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英国以外的异域国度是英国短篇小说经常聚焦的一个文化地理空间。异域空间积极言说着白人外来者的生存体验，这些空间形式是白人重构自我身份的主要依据，在短篇小说中扮演着“主题化”的叙述角色。本文将英国异域短篇小说置于空间批评的文化浪潮之中，审视其文本世界中的文化空间形式所隐喻的白人异域生存境况。从空间视角重新考察英国异域短篇小说，无论是澄清该体裁形式的文坛地位，还是揭露英国主流叙述所宣传的异域白人英雄的欺骗性，无疑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关 键 词：英国异域短篇小说 空间 生存 飘零者 British exotic short story space existence the aliens
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不仅开拓了岛国疆域，而且将遥远的异国他乡带进英国作家的创作视域之内，使异域书写成为丰富多样的英国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构件。“印度、非洲和远东这些遥远的背景提供一种空间上的距离，这种距离感允许人们释放某些日常生活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所无法接纳的想象和幻想区域”(Hanson 34)。英国作家经常通过诗歌、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等不同体裁形式对异域空间进行聚焦，但是短篇小说作为“一种受到贬低的艺术形式”①，却能够更好地利用其文坛边缘地位对那些同样被主流社会所边缘化和他者化的异域世界进行有效书写。异域短篇小说是英国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写作传统，不同历史时期的英国作家都在各自的短篇作品中持续关注和书写那片陌生、边缘和异质的他者国度。19世纪末，斯蒂文森、吉卜林和康拉德等作家的短篇小说对白人的异域殖民生活进行大量聚焦，确立了短篇小说在英国文坛的专属地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毛姆短篇小说对中国、马来西亚、南海等异域世界的广泛关注一举将英国异域短篇小说推向另一高度。二战之后，虽然英国殖民地已经相继独立，但异域国度并未退出英国作家的写作视域，以多丽丝·莱辛为代表的英国作家往往依据自身的殖民地成长经历，继续书写异域世界中的人和事。
当白人入侵者踏入辽阔陌生的异域国度时，迎接他们的是一个与自己所熟悉的日常生活空间迥异的异域空间。库特指出，“不仅当空间语言被赋予重要价值时，而且当读者被‘流放’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或者当一个熟悉的地方发生彻底改观时，空间语言在叙述中的重要性都能得到凸显”(Kort 16)。在异域短篇小说中，荒原、农庄、道路、家宅、俱乐部等空间元素不再是空洞静止的叙述背景，它们成为“动态的”叙述元素，积极言说着人物异域生存体验，表征人物内心世界和建构人物自我身份。将英国异域短篇小说置于空间批评的文化思潮之中，梳理其文本世界中典型的空间语言，无论对纠正评论界对该体裁形式的贬低，抑或全面还原白人在异域世界中的生存境况，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角落空间：安全感与囚禁感
印度、非洲、中国等英国眼中的异域国度大多以其广袤无垠著称，这种广阔性能够将白人从狭隘局促的都市生活中解放出来，使其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在感。但是，在短暂的自由体验之后，白人外来者随即发现自己被一望无际、蛮荒无边的荒原和丛林等开放性空间包围住，从而陷入了孤独和恐慌之中。康拉德的短篇小说《进步前哨》(“An Outpost of Progress”，1897)形象地描述了突然被抛到蛮荒世界中的白人的孤独感受：“他们像盲人一样住在大屋子里，只知道接触到的一些东西(而且还很不完全)，却看不到事物的整个面貌。