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著名诗人和出版商劳伦斯·费林盖蒂是20世纪50年代“旧金山文艺复兴”及“垮掉一代”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他致力于各种诗歌创作试验，把诗歌与音乐进行结合，把诗歌广泛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极强的口语性特征。他还将诗作与绘画结合，通过诗歌排版来展示诗歌内容，在诗歌表达的视觉效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各种创作试验，费林盖蒂对美国社会消费文化的本质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诗歌不仅具有批判性，还具有救赎功能。费林盖蒂的诗学观念和实践，体现了文学的责任和他自己作为诗人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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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是美国“垮掉一代”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也是美国“垮掉一代”诗人。他的诗学实践既受其他“垮掉一代”诗人的影响，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费林盖蒂对美国文坛贡献巨大，于2003年获美国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2005年获美国国家图书终身成就奖。费林盖蒂是“垮掉一代”诗人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国内外学界对其关注甚少。本文以费林盖蒂的诗歌文本和生活经历为依据，探讨其诗学观念和诗学实践，以期抛砖引玉。

费林盖蒂1919年出身于美国纽约，出生前父亲去世，母亲迫于生计进了救济院，舅妈领养了他。7岁时舅妈神秘失踪，比思兰夫妇将其抚养成人。养父比思兰爱好文学，家中藏有丰富的文学书籍，引导费林盖蒂大量阅读，在其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1941年，费林盖蒂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获新闻学专业学士学位；1947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51年，获法国索邦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

1951年费林盖蒂毕业后定居旧金山，1953年与马丁(Peter Martin)合作创办“城市之光”书店，1955年创办“城市之光”出版社。他出版了许多“垮掉一代”作家的作品，包括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巴勒斯(William S.Burroughs)、卡塞迪(Neal Cassady)等人的作品，对“垮掉一代”文学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7年，费林盖蒂因出版《嚎叫及其它诗》(Howl and Other Poems，下文简称《嚎叫》)被指控犯有“传播淫秽作品罪”，被当局逮捕。美国民权自由联盟(ACLU)以及雷克思罗斯等作家纷纷写文章发表声明，抗议警方的拘捕行为，费林盖蒂自己也撰文为《嚎叫》辩护。他认为，淫秽的并非《嚎叫》，而是诗人所观察和揭示的社会，诗集所展示的淫秽荒原图景，正是迷失在原子弹威胁和疯狂的民族主义社会的真实反映。费林盖蒂指出：“《嚎叫》是二战以来，也许是自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发表以来，美国出版的最有意义的单篇长诗。”(转引自Cherkovski 102)最终，霍恩法官认为，《嚎叫》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并非淫秽书籍，宣布费林盖蒂无罪。这场官司的胜利不仅使《嚎叫》声名远播，劳伦斯(D.H.Lawrence)、米勒(Henry Miller)以及巴勒斯等作家的作品也因此在美国解禁，进一步推动了“垮掉一代”文学运动的发展。费林盖蒂经营的“城市之光”书店及出版社使他在“垮掉一代”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独特的文学欣赏眼光和独立、反主流文化的经营宗旨，使“城市之光”成为六七十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中一座耀眼的灯塔。

费林盖蒂一生著述颇丰，出版了《心灵的科尼岛》(A Coney Island of the Mind)、《从旧金山开始》(Starting from San Francisco)、《事物的秘密含义》(The Secret Meaning of Things)、《随着芭蕉，回到遥远的城镇》(Back Roads to Far Towns After Basho)、《爱不是月亮上的石头》(Love Is No Stone on the Moon)、《睁开眼睛，敞开心扉》(Open Eye，Open Heart)、《现在我们是谁?》(Who Are We Now?)、《西北生态》(Northwest Ecology)等诗集①。其中《心灵的科尼岛》颇受读者青睐，销售量达数百万册。费林盖蒂的诗歌创作观念集中体现在诗集《作为反叛艺术的诗歌》(Poetry as Insurgent Art)中。他的诗歌语言具有明显的口语特征，深受现代爵士乐与绘画的影响。他指出听觉和视觉是诗歌的大门；诗歌通过改变人们的意识可以拯救世界，而这样的诗歌应该广泛地融入民众的生活中。

