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战结束后，伴随着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民主化成为西方政治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与战后西方学界兴起的行为主义革命相同步，关于民主测量与评估的研究与实践也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囿于行为主义本身的理论缺陷与西方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西方在民主测量及其指标体系构建方面虽取得一些成果，但却掩盖不了其打着科学的幌子垄断国际民主话语权乃至对外输出民主的本质。无论是从概念、方法论等理论角度，还是从冷战结束后国际民主化的实践角度来看，当今西方民主测量都面临难以克服的理论迷思和现实困境。对此，我们不仅要认清西方民主测量的实质与目的，而且还应将国际局势变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相结合，积极推动国际民主议程的转向，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关 键 词：民主化 民主测量 政治评估 指标体系 政治反思
一、引言
当今世界，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与斗争日趋白热化。在西方各类政治排行所谓“客观”“中立”的表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较量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斗争。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的“排行热”至少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一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战略意图；二是多以西方政治模式为样本，借用选举、多党竞争、民主、自由、人权作为核心评判标准；三是西方世界掌握了评价标准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在西方社会，对民主的评估与排行往往都以所谓的学术研究和客观性为幌子，以高校、科研机构等所谓第三方组织为实施主体。实际上，其目的无非是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等片面性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政治排名，借以塑造西方道德上的“高尚”和政治上的“优越”，进而贬低、影响甚至操纵他国政治。简言之，当前西方主导下的政治评估与民主排行，是继“大棒外交”“胡萝卜外交”以及利用全球媒体推销“普世价值”的“扩音器外交”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的又一轮所谓的“软实力较量”，其实质是世界各国围绕软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竞争。
受到战后西方行为主义革命的深刻影响，西方政治学界对于民主测量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兴趣与关注度。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相继投身其中，乐此不疲。20世纪50年代以来，针对民主测量与评估的研究不断涌现，形形色色的测量方法、指标体系与排名层出不穷。时至今日，在有关民主测量的学术研究活动和其他国际舆论场合，这些指标体系依然活跃并已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霸权。然而，这些既有的指标体系在测量方法、测量维度和指标选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严重的主观性、片面性以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相比之下，在国际民主测量和评估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处于严重的失语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测量指标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向了围绕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测量话语权的缺失不仅意味着丧失对本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国际阐释权，更是对自身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立足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实践，批判和反思西方民主测量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对于走出民主认识的误区，争夺民主测量的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进而探索适合本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民主评价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演变
从概念层面上看，通过对民主概念及其评价标准的“改造”，近代以来的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家从一开始就赋予民主测量以浓厚的“精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色彩。在现代精英民主理论的创始人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看来，民主就是“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①正是从熊彼特开始，“人民当家作主”被异化为以举行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特征的选举民主。而在主张“民主就是承认被统治”的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那里，所谓“统治的人民”只是真实存在于选举之时，因为“民主过程正是集中体现在选举和选举行为之中”②。此外，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从过程取向的角度出发，将民主定义为符合以下五项标准的制度安排，即有效的参与、选票的平等、充分知情权、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和成年人的公民权③。
