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拜占庭草纸文献包含有关于拜占庭帝国经济生活和社会变迁的重要信息，是拜占庭学研究中的基本史料。佩特拉草纸是20世纪末新发现的拜占庭时期草纸文献，自2002-2013年历时11年，始有4卷整理出版。该草纸文献具有史料稀缺性、内容丰富性以及涵括地理位置特殊性等特点，是研究6世纪拜占庭帝国近东地区历史的珍贵文献。由于中国拜占庭学研究在利用草纸文献方面还处于初始阶段，关注和了解佩特拉草纸的释读、整理、研究，对于中国拜占庭学界加强草纸文献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 键 词：佩特拉草纸文献 整理和释读 拜占庭学 意义
史料的发掘、整理、解读和运用，一直是史学研究的核心。西有兰克的实证史学，东有梁启超“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①的说法，亦有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②一说。史料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新史料的发掘、整理往往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盛行于地中海世界数千年的草纸文献，蕴含着古代社会的丰富信息与话语，③是研究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和早期中世纪史的核心史料。草纸文献的史料价值，首先是基于对其内容的释读。但是，由于草纸文献本身的固有缺陷，以及在保存过程中的磨损问题，无形中增加了研究者们对其修缮、整理和解读的难度。草纸文献研究工作也因此一直进展得非常缓慢。世纪交替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界加快了草纸研究的步伐，佩特拉草纸文献的整理和释读即是显著的一例。
佩特拉草纸是一批20世纪末发现于近东地区的拜占庭时期的重要文献。由于它的罕见性和丰富的信息量，对于解读早期拜占庭历史，特别是近东地区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过学者们的整理和释读，佩特拉草纸文献自2002年到2013年先后有4卷已出版。如若将佩特拉草纸文献整理、出版的历程放置在国际拜占庭学草纸文献研究的发展脉络下来分析，其重要地位更是清晰可见。而对于中国拜占庭学界而言，其重要意义尤为明晰。
一、国内外拜占庭草纸文献研究梳论
在国际学界，草纸文献受到关注始于数百年前，而对之进行研究则仅有百余年历史。草纸或者称纸莎草(papyrus，复数papyri)④，是一种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现在埃及，⑤并随后流行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重要书写材料。它的使用一直延续到公元12世纪左右。⑥自1752年世界上第一份被发掘的草纸文献出现在意大利的赫库兰纽姆(Herculaneum)以来，不断有草纸文献被发掘，18世纪末尤其是19世纪中期以来，考古挖掘的大量草纸文献进入公众的视野。时至今日，已有希腊文、拉丁文、阿拉米文、叙利亚文，以及其他近东各种语言的草纸文献先后被发现。⑦由于这些草纸文献记载了丰富且有价值的信息，涉及古代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因此引起了众多领域，特别是历史学界学者的广泛关注。
回溯起来，起初，草纸文献的主要发现地位于埃及，而且这些早期的草纸文献主要记载了古代埃及的历史。因此，埃及学家成为第一批研究和利用草纸文献的专业人士。而研究希腊、罗马史的学者们则认为埃及仅仅处于地中海一隅，被发掘于此地的草纸文献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因此未对其予以高度重视。⑧然而，随着来自埃及以外的大量草纸文献的发掘，以及埃及草纸文献研究的深入，草纸文献对于主流历史的重要价值业已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⑨
