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云南边境地区复杂多元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当地乡村集市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跨境交流的开放性特点。到目前为止，云南边境集市虽然部分延续着传统“基层市场”体系的结构特征与经济交换、社会交往的功能，但在边疆地区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高速推进和小城镇建设推广等一系列城乡社会经济变革的深刻影响下，云南边境集市的结构功能正在发生着明显的现代转型。一方面集市的时空结构在现代性变迁过程中得到重塑；另一方面集市的传统经济功能在渐趋减弱的同时，又呈现出社会文化功能不断增强的趋势，从中反映出云南边境集市及集市背后的乡村社会与民族文化传统，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迁和其所产生多样性后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云南边境集市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为我们探究、审视当代中国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 键 词：边境集市/结构功能/传统延续/现代转型

标题注释：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科研平台项目“云南边疆稳定与民族团结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尹建东，男，内蒙古四子王旗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史与历史人类学等；吕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一、导言：研究的基础与问题的提出

在学术研究中，集市通常被称作“定期市场”或“集贸市场”，一般是指在相对固定的地点、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由买者和卖着聚集在一起，进行商品交换、交易活动的场所。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集市一直具有经济上互通有无、社会上相互交往等重要功能，因而集市及其相关问题也就成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长期以来的关注焦点之一。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最早系统地利用中国方志材料，对中国华北农村的定期集市及其结构功能进行了分析描述。①稍后，杨庆堃通过对山东邹平县城关集、明家集与刘聚桥集的集中田野调查及其他7个集市的广泛走访，一方面廓清了邹平传统集市的“内部功能结构和运用”；另一方面指出，在中国社会即将步欧洲后尘进入工业革命与城市化阶段前期，集市最集中体现了变迁之中的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与组织的形态。②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则从集镇在农村社区中发挥的经济贸易作用入手，剖析了当地农村集市的结构功能。他认为，村落社区中的初级市场以及村里的“社会义务、互相接待、留宿和互赠礼物是不够的，它不足以使农村里面的每一个农户获得他自己不生产的日常必需品”，只有更高一级的中级市场——即集市才能有效地满足农民的这些日常生活消费需求，而且由于集市总是位于集镇，所以“镇是农民与外界进行交换的中心”。③杨懋春在研究山东台头村社区时，则在集市的经济贸易功能之外，特别注意到了集市的社会政治功能。杨氏研究表明，集市不仅为来自不同村庄的村民提供了一个便于交往的公共场所外，而且还是分散的各个村庄进行联合行动的重要场所。④

20世纪上半叶，国内学界除了对内地集市问题予以了较多关注之外，对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集市贸易，也做了相应的探索和研究。其中，江应樑依据田野调查材料，探讨了“摆夷”地区的集市贸易、商品流通与货币使用情况。⑤李有义在《汉夷杂区经济》一书中，对云南路南尾村“汉夷”经济关系及其变迁问题做了系统的分析，并且对基层市场交易——“赶街子”在当地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地位进行了生动的描述。⑥在这些著述中，所涉及的与集市相关的内容虽然较为简略，但初步奠定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村落与集市贸易研究的基础。

在国外学术界，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集市体系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传统市镇研究真正步入了成熟阶段。他于1964～1965年在《亚洲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文，提出了独特的分析中国基层社会的理论方法，即“施坚雅模式”。施氏通过对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的应用，明确提出了以市场结构作为中心来研究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基本结构的观点。施坚雅指出，以市场结构为中心，不仅能够从空间上阐明中国经济体系的构造与运行，也有利于对中国社会的结构进行有别于传统以行政体系分析为主的研究。其中，集市是市场体系结构中等级最低但作用却极其重要的一级。它不仅是市场区域内农户交换商品的场所，而且是农村富余产品上流到更高级市场体系的起点，以及供应小农消费的货物下流的终点。不仅如此，施坚雅还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⑦该理论的提出，使施坚雅对中国集市功能的分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使得“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⑧。不仅如此，由于受施坚雅市场理论的影响，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类学家，也不再囿于村庄小世界，而是更多注意集市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把调查的区域扩大到一个市场区域，如埃里克·沃尔夫在台湾汉人社会中做人类学调查时，即把目光投向以台湾新北市三峡区这一集市为中心的市场区域。自1988年以来，国外学者包括萧凤霞、科大卫、滨岛敦俊与片冈山等人与中国学者所做的田野调查也是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小榄、沙湾、沙头、芦苞与龙江这几个集镇。⑨

相比之下，由于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集市的研究一度处于低潮。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学科才又重新开始重视集市问题的研究。其中，历史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重点较为一致，他们更多关注晚清至民国以来不同区域集市的形态结构、历史变迁与兴衰更替等问题，进而通过实证研究展开与施坚雅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探讨与理论对话。譬如，包伟民对江南市镇及其近代以来的兴衰更替进行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紧密结合的典范研究；⑩樊树志采取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明清至民国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历程予以了全方位论述。(11)王笛在其所著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中，运用“施坚雅模式”详细分析了清代长江上游地区的区域贸易、城市系统和市场网络，包括集市的作用与功能、市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高级市场与城镇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2)此后，王庆成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详尽的分析，并对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模式提出了质疑。(13)在此基础上，王庆成还通过对晚清华北定期集市数量增长的细致研究，提出了贫困是晚清北方农村集市贸易量和集市数增长、商品流通量扩大的原因之一的创新观点。(14)除此之外，龚关、李正华、从翰香、许檀等还分别从历史发展及其特色、新旧蜕变嬗替过程与历史趋向、铁路与市镇发展之间的关系、集市与商品经济发展间关联等方面，对华北集市进行了独到研究。(15)上述研究成果充分显示出“施坚雅模式”在国内相关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影响。

