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精神创伤是灾难性事件在心理过程中产生持续和深远影响甚至精神失常而导致的心理伤害。受害人由于不知道精神创伤的根源而永远无法走出创伤的影响。类似弗洛伊德帮助病人把创伤性经历从无意识转入意识，理解其成因和蕴含，从而治愈精神创伤的“谈话治疗”，作家在文学作品中用创伤叙事使受创伤者重现过去的创伤情景，将创伤与历史记忆联系起来，找到创伤的根源，从而医治他们的创伤。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多克特罗在其历史小说《但以理书》(1971)中，从政治左翼的视角，用创伤叙事重构了50年代但以理的父母被国家以叛国罪电刑处死的悲剧及其给后代留下的精神创伤，暴露创伤的根源是美国联邦政府违反民主制度的政治暴力，表达了政治左翼的思想主张：参与意识形态的重构，改变美国权力机构的形象。
关 键 词：多克特罗 《但以理书》 政治暴力 精神创伤 创伤叙事 E.L.Doctorow The Book of Daniel political violence psychological trauma trauma narrative
E.L.多克托罗(E.L.Doctorow，1931-2015)是一位重要的美国后现代左翼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中以绘声绘色的文字、高超的技巧，变化无穷的形式、布局和格调进行哲学探讨，表现后现代政治左翼的价值观，解构和再造美国文化的神话。2015年7月多克特罗去世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赞多克特罗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在其20世纪70年代初创作的历史小说《但以理书》(The Book of Daniel，1971)中，多克特罗从政治左翼的视角，以正在参加60年代变化不定的政治斗争的但以理为主人公兼主要叙述者，用创伤叙事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但以理的父母被国家以间谍罪处死的历史悲剧及其给后代留下的严重的精神创伤。类似弗洛伊德帮助病人使潜意识中的创伤经历回到意识中来，让病人意识到病源，从而治好精神创伤的“谈话治疗”，作家在文学作品中用创伤叙事使受创伤者重现过去的创伤情景，将创伤与历史记忆联系起来，找到创伤的根源是国家违反民主制度的政治暴力，同时提出了参与意识形态和美国权力机构形象重构的左翼思想主张。
一、历史与虚构结合
精神创伤是灾难性事件导致的、在心理过程中造成持续和深远影响甚至导致精神失常的心理伤害，它使受害人“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Freud 217)，无法走出创伤的影响。弗洛伊德用“谈话治疗”方法医治精神创伤，即通过与病人谈话“使病者把含有症状意义的潜意识历程引入意识”(Freud 220)，让病人意识到病因。卡鲁斯指出经受精神创伤的个体医治精神创伤需要经历的三个过程：一、回到该事件之中，并设法将各种碎片整合起来以获得对于该事件的理解；二、尽管创伤的个体在现时对世界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仍将其创伤经历糅合到现时他对世界的理解之中；三、用一种叙事语言将该创伤经历叙述出来(Caruth 137)，从而找到创伤的根源。小说家用创伤叙事描述创伤事件或经历，找到创伤的根源，帮助人们走出精神创伤。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创伤和叙事成为相互依赖的术语。后现代创伤叙事解构现实主义线性叙事风格，表现时间性的中断，记忆通过对过去的延宕来区分它所包含的内容。在小说《但以理书》中，多克特罗通过一个叙事性的自我来讲述一个连续不断的创伤故事，故事由过去经验与当前环境、历史与虚构结合而成，表现最终走出创伤的叙述者但以理对未来的期盼。