费林盖蒂被称为“用眼睛和耳朵进行创作的诗人”(Cherkovski 232)，致力于各种诗歌创作试验，把诗与画和歌结合起来，尝试新的诗歌表现手法。他的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诗人，请使用清新的/妇孺皆知的语言”(Poetry as Insurgent Art 6)。他主张“用简短的句子表达复杂的思想”(17)。这种创作观念源自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卡明斯(E.E.Cummings)和帕钦(Kenneth Patchen)等诗人。他很推崇这些诗人的诗作，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政治教育。卡明斯被‘垮掉一代’诗人们忽略了。威廉斯则常常因为他的美国口语被提及。实际上卡明斯的语言比威廉斯更口语化……他说话美国腔更浓，喜欢用街头巷语。帕钦也是如此”(转引自Cherkovski 43)。费林盖蒂大量阅读他们的诗作，感受到美国日常口语表达的丰富多彩和便利。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金斯伯格、雷克思罗斯等“垮掉一代”诗人们厌倦了以艾略特(T.S.Eliot)为首的学院派诗歌的书卷气，举起反对权威艾略特的大旗，提倡用日常口语写诗。费林盖蒂身体力行，是其中的活跃分子。1958年，他在写给《芝加哥评论》的《旧金山诗歌札记》(“Note on Poetry in San Francisco”)中指出，在旧金山活跃着一批诗人，他们的诗歌通俗易懂，口语化特点明显，可称之为“街头诗歌”(street poetry)。它们“使诗人走出审美密室……使诗歌走出教室，走出书本，突破语言的禁忌，回归街头”(转引自Cherkovski 120)。这种诗歌不但解放了诗人，也解放了诗歌，使诗歌回到大街小巷，回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在他眼里，街头诗歌与学院派诗歌截然不同，学院派诗歌像是“写给诗人和教授的诗，是关于诗歌的诗，它们占据杂志和诗歌选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印刷的诗句使诗歌寂静无声……关于诗歌的诗像是抽象画，导致艺术家的感官萎缩”(转引自Cherkovski 120)。而街头诗歌“像口信一样是口语诗，可以让诗歌发出声音。有些街头诗歌甚至可以用爵士乐来伴奏”(转引自Cherkovski 120)。街头诗歌使诗歌更适合吟唱，成为可以用眼睛和耳朵共同欣赏的艺术品。

雷克思罗斯等“垮掉一代”诗人的诗学实践对费林盖蒂影响很大。切科夫斯基(Neeli Cherkovski)指出：雷克思罗斯对费林盖蒂的影响就像威廉斯对金斯伯格的影响一样重要(98)。雷克思罗斯感到美国诗歌囿于传统，离现代生活越来越远，诗歌的声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弱。为了防止年轻一代诗人们变得越来越拘谨，雷克思罗斯在家中定期举办文艺沙龙探讨文学创作，也常常组织诗歌朗诵会，为年轻诗人提供开放自由的文化氛围。费林盖蒂经常参加这种文艺沙龙和诗歌朗诵活动，他非常敬佩雷克思罗斯的博学，是一位虔诚的听众。他说：“那时候我很胆小，参加沙龙好几年才敢开口发表见解。”(转引自Cherkovski 78)雷克思罗斯呼吁，艺术家们应该团结起来，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去改变社会(转引自Cherkovski 77)。费林盖蒂积极响应，他创办的“城市之光”书店和出版社常常出版一些有独立政治观点的作品，成为艺术家们聚会的场所。