相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取向，这一时期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对集市的研究则要芜杂许多。不过，研究者仍在对华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集市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出产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陆益龙以河北定州的乡村庙会与集市为对象，从华北乡村集市繁荣发展的经验中，得出了要通过现代农产品市场等其他要素市场的建设，来带动农村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的一般性结论。(16)奂平清则通过中西比较的视野，对河北定州乡村集市的历史变迁以及华北乡村社会转型的困境及其未来趋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只有通过城市化才有望走出转型困境等一系列创新观点。(17)而在西南民族地区集市研究方面，万红运用民族学与历史学资料，对普遍存在于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集贸市场的形成与演变做了具体的论述，从宏观层面揭示了该区域集贸市场的多种形成路径及其现代价值。(18)吴晓燕以川东圆通场为研究对象，采用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把乡村集市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以此呈现出“国家在场”背景下乡村经济社会的自我整合与秩序建构趋向。(19)刘绍华通过对四川凉山诺苏(彝族)地区农村定期集市的考察，指出了诺苏传统文化与市场制度的互动，给当地社会生活与社会变迁带来的巨大影响。(20)张跃、王晓艳则通过对云南一个彝族社区集市的个案分析，透视了民族地区集市丰富的文化内涵及其对整个社区网络的纽带作用。(21)上述从社会学、人类学取向出发的研究，大多具有直面当代中国集市现状与问题的特点，从而丰富了集市研究的视角和维度。

然而，综观以上研究，有些悖谬的是，施坚雅及其之前的中国集市研究，虽然也非常重视对集市经济、政治与社会功能的揭示与探讨，但由于这些集市基本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就已长期存在的传统集市，所以研究者关注较多的诸如集市的历史变迁、兴衰更替及其与乡村社会转型关系等问题，对集市的当代功能与作用着墨甚少，故而从这些研究中，我们无法获得更多的关于当代中国集市功能的存续及其变化的前瞻性认识。不仅如此，从区域研究重心来看，由于历史上华北、江南等地的集市和集市贸易一直较为兴盛，并且在相关史料及地方文献记载中的历史发展脉络也较为清晰。因此，针对这些地区所做的集市研究似乎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典范模式，而对于分布在西南边疆地区，特别是云南边境地区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乡村集市，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市场规模狭小、发展相对滞后，目前学术界对其仍然关注不够，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那么，当代云南边境地区的集市时空结构与之前相比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它还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包括施坚雅在内的近代研究者所指出的那些集市功能，是否依然在云南边境集市中延续？在这类集市中有没有出现以往研究者没有看到的，或者是全新的结构功能变化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尝试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社会学的宏观视野来考察云南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传统延续及表现形式，分析其在当代市场经济、城市化发展的渗透影响下，结构功能出现的现代转型和它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

二、交换与交往：云南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传统延续

云南是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省份，复杂多元的地理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民族在分布格局上的“大杂居、小聚居”特点。而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和族际间交往的需要，使得境内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不只是地理空间上单一的经济和文化坐标，而且也使之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尤其是边境地区的集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边民互市的传统，亦可以看作是延伸于国界，联系国界两侧跨境民族的特殊场域。云南边境集市自产生以来，以其特有的辐射和涵化功能，不仅丰富了边境地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边境集市为核心的“集市文化圈”，深刻影响着边境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一)集市场期：传统时空结构的延续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集贸市场在长期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受到当地的自然环境、民俗传统、生计方式、生活节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深受明清以来汉族传统商业文化播迁的影响。因此，在空间安排和时间制度方面，它与内地传统乡村集市较为相似。一是云南边境集市在空间分布上，主要取决于交通条件、交通手段、人口密度以及经济结构等人文地理方面的各种复合状况。从历史上各类集市的形成途径来看，其空间范围大多是以节庆聚会场所、庙会举办地、产品集散地、行政中心、军事要塞以及交通要道等为中心展开的，而且，集市的空间分布状况亦与集市集期间隔(即周期性)密切相关。二是云南边境集市在时间制度上同内地一样，也是以“定期”为主要形式的，而且有些“定期集市”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构成了有固定时间节奏的稳定循环结构，并一直延续至今。

大体说来，当代边境多民族地区集贸市场的场期时间制度，主要有5种情形：(1)依旧沿用当地传统的十二支(生肖)谱系的场期制度；(2)采用旧历或农历制的场期制度；(3)直接采用公历制的场期制度；(4)采用星期制；(5)日日为市。(22)此外，在个别地区，至今还多少保留了一些无固定集日的情况。

沿用传统的十二支谱系计时和规定场期的情形，一般多出现在交通不便，地理位置较为偏远的山区。如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城关镇，是每逢龙、鼠、猴日有集市；牛角寨镇，则是逢狗、虎、马日有集；敦厚镇，逢龙、猴、鼠日有集等。(23)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金河镇，逢鼠、马日有集；勐拉镇，逢猴、虎日有集等。(24)在这些以十二支谱系为场期制的地区和民族当中，虽然各自都保存着一些不同于其他区域的时间制度、生活节奏和民俗传统，但从“马街”“牛街”“鸡街”等地名中，可以看出这一集期体系曾经广泛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延续至今。至于其形成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这应该与各地农业生产的安排有关，既为了避免过多占用农时，又能使商品货物畅通无阻，因此各地集市间隔的时间不宜太长或太短，只能约定俗成地定期举行，大致以5～7天为宜。另外，各地街期错杂，这种时间安排也便于不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25)如位于中老边境地区的江城县“勐烈街”，以十二地支中的亥、卯、未为“街天”，四日一集。位于中缅边境澜沧县糯福乡的“糯福街”“宛卡街”“南段街”，为七日一集，而“阿里街”为五日一集。与中缅边境为邻的陇川县陇把镇集市，在历史上就有“交易五日一集”的记载，各个集市进行交错赶集，民间计算街期，一般是“空四赶五街”(四天休市，第五天开市)，唯有土司驻地街期为同日。(26)较多使用农历场期制的，主要是汉族民众相对集中的农区，在边境地区某些接受汉族农历时间制度的少数民族也使用农历场期制。或农历每月逢五逢十有集，或逢三、六、九日有集，或逢四、九有集市，或逢一、四、七有集市等，在区域内形成周期性轮转。

