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作为一部以道德劝谕为写作目的的传记作品，其创作基础却主要是历史叙事，这便使“传记”和“历史”在《名人传》中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为应对这种紧张关系，普鲁塔克在写作方法上强调用“传记”引导“历史”，通过他所认定的客观历史来记录传主的德性与事迹；而在面对非历史性材料时，他则时常对神话和神话人物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释，同时恳请读者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那些无法解释的神话、传说和人物轶事；此外，在传记的结构方面，他采用了类似现代比较史学若干特征的平行比较的方法。以上这些构成了《名人传》的基本叙事模式。
关 键 词：普鲁塔克 历史 传记 平行比较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漫长时间里，传记一直被认为是历史作品中的一种类型，《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甚至被有的学者称为“道德历史学家”中的模范。①然而，19世纪之后，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名人传》的史学性，把它看作一部缺乏史学价值和治史态度的文学传记；但矛盾的是，他们又常常在研究中将其作为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的重要史料多加引用。②一部分学者坚定地认为《名人传》并非一部历史著作，而是一部通过史料组合和人物比较方法来实现其道德训诫目的的传记文学作品。例如，爱尔兰作家理查德·切尼韦克斯·特兰奇认为，《名人传》在一个长时期中普及、流行的原因是普鲁塔克对“历史”和“传记”之间的区别所具备的清晰洞察力。在《名人传》中他没有书写“历史”，写的仅仅是“传记”，虽然书中多少涉及一些历史背景的叙述，但究其根本都是为刻画传记中的人物形象服务的。③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利奥在其1901年出版的《作为文学样式的希腊罗马传记》中提出，普鲁塔克所做的工作就是从其他历史作品中寻章摘句，再将这些内容纳入其写作风格与道德观体系中去。④100年后，克里斯托弗·佩林在《普鲁塔克和历史》中又重复了大体相同的看法。佩林指出普鲁塔克在传记中通过糅合相似的材料，压缩和打乱时间顺序，构建具体情境等文学策略来让其写作资料合理化，并根据需要解释和强调的不同传记内容，变换使用他的写作材料。⑤菲利普·斯塔德特也从写作方法和资料运用的层面说明了《名人传》的“传记性”。他认为，尽管普鲁塔克说自己“撰写的是传记，而非历史”，但是更确切地来说，他是将历史性的叙述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传记。这种改造迫使他对传主进行新的解读，以及时常对一个事件发生的背景进行富有想象力的重塑……与传记无关的历史资料会被缩短或者被去掉，而其他(无关的)资料则会被压缩、简化和替代。⑥
在将《名人传》定性为传记文学的共识下，学者们也尤其关注其道德训诫的写作目的和平行比较的传记手法。⑦例如，D.A.拉塞尔认为普鲁塔克传记的形式和规模依据写作材料和他所声称的写作目的被严格规定了下来，因此普鲁塔克常常提及自己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方法。⑧R.H.巴罗在指出《名人传》缺乏史学价值的同时，又认为其叙事方法是错误的：有些篇章里的人物能通过相似的历史情境、性格或者生平事迹进行比较，而有些人物则因为相似性很少，不足以进行比较，普鲁塔克只是从写作目的出发，刻意而为之。⑨
就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文学性”几乎成了学者们为《名人传》定性的众口一词的共识了。但需要考虑的是，如果说《名人传》缺乏必要的史学性，那么人们频繁地把它用作史料的合理性又何在呢?在笔者看来，学者们经常将其用作史料的做法恰恰能够证明这部作品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史学性。采用当代人的历史观念和史学标准来衡量《名人传》，也未必完全公正客观。而且，古代的史学和传记文学并非像今天的同类体裁那样纯粹：历史编纂中常编织着神话传说，传记中也不乏严肃的历史考证。此外，像前辈学者通常所做的那样，以普鲁塔克部分的人物传记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并不足以论证其史学性的缺失，解读其全部传记才是更为稳妥的做法。
