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五卷本《路遥文集》放在我的案头，路遥用凝重的眼神看着它，我不知道他是否感到了欣慰――看着它的，只是路遥的照片，不是他本人，这个人已经在两个月前别我们而去了。他终于还是没有亲眼看到这套文集。
这时候我再一次重温了两个月来一直索绕在我脑际的思想，一种面对自然的沉重的宿命思想。和在高空、地下、人间运行的那种不辨其貌的强力相比，人算得了什么？路遥，这个用生命点燃精神之火的人尚且如此，我等庸碌之辈又算得了什么？
人的全部悲剧就在于：他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在抗争，可结果却总是以失败告终。死亡永远是人无法摆脱的结局。不管这种结局多么不公正，多么残忍，你都无法摆脱它。
不同点在于有的人一旦到了结局就什么都没有了，灵魂飘散，肉体化作一抹烟尘，完成了一种纯生物学意义上的从生到死的过程。而有的人，却能够在身后留下一些可以使人们凭借着进行某种思考的东西。
路遥留下了《路遥文集》。
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又超越了死亡。他改变了人生的结局。他在无中寻找到了有，在死亡中得到了生，在终结中找到了开始。
我宁可相信路遥看到了这套他生前亲手编选的文集。我甚至觉得，他正在用他那独特的、富于魁力的笑靥面对着我……
2
路遥是一本大书。
我曾经当面对他说：“你是一本大书，可惜很少有人真正读懂，这不是由于读者无能，而是你从来没有打开。你应当打开。你应当让人知道你。”
“知道又能咋？”他脸上带着一种嘲弄的神情。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嘲弄什么。
我缄默了。是的，知道了又能咋呢？难道有人可以给他那干渴的心田倾洒甘霖吗？难道有人可以破译他那极深的内心深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巨大的绝望吗？任何人都无助于他。如果聪明过人的路遥自己拿自己都没有了办法，别人又能怎样呢？
可是我一直在试图读懂他。从1974年我们在延安大学以同学的身份相识，到1992年11月17日上午用泪眼凝望着他的遗体，我一直在试图读懂他。我知道他遇到的人生难题是精神生活领域里的一个巨大黑洞，但我一直试图对他有尽可能多的了解。18年来，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没有一个人像路遥那样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札记本中。有时候我认为读懂了他，在札记中记下某些结论性的评价；有时候，我却又把它全部推翻，代之以截然相反的评价。直到今天，我也无法从那些札记中归纳出路遥的内容。
我仍然没有读懂他。
3
有一次，我和路遥躺在我书房的地毯上。他手边有一个烟灰缸，烟灰缸里堆满了他拍过的烟蒂。他的手大部分时间都停在烟灰缸的上空，下意识地磕弹着。他偶尔把烟放到嘴上，吸得又狠又急。
他在进行思索。我想，这时候他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和谁说话的。
他谈到了生活，谈到了美。
“有时候我看见在风雪交加的夜晚，一对年轻恋人在大楼底下搂抱着相互取暖，心里就特别感动。人生只有在这一瞬间才真正是美好的。”
他眯缝着眼睛看着我，脸上带着一种地地道道的幸福的神情。他似乎并没有等候我对他讲的这件事做出反应，只是那么神往地看着我，或者说，看着一个更为深远的地方。我不知道这时候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是那对恋人呢？还是他自己的初恋？他也许又想到了第一次和女孩子的手碰在一起时的那种惊心动魄的甜蜜和恐惧；也许又想到了在陕北那块贫瘠的土地上，只有在那个年龄和那个时候才会绽放的精神之花……我等着他再说下去。
“其实，”他说。“幸福和物质生活没有必然联系。幸福是一种纯精神的东西。十九世纪文学中写了那么多上层社会的明争暗斗、爱情纠葛，表面上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归根结底问题出在精神萎缩上。”
我赞同他的观点。接下来我讲了一个爱情故事。他认真地听着，时不时加一句：“就是这样。”
最后，我说：
“可以把爱情概括为一首诗，一开始它是抒情的，人在这个阶段可以神魂颠倒，无所谓天地。可是，没有多久，它就会进入叙事，会被物质力量所干扰，诗意就会越来越少，它终将死于你所说的那种精神萎缩。”
“所有人都是这样。”他强调说。
我说：“所有人。爱情不是死于形式，不是死于物质力量的不可避免的渗入，而是死于内容，就像你说的，死于精神的萎缩。精神的东西只能被精神的东西所摧毁，贫穷什么的摧毁不了真正的爱情。”
他的眼睛闪烁着激动的光亮：“就是这样。”
他把烟蒂捻熄在烟灰缸里，说：
“所以我又想，冰天雪地里的那对恋人，就其命运的本质来说仍然是悲哀的，他们也逃脱不了结局。”
