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玉平姓霍，与我同村异姓。他生于1955年，长我四岁，比我早一年上学，但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母亲曾说，我俩比亲兄弟还亲。
玉平家住霍家崖，我家住张家湾，中间隔着一道二三百米深的乱石沟。
虽然隔着一道沟，两家的窑洞在同一水平面，直线距离也就两百来米，听得见声音瞭得见人。我站在自家的硷畔上喊几声“玉平”，他一定从他家的窑洞里跑出来。我们隔空拉话，只是发声要比面对面时高一些，晚上能听到回声。
村里的小学在张家湾，离我家窑洞脑畔只有三四十米。我家有两孔窑，一正一侧。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早晨，玉平总是先到我家侧窑的脑畔上叫上我，然后一起去学校。课间休息时，我们在一起形影不离，连上厕所也不例外，同学们嬉笑我们俩“好得像穿着一条裤子”。
上初中是在离村五华里远的枣林峁中学，要爬过一坐山，玉平家的窑洞就坐落在半山腰。冬天去学校上学，我得顶着满天星星出门，在我走过那低一脚高一脚的乱石沟的时候，玉平总是站在他家的硷畔上等着我，向我喊话，让我免除了黑暗和寂静带来的恐惧。有时候，我会头天晚上到他家吃晚饭，和他在一个被窝里睡觉，第二天早晨再一起去学校。他父母待我非常好。
在我上初一那年的暑假，我们俩和同村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去了60华里外的辛家沟水利工程打工。当时我13岁，玉平17岁。工程是同村一个工头承包的，任务是炸石砌渠，非常危险，常有工伤事故发生。但有玉平和我在一起，照顾我，父母也就少了一些担忧，我也没有感到害怕。工地上，他抡锤打炮眼，是重体力活，我负责打扫炮眼、装炸药、送饭，是轻活，但他总是抽时间帮助我干活，让我免受了工头的批评。
我们住在离工地有两三华里的景家沟村一村民的窑洞里。我离家时，母亲给我了一元钱，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压在铺盖下的一元钱不见了，怀疑是住在一起的一个伙伴偷走了，玉平就直接找这个人问，对方觉得冤枉，就吵了起来。事情闹到工头那里，工头很恼火，决定把我们几个小伙伴都打发回家，我们只能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但回家的路走了不到五华里，玉平叫我休息一会，等其他人走远了，他说“跟我回工地吧！”原来，工头事前悄悄告诉他，等他姓人离开后，霍姓人可以偷偷返回，并要他把我也带回来。工头姓霍，所有姓霍的都是自家人，他得罪不起。我虽姓张，但工头说我父亲对他有恩，他不能忘恩负义。这样，玉平就带我回到工地。打工一月，我赚了52元，玉平赚了78元，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收入。
我上初二的时候，玉平以优异成绩考上高中，去任家沟中学读书了。他那一届，是那“史无前例的十年”里，唯一通过考试从初中升高中的一届。任家沟中学是全县三所完全中学中最好的，离我们村有80华里。从此，学期期间我和玉平只能书信往来。他是第一个给我写信的人，也是第一个我写给信的人。他来信中总会讲一些高中生活的新鲜事，让我对高中生活充满了憧憬。
1974年春，我被分配到县城宋家川中学（现吴堡中学）读高中。第一次远离父母，刚开始非常孤独寂寞，我就向玉平写信叙述我的乡愁。当时为了照顾住校的同学回家过周末，吴堡的三所中学都实行“大周末”，即连续上12天课，把两个周日调在一起。但由于没有公共交通，像我们这样离家太远的同学，即便“大周末”也不容易回家。第一个“大周末”，我就步行20多华里到任家沟中学见玉平，白天陪他出板报，晚上钻在一个被窝里，聊到天明才入睡。我俩商量出一个办法，就是我转学到任家沟中学读书，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但转学的事被在县城工作的冯德斌老师劝阻了，冯老师曾经在小学教过我们。事后想来，我当时也太幼稚了。即使转学到任家沟中学，我能和玉平一起上学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一年。
1974年年底，部队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新兵。玉平人机灵，说话幽默，接兵的排长一见就看上了。加之他学习成绩优异，家庭出身好（贫农），又是年级里唯一的学生党员，毫无悬念地成为任家沟中学的五名幸运儿之一。对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当兵是走出“农门”的惟一途径，我为他高兴，虽然从此之后我们离的更远了。