事实上，普鲁塔克的“传记”和“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他在《亚历山大传》的前言中曾写道：“我撰写的是传记，而非历史；那些最为光辉的事迹往往不能显示善与恶，一种措辞或者一件小事，比起千军万马参与的战役、最强的军备或是对城市的围攻更能够揭示人物的性格。”⑩在《加尔巴传》中普鲁塔克又说：“对事件精确且详尽的叙述都属于正史；而我的义务在于不去省略那些在罗马皇帝的事迹和命运中值得提及的事件。”(11)从这两段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鲁塔克一方面力图采用与古代通行的史学著作——这种著作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要内容——划清界限的方式，来界定自己《名人传》的性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自己需要历史和历史研究来支撑其传记写作，并明确表示其历史研究是具有选择性的，选择的标准在于彰显美德。在普鲁塔克笔下，“传记”和“历史”的紧张关系根源于道德教诲的写作目的。
本文的任务是通过对《名人传》全部传记的考察，透视“传记”与“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普鲁塔克是如何不断地尝试应对这种关系以期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研究发现，他是本着展现他认定的“客观的历史原则”去撰写传记的，并就部分前辈史学家的记载进行了考证；与此同时，对神话和神话人物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释，对那些无法解释的神话、传说和人物轶事他又抱持宽容的态度。每部传记都综合运用各种来源的历史材料和传说故事，展现两位传主的生平和品行。以这种平行比较的方式撰写古希腊、罗马英雄人物的传记，也使《名人传》具有了类似现代比较史学的若干特征。以上这些正是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叙事模式。
一、“传记”引导“历史”
普鲁塔克在《泰摩利昂传》中曾经说道：“以我为例，写作引导我研究历史((12))并有能力精通之，我时常将那些最优秀的()、最受尊敬的()人物形象植入内心深处。在不得不面对有关史实时，我会抵制、避免那些恶毒的、卑劣的事迹，平静地将自己的思想从它们那里转移到我所举出的高贵人物例子中最好的那部分人身上。”(13)普鲁塔克明确自己写的是传记，传记引导他研究历史。拉塞尔指出，“他(普鲁塔克)不否认自己对历史的了解，但他更注重在简单的历史知识基础上提出一个固定的道德选择。”(14)诚然如此，普鲁塔克所进行的历史研究具有选择性，选择的标准在于满足传记写作的道德需要。对普鲁塔克而言，《名人传》是基于历史叙述的道德教育文本，他在《伯利克利传》前言中这样概括自己希望通过传记给读者带来的影响，“读者于内心对美德的行为深有同感，经过激励后产生极大的渴望去效仿它们。”(15)正是由于普鲁塔克对传记体裁的认知，《名人传》主要介绍的是英雄人物生平中足以显示他们德性的事迹；同时，作为一部历史人物传记，《名人传》又无法避免对历史事实的涉及，这就需要普鲁塔克在“传记”与“历史”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以实现其基于历史叙事的道德训诫的写作目的。
普鲁塔克被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称为“古代传记作家中的翘楚”。(16)之所以给予普鲁塔克如此高度的评价，是因为他代表了希腊人在传记领域深厚传统的最高峰，并且他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记这一体裁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中世纪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普鲁塔克是不可回避的中心人物。虽然早期传记发展具有两种不同的趋势，(17)但是它们都使传记朝着关注研究传主的事业、性格发展的方向演进。《名人传》就遵循了这两种发展趋势，普鲁塔克在传记中展现每位传主独立性格，此外他也做出了创新，将两位生平事迹或品性相似的人物放入同一篇传记中，就两位传主的相同点和不同处进行比较。
