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到今天，中国学术界对于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经历了兴起、成长和壮大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在研究视野上从聚焦双边关系到注重多边背景；在研究角度上从偏重美国到中美并重；在研究取向上从关注利益关系到重视力量对比变化的作用；在研究偏好上从侧重合作到兼顾合作与竞争；在分析逻辑上从重视体系因素对单元互动的塑造作用到关注单元互动对体系层次的影响；在研究的着力点上由聚焦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到关注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在研究方法上从实证研究到注重理论研究和方法创新。 中美关系研究范式的变化折射出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及双边关系的变化，包括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两国外交决策环境的变化、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立足点的变化、中美互动模式的变化以及中美关系对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变化。 中美两国自身和两国关系的变化也反映出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正在经历的一系列重大调整，诸如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东西方互动态势的变化、全球治理问题的突出以及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变化的加速。
１９７９ 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这些重大举措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 然而，在建交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学术界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中美关系史。 从 １７８４ 年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华到 １９４９ 年前后的中美关系，都是中国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事实上，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前，除了一些国际时事评论外，对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成果甚少。严格来说，对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在冷战结束后才真正发展起来。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到今天，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经历了兴起、成长和壮大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发生了重要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折射出近 ３０ 年的时间中中美两国自身、中美关系和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
一 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变化
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在研究视野上从聚焦双边关系到注重多边背景；在研究角度上从偏重美国到中美并重；在研究取向上从关注利益关系到重视力量对比变化的作用；在研究偏好上从侧重合作到兼顾合作与竞争；在分析逻辑上从重视体系因素对单元互动的塑造作用到关注单元互动对体系层次的影响；在研究的着力点上由聚焦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到关注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在研究方法上从实证研究到注重理论研究和方法创新。
中国学者对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起步于后冷战时代，在研究视野上主要关注双边关系中的突出问题，如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人权、经贸、台湾、西藏问题以及两国在核不扩散上的分歧等。 到 ２１ 世纪初，中美关系的研究视野逐渐拓宽，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从多边（如中美俄、中美欧、中美日、中美印、联合国）和地区的角度（如东北亚、东南亚、东亚、亚太）来研究中美关系，一些新的议题（如能源、反恐）也被纳入了研究议程。 进入 ２１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美关系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议题更加多元。 这些议题包括中美两国在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的互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与分歧，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变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等。 这大大丰富了中美关系的研究议程。
从研究角度看，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偏重从美国的角度来研究中美关系，注重探讨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对美国外交尤其是对华政策的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的内涵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意图和目标以及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和定位等。 例如，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先后提出中美“非敌非友”和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表述，它们均在一段时期内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 在 ２１ 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研究者在继续关注美国因素的同时，更加注重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双边关系，包括中国的崛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目标的界定和维护如何影响了中美互动、中国对外战略态势变化与美国的反应、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目标定位、中国对美决策和对美政策的效果、中国应如何塑造双边关系等。
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中国政府在 ２０１２ 年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兴趣，研究者纷纷从学理和政策层面对此开展研究。 美国学者和分析家也对中国的这一话语给予了特别关注。中美两国的研究者围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了有益的交流，给中美关系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风。
在研究取向上，冷战结束初期，中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注重利益分析，关注新形势下中美的利益互动关系。 一方面，研究者希望基于中美两国在经贸、安全等领域的利益共同点，促进双方合作，摆脱或减少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干扰，构建双边关系的新框架；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仔细分析了中美之间的利益分歧，探讨如何妥善处理双方在人权、台湾、经贸、西藏等问题上的分歧和争执。 到２１ 世纪初，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引发了双边利益关系格局的调整，推动了两国关系变化。 研究者开始从中国崛起导致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的角度研究中美关系，注重分析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缩小、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实力对比变化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扩大等因素如何影响中美各自的战略取向、互动态势和利益调整，如何影响地区格局的演变。 权力转移理论成为分析中美关系的重要棱镜。
随着冷战的终结，中美关系进入了转型期，对中国外交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是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方希望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建立一个以合作为基调的稳定的中美关系框架，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倡议。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关注的是在如何处理好分歧的同时积极推进和扩大合作。 对合作的研究偏好在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仍然是中美关系研究的主要特征。 然而，在 ２０１０ 年前后，随着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中美两国的竞争性突显，合作与竞争都在上升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 对竞争的研究涉及范围广泛，包括战略竞争、区域（如亚太、非洲）竞争、问题领域（经贸、网络、能源、朝鲜半岛、国际领导权）竞争等。 对竞争的关注也延伸到对冲突和危机管理的研究。研究成果显示，中美冲突风险较高的问题领域是东亚（从朝鲜半岛到南海）、经贸关系和网络空间。
