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阵营陷入空前的民主困境和政治泥潭，西式民主的乱象昭示西方民主一元论的破产。西方政治困局引发了新一轮关于民主及政治发展等问题的争论与反思。民主政治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方向。应正确认识西式民主的局限性，破解西式民主的逻辑悖论和实践陷阱。中国的民主政治研究应坚定政治自信，构建升级版的民主研究和阐释路径，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和全面的政治发展观，以全面的政治发展观破解西式民主悖论，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和提升政治发展力。

关 键 词：民主  新民主观  政治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①因此，从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认识中国政治发展的优势、特征和潜力，辨清西方政治模式和理论的局限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定力与信心至关重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社会陷入困境，进一步暴露了西式民主政治的缺陷。多年来，西式民主一元论造成了民主过热、自由透支、治理赤字、发展短缺。西式自由民主理论思维走入极端，逻辑上陷入悖论，实践中步入泥潭。西方政治乱象和政治困局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民主问题的探讨与反思。例如，面对西方政治乱局，《金融时报》连续刊文称，“全球民主大衰退”“英美民主政体遭遇危机”、呼吁做空“全球民主”②。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一些有识之士也“看空”西式民主，看好中国政治道路和中国优势。

当前，西式民主政治陷入了多重困境，这为政治学界提供了鲜活的反面素材和绝佳的历史机遇：有利于更加科学地认识民主问题，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坚持“四个自信”，坚定政治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政治道路。

一、世界之乱昭示着西式民主一元论的破产

冷战结束以来，西式民主政治乱象是当今世界政治失序的乱源。冷战后，西方大国加快对外输出民主，策动街头政治，非但使对象国没有收获民主，反而导致了文明冲突、恐怖泛滥、政局动荡和“颜色革命”③。在西方世界内部，在民主泛化、治理赤字的同时，没能生产出更多合格的政治产品，却造成了劣质化、极端化、分裂化等政治难题④。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深陷经济和政治危机而难以自拔。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原因则在于政治、路线、政策。近年来，除经济持续低迷、社会分化之外，西方政治生态持续恶化。政治分裂和政治对抗占据西方政治的头条，国际上民粹思潮、排外行为、保守主义泛滥，恐怖主义袭击、国际难民潮和热点冲突持续不断。

2006年，被西方政治观察家视为国际民主化潮流的分界线。西方民主及民主化研究的旗手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惊呼，民主在逆转，民主国家在缩减，一些国家的民主岌岌可危，而西方自由民主质量下降⑤。2016年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等政治事件，进一步暴露了西式民主的缺陷，使得人们更加深入细致地观察和把脉西方政治乱象和民主病态：民主泡沫、民主撕裂、民主赤字、民主失败、政治衰败、政治对抗、政治失序、民主失范、政治阻塞、政治红灯、政治复仇、政治乏力，劣质民主催生了民粹，民粹反过来又杀死民主，等等。最近一年来，美国政治中的“邮件门”“通俄门”“泄密门”，已经将美国领导人搞得焦头烂额，美国政治陷入分裂而不能自拔。以司法独立、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等为标榜的美式民主政治将政治分歧、权力争斗和利益纷争推向极致，深深撕裂了社会民众和政治精英⑥。政界、媒体、情报界等相互攻击，美国政治仿佛陷入死结：决策混乱、相互掣肘、政治动员乏力、政治遭遇红灯。总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阵营陷入了空前的民主困境和政治泥潭。

我们看到，西方政治乱象和政治困局已经引发新一轮关于民主及政治发展等问题的争论与反思。近年来，英美学术界反思民主制度、甚至质疑民主价值观的声音此起彼伏。曾经提出“西式自由民主全胜论”和“历史终结论”而红极一时的日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自相矛盾，多次不得不坦言“美国政治衰败”和“民主制度显然可能倒退”⑦。2017年5月，一项欧洲民意调查表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有超过一半以上受访者不再认为民主是一个好东西。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两位青年学者罗伯特·福阿(Roberto Foa)和雅恰·蒙特(Yascha Mounk)在美国《民主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弱化的危险：民主的退潮》长文，文中数据表明，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不信任民主”。就此西方有人断言，西方民主政治出了大问题，世界政治可能面临重大变局。

