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3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他和现任总统特朗普对美国的愿景截然不同。在他看来，美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渴望成为一个成功的、多元化的、多民族的国家”。当主持人问：你认为这也是特朗普的愿景吗？奥巴马回答：很明显不是，我们的愿景截然不同。并且他还认为自己的愿景最终会战胜特朗普的，“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根据性格而不是肤色和性别来评判他人。”
这段采访所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个人之间对于美国愿景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它展现的是美国这个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国家从诞生之初以及其后的发展中所形成的某种矛盾与张力，而其所表现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于美国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的愿景的差异。在艾伦.布林克利的多卷本《美国史》中，这是一条始终若隐若现的关于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线索，围绕着它，历代美国人中的不同群体展开了复杂且历久弥新的斗争，而许多斗争几乎从其建国初便已经开始，如美洲土著印第安人问题、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和群体的权益问题。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布林克利这部大作的出彩之处，以及其有别于之前众多美国通史作品的特色，即他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在美国三个多世纪的历史中，那些非WASP（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族裔以及少数群体的状况和他们所遭受的不公、迫害与对其的斗争与抵抗。正如李剑鸣先生在本书中文版导言中所指出的，“虽然族裔和文化的多样性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但美国主流社会长期不喜欢这种多样性，先后尝试过改造、同化、压制和排斥等多种方式，力图消除多样性，以促成某种同质而纯一的美国文化”。正因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而产生了美国政治与历史中的巨大张力，由此导致他一如既往的复杂性。
一
随着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此也正式促成了美国其后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位置。美国著名作家戈尔.维达尔在其六七十年代批评美国政府的文章中，多次称其为“帝国”，即在很大程度上，随着“二战”后欧洲的衰落，美国取而代之成为了新的“霸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干涉主义使其成为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以及共产主义诸国）眼中的“帝国主义”代表，而其所拥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系以及社会文化都一同遭到否定，成为资本主义霸权和堕落的象征。
这一点在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转变中可窥一二。因此，在我们的近代历史记忆中，美国常常以“侵略的帝国主义面目”出现，成为人们争相攻击的靶子；但另一方面，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及其后的八十年代，美国一度成为自由民主的榜样，并且在近代侵略中国的诸多帝国中，相比于他国，美国是最不坏的。而在日本同样出现过对于美国观感的改变，从“二战”中的敌人到战后于其帮助下迅速新生的扶持者，以及日本五六十年代年轻人对于美式生活、文化的模仿与想象等等……这一处于外界的不同面孔所折射出的正是美国本身的复杂性，而这一复杂即使不是诞生于其建国的那一刻，却也与其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
布林克利在描述早期北美殖民地时不断地指出，前来此处的欧洲人除了谋利的商人，便是在各种程度上属于其母国的“局外人”，而宗教上的异议者更是组成了移民中的绝大部分。这些移民的清教徒希望在新的土地上建造符合他们观念和理想的社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从一开始美国就是一个宗教意识强烈的国家，即使其后的宪法修正案中强调了不立国教和政教分离，但无论是其早期殖民地的社会结构设计、政府部门中牧师权力的强势还是其后各种宗教思想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上，都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也正是于此，我们或许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这个看似十分开放和世俗的国家中，宗教始终是其政治和社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且美国国内的宗教信徒及其观念有时甚至超过那些典型的欧洲天主教国家，如爱尔兰与“教会的长女”法国。也正因此，宗教观念和其组织势力才会一次次地在美国的各种政治与社会事务中产生左右其方向：从其后右翼宗教保守派所念兹在兹的“传统美国价值观”到他们对于其他少数族裔和群体权利诉求中的顽强抵抗，如黑人民权、女权运动以及性少数平权。