以边境城镇为中心形成的集市，较多地采用的是“星期”和“公历”场期制。采用“星期制”的如每星期四、日或每星期三、六为集市。采用“公历制”的则有每月逢2、5、9日的集，逢3、6、9日的集，逢公历双日的集等等。一般而言，星期场期制的范围要更狭窄一些，多局限于城镇内部或其周边区，而公历场期制的范围较大，多出现在城市化程度较高、公历制早已确立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在民族杂居的地区里，往往还存在着若干种集场时间制度混用的情形。至于日日为市的集市，往往是在人口密度较大、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此外，在一些原材料产地或矿区周围，也都容易形成常日市场，甚至在固定的间隔时间还有大集。而没有固定集日的地区，则主要是地处边远山区一些少数民族的聚居、杂居地，平时没有固定的集场，通常不定时地有一些小手工业者和商贩们游走村寨，以日用品来交换粮食和山货之类。

由此可见，当代云南边境集市由于其地理环境的边缘性、封闭性和文化的多元性，使其具有了比内地更为复杂的集市时空结构，而既有的市场网络体系，实际上就是由集市的时空分布格局所决定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云南边境集市的整体面貌。同时，由于各类集市的空间安排和时间制度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分别对应于边境周边不同地域的人群，因此，它一方面体现出云南边境地区复杂的人文地理环境与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该区域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生产、交易圈、聚落社会关系以及与区域文化认同长期互动的过程。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能够从集市的时空结构中，清晰地看出其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以及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二)集市交换：传统经济功能的延续

乡村集市作为一种初级的商品交换形式和场所，已历时数千年的之久，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人类有史以来就有交换，对市场的历史研究应扩展到迄今以来人类生活过的、可被测定的全部时间。所有的市场都可作证：第一层是一些落后的交易场所，这些古老的实在如同大洪水前的世界留下的物种，在这儿或那儿与依稀可见。初级市场是经济阶梯的第一级，是最直接、最透明和监督得最好的交换形式，那里进行的主要是‘第一手’交易，当场拍板成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27)可以说，定期举行的集市决定着乡村生活的节奏和忙闲，集镇是农民社会、农民文化和农民经济的产物。(28)

云南边境地区商品交换的历史非常悠久，但真正意义上的集市是在明清之际发展兴盛起来的。由清代至民国直到现在，边境集市从以物换物、“走乡串寨”和草地路边的临时市场，到修筑集市交易场所、定街期进行交换，再到商品交易繁盛之区的市镇之地、常日集市，同国内其他地区的集市贸易演变概况一致，经历了由低级的非常设的集市，向高级的固定镇市发展的过程。这一历史变迁不仅存留于文献典籍之中，而且在民族历史记忆与日常生活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云南边境集市从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以商品交换为主要功能的物质空间，它以不同交易圈内各民族间互相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和民族特色产品为基本特征。从平坝地区成熟的稻作农业与渔业产品到山区锄耕及旱地作物与狩猎所获；从滇西高山游牧、畜牧地区盛产的牲畜肉奶制品到滇南部分刀耕火种山区的山野土特产品；从最南端的亚热带水果、蔬菜等到西北高山寒冷地区的青稞、毡毯等；从汉族地区普遍生产的农副作物、家禽牲畜与区域特产茶、盐等物品，到少数民族专门制作和收集的手工业纺织品、工艺品、药材、山货等物资，但凡有剩余产品，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拿到集市售卖。举例来说，地处中越边境的富宁县田蓬集市，自近代以来外商、马帮就在此地络绎不绝，集市上交易的货物有棉纱、布匹、百货以及滇东南的铁锅、铁农具，甚至还有川、黔的丝绸、纸张、日用品等。这些商品除了在田蓬集市销售外，还运往越南新街、同文、苗旺等地集市，换取海盐、药材及特产。田蓬每到“街天”，都会有3～4千人“赶街”，大牲畜上市二三百头，还有外地戏班、杂耍、卖唱艺人演出，边境小镇一度热闹非凡，并一直延续至抗日战争爆发初期。(29)这样的景象，几乎和20世纪30年代杨庆堃笔下的山东邹平集市相差无几。时至今日，云南边境集市仍然是居住在山区的民众，特别是跨境民族售卖自己生产的初级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和民族特色产品的基本场所。比如在中越边境河口县的实地调查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越南老街的一些妇女通常会将采摘的山菜、草药拿到河口农贸市场出售，或从河口批发日用品到越南一侧的集市上销售；而在越南老街猛康的定期集市上，也时常可以见到河口边民的身影，他们大多出售水稻种子、农药化肥、轻工产品及农具等。