当今西方世界的政治困境有其民主理论和政治思维模式的根源。学术研究上的民主一元论，思维方式上的选票至上论等是其重大缺陷：只有西方政治是民主的、民主是政治的全部、民主为西方所特有、西式民主是普世的和世界通用的、民主即是普选和多党政治……民主简化为选票政治，由此，政治家为了选票而不顾底线，等等。

近百年来，民主被视为西方政治的“底色”，西式民主原则被视为政治“铁律”和模板。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西方战略家将其包装成全人类“普世价值”和全球性政治标准。“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论家提炼成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谛，进而将“民主”演变成一种政治宗教，变成西方对外政治输出的“政治圣经和基本软件”，成为“软实力”的核心以及影响他国的“利器”⑧。西方民主标准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铁律”。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和选票政治也成为观察和评价世界政治的标准和模式⑨。

几十年来，在塑造西方民主理论霸权和民主政治魔方中，西方民主理论家功不可没。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下，一些非西方国家的民主激进派也推波助澜，深得西方民主一元论者的训导或真传。西式民主“被泛国际化、普遍化、神圣化、宗教化、教条化、工具化、功利化、标签化、碎片化”。为配合西方政要输出民主，西方政治谋士将民主模块化、程式化、软件化。西式民主成了绝对的、唯一的标准或准则⑩。

冷战结束后涌起的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一度吸引了西方大批的政治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关注民主和民主转型问题，甚至一些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专业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到民主研究之中。这些年来，仅从中文翻译和引进来看，西方国家研究民主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有的是偏重于对民主解释性、分析性、哲理性的研究，有些则是偏重于描述性、比较性和实用性。在民主书籍或精致高端、或严谨高深、或通俗优美之间，有些书籍还夹杂着数学模型：如民主潮流化研究、民主测量与排行研究、民主化比较与全球化研究、民主的实现研究、民主转型和巩固研究、民主的区域性和比较性研究、民主策划与设计术、民主标准研究、民主和平论、价值观外交和民主同盟论，等等(11)。不难发现，在西方民主问题研究热的背后，民主和民主推广已经成为西方“政治教条”，变成了西方外交政治资源和工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阵营出现了政治对抗、金钱政治、决策不畅等政治颓势，使得西方制度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1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人们认识到了民主的复杂性和局限性(13)。可见，随着西方世界经济陷入危机，西方世界的政治凸显颓势，过去圣经一般的“西式民主一元论”教条逐步式微，受到空前质疑。

二、民主研究政治性很强，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方向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的政治困境，暴露了西式民主的弊端和逻辑缺陷，凸显了中国道路的优势和价值。坚持“四个自信”的落脚点是保持政治定力、坚定政治自信，而政治自信的关键是破除西式民主崇拜和理论迷思。如今，实现政治理论突破的实践条件已经成熟，破除西式民主逻辑陷阱，突破“民主”天花板，已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

长期以来，如同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一样，国内政治学受西方民主教科书的影响很大。高校讲堂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不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党、阶级、专政等基本原理很少提了。一些高校政治学教材和教师满足于向学生灌输西方政治教材原理，不自觉地充当了西式政治教条的“小贩”。有些政治学专业毕业生对中国政治、中国当代政治思想、中国政治制度和实际运行机理不甚了解，满脑子是一知半解的西方政治知识。政治学课堂教学和中国实践脱节，形成“两股道”“两张皮”。言民主必谈希腊，言政治必是大选，言大选必看美国及西方。