这一强势的宗教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主流白人群体意识形态中颇为核心的组成部分，并且也是其后各种宣传“美国性/式”的基石。在这一基础上，那些从欧洲移民北美的白人开始建构他们的伊甸园，而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们“遇神杀神，遇佛杀佛”。因此，就如布林克利在书中所展现的，美国早期的建国以及其后百年的历史中都充满了对于其他族裔的侵略与屠杀，这其中最大的受害者便是北美原住民印第安人。布林克利指出，“在（美国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少数族裔比美国印第安人遭受过更多的苦难和不公”。随着清教徒从原本聚集的东海岸新英格兰地区到开始往西南扩展，印第安人不仅遭受由白人带来的传染病，而且还遭遇他们更先进的武器和军队。在李敖先生的《审判美国》中，李先生扮演成“上帝李”审判美国历任总统，而早期多数总统的“黑历史”中都逃不了对印第安人的迫害。而当我们把印第安人的遭遇放在18世纪这一更大的西方背景中便会发现，伴随着西方崛起的众多被掩盖的悲剧之一就是各大洲原住民以及非欧洲国家和人种的灾难降临。
但就如布林克利所指出的，美国的这些行为与其殖民地居民于18世纪所接受的两种竞争的智性思想都不相符。“一种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传统观点，强调上帝对人的眷顾，相信上帝与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上帝时刻关注着每一个人；另一种便是启蒙的新思想……强调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认为人类控制着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的进程”。前者“爱你的邻居”，并未让这些于英国或法国饱受国内主流宗教和政府迫害的清教徒学会爱美洲的原住民和黑人奴隶；而启蒙思想强调的个人自主和权利，也未让他们想到这些权益同样适用于非白人群体。这便是美国独立革命所存在的先天性缺点。布林克利指出，“如同美国历史上很多其他时期一样，革命暴露了这个国家在争取自由与维持奴隶制这两种思想之间的长期矛盾”。协商建国过程中，北方对于南方各州奴隶制的退让成为之后美国整个历史中最严重的问题，直到如今。而也正是这一“双重标准”——美国“白人一方面在捍卫自己的自由，同时在保持对他人的奴役”——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个显著的特点。
因此，就像我们之后称赞雅典城邦的民主一样，我们在那些正典的史书中看到的往往是既得利益者为自己所写的故事，而那些“非我族类”则始终是国内的局外人。在雅典，拥有公民权的只有成年男性，而女性、奴隶以及外邦人等群体则完全不在其中。这不同样也是美国的状况吗？伴随着新国家建立的是某种隐形（在南方各州则是十分明确）的公民等级界限，由此形成一系列国内的“他者”。而白人后裔则依旧继承着父辈们的憧憬，希望把美国建成一个具有某种共同的核心精神、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国家，这一渴望贯穿古今。伴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这一既古老又连绵不断的呼声再次大兴，那些生活在国内的“敌人”和国外“敌人”一道，成为保障传统美国性的最佳界线。
二
面对“国内敌人”，主流社会以传统、宗教观念、法律甚至枪炮来使其臣服；对于“国外敌人”的态度所反映的也正是美国在这一相同意识形态指导下所产生的不同方向，一是“门罗主义”，即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事物；另一条则是干涉主义。而无论前者后者，采取这一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的对外政策于此两者间摆动，且由于缺少某种形式的公正理想，便往往导致因其行为而引起产生众多恶劣的后果与影响。当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事件，英美始终持观望态度而使得驻扎于此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无法行动，最终一百万图西族人被杀。主使这场屠杀的胡图族军官揭露了美国为什么不愿干涉的原因。在回答美国官员时，他说：“你们不会插手的，你们怎么会来呢？我们没有石油，没有钻石，没有任何你们需要的东西”。正是因为美国发现无法从卢旺达获得对于自身有利的资源，它便举起“门罗主义”作为自己的挡箭牌。而当美国进行积极的干涉和行动时，往往同样因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导致灾难，从越南战争到其后巴尔干地区冲突皆是如此。
