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使用地方史与全球史结合的方法，对1899年之后康有为所领导的海外改良运动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向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及其后来的衰落做出考察，并对1911年之前当地华人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急剧转向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过程、内外原因及其跨太平洋影响进行分析。对此地方个案的宏观考察不仅揭示了这一时期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唐人街地方政治的跨太平洋联系和影响，而且进一步突破了史学界关于清末海内外华人改良—革命运动完全对立的片面观点，真实地再现了这两种运动在互相对抗之外的内在联系。就此地方华人政治运动的跨太平洋联系进行考察，对推动一般地方史和全球史的结合也具有启发意义。
关 键 词：维多利亚 温哥华 跨太平洋 康有为 改良 孙中山 革命
英国伟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著名小说《双城记》生动地描述了1789-1799年间法国大革命在巴黎与伦敦之间产生的跨国影响，特别是革命暴力与纯真爱情将分处英吉利海峡两岸不同城市的人物卷入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中。①一个多世纪之后，从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爆发之间的改良与革命运动也卷入了太平洋彼岸的两个加拿大西部城市——维多利亚(Victoria)和温哥华(Vancouver)。如同伦敦和巴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之间也有一道狭窄的乔治亚海峡(Strait of Georgia)相隔。但是，维多利亚市位于温哥华岛东南端，而该岛面积仅略小于中国台湾岛，是英帝国从18世纪末在北美大陆西岸殖民扩张的起点。所以，维多利亚从1843年开始建立城堡，在1871年英属哥伦比亚进入加拿大联邦之后成为该省首府，曾产生加拿大最早的唐人街。温哥华则在中国劳工于1880-1885年之间帮助建成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之后，才突然崛起于这一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西端，吸引了更多华人。1901年与1911年的加拿大人口普查显示，维多利亚的华人总数从2798名增加到3458名，温哥华的华人总数则从2840名上升为3559名。此外，在温哥华东南的新威斯敏斯特(New Westminster)，唐人街原来仅次于维多利亚唐人街，号称“二埠”。但该市在温哥华兴起后相形见绌，并在1898年遭受特大火灾，其中唐人街仅余数百居民。直至今日，新威斯敏斯特仍属大温哥华区的一个卫星城市。②
图略
1900年前后的维多利亚、温哥华及英属哥伦比亚省③
维多利亚与温哥华是中国晚清时期海内外华人改良与革命运动之中极其重要而又独具特色的政治舞台，却长期未曾受到中外学者的特别注意。尤其重要的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之后首先寻求的是日本及英美政府的支持，但他在1899年途经加拿大西部时却意外得到当地华侨支持，得以在维多利亚唐人街创立保皇会，从而在全球华侨社会中重新掀起他所领导的政治改良运动。④孙中山的同盟会原以中国香港、日本、东南亚、美国甚至当时华侨稀少的欧洲为其活动舞台，迟至1910年夏向温哥华派出第一名领导人，次年5月才在该市建立起同盟会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分部。但是，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夕为1911年4月广州起义进行的海外筹款活动，却在加拿大特别是保皇会发源地的维多利亚唐人街取得了最大成功。⑤
在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唐人街政治中出现的上述悖于常规、出人意料而又独具特色的历史现象需要深入研究与细致解释。但是，除了有关加拿大华侨史等方面的论着对于这两个城市改良与革命活动所做的一般简要和简短论述之外⑥，尚无专文或专着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说明。本文的目的既在于填补这一华侨地方史的重要空白，也在于使用这一独特个案研究来对1899-1911年间海内外华人改良和革命运动从地方到全球的联系进行考察，并对这两种政治运动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探索。
本文的考察和分析不仅试图突破传统史学中民族—国家的历史框架，改良—革命对立及后者注定成功的简单结论，用爱国、进步和革命的倾向来解释海外华人政治演变的笼统说法，并且希望改进目前方兴未艾但互相分离的地方史与全球史研究。
华侨社会与外来政治领袖的互动及其改良运动的跨太平洋扩张
在康有为推动光绪皇帝发起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氏曾于1899年流亡加拿大、创立保皇会的记载屡屡出现于相关学术论着和大众读物之中。但是，由于保皇会曾长期被误解为始终与孙中山反清革命为敌的保守、反动组织，康有为和加拿大华侨领袖所推行的改良活动及其全球性的历史影响长期未曾得到认真注意和系统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将保皇会作为爱国进步的团体进行正面评价，但有关研究主要依康有为等保皇会领袖人物所遗留的文献记载为据，并强调他们在改良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和思想影响。⑦这种以改良派精英领袖及其忠君、爱国思想为主而进行的研究，无法真正说明为何康氏领导的保皇会及其政治运动能够在加拿大唐人街首先得到支持，并迅速扩展和影响到全球华侨社会。直到最近，有关研究才开始使用中外档案等多种史料，从康有为等外来政治领袖与加拿大华侨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探讨改良运动和保皇会发展的原因、过程及其跨太平洋扩张。⑧本文将使用同样的研究方法，进而就此问题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曾逃亡香港和日本，但他在清政府所派刺客和外交官员的直接威胁之下，未能立即在当地华人社区展开广泛政治活动，主要寄希望于外国政府来帮助恢复光绪皇帝实权及其变法运动。康氏的计划遭到日本政府的婉拒，只得在1899年初乘船横渡太平洋，到达其时加拿大西部主要港市维多利亚。但是，他的目的并非旅居加拿大，而是试图从维多利亚进入美国，然后前往华盛顿和伦敦，寻求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政治和军事支持。⑨
