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分离冲突研究已成为政治学和民族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以往的研究侧重分析分离冲突爆发的原因，对分离冲突的升级机制探讨并不充分。本文结合欧亚地区地缘政治特性，认为国际干预力量和母国的国家权力类型是促进该地区分离冲突升级的重要因素。基于对分离行为体、母国和外部干预力量三个行为体的演绎分析，本文提出欧亚地区分离冲突升级“三角关系”假设，认为获得国际力量支持分离共同体更坚定从母国分离的决心，更倾向于母国对抗爆发分离冲突。而强力国家的母国更倾向于采取武力手段解决分离冲突。分离共同体与强力母国之间对抗将加速分离冲突的升级。本文选取4个案例，运用过程追踪的方法对分离冲突升级的“三角关系”假设进行检验，结果修正以上假说，认为强力国家逻辑是分离冲突升级的核心变量，外部干预作为重要辅助变量发挥作用。分离冲突升级的“三角关系”假设揭示了分离冲突演化的路径，对多民族国家制定合理的政策控制和预防分离冲突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关 键 词：欧亚地区 分离冲突升级 国际干预 强力国家
一、问题的提出
苏联解体以后，后苏联空间出现了15个新生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自独立起就面临三项转型任务：进行国家建设、转向市场经济、融入国际社会。①其中，国家建设，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modern state-nation construction)成为其它两项有效进行的必要前提。②一个有效、运转良好的现代民族国家不仅能够使政府赢得合法性，形成“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也能够维护国内秩序安定、经济生活良好运行与各项改革和发展政策的执行。但是，这一政治工程对后苏联空间各国，特别对多民族国家并不容易。一些国家内部政治精英斗争激烈，经济改革难以取得成效，族群和部族(clan)冲突激烈，分离势力挑战中央政权。新型国家(new states)在国家建设领域面临大量的挑战和困难：在现代国家建设上难以维护主权的尊严，无法在国内实现合法性的暴力垄断；在民族国家建设上难以构建强有力的“公民认同感”，国内民众被区隔为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和地区差异的认同边界之内。③
在苏联解体后数十年间，围绕分离问题而爆发的冲突不计其数，一些地区转变为战争，较为著名的有：1988年酝酿至1992年爆发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1992年爆发的摩尔多瓦内战、2008年的八月战争、2013年乌克兰危机引起的克里米亚公投独立及乌克兰内战。相比之下，在另外一些国家，分离共同体的分离倾向最终得以化解。例如，俄罗斯通过两次车臣战争化解了车臣分离主义；格鲁吉亚顺利解决了境内阿扎尔人的分离问题。
为什么欧亚地区④一些国家的分离冲突容易升级为战争?同样存在分离问题的国家为什么有些分离问题能够顺利化解，而有些会爆发暴力冲突，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分离共同体从分离危机转向内战的机制是什么?本文尝试将分离冲突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着力于解释分离冲突爆发和演进的逻辑。本文力求揭示欧亚地区形形色色的分离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试图建立一种研究欧亚地区分离问题的分析框架。
二、有关分离冲突问题的文献综述
研究分离问题的文献浩如烟海，既有丰富的描述性研究，也有深入的解释性研究。就目前看来，学术界关于分离冲突爆发的动力与机制，主要有地域假说、不满假说、怨恨假说和外部支持假说四种解释路径。本文将对这四种解释路径分别作出评述。
地域假说将核心关注点放在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甚至战争的族群“聚落形态”(settlement pattern)上。族群的地区集聚(regional concentration)被认为是族群冲突爆发的必要条件。托芙特(Monica Duffy Toft)认为，地域是族群认同的“家园感”的载体，族群领袖更容易在此发动族群动员，实施军事行动。⑤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了地域与分离冲突相关性，即中心-边缘关系，距离政治中心的远近都能对分离冲突产生影响。⑥除了位置和距离远近外，地域的地位和状态也可发挥作用，促使族群或共同体产生分离运动。戈尔(Ted Robert Gurr)最早发现“失去自治”的族群将更加容易发生冲突。⑦另一部分学者研究族群多样性分布和分离地区少数族群人口数量对分离冲突的影响。族群的人口集中程度越高，动员就越容易；分离地区的族群多样性程度越低，那么越有可能产生分离诉求。
不满假说主要侧重于经济因素的解释。该假说认为，贪婪是分离诉求指斥的主观因素。究其原因是分离实体认为自身发展受到母国的剥削，欲求独立以获得更大的发展。⑧西方学者普遍共识是，族群间相对剥夺更容易导致族群冲突和分离战争。⑨国家经济发展羸弱也是造成分离冲突的重要因素。穷国更容易发生分离战争。国家如果贫穷则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这些失业人口很容易武装起来(叛乱的机会成本较低)，发动分离和叛乱。⑩另外，拥有自然资源的少数族群聚居地更容易爆发族群冲突。由于石油、钻石和毒品等自然资源具有很强的稀缺性，母国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与开发可能会产生环境、土地征用等问题，也可能会造成自然资源收入分配上不平等。这些因素会引起该地域族群或民众的不满引发分离冲突。(11)因此，学者们开出的药方是使当地居民受益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以达到发展的均衡。(12)
怨恨假说偏向于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分离主义。大多数学者使用制度进行分析。当前，对制度的研究集中于两个层面：一个是静态的制度分析，考察某些制度的特性是否促进分离；另一个是动态的制度演进考察，从国家治理层面论述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国族建设(nation-building)是否激化分离。
有关静态制度文献中，多数学者探讨了联邦制与分离主义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联邦制鼓励区域自治以代替分离运动，但会造成族群或分离实体掌握更多的权力资源，造成集体行动的可能性。(13)以苏联分离研究为重点，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苏联时期“联邦制度设计”来看苏联解体后的族群冲突和分离问题。例如，松里公孝(Kimitaka Matsuzato)使用的族群-区域联邦主义(ethno-territorial federalism)这种复合的概念作为分析单位，论述联邦制造成分离的“危害”(14)。联邦主义的预设是多民族国家实现中央和地方双重“主权”进行共管，克服族群、宗教等破碎化带来的可能冲突。(15)但族群与地域的结合却出现促成了政治民族主义的形成，引发分离问题。实证研究支持这种观点。在脆弱国家，联邦制更容易造成冲突和分离战乱。当前的非洲问题，苏丹、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种族清洗和分离悲剧大多都与“不稳定和易于叛乱”的联邦制度有关系。(16)克里米亚、南奥塞梯以及科索沃自治多年，最终还是没有达到和平共处的效果。布兰卡蒂(Dawn Brancati)和科内尔(Svante Cornell)直接指出，虽然去中心化在短期内消弭分离运动和族群冲突，但从长期来看会加快族际分裂，引爆分离冲突和战争。(17)另一个关注重心是民主制。多数学者认为，内战和冲突大多是民主转型的结果，从低层级向高层级转变的民主制度更容易爆发战争。(18)民主化一旦开启，未来的方向就不确定，政治秩序反而成为政治构建的难题(19)，甚至民主化还有可能带来国家和政体的崩溃。(20)脆弱国家往往降低分离和反叛的机会成本。(21)
动态制度分析主要探讨不同的国家治理方略对分离运动产生的影响。斯奈德(Jack Snyder)很早就注意到了部分不具备民主化成功转型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会催生民族主义狂热，引发族群冲突和分离战争。(22)民族主义在制度变革中的崛起很可能产生对少数族群或认同差异少数人的排斥心理，导致情感对抗和战争。因此，国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过程是发生分离战争和族群冲突的重要契机。(23)这也是民主国家的“阴暗面”。(24)威默(Andreas Wimmer)研究帝国终结和历史变迁大背景下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过程，发现族群冲突和分离战争在新国家形成和建设中更为普遍。(25)现代国家的主权要求和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造就极端的统治策略，新国家精英更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分离问题。