在早期拜占庭帝国时期，位于地中海南岸的埃及是帝国主要的产品供给基地。草纸于是由其产地埃及被运输到帝国各地，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虽然由于阿拉伯人的阻碍，草纸的地位在7-8世纪逐渐被皮纸所代替，但是直到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还在进口来自埃及的草纸，并且这种材料依然被认为是书写的首选。⑩根据公开发表的数据可以发现，截至目前所发掘出的草纸文献，大多集中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6世纪，这一时间段恰好处于拜占庭帝国的早期历史。拜占庭草纸文献学家贝尔(H.I.Bell)曾说过，“拜占庭草纸文献所涵盖的时间段正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由古代过渡到中世纪，由异教社会过渡到基督教社会，由残留古代自由、自治城邦印迹的管理体制到绝对的君权神授的政体……”(11)此外，出土的大量草纸文献是文书性质的资料，因此，它们对于揭示早期拜占庭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12)
对于国际拜占庭草纸文献研究而言，虽然自19世纪末已有少量该时期草纸文献被释读和整理出版，但是直到20世纪伊始初具规模的拜占庭草纸文献资料的问世，才使得利用草纸文献研究早期拜占庭历史成为可能。(13)这一时期，拜占庭草纸文献研究的先行者让·马斯白罗(Jean Maspero)和哈罗德·贝尔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拜占庭时期草纸文献目录。(14)此后，自20世纪20年代起，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拜占庭时代的草纸文献，(15)这一时期，包括拜占庭时期草纸文献在内的奥克西林库斯草纸第16卷得以出版，(16)此外，收藏在慕尼黑、佛罗伦萨、柏林、维也纳等地的拜占庭时期草纸文献也相继被发表。(17)然而，虽然此后不断有整理的拜占庭草纸文献著作问世，(18)但是，由于草纸文献修复和释读技术的限制，以及草纸文献研究对于学者全面素养的苛刻要求，拜占庭草纸文献研究进度也非常缓慢。
近年来，随着拜占庭学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拜占庭学者认识到，草纸文献对于拜占庭学主流研究的重要价值，(19)而草纸文献释读技术的发展则使得拜占庭草纸文献的大量应用成为可能。近30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使得草纸修复和释读技术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国际草纸文献研究学会以及世界主要的草纸文献科研机构加快了草纸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在此情况下，成批量的拜占庭草纸文献得以被整理和发表出来，如来自埃及的拜占庭时期的草纸，文献来自近东地区乃萨纳(20)和佩特拉的草纸文献等。除了出版纸质版本外，研究者还将其录入在线数据库，使之成为可检索、免费的资源，比较著名的此类在线检索有“鲁汶草纸文献数据库”、“杜克大学草纸数据银行”、“海德堡埃及希腊文草纸文献总目”等。(21)其中由上述数据库集合而成的“草纸文献在线检索”(Papyri、info)可以查阅到有关佩特拉草纸文献的全部信息(参看下文表格信息)。文献的电子化，使得阅读和应用拜占庭草纸文献变得越加便捷。因此，草纸文献的重要价值，加之拜占庭学者的重视以及草纸文献应用的便利，使得草纸文献研究逐渐成为国际拜占庭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与国际学界相较，中国研究者对草纸文献的关注时间较晚，发表相关著作稀少，而且研究不够深入。通过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可以发现，最早以草纸为主题的中文文献是1959年《历史研究》杂志上的介绍性文章《塔乌班什拉格教授和波兰的纸草学研究》。(22)以纸草和纸莎草为搜索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文献数量为：2000年以前8篇文章，2000-2017年17篇文章。(23)在这22篇文章中，有16篇为研究草纸的文章，以介绍性文章为主；其他6篇为介绍草纸画的文章。这一组数据虽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目前对草纸文献的总体现状，但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国草纸文献研究的大体轮廓。此外，目前中国在学术研究上对草纸文献的研究和使用，多集中于埃及学研究之中。(24)显然，这一状况与国际埃及学研究对草纸文献的最早关注是一致的。虽然近10年学界对草纸文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研究的层面也逐渐深入，但是，也有学者明确提出，中国学界在草纸文献研究中存在诸如引入的草纸文献史料非常少等问题，而且大部分中国学者基本上不具备解读草纸文献的能力。(25)