如今的特朗普再次拉起旧旗，宣称“美国第一”而不愿再干涉他国事物（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丢弃美国在世界上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而其所使用的话语和逻辑在美国历史上却从来都不新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一开始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只是随着他们意识到这些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会影响到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和权益时，才采取相应的行动。美国似乎始终保持着某种18世纪的观念，即只要自己关上大门发展，外面的世界如何都与己无关。但事实却是，它的发展并非仅仅依靠其国内一方的努力，并且无论是19世纪的西方殖民时期还是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过程，美国的发展都无法与其他国家完全割裂，但伴随着利益获得和实力提升所带来的并不是相应的责任，而是更大的索取且常常以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在“二战”期间美国国内诞生的诸多超级英雄中的蜘蛛侠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伴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近代历史，我们看到的却并非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而是更大自我中心主义和贪婪。
在布林克利这部《美国史》中，我们发现，每当美国国内出现经济危机，时常便意味着“战争”的开始。这一“战争”可能是面对国内非主流族裔与群体的，如进一步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立法禁止已被解放的黑人的参政权和工作、或以“传统家庭”的观念把女性驱赶出工作岗位。这些状况不仅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大萧条时期，也同样发生在当下的特朗普政府中。为了增加其国内的工作岗位，特朗普公然宣称是外国以及移民抢走了美国中部铁锈区白人的工作，而由此转移了对原本应该依靠政府改革和其政策调控来解决就业发展问题的注意和压力。这便是美国历史中典型的民粹主义以及诸多右翼保守主义的手段——寻找“替罪羊”。并且在这里被忽视的另一个问题，则是美国国内贫富差距的增大。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指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思想在美国清教徒那里似乎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些清教徒通过强占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土地开始进行资本积累，并最终成为新英格兰地区的精英阶层。个人通过工作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和生活这一“美国梦”并非只是20世纪的产物，远在清教徒那里便早已出现了这一思想的前奏，而且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颇具影响的部分，并且由此导致了对于底层群体的错误认知，即他们的贫穷和不幸是其自身懒惰和不努力所造成的。但情况却远远并非如此。1831年，托克维尔访问美国，认为美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民地位的普遍平等。”这句判断一方面是正确的，即在美国《权利法案》和其宪法中，所有人生而平等；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由于财富和地位的不同而造成了经济不平等以及社会等级的产生。在19时期早期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看来，这是必要的。
布林克利在此直白地指出，杰克逊统治时期被后来人所赞赏的“民主化”，虽然带有一定崇高的平等色彩，且激发了劳动人民的极大热情，但“对于推动民主化的国家领导人而言，其目的并非帮助农民和劳动者，更不是帮助那些事实上没有选举权的人——非洲裔美国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妇女和土著美国人。民主化是为了南方和西部逐渐崛起的企业家的利益而向东部上层精英权力发起的挑战”。因此，说到底，这依旧是上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而完全忽视了真正的无权者。
也正是围绕着对于这些富人集团、公司企业和金融界的不同看法，导致当代美国政党政治再一次进入白热化（尤其表现在2008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和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对于富人税收的看法上）。而这一状况背后更直接原因便是：上层白人统治者和富人希望这个国家按照他们的想法被塑造。而作为既得利益者，其观念和意识形态便往往处于保守位置，因为一旦改变必然会影响自身的利益。
正是在这一强烈的权威和僵化的气氛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年轻人开始反抗，各类民权与群体运动蓬勃，而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次对于传统主流的反对和抵抗。美剧《广告狂人》中所展现的便是对于主流美国人而言的“黄金岁月”——50年代，而那同时也是一个存在着诸多等级和区隔的社会，因而各种改变也正渐渐地发生，直到于60年代掀起风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其后奥巴马对于美国愿景的想象，即由曾经充满强制和暴力的“熔炉”走向“沙拉”：提倡社会文化的多元化，提倡各个种族和民族保留他们自己的传统观念、社会和文化规范，而由此挑战美国教育和文化中强势的“欧洲中心论”。