然而，从1882年起，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实施一系列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移民，仅仅允许持有清朝政府特别证明的学生、教师、商人和官员等类华人以免受禁制的旅客身份登岸。1885年，加拿大政府也开始对来自中国的移民征收每人50加元的人头税，但上述免受美国海关禁制的华人旅客同样可以免除此税。康有为及其保镖李棠在1899年4月7日到达维多利亚港口后很快引起海关华人雇员的注意，受到华语译员李梦九等人的欢迎和帮助，以“外交使团”人员名义免除人头税，顺利登岸。但是，他在此后进入美国的努力遭遇失败。康氏首先接触到驻维多利亚的美国领事亚伯拉罕·史密斯，但他无法提供清朝政府发放的特别证明，不能以免受禁制的华人旅客身份取得进入美国的签证。史密斯领事特别与维多利亚仅隔一海峡相望的美国钵当臣(Port Townsend)海关联系，请求允许康有为在没有清政府的证明的情况下以免受禁制的华人旅客身份进入美国，但康氏在4月13日离开维多利亚前往温哥华时，都未收到回音。⑩
尽管如此，康有为在维多利亚期间先后会见了该市市长、英属哥伦比亚省政府官员及代表英国王室驻于该省的副总督，参观了省级议会大厦、教育厅等机构，市政府大楼及其消防站、监狱以及附近的加拿大西部主要海军基地。(11)当康氏于4月12日结束对维多利亚访问之际，他在当地英文报纸上发布了对中国实行宪政改革的一个系统方案，即建立“代议制政府；国有银行、矿业和铁路系统；小学和更高程度的免费教育体制，包括技工学校和政府的陆军及海军学院”(12)。这套改革方案显示了他在维多利亚所见的西方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制度对其的直接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在与当地华侨的亲身接触中受到影响，提出了改革晚清中国及华侨社会的新计划。4月8日，他在维多利亚中华会馆面对上千华人移民，发表了生平首次针对普通民众的公开演讲。这一演讲首先详述了光绪皇帝领导戊戌变法的经过，激起听众的高度兴奋。但是，康有为关于戊戌政变发生、光绪被囚瀛台、珍妃冷宫受难及康氏险遭不测的悲痛陈述又引发听众的极度忧愤和同情，当场唏嘘不已，甚至有人感动哭泣。康有为在演讲结束之际大声呼号：“问以愿中国自强否?愿者抚〔鼓〕掌!”激动的听众立即全体鼓掌。他再问：“愿皇上复政否?愿者抚掌!”听众再次报以热烈掌声。这些普通听众在与康氏的交谈中，也痛切陈述了他们流落海外、遭受民族歧视的悲惨经历以及远眺祖国危亡、深恐无国无家可归的沉痛心情。(13)
与大量普通华侨的直接交谈和接触，开始引起康有为对海外华侨切身问题的高度重视。他在4月13日到达温哥华之后，于次日夜晚在市政厅对近1300名华人移民及数十名白人和日人听众发表了他在海外的第二场大型演讲。这场演讲不仅呼吁光绪复辟、重启变法改革，而且号召国内“四万万人”及海外“五百万”华侨团结起来，保救光绪、解救祖国并救护自己。康氏甚至宣称即使慈禧及其同党篡夺的中国不能免于外国列强吞并，团结一致的华侨也可以像失去祖国的犹太人一样自立于海外，并进而解救被囚的光绪和危难中的祖国。上千的华侨听众再次由衷感动，在闪烁的夜灯之下呜咽垂泣。(14)这场讲演实际上为康氏后来发动华侨组织保皇会奠定了理论根据。
在温哥华附近的新威斯敏斯特市，康有为于4月19日晚发表了他在海外的第三场大型演讲，其听众包括近600余名当地华人和数十名白人。(15)他在详尽讲述光绪领导的变法过程及自己逃亡海外的经历后，再次呼吁海内外华人团结起来，解救同在危难中的光绪与祖国。但在讲演最后，康氏特别敦促海外华侨遵守当地法令风俗，以良好的行为赢得尊重，以便消弭华侨遭受的歧视，并力戒手足相争，提倡同胞相救，以通信和交换照片的方式使海外各埠华人联络起来，达到国家救亡和自救的目的。康有为再次大声反问听众：“愿齐心发愤救中国否?愿者拍手!……大众愿齐心救我皇上否?愿者拍掌!”所有听众均应声起立、举手拍掌，并齐声欢呼。(16)康有为的演讲不仅再次鼓动了听众为保皇、变法、救国而奋斗，而且提出了华侨团结、改革海外华人社会、消弭反华种族主义的最初想法。
为了联合海外华人、推动上述改良运动，康有为在温哥华提出一项由全球华侨投资建立跨国商业公司的计划，但他并未立即着手实行这一计划。在此期间，美国钵当臣海关拒绝了康氏在没有清政府证明的情况下以免受禁制的华人旅各身份入境。此后，驻维多利亚的史密斯领事给华盛顿发去专电，请求允许康氏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进入美国，这一要求也被美国国务院否决。因此，康有为在5月3日离开温哥华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仍然希望从此地前往华盛顿，至纽约前往伦敦，继续追求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支持。尽管康氏在渥太华受到加拿大总理和总督的热情接待，但他要进入美国的请求仍然遭到当地美国使馆及华盛顿的连番拒绝。他只好在5月20日从蒙特利尔乘船穿越大西洋，前往英格兰。康氏在伦敦未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并被窃贼偷去大部分旅行资金。在没有事先计划的情况下，他于6月21日又意外地回到蒙特利尔，由此逆向横穿加拿大，在7月4日返回温哥华。(17)
康有为于1899年5月初离开温哥华之后，当地唐人街的叶恩等6位商人领袖开始实施他所提出的有关商务公司计划。他们准备在温哥华设立该商务公司总部，并在美洲、亚洲和澳洲的华侨中发行约6000万美元的股票，发展银行、航运及在墨西哥的铁路事业。所以，康氏返回温哥华后实际已经面对一个当地商人筹建的雏形组织，乘机提出建立保商会的计划。但康有为在与维多利亚华侨领袖讨论之后，最终接受当地华商黄宣琳的建议，将该组织命名为保皇会，其英文名称为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是来自于该地海关译员李梦九的建议。康氏与当地唐人街领袖在维多利亚华人戏院集会商议3天之后，保皇会于1899年7月20日正式宣布成立，但该组织在温哥华和新威斯敏斯特的分部其时已经成立。(18)
1899年7月至9月间，康有为隐居在维多利亚附近的文岛，撰成《保皇会序例》，后来又将其扩充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19)以往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文件的研究大多注重康氏保皇、救国的政治口号，将保皇会在海外的发展归因于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对华侨的影响及后者对保驾复辟之后功勋的奢望。(20)实际上，这一纲领性的文件不仅对列强在中国的侵略表示痛心疾首，而且对华侨惨遭白人种族歧视的境遇表示深刻同情。因此，康氏为保皇会或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所拟订的全面政治口号是“忠君、爱国、救种”。他更为具体地说：“今同志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21)
