五常对费雪的经济理论下过苦功，对其概念了如指掌，信手拈来，广而化之，用到了房地产、聪明的大脑、传统文化文物和科技知识这四项资产中去，以此衡量中美财富高下，这又何尝不是天才之见！但遗憾的是，张五常将费雪的概念只运用到这四项资产中去，而没有将它更广泛地推到所有的资产中去，功亏一篑。房地产、聪明的大脑、传统文化文物和科技知识固然是资产，但新闻制度、大学制度、司法制度、产权保护体系、社会秩序及公民权利保障体系、社会诚信体系、食品安全体系、医疗及社会保障体系、公共道德体系等等，如此种种，哪一项又不是资产呢？
就拿大学制度的例子来说吧。近代以来，科技知识多产自大学，但大学可绝不是只生产科技知识的地方。近日国内外媒体披露，有中国富商不惜花费6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400万元）贿赂大学有关人员，使女儿赵小姐顺利“考入”斯坦福大学，而赵小姐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专业是心理学和东亚研究，与科技知识似乎风马牛不相及！这说明了两点。其一，世界顶级大学教育的价值，与是否直接带来金钱收益的科技知识无关。其二，即便用非法贿赂的方式，中国富商家庭也愿意出4400万元的高价购买入学资格。这里暂且撇开公平性不论，假设斯坦福大学入学资格可以在市场上合法交易，富商愿意支付的费用或可再高出几倍。据报导，在中国，愿意出高价购买的富商可不止赵老板一人。这次被揭露出来的，可能只不过是冰山上的一角。这就意味着，相对于实际支付的学费，世界顶级大学教育的消费者盈余大得惊人。美国除了斯坦福、常春藤这样的顶级名校外，还有数以百计的优质大学。它们虽然在知名度上稍有逊色，但在专业设置上自有特点、各放异彩。如果把这些大学也计算在内，无疑地，美国的大学制度是美国的一笔不可估价的大财富。
再比如，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闻制度也是如此。发达的新闻制度的一大作用在于监督公权力，辅助司法立法，将权力关在笼子里，防止其渎职、滥权和腐败，从而降低社会成本。它的另一大作用在于通过新闻社之间的竞争，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多渠道地为社会公众提供综合、多元的各种信息。笔者在日本留学时爱读《日本经济新闻》，每个月付费四千三百日元，折合人民币三百元左右。一份报纸在手，天下事尽收眼底，关于中国经济的报导内容丰富，质量上乘，资讯及时而又大多客观可靠。虽然身在日本，却有比在中国时更了解中国经济动态之感。与日本相比，美国的世界级媒体更多，《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信息量大，质量高，精彩非常。新闻媒体的第三个大作用，是通过大量信息和多元观点的传播，培养公民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公民意识。公民在大量的、多元的信息中自行筛选，自行判断，择其善者而从之，提高了每位公民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近代人的生命价值。而在信息与观点越多元的社会里，人们的社会公德心越强，这是我们在先进之邦观察到的现象。今天纸质新闻媒体日渐式微，数码新媒体取而代之，象《日本经济新闻》、《纽约时报》这样的老牌报纸也引进了网络版，信息成本更低了，但其基本功能不变。无论是社会成本还是信息成本的降低，抑或是公民的公共意识的提高，都意味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交易成本的张老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交易成本的降低与国民财富的增长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同样的道理，司法制度、社会诚信体系、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制度等等，无一不是资产。这些制度资产的运用需要成本，但综合得看，其收益远远大于其成本，多出来部分的现值就是财富。前面说过，张五常以费雪的天才之见比较中美两国的财富，无疑也是天才之见，但在无数的资产中仅取其中四项来比较，忽视了上述诸多重要的资产，其结论自然出现偏颇。这是张五常的第一个错误所在。
深圳与硅谷的真正差距
张五常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深圳将在八年内超越硅谷，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所以是八年，是因为这个判断是他在两年前做出的，当时说的是十年，因为观点没有改变，所以从现在算起还有八年。其理由是深圳坐拥东莞外加惠州这样高水准的工业区，这一优势举世绝无仅有，硅谷今天没有，以后也永远不会有。
但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何谓“超越”？众所周知，硅谷是科学、技术和生产三位一体的高新技术创新和发展中心，仅在终端的生产上超过硅谷，算不算超越？显然不算。富士康在零部件的生产规模上超过了给自己下单的苹果公司，但不能因此说富士康超过了苹果。那么，如果再加上一部分技术上的超越，是否就可以说深圳超越硅谷了呢？还是不能。部分应用技术上实现的超越，与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涌现，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在产生新科技、新思想的源头，亦即在大学方面，深圳完全没有优势。硅谷周边有斯坦福、加州伯克利大学等世界顶级大学和其他一些著名学府，而深圳附近连中国顶级大学都难得看到一所。没有源源不断地产生和输送新思想、新科技的源头，要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谈何容易！
