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江 黄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的逻辑和机制

——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0 次 更新时间:2019-03-14 01:16

进入专题: 裕固族   民族传统文化  

陈文江   黄超  

内容提要:通过对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开发与再造实践的田野考察,整体性展示了组建研究机构、拓展宣传渠道、构建传承体系、塑造文化空间、重振嫁接仪式等一整套民族传统文化建构的实践方式,形成了政府主导、民族精英节点性推动、民族成员参与的互动机制。民族特色表达、民族文化感养成、提升民族形象、维护经济利益是民族传统文化建构的逻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成员接受“民族”教育的过程,会对民族意识、民族认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这种实践过程对民族交往和国家认同的影响。

关 键 词:裕固族  民族传统文化  建构,机制  逻辑  Yugur  traditional minority culture  practice  logic mechanism  social effect


20世纪80年代开始,某些地域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开始了保护、传承、开发与再造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实践[1]。如今,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再造实践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也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2]。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开发过程,绝不仅仅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简单挖掘、复制、传承的过程,而是伴随着各参与主体的筛选、重现,甚至是再造,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持续发展的建构过程[3]。

学术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实践的关注,更多地是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视角出发,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传承的问题[4],也有一些学者从民族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此类社会实践,如萨仁娜等人讨论了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恢复蒙语教育与民族认同建构的关系及该县借助于庆典仪式来构建和强化民族身份认同意识的实践[1,5];另有学者探讨了保安族利用各种仪式进行族群身份定位和族群关系表达的实践[6];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旅游经济与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及对族群认同的影响[7-9]、民族村寨文化复兴的历程[10]及现代建构逻辑[11]、国家的扶持政策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复兴和变异的影响[12]及文化建构过程中出现的认同差异现象[13]。

已有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然而,这些研究的局限性也较为明显。一是这些研究大都从民族村寨这样的社区层面开展研究,从县域层面开展研究的成果较少。事实上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建构的实践更多地来自于基层政府的政治动机,县一级的政府起着主导作用,乡镇、村寨一级往往是政策执行者。二是现有的研究大都只关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某个方面(如语言教育、仪式复兴、服饰再造、景观设计等)的实践形式,事实上现阶段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建构实践已经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三是大多数研究只关注了少数民族文化建构实践对民族认同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实践的社会效应具有多重性。四是现有的研究大都只对建构形式进行了描述,缺少对实践机制、逻辑的系统研究。

有鉴于此,本研究从县域层面出发,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田野点,利用人类学田野调查参与观察获得的资料,以民族学的视野关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建构的具体实践及其机制,探讨其背后的逻辑。对此类问题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影响民族自治县文化建构的社会因素及对少数民族认同产生的影响。


一、肃南裕固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的主要实践


裕固族是甘肃独有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河西走廊上的甘肃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总人口为14378人,属于“人口较少民族”。20世纪80年代初,裕固族人首先开始了裕固语的教育实践,进入21世纪之后,裕固族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进入了多样化的发展阶段。

(一)成立学术研究机构和组建学术团体,挖掘、整理和研究裕固族传统文化

2003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事业单位性质的裕固族文化研究室。2012年,组建由肃南县委宣传部牵头的肃南县裕固族研究会。2014年,成立由肃南县教育体育局牵头的裕固族教育研究所。学术研究机构的成立对于裕固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再造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集和整理裕固语词汇、民歌、民间故事等传统文化题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奠定了资源基础;二是相关资料的学术化出版,起到了向外界宣传裕固族传统文化的作用,也为学术精英研究和宣传裕固族及其文化提供了研究资料;三是这些研究机构及其成员还是呼吁、指导、参与裕固族文化传承与再造的主要载体和践行者。