这种忠君爱国、改革图强及要求种族自救、反对民族歧视相结合的政治口号使得保皇会在加拿大和全球华人社会中赢得了强烈的支持和迅速发展。来自于维多利亚的一位保皇会年轻领袖后来回忆：“中国积弱之由〔在于〕受白种凌辱……吾所闻爱同胞、爱国皆由此序文得之。”(22)伊娃·马的有关英文专着也注意到保皇会在加拿大的支持者希望使用这一组织来减轻反华种族歧视，但她未能揭示这种华侨的政治要求对保皇会及其政纲的实际影响。她和汤志钧等学者正确地指出了康有为利用“公司”名义以及发展工商实业的计划来吸引华侨，是造成保皇会迅速扩张的另一主要原因。(23)
保皇会组织在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出现之后，不仅在加拿大其他城镇迅速发展，也开始向美国等地华侨社会扩张。在有关原始资料中，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强调其父在加拿大创建保皇会之后，立即派遣其门人“分赴南北美洲、澳洲二百余埠成立分会”。(24)这一记载片面地将保皇会从加拿大向全球华人社会的扩张完全归功于康有为及其门徒，以至受其影响的有关论着仍未注意到这一组织扩展过程中华侨领袖的关键作用。(25)事实上，保皇会在维多利亚及加拿大其他城市建立之初，康有为主要依赖当地的华侨领袖来追求向美国的组织扩张。1899年9月下旬，康氏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派出3人前往美国推广保皇会，其中的华侨领袖之一马衮堂首先成行。他先后访问了美国的华盛顿、奥立根和加利福尼亚三州的华人社区，在西雅图、波特兰大及旧金山等美国城市发表演讲，帮助建立、健全当地保皇会。由康氏派往美国的其他人员通常由加拿大保皇会提供旅行费用。(26)康有为还与维多利亚、温哥华等北美城市新建保皇会的华侨领袖密切合作，展开了一系列跨国政治甚至是军事行动。他们首先发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温哥华、新威斯敏斯特及美国西雅图、波特兰等城市的华人在1899年8月4日为光绪皇帝举办祝寿庆典，由此要求恢复其实际权力及其变法运动。尽管康氏的诗文自称曾亲临维多利亚中华会馆“率邦人恭祝圣寿”，根据加拿大警察报告及维多利亚报纸报道所做的研究，证明他在光绪生日当天及前后数日都在文岛附近乘坐帆船游弋海上，其他各地为光绪祝寿的活动都是由当地华侨领袖主持的。(27)
加拿大保皇会在其初期甚至积极介入了康有为领导的政治暗杀以及与庚子勤王有关的筹款招兵等激烈行动，这与当时革命党人的激进手段相似。根据一位维多利亚的基督教牧师在1899年8月19日向英属哥伦比亚政府官员的报告，康有为一星期之前已将当地两名华侨派往日本，指示他们扮作日人前往北京，准备刺杀保守派的元凶及慈禧太后的干将——直隶总督荣禄。这两名华侨刺客配备了北京宫城和日本领事馆的地图以及荣禄活动的日程表。(28)1909年11月，一名从维多利亚归国的华侨关炳在给康氏的信中确实指出他在10年前曾“回家召集四方豪杰，千金不惜，即欲刺荣禄”，并声称“有三四十人允诺”效命。但因当时保皇会澳门总局对此缺乏重视，未给关炳任何答复和支持，以致这一暗杀密谋半途而废。(29)
康有为在1899年夏季隐居维多利亚附近的文岛期间开始策划庚子勤王的军事活动，企图以武力恢复光绪皇帝的实权及其变法运动。他于10月初向美国华侨发出筹款的号召，而加拿大保皇会领袖则承诺提供筹款人的活动经费。(30)尽管康氏在10月11日离开加拿大前往香港，但他很快派遣梁启超的堂弟梁启田从日本来北美，为庚子勤王活动继续在华侨中进行激进的宣传和筹款活动。(31)
梁启田在1900年3月初来到维多利亚，(32)3月20日召集温哥华、新威斯敏斯特保皇会领袖来到该市华人戏院开会演说，正式开始为庚子勤王募捐的活动。到会的3个加拿大城市保皇会的数十名领袖当场认捐“万元”。此后，梁氏又与这些保皇会领袖前往温哥华、新威斯敏斯特开会募捐，邻近的加拿大城市如乃么(Nanaimo)、锦禄(Kamloops)及西雅图等美国城市的保皇会领袖都冒雨前来参加会议，“日有加捐”，甚至该会“各值事之夫人亦有加捐数百元者”。(33)1900年7月，梁启田离开加拿大前往美国，继续其募捐及推广保皇会的活动。维多利亚保皇会专门派人随其入美，协助他在西雅图等城市的活动。据温哥华报纸报道，该市及美国一些城市的保皇会甚至还派遣了110名志愿者前往中国参加庚子勤王的军事行动。(34)
庚子勤王的武装暴动计划在1900年7月下旬前后惨遭失败，此后康有为领导保皇会转向以跨国实业公司来联合华侨，推动海内外华人改良运动的计划。(35)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的保皇会对康氏兴办跨国实业公司的计划提供了最早的实际支持，但其领袖并未立即放弃以武力或其他激进手段推进清末国内政治改革的要求。他们这种激进的想法与梁启超等保皇会年轻领袖一度追求的革命倾向颇为合拍，并曾受到后者鼓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拿大唐人街改良运动的成就却是梁氏从革命回到改良运动的原因之一。
康有为在1901年底专门派遣保皇会的港澳总局代表朱锦礼前往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与李福基、叶恩等人商谈、起草了一份关于商务公司的章程。这一章程经康氏修订后在1902年10月印发给各地保皇分会，李福基等人在维多利亚立即采取行动，于11月12日建立起“商务会”。(36)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康氏于1902年5月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37)，并在次月专门致书李福基等在维多利亚、温哥华和新威斯敏斯特的保皇会领袖，拒绝听从其“革命扑满之言”(38)，但李福基等在8月2日的一份通信中仍然对此表示异议。(39)同时，温哥华保皇会的主要领袖叶恩甚至剪去象征效忠“满清朝廷”的辫子，赢得了梁启超的称赞。实际上，该市许多华侨在1901年9月就曾响应来自旧金山保皇会的号召，决定集体剪去辫子，以法不责众的方式来防止清朝政府对个别剪去辫子的华侨进行迫害。(40)
梁启超在1903年3月3日乘船渡过太平洋，从维多利亚开始其著名的新大陆之旅，但他仅在码头与当地保皇会领袖和报纸记者短暂见面、交谈后即前往温哥华，(41)以该市为基地展开了近两个月的活动。梁氏美洲之行的目的除推广保皇会之外，主要在于为该组织的各种实业计划筹款招股。加拿大保皇会的总理叶恩当时即称在维多利亚、温哥华及加拿大其他城市已经为此承招10万元左右的商股。(42)他与他的叔父叶春田都是领导保皇会的温哥华富裕商人，也是北美华侨中分布最广的洪门秘密团体——致公堂在该市的主要领袖。(43)所以，梁启超在4月29日离开温哥华之前就宣称：“弟此行见海外人之热心……今后誓将去空言界，以入于实业界矣……此行目的颇达五、六〔成〕，大约实业界之基础可成八、九〔成〕，秘密界之基础亦得三、四〔成〕也。”(44)
梁启超决意放弃的上述“空言”包括他在此前倾向革命的言论，他的这一关键性选择也与当地华侨社会及保皇会在政治上表现的“热心”有关。梁氏声称保皇会1899年于加拿大建立后，“温哥华入会者十而六七，域多利〔维多利亚〕则殆过半，纽威士绵士打〔新威斯敏斯特〕几无一人不入会者。会中章程整齐，每来复日〔星期日〕演说，每岁三埠合同大叙集一次。近集数万金建总会于温哥华，俨然一小政府之雏形也。今岁会事益有进步，效立宪国选举法……俨然与文明国之政党无异，此诚中国数千年所未有也”。(45)由此而产生的对宪政改良运动及保皇会实业活动的希望以及康有为连续来信增加压力等原因，使得梁启超在温哥华期间发誓停止谈论革命。但是，梁氏此后仍“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即此次到〔北〕美演说时，固未言革〔命〕，然与惠伯〔叶恩〕、〔刘〕章轩谈及，犹不能不主此主义也”。(46)