外部支持是分离冲突爆发的重要变量。目前，学界对外部支持假说研究较为深入，主要有三种观点：纽带假说、脆弱假说和民主共处假说。纽带假说强调外部支持势力与分离实体存在相互支持的纽带关系。(26)分离实体若处于边境地区，会影响到母国边界安全，族群纽带会将分离冲突国际化。分离实体的外部家园与民族化母国的对峙是分离战争爆发的核心矛盾。(27)如果邻国与分离实体存在族群纽带联系或者分离地区与邻国存在跨界族群，那么族群反叛的可能性程度更高，距离邻居国家的首都越远越有可能爆发战争。尽管外部支持分离实体追求有限的自主性，但分离实体利用外部支持寻求独立，甚至不惜代价发动分离战争，迫使外部力量给以更大的支持，以达到独立的目的。(28)
由于分离实体的存在缺乏合法性，寻求外部支持是其唯一的外部资源，并在谈判上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只能服从支持者。外部对分离实体的支持可有效限制母国的发展，并成为支持者的重要筹码。(29)这些说法推翻了一些学者强调的国家对他国分离运动干预的“脆弱”假说，即认为本国存在分离问题会阻止对他国的分离问题的干预行为。(30)也有学者从政体出发认为，民主国家更不愿意干预其他民主国家的分离运动，即“民主共处”论。(31)赛德曼(Stephen M.Saideman)的应用实证研究证明了族群联系较民主因素更容易使他国介入母国的分离运动。(32)
以上就是对分离冲突爆发的各种假说进行的综述。这些研究总体来说质量很高，为欧亚地区分离主义的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四种视角关于分离的总体画面是一致的。在这样一个画面中：起先，存在一个以地域和族群为特征的共同体，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产生了不满、怨恨或是政治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外部干预的可能；然后，共同体开始有了自我意识，自发地追求政治诉求，并与中央之间进行长期的拉锯，酿成冲突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行动的诉求，逐渐有意识的脱离中央的控制要求建立独立国家；最后，分离运动以冲突的形式与中央或国家矛盾。而且，如果分离运动取胜，就会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
在考察前面几种理论中，普遍性的分离模式都被视为具有明确目标意识或者由族群性、地缘性或共同体不满心理引发的政治对抗运动。没有一种理论曾怀疑过以下假定，即对分离运动而言，中央对地方的镇压或压制是致命的，它会导致分离共同体采取极端手段对抗中央，并寻求外部势力化解这种“伤害”，脱离国家获取独立。因此，在很多学者看来，分离不仅是一种诉求，更是一种共同体长期被中央剥夺带来的结果。这就出现一些问题：(1)国家的统一或是巩固来源于共同体之间的共识，即对国家统治的满足。缺乏对国家的共识，共同体就会抗争，甚或是分离。问题在于，很多历史条件下，国家并没有能够汇聚共识，受到迫害的民族也有很多没有发生分离运动。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因叛国被迁离的民族。例如，车臣人、印古什人或是鞑靼斯坦并没有因为被镇压而发动分离运动或与中央对抗。实行公开民族歧视的缅甸政体，也并没有爆发分离叛乱；(2)分离运动是一种长期积累的历史不满汇聚成的自然结果，是有目的的历史准备的产物。但这种目的论会误导对历史上分离冲突的理解。例如，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离运动促成了苏联的解体。但如果将这种分离运动理解为苏联早期各加盟共和国蓄谋已久、带有强烈分离意图的结果，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苏联历史上也并不存在带有强烈分离倾向的加盟共和国；(3)将共同体视为铁板一块显然有简单化的嫌疑。在分离运动中，存在着各种不同动机的群体，是在错综复杂的分离斗争中逐渐被吸纳或被拖入成为参与者的，并不是共同体所有成员都希望从国家分离开来，组建新的国家；(4)诸多文献并没有给出从分离冲突到分离冲突升级的解释机制。很多学者将分离冲突和分离冲突升级后的内战视为一体，认为分离冲突自然会扩大并升级为战争，而战争也是分离冲突发展的自然结果。在本文看来，分离冲突升级为大烈度的战争是需要一定环境和条件的，这也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内容。
三、解释欧亚地区分离冲突升级的三角关系理论
基于上述理论假说的种种不足，需要寻找到理解分离冲突的问题点。首先，我们需要寻找国家状态下分离运动出现的原因，并考察分离形成的客观条件，以及这些客观条件如何复杂纠缠在一起，并引起各种类型的分离冲突。上述文献给以我们较多启示，外部支持假说帮助我们认识到分离冲突的国际层面，而其余三个假说则强调了分离冲突演进的国内层次和微观机制。理论模型有助于我们对分离冲突及其升级的抽象机制有所了解，但若要对欧亚地区分离冲突进行有力的解释，还需要分析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特性，以寻求合适的理论建设方案。
在欧亚地区，可以清晰地看到发生分离冲突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斯拉夫文明的边缘地带。因此，可以说大的地缘政治变革可能带来边缘自治区的分离倾向。这种情况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处于边缘地带民族(族群)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长期受压抑；二是欧亚国家俄罗斯拥有使用军事力量解决分离问题的历史传统。欧亚地区分离共同体政治机会的出现多是中央权力弱势或坍塌使得母国丧失对分离自治区的控制力，分离冲突的出现则是分离共同体与强力国家之间的对抗，分离冲突的升级往往与外部力量介入、母国的强力解决问题逻辑密切相关。
之所以将欧亚地区单独进行考察，是因为该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特性，使得研究该地区的分离冲突及其升级成为可能。首先，该地区处于欧亚内陆，属于大陆帝国俄罗斯的一部分，深受俄罗斯文明的影响。该地区早期出现过许多文明类型，最终被俄罗斯帝国统一起来。宗主国俄罗斯与附属领土上的多个民族共同体比邻而居，能对附属领土上政治经济民族事务进行更强力的干预。(33)周边文明类型在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后再度被苏俄整合构成新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俄罗斯人从未视自身为帝国，并将这些民族共同体视为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34)苏联建立后，尽管宪法支持民族分离权，但布尔什维克却从未支持这些地区分离。他们相信，这些民族共同体的分离倾向会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渐消弭。
其次，分离势力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帝国的边缘地带，并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区特征的国家类型。相较于非洲和拉美地区，欧亚地区分离主义的共同特征更为明显。在帝俄时期，波罗的海地区、高加索地区、中亚草原内陆和远东西伯利亚地区成为俄罗斯统治的边缘地带。而这些地区的分离主义在新时代不同的地区类型下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俄罗斯的穆斯林分离倾向严重，波罗的海小国分离倾向最为坚决，高加索三国的分离主义最为复杂，中亚地区基本上难以看到分离主义行动，但恐怖主义和民族叛乱颇为严重。通过对这些地区的比较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欧亚地区分离主义的总体特征，更能够理解分离主义和分离冲突所衍生的地缘和社会环境。
最后，欧亚地区爆发的分离冲突较为集中和紧凑在两个时段，适合做纵向比较。第一个时段是沙皇俄国崩溃后的革命时代。在这个时期，多个民族共同体脱离帝国管辖自立。第二时段是苏联解体后新国家形成时期，其间多国爆发分离冲突，有些冲突延续至今。两个时段中分离主义虽然在时空上有所区隔，但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两个时段中分离主义的分析和比较，会对分离主义演进和分离冲突的爆发有更深刻的理解。
欧亚地区分离冲突产生的复杂性，使得理论构建需要将上述文献提供各种要素进行再加工。分离共同体集体行动逻辑形成、制度性要素呈现出来的国家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家在国际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和状态。采用演绎的办法推导分离冲突和升级，视角客观是分析分离冲突的必需。本文力图构建分析欧亚地区的分离冲突及其升级的理论，尝试简化复杂变量，构建更具清晰性的理论，对分离冲突爆发的主体进行学理分析，寻找分离冲突爆发的因果关系。
(一)共同体寻求独立与分离冲突的爆发