我吃惊地看着他，想品味他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他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但他没有再说什么。
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4
我说你应当学会排解，你不能总是那么包裹着自己。这样下去有一天你会受不了的。你至少可以在几个最为亲近的朋友间松弛一下，或悲或喜，无遮无拦地表现出来。我说你是一个很智慧的人，你应当知道怎样排解……
路遥像以往许多次一样，苦笑了一下，善意地拒绝了我的好意。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记不得是在哪一年了，好像是《人生》刚刚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那一年，我还记得当时笼罩在路遥身上的那种巨大成功的氛围。那时候我还在延安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
那天晚上，他意外地来找我。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并没有因为前述的一切而表现出某种亢奋。他好像有很沉重的心事。除了礼节性的问答，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话语。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他好几次长长地叹息。
我问他：“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没有。”他歪坐在藤椅上，有气无力地说，“日他妈的，就是觉得没意思。”
我开他的玩笑：“如果你这个时候还觉得没意思，那么比这更有意思的时候可就不太可能更多了。”
他也笑了，直立起身子。
“我知道我应当高兴，在全国拿奖，作品产生影响，这毕竟不容易，可是……”
我猜测必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干扰了他的情绪。我一再追问他。
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一再说。我尽可能地劝慰了他。
最后，他竟长叹一声：
“什么时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就好了。”
我有些吃惊：
“《人生》还没有写出你想写的那些东西吗？”
他严肃地看着我，用与那个场合不太谐调的严肃神情看着我，说：
“没有。”
我凝望着他。我觉得我理解了他。这个人已经从一切方面远远地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于是，我们的谈话就在这个新的基点上开始。我们谈了很多很多。
后来，在对路遥的理解中，我便有了一种潜意识：
如果说路遥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孤独与绝望的话，没有写出他要写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原因之一？
5
1991年5月，我搬进了新居。这是一套三居室楼宅，和原来那间简易房相比，简直天上地下。我也终于有了一个收拾得相当不错的书房，有了一个独自属于我的空间。
路遥喜欢我这间书房。他每次来，仿佛有某种特权，不用让就脱掉鞋径直走进书房，好像客厅不是为他准备的（平时来客人不进书房）。我们有时坐在沙发上，有时趴在地毯上，照例是他面前放一个烟灰缸，我面前放一个茶杯。我们都喜欢这种情调和气氛。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或者他的弟弟王天乐和我们在一起时，路遥才真正显现出他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个善良、智慧、具有超常幽默感的人，一个有些孩子气的人。
他高兴了可以大喊大叫，对于一些丑恶的事物，可以用最粗俗的陕北话进行诅咒。这时候你会觉得路遥更加真实。这个未加掩饰的路遥同他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他对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相辅相成。有时候你甚至觉得如果路遥其人真的是平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那种样子，那么他就不会写出《人生》和《平凡的世界》。
人是一个多面体，路遥尤其如此。如果让十二个不为功利目的所左右的人描述路遥，那么就会有十二个路遥。将这个人的一切特质合而为一，才构成真正的路遥――尽管这样，这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