在民主的评价标准与维度方面，达尔在研究多头政体过程中提出的“竞争—参与”模式在西方民主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他将公开争论和参与权确定为民主化的两大基本理论尺度，任何一种政体都可以被置于两者所构成的二维空间中的任何一点④。可以说，达尔确立的这一评价模式深刻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民主测量研究与实践，并最终成为该领域的基本范式。当然，对于达尔的民主测量范式，西方民主理论家中也不乏批评者。例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就指出，达尔判定民主的五项标准在涉及具体问题时有两个缺点：一是它们共同描述了最小量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一系列连续的变量；二是它们中的每一项都是在大的界限内起作用，如果超出界限，其中的某些标准就会相互冲突。尽管在竞争性选举这一基本点上具有共通性，但到目前为止，围绕民主的评价标准问题，西方学界却未能达成共识。因此，在围绕民主概念本身的认识业已高度碎片化的前提下，人们对于民主测量的认识就更难以取得完全一致了。对于民主测量而言，民主概念本身的争议性必然导致无法建立一个普遍接受的统一定义。这就好比人们如果不能就“X”是什么达成共识，那么也就更谈不上对“X”进行权威性的测量⑤。
严格意义上讲，西方关于民主测量的研究与实践始于二战结束以后。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最早对政治发展及其测量问题展开研究。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一些官方或非官方组织也开始在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特定的标准或维度对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民主状况进行测量与评估。1958年，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在其《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一书中明确将选民参与选举的比例确定为测量一国民主的重要指标⑥。而在探讨民主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过程中，西蒙·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也依据选举结果，将欧洲以及母语为英语的28个国家划分为稳定民主、不稳定民主与独裁两类；依据历史学家的分析判断，将20个拉丁美洲国家划分为民主与不稳定独裁、独裁两类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学者都将大众参与程度视为衡量民主的核心指标。例如，早期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认为，从政治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世界各国之间最大的政治分野，并非政府组织形式的民主与否，而是其各自运行的有效程度⑧。此外，菲利普·卡特莱特(Phillips Cutright)也主张从测量政治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待民主测量，即“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的程度，可依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和专业化程度来界定。”⑨在具体的指标体系方面，卡特莱特以1940～1960年间的77个主权国家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些国家立法和行政机关的绩效进行赋值和加总，发展出一套用于衡量不同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的政治发展指数⑩。
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西方民主测量在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化、多样化的同时，却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变得日趋保守化。其中，达尔关于多头政体(polyarchy)的“竞争—参与”研究范式对于民主测量的影响举足轻重。通过对世界上114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自由程度进行指标测量，达尔得出了多头政体更具合理性的一般结论，即“多元政体能将政治影响力广泛地分布在社会上从而能够代表更多人的利益，并比其他类型的政治体系更能满足人民的要求”(11)。可见，在达尔过度自信的政治理念中，西式自由民主已被视为评判民主状况理所当然的参照系，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民主传统与政治发展实践则几乎被完全忽视掉了。
沿着达尔的分析路径，西方学者继续从概念、方法和指标等多方面将民主测量推向深入。同时，一大批由学者创立的指标体系也在不断涌现。肯尼斯·博林(Kenneth Bollen)在总结前人有关民主测量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经过修正的民主指数。从核心概念上看，它主要包括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和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两个方面。其中，前者包含新闻出版自由、群体反对的自由和政府制裁等三项二级指标，后者包含选举公平、行政以及立法机关最高领导人由选举产生等三项对应指标。这六项指标分别被赋予不同的分值，加总后的数值范围为0～100，用以衡量不同国家或地区政治民主的程度。在具体应用方面，博林运用这一方法在1960年和1965年分别对全球113和12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指数排名(12)。与博林相类似，塔图·温汉南(Tatu Vanhanen)也将竞争与参与作为测量民主的两大基本维度。在扩大民主测量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基础上，温汉南将其早年的权力分布指数(index of power distribution)发展为民主化指数(index of democratization)。该指数测量的时间跨度为1810～1998年，空间跨度为全球187个国家或地区。而相比其他类似指标体系，该指数更加简便和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它仅包含竞争和参与这两项基本指标(13)。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所谓民主化的“第三波”及其后续民主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全球“民主国家”在数量上终于超过了“非民主国家”。然而，在表面上的“繁荣”背后，民主在多数非西方国家并没有扎下根来，民主“回潮”现象接连爆发，形形色色的“虚假”“无效”民主层出不穷。民主化在非西方国家的大面积倒退促使一些西方学者不得不对长久以来单一的、线性的民主测量范式进行反思。此后，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尝试从民主的质量、效率等其他角度来深化对民主测量的研究。从质量和效率等相关角度出发，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等指出，测量民主质量至少可以从八个基本维度来进行。这八个基本维度包括法治、参与、竞争、垂直问责、水平问责、公民与政治自由、政治平等和回应性等(14)。在戴蒙德看来，单向度的二元对立式的民主测量范式已经难以满足民主化研究的现实需要，必须深入民主运行的实践去区分“优质民主”与“劣质民主”。在具体的测量指标方面，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以民主权利和法治为基本指标，通过对民主权利指数和法治指数加总，构建起所谓有效民主指数(effective democracy index)。英格尔哈特认为，与其他民主测量指数相比，有效民主指数能够从理论、实践和结果等多方面强化对民主的实证测量(15)。