不仅如此，云南边境集市还如费孝通所说的那样，是“每一个农户获得他自己不生产的日常必需品”(30)的主要场所。虽然现在云南边境地区几乎每个村落都会有自己的小卖部，一些日常用品如食盐与糖果小食品等在村子里就可买到，但更多的家庭需要的物品，仍需要在集日时去集市购买。譬如，像新鲜猪、牛、羊肉，就是村落里的小卖部无法提供的，它们只有到集市上才能买到。再如，村民家里需要稍大宗的油米物资或者是如电饭煲、电茶壶等日常家用电器，抑或是锄头、镰刀等农具或者桌椅板凳等家用物品，以及衣服裤子等穿着用品，他们无一不是到集市上去购买。

此外，与杨庆堃、费孝通及施坚雅所描绘的20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城乡集市相比，云南边境地区还一直延续着一种独具特色的集市交易方式——边民互市。由于云南边境地区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边境各族人民跨越国界赶集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边民互市便应运而生。在早期阶段，边民互市仅是边境两侧民众自发形成的一种交易方式，其交易地点和时间均仿照传统的集市和集期而约定俗成。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边民互市逐渐被纳入国家边贸管理范围，并允许中国边民每人每天100元以内的限额交易。此后，随着边境地区贸易量的不断增加，规定边民互市的交易额度也逐渐增加到现在的8000元以内，交易的商品种类也从相对单一的农副产品发展到五金、家电、建材、日用百货、卫生洁具等。于是，边民互市也从最初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以物易物，发展成为了现代的商品贸易服务产业。譬如，在中越两国边境地区的边民互市上，两国边民通常会把各自有特色的土特产品拿到边境集市上出售，然后再买回家庭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物品。即便不是赶集日，越南边民登门交换物品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31)如马关县的都龙、堡梁街、茅坪、金厂、小坝子、牛马榔等地，一直是中越两国边民进行小额贸易的集市，其中金厂和茅坪的“街天”，有三分之一甚至半数以上是越南边民。(32)又如在中缅边境的瑞丽市，据调查者不完全统计，每年参与边民互市的人数达数百万之多，互市货物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十种增加到现在的上千种，买卖双方由早期的境外商品占多数，缅方边民出售，中方边民购买状况，发展到现在双边货物及买卖人员大体持平的局面。(33)而有着边贸历史传统的河口、孟定、磨憨、畹町、打洛等地，边民互市更是当地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即使是在不设口岸的边境地带，境内外的边民和商家也能“很方便”地进入对方集市中进行交易，在市场内互通有无，这种“和平跨境”的交易模式，是边境居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经济交往方式。

施坚雅曾预言说，中国的农村集市将会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20世纪末逐步消失。(34)然而在云南边境地区却可以看到，集市依然是边境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与有着较为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内地城乡社会相比，云南边境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落后的经济基础和较低的城镇化率限制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经济需求，各种生产生活所需商品的交流与交换就必须以乡村集市为主。历史时期自发形成的小规模农村集市，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对边境各民族生产生活的经济补充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交往是民族经济的重要形式。经济交往是民族生存的第一需要，是最重要的交往”(35)。对于在集市中进行交往与交换的各民族而言，商品选择、交易方式显然会先于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等被凸显出来。(36)

(三)集市交往：传统社会文化功能的延续

在乡村社会结构中，集市无疑是一个公共空间，它反映了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某种公共性，以及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37)早在20世纪60年代，施坚雅就曾明确指出：市场结构具有中国农业社会的全部特征，因而集市是传统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体系。(38)之后，费正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施坚雅的“基层市场”概念表述为“集市社会”，认为它“既是一个经济单元，又是一个社交世界”，“在正常情况下，农民生活并不限制在一个村子里，而是展开在形成一个集市社区的一大批村子里”(39)。可见，集市自产生以来就具有的交往功能，一直将物与人、人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乡村社会最具活力的场所之一。

云南省与缅甸、老挝和越南三国接壤，云南边境集市一直是境内外各民族交往的一个重要场域。首先，边境地区的集市表现了跨国的流动，集市辐射的范围超越了中国的国界；其次，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多为跨国民族，亲缘、地缘等关系通过边境集市得到了完全的体现。在集市中，不同民族聚集于此，经济活动模糊了民族差异的界限，语言使用、商品选择、交易方式等或许才是最主要的，而民族成分、民族意识等则退到次要位置，赶集者的民族符号不再是集市中人们过多关注的焦点。如研究者在中越边境的金平县马鞍底乡地西北村调查时发现，当地集市中通用的语言主要是哈尼语、汉语和苗语，境内外前来赶集的人们，只要会说这几种语言当中任何一种的简单日常用语，如糖、烟、酒等词汇以及需要与否等，即可顺利完成交易。不会这几种集市语言的人们就只能用手势来交流了。在地西北集市上，很多商贩都兼通这几种集市通用语。(40)又如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绝大多数集市上，赶集的人们往往都用汉语或傣语进行交易；而傣族也会普遍会讲邻近民族的语言。布朗族与傣族具有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深受傣族文化影响，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在数字上除计数的一至十不同外，十以上的数字几乎都借傣语表达。而在易武“街子”上的汉族居民，多数都会讲傣话、哈尼话和瑶族话。(41)这类情形在云南边境其他集市中也并不少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集市中，基于地缘、亲缘关系而形成的交往和交换关系，往往构成了集市场域中最重要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一般来说是先于边民在集市中的交换关系而存在的。比如在景颇族的传统文化中，通过族源，即某些姓氏来确定双方的亲属关系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而这类亲属关系在集市中往往会通过一种“实践性”表达出来，如在集市上相遇之后相约喝酒、首先购买“亲戚”的商品或赠送或便宜销售自己所卖的商品等。这些看似矛盾的市场交换法则与亲情义务，在特定的集市场域中被不断地调适着，(42)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那样：“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农民商贩力求按规则办事并按自己的需要解释规则，而他们为此所采取的一切策略都在提醒我们，种种表象，特别是亲属关系的分类，具有一种虽说是纯象征的，但仍不失为实在的功效。”(43)可以说，集市交换与交往行为的背后，实质上是跨境民族关系在这一空间结构中得到不断巩固与发展的具体表现。