显然，与维多利亚保皇会的总理李福基相似，这两位来自温哥华、新威斯敏斯特的华侨改良派领袖仍与梁启超保持相似的激进立场，尚未放弃“革命”倾向。他们的态度也反映了当时美洲华侨社会对康有为坐等光绪复辟的策略不满，要求以更为激烈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直到梁氏完成美国各地的旅行后，对美国共和制度、华人政治品格及反清革命党人的负面观察等考虑后才使其最终放弃革命观念，回到改良立场。(47)在结束其新大陆之旅时，梁氏于1903年10月末重返温哥华，再次感叹该市在“加拿大为维新会〔保皇会〕起点之地，而其内部之发达进步，亦为各市冠。今次以会所新成，合七省选举议员，以十一月开议会。各议员由会员全体投票公举，纯用文明国自治制度”。(48)因此，梁启超于新大陆旅行开始和结束之际在温哥华的所见所闻加强了他继续追随康有为、献身宪政改良的决心。他在此后不仅成为改良派与革命派论争的主将，而且无疑影响了叶恩等加拿大保皇会华侨领袖的政治态度。
紧随梁启超之后，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从日本出发，在1903年5月7日到达维多利亚。(49)她除了计划在北美求学之外，并在印度奉父命“赴欧美演说国事，为提倡女权之先声”。(50)康同璧在维多利亚以“中国政治改良”为题发表了一场“轰动”当地华人社会的公开演说，(51)并很快在以单身男性移民为主但女性稀少的华人社区中发起组织保皇女会。该会在1903年5月中旬正式成立后发行的图片中包括会长康同璧及当地18位妇女领袖的单人照片。图片上一副较短对联突出反映了新的女权主义政治意识：“国家兴亡，男女同责。”图片两侧的一副长联进而号召华人妇女学习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女英雄如冯嫁和秦良玉、法国历史上的圣女贞德以及俄国无政府主义革命女杰索菲娅·普鲁斯卡亚，争当“巾帼雄才”。(52)28日，康同璧在温哥华和新威斯敏斯特迅速发起另一拥有40名会员的保皇女会，并主持选举新威斯敏斯特保皇会的领袖刘章轩之妻为总理。该会在一年后重新选举温哥华保皇会主要领导人叶恩之妻为新总理，其时发行的图片除康同璧以外，还包括当地19位华人妇女领袖及两位白人妇女领导人的单人照片。(53)
在温哥华、新威斯敏斯特保皇女会于1904年发行的图片上，当地19位妇女中接近一半的妇女领袖来自加拿大保皇会总理叶恩、其弟叶庭三及其叔父叶春田的家族。因此，这一组织的真实性曾受到学者质疑。(54)实际上，这一保皇女会图片与温哥华保皇会的现存图片相似，都反映了叶恩家族在当地男、女保皇会中的重要影响，(55)但这并不说明该妇女组织仅是改良运动的政治装饰，并未追求妇女政治要求。这一保皇女会图片中包括一副长联，要求通过制定宪法和伸张民气来达到“男女同权”。(56)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保皇会总部在1905年12月确实就妇女会员投票权一事进行了激烈辩论。由于绝大多数与会代表认为女性会员对公共事务的了解尚不充足，会议最后否决了给予她们投票权的动议。(57)尽管如此，这场辩论的本身已经证明加拿大保皇会开始注意到妇女的政治要求，将此问题纳入海内外华人政治改良运动的议程之中。
康同璧于1903年8月21日从加拿大进入美国后，立即推广在维多利亚、温哥华发起的保皇女会。根据最近发现但尚未公布的“康同璧南温莎资料集”及其他文献，她在加拿大、美国亲自推动建立的保皇女会至少出现于西雅图、波特兰、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在她的间接影响下，美国华侨妇女到1905年为止至少在洛杉矶和檀香山分别建立了一个保皇女会和另一以“华女合群”为名的妇女政治组织。(58)其中在纽约的保皇女会于1903年11月成立后，当地“唐人街的所有著名妇女都加入为会员……这些相距数门之隔的华人妇女第一次得以互相见面”。(59)因此，康同璧与维多利亚及温哥华当地华侨妇女发起的女权改良主义组织和运动，虽然并无梁启超等保皇会年轻领袖一度鼓吹的“革命”那样激烈，在海外华人社会却带来了某些真正革命性的变化，也比秋瑾等革命党人在日本等地所开展的妇女运动更早。
总之，从1899年康有为两度未曾计划的横贯加拿大之旅到梁启田、梁启超及康同璧在1900年至1903年间的连续访问，清末改良派的政治领袖通过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的华商领袖之间的相互合作和影响，不仅发展了众所周知的保皇会和鲜为人知的保皇女会，而且逐渐扩展了旨在改革晚清中国和海外华人世界包括华人妇女社会的广泛运动。1905年7月，康氏宣称保皇会已建立160多个分会，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地区的美洲、亚洲和澳洲国家。(60)因此，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唐人街发起的地方政治组织和运动对清末改良派在国内外进行的宪政改革宣传、勤王军事动员、跨国商务活动及女权主义运动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城市的地方华人社区不仅帮助康有为等外来政治领袖将海内外的华人改良运动推向1905年前后的顶峰，也在此后引发了保皇会的全球性内讧和分裂，并领导了海外华侨从改良到革命的急剧转变。
华侨社区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及其内外动因和跨太平洋影响
康有为领导的改良运动在1899年之后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重新兴起，并扩展到全球华人社会，保皇会于1907年10月改名为推行君主立宪的“宪政会”(61)，但这两个加拿大城市的宪政会领袖很快就在1909年前后分别走向继续拥护和公开反对康氏的道路，带动了该组织的全球性分裂和衰落。改良派组织及其运动的衰落无疑为海外华侨革命运动铺平了道路，是后者兴起的主要背景之一。但是，以往论着将改良派贬为保守、反动及彻底的失败者，并以1910年之后才到加拿大的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活动来解释其1911年的突然成功难以令人信服。(62)实际上，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重兴的华人改良运动通过1899-1909年这10年的发展，在政治动员、人才培养、组织发展等方面都为革命运动的跨太平洋突起创造了条件。在这两个加拿大城市内，姗姗来迟的革命党人也步康有为等改良派领袖的后尘，采取了依赖地方华人力量并适应其实际要求进行政治动员的策略，他们与后者的互动也同样影响了辛亥革命前后跨太平洋华人世界的政治变迁。
康有为在1904年11月至1905年2月对加拿大的第三次访问及此后的首次美国之旅将其领导的海内外华人改良运动推向顶峰，一度超过革命党在华侨社会中的影响。康氏在访加期间大力提倡通过发展保皇会跨国公司来团结海外华人，并号召推动华侨社会改良来消除白人反华民族歧视。他早在1902年与维多利亚保皇会领袖李福基等人的通信中就指出，白人反华民族歧视既是列强欺凌中国的结果，也是华侨社会缺乏文明和团结的后果。因此，他指示加拿大保皇会首先领导华侨社会的改良，通过提高个人卫生、保持街道整洁、停止堂斗内讧等方式来消弭白人歧视，包括终止在两年后期满的中美之间禁止华工移民条约。他在加拿大的讲演也特别强调华侨必须遵守当地法令风俗，提高自身文明程度，注重个人及社区的卫生。因此，维多利亚、温哥华的保皇会都决定通过建立公共浴室、保持唐人街整洁等活动来响应康氏号召，实行华侨社会改良。(63)