(二)构建裕固语教育传承体系

民族语言被视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记[1]。因此,在文化建构的过程中,裕固语教育被肃南县放到了重要的位置,采取多种措施构建了较为完整的裕固语教育传承体系,构建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学校裕固语教育体系。早在1983年,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自治乡政府就在当地学校开展学习西部裕固语的课堂教学活动;2003年至2007年,肃南教育局多次发文,要求裕固族聚居区学校开展裕固语第二课堂教学活动,县幼儿园、中小学纷纷开设了裕固语课程;2012年,肃南县教育局再次下发《深入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意见》文件,详细规定了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教材编制、双语教学的重点目标和具体要求等内容,力图推进学校双语教育的规范化发展;2015年,为了保障学校裕固语教学师资,经县政府第47次常务会、县委第73次常委会研究同意,向社会公开招聘5名事业单位编制的裕固语语言教师,主要承担该县县城小学、完中及两个裕固族聚居乡小学的裕固语教学。为了营造裕固语使用氛围,2002年,创办了西部裕固语广播节目,虽然该节目仅维持了两年就停了下来[14](P215),然而在文艺演出、旅游节开幕式等活动中,设置双语主持人的形式却坚持了下来;积极搭建民间双语教育平台。2010年裕固族文化研究室工作人员阿尔斯兰和大河乡西岭村委会联合举办所在村的裕固语培训班。2011年开始,由兰州大学裕固族在校生发起,启动了“寻找安妮”——少数民族儿童语言传承计划,形成了由兰州大学生志愿者主办,肃南县一中、裕固族文化研究室等多方支持的裕固语双语教学平台。

(三)营建凸显裕固族文化特性的地域空间

第一,实施“穿靴戴帽”工程

从2004年开始,借用裕固族传统服饰符号对县城、乡镇主要街道、政府办公大楼、新建牧民定居点等建筑物进行“穿靴戴帽”工程改造,彰显裕固族文化特色。2012年后还将“红缨帽”造型、“头面”纹饰用于路灯、座椅、指示牌、宣传栏、垃圾桶等设施的装饰。

第二,建设凸显民族特色的公共场所

2001年开始修建“民族公园”、神鹿广场;2007年扩建具有民族宗教特色的夹心滩公园;2014年在县城的北入口建成裕固族民俗旅游度假区;2014年建成明花乡“西至哈志”广场,广场名就来自于裕固族叙事史诗《西至哈志》,该广场被规划为多个区域,分别展示裕固族标志性雕塑“红缨帽”及传统乐器、体育项目和生活场景等。

第三,重建宗教场所,彰显民族信仰文化

除修建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公共场所之外,2009年重建藏传佛教寺院红湾寺,2016年重建位于肃南县大河乡的长沟寺。

第四,新建传承裕固族历史和文化的物质载体

1996年该县建成民族博物馆,2014年迁址新建“红缨帽”造型的中国裕固族博物馆,2014年建成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歌舞传承中心、游牧文化中心。这些都成为传播、交流、展示、传承裕固文化的物质载体。

第五,用裕固族民族文化打造旅游景观

2012年肃南县花费巨资打造“中华裕固风情走廊”,用裕固族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装饰峡谷、草原、森林等自然景观。2014年修建中国裕固族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拟实现在原生态环境中呈现和传承裕固族游牧民族非物质文化的目的。

(四)恢复传统仪式,嫁接现代仪式

第一,复兴祭鄂博等宗教仪式

“祭鄂博”仪式是1958年之前裕固族民众广泛参与的带有自然崇拜色彩和藏传佛教影响的仪式。近些年,当地群众较为重视,因此逐步恢复。

第二,传统人生礼仪的恢复与展演

目前,一些裕固族传统人生礼仪如剃头礼、婚礼等仪式在裕固族社区中逐渐恢复,举办者举行传统仪式的同时还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通过相关媒体进行传播。

第三,县庆仪式、文化旅游节、艺术节的传统文化嫁接

裕固族农牧民运动会、原生态民歌大赛、裕固族服饰展演等活动和节目是举办县庆、文化旅游节、艺术节的重要内容。

第四,民族节庆节日的建构

2017年5-6月,为了纪念裕固族东迁历史,经过在大学任职的裕固族教授的倡导和积极推动,肃南县明花乡莲花片区的裕固族人举办了首届裕固族东迁节。在节日举办两周前,该教授在微信上撰文描述了裕固族东迁的历史及曾经在民间流传的烧“扫德尔”仪式的习俗,接着发布举办东迁节的海报,号召明花乡莲花片区裕固族人参加。之后,这两则“微文”迅速在裕固族人的微信朋友圈、微信群中广泛而又持续地传播。知晓信息的裕固族民众捐款、捐物、提供物品,在发起者和志愿者的推动下,东迁节于2017年6月10日顺利举办。据被访者介绍,当天参加人员在1200~1500人。