不难看到，这些年在国际政治领域，西方在推行“和平演变”、策动街头政治和颜色革命之前，输出民主、传授“民主术”是关键环节。值得注意的是，苏共垮台、东欧剧变后，西方阵营把矛头对准中国，对华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我势力经常利用民主、人权、宗教、民族等问题，企图对我实施西化、弱化、丑化、分化和演化。西方一些媒体和智库中一些所谓的“中国通”习惯于用“民主、独裁、不民主”等逻辑来判断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治走向。前几年，西方一些基金会或民主促进组织一直希望通过传授“民主理念和选举技术”来演化中国。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定要弄清民主与人权等问题的内涵，要看清西方宣扬所谓“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背后暗藏的玄机。如今，在思想和舆论领域，如何定义民主已经成为一场国际意识形态大战。民主问题更是西方舆论对我国进行思想政治攻击的重点。民主是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和经济学中的市场化、私有化等问题一样，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可以说，民主观正确与否，是关乎主权和政治安全、关乎国家统一和兴衰、关乎民族命运的重大而关键问题。

如今破除西式民主一元论正当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以更加全面、更加科学的政治发展观，才能破解西式民主的逻辑悖论和实践陷阱，才能回答“世界之乱、中国之治”的命题。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和全面发展观旨在超越西式民主，突破民主单一化的分析框架，坚持对民主问题的阶级分析方法，把民主放回一个正确的位置。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但民主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政治发展进程的全部内容。正确而科学的民主观应当是将民主与秩序、稳定、效能、廉洁等统一于全面政治发展的进程之中。

因此，应准确认识西方民主在理论、逻辑、实践上的缺陷，勇于跳出单一的西式自由民主框架。从思想宣传、理论研究和实践方向等不同层面，科学而正确地把握民主问题，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和全面的发展观。只有超越西式民主一元论，将民主纳入全面发展的政治轨道，才能彻底地在概念上、逻辑上和实践中理清、理顺民主、政治发展、政治衰败等问题，才能扬长避短，提炼好、总结好和发挥好中国奇迹的政治内涵和政治优势。

三、坚定政治自信，构建升级版的民主研究和阐释路径

多少年来，“民主”是世界上使用最广、也是最富有争议的政治概念之一。无论在西方学术界，还是国内理论界，民主问题都是既熟悉又混乱、存在不少认识误区和模糊之处的研究热点。什么是民主?如何发展和实现民主?如何看待西式民主?民主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何在?民主有无阶级性和民族性?民主和民主化的标准是什么?民主与政治发展、政治衰败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政治发展和民主的成长有什么样的顺序和内在逻辑?一些国家为什么极力在世界上推销自己的民主?如何评价和比较各国的民主与政治发展力?怎样描述当今世界各国的民主进程和政治版图?世界各国政治发展与民主化的前景如何?西式民主化暗含哪些危险?提出哪些思想挑战?这些都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定要弄清民主与人权等问题的内涵。要抓住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西方对我们存在“认知错位”的关键问题，深入研究、各个突破。围绕民主问题的斗争，既是话语之争，又是理论之争、思想之争，更是制度之争和道路之争。只有冲破西式民主的话语体系，才能摆脱“挨骂”的境地。只有打破西式民主的政治逻辑，才能避免在思想上迷失、在实践中迷路，才能避免国际政治斗争中一败涂地。只有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走全面发展的政治道路，才能团结一致，凝聚各方力量，保持强大的政治发展力，推动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坚定政治自信，超越西式民主阐释和研究范式

民主是政治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成长条件。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中国学术界必须从思想和认识上澄清笼罩在民主问题上的迷雾，破除西式民主神话，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第一，超越西方传统的民主研究范式，鼓励全新升级版的民主研究路径。减少抽象概念层面的民主思辨，将民主研究重点“从概念争论引向实践分析”。从对民主一般性价值判断，转向实际进程描述和分析。在民主研究的空间层面从一国扩展到多国乃至世界范围的比较。在理论认识层面，从“民主-专制”等单一范式扩展到全面的政治进程剖析。

第二，强调发展民主的民族性和主权性。2006年前后，俄罗斯为应对“颜色革命”和西方的政治压力，普京总统提出了“主权民主论”(14)。民主是内生的，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主权性。世界各国国情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主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因地制宜的民主形式才富有生命力，外部强加的民主模式往往只能是华而不实的“自由外衣”。