分离共同体包含四个要素，即“特定的共同体”(distinct community)、地域(territory)、领袖和不满(discontent)(35)。判断分离共同体是否存在，首先要看可辨识“共同体”是否受到伤害以致采取集体行动。在欧亚地区，民族(nations)和族群(ethnic groups)是辨识特定共同体的最为清晰的因素。(36)可辨识“共同体”受到的伤害可能是对其共同体地位的剥夺、挤压生存空间，遭受歧视或是物质利益上受到损害。当特定的共同体生存机会和尊严遭受到母国的剥夺或伤害的时候，分离冲突有可能爆发。分离共同体的存在还要看可辨识的“共同体”是否将脱离母国，获得自决权视为集体行动的核心目标。一般而言，分离共同体追求独立，将自决权的获得视为生存机会和尊严的最大化。(37)这种设计有一些优点：第一，严格区分了分离诉求和自治诉求。在欧亚地区，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并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分离主义的核心是脱离国家，这意味着共同体对母国经济或政治让步失去兴趣。如果将其他诉求包括在内，我们将无法将分离共同体与寻求自治共同体区分开来；第二，使用“生存机会”和“尊严”两个维度解释了分离共同体进行斗争的动力，并暗示共同体坚定的分离决心。分离运动要求获得所占领土的“主权”，达到挑战母国国家主权的极限。(38)使用生存机会表明分离共同体寻求脱离的过程是极具风险性的，很有可能遭到母国镇压而失败。而尊严则表明共同体分离更为看重的是“看不见”的利益。这种利益很可能是对民族自决权、领土诉求或荣誉等等，强调共同体认同的紧凑性；第三，最大化生存机会和尊严强调分离共同体对独立建国的渴求，具体是共同体获得对领土和人口的最高管辖，领袖获得英雄的地位，个人福利在分离成功后得到增加。这种假设避免了微观上的集体行动困境和乌合之众悖论，强调分离行动是充满理性的，是领袖和大众共同的自觉性追求。(39)在此基础上，下一步将提出分离冲突假设。
分离冲突属于冲突中的一种，即分离共同体成员通过武装敌对行动表达分离决心的行为。分离冲突爆发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分离行为体受到伤害，欲求实现生存机会和尊严最大化的时候，分离决心就已萌芽。但母国的应对较为关键。在一般情况下，母国的实力强于分离共同体，而外部干预的力量未知。分离实体分离运动的成本要高于顺从母国的成本。因此，分离共同体进行分离运动有三种可能性：(1)母国实力下降，无力解决国内发生的分离问题；(2)外部支持分离的力量强于支持稳定的力量，外界力量完全干预并主导分离运动的政治进程；(3)分离共同体达到分离决心，不计后果与母国发生分离冲突以实现分离诉求。由于研究分离冲突的爆发并不是本文探讨的核心，因此本文将已具备分离决心的共同体作为常量，探究影响分离冲突升级的因素。分离冲突的爆发是母国和分离共同体相互争夺地域最高权的结果。
与其他冲突不同的是，分离冲突存在量的变化：一种是战争规模得以控制的“冷冲突”(frozen conflict)(40)；另一种是分离冲突升级发生的内战(civil)或是大规模的族群冲突(ethnic conflicts)。分离共同体与母国形成对峙，双方关系达到了“不战不和”的状态，构成独特的“冷冲突”(frozen conflict)条件是，双方签订停火协议，大规模冲突暂时停止，但问题仍难以通过政治或是外交途径解决。在冷冲突的情境下，母国与分离共同体之间逐渐达至军事平衡状态，任何一方都不能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政治诉求。对分离共同体来说，冷冲突时间越长，越促进不满的积累。这种不满易导致分离共同体建构起“异化”他者的认同，恐惧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问题，难以接受放弃对抗的和平行动。(41)分离共同体的政治领袖们并不情愿冒风险放弃与母国的对峙，更不愿意通过政治和外交管道与母国沟通谈判解决冲突问题。这往往会造成分离冲突的升级，影响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和武装斗争的爆发。
(二)影响分离冲突升级的变量
1.国家权力类型
按照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说法，国家自主权力(state autonomy)是实现领土中央控制的组织形式的权力。(42)国家自主权是实现国家暴力合法性垄断的直接体现，也是展现国家强制力和主导权的核心表征。曼认为，国家自主权实现有赖于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和专制性权力(despotic)，前者是国家通过社会获得力量，体现了国家向社会渗透的能力，而后者则是国家强加给社会的力量，体现了国家对市民社会(包括地方)权力控制的能力。分离共同体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国家自主性的发挥，对国家生存是个挑战。正因如此，国家需要集中精力应对分离问题。中央默许分离共同体分离致使分离成功的路径在欧亚地区没有找到经验支持。(43)尽管国家都希望解决分离危机，但国家专制性权力大小影响分离问题的解决程度。在专制性权力较大的国家，国家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分离危机，不允许分离势力的存在，更拒绝与分离共同体进行讨价还价，反之，专制性权力较为弱的国家，则倾向于维持现状，等待合适机会解决分离危机。我们依据国家专制性权力大小将国家分为两种类型：强力国家，即国家不畏惧任何分离风险，使用强力手段解决分离危机；脆弱国家，即国家专制性权力难以解决分离危机，采取维持现状的策略。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统治精英实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与意志，并受到国家能力的支配。从分离冲突到内战取决于母国是否完全相信依靠铁腕手段可以解决分离问题，即强力国家逻辑。强力国家逻辑是分离冲突升级的重要前提，它首先是一种国家意志体现，而国家能力影响分离冲突升级后冲突规模的大小。
2.国际干预力量
尽管母国的国家专制性能力对分离冲突的爆发至关重要，但从实践中看，仅母国和分离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能够完全解释一些国家的大规模分离冲突，特别是欧亚地区的分离战争。欧亚地区大部分分离运动位于俄罗斯文明中心的边缘，异常容易受到双重力量的干预——来自俄国干预，以及来自域外大国的干预。国际干预力量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分离冲突的爆发。在欧亚地区，作为分离冲突的重要推动力，国际干预力量也有程度上的区别。其中，直接介入他国内政，跳过母国对分离共同体进行各项支持则是国际干预力量强的表现。而与母国维持正常交往，拒绝承认分离行为体的存在则意味着国际干预力量较弱，甚至不存在。这在冷战后地缘政治斗争中显得更为突出。另外，国际干预力量可能会改变母国国家精英对国家治理现状的认知，对母国改变对分离地区的治理政策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大国干预对提升分离政权的分离决心也有较大作用。如果分离政权承受大国干预的压力较大，很可能失去分离决心，安心接受现状；如果分离政权接受大国支持较为充分，则会坚定分离决心，不惜与母国爆发分离冲突以实现独立。
(三)分离冲突升级的假设
因此，本文给出欧亚地区分离冲突升级的核心假设是，获得国际干预力量支持的分离共同体坚定分离决心，与强力母国对抗将爆发大规模分离冲突。对欧亚地区而言，获得外部支持的分离共同体更容易寻求与母国对抗，爆发大规模的分离冲突。作为强力国家的母国更容易迫切使用武力手段解决分离问题，引起分离冲突的升级。外部干预势力、母国和分离共同体三个行为体互相影响，形成了一个闭合的三角形结构，即三角关系。三角关系构成一个系统的动力机制。母国与国际干预力量的动态博弈，母国对分离共同体态度的强力干预的程度，都会促成分离冲突的升级。
图1 分离冲突升级的三角关系
四、欧亚边缘地区分离冲突的升级
本文选择四个案例对假设进行检验：中亚穆斯林分离运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分离运动；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分离战争；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运动。案例中指涉的地区存在成熟的共同体，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分离倾向，较容易受到国际干预力量的影响。其母国苏俄、苏联、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都是成长中的国家，对国家自主性甚为敏感。这四个案例分别代表四种不同的类型(见表2)。其中，南奥塞梯和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都爆发大规模冲突，以及未爆发大规模冲突的乌克兰独立运动，爆发多次规模冲突但并未扩大化的中亚分离运动。下面将使用过程追踪的方法检验理论的有效性。
(一)中亚穆斯林运动