中国的拜占庭学研究起步较晚，(26)而且由于受到语言和史料的限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与国际学界仍有一定差距。可是，近30年来，经过中国拜占庭学人的努力，中国拜占庭学研究也已经呈现出一定的格局，其研究角度趋向多样化，研究成果渐成规模。作为学术研究核心的原始文献研究也已经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甚至钱币学、印章学和草纸文献学等国际上热门的研究也逐渐被引入到中国拜占庭研究之中。如田明的《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27)一书中就利用了亨特(Hunt)和伊德伽(Edgar)编辑的《草纸选辑》(28)和盖洛(Gallo)的《希腊拉丁草纸》(29)等作品中的草纸文献史料。虽然，已经有中国拜占庭学者在使用草纸文献的史料进行研究，但是，与国际拜占庭草纸文献学研究的繁荣景象相比，中国拜占庭草纸文献研究还处于起步的阶段。为此，关注国际拜占庭草纸文献研究的发展就成为必然。目前受到国际拜占庭学者广为关注的草纸文献——佩特拉草纸文献(Petra Papyri)——的发现、整理和释读是国际拜占庭草纸文献研究的重大进展之一，关注其研究，利用其史料，将有利于中国拜占庭学者同国际拜占庭学界在拜占庭早期经济、社会等方面历史研究上的平等对话。
二、佩特拉草纸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出版
1993年美国东方研究中心考古队在南约旦(原拜占庭帝国的Palaestina Tertia行省)佩特拉古城的一个教堂遗址中，发现了一批已经碳化了的草纸文献。由于发掘于埃及之外的草纸文献，尤其是拜占庭时期的草纸文献非常稀少，因此这批文献自其被发现伊始，就受到国际拜占庭学界的强烈关注。
佩特拉古城，是近东地区重要的考古遗址。在罗马-拜占庭时期，这里也曾因为处于东方交通的要道而繁荣，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新图拉真大道(Via Traiana Nova)就经过这里。公元4世纪时，这里是拜占庭帝国时期Palaestina Tertia行省的首府。4世纪以后，由于海路贸易的繁荣，加之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佩特拉古城逐渐衰落，直到663年该地被阿拉伯人占领，拜占庭在这里的统治被终结。
1993年12月4日，以考古学家费埃玛(Zbigniew T.Fiema)为首的美国东方研究中心考古队，在位于佩特拉古城的一座教堂遗址的东北角的一个杂物间中，发现了一批业已碳化的草纸文献。鉴于文献的重要性，这批草纸旋即被送到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美国东方研究中心，并邀请国际上知名的草纸文献专家对之进行修缮保护和释读。继而，密歇根大学研究团队和赫尔辛基大学研究团队对文献展开了全面的修缮维护、整理和释读的工作。赫尔辛基大学团队于1994年9月最先承担起了草纸卷宗的初步整理和修缮工作。(30)
出土佩特拉草纸文献的教堂曾在6世纪末的一场火灾中被焚毁。因此，有学者认为，可能就是在这场大火中，这批草纸文献被烧毁、碳化。(31)被发现时文献的状态即是：深黑色、干而脆，几份草纸嵌在一起，一些散落的草纸粘在一起呈饼状。虽然草纸已经碳化，但是阴暗的黑色墨汁还是在草纸上留下了印记。(32)由于出土的草纸文献保存状态很差，因此草纸文献的整理和释读工作一直是一个考古与学术研究的难题，对于这批业已碳化的草纸文献开展的整理工作更是如此。除了复杂的保存和修复工作，对文献的释读是一个摆在专家面前极为艰巨的难题。由于文献已经碳化，所以需要特殊的灯光才能令文字显现出来，而且修复需要逐字逐句的复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解读需要对时代风貌的整体把握，遗憾的是，与这一时期相关的文献保留下来的非常少，这就使得修复工作很难找到合理的参照体系。(33)
通过密歇根大学和赫尔辛基大学两个团队的合作整理初步判断，佩特拉草纸文献的总数量为152份，其中，仅有42份可以辨认并加以释读。(34)文献上的书写语言为希腊语，信息涵盖的时间为公元537年到593年。这批文献的主要内容围绕着佩特拉一位名为塞奥多鲁斯(Theodoros，生于512-514年之间)的教士为中心而展开。文献里涉及的人物包括他的家族亲属、朋友、邻里，文献的内容涵盖从税收转让请求、财产继承文件，到纠纷处理文件等生活方方面面的文书。自2002年起，美国东方研究中心陆续出版了以上两个团队整理和释读后的佩特拉文献。