《名人传》是一部记录古希腊、罗马英雄人物生平、德性的传记。为达到宣扬传主高尚德性的主要目的，普鲁塔克在撰写《名人传》时尽可能广泛地搜集与人物相关的资料。关于《名人传》的叙事方法和写作目的，佩林认为：“(普鲁塔克的)传记通常关注人物细节之处，并尽可能缩短历史性的叙述，它真正的关注点是性格的刻画，其根本目的是起到训诫和道德功效。”(18)诚然，普鲁塔克会在传记中突出传主性格中好的方面，谨慎处理那些不好的方面，他在《喀蒙传》中将自己的工作与画家描绘人物脸孔做类比，指出不应该突出人物不完美之处，因为“想要将一个人的生活描绘成无瑕疵且纯洁()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必须从假象中跳出来完成对事实的记录；但那些由于激情或政治冲动犯下的错误和愚蠢行为而玷污了自己的事业，我们宁可认为这是特定德行中的美中不足，而非邪恶行为的后果。我们不能过多地或者过于热情地将它们全部记录下来，只需以温和的态度去看待人性，正如我们不会过高地美化人的性格和塑造完美的德行”。(19)为了避免过度渲染人物德行上的缺点给读者带来不良且偏颇的印象，普鲁塔克在传记中努力拿捏他认为的美德与缺点之间的“合适”比例。但《名人传》仍然没有跳脱出早期人物传记着力展现人物高尚品德的写作要义，普鲁塔克拿捏的尺度有可能导致对人物形象的过度美化，而这种拿捏尺度上的困难就成为他的“传记”和“历史”之间内在张力的表象之一。
然而，普鲁塔克的《名人传》除了是一部人物传记，还因其记录的大多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真实存在过的知名人物，而使它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性。(20)虽然普鲁塔克在大多数情况下摒弃了对宏观历史背景的叙述，专注记述那些能反映传主品行的琐事，但是这些记录没有完全脱离历史事实，这就使《名人传》与历史产生了关联。正如他对修昔底德这位以分析和记录事实见长的史学家的称赞，他认为修昔底德悲悯、生动且丰富的叙述让人无从仿效。(21)普鲁塔克在传记中引用了很多修昔底德的记叙，同时也运用了很多其他的可靠性较高的历史资料来展现传主的德性。大体上来说，虽然历史背景在传记中并不重要，它们被精简，被安排用来支持普鲁塔克的道德分析，但是基于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评述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名人传》的一部分文学性，也正是书中引用的很多其他现已佚失的历史著作中的资料，才让后人接触到了这些富有价值的史料。由于《名人传》所具备的史学性，在拜占庭时期，以普拉努德斯(Maximus Planudes)为代表的学者们收集普鲁塔克的作品，使得《名人传》成为当时流行的历史教材。(22)在文艺复兴时期，《名人传》的影响更甚，而后它一度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了解希腊、罗马历史的重要途径。
传记主要通过轶事和细节再现传主品行与德性，而历史则是记录并辨析史实，《名人传》在某种程度上既包含了文学叙述，也兼具史学特点。普鲁塔克在其中大量引用前辈史学家的记录，但出于道德训诫的写作目的，他没有能够在传记中像传统史学著作一样对史料进行逐一考证与辨伪，很多时候是选取那些最能够说明人物品性的事件进行叙述，这应该是顾虑到了过多的历史研究会拖累传记的道德功效。在“传记”和“历史”的张力天平上，普鲁塔克往往不忘多给“传记”的秤盘多加一块小砝码，以让这架天平保持着微微倾斜的平衡。
二、通过事实的记述使我们受到教化
《名人传》中包含了一个长时段的希腊、罗马历史。虽然作者普鲁塔克反复强调自己撰写的是“传记”，通过传主的生平(bios)和品性(ethos)向读者呈现正面或反面的例子，以达到道德训诫的写作目的，但我们也不能据此就忽略其史学价值。普鲁塔克在叙事中始终在追寻他的历史真实性，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对人物德性的展现都是以他所认定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并且传记中那些例子只有在看起来真实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它们应有的价值。普鲁塔克在《泰摩利昂传》前言中这样概括历史的作用，“让我们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努力照着那些历史人物的美德完善自我”。(23)