近年来，随着生产、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化，信息、交流、闲暇的需要日益多元，边境地区农民的社会交往空间得以不断扩大，但囿于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传统，集市仍是人们贸易、娱乐和交际网络中的结点，不少人仍习惯于把基层市场作为自己的生活世界。就像费孝通、杨懋春所描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内地集市那样，人们在集市里接受地方社会文化传统的熏染的同时，还借助集市贸易使自己生活得以同更为广大的外部世界相连接，在这里获得了外面世界的信息，也从这里走出了村庄，走向城市。可以说云南边境地区的集市不仅仅是物品交换的场域，一直以来也是人们社会交往的空间。人们在集市的交易、聚会、沟通创造了一个地方社会的公共空间，发挥着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关系调适和社会整合的功能。

三、变迁与整合：云南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现代转型

尽管云南边境地区的集市长期延续着传统的发展轨迹，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具有经济与社会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但不可忽视的是，21世纪以来，随着边疆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转型的急速展开，一方面，云南边境地区的集市不仅在时空结构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而且其所发挥的经济中心作用也正在日渐减弱。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二元城乡关系在云南边境地区依然存在并且影响巨大，城市化的推进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并没有给云南边境城乡社会带来与内地同步的现代化进程，相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社会文化不断交汇于集市，使得集市作为城乡之间社会文化枢纽的功能较过去进一步增强，并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性动态融合的格局。

(一)集市时空结构的重塑

施坚雅曾经在其相关论述中，预测并分析了现代交通运输对中国基层市场体系的冲击。他认为道路的改善和机械交通工具的引入，会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传统基层市场趋于消亡，传统的高层次的中间市场体系转化为现代贸易中心，二是强化了村庄的社会职能，在市场体系现代化导致社交范围扩大的同时，它却可能造成了社区的缩小。(44)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云南边境集市在时空结构上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施坚雅的预测。

与传统集市相比，当代云南边境集市在时空结构上最明显的变化，首先表现为集市及其场期制度的重新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1950～197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把集市贸易也纳入了计划体系之中，对基层市场的政策多次调整，总的趋势是严加控制甚至取缔。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被取消的集市贸易才得以逐渐恢复。在这期间，云南边境地区的一些传统集镇及其集市，因为多年的关闭以及边境地区的人口、社会变动，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热闹喧腾景象，从而无声地消失在历史深处。随着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行，云南边境地区也跟随着内地的发展节奏，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步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边境地区大规模建设和更新了一批诸如高速公路、二级公路与乡村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新兴的中小城镇在边境地区开始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变化是，一些传统集市要么因地理位置原因逐渐衰颓直至消亡，要么是完全失去集市的场期时空属性，转变为施坚雅所言的“现代贸易中心”。与此同时，由于一大批中小城镇在边境地区的出现，在这些城镇及其周边地区又应运而生了新一批的定期集市。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还是新诞生的边境定期集市中，场期的时间制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前文已述，云南边境集市的场期大约有5种情形：十二生肖场期制、农历场期制、公历场期制、星期场期制、日日为市。自20世纪末以来，采用十二生肖场期制、农历场期制的范围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在一些交通便利、人流物流较大的区域，已较多地使用公历和星期场期制，在商业化程度发展较高的边境城镇，其集市逐渐发展为日日为市。如前文中提到的陇川县陇把镇集市，历史上一直是“五日一集”，“文革”期间普遍实行7天一街或10天一街，全县同一天赶街，至1979年才恢复5天一街，交错赶集。目前来看，乡镇所在地的集市在全县的统筹规划内，而聚集在乡镇下属村委会的赶集时间又在该乡镇范围内进行交错。(45)由此可见，云南边境集市的场期从十二生肖场期制、农历场期制到公历、星期场期制，时间周期呈现出越来越短趋势，到日日为市时——实际已经达到了施坚雅所言的“现代贸易中心”的标准，因而最后一种市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集市了。

另外，村落再度成为乡村社会中心也深刻表明了云南边境集市在时空结构上正在发生的变化。社会学的空间研究提出了两种理想状态：正式和非正式的空间。前者型构动力主要来源于外部的行政力量，后者则来自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它的形成及其中所展开的各类活动均受村庄地方性知识及村庄生存理性选择支配，具有浓重的民间化色彩。(46)因此，拥有政府行政力量的村落显然属于正式的公共空间，而集市的形成往往受其范围内村落的生境制约，当属于非正式空间。近年来，国家对乡村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造，不论是“美丽乡村建设”还是“新农村建设”，其主要目标就是建设以村落为中心的聚居地，并以此界定公共服务的空间。这使得市场体系下的某些配置性资源和权力性资源，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中不断流向村落，并替代了集市的部分功能，从而导致了原来的集市空间行为和关系构成要素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这一变化无疑是云南边境集市传统结构功能现代转型的一个缩影。

(二)集市的经济枢纽作用渐趋减弱

集市作为一个商品交换的场所，其经济运行秩序和规则的形成，既有乡村社会自我生成的动因，也有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建构的痕迹。如前文所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30年里，由于经济上的统购统销政策和体制上人民公社化，使集市贸易受到极大冲击而趋于凋敝。直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一系列发展集市贸易的政策出台和农民经济自主权的获得，集市贸易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重新回归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当中。近年来，随着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农民的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巨大变迁，当下农民在集市中的经济活动显然已经不能再用传统的“自然经济”来涵盖。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不仅集市的结构功能悄然发生着变化，而且农户与集市(市场)的关系也需要我们加以重新审视。