目前已经有四卷佩特拉草纸文献出版：第1卷(2002年)(35)、第3卷(2007年)(36)、第4卷(2011年)(37)和第2卷(2013年)(38)。这四卷共包括文献49份。四卷的内容编排次序基本一致，主要包括卷首的前言、对文献的物理状态介绍、参考文献和释读文献中一些重要词汇的分析；卷中为释读的希腊文原文、译文和评注；卷末包括索引和草纸文献的图片。
2002年，第一卷佩特拉草纸文献出版。(39)这一卷包括清理出的16份文件(P.Petra nos.1-16)。1号文件是佩特拉草纸文献当中有日期记载最早的一份，时间是537年5月23日。这是一份涉及到婚姻财产的协议。协议中塞奥多鲁斯的舅父(同时也是他的岳父)帕特洛菲鲁斯(Patrophilus)将其母亲的嫁妆交给他，其他具体的信息，由于文献损毁，无法释读。2号文件是一份于538年5月10日起草于加沙(Gaza)地区的文件。根据释读专家的意见，这是一份有关财产继承的协议。塞奥多鲁斯是协议中的一方，他此时已经离开监护人，居住在加沙，其他信息尚属猜测，无法确认。3-5号文件中，前两份(3、4号)写于538年8月，5号文件的日期也是538年。这三份文件是课税责任转移文书，文书中的主人公信息已经释读出，但是有一些涉及到课税的法律术语，尚需比对解释。6号-11号文件被发现时，是在一起，包括1(6号)份偷盗指控和被控告人的誓言，4份(7-10号)与此相关的课税单据，以及1份(11号)包裹着其他文件的草纸文献，内容不清。12-15号文件主要是残篇，信息不全。前者是一份得到公证员确认的协议，涉及到可能包括塞奥多鲁斯在内的教堂神职人员。第二份是有关财产分配的协议。除了释读的文件外，本卷还包括其他丰富的补充信息：卷首包括一篇罗马-拜占庭时期佩特拉历史概述、一篇有关该草纸文献考古挖掘介绍、一篇有关主人公塞奥多鲁斯家族信息描述、一篇有关草纸修缮、保护技术的讨论和一篇草纸文献中使用的纪年法。
第三卷出版于2007年，该卷包括19份文件(P.Petra nos.18-36)。(40)在卷首，整理专家安提·阿贾瓦(Antti Arjava)对本卷中草纸文献的物理状态进行了介绍、其次草纸文献中的公证惯例(notarial conventions)、使用的历法等问题也以专文形式得到分析，一份塞奥多鲁斯家谱树被安排在其后。卷中18号文件记录了对1号文件的修订。该文件发生在塞奥多鲁斯和他的岳父兼舅父帕特洛菲鲁斯之间，是关于其妻子斯黛法诺嫁妆的协议。其中涉及到6磅半的黄金，据整理专家称，可能属于斯黛法诺。这一数据与乃萨纳的财物数据一起为我们揭开6世纪当地经济和社会关系状况提供了有力的依据。19号文件是一份关于塞奥多鲁斯的课税责任转移文书，20号则是与此相关的一份收据。这两份文件证明塞奥多鲁斯已经获得独立课税权利和他已经缴纳税金的证明。22号文件是一份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课税文件。该文件记载了三位兄弟有关债款的收据。该文件的释读学者布赫豪兹(Buchholz)认为，这是一份避免以后发生争议的确认文件。23号文件是一份来自一位名为杜萨利乌斯(Dusarius)向塞奥多鲁斯要求课税责任转移的请求。25、26和27为一组文件。25号文件为课税责任转移请求，发生在塞奥多鲁斯和一位弗拉维乌斯·瓦伦斯(Flavius Valens)之间，26和27号文件则是与之相关的残卷。该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解释了皇家谕令在对涉及到地方利益的事件的干涉和平衡中的作用。28号文件是关于财产分配的协议。该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它记载了佩特拉文献中很少出现的女性参与事务性活动。29号文件来自于莫里斯皇帝时期(582-602)，涉及到资金的借贷和抵押。30号是一份残破非常严重的文件，提及到佩特拉一份房产的分配。31号是一份关于塞奥多鲁斯的捐赠的文件。32-34号文件是关于莫里斯皇帝时期一位希耶里奥斯(Hierios)的课税支付收据。通过这几份文件可以发现，6世纪时期地方库里亚大会议员(Curiales)(41)仍在发挥传统收税的角色。35号文件记载了两块土地的课税支付情况。36号文件则是一份关于财产分配的草稿。