综观整部《名人传》，普鲁塔克对历史事实的重视与运用突出体现在他致力于汲取广泛的历史记录作为写作材料。在获取写作材料的途径方面，他有着自己的见解：“一个人不可能仅凭借自有的积累闭门造车式地完成一部历史著作，大多数情况下，他还需要收集那些散落在不同国家、不同人手中的资料，而住在一个知名的、人口密集且民众对文学艺术有着向往之情的城市中对收集那些并不常见的书籍和信息是十分有利的。”(24)基于这个认识，普鲁塔克曾去往雅典和罗马，并广泛游历了诸如小亚细亚、埃及、意大利等地。学习、游历和担任官职的经历不仅让普鲁塔克搜集到大量的写作材料，还让他融入当地的生活，获得了那些未被前辈作家记录下来的材料。作为以希腊语写作的作家，普鲁塔克在《名人传》中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约135位历史学家的记录，其中有一百位左右是用希腊语写作的。(25)被引用较多的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泰奥彭波斯(Theopompus)、埃弗罗斯(Ephorus)、菲利斯都斯(Philistus)、波斯多尼乌斯(Posidonius)、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波利比乌斯(Polybius)等。在同一篇传记中，普鲁塔克既有对同一位史学家多处记述内容的引用，也有多位史学家对同一对象记录的引用。普鲁塔克在《莱库古传》中援引了十位历史学家的记述；《德摩斯梯尼传》中，他也引用了18位历史学家和口述者的资料，其中历史学家泰奥彭波斯和杜瑞斯(Duris)记录的内容多次被引用。《亚历山大传》中出现了来自24位同一时代作者的史料，其中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喀雷斯(Chares)、厄尼斯克瑞图斯(Onesicritus)、卡里斯特尼斯(Callisthenes)这些作者因参与并从不同角度记录下了亚历山大远征，在这篇传记中多次被引用；其余征引次数较少的作家也完成了与亚历山大生平有关书信、法庭记录等文献的整理。为了更好地撰写罗马英雄人物的传记，普鲁塔克还学习了拉丁语，他在《布鲁图斯(Brutus)传》中就运用了很多据说是布鲁图斯本人用希腊语、拉丁语写的书信，这些与公众和私人生活相关的书信是用来证明布鲁图斯高尚德性的主要资料。(26)
普鲁塔克在谈到他收集历史材料的方法时曾说道：“为避免留下粗心和懒惰之名，我会简要介绍前辈的记录，且不略去那些必要的细节。对那些大多数作家忽略的细节，还有他们偶有提及的，散落在古代碑铭、档案中的资料，我会费心收集。”(27)从《名人传》的具体内容来看，在引用那些常见的前辈历史学家的记录之外，(28)普鲁塔克还时常把碑铭、档案作为展现其历史真实性的权威资料。例如，《阿格西劳斯传》中，普鲁塔克指出色诺芬没有记录阿格西劳斯女儿的名字，但在拉科尼亚的铭文中刻着他妻子的名字克里奥拉(Cleora)以及两个女儿的名字欧波利亚(Eupolia)、普罗奥加(Proauga)。(29)此外，他还以当代的见闻佐证其历史资料的可信性。在《尼基亚斯传》中，普鲁塔克同意泰麦乌斯(Timaeus)的说法，认为尼基亚斯并非死于叙拉古人的敕令，其依据之一便是直到他生活的年代，在叙拉古的一座寺庙中还有一块据称是尼基亚斯的盾牌，盾牌上以精细的工艺镶嵌上了金色和紫色的花纹。(30)
除了广泛引用历史资料，普鲁塔克还就某些问题做出辨析、考证或者提出与前人不同的观点。在介绍一些英雄人物的家世和出生时，他尤其喜欢这种考辨。例如，在《法比乌斯·马克西慕斯(Fabius Maximus)传》中，普鲁塔克指出有些学者追溯法比乌斯家族最早的称呼是，他们家族庞大且在罗马享有盛誉；而另一部分人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其家族最早的成员在古代被叫作，而后逐渐演变成。(31)经过分析和比较，普鲁塔克倾向于认同后一种观点。有时候普鲁塔克在考证时会旁征博引多种资料，采用辨析、比对、推理、反证、综合等多种方法，来“重建”他所认定的史实。在《亚里斯泰德传》的开篇部分中，普鲁塔克对亚里斯泰德这样一位被很多人记载和描述过的人物生前是否富有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和综合分析。(32)对英雄人物身世家庭相关的考证表明，普鲁塔克努力把历史事实或他所认定的历史事实作为他的传记叙事的基础，他对传主品行的评述均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正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和考证，让普鲁塔克具有了一位历史学家的风范。