在帝俄时代，穆斯林居民一直被沙俄政府视为潜在的威胁力量加以防范。由于帝国伊斯兰地区的民情特别难以掌控，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成为对抗中央政府的泛伊斯兰浪潮。因此，沙皇政府给予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的文化自治和行政自治，保证穆斯林的信仰自由。(44)但穆斯林社会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反抗俄中央政府的歧视和压榨。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在穆斯林中传播有限，穆斯林的反抗更多的是基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等思想。(45)因此，穆斯林革命不同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社会革命。
随着一战的爆发，战争与革命刺激全俄穆斯林。1916年，穆斯林暴动席卷中亚。在二月革命后，全俄穆斯林协会在革命的热潮下不承认临时政府，民族运动日益高涨，引发穆斯林的独立运动。(46)十月革命之后更是加剧了政权与穆斯林群体的冲突张力。中亚民众通过革命发现民族主义，并将“泛突厥主义”作为穆斯林民族动员的力量，联合说突厥语的中亚穆斯林脱离俄罗斯的控制。(47)比如，克里米亚鞑靼人独立，并建立克里米亚人民共和国；北高加索穆斯林如巴什基尔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多数与白军合作，反抗苏维埃政权；中亚的封建贵族以及一些宗教团体和上层人士为了反抗布尔什维克，组织起一支半职业的武装进行“圣战”，其名为“巴斯马奇”，并得到英帝国主义等支持。(48)在1917-1920年，多地出现两个政府并立的局面：由俄罗斯工人、战士和殖民支持地方苏维埃；由政治意识较强的原住民穆斯林和反社会主义政党以及白军支持的穆斯林政府。(49)布尔什维克政府对分离政府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出动苏联红军收复失地，消灭分离势力；另一方面为了赢得穆斯林世界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给予巴什基尔(1919)、鞑靼人(1920)等穆斯林群体以更大的自治，并顺利占领克里米亚，解决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问题。1920年苏联红军占领突厥斯坦的政治中心布哈拉和希瓦，在地方建立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花剌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正式消灭中亚地区的保护国(50)，但叛乱直到1923年才结束。
穆斯林的分离主义并不是基于成熟的民族诉求，而是对帝俄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在“战争与革命”年代的总爆发。由于穆斯林分离主义缺乏稳定持续的外部支持力量，再加上发动叛乱的高层与底层民众的需求有分歧，双方难以达成一致的分离决心。苏俄很快就平息了席卷全国的分离叛乱。
(二)苏联晚期乌克兰独立运动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干部迭次更换和选举急速地瓦解和动摇了苏联共产党(51)，地方加盟共和国独立倾向和国家观念加剧。
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分子为争取独立开展大量政治运动。乌克兰人民运动，即鲁赫(Rukh)，虽然一度发展到数百万人规模，但支持者集中于乌克兰西部地区。鲁赫运动提出一些要求，例如共和国对经济拥有更多的决策权，支持乌克兰语成为“共和国”语言，并在教育、文化和媒体等领域推广，拥有自己的剧院和出版社。(52)乌克兰民族运动并没有达到强烈的程度，其提出的目标也相对温和，而且并没有获得大量选民和共产党精英的热情支持。(53)可以说，乌克兰并不存在“分离诉求”，也没有分离决心。乌克兰民族主义并不激进，其初期政治要求即“建立在列宁主义联邦制度之上拥有真实和永恒的主权”，“所有土地、水域、矿藏等属于共和国人民财产，仅在允许之下才能被使用”局限于拥有部分自治权的领域，对“国家主权”的定义并不彻底。(54)尽管后期，鲁赫提出独立的要求，但鲁赫并未在乌克兰共和国的中部、南部和东部各州——说俄语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族占据大多数的地区——获得影响力。(55)
因此，苏联晚期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已波及到乌克兰。苏联晚期尽管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内部精英分化严重，但对莫斯科中央依然忠诚。(56)但社会思潮发生逆转，1990年3月40个独立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为民主集团(Democratic Bloc)，呼吁争取乌克兰政治经济主权、制定新宪法、进行民主化和国家重建以及销毁核武器。(57)社会民族主义思潮发生逆转，在外界力量的影响下呼吁乌克兰“独立”，乌克兰分离势力逐渐形成，并获得乌克兰共产党的支持，共同争取乌克兰主权。1991年，随着波罗的海三国宣布从苏联退出，乌克兰也发布主权宣言。在八一九政变流产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以346票对1票通过了独立宣言。12月份，乌克兰、白俄罗斯跟随俄罗斯签订《别洛韦日协议》，正式宣布苏联解体。
在苏联晚期，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转变为分离运动并不是外部力量干预的结果，也不是与强力国家对抗造成的。乌克兰民族运动逆转与外部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很大，甚至说促成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和方向的转变。而苏联力量的弱势也无法运用多种手段解决乌克兰分离运动。一致的分离决心、脆弱的国家状态以及良好的国际环境也能促成乌克兰的和平分离。与2014年乌克兰东部分离运动不同的是，乌克兰独立是安稳平静的。正是没有外部干预和强力母国的存在，乌克兰分离运动并没有升级为大规模分离冲突。
(三)南奥塞梯分离运动
格鲁吉亚境内的分离主义主要存在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其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1)族群之间互不信任的历史传统；(2)苏联政治设计族群-联邦主义在格鲁吉亚划分政治自治和行政自治分立，布尔什维克对族群冲突最高垄断裁判权使得格鲁吉亚难以表现出强力的政治威信；(3)民族-区域的结合也造成地区主体民族坐大，也容易成为民族压迫和歧视之源；(4)苏联对原著民族的支持和传统创造以及对宪法规定的“分离权”都从制度上给予分离一定的合法性支持，从而带来诸多的族群问题。(58)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由于民主化、公开化和新思维盛行，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思潮泛起，民族狂热逐渐发展，族群关系紧张形势凸显。1989年4月9日，第比利斯举行和平示威游行，要求获得独立，最终演变成格鲁吉亚极端民族主义。“打倒苏共的无上权力!”“格鲁吉亚是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用扫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结果遭到苏联特别行动部队镇压，造成至少19名格鲁吉亚示威者死亡。(59)第比利斯事件之后，苏共中央感受到巨大压力，作下承诺不使用武力“惩处分离主义势力”，但是，整个格鲁吉亚民众情绪被调动起来，政治参与意识急剧增强。(60)这迫使甚至最为保守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也急于向民众展示自身的爱国立场。他们认为，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都不是格鲁吉亚的“本土人”，这些族群都不能与格鲁吉亚国人享有相同的权利。(61)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在苏联末期和独立初期掌握国家政权，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新国家精英与分离族群形成对抗心理使得其忽略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过分强调现代国家主权，在极端民族主义影响下其现代国家治理方略也是采取排斥态度，使用战争手段解决“已行政自治”少数民族的反叛。苏联晚期的制度变革正是少数族群分离的机会窗口。第比利斯事件不仅令奥塞梯人对格鲁吉亚民族主义非常敏感，同时也产生极大的模仿效应。1989年8月，奥塞梯人埃德蒙·尼克哈斯(Ademon Nykhas)支持南奥塞梯独立。接着南奥塞梯就发生大量的暴力族群冲突。(62)1990年，南奥塞梯地方党因为抗拒格鲁吉亚大选而被取缔，南奥塞梯自治州单独将南奥塞梯升级为独立苏维埃民主共和国(Independent Soviet Democratic Republic)，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取消其自治的权利作为报复。同时，在茨欣瓦利的学校只能教授格鲁吉亚语(63)。但是，南奥塞梯仅有14%的人懂得格鲁吉亚语言，情急之下埃德蒙·尼克哈斯向苏联请求帮助。但是事态恶化速度较快，11月份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带领1万多格鲁吉亚人向茨欣瓦利进军，这明显让南奥塞梯人感受到了压力。(64)苏联军队的介入才使得这场冲突并没有迅速上演。但是，南奥塞梯在随后的12月民众选举中有70%选民承认“南奥塞梯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这一政治身份(65)，而南奥塞梯的分离问题也并没有得到解决，持续威胁格鲁吉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逐渐形成了胶着的冷冲突状态，双方对国际冲突解决机制的不信任造成不满的累积，酝酿战争的风险。
