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作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以其彰显种族、性别和阶级三位一体的特征，在黑人女性传统、黑人女性形象、“姐妹情谊”等方面的理论建构，不但呈现出黑人传统文化的溯源，同时促进了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虽然有相互矛盾的因素，但在向世界发出边缘群体的声音，提升黑人女性的地位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关 键 词：黑人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传统 女性形象 姐妹情谊 两性关系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women's tradition female image sisterhood sexual relations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作为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批评模式，向世界发出了边缘群体的声音。随着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在国际上名声鹊起，国内兴起了研究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热潮，出现了研究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专著，如王淑芹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参照系，对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议题进行整体研究；周春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从黑人女性文学批评的生成语境、学理渊源以及对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实践的整体性思考出发，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传统和批评话语进行了述评。还有一些论文如胡笑瑛的《当代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孙颖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概观》等，对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定义演变、历史发展和学术特点进行了研究，进一步论证了美国黑人女性批评在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及第三世界文学中的特殊地位。综观上述研究，还未出现以女性主义批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宏观把握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而关键词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涵括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本质内涵，还可以凸显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民族特色，鉴于此，本文以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以点窥面，探究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全貌。
一、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是多种动因综合作用的产物。首先得益于欧洲历史上发生的女权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社会上形成两股潜流：劳动女性和中产阶级女性。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驱使大批女性劳力进入工厂，她们不仅报酬不及男性劳力，且生活和工作待遇恶劣，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为女性解放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从资产阶级革命到工业革命近两百年的时间，欧洲出现了一大批中产家庭出身的知识女性，她们个人很少有财产，在婚姻市场上不具备优势，又不愿屈尊到工厂做工，于是争取广泛就业和高等教育权成了她们的迫切需求，而她们也确实在以上两方面为女性解放做出了贡献，妇女运动第一次浪潮成就显著。在此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以“消除两性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①为宗旨，质疑本质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基调。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要求各个公众领域对妇女开放，缩小两性差别，并主张女性克服自身的女性气质，努力发展诸如独立性等男性气质，提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其特征和气质并不是来自于先天的遗传，而是后天培养的结果。正当“两性差别论”成为争论焦点时，第一世界的有色人种女性和第三世界的女性对主流女性主义提出了挑战，她们要求公正地看待她们在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重新界定她们与西方主流女性主义的关系。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克里斯汀(Barbara Christian)、钱德拉·T.莫汉蒂(Chandra T.Mohanty)、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等人，纷纷呼吁主流女性主义实施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改革，这种文化环境，促进了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本土化话语的建构。