普鲁塔克对历史事实的重视和运用无疑使《名人传》具有了与之前传记截然不同的特质。然而，使《名人传》的史学性大打折扣的是，普鲁塔克在创作时又对传主的事迹进行了以美德为定向的选择性记述。在讨论梭伦身世的问题时，普鲁塔克认为文法学家迪笛姆斯(Didymus)关于梭伦父母姓名的说法不如赫拉克里德斯(Heraclides)的说法更为可信。(33)他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在于后者有关梭伦父母都来自高贵家族的说法更能够为梭伦后来的高尚品行提供家庭背景方面的佐证。类似的方法还出现在对佛基昂(Phocion)家世的介绍中。普鲁塔克驳斥了伊多梅尼乌斯(Idomeneus)将佛基昂说成是制杵工的儿子，他举出佛基昂在幼年时先后成为柏拉图和色诺克拉底学生的经历来说明其家世并非那么低贱，并指出其高尚的行为也是在早期学习经历中培养而成的。(34)尽管普鲁塔克选择性地记录历史资料，但其用意不在于虚构和夸大任何一位传主的功绩，对于他们身上的缺点，他也并不加以掩饰。作为一位为道德教化而写作的作家，他对历史资料的收集、记录、考证或辨析，都会紧紧围绕道德这一主旨而展开。正如他在《伯里克利传》中所说的：“财富的好处在于我们希望拥有和享用；美德的好处在于我们希望去实践与表现。我们愿意从别人手中获得前者，却企盼别人从我们手中接过后者。美德产生刺激作用，它能立刻灌输给旁观者以积极的激励；它并不仅仅通过呈现完美的榜样来塑造我们的性格，还通过历史事实()的记述使我们受到教化。”(35)
三、“净化神话”与“接受传说”
普鲁塔克在叙述提修斯的生平时曾说道，“愿我能够‘净化’神话()，成功地使它顺从于理性()，并具有纯粹史学的特质。但是在神话不能够展现其可信性，且不具备任何理性的可能的情况下，我要恳求那些善良的读者，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那些古代的传说()。”(36)普鲁塔克主要以历史为基础来选取写作材料，但当他所收集到的历史资料不能够满足描述传主生平中的细节时，他就会在历史性的叙事之外，将神话、传说、轶事等内容写入传记中。从现代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神话、传说、轶事都不属于历史的范畴，但对普鲁塔克而言，对神话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读，以及记录人物轶事都有利于他全面地展现出传主的品行，进而分析、评判他们的功过得失。因此，在面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问题时，普鲁塔克提出“净化神话”和“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古老的传说”。
古希腊人对神话和历史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他们讲述或者记录的“古史”中常常涉及神话的内容。到希腊化时期，美塞尼亚的欧赫墨罗斯(Euhemeros of Messene)在去除神话神秘性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发展。他认为神是被神化的历史人物，由此神话其实就是乔装改扮的历史。在他之后，对古希腊的神和神话进行合理的历史解释开始盛行，后人将他的这一思想称为“欧赫墨罗斯主义”。(37)仔细查看《名人传》就能发现，在涉及神话的内容时，普鲁塔克也时常会选择对神话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释，从而提供给读者一个合理化版本的神话。在《提修斯传》中，他认同斐洛考努斯(Philochorus)所讲述的米诺牛的故事：所谓的米诺斯迷宫不过是一所普通的监狱。米诺斯王(Minos)为了悼念他死去的儿子举行一年一度的竞技会，并将监狱中的雅典人质作为优胜者的奖品。而所谓米诺斯迷宫中牛头人身的怪物陶鲁斯(Taurus)原本也只是米诺斯王的侍卫长，他是竞技会的常胜者，但因乖僻的性情以及与王后帕西法厄(Pasiphae)的亲密关系而为人们所嫉恨。