为使诗歌广泛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费林盖蒂在诗歌创作中非常注重诗歌的吟唱特点。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诗人，吟唱吧，/不要陈述。”他还主张“做一只夜莺，而不是鹦鹉”(Poetry as Insurgent Art 23)。他认为诗歌的“语言要适合吟唱，不论有没有/韵律，在诗歌排版时就应/整理好版面。/不仅使诗歌适合‘朗诵’，/更要让诗歌适合‘歌唱’。/用乐器或其它音响来/陪衬你的声音/把你的诗绽放为歌。/向民歌手学习/从古至今他们是真正的吟唱诗人”(15)。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费林盖蒂跟随雷克思罗斯常在旧金山北滩的一个叫“酒窖”的酒吧朗诵诗歌，这个酒吧离“城市之光”书店不远。他们朗诵诗歌时用爵士乐伴奏，效果很好，受到观众的极大欢迎。在酒吧，费林盖蒂常朗诵《心灵的科尼岛》中的《口信》(“Oral Message”)。《口信》是诗歌与音乐结合的试验之作，他在《口信》的序言中写道：“这7首诗是特地为配合爵士乐伴奏而作的。它们是自发的口语体《口信》，不是为了印刷的纸张而作的诗歌，随着不断的爵士乐伴奏朗诵试验，我还在不断地修改这些诗。”(A Coney Island of the Mind 48)为了研究美式英语吟诵方式，对比感受其与梵语或其它语种吟唱的不同，费林盖蒂进行过不少尝试和练习。他在《睁开眼睛，敞开心扉》中有关《美国曼特罗及歌》(“American Mantra and Song”)这一部分的注释中写道：“我曾经以唱、读、吟等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诗歌的不同版本，有时加上一些自发的重复，常常还用自动竖琴伴奏。”(Open Eye，Open Heart 117)费林盖蒂将诗歌与音乐结合的尝试非常成功，他的朗诵吸引了不少观众，原本只能容纳一百余人的酒吧，有时会有四五百人等候入场。这种形式很快便流传开来，爵士乐伴奏的诗歌朗诵成为当时酒吧流行的娱乐活动。诗人肯尼迪(X.J.Kennedy)评价说：“费林盖蒂已经赢得了大量的观众，很显然这些观众都希望诗歌能像电视一样清晰明亮，有幽默的插科打诨，平易近人……他的诗直截了当……像是逗乐有趣的谈话。”(转引自Cherkovski 151)

费林盖蒂不但把诗歌与音乐进行结合，也尝试将其与绘画结合。费林盖蒂早年在法国索邦大学读文学博士时就对绘画非常感兴趣，曾在艺术学院旁听了许多课程，也常跟随美术专业学生一同临摹绘画。到旧金山后他与许多画家交往密切，如罗斯科(Mark Rothko)、托比(Mark Tobey)、斯蒂尔(Clyfford Still)等。这些画家热衷于各种绘画技巧试验，关注内心潜意识。费林盖蒂惊叹于他们的绘画技巧和作品中大胆而清晰的情感表达。他潜心学习，还特意租了一个画室进行绘画和写作，创作了大量画作，曾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纽约大学、帕特森博物馆等地举办过画展。

