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4月12日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近年来，“区域与国别研究”（或称“国别与区域研究”）在我国政策研究部门、智库、高校得到高度重视。毋庸置疑，这一研究领域得以推动，获益于中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日益扩大所产生的政策需要。这一领域的政策研究需要有力的智力支持、学术支撑和雄厚的学科基础，而国内区域与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则必然落到相关高等院校肩上。
从学术角度看，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领域，不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它需要综合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许多知识。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地理学、环境学等等，均构成这一领域的学科基础。归纳起来，这个学科基础也许可以分为四个维度：（一）空间维度，包括地理、环境、领土、网络等按照地域和空间划分的维度；（二）历史维度，即基于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历史经验的维度；（三）文化维度，包含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四）社会维度，包含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显而易见，这些维度同各个相关学科一样，是相互交融、难以截然划分的。第一个维度需要自然科学学者的参与，历史学者、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学者，则分别集中于后三个维度。
我本人的学科归属是国际政治或称国际关系（我更愿意称之为“世界政治”），属于政治学范畴。就连政治学，我也只是一知半解，遑论其他学科的知识。不过，因曾经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职，需要在所内协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不同学科或领域的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在工作中有一些体会，在此愿与同行交流。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重建之后，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就提出过建立“美国学”、“日本学”、“非洲学”等学科的主张。其实，在英语中，“美国学”就是美国问题研究（American studies），在美国也不算一门学科（discipline）。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American studies更多涉及的是族群（如印第安人、亚裔、非洲裔、拉美裔）、多元文化、性别等问题，而非当代政治、经济、外交热点。这同中国的美国研究的主要焦点相差甚远，也同我们今天要大力促进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主要关注有相当大的距离。海外“汉学家”（Sinologists）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等），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的美国专家的主要着眼点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距离。
在中国的美国问题专业研究队伍里，出头露面很多、话语权较大的，多数是研究当前美国经济、政治、外交及中美关系的学者。但是要真正了解美国，就必须要有一些“跨界”的知识，起码要知晓亨利·朗费罗、马克·吐温、马丁·路德·金等名人，知道美国国歌是《星光灿烂的旗帜》（The Star-Spangled Banner）而非《星条旗永不落》，最好还能欣赏乔治·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和优秀的好莱坞电影，也应当和一些美国朋友有长期的个人交往。我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时，向专攻美国文化、宗教、社会问题的同事学到了很多“横向”的知识。美国研究所主管的《美国研究》，也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文章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但毕竟我的专长是美国外交，它的学科基础应当是国际政治、比较政治、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等等，而不是“美国学”。换言之，我个人的研究应当从学科的“纵向”深挖，立足于政治学基础知识，同时争取更多了解“横向”的知识，包括美国研究的其他领域，也包括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以及全球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任何学者个人，都不可能掌握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或国家的所有相关知识，因此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要有许多团队，互相取长补短。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学者，不论其学科背景和研究领域是什么，相对而言彼此之间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国内也有相应的学术团体（中国欧洲学会、中华美国学会等），给他们提供沟通的平台。但令人遗憾的是，同在政治学领域，研究非洲的学者和研究日本的学者似乎很难找到共同的兴趣点，也不大可能在同一个学术团体相互切磋；同在经济学领域，研究拉美的专家和研究中东的专家大概也很少有机会沟通。一些大国关系的研究者，对这些大国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都不甚了了，同国别问题专家的交流也不多，于是他们写出的著述往往只能就事论事，浮在表面。