河流、森林、沸腾着的整个大陆都像是一个巨大的空白”(6)。蛮荒无边的异域世界对于外来者而言犹如一片空白开放的世界，这里“没有踩踏过的道路和指引人们的路标，没有既定的人类意义模式；就像一张等待被赋予意义的空白纸张”(Ingersoll 214)。为了忘却无处不在的蛮荒、空白和虚无，外来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蜷缩到角落空间中，在这个“价值确定的平静中心”寻求心灵的慰藉(Tuan 54)。加斯东·巴什拉对角落空间的诗学意义进行生动的阐释，“角落首先是一个避难所，它为我们确保了存在的一个基本性质：稳定性。它是我的稳定性的确定所在，邻近所在”(174—175)。受到叙述空间的限制，短篇小说往往将故事背景设置在相对固定和闭锁的空间场景内，“缩空间于一隅”是短篇小说空间聚焦的主要特征。这些有限的、缩微的、闭锁的空间是角落空间的一种变形，白人外来者往往蜷缩于其中以获得安全幻觉，使其能够在他者世界中安身立命。
在异域短篇小说中，初次步入他者世界的外来者往往将自我“闭锁在自己的群体之内”，蜷缩在他们所“圈定”出来的角落世界中，借以抵御和忘却未知险恶的外部世界(Parry 4)。驻地、贸易站、农场、俱乐部等文化地理空间都是白人所开辟出来的异域生存空间，是白人所赖以生存的“安全无虞”的环境。吉卜林的短篇小说《路边喜剧》(“A Wayside Comedy”，1888)中白人所驻扎的卡西玛驻地便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安全”和“平静”的角落世界。“卡西玛的四周被多色瑞山上岩尖的圆圈包围住。”“它呆在多色瑞山围成的圆圈之内”(Kipling，Under the Deodars/The Phantom 'Rickshaw/Wee Willie Winkie 38)。“卡西玛犹如天堂或他者之地一样远离俗世，多色瑞山则能很好地保守着他们的秘密”(Kipling，Under the Deodars/The Phantom' Rickshaw/Wee Willie Winkie 40)。在这个闭锁的角落世界中，五个白人殖民者组成一个微型社区，他们相互“抱团取暖”，幻想自己依然生活在自己所确定和熟悉的英国国内环境。鲍尔认为，“吉卜林的空间和圈地形象规定了一个受保护的地点，在这一空间中个人可以远离险恶的边界而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快乐感”(Bauer 49)。
异域世界中的俱乐部空间也是白人在陌生的环境中所“创造出一片供人生活的天地”(博埃默17)。在吉卜林的短篇小说中，那些驻印白人似乎都以俱乐部为家。他们在俱乐部中庆祝重大节日，在俱乐部中与白人朋友相会，在俱乐部的文化氛围中延续英国国内生活的幻觉。俱乐部是吉卜林异域短篇小说的一种重要文化空间，“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吉卜林的写作，他就好像是身处各种各样讲故事的喧闹声中，在一个俱乐部里，人人都在与别人交流着离奇怪诞而又偏说是‘亲身经历’的冒险经历”(博埃默54)。俱乐部作为最具英国特色的文化空间也经常出入于毛姆的异域短篇小说之中，是白人在异域世界中求得内心平静的精神避难所。《大班》中的白人主人公在途经侨团的公墓时亲眼目睹两个中国苦力正在挖墓穴，但他并没有听说最近侨团中有人去世，因此内心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攫住了。在惊恐无助时，他首先想到的是逃到白人俱乐部中，在那里他可以拥有白人同胞的陪伴，可以暂时获得一种社区的归属感，能够使躁动不安的内心世界重新归于平静。