(五)全方位拓展裕固族文化传播渠道

在民族传统文化宣传方面,开拓了多种类型的传播渠道:一是组织机构及专家学者编撰了东、西部裕固族词典及反映裕固历史文化的书籍和出版学术杂志;二是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为主体,创编反映裕固族历史及文化的剧目,还有裕固族文艺工作者根据民间传说设计和制造了天鹅琴等裕固族传统乐器;三是收集整理、出版由裕固族学者、作家、文艺工作者等撰写的论文、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四是依托互联网构建宣传网络,相关政府部门、机构、企业组织、个人开通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宣传裕固族传统文化;五是申报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综合来看,肃南县已经形成了挖掘、整理、研究、宣传、传承裕固族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路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开发及再造随着参与主体的专业化、传播技术的现代化呈现出立体化、整体性的特征,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效果显著。


二、裕固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的机制


在裕固族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开发及再造的现代构建过程中,形成了政府主导、民族精英节点性推动和基层民众参与的互动机制。

(一)政府主导

从对裕固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的具体实践中可以看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政府和各乡镇政府在民族传统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如果没有县政府的主导和推动,相关研究机构、裕固语教育体系的制度化、县域范围内的城市规划及基础设施的“民族文化化”都无法实施。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自治县政府通过公共权力的运作实现资源的配给,从而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参与文化再造的过程,采用制定政策、成立执行机构、保障经费等多种方式,主导裕固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再造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自治县各级政府完成了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成为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旅游资源,是肃南县实施“五县建设”之旅游文化特色县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

(二)民族精英推动

在裕固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的过程中,三个类型的民族精英起到了节点性的推动作用。一是民族政治精英。他们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起到了政策倡议、政策执行和监督的重要推动作用。如2007年县人大会议上提出保护民族语言、开设双语课程议案的白忠堂等人就是裕固族。二是学术精英。在裕固族成立的各个类型的研究机构中,主要负责人、参与者很大一部分是裕固族学者,这些人中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党校教授,他们具有丰富的民族理论方面的知识,在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的过程中起到智力支持的作用。文化精英的研究、建议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建构提供了学术资源,有的学者还亲自参与到裕固族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的实践中,如上文提到的首届裕固族东迁节的首倡者和积极推动者便是例子。三是村寨内部的文化传承人。如民间说唱艺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本村学问最大的人、最见过世面的人等乡土精英[10]。这些精英是宣传、完善并执行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决策意见的中坚力量,也是对普通民众开展民族文化教育的主要承担者。

(三)基层民众参与

裕固族民众的积极参与促进了裕固族文化传承、开发与再造的实践。他们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不仅激励了政府部门、民族精英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传承与再造实践的热情,而且也是民族精英生产的各种文化产品的体验者和消费者。当前,有条件的裕固族民众,各年龄阶层的农牧民都愿意置办裕固族传统服饰,这些服饰精美华丽、造价不菲,一套成年女性的服饰少则1万余元、多则3万元至4万元,这些需求推动了裕固族传统服饰产业的形成,为掌握这项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带来了经济利益。基层民众参与动机具有多样性,在参加与自身社区发展息息相关的活动时,大多会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民族群众将政府主导举办的县庆、各种传统文化节当作节庆假日参与其中,他们认为这是感受民族传统文化,满足自身文化生活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的重要节庆假日之一,这样的节日是他们休闲娱乐和亲朋好友聚会的好时机。

裕固族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的实践已经形成了政府、民族精英、基层民众三个主体各司其职、良性互动的参与机制,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再造。如2015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青年妥丽坤的裕固族传统婚礼的举行就是例证。一方面,妥丽坤的父亲通过举办传统婚礼展示了自己的财富,提升了自己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这也是肃南县文广局积极筹划、借用的结果。该部门希望通过对婚礼仪式的全程纪摄,体现裕固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底蕴,充实裕固族非遗中心婚俗展厅的陈展内容,更好地保护和宣传裕固族传统婚礼仪式。在婚礼展演的筹备过程中,县文广局还协调县博物馆提供所需的一些道具和背景性实物,以更好地突出民族特色。他们还邀请了省市多家媒体参与报道,婚礼的主要流程被腾讯网“中国人的一天”栏目发至头条,被国内各大网络媒体竞相转载。


三、裕固族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的逻辑


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的实践过程中,民族语言、服饰、仪式、口传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被挖掘、整理、出版,同时通过建筑、学术机构、现代媒介、仪式嫁接等载体和形式实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过程很大程度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进行的文化再创造,受政治、经济、社会现实处境等因素的影响[15]。