小说《但以理书》中的主人公兼叙述者但以理，被他未曾目击的事件——父母被国家以叛国罪电刑处死，更宽泛地讲，被他自己错过的感知所纠缠。这一错过的感知时刻在创伤叙事中反复出现，造成目击过去事件的可能性。多克特罗小说中的创伤叙事将一系列有关叛国罪以及国民与法律之间关系的问题与一系列有关未被目击的事件和精神创伤继承问题结合在一起，再现艾萨克逊夫妇遭受国家政治暴力迫害的创伤事件。在《但以理书》中，美国国家的创建作为一种被主人公反复错置的重复而发生，同时作为一种主人公无法与自己个人暴力充分区分的暴力。小说以对主要场景——艾萨克逊夫妇被国家以叛国罪电刑处死——的思考，来抵制现代主义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以及普适的规律来说明和统治世界的原则，主张“有可能、有必要打破传统，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和思维方式”(Lyotard 1613)。在思考主要场景的逻辑中，一切都以不确定的再现开始。
小说《但以理书》的创伤叙事不时地被突出的、挑战感知的场景描写所打断，也不时地被主人公目击重要事件的场景描写所打断。还很年幼的但以理在他家前门廊玩耍时，碰巧目睹了一场事故发生：一位手拎杂货袋的妇女被一辆失控而滑上人行道的小汽车撞死。但以理走过大街看到：破碎的玻璃片、牛奶与那位妇女的血混合在一起(101)。这一大概真实同时又像虚幻的场景，似乎是但以理所错置的家庭创伤的某种形式。以其不够具体化看，这一场景可能是但以理在事件发生多年后重构的回忆。这种非具体化的场景表明，多克特罗的主要场景描写并不要求读者在回忆和虚构之间做出选择。
类似于弗洛伊德的临床病人案例，病人叙述的主要场景是幻想的还是真实的并非十分重要，对于多克特罗小说中的主要场景思考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但以理作为一个刺探隐秘者—— 一个对不确定事件过量投入的目击者的身份。《但以理书》中对主要事件的思考存在一种确定的文学性，即历史的文学性。这是因为批评的主体绝对不可能接触到一个所谓全面而真实的历史或他在生活中不可能体验到历史的连贯性。历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需要阐释的空白点(Wang 185)。一方面，当主要场景发生时，但以理还是个孩子。他告诉我们：他的父母“做爱时并未粗心大意到能让我看见他们性交的程度，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我看见了”(41)。然而，更引人注意的是小说延伸了这一逻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但以理与其行为或情景建构之间的关系。作为目击者和刺探隐秘者，但以理是一个历史场景的局外人。
创伤既没有现在时，也没有特定的过去区域。因此，创造关联并制造意义，最后查出创伤根源的叙事，不一定是虚假而不可信的。但它毕竟是一种心理分析过程的人工制品。弗洛伊德在其后期作品《分析中的建构》中承认，“始自分析者建构的小路应该在患者的回忆中结束；但它并不总是引向很远的地方。相当经常的情况是，我们不能成功地使患者回忆被压抑的东西。既然这样，如果分析不能正确进行，我们就使患者确定地深信建构的真实，这种建构会像再体验的回忆那样取得同样的治疗结果”(Freud 265—66)。在多克特罗小说的结尾，但以理去西海岸调查与父母冤案有关的历史真实。他在迪斯尼乐园——奇妙的幻境里，会见了出卖他父母的朋友塞利格·敏迪什。正是在这一充满奇妙幻想的语境下，但以理建构了另一对夫妇的理论：艾萨克逊夫妇代替另一对是真正间谍的也有两个小孩儿的夫妇，被以间谍罪处死。但以理可能知道有另一对夫妇：莫里斯和洛娜·科恩，有两个小孩儿的美国共产党员夫妇，他们在罗森堡夫妇被捕时消失了。这“另一对夫妇”也许是，也许不是弗洛伊德所称的错觉中“历史真实的碎片”(Freud 267—68)。但这里更有启迪作用的是但以理的理论基础，就是说，还有另一个他不能目击的场景：“当塞利格·敏迪什被叫到证人席时，妈妈在椅子上坐起来，双臂交叉放在胸前，抬起头。……在他说出要将他们送入坟墓的话之前，他转过身来，……注视她的目光片刻……她很惊讶，在他的目光中读出的不是一个叛徒的信息”(295—96)。在这一场景中，但以理看见的只能是所谓“看见”的，因为母亲成为他叙事中的一个人物，这是一个历史与虚构结合的场景。小说中的主要场景始终与多克特罗作为作家的叙述连接在一起。