1960年代对于权威的反抗和冲击，以及各个族裔与群体权利的斗争所展现的其实是美国本身所具有的修正潜力，而这一力量从其建国时就已经埋下。也可以说是对于主流所希望的绝对性的阻止与抵抗，这或许就是美国建国国父们智慧和远见所在，他们所建立的体制和法律为两个世纪后的少数群体的权利诉求奠定了基础和留了扇门，更使得广大群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权益的保护成为美国愿景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就如我们于上文反复提及的，白人主流社会不会就此罢休，因此伴随着抗议的六七十年代同时诞生的是宗教复兴：“70年代的美国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宗教复兴，也许称得上是19世纪第二次大觉醒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复兴，各种形式的运动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以及新右派和保守派的联盟，而其结果便是1981年里根的上台。“里根联盟中包括一个人数不多但却影响力巨大的富人集团，他们与公司企业和金融界联系紧密”，而其中的另一股力量则是“人数更少，但影响力相当大，即那些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富人、上层精英和保守主义（新右派和宗教；原本彼此对立的天主教、新教福音派和摩门教获得共同的敌人——非传统价值观赞成者——而形成联合）的政府，因此他们一方面为富人大开绿灯（减税），一方面重塑传统价值和美国式社会，诸如在家庭、性与性别中于60年代取得的成果都遭其挑战……这与特朗普的诸多政策，当下美国国内强势的宗教和民粹主义的高涨情况都十分相似。
所以，在克林顿和奥巴马的民主党之后，美国的钟摆似乎再次回摆：对移民的污名、对多元社会的批判、指责政府过多关注底层与少数族群、对于“政治正确”的否定以及白人至上的思想再次浮出水面。
三
在布林克利这部书后附录了《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两者都颇为短小，但其中的思想却是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精髓，如宣言第二段第一句：“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在美国的历史中，对于那些曾一度不被界定为“人”的族裔和群体而言，要得到这些权利就意味着漫长的努力与斗争。在17世纪的西方看来，土著/当地人不能算作人，“因此没有权利得到文明人所受的礼遇”，并且这些人还被严格的分离，由此才能保证“纯”的人种和文化。因此，纸面上的权利给予了合法性，但自身的权利却是每个群体和个人自己所争取来的。
来自欧洲的清教徒以及商人并没有真正地脱离那些曾经迫害他们的思想和观念，反而把它带到了新大陆，成为他们奴役其他族裔的理论依据。这其中，“纯洁”伊甸园的想法最终导致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以及对于他人责任感的匮乏；而来自启蒙思想的熏陶，又让他们坚信个人的自由与权益。布林克利指出，这一双重性在独立战争中的革命者身上就已经有所体现，他们“一面庆祝‘普通人的权利’，一面在巩固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奴役，剥夺效忠派（在革命期间支持英国的人）的权利和财产，组织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甚至剥夺了英国人曾给予印第安部落的有限权利”。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美国之后的历史中反复见证，而伴随其后的便是对这些不公的反抗。
美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拥有修复和防止他们的反对者走太远的能力，而使得它始终在二者间摆动却不必担心用力过猛以至破坏了整个机器。但这一尺度却常常因难以把握而走向极端，如上世纪麦卡锡主义的肆虐。许多评论家指出，当下美国政治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已经走向白热化，但如果我们回顾美国历史便会发现，这或许只不过是美国政治和社会钟摆的又一次摆动，而伴随着特朗普各种狭隘政策以及民粹主义喧嚣的是更多民间抗议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新的政治联盟形成的可能。所以，这是一场看着新实则在其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的角力。
几个世纪的历史并未如马尔克斯在其《百年孤独》最后说的那样：“永远不会再重复”、“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对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来说，相似的事情会反复地出现，因此也就意味着每一代人都要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而不断地努力与奋斗，这不也正是民主与自由真正得以实现的方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