1978年春我进入西北大学读书，玉平所在的部队本来在西安，但在我入学前不久他被转入驻扎在耀县的47军野战军140师。他曾利用周日请假来西安看我，但第一次，走错了校门，我在西门等他，他在北门等我，因为他必须按时返回部队，我们就没有见上。第二次，我们终于在约定的钟楼见面了，我们又一起去了大雁塔。那是我上大学后最开心的一天！
从“画家”到“油漆匠”
玉平很有艺术天赋，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成了村里文艺宣传队的主力，扮演的“老汉”惟妙惟肖，令人称绝。这应该是遗传，他父亲是远近有名的秧歌队伞头，锣鼓一响，出口成章。兄弟姐妹六人，个个都是闹秧歌的高手。
但玉平最擅长的是绘画。他绘画是无师自通。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课间休息，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只鸟，栩栩如生，让走进教室准备上课的冯德斌老师惊讶得目瞪口呆，不忍心擦掉。从此他就成了同学中人人皆知的“小画家”。他见啥画啥，画啥像啥，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寥寥几笔，活灵活现。他还给同学们画人物素描，让“模特们”受宠若惊。从小学到高中，学校的宣称板报栏上都有他的杰作。
在玉平当兵的年代，部队里像他这样硬牌的高中毕业生还凤毛麟角。入伍第一年，他就被抽调到团部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当辅导员，给战士们授课，兼写新闻报道稿。有一天中午午休时，他拿起一份《人民日报》阅读，看到上面有一张喀麦隆总统哈吉·阿赫马杜·阿希乔的小头像，就随手临摹了一张16开纸大的。他的绘画才能被团宣传科干事发现了，团部专门成立了“美术创作组”，让他在全团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出尽风头。他曾被派去户县与著名农民画家李凤兰交流画技，还参观了上海画家在西安举办的画展。他虽然只是个普通战士，但享受着干部灶上吃饭的待遇，足见他当时是多么走红。
不幸的是，不久，提携他的宣传干事出事了。这位宣传干事谈恋爱不成，就拿着手枪逼女方就范，结果被部队开除。宣传干事走了，美术创作组也就解散了，玉平只能返回自己的连队。但此时他的军事技术都忘了，不得不重新开始接受像新兵一样的训练，最后只熬到副班长的位置。
他没有能在部队提干，也与他实话实说的性格有关。有一次部队吃忆苦思甜饭，他说好吃，比自己家里的饭香，结果被人举报说他思想有问题，受到批评。好在连指导员是绥德人，知道他说的是实话，这件事也就没有继续深究。
提干没有希望，玉平开始寻思自己的出路。1978年春，部队开始准备抗越自卫反击战，他是连里第一个写请战书的战士，他想立功或牺牲。连队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样他就被调到第47野战军。但令他遗憾的是，他所在的140师迟迟没有被派往前线。他心灰意冷。老家的父母也催着他回家结婚，因为按照当时农村的习俗，他已经老大不小了，再不成家就可能打一辈子光棍。为了早日复员回家，他故意不出操，和领导顶牛。他终于如愿以偿，于1979年底复员回到家乡。
复员回村后不久，玉平就结婚成家，对象是媒人介绍的，他说能过日子就行。他的文化程度高，又能写会画，很快被枣林峁中学聘请为民请教师，两年后又转到樊家畔学校任教。当民请教师工资每月30元，但得按照每天1元的“派遣费”交给生产队，换成每月260工分。但苦轻，也体面，他愿意。
在樊家畔教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村民得知他会绘画，就请他画炕围子。窑洞里的炕围子就像楼房间的壁纸，既防墙土剥落，也是一种装饰。干了一天，主人很满意，送了他两把挂面和一瓶一元五角的“即墨酒”，他觉得太值了。
他绘画的名声传开了，请他画炕围子和油漆木箱子的人越来越多，他开始收钱。两个月赚了3000多元后，他决定辞去教职，专门干油漆工这个行当。
开始几年，他在周围几十里范围的村子里画。我家新窑的炕围子就是他画的，但他坚决不收钱，说凭我和他的交情，收钱不合情理。后来他转到榆林城里，业务也扩大到房屋装修。他还被请到铜川市给一座新建的“孟姜女庙”绘壁画。
他拼命干活，赚了些钱，但也伤了自己的身体。当时的油漆和画料含有过多的有害物质，让他染上了气短的毛病。有一次干活时，他晕倒在卫生间，幸亏他弟弟有车，及时送他去医院输了氧，他才活过来。从此之后，他不得不放慢工作节奏，直到几年前开始，不再揽活。
最近几次我回榆林见到他，谈话间他总是不时咳嗽。这毛病不好治，他说习惯了。
孩子生多了，门窗没有了