小说《但以理书》以牛奶和鲜血、匹克斯基尔的骚乱、法庭戏剧和电刑处死等事件来支持但以理不可能目击的父母被国家以叛国罪电刑处死的场景。《但以理书》并未要求我们判断这些回忆是否真实，而是要求我们接受小说与历史并非是完全可以区分的叙事话语这种后现代假设。小说的叙事表明，关于死刑场景的真正目击者的叙述不会比但以理自己的不可能的回忆或多克特罗的虚构的叙述较少受到幻想的阻碍。也就是说，《但以理书》致力于回到电刑处死的场景，并非表现“一个在记忆中重现或反照、反作用的过程”，而是表现一个“分析，回忆”的过程(Lyotard 1615)，从而将过去的不确定的创伤事件叙述出来。
二、揭示国家的暴力父权
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与新左翼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不融洽的。在“莫宁塞德高地包围”(学生接管了哥伦比亚大学，这一幕出现在《但以理书》的结尾)期间，激进的女性抗议者们被与她们同等的男性“分派”承担家务管理的责任。斯托克利·卡米歇尔告诉女性主义者们“在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女性的唯一地位就是俯卧”(Gatlin 86—87)。在60年代，特别是由于男子反对越战激进主义的兴起，对卷入政治的女性的关心至少说是处于次要地位。并非偶然的是，多克特罗1971年出版的《但以理书》就是在目睹20世纪妇女运动发展的同一时期创作和出版的，也表现出对妇女解放的可能性及其与身份联系的关心。在多克特罗的小说里，性是一种隐喻，它仅仅意味着它被用来最明显表示的其他东西。但以理的历史与他对妻子的性虐待之间存在着意义复杂的关系。苏珊的话“他们还在强暴我们(fucking us)”(19)，听上去像那个时代的俚语，但对小说叙事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但以理对妻子的性暴力隐喻地表现对主要场景(国家对无辜民众的政治暴力)的思考，它使多克特罗的创伤叙事文本达到了很大程度的饱和。
但以理在幼年因父母被国家政治暴力处死而失去了儿童应有的父爱和母爱，这是一种生活的极端形式，他不能适应和接受这种生活。因此，但以理对性暴力的强烈爱好可以解读为对其早期不能适应这种生活的逆转。但以理对妻子的性虐待可能是一种欲通过暴力来克服他自己作为主要场景局限对象(或服从主要场景)的地位。弗洛伊德将男性受治疗者与骄傲的国家做了类比：一个男性“受治疗者的幻想与一个伟大而骄傲的国家用以掩盖其初期的渺小和失败的传说一致”(Freud 20)。小说中，但以理对妻子的性暴力等同于父权的作用，它象征着国家的暴力父权。国家必须击败崛起的革命或“强暴母亲者”。但以理是这样描写美国的第一个“红色恐怖”的：
就在国际劳动节前在纽约邮局里发现了16颗炸弹。这些炸弹是寄送给美国生活中的著名人物的，包括约翰·洛克菲勒和司法部长米歇尔·帕默。时至今日也不清楚，谁对这些炸弹负责——是红色恐怖分子，黑人无政府主义者，还是他们的敌人——但效果都是一样。其他的炸弹在整个春季被突然抛出，破坏财产、杀害致残无辜的人民，整个国家都在惊慌地反对红色恐怖分子。人们担心像在俄罗斯那样，红色恐怖分子将要接管国家，将对每个人的母亲施以强暴。(34)
可见，小说中但以理的性暴力隐喻绝非偶然，具有十分复杂的多元的象征意义，其中之一就是被用来隐喻国家的暴力父权。
三、找到创伤事件的根源