在一次竞技会上，提修斯打败了包括陶鲁斯在内的所有对手，并由此得到了前来观看比赛的阿里阿德涅(Ariadne)公主的芳心。米诺斯王也十分欣喜，于是释放了所有雅典人质，并免除了雅典的债务。(38)普鲁塔克对这个版本米诺牛故事的引述，反映出他认为神话本身就包含一定的历史内容，使用“欧赫墨罗斯主义”的理论对神话进行历史解读可以“净化神话”，去除其中的荒诞成分，使其具有历史可信性。通过对神话的合理化解释，普鲁塔克将那些生平中包含了太多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还原为他笔下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并由此评述他们的道德、品行。例如，普鲁塔克就把提修斯描述为“建立(雅典)城邦的人”，而且被给予“捍卫者”()和“支持者”()的称号。(39)
然而，撰写一部篇幅宏大的人物传记，普鲁塔克不可能在其中对所有的神话都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释，对于那些与传主生平有关，却无法合理解释的神话、传说，他恳求读者“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这种做法与普鲁塔克本人的经历不无关系。他曾在青少年时代前往雅典跟随柏拉图学派学者阿蒙纽斯(Ammonius)学习古希腊哲学，期间他对宗教产生了浓厚兴趣，老年时他又回到故乡喀罗尼亚(Chaeronea)担任德尔斐(Delphi)的祭司。出于对宗教的热忱，他在撰写《名人传》时并没有回避神谕、箴言等超自然的内容。如《罗慕洛传》中关于母狼的传说、《卡米卢斯(Camillus)传》中有关阿尔班湖湖水的神谶、《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传》中涉及两条蛇的神兆、《马可斯·布鲁图斯(Marcus Brutus)传》中布鲁图斯和幽灵的交谈，等等。(40)这些内容经常出现在英雄人物的生平之中，虽然不具有可信性，但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传主的品德和行为，从而被普鲁塔克多次使用。此外，在普鲁塔克看来，传主的性格不需要通过宏伟的事迹来突显，一些他们生平中的小事，譬如一个玩笑或者一件轶事就足以说明。因此，“在某些时候，普鲁塔克特别关注传主的性格和品德，他会选择那些与他撰写的英雄人物最为相关的内容，并摘取那些与他们的事业、行动、经历具有最直接联系的材料。”(41)在大多数的传记中，普鲁塔克都充分运用了来源于口传资料、传说的轶事，而对于人物轶事的真实性，他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例如普鲁塔克在叙述亚西比德(Alcibiades)儿童时期的轶事前就曾提及：“在后来生活中，他的性格呈现出许多矛盾和变化多端的特色，正是源于他所从事的重大事业和经历的命运转折，(对他而言)这是十分自然的道理。他天生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42)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几件亚西比德轶事的史学准确性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因为在其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箴言和喜剧的玩笑话的推断。但是这些轶事恰恰就可以展现出亚西比德的性格，或者至少展现一部分性格。(43)在一些人物传记中，普鲁塔克也会时常有意识地回避或者忽视事件的真实性，只选择那些有助于他刻画人物形象的材料进行记录。例如，在谈到梭伦和克洛伊索斯(Croesus)交往的轶事时，普鲁塔克说道：“有些人从年谱上证明这是虚构的，但是当一个故事如此著名且证据确凿时，更重要的是它与梭伦的性格吻合，还能凸显他的高尚与智慧，我便不主张为了遵循任何时间上的顺序而拒绝承认这个故事……”(44)