当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女性研究热潮，也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女性的奥秘》的出版，吸引了大批女性读者重新思考女性角色问题，女性应该做“房中天使”，还是应该走出家门从事社会性职业，成为社会争论的热点。在学院内，自1970年第一个女性研究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圣蒂亚哥州立大学成立后，女性研究系(所)和女性课程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到1976年，美国已有270个女性研究系(所)，开设相关课程1.5万多门，参与的学校有1500多所，全国有近千位教师专门教授女性学科课程，“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美国女性历史”等成为女性研究的核心课程。1978年，“妇女研究”第一次作为索引条目出现在《国际博士论文提要》中，到1985年，这个条目下的博士论文提要已达1.3万多条。②在女性研究系(所)成立之时，女性学者积极相互联络，建立女性主义学会，研究领域由文学向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渗透。1972年，《女性研究季刊》(Women's Studies Quarterly)和《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创刊，紧接着，《符号》(Signs)创刊，这些跨学科的刊物都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社会和学院内的这种研究动向和风气，鼓励了黑人女作家和评论家顺应时势地宣传具有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无形中对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
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地推动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质性进展。1972年美国教育法禁止学院内的性别歧视，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女性堕胎自由，同年提交到国会长达50年之久的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在两院通过，并很快在美国大多数州实行，“至少在里根任职前，联邦政府一直在努力增加黑人和女性的平等机会”③。社会环境及政府的改造措施，对黑人女性争取权利形成一种激励，启迪她们追求思想自由的精神，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指出，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女性主义对权利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强调女性受压迫的共同经历，而其他的一些文化、种族和阶级等方面的差异则被忽略了④，在白人女性中心论的倾向下，早期的白人女性主义者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观点普适化，成为不同阶级、不同种族女性的代言人，忽略了黑人女性和其他第三世界女性的不同观点，有学者指出：“究竟是否存在着一种适用于全球妇女运动的原则，这个问题在今后数十年中将成为争论的热点。”⑤而如今，黑人女性理论已经出现在当代各种女性主义经典读本中，对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形成必要的补充。鉴于黑人女性主义的后发之势，有学者认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作用恰如女性主义批评对当代学界的冲击。”⑥正是在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的交锋中，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异军突起，性别之外的种族和阶级因素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上述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美国黑人女性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生力军，但由于批评家众多，加之各自介入研究的角度不同，使得这个虽已获得普遍使用的术语，包含着多重标准甚至矛盾的内涵，迄今为止并未形成统一的概念。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从创作者的种属及创作主题的角度指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指美国黑人女性创造的阐明黑人女性立场以及为黑人女性阐明立场的批评，但她同时表明，并非所有的美国黑人女性都包含其中，也并非其他群体就被排除在外⑦。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麦克道威尔(Deborah E.McDowell)则指出，黑人女性主义用来指“从女性主义政治视角分析黑人女作家作品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甚至男性以女性主义视角或政治视角写作的书，也可以是黑人女性写的书，或是关于黑人女作家的书，或者是任何女性所写的东西”⑧。