2003年的玫瑰革命导致新国家精英上台，萨卡什维利(Mikhail Saakashvili)以民主和“走向西方”为核心价值观执掌国家政权，将解决族群分离问题视为“标榜史册”的卓越行动，欲求毕其功于一役。(66)阿扎尔问题的解决，极大地鼓舞了萨卡什维利的信心。随后，萨卡什维利转向南奥塞梯，关闭了位于冲突地带的埃尔格涅提市场(Ergneti Market)(67)，极大地影响到了南奥塞梯的财政收入，并许诺奥塞梯人只要反抗分离政权，就可以拿到免费的国家退休金。但是这一行动并没有赢得南奥塞梯人的好感，反而激化了双方的冲突。自2004年起，南奥塞梯的冲突开始逐渐增多起来。
南奥塞梯分离决心的迅速形成成为分离冲突爆发的第一要件。而第二要件则是格鲁吉亚采取两手策略，即寻求西方支持和强力解决分离问题。前者激怒周边大国俄罗斯，迫使其采取支持南奥塞梯以减少南部的威胁。后者则将分离问题扩大化，为两方大规模对抗埋下了伏笔。
“颜色革命”后，格鲁吉亚急切较向西方，寻求西方支持成为萨卡什维利首要工作。力求尽快成为欧盟成员，和美国与欧洲进行合作，并依托北约加入欧美—太平洋安全机构成为萨卡什维利的重要外交目标。虽然格鲁吉亚获得了西方的大力支持，萨卡什维利一时被称之为“第四波民主运动”的领袖，但这并不能改变格鲁吉亚积贫积弱的局面。民主化的格鲁吉亚并没有增强国家能力，反而让掌权者高估了格鲁吉亚的力量。与俄国的争锋交恶促使俄国对分离地区态度发生急速转变。萨卡什维利创造了腐败监督性国家，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联系起来应对腐败，却反过来加强了总统制的“垂直权力”(68)。在萨卡什维利时代，政治控制大大增强，广泛的监控体系被建立起来，社会权力更多地转移到政府身上。个人威望极高的萨卡什维利把自己视为解决国家问题的重要历史人物，把南奥塞梯看作是实现个人雄心的突破口，而对俄国的坚决与对统一国家的决心促使他对南奥塞梯动用武力。2008年8月8日凌晨，格鲁吉亚军队首先向驻扎在茨欣瓦利的俄罗斯维和部队及其平民发动攻击。俄国宣布介入战争，导致冷战后最为严重的分离战争爆发。
南奥塞梯分离冲突的升级验证了理论假说。正是格鲁吉亚强力解决分离问题的逻辑促成了南奥塞梯分离决心的形成，也形成了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冷冲突的对峙局面。格鲁吉亚寻求西方支持与俄罗斯对抗促成了分离问题的国际化，也促使冷冲突升级为内战。格鲁吉亚希求外力强力解决分离问题，却无法完全获得西方支持，结果高估自身实力。俄罗斯的强力介入反而使得南奥塞梯问题至今无法解决。
(四)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运动
独立后较长时间里，乌克兰“前共产党领导人”占据优势，国家精英集团并未改变。(69)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负责人克拉夫丘克(Kravchuk)在政治变革中逐渐“重新发现”民族认同和自豪感，并成为乌克兰爱国者。(70)在执政期间，他保持着集权主义和妥协的立场，试图调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东部说俄语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族人的关系。随着乌克兰多党政治的形成，在没有强力的领导型政党的乌克兰，支持民族主义的右翼力量和支持国家权威的左翼力量逐渐形成对垒，构成了乌克兰政局逐渐走向多元的重要景观。乌克兰意识形态也因为多党制的发展而逐渐缺失，小政党体系和多元化的政治观念市场导致乌克兰的国家精英越难掌控政局。(71)
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使得反对派领袖尤先科执掌政权，开启长达5年的尤先科时代。在此之前，乌克兰是一个“运转不灵的国家”，宪政不稳、与俄交恶、能源腐败、裙带关系盛行。(72)更为严重的是乌克兰的地区分离势力已经萌芽，颜色革命之后东部地区感到悲观，甚至愿意走向分离。哈尔科夫地区希求“自治”，乌克兰东部政治领袖、总理亚努科维奇在顿涅斯克甚至愿意与俄驻乌大使切尔诺梅尔金与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商讨如何从乌克兰独立出去。(73)
“颜色革命”之后，乌克兰并未成为欧盟的候选国家，2005年11月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乌克兰偏离了发展航向。(74)2006年，橙色联盟分裂，亚努科维奇重回政坛担任总理。随后的2007年宪法危机，橙色领袖内部争斗成为尤先科最后执政三年的常态。
由于尤先科“亲欧远俄”的外交举措使得乌克兰在欧亚地缘政治中处于劣势，削弱了其巩固政权、构建现代国家的外部支持。(75)俄罗斯加紧在乌克兰扶持亲俄力量，而东部地区精英由于与俄有天然的联系更是成为俄拉拢的核心。2006年，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Party of Regions)获得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民众和寡头提供关键性支持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亚努科维奇成为总理。(76)亚努科维奇呼吁修复与莫斯科的关系、将俄语定为乌克兰国语、宣扬保守价值观，这赢得乌克兰东部地区选民的强烈支持。2010年，亚努科维奇赢得大选，成为总统，标志着旧国家精英再次回归权力中心。尽管如此，亚努科维奇从未在乌克兰西部任何一州赢得多数选票，而亲西方的候选人在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州的选票也从未超过20%。(77)2010年自由选举表明，尤先科在国族建设上并不成功，其强调呼召的“乌克兰民族认同”并没有得到多数民众响应。
经历过“颜色革命”洗礼的乌克兰民众特别是青年对“民主”价值认识模糊，甚至无法解释为什么乌克兰要加入民主国家众多的欧盟，无法理解欧盟内部存在大量的抗争运动。(78)但“颜色革命”形成的街头抗争传统成为乌克兰民众表达“不服从和抗争”的工具。如同第比利斯事件之后的格鲁吉亚，乌克兰民众学会通过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和象征艺术表达政治诉求和不满。在亚努科维奇执政时期，迅猛发展的社会力量与代表地方一隅的亚努科维奇政府形成鲜明的对垒。反对派以自由民主价值谴责亚努科维奇政府是“强盗政府”，将“俄罗斯苏联性”引入乌克兰的妖魔。(79)亚努科维奇政府在应对社会抗争上无所作为，使得政府合法性危机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国家无法有效应对来自社会的抗争风险。与尤先科类似，亚努科维奇首先应该巩固选举胜利成果，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但在选举胜利之后，亚努科维奇政府并没有制定清晰的国家发展方案，在现代国家建设问题上也只是承诺提高社会福利(80)，但并没有制定清晰严格的改革计划。亚努科维奇执掌最高权力之后打造寡头利益集团、控制乌克兰安全部队、收敛巨额财富。(81)亚努科维奇将国家安全视为其当政后最为重要的部分，议会则被边缘化。在“后颜色革命”时代，乌克兰现代国家建设方略不仅难以获得民众支持，更加剧反对派抗争。(82)
亚努科维奇政权的“自利”政治造成国家弱势，并很快失去民众信任。在媒体和大国的支持下，乌克兰国家与社会对抗逐渐由于议题的分立演变成为亲俄和亲西方的对抗，并与乌克兰东西部差异契合起来。2013年底，亚努科维奇当局突然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的联系国协定的相关工作，转向与俄罗斯对话。(83)此举引起大量民众特别是乌克兰西部地区和反对派的不满，乌克兰亲欧盟示威在基辅街头席卷开来。
基辅抗议与亚努科维奇的政权弱势造成乌克兰危机逐渐酝酿发酵，并演化为地区矛盾。东部和西部地区在对待亚努科维奇政府以及对乌克兰未来地缘政治走向态度上的“极化”升级为政治对抗。俄罗斯并不愿意丢失乌克兰，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若乌克兰不属于欧洲，俄罗斯就不能属于欧洲，甚至不再成为帝国。”(84)乌克兰爆发危机后，俄罗斯对乌克兰地区进行强力干预。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不理会欧美的警告和制裁决定，与宣布独立并申请加入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迅速签署入俄条约。(85)随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相继宣布公投独立。选举结果一出，美欧立刻表示不承认并谴责，俄罗斯则表示尊重选举结果并将与之合作。(86)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赞，乌克兰东部地区反抗政府军“取得的成果”，并呼吁乌克兰就东部地区的国家地位进行谈判。(87)由于俄罗斯与西方大国的僵持，《明斯克协议》尽管达成，乌克兰分离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乌克兰东部分离问题与南奥塞梯类似，原本存在的分离问题由于领导人错误的国家治理政策导致复杂化，并最终极化为东西部矛盾。而乌克兰政府依靠强力逻辑解决分离冲突，最终酿成更大规模的内战。俄罗斯对乌克兰内政的介入则是促使乌克兰东部分离运动形成的最大因子。正是俄罗斯的介入使得乌克兰东部分离问题升级成国际问题，影响分离问题的解决。