因此，要形成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合力，一方面需要研究同一对象国或对象地区但分属不同学科的学者相互协调合作，另一方面也需要同一学科背景但研究不同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学者相互协调合作。相对而言，后一方面协调合作的难度更大一些，整合任务也更为迫切。我觉得，在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学者，最好能够同时具备两个身份（identity）：一个是某区域或国别的专家，另一个是某个学科的学者。在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如果不加以适度整合，很容易造成研究者分别强调对象国别和区域的特性和重要性的现象，相互竞争有限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一带一路”规划和建设项目，全球治理和跨区域国际合作，都为国内研究者在两方面的协调合作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培养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人才，同样需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努力，既要培养通才、“杂家”，也要培养专家、“工匠”；在课题设计上，既要显示各国各地区的特性，又要突出它们的共性，据此完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比如，在观察区域与国别的政治情况时，可以发现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自称民主国家，都有形式上的选举，都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法院、政党，都号称司法独立，这是在近代西方国家占据全球优势地位之后形成的，是世界各国的共性；但是，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及其运作方式又千差万别，形成各自的特性。“世界各国政治体制”可以开设成一门通选课，由教师中的“通才”来授课。
区域与国别研究中，通才与专家都需要，但两者之间必然有区别，甚至可能产生矛盾。例如，不懂中文、从未在中国长期生活过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写了《论中国》[1]一书。这本著作从地理、历史、文化、社会四个维度论述了中国，但其重点显然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和对外关系。《论中国》在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的人们当中，是必读的热门书。但它不为许多国外“汉学家”所推崇，原因很简单：这部著作不符合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通用的学术标准，它连一个中文引注都没有。基辛格是国际问题领域中“通才”的典型，而不是任何特定国家或特定问题上的“专家”。反过来看，国外“汉学家”的著述，也很难达到《论中国》一书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影响。
依本人浅见，区域与国别研究方面的通才，应当是能够开设世界历史、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世界文明与宗教之类通选课程的学者。区域与国别研究方面的专家，则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可以用相应的不同学术标准来衡量。第一种类型是功能性研究领域的专家，同时对某个地区或国家有特殊的兴趣，比如中东能源问题专家、拉美农业问题专家、美国金融问题专家、欧洲社会保障问题专家等。他们未必需要对这个地区或国家的其他方面做深入的研究。
第二种类型是区域问题研究的专家，比如阿拉伯问题专家、中东问题专家、中东欧问题专家等，他们可能通晓除英语之外的一门外语（如阿拉伯语、俄语），发表过有关著述，游历过该地区的主要国家，但未必对某一国家有特别专深的了解。
第三种类型是国别问题专家，比如伊朗问题专家、乌克兰问题专家等。这是很难得的一类研究者。一位伊朗问题专家，照理说应当懂波斯语，在伊朗长期居住过，结识过伊朗的一些知名人物，而且有关于伊朗的著述发表。在美国和欧洲，这样的伊朗问题专家不难找到，原因是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不少伊朗本国的专家学者流亡到西方，他们加入了外国籍，自己或亲属后来又有机会回到伊朗。但是，伊朗问题专家在中国就属凤毛麟角了，因为他们不可能具备身在欧美的伊朗研究者的上述条件。伊朗是中东大国，专门研究它的国内人才尚且如此稀缺，寻找和培养研究阿塞拜疆等小国的专家的困难，就更可想而知了。
平心而论，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虽然相对薄弱，但从现在开始加强，为时未晚，机不可失。我本人参加过一些涉及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国际研讨会，发现外国专家往往能够针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某些问题侃侃而谈，而中国学者能够谈得比较深的，多半是中国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这一反差所反映的认知差距和学术水平差距，大概要经过一两代中国学者的艰苦努力，才能够明显缩小。在坚持正确政治导向的同时，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同国外学术机构、学术同行的交流与合作。[2]
可喜的是，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术资源和物质条件，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如今的问题不在于缺乏资料和对外交流的机会，而在于缺乏理论创新，缺乏学科间的融合。应当大力提倡跨专业、跨国别与区域的综合研究，开设一批高水平的课程，撰写一批相应的教材，努力培养更多的通才和专家。
[1] Henry A. Kissinger， On China，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2] 例如，日本的地区研究很有特色，值得借鉴。参阅于铁军：《日本特色的地区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第35-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