从以上两位有影响力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界定可见，是否具有女性意识和是否属于非洲裔美国女性，是两个重要的因素，尽管她们都试图扩大概念的外延。包括其后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史密斯、弗兰西斯·怀特(Frances White)以及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基本上也都强调这两点。这一方面凸显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政治性特征，同时也使得概念的范围尽量清晰明确。当然，也有很多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从广义上将具有特定政治视角的黑人女性批评甚至白人女性和白人男性以及黑人男性批评都纳入其中，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贝弗里·盖依-谢芙特沃(Beverly Guy-Sheftall)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威廉·E.B.杜波依斯(William E.B.DuBois)列为黑人男性女性主义者(Black male feminists)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从总体上看，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是三位一体的，除了彰显白人女性主义所强调的性别与阶级因素外，尤其凸显了种族的要素。这和非洲历史上种族主义的泛滥分不开，从白人殖民者踏入非洲大陆那一刻起，黑人女性就开始了苦难的被奴役史，通过拐骗、买卖等方式她们被送入白人种植园，从事繁重的体力活和遭受残忍的体罚，白天劳动时间长达十八九个小时，夜间则被关入破陋不堪的木屋草舍，有的黑人女奴把新生儿掐死，以免自己的子女堕入被奴役的黑暗深渊。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小说《宠儿》中，描述了被黑奴母亲无奈杀死的女儿，18年后还魂归来，借助他人的身体复活，加倍向母亲索取被割断的爱。胡克斯在著作《我不是一个女人吗》中，提到一个9个月大的黑人孩子，他因拒绝进食，遭受了被鞭笞、被用开水烫双脚的残忍待遇，当方法仍不能奏效，船长命令丢弃孩子，导致了他的死亡，然后尸体被扔出船舱。⑩即使在白人家庭做帮佣、看护或女裁缝，女黑奴经受的虐待也不比在田间劳作的奴隶少，她们要面对不停发号施令的女主人和男主人，经常会因一点小过错而受折磨。亚拉巴玛的前奴隶蒙哥·怀特(Mungo White)回忆母亲做奴隶时的情况：她必须作为女仆为怀特先生的女儿服务……每天纺织和梳理四股线，然后洗刷，还要断开144根线，如果她不能把所有的一切做好，当天晚上就要挨40下鞭打。(11)19世纪女性人类学家迪雅·玛丽·奇尔德(Lydia Marie Child)谈到奴隶制时期黑人女性的生存状况时说：“她们既不受法律保护，也不被公众舆论保护，她是她主人的财产，而且她的女儿也是她主人的财产。”(12)
事实上，反黑人论在启蒙运动时期就已经出现萌芽，伏尔泰通过否定亚当是所有人种的共同祖先，推论出白人是比黑人更高级的人种，“正如这些黑人比猴子高级，正如猴子比牡蛎和此类其他动物高级”(13)一样。休谟则质疑黑人的思想力与艺术才能，断言在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包括获得自由的黑人中，绝少有“在艺术、科学或任何其他高尚领域中做出大事的人”(14)。康德则直接将黑人的“愚钝”归因于遗传特性，这一点决定了即使黑人接受教育和纪律的约束，地位也不会得以改善。黑格尔则断言非洲没有历史，且退缩保守，这一点与非洲“不可改善、不可文明化和不可改造的居民的动物性是相辅相成的”(15)，这些论断成为种族主义的理论溯源。法国思想家塔吉耶夫指出，种族主义作为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其依据的标准是：人由于其自然归属于价值不等的种族(“进化度”不同)，价值也不同，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16)种族主义将人根据种属的不同，归结为不同的等级，并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在奴隶制时期，种族主义策略使得白人奴隶主任意奴役黑人合法化、合理化，尤其是女黑奴，命运更加悲惨。奴隶制废除后，黑人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随着时代的发展，种族主义不断改头换面，但新瓶装旧酒，美国社会仍然通过各种形式实施对黑人的压制，使他们享受不到应得的权益，黑人女性的境况尤其不容乐观。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胡克斯指出，在学院内，黑人女性学者时常处于坚守自己的思想和受殖民思想影响的矛盾困境中，不仅知识女性如此，就绝大多数沉默的黑人女性群体而言，低收入、失业以及缺乏人身安全，是她们一直面对的境况。尤其是一战前，美国的种族主义达到猖獗的程度，在南方的黑人居住地，时常发生针对黑人男性的私刑，黑人女性在公开场合经常受到人格的侮辱，黑人学校的女孩被教导要穿着庄重，以防白人男子对她们轻举妄动。某些州禁止黑人妇女使用“小姐”或“太太”这样的称呼，在买衣服时，如果没有付款，则不能试穿。对强奸罪的刑罚也不一样，如果受害者是黑人妇女，一般都比受害者是白人的刑罚要轻。(17)