康有为在1905年初终于从加拿大进入美国，实现了他在1899年未能达到的目的。他在1905年5月初向全球保皇会发出号召，敦促他们以集会、通电等方式来阻止中、美政府续订关于禁止华工移民的条约。保皇会在檀香山的《新中国报》、上海的《时报》等报刊从1903年开始进行的抵制美货、反对美国排华政策的宣传也迅速影响了海内外华人。上海商务总会于1905年5月20日发出拒买美货、反对中美工约的号召后，一场抵制美货及美国民族歧视政策的运动在中国国内广泛展开，并得到日本、新加坡、泰国、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华人的积极响应与实际支持。(64)海外华人在许多城市的抵制美货活动实际由保皇会及其报纸动员和领导，在加拿大更是如此。温哥华的保皇会积极展开抗美宣传活动的直接原因即在于其会员进入美国的合法权利常被无理剥夺，受其影响的华侨也全都赞成以各种方式支持国内的抵制美货运动。结果，该市的华人商会在6月19日召集来自本地及维多利亚等附近城市的800多人出席的会议上，宣读来自上海和广州商会的抵制美货电报，并由来宾发表谴责美国政府歧视华侨的演说。这一会议不仅为中国国内的抵制美货运动当场筹集了1000多加元经费，还决定动员当地的华侨码头工人拒绝装卸美货。(65)但是，这场运动也加剧了保皇会在旧金山、檀香山等地与革命党人的冲突及其在各自报纸上的互相攻击。(66)
在全球华人抵制美货及美国排华政策达到高潮之际，康氏于1905年7月在纽约召集北美各地的保皇会大会，通过了《保皇会公议改定新章》，其中的决定之一是在该会各分部建立联卫部和洁净部等部门，推进全球华侨社会的改良。(67)保皇会联卫部和洁净部的设立已经得到近来研究的注意，但它们仅被视为康氏在举办会员福利的口号下集资敛财、招纳心腹的计划，或被解释为他个人关于保皇会员修养的设想。(68)实际上，联卫部最初由加拿大保皇会在1903年初接受梁启超的建议而设，并很快为美国的一些保皇会仿设，以便受种族歧视的华侨可以团结起来，“相周相救”。(69)洁净部的计划也来自于康氏通过华侨社区改良来消除反华种族歧视的设想，并已由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的保皇会首先倡行。因此，这种新的组织设计主要反映了康有为通过华侨社会改革来消除反华种族歧视的设想，与抵制美货、反对美国排华政策的运动直接有关。
保皇会在1905年前后华人抵制美货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使其全球性影响达到了顶峰，但上述纽约大会又标志着它在北美的活动中心已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移往美国东部，并在政治上走向相对保守，与革命党的相互斗争同时趋于激化。纽约大会通过的《保皇会公议改定新章》公然宣称：“若革命者必图内乱，以招瓜分，是自卖中国，显与本会宗旨相背。”(70)这种保守政策反映出当时保皇会从庚子勤王时期政治立场的明显倒退，是导致其内部激进青年离心、分化，走向革命的原因之一。
康有为在1904年末至1905年初访加期间就保皇会商务公司所做的决定，同样导致该组织活动的跨太平洋扩张，却最终给改良运动带来了致命后果。康氏在其时已经决定将该商务公司设在香港，并选择维多利亚的保皇会领袖李福基为总理。在后者推辞这一提名之后，温哥华保皇会领袖叶恩受到该会两位主要领袖梁启超、徐勤的强烈推荐，并在康氏1904-1905年访加期间受命担任这一职务。李福基后来得到康氏的任命，监管保皇会在墨西哥的铁路、银行等更为庞大的工商业活动。(71)康有为与叶恩很快围绕以香港为基地的保皇会商务活动展开争执，成为该组织内部分裂的起点和革命党获得发展的机会。
康有为领导的改良运动和组织在1905年前后的发展也吸引和动员了大量华人移民，其中一些激进分子却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完全自发地走上革命道路。由于保皇会曾经长期受到学者误解，该组织在加拿大的发展、构成及对后来革命运动的关系都未得到应有注意。梁启超1903年访问北美期间，声称在温哥华、维多利亚和新威斯敏斯特市保皇会的成员“有权者六千余人”，并指出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保皇会总部统辖12个支部。(72)关于加拿大华侨史的一些著作以此推测全加保皇会在1904-1906年间仅有11人或12个支部，全国会员为6000人至7000人以上。上述论着又声称该组织成员仅为华侨中占据少数的年龄较大和较为富裕的华商，但因全加的华人在1911年仅为28000人，这一说法明显与此事实矛盾。(73)与此相反，伊娃·马关于美洲保皇会的专着指出该组织从一开始就对富裕和贫穷的会员兼收并蓄，但这种笼统的说法对了解会员的构成并无实际帮助。(74)
最近的研究证明，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保皇会总部在1904-1905年间所属分部总数已达40余处。1903年3月，温哥华、维多利亚和新威斯敏斯特市分部参加全加总部选举的成员就接近1500名左右。实际上，维多利亚保皇会的成员在1901年8月就已接近当地华人的40％，并在1903年初梁启超访加时上升为50％以上。大多为贫困移民包括年轻华人移民，即使其主要领袖李福基等富商也仅在51-52岁左右。(75)这些证据都表明保皇会是会员人数众多、群众基础广泛并在年富力强的富裕商人领导之下的社会政治组织，许多成员甚至领袖人物后来从改良转向革命是完全可能的。
在维多利亚保皇会于1907年5月为其新建会所刻写的碑文及其所附全加捐款人名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组织发展的情形。由于该会所从1905年开始建造，这份名单可能是当年或此前全加保皇会员捐款的记录。(76)
这份名单反映出加拿大保皇会在1905年前后已将其组织扩展到至少37个城市，包括维多利亚(域多利)、温哥华(云哥华)、新威斯敏斯特(二埠)及其周围英属哥伦比亚省的较小城市，如锦禄、乃么(奶么)、笠巴市笃(Revelstoke)以及该省以东的较大城市，如阿尔伯达省的卡尔加利(卡忌利)、马尼托巴省的温尼辟(呍打壁)、安大略省的多伦多(高郎度)和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满地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保皇会分部所在地几乎包括1911年孙中山为广州起义捐款时所经过的所有加拿大城市，特别是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在内的英属哥伦比亚省的大小城市及该省以东的4个较大城市。(77)显然，这些保皇会组织在各加拿大城市华侨中首先开始的政治动员为后来的革命党人活动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此外，上述碑文所列加拿大保皇会在1905年前后的620名捐款人中，来自维多利亚、温哥华及新威斯敏斯特市的人数最多，共为477人，仅为这3个城市内曾经参加1903年选举的保皇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在这477名人中，捐款数在5元以下的为353人(74％)，6元到9元之间的为11人(2.3％)，而在10元到100元之间的为113人(23.7％)。