白人在广阔的殖民世界中圈定出来的角落空间给他们带来安全幻觉，但是由于角落空间自身的狭小封闭性，它们在为空间入侵者提供精神庇护的同时也往往沦为囚禁人们身心自由的“牢笼”。“患幽闭恐惧症的人将狭小紧凑的地点看成具有压迫性的围堵措施(containment)，而不是使热情的友谊或者是独处时的思考成为可能的从容不迫的空间(contained spaces)”(Tuan 54)。短篇小说《路边喜剧》在开篇之处便阐明了白人在闭锁的驻地中“被囚禁”的生活，“命运和印度政府已经将卡希玛驻地变为一座监狱”(Kipling，Under the Deodars/The Phantom' Rickshaw/Wee Willie Winkie 38)。白人在这座敞开式的“监狱”中逐渐沦为“自由的”奴隶，从而坠入精神崩溃和道德沦落的深渊之中，“多色瑞山脉所具有的能力已经使那里接近一半的欧洲人口发疯”(Kipling，Under the Deodars/The Phantom' Rickshaw/Wee Willie Winkie 48)。在“角落”这个微型世界中，社会法律、道德和舆论对人们的行为举止都失去了制约作用，而婚姻自身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被人们置于脑后。生活在驻地上的几个白人相互诱奸以打发孤寂乏味的生活，陷入一种无边的孤寂和虚无之中。《进步前哨》中的白人殖民者所开辟的贸易站也是一个充斥着剥削和欺诈的虚无世界，它不仅无法成为传播西方文明的“进步前哨”，反而沦为埋葬白人生命和梦想的坟墓。在莱辛的异域短篇小说中，闭锁的农场也经常蜕变成囚禁白人(特别是白人妇女)的精神牢笼。被放逐到异域世界中的白人妇女往往自我囚禁在封闭的内心世界中，以消极悲观的态度抵抗陌生而闭锁的生活。《第二座茅屋》中卡罗瑟斯少校的妻子在破败闭锁的农场生活的打击之下一蹶不振：“他们的生活境况早让她心碎，彻底击垮了她。她不想让自己好起来。[……]她面朝墙躺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了无生气，毫无怨言，她带着一种被命运打败的清心寡欲生活着，再没有什么能够打动她了”(Lessing 76)。
总之，白人通过武力和强权不断地侵占他者土地，通过角落空间圈定自己在那片“原是老酋长的国度”②的势力范围，在闭锁的空间内寻求空间庇护的同时却被禁锢了心灵，成为孤独的异域飘零者。
二、家宅空间：“失乐园”与“伊甸园”
当角落空间蜕变为囚禁白人身心自由的闭锁世界时，白人便试图将其改造为温馨的家宅世界，以安顿其漂泊无依的灵魂。巴什拉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家宅总是排除偶然性，增加连续性。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5)。家宅空间能够为人们带来皈依感和归属感，它是漂泊者在异域世界扎根的根本所在，但是作为入侵者的白人能否在他者世界中真正拥有充满爱的精神栖息之地呢?
在斯蒂文森的异域短篇小说《法拉塞海滩》(“The Beach of Falesá”，1892)中，身处殖民世界的白人维尔特谢通过与土著姑娘乌玛的结合在殖民世界中重新组建了温馨的家庭世界，从而获得全新的安定感和幸福感。“这种幸福感的获得是通过一些关系将自己和土著结合在一起，就像以前在国内将自己和家庭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一样”(Hanson 26)。维尔特谢似乎能够通过家庭纽带扎根于异域国度，但是在种族优越论的魔咒之下，他却不希望他的混血孩子“重蹈覆辙”：“没有人比我更轻视混血儿；但是她们是我的女儿，几乎是我所拥有的一切。我不甘心她们和这里的土著结合，但是我想知道我上哪儿去找这些白人呢?”(Stevenson 148)维尔特谢对其混血孩子前景的担忧表明在种族优越论盛行的时代中，白人入侵者难以真正越过高高在上的心理门槛，真正与土著之间建立亲密的家庭关系，因此其在异域国度中的幸福体验也往往是转瞬即逝的。
吉卜林的短篇小说《没有教会豁免权的情侣》(“Without Benefit of Clergy”，1891)中白人与土著之间昙花一现的恋情也消解了白人在殖民世界建构抵御外部风暴的家宅空间的努力。白人军官霍尔登和土著女子阿米娜所建立的爱巢使其能够在充满敌意的他者世界中安详地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在这片属于他自己的领土中，他就是君王，而阿米娜便是他的王后”(Kiping，Life's Handicap 217)。这个充满爱的家宅世界稀释了异域世界的陌生感和敌意感，而霍尔登和阿米娜的混血儿子的出生更是使他的放逐生活被一种甜蜜的幸福感包围着，“他的梦是愉快的”(Kiping，Life's Handicap 223)。在巴什拉看来，“家宅庇佑着梦想，家宅保护着梦想者，家宅让我们能够在安详中做梦”(4—5)。在温馨的家宅世界中，霍尔登感受到一种只有在故乡才能拥有的安定感，但是这一美好的世界犹如海市蜃楼一般，一旦接触到现实的空气便灰飞烟灭。在霍尔登还来不及考虑混血儿子的未来时，这个小天使便被热病夺走了稚嫩的生命，而阿米娜年轻的生命也随之被霍乱带走。那栋曾经见证他们爱情的温馨家宅在瞬间变得面目全非：