总体而言，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有关民主测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主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与科研机构。他们从概念、标准、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等方面确立了西方民主测量的基本要件，从而为70年代后西方更大范围、更多主体层面的民主测量研究与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这一时期的民主测量研究已经开始与美国主导的战后民主化研究密切相关，并同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基本概念方面，自由民主构成了西方民主测量的基本思想底蕴，竞争性选举则成为判别民主与否的根本标准。从竞争性选举出发，达尔的“竞争—参与”模式成为测量民主的基本分析范式。可以说，战后西方民主测量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民主—独裁”二分法和“自由民主”一元论的烙印。
三、战后西方民主测量：发展现状与指标体系
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民主化的兴起、壮大、调整与巩固构成并塑造着西方民主测量不断向前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演进逻辑。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民主化经历了从最初简单、线性发展，到后来强调民主转型、民主巩固与民主质量的演变。相应地，西方针对民主测量的实践及其指标体系也在不断地丰富与完善之中。到21世纪初，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关于民主的测量及其指标体系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2003年，欧盟统计局曾专门委托艾塞克斯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进行一项“对国际上主要的民主和良治指标编制工作的分析”的研究项目。最终的研究报告显示，经梳理总结而得出的关于民主、人权、善治的发起机构和文档超过了550多家(篇)。其中，170多家发起机构被认为在测量和评估民主、人权和善治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这170多种不同的评估项目中，其中45家已经发展出经得住实践检验的评估方法和指标，相应数据得到定期更新，而且被经常使用于经验研究和政策文本中(16)。以下将以测量主体为划分标准，对当前国际上关于民主测量的有影响力的评估及其指标体系作一个简要归纳与介绍。
一是以学者或学术研究机构为主体的测量及其指标体系。在西方民主测量的发展历程中，学者或研究机构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较早介入相关的研究与测量，并且至今仍是民主化及民主测量最主要的理论源头和实践主体。总体而言，当前国际上以学者或研究机构为评估主体的有影响力的测量及其指标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几类：
1.世界各国政治体制研究(Classifying Political Regimes)(17)。该测量方法与指标体系主要以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及其三位学生(Michael Alvarez，José Antonio Cheibub，Fernando Limongi)的相关研究为中心，其研究范围从二战结束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在民主的定义方面，普热沃斯基等沿袭了达尔在多头政体研究中的思路，即以是否举行竞争性选举为识别不同政体民主与否的核心评价标准与参照指标。在对民主采取极简主义式的研究进路的基础之上，他们将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地区的政体简单地划分为民主(democracy)和独裁(dictatorship)两种基本类型(democracy/dictatorship，简称DD)(18)。与之相类似，迈克尔·伯纳德(Michael Bernhard)等也基于民主的二元分析框架发展出一套测量民主程度的数据集——BNR，对从1919年到1995年间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政体进行历史和实证分析(19)。这种对民主鲜明的二分法式的理解与测量，虽然有利于简化分析过程并易于得出结论，但却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并且难以真实、持续地反映现实中各国政体的全貌与动态。
2.温汉南民主化指数(index of democratization)(20)。该指数由芬兰赫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of Helsinki)教授塔图·温汉南创立。在民主概念界定与测量方面，温汉南承认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和绝对正确的定义与标准。但在具体操作层面，该指数仍然是以选举民主为核心标准。温汉南从竞争与参与这两大维度出发，将其测量具体化为针对选举竞争、选举参与和综合性的民主指数的度量。从测评的时空范围上看，该指数选取了1810年至1998年这样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多达187个国家和地区为考察对象。此外，该指数自建立以来每逢选举年都会更新。
3.政体项目(PolityⅠ，Ⅱ，Ⅲ，IV)(21)。该指标体系延续了由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教授泰德·格尔(Ted Gurr)创立的政体研究传统，并且从第一代一直发展至第四代。从时间跨度和测评范围上看，该项目对从1800年起至今的国际上各主要政体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不同侧面的度量，并且对相关数据进行持续性的更新。依据其相应的数据库和评估方法，它将世界上不同政体按照所谓专制程度的高低进行打分和排序。其中，世袭君主制得分最低，为-10；巩固型民主政体得分最高，为+10。而处于这一区间的不同政体及其得分分别为：专制政体，得分为-10到-6；混合政体或中间政体，得分为-5到+5；民主政体，得分为+6到+10。在政体第四代项目的基础之上，马歇尔(Monty Marshall)等及其研究机构系统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自2007年至今已陆续发布了5份年度报告(22)。
4.统一民主得分(Unified Democracy Scores)(23)。与其他有关民主的评估体系不同，统一民主得分更多的是对目前国际上主要测评指标的加工与综合。它由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詹姆斯·梅尔顿(James Melton)、德州理工大学(Texas Tech University)的史蒂芬·梅泽夫(Stephen Meserve)和北达科他州立大学(Nor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的丹尼尔·配蒙斯顿(Daniel Pemstein)创立。依据贝叶斯统计测量模型，统一民主得分提供对1946至2012年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民主状况的测评及其结果，其数据自2010年发布后至2014年，每年都会不定时更新。该指标体系最近的一次更新是在2014年3月，其更新数据主要来自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4)、政体第四代(Polity IV，2012)和温汉南民主化指数(Vanhanen，2012)。