即使将捐款6元到100元的保皇会员作为相对富裕的华侨商人，他们的比例也仅为26％左右。对维多利亚本市314名捐款人的单独统计也显示捐款6到100元之间的保皇会员仅为77人，占24.5％。如再计入未能捐款的绝大多数穷困的保皇会员，相对富裕的保皇会员的比重当在5％—10％以下。因此，在1900年致康有为的一封信及次年致洛杉矶保皇会领袖谭良的另一封信中，李福基等均指出维多利亚保皇会包括了绝大多数的贫困会员。(78)由于维多利亚洪门致公堂的创始人林立混等人也是保皇会领袖，而该组织据称包括70％—80％的华人移民，其会员中有许多人士首先加入保皇会，受到政治启蒙和动员，但在1911年初又响应孙中山的号召，为当年4月的广州革命起义提供了捐款。(79)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维多利亚或温哥华密切相关的革命先锋人物或者来自于保皇会一些主要华侨领袖家庭，或者曾经在早年直接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教育和影响。李福基的长子李伯海在1905年前往香港，并随冯自由等同样来自保皇会领袖的家庭或曾受康、梁启蒙的激进青年从改良走向革命道路。冯氏原名冯懋龙，因其父冯镜如在日本横滨参加孙中山的兴中会之后又变为日本保皇会主要领袖，从而在少年时进入康有为门人梁启超所主持的大同学校学习。他在该校受到梁氏激进思想的影响，却不满康氏的保守压制政策，故而取名自由，并在1905年参加孙中山在东京新建的同盟会，又在此后受命发展其香港分部。李伯海显然与冯自由十分相似，因其思想激进从维多利亚保皇会首要领袖的家庭转向革命，在1905年参加冯氏主持的香港同盟会。(80)他们都代表了在改良运动中受到政治启蒙和动员而转向激进革命的青年，但李伯海在1906年又将出生于旧金山的同族青年李是男介绍加入香港同盟会。李是男进而在1909年介绍其同族青年李海云、李以衡加入香港同盟会，并在后来成为旧金山革命组织少年学社的创始人，后二者也很快成为香港的主要革命领袖。(81)因此，从维多利亚一个保皇会领袖家庭发生的政治分化直接带动了跨太平洋革命运动的发展。
1907年，维多利亚自发出现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击楫社，决意仿效东晋时期的民族英雄祖逖在长江中流击楫，发誓收复匈奴占领下的中原的壮举。该团体成员包括七八位当地激进青年，其中的主持人之一司徒英石(旄)即在上述碑文中被列为捐款6元的原保皇会成员之一。据称，击楫社在形成之后曾帮助同盟会推销其刊物《民报》，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并采取行动破坏当地改良派筹办商务公司及其在1908年为光绪、慈禧去世举办的典礼。击楫社后来于1909年解体，其成员大多参加了1911年出现于温哥华的同盟会，仍对革命运动产生了影响。(82)但是，上述资料似乎显示该组织最初是从改良派分化出来或在其直接影响下的激进青年所自动发起的，而并非在同盟会直接影响之下出现的革命团体。
与此同时，温哥华的华人基督教报纸《华英日报》编辑崔通约也因与当地保皇会的冲突而开始反清革命宣传，而崔氏早年是康有为所主办的万木草堂门生，曾长期在东南亚、香港等地追随康、梁，从事改良宣传、教育活动。他在1899年受洗入教后又从事华人基督教的独立和改良运动，并在此前后断续参与革命党人在广州、香港和日本的活动，但因行为怪异屡遭摒弃。(83)1906年温哥华的华人基督徒筹建《华英日报》之后，他受邀前往担任编辑，但该报以宣传福音和“开通民智为务”，实际是一份具有改良倾向的中文基督教报纸。由于崔通约在1907年初报道了广东清朝官府通缉保皇会成员的新闻，立即被康有为在加拿大的追随者视为叛逆师门，以诽谤罪诉讼于当地法庭。崔氏在此后即以《华英日报》为阵地展开反清革命宣传，屡次受到当地改良派在法庭的控告诉讼，直到该报在1909年末左右破产为止。(84)
因此，同前述李伯海、冯自由及司徒英石等激进青年相似，崔通约也曾在康有为领导的改良活动中受到政治启蒙和动员，但他主要由于个人与加拿大保皇党人的冲突而转向反清革命。崔氏为此曾与冯自由在香港编辑的革命报纸有所联系，虽然他在当时并未与同盟会建立正式组织关系(85)，但《华英日报》是当地基督教报纸，崔氏也曾长期参与香港和加拿大的洪门活动，他的反清革命宣传无疑直接影响了当地华人基督教徒特别是洪门致公堂众多会员的激进倾向。据说他与改良派人物在当地法庭的诉讼曾受到这两方面的支持，《华英日报》破产后的设备也最终成为温哥华的洪门致公堂创办其《大汉日报》的基础。此后，崔通约前往旧金山担任《中西日报》记者，并曾帮助李是男等组织少年中国学社和同盟会的革命工作，但最后因与革命党人冲突，再度被开除出党。(86)尽管如此，他从改良派阵营分化出来后，在加拿大和美国华侨中一度起了积极宣传革命的先锋作用。
直到1909年6月，维多利亚宪政会给康有为的信件仍然提及“《华英日报》崔通约时时攻击”，但是该报告显示改良派已经面对更为致命的内讧和分裂。(87)早在1906年，康氏就因叶恩在香港经营的保皇会商务公司亏损产生矛盾，但至1909年，双方因争夺叶恩参与招股兴办的振华公司，又公开互相指责。当年5月，曾与叶恩合伙在北美为振华公司招股的刘士骥在广州遭到暗杀之后，甚至旧金山原保皇会领袖谭树彬也与革命党人编辑的致公堂《大同日报》联系，声称暗杀活动是康的同党所为。几乎同时，洛杉矶原保皇会领袖谭良发表公启和其他文件，公开反驳康氏对其挪用公款的指责，(88)但特别致命的打击还是来自温哥华。11月，叶恩的弟弟叶庭三、叔叔叶春田及其他13位温哥华宪政会领袖集体发表布告，谴责康有为与其门人企图窃取、破坏振华公司及其在南洋、香港、纽约、墨西哥等地商务活动中的营私舞弊行为，对全球的宪政会产生了最为强烈的冲击。维多利亚宪政会的主要领袖李福基立即对此公开加以反驳，美国波特兰、中国香港乃至澳大利亚的保皇会也以函电加入这场争执，力挺康有为。(89)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开始的改良派组织的全球性内讧和分裂，当然给革命党提供了极佳发展机会。
正是在此有利的形势之下，香港同盟会领导人冯自由毛遂自荐，于1910年6月到达加拿大，担任温哥华致公堂《大汉日报》编辑。冯氏于1904年在横滨参加了当地洪门组织，并任草鞋(将军)之职。因此，他在抵达维多利亚后，即以“草鞋原是五条龙”等洪门歌诀暗语赢得当地致公总堂和宪政会领袖林立混等人信任。虽然冯氏称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在此前已为康有为保皇骗局及其打入该堂内部夺权的伎俩所愚弄，但他实际袭用了后者依靠、适应地方华侨社会的政治宣传与动员手法。冯自由不仅主要利用了致公堂的《大汉日报》做革命宣传，而且采用、迎合了洪门“反清复汉〔明〕”的传统宗旨。(90)这一口号虽与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相近，但孙中山在1904年所拟《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中与此口号并列的“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宗旨并未被致公堂接受，冯自由在与加拿大洪门的合作过程中也只得对此加以迁就。(91)