他发现大雨已经冲垮了那扇大门的泥柱，那扇曾经守护他生命的沉重木门懒洋洋地挂在一根铰链上。院子里的草足足有三寸高；看门人皮儿汗的小屋已经空空如也，被雨水浸泡过的茅草屋顶从房梁中塌陷下来。一头灰色的松鼠占据了整个游廊，这座房子仿佛已经有三十年没人住，而不只是三天。(Kiping，Life's Handicap 243)
白人跨越种族鸿沟建构的家宅空间在种族思想的重压之下往往显得异常脆弱，不堪一击。到了后殖民时代，大量的白人家庭举家迁徙到异域世界中，这些家庭能否将国内的社会关系一并“移植”过来，在异域土壤中真正生根发芽、繁衍生息呢?
多丽丝·莱辛的异域短篇小说描述了大量举家迁徙到南非的白人家庭。这些白人家庭中的成员大多将自己看作异域世界中的匆匆过客，他们无意长期栖息于此，因此也难以对异域国度产生真正的情感，无法在他者世界中真正拥有栖息灵魂的家宅空间。《高地牛儿的家》(“A Home for the Highland Cattle”，1952)中，刚到南非的白人贾尔斯夫妇暂住在一处公寓中，玛丽·贾尔斯拒绝对那个临时的家做任何布置和改变，“要是我着手料理这房子，那就意味着我要永远待在这里”(Lessing 260)。事实上，“没有人真正住在这里。他们可能在这里呆了好些年，而且也没有机会找到任何更好的地方，但是他们并未活在这里”(Lessing 260)。白人无法真正“活在”他者世界之中，异域世界中的家宅对玛丽娜而言只是一个临时的落脚点，“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只迁徙的鸟儿，虽然不喜欢它栖息的这根树枝，但又已经筋疲力尽无法再换另外一根”(Lessing 265)。“地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所共有的经历。随着时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克朗96)。白人在殖民世界中所建构的临时家园既无法将他们与“不再”(not more)的过往和记忆联系起来，也无法将之带往“尚未”(not yet)发生的未来，而是依据“此时此地”建立起来的缺少根基的海市蜃楼③。事实上，“过去”和“未来”是“现在时刻”产生意义的主要依据，缺少过往、无法预见未来的现在都将是空洞和乏味的。因此，临时性的家宅空间难以将白人与异域世界真正“拴在”一起，而缺少回忆和历史的家宅空间也终将无法成为人们栖息灵魂的“伊甸园”
在一些白人对陌生环境进行消极抵触的同时，还有一些白人努力尝试将他者世界改造成爱的“伊甸园”。在莱辛的短篇小说《德威特夫妇来到峡谷农庄》(“The De Wets Come to Kloof Grange”，1952)中，刚到非洲农场的盖尔夫人做了种种努力，试图将英国国内的家宅空间“移植”到非洲农场上，以延续国内生活的安定感。“来到这里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农场的名字从‘峡谷山脊’(Kloof Nek)改为‘峡谷农庄’(Kloof Grange)，使它与自己的故乡产生一些联系”(Lessing 107)。接下来盖尔夫人对竖在光秃秃的草原中央的空盒子般的房屋进行改造，“修了围绕房屋的游廊和栅栏；栅栏里，是她通过多年的劳作培育而成的一座两英亩大的花园”(Lessing 107)。最后，她将象征英国文化的装饰物移植到南非农庄的起居室里，使起居室中两种不同的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非洲和18世纪的英国在这间屋里交汇融合，相安无事”(Lessing 104)。盖尔夫人努力将国内事物“移植”到那个陌生世界的家宅空间中，但她却无法将国内家宅空间中所积淀的美好回忆一并“移植”过来，而过去家宅所蕴含的种种回忆无疑是“伊甸园”世界不可或缺的一个构件。巴什拉认为，“当新的家宅重新出现过去的家宅的回忆时，我们来到永远不变的童年国度，永远不变就好像无法忆起。我们体验着安定感，幸福的安定感。我们通过重新体验受到保护的回忆来获得自我安慰”(4)。盖尔夫人在陌生世界中建立起的家宅世界被抽掉过去生活的积淀和回忆，成为空洞和虚无的世界，终将蜕变为囚禁人们心灵的“失乐园”。