受绘画艺术的影响，费林盖蒂希望在诗歌表达的视觉效果方面有所突破。他认为，“诗歌是头脑中的画”(Poetry as Insurgent Art 38)，“诗歌是永恒中的精彩瞬间”(53)。为了增强诗歌的画面感，他首先关注的是诗歌的印刷排版。威廉斯曾在写给费林盖蒂的一封信中谈及诗歌的排版方式，抱怨传统的诗歌排版让人感觉“好像诗歌是按照直尺写出来的”(转引自Cherkovski 95)。威廉斯的话对他触动很大。费林盖蒂不断试验，希望通过诗行的排版来增强表达效果，通过诗歌印刷在纸张上产生视觉效果使诗歌的表现力得以最大化。他有些诗很少使用标点符号，甚至没有逗号和句号，诗句是通过分行来断句，而且每一行诗句的长短和起始位置都不一样，这样不同长短、不同位置的诗句印刷在书页上，就像是一幅简洁的图案。在他的诗集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些由诗行组成的阶梯形、树形、花瓶、人头侧影等图形，与诗歌的内容紧密相关，有时甚至是诗歌内容的补充，使读者可以感受到诗歌表达的言外之意。他在《拉斯维加斯在倾斜》(“Las Vegas Tilt”)中有一个由文字构成的树形图：树干部分是一些大赌场和大酒店的名字，树冠部分则由一些赌场的游戏娱乐服务项目组成。这个图形似乎在暗示读者拉斯维加斯是一个以赌场和酒店为支撑的娱乐城市。在另一首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诗歌《世界充斥着法西斯主义和恐怖》(“A World Awash with Fascism and Fear”)中，诗歌第一页诗行的排版看上去像是一幅头与颈部被切断的人头侧影，其它几页则像是形状各异的军用设施或炮弹，这些图形与诗歌标题极为吻合。

不仅通过诗歌排版来展示诗歌的内容，他还试图以此来表现声音效果。如《船夫民谣》(“Ballad of the Boat-keeper”)的结尾通过阶梯型的排版凸显了声音渐渐淡去的效果：

他的声音消失了

消失了

消失了

消失了(open Eye，Open Heart 148)

在另一首诗中，他试图通过文字来呈现绘画的光和影的效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死亡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光明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 黑夜(73)

该诗仅由三个词构成：“黑夜”“光明”和“死亡”。“死亡”两字加大加粗，周围是“光明”，“光明”周围是“黑暗”，通过“黑暗”衬托“光明”，使处于“光明”中心的“死亡”凸显出来。这样在读者头脑中形成了一幅光亮和阴影对比强烈的图案。曾有学者评价说：“费林盖蒂的绘画兴趣造就了其诗歌的画面感，使诗歌的内容超越了文字的局限。”(转引自Cherkovski 84)

对绘画的兴趣还使他创作了大量的“读画诗”(ekphrasis poetry)。所谓“读画诗”，是指诗人以某件或多件艺术品(如绘画、雕塑等)为主题，描绘艺术品所表达的内容和故事，借此表达诗人的诗思。通过诗人的详细描述，艺术作品中精美的画面呈现在读者眼前，使人产生一种读诗如观画的感觉。诗人精确的描述甚至可以令读者感受到艺术作品中人物的声音、动作和心理状态，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例如，费林盖蒂创作的“读画诗”《海蒂发现唐璜》(“Don Juan Discovered by Haidee”)是以布朗(Ford Madox Brown)的油画《海蒂发现唐璜》(“The Finding of Don Juan by Haidee”)为题材而作，他以画中人物为依据抒发了其幽默的诗思。《科芬园里的卖花人》(“The Flower Seller at Covent Garden”)则以荷加斯(William Hagarth)的画作《卖虾女郎》(“The Shrimp Girl”)中的美丽女孩为模板，发挥想象，描绘卖花女的容貌。其它诗歌，如《与毕沙罗重返巴黎》(“Returning to Paris with Pissarro”)、《看见一个如贝尔特·莫里索画像中的女人》(“Seeing a Woman as in a Painting by Berthe Morisot”)、《莫里斯·格雷夫斯的受伤的荒野》(“The Wounded Wildemess of Moms Graves”)等等都借助绘画作品中的元素来抒发诗思。费林盖蒂的许多“读画诗”都被收录在他的诗集《赏画》(When I Look at Pictures)②中。这些诗展示了他作为画家诗人所具备的功力和独特视角，也令读者感受到诗歌与绘画相结合带来的独特魅力。