就当代云南边境地区而言，随着区域性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化的推进，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作为经济枢纽中心的集市，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开始逐步减弱——这一变化在一些以前十分依赖集市的边远山区显得尤其突出。例如，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主要分布着茨开镇、丙中洛镇、捧当乡、普拉底乡、独龙江乡5个乡镇集市，由于该地区山高水急，地势险峻，仅有荆棘丛生、崎岖难行的“鸟路鼠道”时断时续地延伸在深谷密林间。因此长期以来，当地独龙族、怒族与傈僳族等各族群众，基本上都是依靠就近乡镇集市进行交易。特别是在以独龙江乡镇集市为中心的区域，因与外界的交通极为不便，当地群众更是十分依赖集市获得必要的生产生活物资。直到1999年9月，随着独龙江公路全线竣工通车，才结束了独龙江乡这一全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不通公路的历史；到2014年12月，独龙江公路改建工程完工，彻底结束了独龙江乡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五月半年时间因为大雪封山车辆无法通行的历史。由于交通条件的变化，往昔十分依赖独龙江集市的各族群众，今天已经能很快到达贡山县城进行经济活动，昔日集市在生产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已日渐被物品更丰富、交易更便利的县城商场所取代。又如，地处云南省西南部、普洱市西部阿佤山区，1965年3月始成立的西盟佤族自治县，在2000年县政府由西盟镇迁至勐梭镇之后，城市化建设随即高速推进，10多年间便建成了一座现代化新县城。过去经常只在勐梭镇、勐卡镇、力所乡等露天集市交易买卖的佤族、拉祜等族群众，现在已经越来越频繁地走入西盟县城的现代商场超市中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时也日益习惯把自己家里的农作家畜等物产拿到县城集贸市场中卖一个更好的价钱。

从以上个例不难看出，当今生活在边境村落中的民众的经济活动，已经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展开，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已不是非得要通过一定的“行政等级体系”或“市场等级体系”，而是可以通过一些分散的网络体系直接与外部社会进行沟通。他们以产品为媒介直接与各个等级的市场直接发生联系，参与到整个市场的分工体系当中。实际上，这样的变化在我国华北地区早已出现，陆益龙在河北定县调查时，就发现“农村的产品市场中心已经外移至区域的中心城市甚至更遥远的地方，中心镇的市集不再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47)同时，奂平清也观察到，河北定县的“集市不再是农产品的集散地和余缺调剂的场所，而在更大程度已经成为外部商品向农村销售的‘流动商场’”。(48)

如果说交通设施的现代化和中小城市的急速发展正使边境各族群众对集市特别是乡镇集市的经济依赖大为降低的话。那么，随着信息通信网络在乡村社会的大面积普及，也使得集市传统经济功能在不断减弱。到目前为止，云南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村落仍未通电或通路，甚至电视信号也已广泛覆盖。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边境地区较为偏远的村落里，大凡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村民，都几乎是人手一部手机，上网、微信甚至是网络交费都屡见不鲜。过去经常需要到集镇上才能了解到的国家与地方政策、管理法规与服务信息等，现在通过手机和网络就能更快更便捷地知悉；一些以往经常要在集日到乡镇交纳的费用，现在用手机就能轻巧处理。这就意味着，过去需要在集市上才能获得的信息资源、文化资源乃至行政资源，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渠道获取。尽管集市仍然是他们交易、交往的结点，但现在农民的视野已超越了传统集市边界，他们可以有选择地参与市场活动而不像过去只能被动地接受和适应。可以预计，集市作为经济枢纽与资源配置中心的作用，因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日益向乡村社会渗透，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

(三)集市的社会文化功能不断增强

云南边境集市功能的现代转型，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这就是集市的传统经济功能及其经济中心作用渐趋减弱的同时，集市的社会文化功能却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并且在社会交往、文化消遣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首先，云南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发展和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带动了边境地区社会经济的巨大变迁，同时也使得城市的影响力和辐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文化生产与传播方面，从通俗文化到流行风尚，无一不是先在城市中出现与生产，再次第往城市周围的乡村传播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当代城乡之间已不存在改革开放前那种在身份、待遇等方面二元分割的关系，但由于这种关系受历史的长期形塑和影响，造成城市与乡村在社会交往与生活方式等方面，至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使得集市在边境乡村社会中，无论是社会交往还是文化消遣上，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作为现代性标志的城市文化与生活方式，首先是向人口密度较大、流动性较强的集镇传播辐射，并周期性地在集日时达到高峰。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兴起“小城镇”建设热潮，以及最近10多年来倡导的城镇化建设，加之边民互市的兴盛，云南边境地区几乎所有的集镇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从整个社会来看，由于城市化依然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最重要的社会过程之一，因此，云南边境集市作为城乡之间社会文化枢纽的功能，也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