民主不能强力输出，完全照搬他国的民主模式是有害的。民主建设必须立足本国的历史，必须与国情和本国文化相结合。各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只能根据本国的经济文化状况、传统、民族、宗教、风俗来确定，而不应将一国的模式强行推销给他国。冷战后大量国际案例互明，西方阵营打着民主的旗号，对外暗地里实施“离岸平衡”，制造“可控的混乱”，策动“颜色革命”，只是满足自身地缘政治私利，只会给别国带来混乱和灾难，贻害无穷(15)。

第三，强调发展民主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民主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过程，民主必须是因地制宜的，要符合社会政治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民主应是具体的，单一的民主化并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救世良方。民主的发展，不能只凭人们的良好愿望，脱离国情盲目发展；更不能脱离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和发展主题，搞跨越式民主冒进。民主政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正确处理好民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第四，强调民主的实践性。中国全面发展的政治道路创造了世界上罕见的经济奇迹，民生大幅度改善，社会跨越式发展，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中国民主进程也在深入发展：人民各项权利明显增多，监督体系逐步完善，协商民主逐步扩展，基层共商、共治、共享的民主自治水平逐步提升。这些都是中国在民主问题上对世界作出的贡献。

第五，强调民主的成长性和阶段性。民主有其成长的现实阶段性，民主发展既要有长远的发展战略，又要有近期的阶段性目标。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长期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民主发展是有条件的，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公民素质和人民政治生活习惯等因素，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民主化进程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列宁说过，民主的发展要有一定的“度”，要掌握好一定的“火候”，一定要为生产建设服务，民主的发展超过了限度，则会走向反面。实践表明，忽视民主成长性和阶段性的政治激进主义往往不会带来民主，反而造成政局动荡不宁。苏东国家的“政治休克疗法”带来的只会是国家解体、民族分裂和政治衰败。

第六，强调民主与政治发展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几百年来，人类社会的民主进程充满了艰辛和曲折。包括英、美、法等国在内的几百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虽相对完善，然而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打上了深深的“资本自由和金钱民主”(16)的阶级烙印。民主是有阶级性和差异性的。政治发展是有其先后顺序的，是一个统筹发展的系统工程。同样，民主发展也有其成长的顺序和维度。应当正确处理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三者的关系。加强秩序、维护国家权威与发展民主、保障自由三者并行不悖。法治、稳定、经济发展与发展民主同等重要、均不可失衡、不可偏废。

第七，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年来，国际政治中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是当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宣扬“文明冲突论”“新干涉主义”“人权高于主权”“新有限主权论”“民主使命论”“新民主殖民主义”“新民主和平论”等都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挑战，不仅无益于世界民主进程，而且给世界和谐带来严重威胁。动辄以“民主、自由”划线，打造“民主同盟”，构建自由民主之弧，推行价值观外交，是在唤起新冷战。而打着民主旗号，不惜诉诸武力，对他国进行“民主改造”，是在破坏国际关系民主化，实质上是妄图缔造新的“超级强权帝国”。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17)。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世界需要和平、合作、发展、共赢，反对民主“双重标准”，反对动辄以自己的价值观划线，携一己之私，干涉他国主权。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18)。

(二)构建升级版的民主研究和阐释路径

要构建升级版的民主研究路径，深入总结中国道路的政治理论内涵，突破西式民主理论束缚和逻辑陷阱，树立新的民主观，推进全面的政治发展。实现概念、理论、逻辑和政治发展实践相统一，实现民主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实践方向上的三统一。这有利于辨析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讲通“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统一；有利于讲通五个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统一；有利于讲清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个有利于(19)、四条标准(20)、五不搞(21)和六个防止(22)、四个必须(23)、八个能否”(24)等政治原则的内涵和相互关联。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实践为全面总结和提炼中国政治经验、突破西式民主一元论的话语和研究范式提供了丰厚的实践资源。多年来，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历史对比下，在金融危机后西方政治生态乱象丛生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为超越西式民主一元论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学术滋养和现实佐证。