在费林盖蒂眼里，诗人是一份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职业，诗歌应关注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阴暗面。他说：“不要认为诗歌与黑暗时期无关。”(Poetry as Insurgent Art 27)“如果你是一个诗人，请写现场的/新闻。当一位外部空间的/记者，把快讯送给高层的编辑/他们勇于披露/难容废话”(4)，“如果你是一个诗人，请说出/这世界无法否认的真相”(6)。他认为现代社会隐藏着很多缺陷和危机，像一处处残缺败落的风景，急需修补维护。在《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棒球诗章》(“Baseball Canto”)、《越南在哪里?》(“Where is Vietnam?”)、《拉斯维加斯在倾斜》等诗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这一点。费林盖蒂从不同的视角睿智地揭示了现代社会各种阴暗面，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警示和担忧。

为了能在诗歌中深刻地揭示社会问题，费林盖蒂认为诗人应该“培养独特的眼光和批判性/思维”(20)，应该“质疑一切，/包括苏格拉底，那质疑/一切的人。/质疑“上帝”和他的忠实信徒。/做一个颠覆者，不断地质疑现实和现状”(8)。费林盖蒂敏锐的观察力造就了他诗歌独立的批判精神，读者常常能感受到他对社会入木三分的深刻洞察。费林盖蒂认为对金钱和利益的过度追求是导致美国社会各种问题的根源。二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商品和社会财富极度丰裕，物质至上主义和消费至上主义甚嚣尘上，金钱和消费成为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准，追求金钱和享乐成为美国现代工业文化的重要特征。这种扭曲的价值标准，使人们的精神需求与客观社会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导致现代工业社会里人格的分裂和异化。

费林盖蒂对此深感忧虑，《拉斯维加斯在倾斜》便揭露和批判了这种消费文化的本质。诗歌开始揭示了“金钱至上”的城市特征：“白日的月亮在头上闪过/像一枚钱币/投入拉斯维加斯/成排的云朵/呼呼地卷入/高速气流/老虎机叮叮当当的钱币碰撞声/喷涌而上/飞向蓝色天空。”(Open Eye，open Heart 96)该诗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赌城内的豪华赌场、娱乐设施和精品商店；人们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生活尽显其中。金钱翻滚的繁华令他忧心忡忡，他写道：“救命救命/‘我们开始慢慢沉沦’/落入但丁之火/……世界在倾斜/我们陷入/动荡颠簸的气穴中。”(96-97)费林盖蒂期望能用诗歌来唤醒人们的觉悟，警醒世界。

费林盖蒂强调诗歌批判性中蕴含的救赎功能，在《作为反叛艺术的诗歌》中写道：“醒来吧，这世界已经着火了!”(31)“世界需要/诗歌来拯救。/如果你是一个诗人，请创作出作品/来回应这世界末日的挑战”(3-4)。他认为诗歌的救赎功能使诗歌在社会文化领域充当警察一样的角色。他曾在小说《她》(Her)中谈及“诗歌警察”的作用：“诗歌警察赶来清除大规模的混乱……诗歌警察将要同时降落在世界最高的建筑、桥梁、纪念塔和防御工事上，指挥作战，防御世界局势快速恶化。”(转引自Cherkovski 25)在费林盖蒂的眼中，诗歌艺术始终占据着人类文化思想的高地，“在世界的屋脊上/发出野蛮的嚎叫/喊出最强有力的声音”(Poetry as Insurgent Art 2)，“像公鸡一样，唤醒/世界”(23)。

费林盖蒂不仅以诗歌为武器，揭露社会阴暗面，还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20世纪60年代他参加黑人民权运动、自由言论运动和反战运动等。他呼吁诗人们要“大声呐喊，行动起来，沉默就是共同犯罪”(31)。在1967年9月的一次反战游行中，费林盖蒂被关进了圣塔丽塔监狱，在监狱里写了反战诗《致敬》(“Salute”)。他富有洞见地指出：“统治者挑起战争；/下层人民充当炮灰。政府撒谎。/政府的声音常常不是民众的声音。”(31)他认为，越南战争不仅反映了美国的帝国主义立场，也反映了美国的荒谬和不理智。在辩护词中他说：“这次游行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战争……在一个自称为自由的国家里，这种合法的政治诉求是不应该被起诉和镇压的……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给美国人民带来了一种负罪感。他们知道自己在作恶，但感到困惑，不知该如何停下来。”(转引自Cherkovski 187)面对时局的黑暗，诗人就应该像惠特曼、马克·吐温一样“用文字来征服统治者”(Poetry as Insurgent Art 4)。他说：“如果你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多抵抗，少服从。/挑战资本主义伪装的/民主。”(21)