为了避免引起洪门人士对外来组织势力的怀疑，冯自由在到达温哥华的一年之内也未筹建同盟会，仅利用《大汉日报》秘密网罗激进青年。同时，冯自由通过致公堂的《大汉公报》与温哥华宪政党的《新报》记者梁文兴展开一年有余的笔战。(92)但是，当地致公堂主要创始人叶春田的家族即《新报》的主要股东——当地宪政会与康有为在1909年公开冲突之后也已脱离关系。叶春田不仅默许了这场笔战，其长子叶求茂(剑胆)还步冯自由和李伯海的后尘，很快从一个改良派领袖家庭出生的激进青年变为当地早期革命党人。此外，温哥华的原保皇会会长黄孔昭曾在1909年与叶春田等10余名温哥华宪政会领袖一道发布公告痛斥康有为，他也在后来接受了冯自由的革命宣传。(93)显然，这些温哥华改良派领袖与康氏在1909年的冲突及此后的分离是他们默许或接受革命宣传的主要原因。
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也于1911年初来到加拿大，为筹备当年4月即将发动的广州起义寻求华侨捐款支持，从而将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唐人街的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但他与冯自由不仅仍然利用致公堂进行革命宣传和动员，而且通过与这一洪门组织的互相利用取得了筹款活动的极大成功。实际上，孙中山于1897年夏从欧洲返回日本的途中，在7月11日至8月2日间首先横穿加拿大本土到达温哥华，然后在维多利亚逗留十多天。但他从伦敦开始的旅程就有一名清朝外交官员及其雇用的英国私人侦探尾随监视，以致无法在维多利亚华侨中自由展开革命宣传或组织活动，仅与其所寄居的英昌隆行的年轻店主李勉臣等人有所接触。(94)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后，曾为旧金山致公总堂拟定上述新章程，并派遣革命党人刘成番禺编辑其《大同日报》，试图将这一组织重新加以登记改造。但旧金山致公总堂主要试图借此加强控制各地分堂，充实总堂基金。在孙中山与总堂大佬黄三德为此周游美国期间，各地洪门也仅利用其名声和演讲的机会来招纳会员，扩大势力和财源，并无意于重新登记和改造。即使孙中山在1911年1月底专程来美国为广州起义捐款，旧金山致公总堂仍与革命党人难以合作。所以，当孙中山接到冯自由邀请访加活动的信后，在不辞而别的情况下取消了出席当地致公总堂农历新年大会的约定，在2月初乘火车直达温哥华。(95)
孙中山于1911年2月6日抵达温哥华之后，自述称致公堂“各手足非常欢迎，连日在公堂及戏院演说，虽大雨淋漓，亦极踊跃”。(96)冯自由的记载亦称孙中山与他连日演讲洪门的历史，其反清复明宗旨及革命利害得失，每日听众达千人以上。同时，当地致公堂乘机“开台演戏”，即举行入堂加盟仪式，招纳了300余名新会员。冯自由乘机提议成立革命救国筹饷局，温哥华致公堂领袖立即表示赞成，踊跃担任其职务，并“首捐香港银一万元为之捐”。此后，冯氏与孙中山前往维多利亚，动员该处致公总堂向银行抵押总堂房产，为广州起义筹得港币3万元汇往香港，作为准备广州起义的经费。(97)但是，黄兴等人于1911年3月6日和12日从香港收款之后发出的两封回信证明维多利亚致公总堂的3万港币在3月6日前汇到，温哥华的1万港币在3月11日汇达。(98)同时，香港同盟会统筹部出纳课长李海云在港所签收据，证明他在3月1日收到维多利亚致公堂汇款，而孙中山在3月5日发给维多利亚华商林礼斌的短信中指出，温哥华致公堂因无法抵押房产，尚需一二日筹措一两万元汇出。(99)因此，孙中山加拿大的筹款成功并不始于他和冯自由在温哥华的革命动员，其关键是他们在维多利亚致公总堂的活动。
孙中山在温哥华筹款尚无即刻成效，而香港革命党人催款急如星火的情况下，于2月22日前往维多利亚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冯自由乘机鼓动该地致公总堂用总堂楼房从银行抵押现款，以接济迫在眉睫的广州革命起义。据冯氏自称，维多利亚致公总堂领袖鉴于该总堂的地位已经受到处于交通更为发达、会员人数更多的温哥华分堂威胁，曾请其调和双方矛盾，所以能够接受他的建议。(100)冯自由此举的目的还在于考虑到“维多利〔亚〕埠总堂向为〔加拿大〕各埠领袖，其向背之态度，足为各堂表率”。(101)所以，孙中山特意邀请了温哥华、新威斯敏斯特的致公堂代表参加了维多利亚总堂会议，共同决定抵押总堂房产作为广州起义军费。在场的原保皇党人林立混提出向会员劝捐作为起义经费，以防起义失败、无法赎回房产。但孙中山保证一旦起义失败，他将再来此地，介绍全部香山同乡加入致公堂，赎回抵押房产。(102)因此，孙中山和冯自由除了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外，还利用了维多利亚与温哥华两地致公堂之间的竞争、各地堂口扩张会员的需要及总堂对分堂的影响，保证了捐款的成功。
现有档案资料证明，维多利亚致公总堂在2月24日集议之后，约80位总堂领袖与普通会员签字同意抵押该堂房产，并在2月27日正式与英属哥伦比亚土地和投资公司(the Columbia Land and Investment Agency)签署抵押文件，由此获得12000加元的押款。(103)为了凑足30000元港币后电汇香港同盟会以应准备起义的急需，孙中山以个人名义从当地银行借得900加元(后由温哥华致公堂偿还)，有可能也动员了林礼斌等当地一些商人补足余款。在孙中山2月24日为致公堂职员及赞助商人举办的晚宴上，由于该堂内部对此事仍然争执激烈，仅有11名职员不惧危险应邀出席，而另外5名冒险赴宴的商人中不仅有曾经在1897年接待过孙中山的李勉臣，而且还有在1899年向康有为首倡“保皇会”名称的黄宣琳。在刚刚入席之际，全场灯火突然意外熄灭，增加了紧张气氛，在座的宾客中竟然有人以此作为不祥之兆。但据冯自由的记载，林礼斌、黄宣琳等仍在事后继续为广州起义汇出4000元港币个人捐款。(104)
孙中山离开维多利亚之后，该地致公总堂还派出一名职员陪其前往加拿大其他城市，利用总堂的影响来帮助筹款。各地致公堂在邀请孙中山进行革命演讲活动过程中，通常在响应捐款的同时乘机举行加盟仪式，招徕新的会员。温哥华致公堂的记载证明孙中山与该堂领袖陈文锡在1911年2月12日曾首次共同以“大佬”身份主持加盟仪式、招纳新会员60余人，而非上述冯自由记载所称300余人。孙中山从维多利亚回到温哥华之后，于3月4日再次与陈文锡以“大佬”身份主持加盟仪式，又招收新的会员70余人。此后，温哥华致公堂汇往香港的捐款为：4月3日，2000元港币；4月9日，1000元港币；4月10日，2000元港币；4月14日，10000元港币；4月18日，2000元港币；4月22日，1000元港币，共为18000元港币。其中除4月14日汇出10000元港币的日期比前引黄兴等来信所述时间推迟1月以上，其总数与黄兴在广州起义之后的报告所列来自温哥华的19000元港币相近，但该堂在5月7日还为救济起义受难人士汇出2000元港币。(105)
孙中山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致公堂之间采取的互动方式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确保了他在加拿大其他城市的革命宣传和筹款活动获得了成功。在温哥华岛上的乃么等煤矿城市，孙中山仍然通过致公堂来组织革命演讲，进行捐款动员，但同时继续与陈文锡以“大佬”身份主持当地堂口的加盟仪式。他此后前往英属哥伦比亚省的锦禄、企龙拿(Kelowna)、利维士笃等小城市，分别来自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的致公堂职员谢秋、李丙辰均全程陪同其活动至3月底。谢秋继续以维多利亚致公总堂代表身份，陪同孙中山访问了该省以东的较大加拿大城市，包括卡尔加利、温尼辟、多伦多、满地可，直到后者在4月19日前往纽约。除踊跃捐款之外，多伦多的分堂还效法维多利亚总堂，抵押堂产作为广州起义经费。(106)黄兴在1911年5月的报告中指出，广州起义在全球华人中的募捐总数约为150700元港币，其中来自加拿大的捐款为63000元港币，占全部起义经费的41.8％。(107)冯自由对广州起义所得捐款总数的统计与黄兴所说相近，但称由其个人经手的加拿大捐款总数已超过70000元港币，为同盟会“全球各地筹饷成绩之第一位”。(108)