普鲁塔克承认《名人传》是一部人物传记，而并非严格的史学著作，他关注的是人物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至于那些战功与事迹则留给别的历史学家去做。这种叙事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放弃记录整体的历史，仅以传记的形式，记述英雄人物细小的生活片段，展现或归纳他们的德性并以道德作为评价他们品行的准绳。(45)当史料充足的时候，普鲁塔克就可以在其中摘选出能够突显人物德性的内容并记叙下来，这时的传记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并且能够满足他的道德说教。而在史料不足以支撑其对人物的叙述时，那些神话、轶事、传说被写入传记之中以充实传记的内容并展现人物的德性，这时“传记”和“历史”之间紧张关系就表现出来。为应对这种紧张关系，普鲁塔克试图用“欧赫墨罗斯主义”对传记中包括神话和神话中的人物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释，以达到“净化神话”的结果，从而让这些内容都成为支撑自己叙事的有力依据。而对于那些无法进行合理化解释的神话，和那些与传主有关的，历史可信性较低的轶事，他只好让读者“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那些古老的传说”，这实际上就是试图减弱读者对其传记的史学准确性的追究，将关注点置于传主的性格和品德之上。
四、分析共同点，比较不同处
《名人传》现存23对英雄人物传记和4篇独立的帝王传记，普鲁塔克大体上是以一位希腊人和一位罗马人平行比较的方式来编排传记的。每篇传记的开篇部分通常会有一段对两位传主简要介绍的导言(proem)，传记主体着重叙述人物生平，传记结尾的比较评述(synkrisis)会就他们的性格、成就、结局进行综合比较。(46)德国学者哈特穆特·厄布斯曾在文章中指出应该成对地阅读《名人传》中的人物传记，而非孤立地研究个人传记，并对同一篇中两位人物传记的比较评述部分给予重视。他通过对《迪翁—布鲁图斯传》与《德摩斯梯尼—西塞罗传》的分析，指出一篇传记的主题涉及材料的选择、陈述和阐释时，它通常受到同一篇中另一位传主传记的影响。(47)对普鲁塔克而言，平行比较不仅是一种叙事方法，也是使《名人传》兼具“传记”和“历史”特性的媒介。
比较方法并非普鲁塔克的首创。作为古希腊修辞学的基本训练内容之一，之前很多古典作家已经在自己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采用比较方法来叙述事件和刻画人物形象。(48)与前辈作家的零星比较不同，普鲁塔克放弃了对简单的历史异同现象的比较，以更广阔、更深入的视角考察古希腊、罗马英雄人物，在收集了大量写作材料的基础上建构起平行比较的方法，从而让《名人传》具有了类似于现代比较史学的某些特征。(49)比较史学理论对比较研究的对象和目的都有明确的界定，马克·布洛赫指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了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50)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了那些著名的英雄人物，为他们撰写传记，并因两位传主显见的相似之处，以一位希腊人对应一位罗马人的方式编排传记，如他将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和罗马执政官法比乌斯·马克西慕斯放入同一篇传记中，并就两人的相似处做了简要说明：“在我书的第十篇中，主要是伯里克利和法比乌斯的传记……他们德行相似，尤其是在坦率和正直的性格上更为相近。他们都具有忍受人民和政敌的能力，并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51)在明确了比较的对象之后，普鲁塔克平行撰写两位传主的传记，并在传记后附上一篇比较评述，对两位传主进行综合比较。(52)提姆·达夫这样概括评述部分在《名人传》中所发挥的功效：“读者在这部分内容中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英雄人物的事迹：比较中体现出的分歧和不同让评述具备了启发性；同时它也能让读者去思考对与错的问题。”(53)对普鲁塔克而言，这部分不是对传记的简单总结，而是在概述两位传主相似生平的基础上，通过对他们的性格、经历和结局的比较，总结他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以从中揭示和分析两位传主的成败原因，而这正是现代比较史学所追求的“察同察异求规律”。(5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名人传》中的平行比较方法虽然有着现代比较史学的某些特征和具体操作，但作为一位以道德训诫为写作目的的作家，普鲁塔克始终注重道德对人们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大多数传主间的比较仍然是围绕着道德展开的。