第四卷出版于2011年，包括13份文件(P.Petra nos.37-49)。(42)这些文件中，包括课税收据、交易证明、婚姻契约以及一份争端调解书。39号文件即是这一份争端调解书。其内容涉及到塞奥多鲁斯和一份斯戴法诺斯之间有关相邻地产界线的争端。文件中包含涉及到房租、建筑空间等等丰富的、难以理解的术语。另外的12份文件都是一些残篇，但是其中也包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37和38号文件被发现时在一起，但是38文献过于残破无法释读，37号文件是一份前任纳税人为继任纳税人支付的课税收据。40号文件是与39号文件相关的一份抗辩书，在里面出售者辩护自己具有的所有权，以此来保证他可以出售的权利。41号文件也是一份残卷，涉及到一份房产出售以及支持其所有权的相关信息的文件。42号和43号文件涉及到一位名为吉拉(Kyra)和另一位名为托马斯(Thomas)的婚姻问题。前者虽然保存不全，但是可以知道是一份婚姻契约；后一份保存尚好，涉及到新婚者的财产问题，这份文件是佩特拉草纸文献中时间上最晚的一批之一，时间大概是592或593年。45-47号文件是塞奥多鲁斯课税的收据，48-49号残卷同样提及塞奥多鲁斯，但仅涉及到文献所在的教堂的问题。
第二卷佩特拉草纸文献出版于2013年，本卷仅包括一份文件(P.Petra no.17)。(43)这份文件是一份有关三兄弟财产分配的协议。协议的发生地是在佩特拉地区塞里拉村(Serila)一个被称为奥格巴纳(Ogbana)的地方，分配的财产中包括房屋、果园、谷地以及奴隶。据整理专家分析，该份协议可能是一份提前准备好的文件，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每份的归属。文件中涉及到一份记载于505或506年的租赁信息，使得整理专家产生推测，也许这份文件制定的时间在505-537年之间，更为大胆的猜测是在505-520年之间，如果这样的猜想成立，那么这份文件将会成为所有佩特拉文献中最早的一份。第五卷还在整理之中，但是据第二卷编者所言，该卷中会出现一份对佩特拉草纸文献中出现的阿拉伯词汇的语言学分析。
三、佩特拉草纸文献的价值及其对拜占庭学研究的意义和启示
对于拜占庭学研究而言，佩特拉草纸文献具有其特殊的价值：
首先，从史料意义上来看，佩特拉草纸文献弥补其他拜占庭史料的不足。佩特拉草纸文献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时间跨度——全部属于6世纪。公元6世纪不仅是地中海世界由古典向中世纪过渡的重要时期，[28]3更是拜占庭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因此是国际拜占庭学界长期关注的重点。以往关于该时期的研究多依靠该时期的史家文献的记载。但是此类史料的特点在于多以战争等重大事件为主，对于下层民众的普通生活关注较少。而佩特拉草纸文献的出现为了解6世纪拜占庭普通百姓的日常经济生活提供了考古和其他文献所不能提提供的丰富史料。
其次，佩特拉草纸文献是研究早期拜占经济社会史的重要依据。佩特拉曾经是拜占庭帝国Palaestina Tertia行省的首府，同时也是连接东方和地中海世界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在早期拜占庭与东方世界的交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整个拜占庭帝国东部经济社会的缩影。而佩特拉草纸文献包括遗嘱、婚姻契约、财产分配协议、课税收据、争端调解书等类型的文书，为研究拜占庭时期佩特拉地区的社会关系、财产分配、税收和农业等各个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上述文件类型统计如下表：
综合来看，这些草纸文书包含了财产分配和继承、土地买卖、嫁妆、遗产继承和分配、税收政策、农业状况、法律条文等等涉及到佩特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这不仅使得佩特拉地区的历史丰富起来，更加弥补了以往拜占庭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不足，为我们更好地解读早期拜占庭的历史提供了钥匙。比如，关于拜占庭时代的经济观念问题，国际拜占庭学界一直缺乏丰富的史料来支撑，较为系统的《拜占庭经济史》也是近年才得以编辑出版。而从上表可以发现，拜占庭时代的税收意识非常浓厚，佩特拉草纸文献保留下来的课税收据和课税转移责任书就说明了这一情况。