二是以政府间国际组织为主体的测量及其指标体系。其中，这类测量与指标体系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组织针对各成员国展开的调查与评估最具代表性，其目的主要是针对成员国开展有计划的民主治理咨询与援助。其中直接涉及民主测量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治理指标项目(Governance Indicators Project)下的民主治理评估框架和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24)，这两大项目均面向成员国展开涉及面极广的调查研究，并且每年都会形成相应的研究评估报告。与前述学术性色彩较为鲜明的测评指标体系不同，以国际组织为主体的测评更加倾向于治理等较为宽泛的概念与指标，相应地，其针对性也不如前者突出。例如，世界治理指标就以治理为切入点，通过从民众要求与政府责任、政治稳定度与暴力控制度、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和反腐等六个维度来对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治理绩效进行具体评估。
三是以非政府组织(NGO)为主体的测量及其指标体系。虽然从研究主体的定位和层次上看，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测量及其指标体系无论在学术性上，还是主体的级别层面上似乎都与前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就国际影响力而言，非政府组织的测量、指标体系和排名在国际范围内无疑具有更为强大的话语权。长期以来，由它们所进行的民主测量及其最终报告在国际社会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曝光度和强大的话语权威。大体而言，当前国际上来自非政府组织的较有影响力的评估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全球自由评估(Freedom in the World)(25)、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情报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26)、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的贝塔斯曼转型指数(Transformation Index)(27)、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IDEA)的民主评估(Democracy Assessment)(28)以及奥地利民主排名协会(Democracy Ranking Association)的全球民主质量排行(Democracy Ranking of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29)等。以下以全球自由评估和民主指数为例，对该类民主测量指数做一简要介绍。
1.全球自由评估(Freedom in the World)。“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是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一家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它于1941年由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等人参与创建，战后至今主要从事民主、政治自由和人权方面的研究和行动倡议。自由之家将其自身定义为一家“独立的、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的监督组织”，并将其基本使命描述为“代为应对民主的主要威胁并促进人们实现最基本的权利”(30)。虽然自由之家一直标榜自身的独立性，但无论是从内部人员构成还是从经费来源上看，该组织都难以称得上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组织。从其董事会成员的政治立场上来看，其中大部分成员或属于老旧的保守派，或属于新保守派。例如，自由之家的现任董事会主席威廉·塔夫脱四世(William Taft IV)就长期在美国政府供职，并曾先后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美国驻北约永久代表和国务院首席法律顾问等职务。而在资金来源方面，自由之家运营预算的近80％都不同程度地来自美国政府。从事全球范围内的民主自由评估并定期发布“全球自由评估”(Freedom in the World)报告是自由之家的核心工作事项，这一工作从1972年起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从1978年起开始展开年度评估。截止到2015年，全球自由评估报告已经涵盖了全球195个国家以及15个地区。从测量维度上看，全球自由评估主要由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和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两项构成，其下又划分出若干子项，它们在调查问卷中又被细化为一系列具体问题以方便受访者进行判断。从数据来源上看，自由之家民主测量的基本数据来自调查问卷，其测量结果由高到低分为自由(free)、部分自由(partly free)和不自由(not free)三类。
作为全球开展较早和最具影响力的民主测评指标体系，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评估报告一直在全球民主测评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大体而言，全球自由评估具有覆盖面广、测评时期长(始自1972年)、使用广泛和更新频度高(年度更新)等基本特点。进入新世纪以来，每当其评估报告出炉之际，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全球有影响力的各大媒体，乃至不少国家的政要纷纷对其表示出极高的关注度，其在国际民主测评领域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全球自由评估也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主要包括：数据测算缺乏透明度、数据来源不明且将经济评估与政治评估相混同、意识形态偏见和数据加总问题等。可见，在片面的民主观念与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下，全球自由评估必然难以对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状况作出客观、科学、全面的测评。相反，其所形成的最终评估结果还极有可能会被持相同或相似政治立场的媒体或公众人物所利用，进而沦为干涉他国内政以及误导国内外民众的政治工具。