(三)以全面发展观破解西式民主悖论

当今国际政治思潮和政治实践中，被西方垄断的“民主”概念已被滥用，出现了民主赤字化、异化、劣质化、泛化、神圣化、宗教化、教条化、工具化、功利化、标签化、碎片化等乱象(25)。把“全面发展留给中国，把民主异化和政治不兴”交还给西方。克服西式民主弊端、打破民主化悖论、跨越西式政治陷阱、推动政治议程转向迫在眉睫。跳出西方政治“窠臼”，突破西式民主逻辑，总结中国政治经验、提炼中国政治概念、发挥中国政治优势的时候终于到了。

当前，要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破除国内外在民主问题上的层层迷雾，正确而科学地把握民主。民主是成长的、多样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民主进程要统一于政治发展的总目标，要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法治建设等进程相协调。与单一的民主概念相比，政治发展的内涵更为丰富、更为具体、更为多彩、更为广泛。

民主是政治发展的重要价值要素之一，与法治、效能等政治要素共同构建起全面政治发展的总体格局。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深受特定国情的影响，服从并服务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总目标。发展民主应选择合适的路径、合理的速度、有效的方式，这样才能使民主政治更有效、更优质，否则就会陷入“对抗政治和劣质民主”的泥潭。

“全面的政治发展观”超越了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抽象化、简单化的一般性空论，有效驾驭了“民主化”进程，避免了西式狭隘的“民主、自由”说教。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远比学术意义上的“善治”“良政”等概念更加丰富、更加广泛。

20世纪中叶和世纪末，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研究成了西方政治学界的热门。政治发展是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文化条件下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等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社会政治结果(26)。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绝大多数西方政治学者笔下的“政治发展”研究存在着两大致命的偏颇：一是认为政治发展只是发展中国家的课题，西方国家已经是政治发展的顶端，近乎完美，是他国发展的标杆和模板；二是认为政治发展的内容就是民主化，也就是以西方为榜样进行政治民主化转型。然而，在民主化与政治发展问题上的理论缺陷、逻辑悖论和概念偏颇导致西方政治学陷入难以自拔的逻辑困境和学术泡沫。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民主化转型”研究热也未能逃脱如此命运，潮起潮落，学术泡沫破裂，最终落得一地鸡毛。前些年，美国议会有关委员会决定削减对美国政治学研究的拨款，理由就是认为“政治学脱离实际，步入歧途，不中用”。

我们认为，政治发展进程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即：政治发展、进步或政治倒退、衰败(27)。通常讲，政治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发展有着不同的主题、含义和要求。政治发展的进程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些人的头脑中的民主概念。实际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条件下三个变量的比例一旦失调，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治衰退，如政局动荡、行政不力或专制独裁、政治腐败等(28)。同时，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历史-社会-文化要求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并且这个政治体系拥有自我变革的能力(29)。

政治发展是一定时期中一个社会政治进程中民主、法治与效能三组要素的最优组合、协调进步和全面发展。政治发展包含三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变量和价值追求：民主(包括公平、权利、自由)、法治(包括稳定、规则、秩序)、效能(包括绩效、责任、廉洁)。民主、法治和效能三组之间是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学的政治发展观的本质含义是民主、法治、效能三组价值要素的协调进步、相比增长和共同发展。因此，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任务就是准确把握上述三组价值和要素的“平衡点”，协调统一，因势而动。

政治民主和政治效能等是政治发展的动因，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而法治、稳定和政治秩序则是政治民主与政治效能的前提条件，同样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与价值。理想或最优的政治发展要求民主、效率、秩序、稳定等之间的关系应是均衡的、协调的。这些价值共同构成政治发展的全部内容，成为政治发展的价值追求。可见，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在思维方式和哲学视野上超越了单一民主一元论，因而是全面的、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

从政治发展的外在关系上看，全面而科学的政治发展观要求政治发展的进程及其表现应当有利于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与社会和谐。可见，中国的政治实践视野开阔，使得研究者得以突破“西式民主一元论”的束缚，在政治全面发展的宽广平台上探讨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方向和着力点。以全面、科学、务实的政治发展方略提高政治发展力，以持续、稳定的政治战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竞争力和政治影响力。