在分析逻辑上，中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惯于在大的国际背景下审视双边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特征。 美国竭力打造单极世界，主导世界事务。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对世界经济政治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力量的一枝独秀和全球化的发展构成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１ 世纪初研究者分析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 在这一环境下，中国研究者最关心的是减少和避免与美国的冲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时间、空间和资源。 ２００８ 年以后，国际形势剧变，美国的力量优势下降，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一些美国分析家甚至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论。 虽然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并不赞成这一提法，但中美关系的发展对地区与国际格局的演变、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进程具有重大甚至关键性的影响却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这一环境下，研究者注重探讨中美互动对国际大环境的塑造作用。 研究者普遍认为，如果说现有的国际秩序（包括亚太地区秩序）是由美国主导建立、当前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主要由美国驱动的话，未来的地区和国际秩序、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将越来越多地打上中美互动的烙印。
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还经历了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 早期对中美关系的分析主要是从中美两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出发，较少关注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开始，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注重分析美国国内因素，包括美国国会、利益集团、智库、媒体、公众舆论、文化（包括价值观、宗教）、社会思潮（如新保守主义）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还注意到美国地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些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地揭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既有助于增进对中美关系变化的美国国内根源的理解，也丰富了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认识。 另一方面，中国的相关国内因素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包括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理念、外交政策机制、影响中国对美决策的议题、中美危机处理的实践及行为特征、利益集团在对美关系中的角色、媒体对美报道、公众的美国观等。 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影响中国对美政策制定和关系管理的理念、机制及社会环境，也有助于纠正中美关系研究中的不平衡。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术界重视对美研究而轻视对中国自身的研究，中方自我阐释的话语严重欠缺。 而美国学者则注重对中国因素的研究，其成果往往成为解释中国行为的主导性话语，从而造成了中美关系研究领域中美双方话语和认知的不平衡。
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研究也见证了中国研究者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尝试。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中美关系研究大体上属于实证研究，主要运用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分析方法，注重案例分析和经验总结。 到了 ２１ 世纪初，以理论指导中美关系研究的意识显著提升，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开始被广泛运用。 如以权力转移理论分析力量对比变化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走向，以安全困境理论分析中美关系中的战略与安全挑战，以同盟理论分析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相互依存理论分析中美关系的稳定性、非对抗性及非零和性，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理论揭示中美关系的新特征，以认知理论分析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认知差异。 中国研究者也对一些理论（如进攻性现实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其在适用于中美关系研究上的局限性。 不仅如此，面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在现有工具箱中寻找解释手段，而是尝试以新的理论分析中美关系，如以全球共生系统理论来探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此外，研究方法也更加科学和多元，如以博弈论研究中美战略与经济博弈，以危机管理理论研究中美危机管理，以量化分析的手段描述和预测中美关系的变化。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都被应用于中美关系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研究角度和手段，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上述研究范式的变化丰富了当代中美关系研究的内涵，拓展和深化了这一研究领域，提高了研究成果的规范性与学理性，也使研究更加贴近中美关系的现实，提升了研究成果与中美关系实践的相关性，增强了当代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虽然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还会随着国际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演进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但经过近 ３０ 年的努力，中国学术界在中美关系领域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 今后的努力方向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建构基于中美关系经验特征的中观和微观理论，二是更好地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论，三是准确把握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互动方式和特点，四是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提炼中美关系中的中国因素。
二 中美两国国内及双边关系变化
研究范式的变化往往与研究对象的变化有关，也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认识的变化有关。 中美关系研究的范式变化正折射出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国内及双边关系的变化。
第一是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 １９９３ 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到 ２％，世界排名第十。 到 ２０１０ 年，中国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９．２％，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科技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也有了大幅提升。 美国在世纪之交时的国力达到了新的高峰，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３１．８％。 但是由于随后发动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和遭遇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优势显著下降。 一升一降，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１９９３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 ６％左右，而到 ２０１７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上升到美国的 ６０％以上。这一变化带来了研究角度、研究取向和研究偏好的变化。
第二是中美两国外交决策环境的变化。 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对华外交的国内环境发生转折性变化，对华政策成为党派斗争和府会角力的工具，各种利益集团也纷纷介入，对华问题上的观点分歧和政策博弈在舆论上也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在中国方面，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开始，对美外交的国内环境也开始发生变化。 参与决策的部门越来越多，对美外交涉及的利害关系日益复杂，精英和公众表达意见的渠道也在逐渐增加，观点趋于多元化。 正是决策环境的变化带来了研究着力点“由外而内”的变化。
第三是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立足点的变化。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立足点主要是国内因素，即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政治稳定。 美方的出发点则更多基于对外考虑，即如何建立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如何促进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 到了 ２００８ 年以后，中方处理中美关系时越来越着眼于对外经济与外交拓展，对美外交是中国开展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 美方则更多关注国内需要，即在危机后重建美国经济，这在特朗普执政以后尤为突出。 这一变化带来了研究视野的变化。
第四是中美互动模式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美力量对比悬殊，美国掌握了双边关系的主导权，在议程设置和话语权方面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中国在双边互动中处于被动反应地位。 ２００８ 年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美力量差距的缩小，中国在双边互动中逐渐变得主动、积极，美国在议程设置和话语权方面的优势被削弱。 此外，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也在上升。 这一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地缘政治领域；不仅在亚太地区上演，也越来越多地延伸到非洲、拉美等地区。 ２０１０ 年以前，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靠利益驱动，即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谋求合作与协调，从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 ２０１０ 年之后，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了利益关系的调整，推动中美关系的演变，其中既有合作与协调，也有摩擦与斗争。 互动模式的变化带来了研究角度和研究偏好的变化。