《但以理书》充斥着各种情景和场景：错过目击的情景、不可能的情景、充满幻想的场景和被非常仔细观察的场景。但以理的主要场景在多种意义上是在公共领域内，或者说它是一个将最公开和最秘密结合起来的场景：就像1776年6月27日，乔治·华盛顿将军在托马斯·杰弗逊的著名文献《独立宣言》发表一星期以前就“宣告”美国的独立，命令将叛徒托马斯·希基处死这一历史事件一样，艾萨克逊夫妇被电刑处死是对托马斯·希基被处死的移置，是对国家创建的重复。就像但以理所声称的那样，这个国家是以要求其公民死的方式来表明其自己身份的：“根本的存在条件是公民身份。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国家的敌人……。所有的公民都是战士。所有的政府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它们的公民交托给死亡”(85)。人们也会以艾萨克逊夫妇的死，来目睹一个国家的(再次)诞生。如果说1776年华盛顿将军以忠于代表封建专制的英国国王的希基之死，宣告美利坚合众国——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那么20世纪50年代美利坚合众国又以艾萨克逊夫妇之死，宣告除封建专制国家外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诞生呢?
当然，但以理没有看见其父母保罗和罗谢尔·艾萨克逊夫妇被电刑处死(他更没有看见美国创建)的情景。但是，他还是设法描写了其父母先后被电刑处死的场景。他就以《但以理书》这个文本成为其父母生活与死亡的目击者和美国历史骚乱的见证者。多克特罗小说中的主要场景其实是一场革命。对所谓的叛国罪的处死将革命转变成阴谋；它在戏剧性地表现现存国家的权威时，防止了新的创建。在这个意义上，叛国罪与创伤事件的根源和主要场景密切相关。多克特罗写道：“没有失败的革命，只有非法的阴谋”(Doctorow，“False” 24)。《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美国宪法规定，新的共和国禁止惩罚有罪主体的家庭成员或后嗣。他们对自己的历史享有权利。在这一点上，美国法律与封建法律(1 350年首次在英国编成法典)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封建法律“实行血统株连”，而“美国的宪法禁止这种惩罚，从而防止无辜孩子遭受因其前辈违法犯罪而带来的不公正”(Gifts 498)。事实上，但以理与苏珊毫无疑问受到了封建法律血统株连的惩罚：他们不能选择拒绝父母留给他们的创伤遗产。但以理不得不继承的创伤遗产破坏了家庭历史可以很容易与国家权力分离的幻想。此外，甚至国家也不相信自己的公民有独立于国家的幻想。《但以理书》讽刺地、深刻地揭示了美国政体与公民为敌的本质：“联邦政府不会不管但以理；即使他能够‘忘记’自己的父母曾犯有叛国罪，他也一直被并将永远被秘密警察监视着”(Morgenstern 164)。创伤叙事深刻暴露了精神创伤的根源：国家政治暴力，而且表明这种暴力将永远存在。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暴力是一种激烈而强制性的力量，通常是指个人或犯罪集团之间因利益冲突等各种矛盾而发生的殴斗以及凶杀。权力的形成也往往要诉诸暴力威胁，强制对方服从。政治暴力是指政治行为体出于特定政治目的、针对统治关系实施有组织的物质力量，对自我、他人、群体或社会进行威胁和伤害，从而产生重大政治后果的活动。小说中，政府出于冷战的需要，违反民主制度，破坏公民自由，对自己的国民施以滥杀无辜，将艾萨克逊夫妇处死的滥用国家权力的行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政治暴力。
四、参与意识形态和美国权力机构形象的重构