2.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相比于自由之家及其全球自由评估，民主指数虽然起步较晚，但依托《经济学家》杂志的平台优势，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已具备了极高的国际影响力。该指数由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社旗下的情报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创办，于2006年首次发布，2008年进行了第二次发布。自2010年起，该指数发布频度改为一年一次。截至目前，该指数已连续发布6次，最新一期也即2015年民主指数年度报告已于2016年1月正式发布(31)。
从测评的内容、方法、赋分等方面来看，民主指数都对全球自由评估报告有所借鉴。在对民主的定义方面，民主指数的创建者们认为，包括全球自由评估在内的当前绝大多数关于民主的测评体系虽然各有不同，但其核心区别无非是围绕民主定义的广义与狭义之分而展开。从狭义角度来看，民主概念更多地是来自达尔关于多头政体(polyarchy)的论述(32)，其核心标志是政治权力的更迭通过定期、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而实现。从对民主最为狭义的定义出发，它又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在对自由之家的相关评估有所借鉴的同时，民主指数也认为，全球自由评估将民主细化为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来展开测评的作法虽然是对单纯选举民主的一种扩展，但从定义范围上来看仍失之狭隘。因此，本着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定义并测量民主的立场出发，民主指数试图超越单纯的选举民主，进而将政治参与、政府运行以至社会、经济等综合因素融入对民主的评估与测量之中。从上述立场出发，经济学家情报社民主指数将对民主的测评指标扩展为五个大类：选举过程与多元化、公民自由、政府运行、政治参与、政治文化，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测评方式与评分方法等方面来看，民主指数与全球自由评估有一定的相似性。其测量结果由高到低分为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y)、有瑕疵的民主(flawed democracy)、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和独裁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四类。
如前所述，全球自由评估对于民主、自由等核心概念的定义更多地局限于狭隘的选举民主层面。在借鉴吸收全球自由评估的基础之上，民主指数试图在民主的定义与涵盖面方面有所突破，以增强其代表性和说服力。然而，民主指数在这方面虽有所改进但仍未能突破战后西方所形成并不断固化的选举民主范畴。在其为测评民主所设置的一系列子问题中，涉及选举民主的话题仍然占据最为核心的位置，对其他诸如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状况，虽有所提及但更多的只是作为选举民主的辅助条件而存在。以上这些缺陷都决定了民主指数难以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主发展的具体状况与成就。
四、西方民主测量“科学性”表象下的理论迷思
从20世纪50年代起，行为主义革命对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学界，受到战后西方社会科学领域“行为主义革命”的深刻影响，西方以哲学、历史和制度分析为主要关注点的传统政治学已经日益被追求系统化、计量化和模型化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所替代(33)。政治学研究在数理化、模型化方面的突飞猛进，无疑给战后的西方民主测量披上了一层“科学性”的外衣。然而，量化研究的泛滥不仅无助于提升西方民主测量的科学性，反而更加暴露了其在概念、方法以及本质层面上的理论迷思。
(一)民主二分法与等级法之争
自民主概念诞生起，人们围绕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息过。评判民主究竟应该采用二分法还是等级法?二战结束以来，即使经历了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革命的双重“洗礼”，具备了更多“科学”色彩的西方民主理论研究仍未能彻底解决这一基本议题。作为西式自由民主理论的两位集大成者，达尔和萨托利关于民主概念及其评判标准的争论颇具代表性。在关于多头政体的研究中，达尔从公开竞争和参与这两大维度出发，构建起一个封闭性霸权政体的三个理想的过渡方向，即竞争性寡头政体、包容性霸权政体和多头政体(34)。虽然达尔也曾明确指出，多头政体才是通往民主制度的唯一道路。但依据过渡条件的不同，达尔对不同状态下政体的描述显然具有鲜明的等级判定色彩。与达尔不同，萨托利坚持认为，用程度来分析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区别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因为它完全忽视了民主是一个“有界限的整体”概念。当然，萨托利并非完全排斥等级法或分类法，而是主张有限度地使用这一方法。即先将各种政体分为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然后再将更深层次的标准应用于那些通过初步二分法确证为民主化的政体(35)。实际上，关于民主二分法与等级法的争论反映的正是民主概念本身的高度复杂性，这也决定了任何试图用一种简单的分析路径来测量和判定民主的尝试都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理论缺陷。
虽然在采用二分法与等级法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影响西方民主测量在民主判定问题上的“先分类再测量”(36)的基本立场。也就是说，即使在分析路径上有所差异，西方民主研究者在判别“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的问题上依然存在一个底线共识——竞争性选举。自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确立了在西方民主思想中的统治地位以来，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分析范式事实上已经逐渐渗透到西方民主理论的方方面面。随着战后科学至上主义在美国政治学界的泛滥，关于民主测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不断向科学化、数据化和模型化方向发展。但从本质上看，是否举行定期、自由、公平的选举仍是西方学者判定一个政权民主与否的核心甚至是唯一标准。可见，无论是主张二分法为主还是主张等级法为主，只要一个政权不符合西方民主学界的这一评判标准，都会被定性并归入非民主甚至是独裁行列。在这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理论预设之下，再进行多少所谓的计量、分析与排序都已显得无足轻重。
(二)主观性与客观性之争
除了围绕民主概念及其判定的分歧之外，西方民主测量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着主观性与客观性之争。从一般意义上讲，客观的实证数据往往更具准确性和说服力，从而更加接近民主的真实状况。然而，民主测量面对的却是最为复杂的不确定因素——人以及由不同的人共同组成的条件更为复杂的政治体系。在论述民主测量的客观方法时，博林就以大小集合的形式来说明这种所谓的客观数据的局限性。他认为，在信息总量无限大的社会之中，依靠有限的人力所获得的所谓客观、真实的数据充其量只能是其中的极小的一部分而已。以极其有限的信息量和民主调查数据去测量整个政治体系的民主状况，必然会得出以偏概全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37)。