白人在殖民世界中所建立的家宅空间或者是缺少爱的临时驿站，或者是缺少回忆的空洞世界，它们都无法将白人外来者与异域世界真正“拴在”一起，无法使白人在他者世界中真正生根发芽。这种空洞的“失乐园”世界与土著在自己的国度中用爱浇筑起来的“伊甸园”世界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康拉德的短篇小说《进步前哨》中来自塞拉利昂的黑人马克拉和白人代理人一起生活在与世隔绝的贸易站中，负责帮忙收购象牙。在贸易站中的三个白人代理人先后被空洞乏味的贸易站吞噬生命之后，马克拉却依然能够安然无恙地看守着那片与世隔离的贸易站，这主要得益于“伊甸园”般的家宅空间的庇佑。每当贸易站被寂寞和虚无的气氛笼罩之时，那个充满爱的家宅世界总能适时地向马克拉伸出臂膀：“马克拉退回到他的家庭的怀抱里；”“他直挺挺地躺在门外一张草垫上，孩子们坐在他胸膛上，在他身上乱爬。这是一幅动人的画面”(康拉德16)。只有充满爱的家宅空间才能够抵御外界的风暴，真正为人们提供一片心灵的庇护所。此外，土著居民在自己的国度里世代繁衍生息，形成的一种牢固的血缘关系和社会组织，也能够帮助他们与特定的地区牢牢“拴在”一起，使他们可以真正做到安居乐业。在莱辛的短篇小说《木施朗加老酋长》(“The Old Chief Mshlanga”，1952)中，我们通过白人女孩的目光领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土著世界：“郁郁葱葱的青草温和地抚摸着我的小腿肚；树木高大，树冠丰满”(Lessing 52)。这里的棚屋也都精心装饰过，“这和我们农场工人的场屋截然不同，那儿又脏又乱，无人照管，不过是给流浪的打工者的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他们的根不在那儿”(Lessing 54)。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中，土著居民拥有大量的空间记忆，并由此滋生出浓厚的家园感受和故土意识，这种浓厚的故土情感是外来入侵者无法真正拥有和感受到的美好情感。因此，白人入侵者通过武力和强权所霸占的他者土地经常蜕变成缺少精神蕴含的虚无空洞的空间，成为一个如蚁冢般脆弱不堪的世界，在外部风暴的摧毁之下风雨飘摇。《木施朗加老酋长》中的白人女孩在大概一年之后再次来到白人所侵占的老酋长和他的族人曾经居住的村庄时，却发现“那里什么也没有了。原来立着棚屋的地方，只留下一堆堆红土，上面盖着大块腐烂的草棚顶，中间延绵着白蚁的红土蚁冢”(Lessing 57—58)。对于白人入侵者而言，异域土地的唯一作用是满足他们征服空间、创造财富的欲望，而对于土著而言，“土地载满着人的精神和历史，土地上的场所是神圣的”(萨克24)。因此，白人入侵者难以在异域国度中真正拥有精神栖息之地。“在这个不再满足他精神上需求的世界里，他势必感到无家可归。一个家乃是为我们能够接受而且经常容纳我们生命的结构。一个人失去了心灵的容器，就等于随波漂逐，成为地表面的流浪汉”(白瑞德23)。
在“原属于他者的国度”中，白人在历史、文化和回忆的真空中建立起来的“失乐园”与土著用亲情、友情和爱情浇灌出来的“伊甸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空虚的“失乐园”中，白人外来者大多沦为地域和精神的双重漂泊者，成为无家可归的孤独个体。
三、空间连接点：“不安感”与“希望感”