从拜占庭学研究的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来看，佩特拉草纸文献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对于国际拜占庭学界而言，佩特拉草纸文献是国际拜占庭草纸文献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乃萨纳和佩特拉草纸文献的发掘和释读，大大推动了国际拜占庭草纸文献的研究。这些文献经过释读后，不但以纸质版的形式出版，而且还以数据库的形式出现在网络上，这大大方便了世界各地拜占庭学者利用这些文献从事研究，进而有助于推动拜占庭学研究的整体发展。目前，佩特拉草纸文献已经出版四卷，还有最后一卷正在紧张整理之中。五卷的佩特拉草纸文献的全部释读完成，对于拜占庭草纸文献学和拜占庭学的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中国拜占庭学界而言，佩特拉草纸文献的整理出版具有重要的启示。如上文所述，中国的草纸文献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国内的拜占庭学者刚刚开始尝试运用草纸文献来从事研究，因此，佩特拉草纸文献整理和出版对国内拜占庭学者的核心启示就在于：
一、要加大对原始文献的关注。对于中国拜占庭学界而言，从发表的著述和正在从事的研究项目来看，虽然目前综合研究能力和水平较上个世纪，已经有了飞速提高，文献资料收集日渐丰富，研究梯队得到完善，与国外的交流日趋频繁，但是，与国际拜占庭学研究的差距仍然存在。史料的整理和翻译一直是国际拜占庭学界研究的主流，虽然中国拜占庭学者已经注意到史料的重要性，(44)显然，由于某些限制，目前的研究还很滞后。因此中国拜占庭学研究者需要紧紧追随国际拜占庭学的脚步，首先从史料，包括历史文献、草纸文献、钱币学和印章学等收集、整理和翻译入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扎实的史实基础，进而实现与国际学界的平等对话。
二、拓展学科视野，加大引入新型科技成果研究历史文献的力度。国际拜占庭学界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将新兴科技应用到拜占庭的研究中，以此来推动国际拜占庭研究的不断发展，如在整理佩特拉草纸文献的项目中，学者们采用了最新的拍照技术和特殊光线分离技术等；在整理西奈半岛凯瑟琳修道院的手稿过程中，学者们采用了大型分色扫描仪器，以获得表面文字下面被抹掉的信息等；此外TLG等在线拜占庭资料数据库的建立，都是新技术在拜占庭研究中的应用。因此，对于国内拜占庭学者而言，不仅要利用国际学界通过新技术取得的研究成果，更需要参与其中，才能够全面与国际拜占庭研究接轨，推动我国拜占庭研究的快速发展。
三、建立“四跨型”研究机制，开展集体攻关。所谓“四跨型”研究机制是指跨国、跨学科、跨高校、跨部门。上述关于佩特拉草纸文献发掘整理的过程表明，参与机构包括了来自美国、芬兰等国的高校，涉及到了考古学、历史学、图像识别学等不同学科，采用了包括电子技术在内的不同技术手段。因此，佩特拉草纸发掘整理的过程事实上是对不同研究力量的整合。佩特拉草纸文献发掘整理的过程，也是学术团队的密切合作过程。对于尚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拜占庭学界而言，如何建立“四跨型”研究机制，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45页。
②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193页。
③史蒂文·罗杰·费希尔著：《阅读的历史》，李瑞林、贺莺、杨晓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9-41页。
④“papyrus”在中文文献中除“草纸”、“纸莎草”等译名以外，还有，“纸草”、“蒲草”、“苇草”、“芦草”、“芦荻”、“莎草”、“蒲莎草”、“纸莎草”、“莎草纸”、“草皮纸”、“苇纸”、“芦纸”、“芦叶卷子”等译法，本文认为“草纸”更贴近其实际意义。关于译名详情参见宋立宏：《说纸草：〈阅读纸草，书写古史〉译后》，《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
⑤Pierre Tallet,“Ayn Sukhna and Wadi el-Jarf:Two Newly Discovered Pharaonic Harbours on the Suez Gulf,” British Museum Studies in Ancient Egypt and Sudan,Vol.18,2012,pp.147-168.
⑥在拜占庭时期，最后一份使用草纸颁布的黄金谕令出现于1083年，此外，12世纪末的拜占庭学者尤斯塔修斯(Eustathios)曾记载草纸使用在拜占庭帝国的绝迹，参见Nicolas Oikonomides,“Writing Materials,Documents,and Books,” in Angeliki E.Laiou,ed.,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From the S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Washington D.C.: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2002,p.589.