认识到客观测量方法严重的局限性，在继续依靠传统的所谓客观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西方民主学界也逐渐开始重视主观方法在民主测量中的应用。在当前国际上流行的有关民主测量的指标体系中，从指标选取到数据的获取、分类、加总等方面来看，主观性方法的运用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例如，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评估报告主要通过专家观点来处理获取的二手或间接数据，《经济学家》杂志社民主指数的获得主要依靠有限范围内展开的调查问卷等等。然而，对主观方法的过度依赖同样导致了严重的问题。例如，迈克尔·科皮其(Michael Coppedge)等在梳理当前国际上主要的民主测量指标体系时就指出，除了在概念上难以达成共识之外，西方民主测量还面临着准确性、时空范围与数据源、专家评估、加总、有效性与可靠性测试等五个方面的问题(38)。不难发现，其中的每一部分及其最终结果的真实性都严重依赖于主观性的发挥程度。因此，对于当前的西方民主测量而言，继续纠结于主观性与客观性方法哪个优先或许已经不再那么重要，问题的关键是要突破主客观方法之争的局限，从而开辟出针对民主测量的崭新的方法论和理论视界。
(三)盲目追求“科学性”背后的“二律背反”困境
实际上，不论是对民主二分法与等级法的争论，还是对主观性与客观性孰优孰劣的讨论，都没有从根本上切中当前西方民主测量一系列缺陷的要害。对于民主测量这一复杂且充满争议的研究领域而言，西方尤其是美国民主研究者真正需要反思的，并非所谓的“科学性”不足，而是因盲目追求“科学性”而导致的深陷“科学性”陷阱的“二律背反”式困境。20世纪60年代，就在行为主义革命在美国政治学界方兴未艾之际，一些冷静的政治学者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场变革可能带给政治学研究的不利影响。针对业已泛滥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弊端，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指出，过度的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研究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实证保守主义(empiricalconservatism)的陷阱之中，它将知识与现实生活完全割裂开来，片面强调所谓价值中立。但是，真正的中立从来都是不存在的。过度行为主义化只能导致从事它的研究者们重复地进行意义不大的“系统维护”工作，从而忽视变革，以至对可能到来的危机与挑战视而不见(39)。
然而，针对可能面临的危机，美国政治学界却应对乏力。进入20世纪70年代，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行为主义革命在美国学界迅速走向低潮并被“后行为主义”所替代。然而，对所谓“科学性”的推崇仍然是美国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主流价值取向。具体到民主测量的相关问题，美国民主研究者们所能做的也只是沿着不断增强“科学性”的路径继续前行。过度地追求所谓“科学性”的结果，只能是在更为复杂化的基础上暴露出新的“科学性不足”的缺陷，从而继续走入下一轮的自我循环之中。即使有一些学者选择从体系层面展开反思，最终也未能扭转既有的路径依赖局面。针对西方政治学界的这一弊端，萨托利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战后以来看似蓬勃发展的西方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称为“美式政治科学”(American-type political science)，其基本的分析范式不仅大多来自经济学，而且缺乏自成一体的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因此，这种过度重视数据、实证分析，而忽视制度分析、理论研究的政治科学充其量只能是一种“软科学”(soft science)而已(40)。总之，西方在民主测量领域暴露出的一系列弊端的根源，并不是所谓的“科学性”不足，而恰恰是因为深陷“科学性”陷阱所产生的对创新学科理论与范式等系统性问题的无能为力。
五、反思与启示：民主研究议程的转向与中国立场
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无论是从指数自身的“科学性”与复杂性，还是从全球影响力与话语权来看，西方民主测量看似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民主化遭遇发展悖论的严酷现实告诉我们，打着“科学”旗号的西方民主测量及其指标体系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西式自由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日渐式微。西方民主测量领域的种种乱象表明，对“科学性”与国际影响力的过度追求并不能掩盖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困境。在加强反思的同时，我们也应持续关注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实践与经验教训，切实树立起科学的民主发展观，积极推动世界范围内民主研究议程的转向。
(一)认清西方民主测量的实质与目的
实际上，民主测量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项单纯的学术性活动。西方在将民主或计量化或价值化的背后，体现出的仍是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话语霸权和强权政治逻辑。凭借着对民主测量话语权的垄断，西方战略家将其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性政治标准，并依托名目繁多且花样不断翻新的各种指标体系与排行榜来向外推销。因此，“民主判定和测量是一项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极强的行为，反映了国际上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与斗争。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热衷于此，正是意在突出和强调西方世界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41)在国际政治现实中，民主并非抽象而不可捉摸，而是真实地存在于围绕它的种种理论与实践斗争之中。借助国际援助和投资等各种外交手段，西式民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改造成为非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唯一标准(42)。一些西方大国掌控民主测量话语权的目的绝不是简单地为非西方国家提供观察本国民主状况的“参考资料”。从本质上讲，它们之所以热衷民主测量与排行，正是想要借助在该领域的话语霸权以实现其对外输出民主和扩展自身全球战略利益的目标。