与一些国家“单兵突进式民主化”不同，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进程秉持了全面发展的政治理念，体现出独一无二的特性：全面协调性、动态发展性、主权历史性。全面协调性不仅要求政治发展价值要素(民主、秩序、效率)的有机统一、平衡协调、因势而动，而且要求政治发展应当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强调政治发展与经济、文化、社会、人的发展相互协调和共同进步。动态发展性则强调政治发展是长期、复杂、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是历史性的社会存在，是循序渐进、分阶段、多层面的发展过程。政治发展必须以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现实国情为基础，建立多维的发展构架，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主权历史性强调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要立足国情，坚持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四、中国道路的密码和优势在于政治发展的全面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伟大实践。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成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有力地回击了西式民主一元论及其话语霸权，拓宽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非凡而宝贵的政治经验。

第一，应深入探寻中国奇迹的政治密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被外界誉为“21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坚持全面而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包容性的政治发展路线，是中国成功的锁钥和政治依托。中国全面发展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和经验原则为当今国际社会提供了成功的案例和非凡的答案。中国政治显示着强劲的国际影响力和政治发展力，展示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第二，应深入总结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与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把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他指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在理论研究中要多下功夫，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

中国道路是立足中国国情自主探索出的，具有浓厚的本土化特色；中国道路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最大限度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中国道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其顺利成长的基本原因；中国道路坚持“五位一体”(30)的有机统一，坚持“四个全面”(31)统筹推进，坚持“五大发展理念”(32)，从而实现了发展合力最大化；中国道路的关键秘诀是科学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作为中国道路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冲破了西方固有的“民主-专制”单一化思维定式和双重标准，抵制住了西方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幌子的文化霸权的侵扰，排除了“激进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一元论”的干扰，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开放的发展视野，顺应人民的意愿，秉承全面、协调、包容的发展理念，开辟了世界政治中一条独具特色和卓有成效的发展之路(33)。

在西方语境中，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专权的“一党制”，常将中国打入非民主的“另类”。而全面的政治发展观，可以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拥护中国政治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全党坚强有力的政治核心，有利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增进最大共识度、形成最大凝聚力”(34)，有利于维护稳定的政治发展氛围，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35)，有利于形成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方针政策。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与优势。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秉持全面性、稳定性、发展性、协调性、民主性、包容性，是民主、秩序、效能等政治价值的有机统一，实现了政治的持续、协调而全面的发展。全面的政治发展观强调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及人的发展的平衡，强调政治发展应当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世界和平、和谐与进步(36)。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与优势包括：(1)稳定性：稳定性体现在稳定的政治秩序、有序的政治参与、法治与民主并行、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等几个方面。(2)发展性：谋求发展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出发点和目标。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3)持续性：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按照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总体事业的部署而连续进行，一方面，始终与国家发展战略保持同步；另一方面，在发展大局的指导下，政治发展也有自身的战略、规划、步骤，是持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4)协调性：协调性既体现为政治发展价值目标——民主、法治、效能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又体现为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互协调。(5)民主性：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基层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较好地处理了民主与民生，个人权利、集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等关系，实现了党内民主、多党合作，实现了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式民主、参与式民主、责任式民主、共识性民主、纵向民主、横向民主、民主数量、民主质量等层面有效结合。(6)包容性：提倡“包容性”，绝不意味着拒绝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以全面政治发展的理念带动民主的进步，通过政治发展解决社会问题，为经济提供政治保障，带动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社会和谐。

五、以全面发展观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政治发展力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无论在思想、理论方面，还是在制度、政策方面都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实践活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现阶段，在思想认识上，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和全面的政治发展观，对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极为关键。在实践中，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和全面的政治发展观，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改革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和全面的政治发展观，有利于澄清“民主和民主化”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认识，有利于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些突出问题，从而为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在当代中国，发展民主必须在全面政治发展的框架下推进，同时也必须以有效的民主形式推动政治发展。应当把推进民主融入政治发展的轨道，以提高政治发展力为目标，融合民主、法治、效能等价值要素，统合政治的价值和力量安排。