巨大的悲哀与绝望和高扬的精神之火，对人的深恶痛绝和博大幽深的爱心，对世界的毫不留情的诅咒和对生活的执着的赞美，一齐在他的灵魂世界里喧嚣。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和另一个因素冲撞，都会使他的精神生活出现可怕的震荡。
这个人命中注定不可能内心安宁。
当他在我的书房里孩子气地笑着的时候，我反倒常常产生出这样一种感觉：上帝把他造成这样一种样子，一定具有某种我所无法知晓的缘由，我反倒觉得同他有了距离感，觉得他不是我的同类。他高高在上，你只有站在精神领域的峰巅之上才能看清他的面貌。
有时候他来时我不在家，我爱人招呼他。他照例不客气地走进书房，一身轻松地翻看书架上的书，谢绝奉陪。
我爱人把门关上，留给他一个自由自在的天地。有时候俄罗斯民歌会在书房里高昂起来，有时候，又会传来如雷的鼾声。我好几次从外面回来看见他躺在沙发上肆无忌惮地打着鼾。
6
什么东西也无法割断路遥同生他养他的那块黄土地的精神联结。路遥骨子里是一个农民，一个志向高远的农民。他的精神渴求和对生活的向往，哪怕是衣食起居，始终没有同他的农民儿子的身份相剥离。他对城市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与恐惧，他每一次外出都选择的是陕北。只有在陕北，他的双脚才可以坚实地踩在地面上，才可以使灵魂世界里的喧嚣稍稍平静一些。次而求之，他渴望避开人，渴望呆在一个不为人打扰的地方。所有的交际应酬对于他都是灾难，人越多他越感到自己孤独。既使我们相约出去散散心，也总是费尽心机地寻找那些僻静之所。
我们曾经好几次策划周游陕北。
路遥充满神往地说：
“……等到八、九月份，秋天的时候，咱们一个县一个县地走，就到那些最偏远的山沟沟去，和庄稼人一块儿睡一块儿吃……”
他还特别强调：“谁也不许写东西，就是逛，美美地逛它一两个月……”
可惜的是我们一直没有成行。到了八、九月份，不是他有事就是我有事。陕北之行成了地地道道的神游――我们酣畅淋漓地谈论着那里的山川地貌、奇闻异事、历史掌故……有一次，他甚至拿来一盘陕北民歌的录相带，带着某种痴迷一边听一边欣赏那壮美的画面，不时跟上旋律大声唱几句。
一个人对于家乡的一切竟然热爱到如此梦牵魂绕的地步，我的确难于理解。要知道，生活早已经向路遥展开了宽广得多的领地，他的精神世界完全可以向更广阔的地方扩展……究竟是什么东西在牵绕着他呢？对青春岁月的下意识的留恋？精神上甚至生理上对于那块土地的独特的感应？还是某种理智思考之后对于自己的人生根基的执迷？
我不知道。
路遥在很多场合唱过陕北民歌。他嗓子并不好。但他唱得很投入，似乎总是在寻找某种专业演员的准确感觉，所以听起来很有魅力。
在我的书房里，高兴了，他常常会动情地唱起陕北民歌。我和王天乐一起欣赏着他，他并不因此而不好意思，仍努力往下唱。
王天乐怀着一种敬爱看着这个不平凡的哥哥，有时候还和我交换一下眼色：看把这个人高兴成甚了！
7
有时候我常常想：路遥是为了文学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文学在他心目中的位置远胜于一切。他对于文学的崇高理解甚至使他到了倦于与人谈文学的程度。除了在一些会议场合，他很少和人谈论文学。他厌恶一些人对于文学的轻薄理解，他更无法容忍在文学领地沽名钓誉的轻怫之徒。对于一些成就不高却自以为得意的人，他常常充满同情地说：“这个人活撂了。”
去年年初，我提出为他编辑和出版包括他几乎全部重要作品的《路遥文集》。他把这件事看得极为神圣。当时他刚刚完成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马上投入到文集稿件的编选整理工作中去了。
文学使他觉得生活充满了诗意。最紧张的工作时间常常正是他心境最好的时候。一但投入工作，不管多么疲惫，他总是精神抖擞。这是他生活中仅存的一点儿幸福。
4月6下午，路遥汗吁吁地来找我，怀里抱着一个巨大的提包――这是他夜以继日剪贴整理好的全部《路遥文集》稿件。
当我从他怀里把提包接过来时，他几乎站不稳了，靠在墙上说：“我累的不行。”
我赶紧把他让进书房坐下，我发现他脸色苍白。
我抱怨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去取，他只是笑笑，没做解释，双手微微颤动着捧着茶杯喝水。我直直地看着他。我想，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都不会不对他产生尊崇。
一个巨大的遗憾是，正在我们为《路遥文集》的出版紧张地工作着的时候，路遥却走完了他短短的42年的人生里程，到天国中去了。他终于还是没有看到这套散发着油墨香的五卷本文集。
他一再说：“出版这套文集是我前半生的一个重大事件。”
我理解他的这句话。
我特意把《路遥文集》放到他的遗像前，说：
“路遥，你看，这是你的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