⑦Rogers S.Bagnall,Reading Papyri,Writing Ancient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8.
⑧宋立宏：《说纸草：〈阅读纸草，书写古史〉译后》，《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
⑨Elizabeth Jeffreys,John Haldon and Robin Cormack,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Byzantine Stud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16.
⑩Nicolas Oikonomides,“Writing Materials,Documents,and Books,” p.589.
(11)H.I.Bell,“Papyrology and Byzantine Studies,” Papyri und Altertumswissenschaft,Vol.19,1934,p.326.
(12)Elizabeth Jeffreys,John Haldon and Robin Cormack,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Byzantine Studies,p.120.
(13)J.G.Keenan,“Papyrology and Byzantine Historiography,” Th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apyrologists,Vol.30,1993,p.138.
(14)Jean Maspero,Papyrus grecs d'epoque byzantine,Catalogue general des antiquites du Musee du Caire,3vols.,Cairo:Imperimerie de l'Institut Francais,1911,1913,1916; Harold Bell,Greek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 V,London:British Museum,1917.
(15)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324-1453,Vol.1,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2,p.42.
(16)B.P.Grenfell,A.S.Hunt,and H.I.Bell,eds.,The Oxyrhynchus Papyri XVI,London:The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1924.
(17)J.G.Keenan,“Papyrology and Byzantine Historiography,” p.138.
(18)如Victor A.Tcherikover,Alexander Fuks and Menahem Stern,eds.,The Corpus Papyrorum Judaicarum,Vol.3,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19)Elizabeth Jeffreys,John Haldon and Robin Cormack,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Byzantine Studies,p.115.
(20)乃萨纳(Nessana)位于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地区，靠近埃及边境，这里于1935-1937年出土了一批公元6至7世纪的草纸文献，该文献为这一时期拜占庭在当地的统治情况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21)Elizabeth Jeffreys,John Haldon and Robin Cormack,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Byzantine Studies,p.124.