小说《但以理书》中，上世纪60年代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但以理·艾萨克逊·列文努力地重构其父母保罗和罗谢尔·艾萨克逊夫妇10多年前被国家以叛国罪处死的历史悲剧。但以理痛苦地指出：“我找不到证明他们有罪或无辜的任何线索。也许他们既有罪又无辜”(145)。走不出创伤的妹妹苏珊试图以自杀来告别这个黑暗的不公正的世界。在反思父母惨遭迫害的那段历史时，但以理意识到那是“一种新的独创的历史情景，在这样的情景中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考察历史，我们就被宣告有罪，……这种情景是历史的幻影”(Jameson 25)。但以理的话揭示：历史是按统治阶级主导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反复撰写的文本，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本质是虚构的。
小说的创伤叙事以但以理的独白揭示，因为父母被国家政治暴力迫害致死，但以理感到他和妹妹小小年纪就被剥夺了父爱和母爱，在家庭情感方面受到严重的伤害。苏珊无力减小悲剧的严重程度，只能努力限制她所能应对的真实。她不仅相信她父母是无辜的，而且还相信产生于美国民族良心的某种东西即将出现，能为她父母的毁灭提供法律根据，为他们实际上的自我牺牲做出补偿。但是，她终究不能承受国家对她家庭所做出的毁灭行为，最后选择自杀，成为杀害她父母电椅上的替代受害者。但以理必须在没有妹妹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前行，努力寻找历史真实和社会公正。实际上他发现，他并不孤独，与他同行的还有千千万万正直和善良的人们。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政治左翼运动提出了一种只能产生于共同冒险和历险的归属意识。大学校园左翼行动团体鼓动人们用产生于更强大的人民群众团结斗争，抵制国家政治暴力，呼吁社会公正这样的共同冒险和历险的归属意识来替代微小的不堪一击的家庭关系。小说后来去五角大楼的示威游行和学生占领哥伦比亚大学行政大楼的情节都表现了这一产生于共同冒险和历险的归属意识。在纽约东南部的贫民区，但以理偶遇游击队战士阿蒂·斯特恩里克特，与他讨论建立一个纪念但以理父母牺牲的“革命基金会”，为发展革命意识，用但以理兄妹的抚恤金资助出版物，给社区活动和行动计划提供经费。斯特恩里克特是一个有才智、有同情心的人，更是一个行动者，主张通过斗争改变但以理所厌恶的这个世界。斯特恩里克特意识到，新的后麦克卢恩①革命者将用形象进行革命，他的媒介将是独特的美国艺术形式，电视中的广告节目：“我们将用形象推翻美国!”(155)。
多克特罗的小说通过斯特恩里克特的主张表现了政治左翼的乐观主义：只要人们团结起来，勇敢斗争，参与意识形态的重构，参与美国形象的重构，眼前这个荒诞的世界就能被改变。但以理被左翼激进分子的活力和才智所唤醒，立刻停止了正在从内心世界毁灭自己的步伐，仿佛自己已经置身于劳动人民群众之中，从他们身上获得了行动的力量。小说以学生们关闭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而结束，这是60年代左翼运动的第一个著名行动和最卓越的媒介事件。多克特罗描写学生左翼反对权力机构形象行动的语气是实际的和充满信心的。在小说最后，找到了创伤根源的但以理从此走出创伤，积极参加学生左翼发起的改变美国权力机构形象的革命行动。
如尼采所言“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28)，小说《但以理书》表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伤叙事通过人在遭遇严酷的现实困境和痛苦的精神磨难后真诚的心灵告白，来医治人的精神创伤。但以理和苏珊所继承的精神创伤来源于国家的政治暴力：在实施民主制度的美国，国民必须为国家的政治需要做出牺牲。作为后现代左翼小说家，多克特罗通过创伤叙事的叙述者但以理之口，质问世界上所谓最讲人权、最讲民主和最讲公正的美国：“我的国家!你为什么不是你声称的那个样子?”(51)。小说的创伤叙事和反讽格调有力地谴责了美国政府违反民主政治制度，对人民群众实施政治暴力的行径。
①马歇尔·麦克卢恩(1911-1980)加拿大传媒问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