异域世界中的角落空间和家宅空间都无法真正安顿白人外来者漂泊的灵魂，而作为空间连接点的道路、门槛、窗户和桥梁等空间形式是否可以引导人们走出封闭世界，在异域世界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呢?空间连接点能够有效连接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嫁接此处空间和彼处空间，通过联通差异空间为不同族群的相遇和交流创造机会。帝国鼎盛时期，受到种族优越论影响的白人入侵者往往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将土著“妖魔化”，拒绝种族之间的任何交往。门、窗、桥等空间连接点较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殖民小说中，即使它们偶尔出现了，在故事的结尾之处也总是被阻断或被堵死。这一时期的异域短篇小说中经常以那些被阻断的空间连接点来言说种族交流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吉卜林的短篇小说《越界》(“Beyond the Pale”，1888)中的白人男子特加戈和15岁的土著寡妇柏色萨通过柏色萨屋子里唯一的一扇窗户交流情感。作为空间连接点的窗户连接着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它是人们观察外部世界和被外界“凝视”的一种空间形式。当白人男子和土著女子之间的跨族恋情被人们发现时，那扇促进种族交流的窗户随即被堵死，人们通过空间连接点走入彼此世界的美好愿望也戛然而止。而吉卜林的另外一篇短篇小说《在城墙上》(“On the City Wall”，1888)，出现在题目中的“城墙”也是一个典型的空间连接点。“城墙划分和切断了两个不同的空间，同时又在两个空间中提供一个有利于眺望和接触的地点”(Malcolm and Malcolm 122—123)。在这一连接的中间地段中，我们看到两种文化的交汇和冲突，“如果你站在窗户边上往外看去，你会看到城里的牛群被赶到沟渠边饮水，政府学院的学生正在打板球，河堤两边杂草丛生，[……]河对岸是已故帝王的红色陵墓，[……]”(Kipling，Soldiers Three/The Story of the Gadsbys/In Black and White 297)近处的板球运动代表着英国的殖民文化入侵，远处的帝王坟墓则象征着印度辉煌的历史和文化，而护城河则将这两种迥异的文化分隔开，使其互相对峙。城墙上的房子为不同种族的人们的相遇提供了一种空间场所，不同种族的人们在这个空间连接点中相互博弈。但是在种族优越论的影响之下，白人所表达的文化总是能够成功地“降伏”印度本土文化。
被隔断的空间连接点代表了帝国兴盛时期种族交流所面临的重重障碍。到了后殖民时期，那些思想更为开放和民主的西方作家则通过道路和门坎等空间连接点引导白人走出固有的种族偏见，积极探索全新的种族交往模式。多丽丝·莱辛在短篇小说集《非洲故事》中便经常通过道路和门坎等空间意象引导殖民者走出封闭的思想和固守的自我，在空间转折点中邂逅不同的族群，萌发全新的种族意识。“在这里，通常被社会等级和遥远空间分割的人，可能偶然相遇到一起；在这里，人们命运和生活的空间系列和时间系列，带着复杂而具体的社会性隔阂，不同一般地结合起来；社会性隔阂在这里得到克服。这里是事件起始之点和事件结束之处”(巴赫金444—445)。
道路空间在《木施朗加老酋长》中多次出现，白人女孩在道路空间中与土著相遇，在道路空间中表达种族思想、质疑种族观念并积极探寻种族交流的全新模式。在种族霸权思想盛行的时代，道路空间是白人施展淫威的主要空间场所，“如果一个土著出现在半里开外的小道上，那两条狗就会冲过去把他撵上树，就好像他是只鸟儿似的。若是他敢抗议(满口未开化的语言，本身就是个笑话)，那便是厚颜无耻”(Lessing 48)。在传统种族思想的浸淫之下，白人女孩也不可避免地以一种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土著，虽然“在孩子的内心深处经常会浮现出某些问题，但由于问题的答案难以让人接受，于是更为强大的傲慢感便把它们逐渐压制下去”(Lessing 49)。14岁那年，女孩在道路上与土著老酋长相遇，“他们一直向前走过来，我的狗抬头看我，等我下令扑上去。我很生气。一个土著在看到你时没有立刻让道，这是‘恬不知耻’”(Lessing 49)。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老酋长身上所流露出的不容抗拒的权威性直接挑战了白人女孩所习以为常的种族观念。故事发展至此，叙述视角由第三人称转变为第一人称。