树立全面政治发展观的根本宗旨在于全面提升政治发展力。政治发展力是容纳了政治发展全方位因素的综合能力，包括政党的治国理政能力、政治制度能力、国家治理能力、政治思想力、战略谋划能力、政治动员能力、价值建构能力，等等。

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从未放弃以“民主化”为手段对我实施“分化、瓦解”的图谋。因此，面对国内外种种风险和挑战，特别是“藏独”“疆独”“台独”“港独”以及民运分子的伺机而动，我们一定要保持政治定力，在话语体系和理论构建中坚持全面的政治发展观，破除民主一元化迷思。在实践方向上，以政治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以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为引领，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为动力，全面提高政治发展力和国际政治竞争力。

当前，国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治思潮纷繁复杂，思想冲突和政治对抗日渐激烈，网络战、信息战甚至热战此起彼伏。西方政治阵营陷入“民粹主义和对抗政治的泥潭”，政治发展乏力。除经济竞争、外交和军事对抗外，西方阵营更乐于使用“软实力”“颜色革命”等政治手段来维护自身岌岌可危的国际霸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37)。因此，超越西式民主逻辑，树立全面的政治发展观，保持政治定力，关乎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主权和政治安全，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学术命题，而且具有极强的思想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6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②爱德华·卢斯：《财富寡头在做空美国民主》，观察者网，2014年5月22日，http://www.guancha.cn/Edward-Luce/2014_05_22231608.shtml，2018年1月10日；吉迪恩·拉赫曼：《全球民主大衰退》，FT中文网，2016年8月11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8867?page=rest，2017年3月23日。

③张树华：《突破西方民主政治逻辑，走中国自己的政治道路》，《理论导报》，2017年第3期。

④张树华：《西方政治衰败凸显中国道路价值》，《环球时报》，2017年1月19日。

⑤拉里·戴蒙德：《民主因何而退潮?》，《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⑥Francis Fukuyama:America in Decay: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14.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4-08-18/america-decay，2017年4月1日。

⑦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413～42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Francis Fukuyama,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American Interest,Vol.9,No.3,Dec.8,2013,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3/12/08/the-decay-of-american-political-institutions/，2017年4月10日。

⑧⑨(11)张树华：《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第1～3页，第5页，第8～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⑩张树华：《冷战后西方民主与民主化研究：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红旗文稿》，2011年第11期。

(12)张树华、赵卫涛：《“民主化”悖论与反思》，《红旗文稿》，2015年第16期。

(13)参见Joseph E.Stiglitz: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Vanity Fair,2011年3月31日，http://www.vanityfair.com/new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2017年4月15日。

(14)张树华：《俄罗斯的主权民主论》，《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张树华：《主权民主论：俄罗斯的民主观与民主路》，《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5期。

(15)张树华：《在国际竞争中全面提升政治发展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4日。

(16)潘晓珍：《隐匿的资本主义与喧嚣的民主话语》，《红旗文稿》，2015年第21期。

(17)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群言》，2005年第1期；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下)，《群言》，2005年第2期。

(18)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重要演讲。2013年3月23日，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2013/0325/c241220-20903694.html，2017年4月18日。

(19)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发表南方谈话时，对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10～5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1)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作工作报告时指出，“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第30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2)(23)(24)2014年9月5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协调，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用8个能否来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1～22页，第6～8页，第16～17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5)张树华：《冷战后西方民主与民主化研究：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红旗文稿》，2011年第11期。

(26)(27)张树华：《中国道路的政治优势与思想价值》，《红旗文稿》，2011年第1期。

(28)张树华：《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发展问题——对中俄两国改革进程的比较研究》，《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4期。

(29)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第237～2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0)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9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1)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三个全面”，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则将“三个全面”上升到了“四个全面”，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50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2)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人民日报理论部：《“五大发展理念”解读》，第32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3)张树华：《中国道路的政治优势与思想价值》，《红旗文稿》，2011年第1期。

(3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文件》，第46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5)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6)张树华：《在国际竞争中全面提升政治发展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4日。

(3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