除了种族压迫外，黑人女性还遭受了性别与阶级的压迫。奴隶制时期，黑人女奴遭受的来自白人男性的性剥削，有几种惯常的方式，强暴是最普遍的，白人男性通过意识形态的宣扬，将黑人女性描述为“只有身体，没有思想”的“无序妇女”，为自己肆虐的暴行寻找理由，黑人男性在黑人奴隶亚文化内部，也采取了和白人社群相似的性别政治。迫使黑人女奴生育也是一种有效的控制方式，可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奴隶劳力和奴隶交易的需求。对黑人女性而言，阶级问题也很严峻，比如黑人女性的刻板形象“福利母亲”，她们不工作，依赖国家福利生活，并且把糟糕的价值观传给子孙后代，就成了贬低工人阶级黑人女性的口实。正是鉴于上述因素，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从诞生之日起，“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18)，恰恰这一点，模塑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传统。
二、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建构
建构传统历来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建构的基础，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先驱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铲了第一锹土，她仔细梳理了历史上留有名字的女作家，给予她们公正的评价，虽然她的关注点集中在某种程度“著名”的女作家，让她的传统出现“艾略特崖”“勃朗特岭”这样一条时断时续的观察结果，但她毕竟为后世女性主义者树立了一种规范和信心。之后的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爱伦·莫尔斯(Ellen Moers)和吉尔伯特(S.M.Gilbert)等人，基本上沿着沃尔夫开创的思路深入挖掘，肖瓦尔特从女性生理和心理共性的角度，提出“女性亚文化群”的观点，从文化的层面凸显女性传统的独特性。爱伦·莫尔斯发现了女性文学在风格、意象、主题等方面的共性，将女性传统视作男性主流文学之下与之并行的一股潜流。吉尔伯特和古巴(Gubar)用现代批评理论分析女作家作品中潜藏的“愤怒的疯女人”，并将之作为女性传统延续的内在动力。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们的努力，从方法论上启迪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贝尔·胡克斯视沃尔夫为指路人，“我亲爱的姐妹弗吉尼亚永远想象不到黑人女性也能‘出于本能地’写作”(19)。黑人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是黑人女性传统被建构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作家赫斯顿被从尘封中挖掘出来洗刷干净，黑人女性前辈们纷纷被给予正名，从18世纪中期创作第一部黑人女性作品《酒吧之战》的安·露茜·特丽，中间经过惠特里、哈丽特·威尔森、哈丽特·雅格布斯等人，一直到当代获得普利策奖的艾丽丝·沃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托尼·莫里森，黑人女性的创作是一支与美国白人主流文学并行的生力军。同时，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黑人女性传统的建构，艾丽丝·沃克提出“妇女主义”，彰显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主体意识(20)，内利·Y·麦凯指出，在艺术史和批评史中，黑人女性从来都不是沉默的(21)，芭芭拉·史密斯则明确点出在历史上留有名字的黑人女作家，如奥德里·洛德、帕特·帕克和安·艾伦·肖克利等人，肯定她们是“不顾一切追求真理的”黑人女性(22)。
当然，建构传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特殊的历史，黑人女性从黑人传统文化中挖掘建构传统的因素。在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以及爱丽丝·沃克等人的作品中，充斥着符咒、草药、祈祷和助产术，服饰意象在黑人女性作品中也很丰富，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苍》，女主角珍妮的绸缎、围裙和头巾，都象征着她从被囚禁到解放这个历程中的每个阶段。爱丽丝·沃克的《梅丽·迪安》，主人公梅丽·迪安的铁路帽和粗布工作服象征她拒绝传统黑人女性形象和对女性新形象的期待，黑人女作家在用一种“独特的黑人女性语言去表达她们自己以及她们作品中角色的思想”(23)。不仅如此，预兆和梦境在黑人女性文学中的技巧性运用，以及隐喻性思维的研究方法，都彰显了黑人女性传统审美判断的共性。杰奎琳·波波(Jacqueline Bobo)在分析黑人女性导演茱莉·黛许执导的电影《尘埃的女儿》时，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黑人女性传统的连续性。年轻的黑人女子耶露·玛丽向女友欧拉描述她在旅行中见到的一个粉红缎子包裹的箱子，这个时髦的音乐箱成了将耶露·玛丽和她祖母娜娜联系起来的媒介，娜娜代表着非洲传统，她来自于过去，滞留在伊博岛上，固守着风俗习惯和原则，象征着与祖先斩不断的联系，而耶露则向往美国大城市的生活，她厌弃岛民的狭隘，离开出生的岛屿，接受白人主流文化。但两者的联系从未中断，音乐箱就是见证，耶露将所有不好的记忆锁在这个容器里，用自己的方式重造了祖母娜娜对过去的记忆。这种隐喻性的思维，表明了对黑人女性而言，“她们都尝试过用她们力所能及的方式，残酷和野蛮地跨越到‘新’世界，同时保持她们的自我意识和她们的完整性”(24)。