(二)积极推动世界范围内民主研究议程的转向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西式“民主一元论”的式微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展现出出色的政治发展能力与优势，全球范围内民主研究议程的转向正在悄然酝酿。一些西方大国的对外“推销民主”战略不断受挫，“颜色革命”泛起的民主“泡沫”接连破灭，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也相继陷入治理困局，这些都促使人们开始对民主问题以及以西方自由民主为标准来观察衡量世界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当前国际民主测量领域的乱象充分表明，依据“民主—非民主”“自由国家—非自由国家”等线性的、单一的标准对不同国家进行所谓的民主排行，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当代世界政治现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可以说，这种打着所谓“客观”“科学”旗号的民主测量与排行，不仅无助于更好地阐释相关国家民主状况的发展进程，反而会起到误导舆论和加剧国际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负面作用。
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进一步暴露了以美国为首的西式自由民主的严重缺陷。金融危机爆发后，西式自由民主所表现出的政治对抗、金钱政治、决策不畅等政治颓势都使得西方原有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与西方继续局限于“民主—专制”“西方—非西方”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不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采取科学性的发展方式，沿着协调性的发展轨道，秉承着包容性价值理念，为当今世界的政治发展进程提供了非凡的答案。借助于发展价值的多元性、发展进程的包容性和发展理念的科学性，被西方世界称为“中国模式”的政治发展道路正在对被视为人类理所当然的政治制度的自由民主构成强有力的挑战(43)。在世界政治发展的竞技场上，中国正日益表现出强劲的政治竞争力和政治发展力，展示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凭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卓越的治理能力与良好的治理绩效，中国道路创造出的伟大成就已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打破了西式民主“一元论”对政治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垄断。未来，伴随中国不断崛起，西式自由民主话语霸权的衰落以及世界范围内民主研究议程的真正转向，必然指日可待。
(三)探索更加全面、科学的政治发展与评估之路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民主化的大潮中，民主不断地泛国际化、神圣化、宗教化、工具化、功利化、标签化、碎片化、庸俗化、手段化、程序化和格式化(44)。在中国，与国外情形相似，民主对于国内思想理论界显得既熟悉又混乱，对民主的理解歧义颇多，在认识上还存在不少误区和模糊之处。要探寻这些问题的真正答案，无疑需要我们在旗帜鲜明地坚持民主研究中国立场的同时，树立起实践性、发展性、全面性和效能性相统一的科学的民主发展观。
首先，不应抽象地、孤立地去研究民主，而应注重分析和研究民主的历史性和实践性。要勇于跳出西式“民主—专制”单一的、线性的、两极化思维模式的误区。应结合冷战后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些鲜活例证，分析一些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的成败得失，以国际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来探讨民主化的理论逻辑、时间顺序和成长条件。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做到驾驭民主化进程，实现综合的、全面的、协调的政治发展。
其次，注重研究民主的成长性和发展的包容性。冷战后国际民主化的潮起潮落以及近些年围绕东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的辩论表明，民主进程是政治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但是民主并不是唯一的、终极的内容，并不能用民主概念涵盖或解释社会发展的一切。一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发展方式、发展价值和目标，归根结底是与它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密不可分的。在政治发展的总体轨道上，民主有着特定的发展顺序、速度和方式，有其特定的环境、条件和土壤，并且伴有发展成本的高低和质量优劣(45)。此外，从政治话语层面来看，民主的概念固然鲜明，但却难以摆脱单一性、片面性和过度意识形态化等缺陷。相比较而言，政治发展的内涵则显得更为丰富、科学和具体，也更加全面、包容和具有实践价值。
最后，在坚定立足中国发展的政治经验和理论积淀的基础上，提出评估世界政治的“中国标准”。要深入剖析西方输出民主背后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意图，努力摆脱西方在民主、人权领域的话语禁锢。对于国际政治领域而言，话语权不仅意味着舆论控制权，更是一种深层次上的制度性权力。因此，为了争夺国际政治话语权，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和政治竞争力，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全面、客观与科学的比较研究和数据分析，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科学的考察与评估，研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并兼具国际解释力的、强调综合性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指标体系。
注释：
①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395～396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②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第135、1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33～3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第14～1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⑤Michael Coppedge,John Gerring,David Altman,Michael Bernhard,Steven Fish,Allen Hicken,Matthew Kroenig,Staffan I.Lindberg,Kelly McMann,Pamela Paxton,Holli A.Semetko,Svend-Erik Skaaning,Jeffrey Staton and Jan Teorell,“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Democracy:A New Approach”,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9,No.2,2011.