其次，从村落的角度来看，随着边境村落里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村民涌入附近的县城、稍远的地级城市或者更远的省会城市打工，日常留守村落中的大多只有老人、妇女与小孩。村落人口的日趋空心化，使得过去习以为常的村落社会互动交往模式难以为继；同时，传统的串门、玩牌、广场空地闲聊嬉戏等村落文化消遣随着人口的空心化也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形下，集市成了边境留守村民最主要的集会、交际与娱乐的空间场所，集日也成了最重要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消遣的时间。即使没有任何买卖或者要办的事情，留在村落里的村民都迫不及待地盼望着在集日时赶往集市，以便能多和那些从其他各个村落来到集市的村民们聊聊天，或者聚在一起自发地唱唱山歌、听听地方的民歌调子、看看民族的歌舞戏曲表演，以此打发家人不在身边那孤寂漫长的日子、享受村落里已经难于再现的休闲娱乐时光。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每逢开集的日子，步行的老人、骑自行车的少年、骑摩托车或乘农用三轮车的中青年男女，络绎不绝地从各个村落赶往集镇。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笑容，并不时听到“不赶街反正心里不舒服”之类的抱怨；在集市上，精力充沛的中青年男女或穿梭往来，或三五成群的找朋友聊天、打闹、嬉戏，老年人则靠在墙根打牌、下棋、抽水烟筒、晒太阳。对于大多数留守村民而言，“赶集”已成为他们生活中无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施坚雅在20世纪所说的：“基层市场社区与农民的娱乐活动息息相关，集日通过提供娱乐机会减轻了农村生活的无聊。”(49)

另外，对那些在外打工的村民来说，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依然存在，以及在教育、医疗与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城乡之间鸿沟短时间仍无法消弭，加之住房、工作等不稳定因素，以致即使他们已经在城市打工很久，但依然很难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长期在城市打工，他们又非常熟悉并习惯于城市的社会交往、文化品位与生活方式。所以，当他们决定从城市回到乡间时，很多人并不愿直接返回村落，而是更愿意选择到那些与城市社会文化模式更为接近的集镇中谋生。甚至大多数在节假日短暂返乡的青壮年打工者，也日渐不习惯于村落中相对单调的生活方式，相反，在集镇中他们更加感觉自在，也更愿意到集市上去“逛逛”，寻求精神上的慰藉。

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在多元民族文化交汇的云南边境地区，集市既是展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舞台”，同时也是传统与现代在此交融的“聚合点”，集市的存在，使其周围的各个村寨、不同民族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特定的“集市文化圈”。因此，边境集市也可以看作是特定地域内由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群体共同构成的一个“共享的意义体系”。在该体系中，由于交往的不断重复和再现，导致群体认知具有一定的从众性或惯习性，从而在集市活动中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种情境下，身份认同便沿着这一新的“坐标”产生了变化。居住在集市附近有机会经常赶集的人们，开始认为自己比那些住在“山上”的人群特别是跨境民族，更具有“现代性”和“优越感”。这种身份认同的变化，有时会超越族际与文化认同的边界，并影响着人们在穿着、饮食、出行等方面的改变。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是一种后现代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我们如何生活？’这一问题只有在如吃穿住行等的琐事中方能得到答案，而且只有在自我认同的不断呈现中方能得到解释”。(50)在当代社会中，现代性早已是汉族地区尤其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部分，随着边境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现代性也逐渐渗透到集市的每个角落，甚至变成了当地年轻人普遍追求的理想生活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集市不仅是单一的物品交换场所，也是人们集会、娱乐、交际的空间。当然，集市中的人群也并非是被动地整合进市场运作的体系当中，人们也会依据自己的文化惯习和各自地域的时空特性形塑集市的特色，将集市转化为一个适合他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域。

四、结论：当代中国边境集市结构功能变迁的审思

如果说以云南为典型的中国边境集市正在经历经济功能逐渐减弱、社会文化功能日益增强的现代转型——并且这种转型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的话。那么，它对于广大边境地区的集市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施坚雅曾指出，基层市场既为市场区域内生产的商品提供了交易场所，本身也构成市场社区中社会结构的一个焦点，而且在基层(标准)市场服务的区域，不仅存在密集的经济互动，同时也有密集的社会文化互动。(51)毫无疑问，基层市场理论在国内相关学术研究中的实践和运用使施坚雅的理论逻辑得到了部分验证的同时，也为我们认识云南乃至中国边境集市提供了一个十分有效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借此进一步透视边境地区集市结构功能及其历史发展演变的脉络。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施坚雅更多关注的是市场体系中人们的“经济”活动，其他因素都是经济理性行为的派生物，同时由于时代及环境所限，施坚雅显然无法预测像云南这类中国边疆地区集市的发展走向——特别是集市结构功能的现代转型及其后果。到目前为止，云南边境集市的现代转型还在持续进行中，并且明显表现出了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与传统意义上的边境集市相比，云南边境集市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回归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因此在时间、空间与制度安排上，当代云南边境集市带有强烈的国家规划的色彩。随着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集市的空间分布及其形成机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也导致了跨越地域边界社会关系的空间性和流动性进一步扩大。在时间和空间定位上，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施坚雅“基层市场共同体”所界定的人们传统的活动范围，使得云南边境集市更具有各体系相互渗透并构成社会网络“跨体系社会”的特征。(52)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云南边境集市中所呈现的多重社会结构，及其所具有的跨文化研究的意义。

第二，从经济与交换层面来看，当代云南边境集市的经济功能，尤其是集市作为经济枢纽与资源配置中心的作用，尽管处于渐趋减弱的状态中，但与东北、西北边境地区的人们更多依赖于“中间市场”或“中心市场”的情况相比，基层集市依然是云南边境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个环节。云南边境集市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基层市场的长期存在的基础，不论是历史时期自发形成的小规模农村市场，还是地方政府统筹规划的定期集市，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对边境各民族生产生活的经济补充作用，甚至在某些较为偏远闭塞的少数民族村寨，周边集市中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仍难以超越以维持基本生计为目标的传统生活方式。因此，施坚雅有关20世纪末中国乡村集市不复存在的预言，并不具有现实意义，而这一认识的症结就在于，施坚雅完全以“同质化”的结构和功能的观点看待中国的农村市场，忽略了西南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着的族群关系、仪式象征、文化传统等内容的复杂交换体系。