针对美国黑人女性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的刻板形象，学者黑兹尔·卡比(Hazel Carby)认为，这些形象“不是为了反映或表征一种现实，而是对客观社会关系的伪装或欺骗”，使得种族主义、性别主义、贫穷以及其他的社会不公看起来正常，成为日常生活必然的一部分(25)。比如白人家庭中的黑人保姆，尽管她在白人家庭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她清楚地知道并接受她作为顺从的仆人的位置，同时将顺从的行为传递给自己的孩子，通过教育黑人孩子在白人权力结构中分配的位置，潜在地成为延续种族压迫的有效渠道。再比如黑人女家长，莫伊尼汉报告(1965)将之作为黑人贫穷的根源加以谴责，认为她们没有女人味，让她们的爱人颜面扫地，她们不履行母亲的职责，导致孩子出现诸多问题，“她们是男性化的女人，专门打击男人的自信心”(26)，这种形象不仅破坏了黑人两性的结盟，也给了白人以口实，将黑人的失败及黑人社区的种种问题归因于她们。又比如“福利母亲”，作为贫穷的工人阶级典型，她们不工作，谋取法律范围内的社会福利，把糟糕的价值观传给子孙后代，使得国家福利政策支持她们及她们孩子的费用越来越高，以至于美国政府不得不消减市政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费用来资助她们，媒体指责她们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帕特里夏·柯林斯指出，福利母亲“使得美国黑人社区将视角从贫穷的结构性来源转向指责受害者本身，为主流群体限制黑人母亲生育提供意识形态的理由”(27)。此外，妓女、黑女士等黑人女性形象在美国文化中也很流行，每一种形象，都是白人主流意识形态的刻意营造，打击黑人女性的自信，给她们现实生活带来困扰。在维护种族、阶级、性别压迫方面，这些刻板形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她们又将黑人女性割裂成自相矛盾的个体，展示出难以自圆其说的荒谬性。黑人女性知识分子积极探讨逃离刻板形象的方式，莫里森让她小说中的黑人女性或皈依宗教，或追求激进的行为，盖尔·琼斯和保罗·马歇尔让她们笔下的黑人女子历经疯狂，多萝西·维斯特创造出拒绝认同生存环境的黑人女性等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则更倾向于采取自我定义的策略，奥黛丽·劳德指出，“如果我们不给自己下定义，我们会被别人下定义”(28)。胡克斯更进一步指出，仅仅追求个体对抗，并未“在空白的空间中更新自己”(29)，只有创造出新的形象，才能彻底颠覆老旧的刻板形象。
美国黑人社区情形比较复杂，黑人男性追求对“男性情谊”的认同，表现为以暴力的形式塑造男性气概，黑人女性被从他们的群体中隔离出去，并成为暴力指向的主要对象。比如沃克的《格兰奇·科普兰的三次生命》中的梅姆，和《紫色》中的西丽，都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黑人两性间的冲突，使得黑人女性不得已把注意力投向姐妹关系，但不论是与白人女性，还是黑人女性相互之间，姐妹情谊的建构都存在着现实的障碍。就白人女性而言，她们提出“共同压迫”的口号，以此掩盖不同种族和阶级的女性所具有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试图以铁板一块的以偏概全的说法，混淆女性们作为复杂个体的社会历史本质，实施对有色女性的压迫。比如，在由白人女性领导的机构中，要么拒绝接纳黑人女性作为成员，要么消极评价黑人女性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延伸到学术领域，即使在学术研究中对女性文学研究的兴趣大大增加，并有很多著名的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锲而不舍地探索美国黑人女性的生活，但对她们作品的评论在期刊上也很少见，并且这些作家会被从美国黑人或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排斥出去。种族主义的渗透，使得20世纪中期的女权运动，越来越像19世纪的前身，重演黑人妇女运动和白人妇女运动之间的分裂。不只黑人女性在与白人女性建构关系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在黑人女性群体内部，建构姐妹情谊也并非一帆风顺，胡克斯认为原因在于黑人女性“所受到的性别及种族歧视决定了她们看待彼此的方式”(30)，她将矛盾的根源导向社会结构，用外缘性因素掩盖了女性的个体性差异。事实上，女性的整一性和个体性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她们有结盟的意愿，在阵营内，因为某种相似性，她们原本可以互助共赢，增加同为女性的归属感，增进彼此间的联系，但心理和情感的多层次需求，又不断打破这种可能性，在激烈的对峙和怨愤中，她们捉人把柄，又不断地授人以柄，向姐妹情谊迈进的路途中困难重重。胡克斯参加黑人女性主义团体时深有体会，在黑人女性都谈论如何在社区内被残酷对待的经历时，一旦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就会遭到排斥甚至打击。格瑞斯·李·伯格斯(Grace Lee Boggs)和詹姆斯·伯格斯(James Boggs)在《20世纪的革命与发展》中指出，“那些由于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的个人可以有意识地利用她们的差异和局限”，“把坏的东西改变为好的东西”(31)，对黑人女性构建姐妹情谊未尝不是一种好的建议。
黑人两性关系也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理论问题。在黑人社区，两性关系不仅牵涉到性别的张力与和谐，也包涵种族的因素，“黑人解放斗争的未来是黑人男性和女性共同的事业，黑人男性和女性是彼此的命运”(32)，然而如此重要的同盟关系，在现实中却面临各种复杂的矛盾难以和谐。强暴文化是重要的因素，它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虐待配偶、性骚扰、强暴等，大多数黑人男性支持强暴文化，这一点在黑人说唱音乐和嘻哈文化以及黑人男性执导的电影中，表现明显。在白人的观念中，黑人男性天生如此，并通过主流媒体反复渲染。黑人女性主义者们则认为，黑人男性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几乎都被剥夺了权利，才导致他们信奉强暴文化，这是他们获取父权权利的途径(33)。除了美国文化中的现实因素，还有历史的原因，黑人男性的刻板形象是重要的表现。白人世界用虚假的描述刻画黑人男性的特质，比如将他们描述为“缺席的父亲”，他们抛弃妻子和孩子，离家出走。或者将他们塑造为“愤怒的父亲”，他们对妻子和孩子施以暴力，甚至不工作，借以逃离白人的剥削。这两种黑人男性形象的建构，都离不开黑人女性的参照，他们离家也好，愤怒也好，都是因为黑人女家长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削弱了他们的男性气概。主流意识形态的刻意营造，使得黑人建构和谐两性关系就有了历史和现实的障碍。