第一人称内视角的运用表明了白人女孩“我”开始远离那些塑造“我”个人思想的集体无意识观念，凸显了作为个体的“我”自我意识的萌发。这一独特的经历“搁置”了女孩对种族霸权文化的盲信，重新唤醒女孩内心深处曾被种族思想所压制的疑问，“它们在我的心中慢慢发酵”(Lessing 50)。道路空间引导女孩走出固定的种族思维，使其积极思考并探索种族交流的新模式，它“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开启了一片不固定的、边界性的经验。这是一片文化阐释不确定的空间，它产生于殖民时刻的‘当下’”(Bhabha 206)。白人女孩在道路空间的指引之下，继而越过了较为安全的白人地界，穿过不熟悉的小道来到了土著保留地，被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感所包围。“我不安地回头张望，突然意识到，我这是在恐惧。这太不寻常了，简直有点羞辱人。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多少年来我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游荡，从来没有感到过片刻的不安”(Lessing53)。这种恐惧感使女孩意识到白人作为外来入侵者的事实，动摇了她之前所确定无疑的白人主人地位。至此，小说的叙述视角也由第一人称视角转变为第二人称视角，凸显了白人作为外来入侵者的身份，“你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好像是你的走动惊扰了某个古老邪恶的东西。某个邪恶、巨大、暴怒的家伙，突然跳起，从后面扑来”(Lessing 53)。
在《木施朗加老酋长》中，白人女孩与木施朗加老酋长的邂逅，对木施朗加老酋长所居住的村落的探访都离不开道路空间的引导。道路在该故事中扮演着霍米·巴巴所提出的“间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和“居间空间”(in-between space)，即“第三空间”的作用，它是“分裂的主体”中的一种“矛盾的、模糊的空间”(转引自生安锋83)。这个模糊性的空间搁置了白人习以为常的种族思想，使白人女孩有机会与传统的种族观念进行协商，使差异性观念的产生成为可能。但是，女孩在质疑传统的种族观念之后仍然无法建构起另一种行之有效的阐释模式，因此，间隙性的道路空间同时也是一种不确定的矛盾空间，它在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的同时也使其陷入更深的困惑和更大的不安之中。莱辛的另外一篇短篇小说《草原日出》(“A Sunrise on the Veld”，1952)中的男孩在迈出转折性的门坎空间之后面临更大的困惑。故事中的男孩在某年冬天的每天凌晨都会离开温暖被窝，离开安全的屋内世界，跨过门槛空间去探索那片白人尚未涉足的非洲草原。门坎内的世界是一个相对安全和确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男孩沉浸在一种征服自我和征服世界的自豪感当中，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使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成为我的一部分。我装着整个世界。使它成为什么样的世界全在于我。只要我愿意，我能改变任何将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在于我，在于我现在所做的决定”(Lessing 63)。在冬日的凌晨，男孩跨出门槛空间，穿过一条树荫笼罩的黑暗通道(dark tunnel)，来到一个未经白人“侵犯”的非洲原始草原当中。在那个原始蛮荒的世界中，男孩目睹了一只受伤的羚羊在瞬间被蚂蚁“吞噬”的场景，意识到在强大的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卑微渺小和微不足道，先前无限膨胀的自信心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我阻止不了。我阻止不了。我什么都做不了”(Lessing 64)。