(五)小结
综合以上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见表3)，在存在同样的政治条件下，欧亚地区的分离主义冲突的升级与母国的国家权力类型以及外部干预力量有密切关系。南奥塞梯与乌克兰东部地区对国家的反叛则证明这一点。而中亚穆斯林失败则缺乏外部力量干预支持的分离运动，在强力国家的打击下很快失败，没有转变为持久的冷冲突，分离冲突也并没有升级为分离战争。值得比较的是，拥有强烈意愿解决车臣分离主义的俄罗斯精英也与车臣爆发两次大规模冲突。这一反例证明强力国家是分离冲突规模升级的关键变量。而乌克兰独立作为本文中的负面案例，证明了在没有母国强力解决分离问题的前提下，分离共同体的分离运动很难升级为大规模分离冲突和战争。受到俄罗斯影响巨大的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保持长期的冷冲突。乌克兰危机后，乌克兰东部地区也与政府保持对峙状态。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这两个分离共同体与强力国家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剧烈冲突，升级为内战。上述案例修正了本文所给出的核心假设，即大规模分离冲突的爆发与国家权力类型和国际干预密切相关。强力国家与分离共同体存在爆发大规模分离冲突的可能性，但外部力量对分离共同体的支持则无疑促成大规模分离冲突的爆发。
本文通过对欧亚地区分离冲突及其升级的探讨，认为国际干预力量和强力国家逻辑是促成分离冲突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受到外部力量支持的分离共同体更容易形成分离决心，强力国家的回应则有将分离冲突升级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基于对四个案例进行过程追踪，本文认为，分离冲突发生与强力国家有关，而缺少持续的外部支持则无法保证分离共同体取得独立。欧亚地区分离共同体形成和稳固多是基于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即拥有分离决心的分离共同体，采用强力逻辑解决分离问题的母国，以及为分离共同体提供强力支持的外部力量。这三个行为体相互影响，共同形成塑造分离状态以及推动分离冲突升级的“三角形结构”，并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分离问题的解决。
通过对“三角形结构”进行客观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分离问题的症结，并对政策研究给出重要的启示。首先，由于分离共同体的分离决心影响分离问题的解决，对国家行为体来说，塑造稳定核心的国家认同，构建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是治理分离问题的重中之重。构建强有力民族国家将瓦解分离共同体的认同基础，改变分离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和认知结构，并促成新的认同感的形成。
其次，国家采用强力手段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往往会遭到分离共同体的反抗，并趁机寻求外部支持造成分离问题的国际化。因此，改变应对分离问题的策略，采取多种手段应对分离危机和问题，运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力量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改变形势是较为理性的选择。分离冲突的升级不仅造成形成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历史记忆，同时也促成分离共同体进行更有效的政治动员。所以采取楔子战略分化瓦解分离共同体的政治力量，减少分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密切联系，采用经济措施吸引更多的民众支持，执行开放的文化战略更是吸引分离问题解决的重要方法。
最后，外部干预力量是分离共同体分离决心和斗争的重要来源，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方法就是防止分离问题国际化。国家应通过强有力的国际机制和外交战略，减少外部势力对分离势力的支持力度，并采取一切手段组织分离共同体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寻求国际社会支持，警惕周边环境恶化对分离问题复杂化的风险。减少分离问题的国际化将使得母国在应对分离问题上更具优势，更能有力的处理分离问题带来的挑战，并避免分离问题的升级和扩大化。
本文为第二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前沿论坛优秀论文。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文章如有疏漏之处，责任由作者承担。
①Claus Offe,"Capitalism by Democratic Design? Democratic Theory Facing the Triple Transi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Social Research,1991,Vol.58,No.4,pp.865-902.
②Juan Linz & Alfred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③Paul Kubicek,"Regional Polarisation in Ukraine:Public Opinion,Voting and Legislative Behavior",Europe-Asia Studies,2000,Vol.52,No.2,p.273.
④在本文中，欧亚地区指的是后苏联空间地区所涵盖的地域范围。
⑤Monica Duffy Toft,The Geography of Ethnic Viol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⑥这方面的杰出贡献是Lars-Erik Cederman，他和他的团队建立Ethnic Power Relations数据库，并使用GIS等软件分析族群冲突爆发的地理和人口原因。参见：Manuel Vogt,Nils-Christian Bormann,Seraina Ruegger,Lars-Erik Cederman,Philipp Hunziker,and Luc Girardin,"Integrating Data and Ethnicity,Geography,and Conflict:The Ethnic Power Relations Data Sets Famil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2015,June,pp.1-16; Lars-Erik Cederman,Halvard Buhaug and Jan Ketil Rod,"Ethn-Nationalist Dyads,A GIS-Based Analysi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2009,Vol.53,No.4,pp.496-525.另外Bunce认为，母国(中央)与分离实体(边缘地区)意识形态“反转”会造成分离实体“自决”威望提升，分离需求会增大。参见：Valeria Bunce,Subversive Institutions:The Desig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⑦Ted Robert Gurr,"Minorities at Risk:A Global View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3; David S.Siroky and John Cuffe,"Lost Autonomy,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5,Vol.48,No.1,pp.3-34; Cederman,Lars-Erik,Simon Hug,Andereas Schadel,and Julian Wucherpfenning,"Territorial Autonomy in the Shadow of Conflict:Too Little,Too L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5,Vol.109,No.2,pp.354-370.