当然，笔者并非有意贬低深圳。今天的深圳作为全球分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它独特的地位。在深圳周边的东莞和惠州，产品的多元化及厂际派单的灵活性令人叹为观止。的确，如张老先生所说，像东莞那样的工业区，硅谷今天没有，也永远都不会有。但张五常没有指出的是，为什么硅谷周边永远不可能有像东莞那样的工业区。他更没有指出的是，使得深圳及周边工业区充满活力的要素，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那些遏制新思想、新科技产生的要素。如果我们承认新思想、新科技是现代工业发达的源头和根本，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在现有的框架下，深圳要全面超过融科学、技术和生产为一体的硅谷将遥遥无期。在知识产权制度、司法制度和大学制度这几大制度有大缺失的情况下，深圳一方面因此灵活善变，另一方面又因此后劲不足。深圳虽然可以最快、最便宜地生产出最好的产品，也可以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但在发展后劲和综合实力上，却终究难以与硅谷分庭抗礼。
张五常天才地用费雪的天才之见来衡量中美之间的财富，但由于有诸多重要的资产没有考虑在内，导致了他一系列的误判。这些年来，中国富有阶层移民国外者甚众，且有日益增多的趋势。这意味着张五常所忽视的那部分资产，在中国的消费者眼里有着巨大的消费者盈余。这部分资产的价格高不可攀（无论出多高的价格都买不到），以至于连最富有的那一部分人也不得不移民到国外去购买。上面提到的中国富商不惜贿赂4400万为女儿购买美国顶级大学的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如果在费雪的意义上中美两国财富不相仲伯，我们就无法解释最富有国家中最富有的那部分人要抢着移民国外的现象。经济学的逻辑告诉我们，最富有的那部分人会流向最富有的国家，这是因为在总财富不足，也就是较贫穷的国家里，富人所需要的许多资产购买不到，无法完成消费，从而使得他们的私人财富无法兑现而大幅缩水，为了避免这一缩水，他们会向能够买到这些资产的国家移民。
这里有两个要点，值得一提。其一，上面提到的这些资产所带来的收益，不是想象的效用，而是真金白银。交易成本的降低直接意味着收益的增加。其二，这些资产的形成和运营，都需要成本。即使在正确地认识到这些资产的价值之后，要投入资源去营造它们，也需要不断摸索、试错、纠错、调整和历史沉淀的过程，时间成本不用说，维护成本也是必须的，而系统中还必然地伴随着一些摩擦和误差。
例如，美国的新闻制度，在历史上也经历过类似麦卡锡主义非常时代的斗争。在今天，人们看到美国的许多大媒体不遗余力地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又反过来怒斥这些媒体编造“假新闻”。当然，川普总统并没有权力关停其中的任何一家媒体。与整齐划一的以“统一思想”为宗旨的官宣媒体相比，这些媒体有着大量不同角度观察到的事实、不同立场所呈现出的不同观点，甚至有着各执一词的激烈的口水战。这里有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但没有暴力和滥权。这是分权制度、司法制度、法治精神和历史经验所孕育出来的平衡感，而这种平衡感又体现着智慧和技巧。诚然，近代新闻制度所导致的信息筛选成本以及社会摩擦成本不菲，但它们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实现了动态均衡，使得“求真”成为可能，并且为全体社会成员廉价、动态、及时地提供各种相对真实的信息和独立的观点。因为“求真”成本较低，整个社会成本也因此降低，由此获得的收益（节省的交易成本）远大于损失（运营成本及社会摩擦成本等），年复一年无止境的收益净值的现值即构成国民的大财富。其他资产的情况也大致类同。
中国应当尽早营造现代文明的制度资产
今天的中国，仍然主要靠大兴土木、大力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法来维持GDP的增长。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边际收益已明显递减。例如：一些高铁路段利用率极低，造成巨额亏损；一些城市的道路和景观，修了又拆，拆了又修；城市设施重复建设，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前面提及的那些可以降低社会成本、带来巨大收益的资产，中国却既没有认识到它们的巨大价值，也还没有找到窍门，以便投入资源去营造它们。很显然，投资后者的边际回报率远高于前者。但是，要营造这些近代社会才有的资产，不仅需要成本，也需要智慧和技巧。如果把传统社会的结构和运行规则比作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话，那么近现代社会的结构和运行规则就相当于微积分。对于初学者而言，要掌握微积分，当然需要投入不少时间进行系统的学习和不断的练习，但一旦被你熟练掌握，你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能够极其便捷地解决许多难题。今天的中国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抉择，就是要坚持使用传统的、多少年来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来强行解决社会的难题呢，还是要横下心来，破釜沉舟，努力学习，勇敢尝试用较高级的微积分来解决一些看似永远无解的问题？可想而知，两者需要投入的成本（学习、试错、纠错、磨合、提高的时间成本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成本）大不相同，而收益也有天壤之别。上述大学制度、司法制度、新闻制度等等制度资产一旦形成，给中国带来的财富远超美国，是不容置疑的。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做正确的事情，从来都不会嫌早。中国越早营造这些资产，收益就来得越大，国民的财富也增长得越快，中国人也就越早地享受到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主要成果。对于十三亿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有着无穷大的消费者盈余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