第三，当代云南边境集市社会文化功能的不断增强和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意义，代表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时间与空间感。集市周期性和空间性变化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造成的改变是多方面的。原有的社会互动模式很大程度上受亲属关系网络、民族文化传统、国家体制的支配，但随着新兴资本市场的介入、非政府市场主体的参与，改变了上述支配原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传统的行为规范、关系秩序、利益规则的运行结构，同时，集市的社会、文化、娱乐空间得到了空前释放，促成了集市原有功能与结构的转换。此外，集市日益增强的社会文化功能，也正在改变和形塑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交换模式与交往方式，尤其是人们的社会观念和经济观念，甚至还影响了人们的职业道德、价值判断、品味、欲望、性关系和想象力。(53)所有这一切都折射出当代云南边境集市从市场到文化场域的转变，以及集市背后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发生的现代性变迁。

总之，当代云南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变迁，可以看作是中国边境集市现代转型的一个缩影。正如施坚雅的集市研究以中国西南为切入点，但他最后形成的“施坚雅模式”则超出了西南传统农村社会的界限，而本文则试图在云南边境集市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更宏观的层面对施坚雅“基层市场”理论予以必要的对话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为读者提供一幅当代云南边境集市多元地域文化的生动图景之外，还想着重指出它对于中国边境集市研究所具有的参照意义，并将其作为我们探究、审视当代中国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变迁的一个视角——即中国边境集市不仅是交换行为的产物，而且也深受不同地理环境、文化空间和政治体制的形塑和影响，但是“一个地域共同体(无论是村落、集镇还是宏观区域)之所以成为一个共同体，很大程度是由于交换的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族群—区域认同意识所致”“一言以蔽之，中国的集镇不是简单的市场，而是库拉圈、互惠场所、夸富宴的举行地、再分配的网结、社会竞技场和文化展示的舞台”。(54)至于施坚雅本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其基层市场理论模式是否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兼容的问题，还需学术界进一步探讨，但其方法论意义却是不能否认的，正如黄宗智所言，施坚雅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化为一个极为清晰的解释模型，从而使后来的研究者能够更好地对村、镇、县城等中国基础社会结构加以认识和研究。(55)

注释：

①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A].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卷[M].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64.

②杨庆堃.邹平市集之研究[D].北京：燕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34.

③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06，217.

④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张雄，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⑤江应樑.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167～169.

⑥李有义.汉夷杂区经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75～85.

⑦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23.

⑧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23.

⑨刘永华.传统中国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对施坚雅中国市场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的反思[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⑩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

(11)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2)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J].近代史研究，2004，(4).

(14)王庆成.晚清华北定期集市数的增长——对其意义之一解[J].近代史研究，2005，(6).

(15)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J].近代史研究，2001，(1)；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6)陆益龙.从乡村集市变迁透视农村市场发展——以河北定州庙会为例[J].江海学刊，2012，(3).

(17)奂平清.华北乡村集市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以定州的实地研究为例[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18)万红.论西南民族地区集贸市场的历史形成[J].贵州民族研究，2004，(3).

(19)吴晓燕.集市政治：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0)刘绍华.中国西南诺苏(彝)地区的集市与现代性[J].思想战线，2010，(1).

(21)张跃，王晓艳.少数民族地区集市的文化内涵分析——透视昙华彝族“赶街”[J].思想战线，2010，(6).

(22)万红.中华西南民族市场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110.

(23)牛鸿斌，王文成.云南集镇[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161～162.

(24)牛鸿斌，王文成.云南集镇[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161～162.

(25)马兴东.云南古代的城乡集市[J].经济问题探索，1987，(6).

(26)王晓艳.边境集市与村落共同体的构建——基于中缅边境陇把镇的调查[J].民族论坛，2012，(4).

(27)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M].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228.

(28)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M].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103～105.

(29)云南省富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富宁县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415.

(30)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06.

(31)张含，谷家荣.社会互动与滇越边民国家认同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32)云南省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马关县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6：353.

(33)和少英等.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初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52.

(34)Skinner W G.Rural Marketing in China:Repression and Revival[J].China Quarterly,1985,(103):393～413.

(35)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184.

(36)张跃，王晓艳.少数民族地区集市的文化内涵分析——透视昙华彝族“赶街”[J].思想战线，2010，(6).

(37)郑瑞涛.社会转型期农村的非正式公共空间：集市[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9，(2).

(38)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9)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26～28.

(40)李金发.中越边境边民互市中的族群互动与国家认同——以云南地西北边民互市点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1，(4).

(41)万红.中华西南民族市场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83.

(42)王晓艳.边境集市与村落共同体的构建——基于中缅边境陇把镇的调查[J].民族论坛，2012，(4).

(43)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269.

(44)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5.

(45)王晓艳.边境集市与村落共同体的构建——基于中缅边境陇把镇的调查[J].民族论坛，2012，(4).

(46)曹海林.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5，(6).

(47)陆益龙.从乡村集市变迁透视农村市场发展——以河北定州庙会为例[J].江海学刊，2012，(3).

(48)奂平清.华北乡村集市变迁、社会转型与乡村建设——以定县(州)实地研究为例[J].社会建设，2016，(5).

(49)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9～50.

(50)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4.

(51)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8.

(52)“跨体系社会”概念是汪晖首先提出来的，“指包含着不同文明、宗教、族群和其他体系的人类共同体，或者说，是指包含着不同文明、族群、宗教、语言和其他体系的社会网络”。参见汪晖.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A].黄兴涛.新史学(第三卷)[C].北京：中华书局，2009：267.

(53)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54)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46～147.

(55)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J].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