黑人作家探索了改善两性关系的策略，他们普遍信奉“爱”的理念。赫斯顿(Hurston)认为，对于贫穷的受压迫的黑人来说，爱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生活必不可少的动力。安·佩特里(Ann Patery)在她的抗议小说中，展示了黑人异性之爱的蓝图。赖特(Richard)则在《土生子》中，描述了爱对于暴力、自我仇恨和破坏的胜利。鲍德温(Baldwin)在《没人知道我的名字》中指出，爱是一场战斗，是不断成长的，世界上没有人比美国黑人更爱美国人。可见，“爱”是黑人独特的方式，虽然对于他们到底有无爱的能力，一直存在争议。早在奴隶制时期，白人殖民者将种族压迫合法化，宣称黑人是不完全的人类，缺乏文明人类所具有的感情，尤其缺乏美好的感情，既然爱被看作美好的情感，黑人就被认为不具备这种能力，后世很多黑人作家都对此进行了争论。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策略是将黑人女性与黑人民族结合起来，确立两者的主体性，并将黑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以此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在她的小说《爵士乐》中，维奥莉特和乔在两性关系上的冲突与重归于好，正是坚守传统与融入现代的平衡。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贝尔·胡克斯受黑人作家的影响较大，她也从爱的角度切入问题，她认为，从黑人男性的角度而言，父权文化需要教给男性爱的艺术，让他们相信爱比权力更重要，从黑人女性的角度而言，要用正确的方式爱孩子，不是一味地迁就孩子，更不是允许他们不负责任(34)。可见，家庭是培养黑人孩子爱的重要场所，而大多数黑人家庭关注的是经济上的入不敷出和如何获取物质成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黑人母亲必须在抵制种族主义的重任下，创建一个和谐的家庭。爱的营造难度很大，这是一个必须由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共同担负的使命，客观上这也为黑人两性建构和谐关系提供了契机。
三、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和局限
综观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理论的建构上，吸取了白人女性主义批评性别和阶级的要素，凸显了民族特色的种族要素，这使得其在和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同出一源的前提下，彰显了黑人特色，不但清晰呈现出黑人种族的历史，也呈现出黑人传统文化的溯源和发展，使得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成为黑人民族的代言。它的产生，来源于女权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表明了女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有典型的区域性特征，自它产生起，在指导黑人女权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使其在欧美乃至世界文坛中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它通俗化的批评方法、本土化的性别视角以及关注现实的强烈意识，对中国的女性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具体而言，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并不局限于书斋之内，过于执着高深理论体系的建构，而更注重从实践出发，从实践中总结理论，并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其理论形态生动形象，和现实息息相关。这种全新的理论风格，说明了并不是只有所谓的“经典”才能称作理论，理论实际上有多种表述形式。比如爱丽丝·沃克倾向于以故事和自传形式阐发理论主张；贝尔·胡克斯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入手，在回忆往事和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将理论呈现于人前，娓娓道来，既不晦涩，又充满生活的情趣。当然，这种写作风格并不专属于哪一位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独创，而是由黑人独特历史经过漫长时间沉淀的结果，在黑人女作家和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自觉承继。黑人社区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这决定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关注的层面和白人主流女性主义有着实质的不同。就女性之间的关系而言，白人女性主义批评较早讨论这个问题，从英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美国的伊莱恩·肖瓦尔特，再到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她们都通过文学创作对这个论题进行研究，但囿于眼界，她们始终突破不了白人的范畴，忽略人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将其他话语视为“杂音”，甚至视而不见，比如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就表达了对女性之间情谊的不信任，这种态度在白人女性主义批评中，是具有普适性的观点。