(一)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与民族特色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通过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确认民族身份,建立了民族自治县,使他们在一定域范围内,以主人的身份享受到国家赋予的权利和优惠政策[16](P132)。然而,由于没有文字、缺少可资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其他民族日益频繁交往等原因,裕固族传统文化特征日益减少,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肃南县开始自觉地整理、学习裕固族文化,着手进行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再生产工作。同时,裕固族精英在挖掘和再造民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突出民族特性。民族语言、传统服饰被看作是一个民族最明显的外在特征,因此在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的实践过程中,首先被凸显出来。访谈中,一位裕固族年轻学者就认为,民族语言是民族特性的重要体现,在民族思维塑造方面亦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实施裕固语教育非常重要,这也反映了本族政治精英、文学精英的普遍想法。而这一系列恢复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重塑民族特色,使其民族身份得以强化并“被认识和确认”[6]。

(二)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与民族文化感养成

民族身份的识别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一度激发了少数民族民众特别是民族精英的民族文化感[17]。然而,由于发展性的压力,裕固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开发实践在自治县成立的很长时间内处于停滞状态。当裕固族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获得较大提高,加之多元一体文化成为社会的共识后,裕固族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开始追求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建构过程中表现自己、振奋自己,并以此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实现自我民族身份与民族文化特性相符的表达[14](P215)。肃南县裕固族语言普及教育的种种措施就是为了唤醒民族成员的民族文化自觉。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民族语言是民族意识的“文化加工品”[18](PP.131-132),可以唤醒族群个体的存在意识,并使存在的意识得以持续,同时借此把民族成员和其他群体区隔开来,把一个民族的“内在心灵与内在力量具体化”[19](P132)。

(三)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与民族形象的提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交通通讯的发达、商品经济的渗入、人员流动的频繁,曾经经济较为落后的裕固族日益融入多元互动的社会格局。在这样的开放性空间中,积极寻求外部世界对整个民族的肯定性评价,获得他者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认同,也日益成为民族文化持有者在开放格局中确证和提升民族身份地位、进而实现民族成员个体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10]。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建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特色的追求是提升外部世界对自身肯定性评价的重要方式。正因为如此,裕固族政治精英、学术精英非常热情地欢迎各民族专家学者研究裕固族、宣传裕固族,同时也积极支持裕固族民族歌舞团、个人音乐组合(萨尔组合)参加省级、国家级的演出和竞赛等活动,以此达到宣传和提升民族形象的目的。举办县庆活动则成为提升民族形象的综合性政治舞台。肃南县每年都会举办县庆,逢五周年、十周年更是举县大庆。一方面,县庆仪式通过邀请中央等上级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参加,全方位展示自治县取得的各方面成绩,有明显的政治意涵;另一方面,县庆举办者将一些民族传统文化融入县庆活动之中,向各级领导、嘉宾、媒体机构展示裕固族特色文化,显示民族特性及文化资源。

在新的形势下,县庆活动潜在的政治意义和社会价值也逐渐被当地政府认识和开发利用,成为政府政策宣传、推进工作、传达信息、与民众沟通及凝聚群体成员的重要形式[17](PP.118-132)。

(四)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建构与民族经济利益的维护

进入21世纪之后,裕固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建构实践达到了高潮。一方面是国家对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保护的政策支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在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就能得到民族文化保护的政策利益,如国家设立专门的资金推动民族地区博物馆、非遗场馆建设,项目建设本身就是经济利益;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人们发现民族传统文化是文化资源中的优质资源,对旅游业的推动起着重要作用。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节祭、庆典、服饰、歌舞、竞技、工艺等地方性知识,被各级地方政府视为具有经济价值和开发潜力的重要资源,成为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合法性文化资本[11]。因此,地方政府开始积极主导民族传统文化开发和再造的实践。裕固族传统的祭鄂博仪式就是例证,在有些旅游景点,祭鄂博成为游客“参与式”旅游的一个环节,具有明显的展演性。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建构的实践,在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也带来较好的政治、经济效益,然而也有必要思考这种实践过程可能带来的其他社会效应。

民族识别之后的民族区域自治设置,进而进行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开发的过程,也同时使少数民族成员经历了一次全面的关于“如何成为一个民族”的教育过程[17](PP.60-80),在此过程中,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将会增强。由于民族意识已经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2]。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建构过程中,民族精英趋向于差异化的建构策略,使得裕固族与蒙古族、藏族、汉族之间基本消失的文化差异,又在“传统的发明”催生之下得到进一步强化,这种状况是否会影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尚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另外,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复杂的辩证关系,需要我们从“民族国家建构”和“公民国家建构”这些基本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现象及其发展趋势进行讨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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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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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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