20世纪70年代，费林盖蒂在各种政治聚会场所也非常活跃：他支持美国联合农场工人联盟的领袖查维斯(Cesar Chavez)组织的农工维权活动，在集会上朗诵诗歌；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他发表演说、组织诗歌朗诵会，抗议加州修建核电厂；他还参与绿色环保协会组织的反捕鲸活动，登上反对捕鲸的宣传船舰，深入太平洋的捕鲸海域进行考察宣传活动。费林盖蒂认为诗歌创作应该“避免局限性，寻求普世性”(16)。世界在不断改变和发展，新的社会语境中一定要有新的视角和新的开拓。无论是诗歌的内容还是其表现的精神指向，如果融入普通大众现实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与普通民众有紧密而又广泛的联系，诗歌就不再是苍白的言辞和无聊的文人之间的对话。他建议诗人“走出你的小房间，那里很阴暗”(Poetry as Insurgent Art 29)，“不要逃避现实，/投身于鲜活的世界中”(11)。

费林盖蒂认为“诗歌是终极的心灵庇护所”(37)，在这不断分裂和异化的社会里，诗人应该担负起与生俱来的救赎和塑造人类灵魂的重大使命，遵从“内心的呼唤/唤醒天使，杀死恶魔”(38)。诗人应该抛弃一己私利，坚持客观独立的写作立场，心怀大众，用“宽广的视域”来“描写丰富多彩的世界”(5)。他呼吁诗人要抵制金钱的诱惑，“不要迎合观众，/读者，编辑，或出版商”(24)，“从每一次经验中提炼新的篇章/克服当下的目光短浅”(25)，因为心胸和眼界狭隘的诗人写不出动人的诗篇。他主张从大自然中探寻诗的灵感与情愫，从那“照耀我们的太阳，/挥洒银辉的月亮，/寂静的花园池塘，/窃窃私语的杨柳，/黄昏里波光粼粼的河流，/和那广袤无垠的大海”(5-6)中，发掘美好与永恒。用自然之美来熏陶民众，让人们通过诗歌来感悟大自然的微妙与美好，激发人类对万物生灵的仁爱与悲悯之情。他建议诗人“抓住每一次心跳的瞬间”(26)，“在瞬间即逝之中寻找永恒……在动物的眼睛里看到永恒”(23)。这种富有深层生态关怀的观念，使他的诗歌散发着人性的关怀与温暖。

费林盖蒂的诗学实践表现了他的诗歌创作对社会现状和普通民众精神诉求的关注。他将音乐和绘画元素融入到诗歌的种种尝试和试验，不仅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也更能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他的诗歌擅长从现实生活和人生经验中挖掘蕴含在时代、人性与灵魂深处的意义。这些纷繁复杂的人生经历，映射着时代流行的喧嚣扰攘，展示了人性的美好与丑恶。他的诗歌在不断提醒人们：要拒绝人性的冷漠和自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利用，而应该是互相关爱、共生共荣。费林盖蒂的诗学观念和诗学实践告诉人们：文学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文学创作应该关注社会、关注人类灵魂的疼痛与冷暖。

注释：

①费林盖蒂还写有小说《她》(Her)和剧本《与存在的不公平争辩》(Unfair Arguments with Existence)、《惯例》(Routines)等。

②关于“读画诗”的具体内容可以参见Ferlinghetti,Lawrence.When I Look at Pictures.Gibbs Smith,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