如在《泰摩利昂和保卢斯的评述》中，普鲁塔克肯定了保卢斯坚定、平静的心灵和“卓越的德性”；(55)在《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的评述》中，普鲁塔克称赞德摩斯梯尼慎重而节制的表现，反对西塞罗在演说中的过分自夸；(56)而在《赖山德和苏拉的评述》中，普鲁塔克又从克己和节制的德性上对二者进行了比较。(57)在现存的比较评述里，普鲁塔克几乎都是从人物品行着手，以对比的方式展现他们的不同特质，再分析不同品行给他们人生带来的不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显而易见，《名人传》的“比较史学”所选取的比较变量是单一的，其比较视野也是狭隘的。道德取向制约了它不可能在起步之后走得很远，它与现代真正的比较史学之间还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方法论鸿沟。
《名人传》是一部以道德劝谕为目的的传记作品。区别于此前与以文学叙事为主的希腊、罗马传记，它以历史叙事作为创作基础，试图“通过事实的记述使我们受到教化”。然而，“照着那些历史人物的德行完善自我”的创作目标使作者普鲁塔克不得不以“传记”的写作方法引导“历史”叙述。由此，《名人传》在“传记”和“历史”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当所记录的历史事实能够满足普鲁塔克需要表达的道德诉求时，历史叙述就成为传记的主要叙事形式；反之，则因其追求道德训诫的主旨而偏离史学叙述范式，着力于以文学叙述的方式写就人物传记。
毋庸讳言，在“传记”与“历史”的天平上，普鲁塔克无疑是倾向于前者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努力在“传记”与“历史”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普鲁塔克提出，以“传记”引导“历史”，即以道德目的为指向，选取那些最能够满足道德说教的事件进行叙述。这些事件中既包括历史性的内容，又包括非历史性的内容。在历史性的叙述中，普鲁塔克几乎完整地记录了长时期里的希腊和罗马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在很多篇传记中，他不仅引用了前辈史学家的记录，还对其中的部分资料加以考证和辨析。而为了从各方面展现出传主的德性，他还记录了那些没有被前辈作家所记载的神话、传说、人物轶事等非历史性的内容。对于这些内容，普鲁塔克一方面试图以“欧赫墨罗斯主义”的理论对神话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释；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具可信性和理性特征的神话、传说以及那些有关传主的轶事，则不主张追究它们的史学准确性，只是提出让读者“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那些古老的传说”，以从中受到道德教化。此外，普鲁塔克采用平行列传的叙事方式，在比较中认知传主。这种类似现代比较史学的平行比较方法使《名人传》具有了之前传记所没有的史学特征。传记结尾部分的比较评述又表明，即使是这种平行比较的方法，也依然是为道德目的服务的。
这种看似矛盾的叙事模式，或许可以解释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将《名人传》定义为文学传记，却在研究时将它作为史料大量引用的原因。虽然《名人传》中的道德因素制约了其史学性的发挥，但我们也不能对普鲁塔克记录历史、考证历史、分析历史的努力视而不见。甚至是普鲁塔克记录的那些非历史性的资料，也因无意间保存下来大量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的内容，从而成为后来人们了解、研究当时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就此而言，如普鲁塔克让读者“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那些古老的传说”，我们也应当以宽容的态度面对《名人传》中“传记”和“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