巴赫金认为，门坎空间“是危机和生活转折的时空体”，它在波澜不惊的生活和变幻莫测的生活之间划清了一条界限，“门坎”一词“同下列因素结合在一起：生活的骤变、危机、改变生活的决定(或犹豫不决、害怕越过门坎)”(450)。门坎外的世界动摇了男孩之前无限膨胀的自信心，使其对自我和社会产生质疑，从而陷入一种危机体验当中。这种体验使男孩意识到人类作为自然的一份子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无限循环的自然规律之中，异域国度的不确定性深深地动摇了白人入侵者曾经拥有的无所不能的自信感。
异域短篇小说中的空间连接点能够启发白人，特别是白人小孩，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观察异域世界，启发其与传统的种族观念进行协商。但是，空间连接点同时也是一个模糊和矛盾的间隙性空间，它动摇了白人小孩之前所确定的认知模式，但却无法为其提供另一种行之有效的阐释模式，因此往往使其陷入另一种不安之中。从总体上看，空间连接点虽然无法为异域漂泊者提供真正的自我救赎之路，但它们却能积极地引导白人走出固步自封的自我，以一种更为平等的目光去探索和了解那片异域国度，迈开了外来者融入异域国度的第一步。
库特认为，“我们现在开始将地点作为我们的文化‘手稿’来阅读，通过空间对自我和他人进行识别和评价”(Kort 5)。在异域短篇小说中，空间背景不仅仅是承载故事发展的空洞容器和舞台背景，它们还积极参与文本主题意义的建构，成为文本自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叙述对象。异域短篇小说中的文化地理空间“手稿”为我们呈现出形形色色的异域白人飘零者：囚禁在闭锁的角落空间中的异域放逐者；被困于“失乐园”般的家宅空间中的精神飘零者；求索于空间连接点却陷入更大不安的孤独探索者。这些空间叙述语言颠覆了英国主流社会所宣传的无往不胜的白人英雄形象，还原更为真实的孤独白人放逐者形象，让其在短篇小说这种边缘体裁中发出自己的“孤独之声”④。在原属于他者的世界中，白人外来者注定无法拥有在故乡才能感受到的安定感和自在感，因此也无法摆脱地域漂泊者和精神放逐者的悲剧命运。我们只需记住一点：“只有在生机蓬勃的家乡，而非在漂泊流离中，人们才是自由的。”“只有属于一个活生生的、有信念的、有机共同体，并积极致力于实现一些尚未实现的、可能尚未意识的目标时，人才是自由的”(转引自威廉斯228)。
①1964年，托马斯·盖勒森(Thomas A.Gallason)在《短篇小说评论》上发表一篇名为《短篇小说：一种被贬低的艺术形式》(“The Short Story:An Underrated Art”)，文章指出了短篇小说在文坛中的边缘地位，试图为短篇小说正名。详见Short Story Theories,ed.Charles E.May(Athens:Ohio UP,1976)13-31.
②莱辛的首部短篇小说集《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This Was the Old Chief's Country，1951)似乎有意在书名中揭示了白人殖民者侵占他者土地的侵略本质。
③威廉·白瑞德认为，“要了解每一件组成人类存在的东西，必须明白人类的时间性：“尚未”、“不再”以及“此时此地”(231)。
④奥康纳认为，从本质上讲，短篇小说是边缘人物发出的“孤独之声”。参见Frank O'Connor,The Lonely Voice:A Study of the Short Story(New York: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62)18；梅伊也强调，“在短篇小说中，我们面对的是本质上孤独的人物”。参见Charles E.May,"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Short Fiction,"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4(Fall 1984):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