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则不然，这和她们边缘群体的处境有关，她们出于种族的生存，不仅肯定女性结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批评白人女性主义者的话语霸权和在女权运动中对黑人女性的排斥，目的是为了真正实现姐妹情谊的畅通无阻。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具有关注现实的强烈意识，在宗教、暴力和教育等与黑人女性现实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中，都有建树。黑人女作家大多关注黑人男性针对黑人女性的暴力，从莫里森和沃克的小说中可见一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则把关注的视角转向成年女性针对孩童的暴力，这是一个易被忽视的领域，大多数情况下，成年人体罚孩童都被作为一种正常的管理手段，但事实上，“女性对孩童的虐待应该被看作与男性的一样让人恐怖”，“必须像批判男性一样严厉地批判那些实施虐行的女性”(35)。在教育领域，白人女性主义者自启蒙时期起，就呼吁实现两性平等教育权，黑人女性主义关注的，则是黑人女性如何取得受教育权以及获得受教育权利后，如何以教育作为手段，鼓励被边缘化的沉默的黑人女学生发声。对于宗教，白人女性主义者倾向于解构，尤其对于基督教，虽然批判的角度和方法各不相同，但出于“摆脱父亲”(36)的诉求，基本上都将其作为束缚女性、必须要予以推翻的重压。黑人女性主义者们则不同，从追求“和谐”的角度出发，她们更看重基督教教义中“爱”的层面，将之作为宗教经验中的核心要素，能够提供给她们超越法律和男性权威的精神王国。可以见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关照现实中，融入了本土化的视角。
从另一方面来看，对本土的强调，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其囿于其所执着的种族性之中，一味凸显黑人种族特色，忽略了关注同为边缘群体的其他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并且由于其执着于批判白人女性主义批评霸权主义的一面，过于彰显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被白人女性主义批评边缘化的状况，刻意凸显和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差异，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使得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一定程度上失却了包容性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尤其当涉及黑人男性文学和白人文学，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基本上都是针对作品中的种族和性别观念，强化少数族裔身份和性别身份，加强其边缘地位，使得其有陷入狭隘视域的倾向。性别或种族只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层面，并不能涵括文学的全部意义，就文学作品本身而言，它有其自身独立的艺术特色，有其流传于世、丰富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价值和独特性，如果仅以唯一的标准来评论作品的优劣，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无形中限制了其发展。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并非规定性的理论，更不能因为是“男性”的作品或“白人”的作品就加以短视，它可以网罗所有可资借鉴的批评方法，如解构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非洲中心主义批评等，如果关注点集中在黑人女性文学，并且固定于性别批评一种方法，就难以真正走向经典。再之，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某种程度上缺乏黑人女性特色，比如在建构女性传统的问题上，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将富有黑人特色的卷发、美国南方黑人居住的小木屋、发源于种植园的爵士乐等文化要素都纳入传统的建构之中，问题在于这些要素并非专属于美国黑人女性所具有，黑人男性也具有这些黑人种属特征，也参与了黑人文化的构建和创造，这就使得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缺乏针对性。而且，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产生和黑人民族解放运动息息相关，但对性别的过于强调，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其种族性，甚至其所强调的性别和种族要素，成为相互矛盾的因素。虽然有诸多矛盾之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向世界发出边缘群体的声音，在向世人彰显黑人女性批评的重要性、提升黑人女性的地位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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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著，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91页。
(15)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著，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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