⑧Donald Horowitz,Ethnic Groups in Ethnic Conflict,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Laitin David," Marginality:A Microperspective," Rationality and Society,1995,Vol.7,No.1,pp.31-57; Laitin David,"Secessionist Rebell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1,Vol.34,No.8,pp.839-861.
⑨Monica Duffy Toft,"Self-determination,Secession and Civil War",Terrorism and Political Science,2012,Vol.24,No.4,p.585.
⑩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On 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War",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8,No.4,pp.563-573;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Oxford Economic Papers,2004,Vol.56,No.4,pp.563-595.
(11)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Michael L.Ross教授做连续的研究。参见：Michael L.Ross,"How do Natural Resources Influence Civil War? A Medium-N Analysis".http://www.sscnet.ucla.edu/polisci/faculty/ross/HowDoesNat.pdf; Michael L.Ross,"How do Natural Resources Influence Civil War? Evidence from Thirteen Cas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04,Vol.58,No.1,pp.36-57; Michael L.Ross,"What do We Know about Natural Resources and Civil War",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2004,vol.41,No.3,pp.337-356; Heinz Welsch,"Resource abundance and internal armed conflict:Types of natural resource and the incidence of new wars",Ecological Economics,2008,Vol.67,pp.503-513; Philippe Le Billon,"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war:natural resources and armed conflict",Political Geography,2001,Vol.20,pp.561-584；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团队也在进行有关石油与族群冲突相关研究，参见熊易寒、唐世平：“石油、地理与内战：油田区位如何影响族群冲突的强度”，复旦大学工作论文，2013年6月；唐世平、张卫华、王凯：《中国海外投资与南苏丹族群政治》，载《文化纵横》2014年10月号；熊易寒、唐世平：《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
(12)Anthony Smith,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E.J.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E.J.Hobsbawn,On History,New York:The New Press,1997;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New York:Verso,2006; 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Second Edition(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 edition,2009.
(13)Philip G.Roeder,"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World Politics,1991,No.2,pp.196-232; Will Kymlicka,Theories of Secessionism,London:Routledge Press,1998.
(14)族群区域联邦主义(ethno-territorial federalism)是20世纪的政治现象，特指族群仅承认他们当地的行政区域并且依靠他们自己的次国家政府而行事，被认为是管理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式，是革命政权转向集聚和保存其前革命时代国家领土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工具。但松里公孝将其用于分析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和中国也是适用于苏联的族群区域联邦主义，却有很多不妥。首先，几国之间的政治结构有本质上的区别，其次，各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路径不同，难以比照；最后，几国的政治发展历史与现实有诸多区别，难以用一个概念划一。参见：Kimitaka Matsuzato,"The rise and fall of ethno-territorial federalism:A comparison of the Soviet Union(Russia),China and India",lecture in ECNU,2013.8.7,pp.2-12.
(15)但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认为联邦制可以管控族群冲突，防止悲剧的发生。参见：Arend Lijphart,Democracies in Plural Societies：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Arend Lijphart,Democracies: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21 Countrie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16)Alemante G.Selassie,Ethnic Federalism：Its Promise and Pitfalls for Africa ",2003,Faculty Publications,Paper 88.http://scholarship.law.wm.edu/facpubs/88.
(17)Dawn Brancati,"Decentralization：Fueling the Fire or Dampening the Flames of Ethnic Conflict and Secess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aion,2006,Vol.60,No.3,pp.651-685; Svante Cornell,"Autonom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Caucasian Conflict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World Politics,2002,Vol.54,pp.245-276.
(18)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Greed and Grievances",World Bank DECRG Working Paper,Washington DC,2000；Sambanis Nicholas,"Do ethnic and nonethnic civil war have the same caus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quiry(part I)",2001; Hegre,H.,T.Ellingsen,N.P.Gleditsch,and S.Gates.2001,"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war? Opportunity,grievance and civil war,1916-1992",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1,Vol.95,No.1,pp.33-48; Elligensen,Tanja.,"Colorful Community or Ethnic Witches’ Brew?,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2000,Vol.44,No.2,pp.228-249.
(19)Guillermo O’Donne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
(20)Larry Diamond,The Spirit of Democracy: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New York:Times Books,2008; Ethan B.Kapstein and Nathan Converse,The Fate of Young Democrac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美]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萨缪尔·亨廷顿著：《第三波》，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21)Marta Reynal-Querol,"Ethnicity,Political Systems and Civil Wars",The Conflict of Resolution,2002,Vol.46,No.1,pp.29-54.
(22)Jack Snyd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Post-Soviet State",Survival,1993,Vol.35,No.1,pp.5-26; Jack Snyder and Karen Ballentine,"Nationalism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6,Vol.21,No.2,pp.41-75; Edward D.Mansfiled and Jack Snyder,"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the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5,Vol.20,No.1,pp.5-38; Jack Snyder,From Voting to Violence,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NY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Inc.,2000.
(23)Harris Mylonas,The Politics of Nation-Building,Making Co-Nationals,Refugees,and Minori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Andreas Wimmer,Waves of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Crawford Young,"Nationalizing the Third-World State:Categorical Imperative or Mission Impossible",Polity,1982,Vol.15,No.2,pp.161-181；科勒使用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来论述反抗国家化民族认同独特的族群群体，参见：Walker Connor,Ethnonation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24)Mann Michael,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25)Andreas Wimmer,Nationalist Exclusion and Ethnic Conflic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Martin Doornbos,Global Forces and State Restructuring,Dynamics of State Formation and Collapse,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6; Aidan Hehir and Neil Robinson edited,State-Building: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and NY:Routledge,2007.
(26)Rogers Brubaker,Nationalism Reframed: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Erin K.Jenne,Ethnic Bargaining:The Paradox of Minority Empowermen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Stephen M.Saideman,The Ties that Divide:Ethnic Politics,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Stephen M.Saideman and Wiliam Ayres,For Kin or Country,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Stephen M.Saideman,"Separatism as a Bargaining Posture:The Role of Leverage in Minority Radicalization",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2007,vol.44,No.5,pp.539-558.
(27)Rogers Brubaker,"National Minorities,Nationalizing States,and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Daedalus,1995,Vol.124,No.2,pp.107-132.
(28)分离问题虽然属于母国的，但如果地域处于边境地区，会牵涉到边界安全、另外族群纽带也会将分离冲突国际具体化。参见：Rogers Brubaker,Nationalism Reframed: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Erin K.Jenne,Ethnic Bargaining:The Paradox of Minority Empowermen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 Stephen M.Saideman,The Ties that Divide:Ethnic Politics,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Stephen M.Saideman and William Ayres,For Kin or Country,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Stephen M.Saideman,"Separatism as a Bargaining Posture:The Role of Leverage in Minority Radicalization",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2007,vol.44,No.5,pp.539-558.
(29)Rajat Ganguly and Ray Taras,Understanding Ethnic Conflict: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New York:Longman,1998；Beth Kathleen Dougherty,"Breaking Away,Intervention and Secession",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Virginia,May 2001,chapter 1.
(30)Herbst Jeffrey,"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boundaries in Afric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9,Vol.43,No.4,pp.673-692; Jackson Robert H.and Carl G.Rosberg,"Why Africa’s Weak States Persist:The Empirical and the Juridical in Statehood",World Politics,1982,Vol.35,No.1,pp.1-24.
(31)Louis Belanger,Erick Duchesne and Jonathan Paquin,"Foreign Interventions and Secessionist Movements:The Democratic Factor",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2005,Vol.38,No.2,pp.435-462.