(22)克凡：《塔乌班什拉格教授和波兰的纸草学研究》，《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
(23)该数据是利用纸草和纸莎草两个检索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所得：“纸草”，http：//kns.cnki.net/kns/brief/default＿result.aspx；“纸莎草”，http：//kns.cnki.net/kns/brief/default＿result.aspx，accessed to 26-10-2017。
(24)这方面的代表作包括，杨熹：《〈维尔伯纸草〉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杨熹、郭丹彤：《〈都灵税收纸草〉译注》，《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等。
(25)郭子林：《中国埃及学研究三十年综述》，《西亚北非》2009年第6期。
(26)虽然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业已有学者在关注拜占庭研究，但是中国真正专业、系统的拜占庭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参见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36页。
(27)田明：《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
(28)A.S.Hunt and Edgar eds.,Select Papyri,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1995.
(29)Italo Gallo:Greek and Latin Papyrology,trans.by Maria Rosaria Falivene and Jennifer R.March,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1986.
(30)Glen L.Peterman,“Conservation of the Petra Papyri,”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Vol.57,No.4,1994,p.242.
(31)L.Koenen,“The Carbonized Archive from Petra,”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Vol.9,1996,p.177.
(32)L.Koenen,“Phoenix from the Ashes:The Burnt Archive from Petra,”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Vol.35,1996,p.514.
(33)N.Gonis,“Papyri from Petra,” The Classical Review,Vol.52,No.2,2005,pp.655-657,DOI:10.1093/clrevj/bni357,Published online:09-05-2006.
(34)L.Koenen,“The Carbonized Archive from Petra,” p.177.
(35)J.Frosen,Antti Arjava,and M.Lehtinen,eds.,The Petra Papyri I,Amman:American Center of Oriental Research,2002.
(36)Antti Arjava,Matias Buchholz,and Traianos Gagos,eds.,The Petra Papyri III,Amman:American Center of Oriental Research,2007.
(37)A.Arjava,M.Buchholz,T.Gagos,M.Kaimio,eds.,The Petra Papyri IV,Amman:American Center of Oriental Research,2011.
(38)Ludwig Koenen,Jorma Kaimio,Maarit Kaimio,Robert W.Daniel,eds.,The Petra Papyri II,Amman:American Center of Oriental Research,2013.
(39)参见书评T.M.Hickey,“The Petra Papyri I,”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Vol.334,2004,pp.92-94.
(40)参见书评Hagith Sivan,“The Petra Papyri III,” 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Vol.01,2008,pp.197-199; Michael Decker,“The Petra Papyri III,”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Vol.351,2008,pp.97-99.
(41)Curiales，晚期罗马帝国地方库里亚大会或议会议员。君士坦丁一世对库里亚大会进行改革，并赋予其成员特权和义务，征收地方财税即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参见A.P.Kazhdan,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Vol.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564.
(42)参见书评Rodney Ast,“The Petra Papyri IV,” The Classical Review,Vol.64,No.2,2014,pp.1-2,DOI：10.1017/S0009840X14000742,Published online：08 05-2014。
(43)参见书评Lajos Berkes,“The Petra Papyri II,” 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08-05-2014,http：//bmcr.brynmawr.edu/2014/2014-05-04.html，检索时间2017年12月13日。
(44)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志强教授的团队已于10多年前购置自荷马至拜占庭15世纪原始文献数据库(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简写为TLG)；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徐家玲教授主持的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古时期拜占庭立法文献研究与评注”中，一批核心的中世纪拜占庭法律文献资料得到整理和出版(《农业法》、《士兵法》、《罗得海商法》、《法律选编》、《市政官法》以及马其顿王朝土地立法等)，与此同时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图书室已经购置了目前拜占庭学界通行的大部分纸质原始文献史料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