⑥Daniel Lerner,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New York:Free Press,1958,p.68.
⑦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3,No.1,1959.
⑧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⑨转引自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83页，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
⑩Phillips Cutright,“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Measurement and Analysi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8,No.2,1963.
(11)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G·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408页，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12)Kenneth Bollen,“Issues in the Comparative 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Democrac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5,No.3,1980.
(13)Tatu Vanhanen,“A New Dataset for Measuring Democracy,1810～1998”,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7,No.2,2000.
(14)Larry Diamond and Leonardo Morlino,“The Quality of Democracy:an Overview”,Journal of Democracy,Vol.15,No.4,2004.
(15)Amy C.Alexander,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Measuring Effective Democracy:A Defens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33,No.1,2012.
(16)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第56～5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17)Adam Przeworski,M.Alvarez,J.A.Cheibub and F.Limongi,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8)Adam Przeworski,Michael Alvarez,José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What Makes Democracies Endure”,Journal of Democracy,Vol.7,No.1,1996.
(19)http://www.personal.psu.edu/mhb5/data/data.htm,2016年1月18日。
(20)Tatu Vanhanen,“A New Dataset for Measuring Democracy,1810～1998”,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7,No.2,2000.
(21)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roject.html,2016年1月17日。
(22)http://www.systemicpeace.org/globalreport.html,2016年1月17日。
(23)http://www.unified-democracy-scores.org/index.html,2016年1月18日。
(24)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x#home,2016年1月10日。
(25)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types/freedom-world#.VUErlyOl934,2016年1月8日。
(26)http://www.economist.com/media/pdf/DEMOCRACY_INDEX_2007_v3.pdf,2016年1月10日。
(27)http://www.bti-project.org/index/,2016年1月11日。
(28)http://www.idea.int/publications/,2016年1月11日。
(29)http://democracyranking.org/wordpress/,2016年1月12日。
(30)https://freedomhouse.org/about-us#.VOiv9iNznEU,2016年1月8日。
(31)“2015民主指数年度报告”参见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s Democracy Index 2015,http://www.eiu.com/Handlers/WhitepaperHandler.ashx?fi=EIU-Democracy-Index-2015.pdf&mode=wp&campaignid=DemocracyIndex2015,2016年1月25日。
(32)参见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第14～18页。
(33)Giovanni Sartori,“What is‘Politics’”,Political Theory,Vol.1,No.1,1973.
(34)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第17～20页。
(35)转引自大卫·科利尔、罗伯特·艾德考克：《民主和二分法：一种实用主义的概念选择》，第115～121页，《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5期。
(36)Giovanni Sartori,“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4,No.4,1970.
(37)Kenneth Bollen,“Liberal Democracy:Validity and Method Factors in Cross-National Measur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7,No.4,1993.
(38)Michael Coppedge,John Gerring,David Altman,Michael Bernhard,Steven Fish,Allen Hicken,Matthew Kroenig,Staffan I.Lindberg,Kelly McMann,Pamela Paxton,Holli A.Semetko,Svend-Erik Skaaning,Jeffrey Staton and Jan Teorell,“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Democracy:A New Approach”,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9,No.2,2011.
(39)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3,No.4,1969.
(40)Giovanni Sartori,“Where Is Political Science Going?”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37,No.4,2004.
(41)张树华等：《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42)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第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3)杨光斌：《超越自由民主：“治理民主”通论》，《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44)张树华：《冷战后西方民主与民主化研究：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红旗文稿》，2011年第11期。
(45)张树华：《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民主发展观》，《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