(32)Stephen M.Saideman,"Ties versus Institutions:Revisiting Foreign Interventions and Secessionist Movements",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7,Vol.40,No.3,pp.733-747.
(33)[俄]E.T.盖达尔：《帝国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34)Richard Pipes,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1917-1923,Preface
(35)Viva Ona Bartkus,The Dynamic of Seces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0.
(36)由于本文研究的内容时间跨度较长，且涉及到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不同的概念，直接使用族群来分析波兰和波罗的海的分离主义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本文在不特定说明的情况下一般使用共同体来表示民族(族群)的概念。
(37)分离共同体这种最大化生存机会在具体表现为分离共同体拥有强烈的分离决心。分离决心指的是分离政体愿意承受任何代价离开母国独立建国的情感和认知结构。它是分离共同体动员的阀门，是形成群体对抗的重要力量。
(38)Monica Duffy Toft,The Geography of Ethnic Viol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p 18-20.
(39)Henry E.Hale,The Foundation of Ethnic Politics:Separatism of States and Nations in Eurasia and th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64-65.
(40)冷冲突(frozen conflicts)最早由莫拉尔(Morar)提出，用于描述介于冲突“冰点”(完全停火)和冲突“沸点”(完全交战)之间的未定情势。参见Filon Morar,Frozen Conflicts:Transcending Illusive Dilemmas",2010.Per Concordiam,Vol,No.2,pp.10-17.
(41)S.Neil McFarlane,Frozen Conflict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the case of Georgia/South Ossetia,Institute for Peace Research and Security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IFSH(Hrsg),OSCE Yearbook 2008,2009,Auflage,p.24.
(42)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nisms and Result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25,No.2,p.210.
(43)国家在原则上不会与分离共同体达成妥协，20世纪鲜有案例表明国家支持分离共同体进行和平分离。参见:Robert Young,"How do peaceful secessions happen",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4,Vol.24,No.4,pp.773-792.Henry E.Hale,The Foundation of Ethnic Politics:Separatism of States and Nations in Eurasia and the World,p.66.
(44)Ronald Griogor Suny edit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Th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50
(45)Richard Pipes,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1917-1923,p.155-156.
(46)Ronald Grigory Suny edit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The 20th Century,p.151.
(47)Ahmed Rashid,The Resurgence of Central Asia:Islam or Nationalism,London and New Jerse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6.
(48)巴斯马奇(Басмач)，来源于突厥语，意为袭击、破坏的意思。苏联学界把这一组织和活动总称之为“巴斯马奇运动(Басмачество)。参见：杨恕、林永峰：《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5期。
(49)Richard Pipes,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1917-1923,p.175.
(50)Ronald Grigory Suny edit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The 20th Century,p.151.
(51)[俄]Д.谢泽：《从勃列日涅夫“干部锻炼”到戈尔巴乔夫“迭次更换”——苏联1985-1989年间罗名制的动荡不稳》，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期。
(52)Alexander J.Motyl edited,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184.
(53)Ibid,p.171.
(54)Ibid,p.184.
(55)J.V.Koshiw,"The March 1990 Elections in Ukraines",Ukrainian Today,1990 August.
(56)Taras Kuzio,Ukraine: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New York:Routledge,2002,p.27.
(57)[美]保罗·库比塞克：《乌克兰史》，颜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58)Ceslav Ciobanu edited,Frozen and Forgotten Conflicts in the Post-Soviet States,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 Moshe Gammer,Ethno-Nationalism,Islam and the State in the Caucasus,Post-Soviet Order,New York:Routledge,2008.
(59)Per Gahrton,Georgia,Pawn in the New Great Game,Pluto Press:London,2010,p.82-83.
(60)有民意数据显示，在苏联镇压之后，有89%的格鲁吉亚人支持独立，相比之下，当时要求独立的爱沙尼亚人为64%，而拉脱维亚为65%。
(61)Stephen F.Jones edited,War and Revolution in the Caucasus,Routledge:New York,2010,p.30.
(62)[美]斯万·科内尔：《作为冲突来源的自治——关于南高加索冲突的理论探讨(下)》，胡敬萍译，载《世界民族》2007年第2期。
(63)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事后公开说，“没有必要害怕南奥塞梯这个术语”。参见：Svante E.Cornell,"Autonomy and Conflicts,Ethnoterritoriality and Separatism in the South Caucasus-Cases in Ceorgia",Dissertation for PhD in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Uppsala University in 2002,p.109.
(64)[美]斯万·科内尔：《作为冲突来源的自治——关于南高加索冲突的理论探讨(下)》，第22页。
(65)闻一：《奥赛梯：亲情与仇恨》，载《世界知识》2006年第23期。
(66)Georgi Derluguian,"Georgia's Return of the King",CSIS Program on New Approaches to Russian Security,Working Paper Series No.22,p.2.
(67)1992年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停火之后，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中间划开了一条“冲突带”，或称为中立区。位于冲突带内的埃尔格涅提(Ergneti)小镇靠近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1996年作为两地贸易的集市开放，交易各种商品。埃尔格涅提市场逐渐发展成为南奥塞梯地区最大的市场，并且为南奥塞梯政府提供大量的财政税收。
(68)Stephen F.Jones,"Democracy in Georgia da capao?" Cicero Foundation Great Debate Paper,No.13/02,April 2013,p.4.
(69)Ibid.
(70)Oxana Prisiajniouk,"The State of Civil Society in Independent Ukraine",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1995,Vol.20,No.1-2,pp.161-176.
(71)王军：《乌克兰危机的民族政治解读》，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4期；强晓云：《乌克兰政党制度的变迁》，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3期。
(72)Taras Kuzio,"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Ukraine as an Immobile State",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2011,Vol.25,No.1,p.89.
(73)Paul D’ Anieri,"Ethnic Tensions and State Strategies: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the Ukrainian State,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2007,Vol.23,No.1,p.4.
(74)Paul Kubicek,"Problems of Post-Post-Communist:Ukraine after the Orange Revolution",Democratization,2009,Vol.16,No.2,p.324.
(75)一个典型的例子即是尤先科在美国国会、欧洲议会等国际场所发言，宣传大饥荒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乌克兰官方也在国外会议和国际组织中开展承认1932-1933年大饥荒的活动。参见：杨恕、朱倍德：《后苏联时期俄乌关系中的历史、文化因素》，载《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5期。
(76)Sherr,James,"The School of Defeat",Zerkalo Nedeli Weekly(Keiv),2006,July 22-28,quoted from Paul Kubicek,"Problems of Post-Post-Communist:Ukraine after the Orange Revolution",p.333.
(77)朱适：《试析两次乌克兰总统选举与国内政治危机》，载《国际论坛》2010年第5期；沈莉华：《乌克兰东西部纷争的历史根源》，载《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78)Anastasiya Ryabchuk,"Right Revolution? Hopes and Perils of the Euromaidan Protests in Ukraine",Debatt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2014,Vol.22,No.1,pp.129-130.
(79)Ibid,p.133.
(80)Viktor Yanukovych,"Statement of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to the Nation",Statutes and Decisions,2011,Vol.46,No.3,pp.87-88; Arkadii Moshes,"The Constitution of Counterreforms",Statutes and Decisions,2011,Vol.46,No.3,pp.83-86.
(81)赵鸣文：《乌克兰政局突变原因及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
(82)Taras Kuzio,"Russi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under Victor Yanukovych",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2012,Vo.25,No.4,pp.560-562.
(83)赵鸣文：《乌克兰政局突变原因及影响》。
(84)[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85)戴长征、张中宁：《国内囿域下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及其影响》，载《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5期。
(86)高飞、张建：《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大国博弈及其对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载《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6期。
(87)同上，第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