第五是中美关系对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变化。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和 ８０ 年代，随着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形成，中美关系影响着国际战略稳定，具有全球性意义。 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后，中美关系的影响力大幅下降。 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周边的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存在于有限的国际性议题领域（如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到了 ２１ 世纪初，中美关系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大，在地域上超越了中国周边地区，辐射到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 在议题领域上覆盖了全球治理的所有主要议题，从反恐到核不扩散，从应对金融危机到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方面，中美两国的合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的力量与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积极有为的大国外交的开展，中美关系对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大。 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合作与协调的中美关系将有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完善，而对抗性的中美关系将撕裂国际体系，严重削弱现存国际秩序。 这一变化带来了研究视野和分析逻辑的变化。
三 国际格局变化
美国是后冷战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是现存国际体系中唯一的霸权国家，而当今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演变中最为突出的事件之一。 因此，中美两国和两国关系的变化也反映出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正在经历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第一是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大国间的力量分布及其互动关系是决定国际格局的最主要因素。 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力量失衡。 在冷战结束后的十余年里，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每一个关键领域都拥有巨大优势，综合实力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美国相对于第二号大国的力量优势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然而，中国的崛起扭转了这一势头。 在 ２０１０ 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２０１０ 年，中国占美国经济总量的 ４０．８％。 ２０１７ 年，这一比例达到 ６３．１％。
这一趋势很可能会继续维持下去，在 ２０３０ 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有望赶上和超过美国。 此外，与曾经追赶美国的苏联（政治军事大国）和日本（经济大国）不同，中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实力都很可观，是一个与美国类似的全面型的大国，这有助于缓解大国间综合国力的失衡状态。
第二是东西方互动态势的变化。 在冷战时代，政治安全问题突出，东西方之间主要是根据意识形态划分界限。 在后冷战时代，发展问题更加突出，东西方之间更多是以发达程度划分界限。 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凸显，对世界政治、经济、安全事务的主导权增强。 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对西方的依赖程度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减弱，东西方的互动态势表现为“西强东弱”“西主东辅”。 然而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变这一局面。 作为不属于美国霸权体系成员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崛起有力地提升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政治经济分量。 ２０１０ 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桂冠首次由一个发展中国家摘得。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就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中国的崛起也带动了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 ２００９ 年，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四国创立了金砖合作机制（次年南非加入），该机制不仅深化了新兴经济体间的合作，亦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的话语权。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为了争取中国合作应对危机而倡议召开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二十国集团也随之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 该机制包括了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一批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改变了之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七国（或八国）集团垄断世界经济话语权的局面，全球经济治理从西方治理转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理。 总体而言，东西方互动态势正表现为“东升西降”“东进西退”。
第三是全球治理问题突出。 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加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这些因素共同使得全球治理成为 ２１世纪的国际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核心议题，世界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时代。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日程上，与全球治理相关的议题占据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全球治理的重要性的突显不仅拓展了大国关系的内涵，也在改变大国互动的性质。 在传统的国际政治时代，大国围绕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开展合作与竞争，对力量和影响力的争夺往往带有零和性质。 在全球治理时代，大国间越来越多地就应对全球性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其中虽然也涉及力量与影响力的博弈，但这种博弈更多是非零和性的。 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互动有助于缓解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紧张。
第四是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变化加速。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演变主要表现为美国霸权体系的强化和西方国家对国际机制与规则掌控的上升。 然而在 ２００８ 年之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演变方向发生重大变化。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带来了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西方国家主导的现存全球治理体系又更加明显地暴露出能力不足的缺陷，这不仅呼唤着改革现有的国际机制和规则，也要求建立新的国际机制和规则。 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加速变化在主要崛起国中国与现存霸权国美国之间的互动中充分表现出来。 美国致力于巩固现存体系（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同盟体系），维护对其有利的规则，继续牢牢掌握规则制定权。 中国则争取在现存体系中获得更大发言权，推动现有机制与规则的完善，同时努力构建必要的新机制和新规则。 中美两国在体系层面上的互动强度上升，互动面扩大。
四 结语
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这既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繁荣的体现，更是中美关系获得巨大发展的反映。 如同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经历了重大转型一样，在两国建交 ４０ 年的今天，双边关系再次面临重大调整，这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者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未来 ４０ 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幅度会超过既往的 ４０ 年，研究者不仅要关注两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战略与政策的调整、国际地位与作用的变迁，还要研究如何使这些变化有利于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完善，如何使 ２１ 世纪大国间的权力转移更有建设性，如何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带动国际政治的良性发展。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研究仍将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显学”，其重要性将有增无减。 对研究者来说，无论是政策分析还是学理探讨，既要跟上中美关系演变的步伐，也要把握学科发展的脉搏。 唯有如此，才能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实现在现有基础上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