1983年，玉平的第一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之后，又有两个女儿相继出生，他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老婆身体不好，看病要花钱，养活三个孩子并供他们上学也要花钱，他不拼命干活怎么行？
自包产到户后，政府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在农村不容易落实，因为口粮不再是问题。在我们老家，即便在县城工作的机关干部，超生也是普遍现象。1990年上面曾下令处理超生的干部，地委书记一算，如果严格执行上面的政策，全地区政府机关就得瘫痪。务实的地区行署领导班子做出一个决定：只要做了绝育手术，超生的干部就既往不咎，超生的孩子也可以上户口。这就解救了一批干部。
从1991年开始，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严格起来，乡上成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执法队伍，超生的男人一律做绝育手术，超生怀孕的女人一律强制人工引产。有些农民不听话，执法人员就闯入他们家中，将黄豆、谷子、玉米、面粉等不同的粮食搅拌在一起糟蹋一顿，弄得当事人叫苦不迭。
按照政策，玉平必须做绝育手术。乡党委副书记领着执法队伍来到他家时，玉平在绥德干活，只有老婆和三个孩子在家，其中最大的儿子刚8岁，最小的女儿不到2岁。党委副书记说，如果不能把男人找回来，就撬他们的门窗，但玉平的老婆说，她不知道自己的男人在哪里。于是，在乡党委副书记的指挥下，执法人员将一条粗绳拴在门窗的主梁上，“一、二、三”，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一齐用力，整架门窗轰隆倒下，女人和孩子们吓得哭成一团。
没有了门窗，就不能遮风挡雨，就等于没有了脸面，也没有了隐私，家就不像个家！
初春的陕北，天气依然很冷，许多人还没有脱掉棉袄，老婆孩子只能暂借玉平哥哥家的窑洞栖身。
几天后，玉平回到村里。看到敞口的窑洞，他没有悲伤，只有愤怒。但他没有去闹事，也不敢去闹事，而是默默地锯了几棵枣树搭成门窗架，又用向日葵杆扎成窗户格，再找些旧报纸糊上。这样，他家的窑洞又可以遮风挡雨了。
玉平继续出外揽活，老婆和孩子们在这个窑洞里将就地生活。儿子上中学的时候，他们在绥德县城租了一间民房安顿下来。儿子转到绥德二中上学，老婆照顾孩子们，玉平转到榆林城里继续当油漆工。
假如……
玉平今年64岁。作为曾经当过五年兵的退伍军人，他现在享受民政局发放的“60后老兵优抚补贴”，每月300多元。
1990年代初落实农村复员军人政策时，许多和他一样没有“参战”的老兵填了“参战”，都蒙混过关。他太老实，没有填“参战”，结果他现在拿的补贴比别人少了一半。他老婆的外甥女婿在市民政局工作，后来有人劝他利用这个关系重新申报“参战人员”。他去民政局试了，工作人员当场打电话到省民政厅，民政厅官员明确告知，他所在的140师1981年后才开拔前线参战，1979年前复员的不可能是参战兵。工作人员说，如果他觉得不公平，可以把他知道没有参战而享受了参战待遇的人告知民政局，民政局一定严肃处理。他说，我不能这样做，只能自认倒霉。
但玉平很自豪自己曾当过兵。他经常与老战友们聚会，也通过微信群聊天。儿子考大学时他希望能上军校，但没有如愿，最后上了延安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先分在府谷县公安局工作，后来调在榆林市。
玉平的两个女儿也都上了大学，毕业后找到了还算满意的工作。
玉平当“油漆匠”赚了点钱，但几年前煤炭价格高涨时，经不住高利息的诱惑，他把自己的几十万元储蓄借给开煤矿的人，没料到煤炭价格下跌后投资人破产了，结果血本无归。
玉平俩口子现在住在榆林市，和儿子一家在一起，帮助照看孙子，房子是租来的。儿子曾买了单位的集资房，但工程烂杆了，一拖好几年，房子没拿到手，30万集资款也要不回来。
最近，女儿给他买了一套商品房，有望明年入住。
老家的窑洞后来装上了新门窗，但他们没有再住过。他现在回村，只是为了给父母烧纸，当天去，当天走。
现在每次回榆林见到玉平，我不由得想：假如当年高中毕业时他没有去当兵，而是回乡当农民，1977年恢复高考后，以他的文化水平，很有希望像我一样考上大学。他们兄弟姐妹六人上学时个个学习成绩优异。他姐姐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妹妹和一个弟弟都考上了中专。那时候，考上中专比现在考上大学还难。
如果能考上大学，玉平或许能成为一位有名的画家，或者成为一名公职人员。
但是，如果那样，他就只能有一个孩子，尽管他的门窗不会被撬。
孰好孰坏？真不好说。
（2018年12月9日初稿，2018年12月28日修改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