虽然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之中最后也是失败最为惨重的一次起义，但他为此在加拿大进行的革命宣传和筹款活动空前成功，冯自由也乘机于当年5月秘密建立了同盟会在温哥华的第一个加拿大分部，吸收了来自该市及维多利亚的100多名会员。在冯自由的领导下，温哥华同盟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当地唐人街主要社区组织中华会馆的年度选举，并利用同宗和同乡关系动员其他华侨参选投票，击败了几乎所有竞选的宪政会领袖。结果，中华会馆的20名当选董事中竟有12名同盟会员，其中的当选人之一叶求茂即当地原保皇会领袖叶春田长子。但是，温哥华中华会馆主要由叶春田、黄玉珊等保皇会领袖在1906年创立，同盟会的这场胜利实际表明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利用了改良运动的组织遗产。(109)
孙中山在1911年4月28日抵达芝加哥之后获得广州起义失败的详情后，随即开始为善后及重振革命运动筹措经费，并计划建立革命公司，发行股票筹款。这一计划实际由康有为在1899年从温哥华开始规划，并与维多利亚保皇会于1902年首先组织的商务公司在形式上十分相似。但因认股人数不多，这一计划很快被放弃。孙中山于1911年6月18日到达旧金山后，显然是基于在加拿大进行革命动员和成功筹款的经验，与当地致公总堂领袖商定让所有同盟会员加入这一洪门组织，以遂后者扩大会员和势力的欲望。双方借此联合设立洪门筹饷局，但后者几乎是在温哥华曾经设立的类似组织翻版。无疑基于同样原因，孙中山在当年8月将冯自由从温哥华调遣至旧金山，希望他运用温哥华的成功经验协助革命党人与旧金山致公总堂在洪门筹饷局的合作。(110)
冯自由领导旧金山洪门筹饷局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从旧金山、维多利亚等北美城市成功筹得大批华侨捐款，迅速购买了6架飞机并先后运至临时革命政府的首都南京，成为近代中国真正建立空军力量的开始。这些飞机由于缺少合格的驾驶员而沦为南京新建机场的钢铁摆设，上海和北京报纸关于南方革命政府拥有的战机凌空千尺、威力强大的传闻还是被实际主持清朝政府的袁世凯用来威吓清朝皇室，对于促成清帝早日退位和辛亥革命最后胜利起了作用。(111)
因此，1899-1911年间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的唐人街政治不仅曾引发全球华人改良运动的先兴后衰，还加速了海内外华人反清革命运动的胜利结束。但是，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改良与革命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保皇会的两位主要领袖李福基、叶春田曾经协助康有为、梁启超等外来政治领袖掀起从地方到全球的华人改良运动，但其各自的长子李伯海、叶求茂分别在太平洋两岸先后追随日本保皇会领袖冯镜如之子冯自由，转向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革命运动。这3个家庭内部父子两代之间发生的同样政治变化当然并非完全出于偶然，而是反映了革命和改良在双方对抗之外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于后来居上的革命党人在与地方华人互动中对改良派策略的模仿及其在政治动员、人才和组织利用方面对后者遗产的继承，而且表现于这两场似乎对立的政治运动在维多利亚、温哥华及跨太平洋华人社会带来的共同影响。
1913年1月，维多利亚的华商林礼斌在回国访问时顺道经过上海，拜见当时已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重叙他们在1911年初为广州起义筹款时期建立的友谊。林氏后来回忆他曾在交谈中问及：“保皇会之宗旨是否系保满洲皇帝?据孙中山答云：‘非也。康有为亦是革命，不过他是缓进派，民党〔同盟会〕乃是急进派耳。事实上是名异道同，是亦革命之分道扬镳也。’”(112)由此看来，1899-1911年间康有为、孙中山等外来政治领袖通过与维多利亚、温哥华两地华侨的互动而抒写了主题相同的华人政治“双城记”。他们由此在1899-1911年间掀起的改良、革命运动实际是跨太平洋华人政治史上前后递进、内容不同的篇章。因此，本文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这一时期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唐人街地方政治的跨太平洋联系和影响，而且在于进一步突破史学界关于清末海内外华人改良—革命运动完全对立的片面观点，真实地再现这两种运动在互相对抗之下的内在联系。对此地方政治运动的跨太平洋联系进行考察也对推动一般地方史和全球史的结合具有启发意义。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历史学家就注意到晚清改良与革命运动在其双方对立之外的最终合流，指出激进立宪党人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后最终走向反清道路、协同革命党人取得辛亥革命胜利的历史贡献。(113)但是，本文进一步证明康有为等改良派领袖依靠、适应维多利亚、温哥华的华侨社会力量而发起了一场新的改革晚清中国与海外华人世界的运动，从该地发源的保皇会在跨太平洋的华人社会中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全球政治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才先后来到维多利亚、温哥华的同盟会领袖冯自由、孙中山不仅采取了依靠、适应当地致公堂等华侨力量的同样策略，而且得益于改良运动在政治动员、人才培养和组织发展等方面奠定的基础，从而迅速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影响了跨太平洋华人革命运动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不仅晚清激进立宪派与反清革命党对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前后相继的保皇会、宪政党与同盟会及洪门组织的海外发展和互相竞争也对跨太平洋华人世界的主要政治变化产生了共同影响。虽然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相互斗争造成每一个唐人街甚至其中许多家庭的政治分裂，但他们各自的组织发展和政治动员也将所有华人社区之间的联系、互动从地方层面推进到了全球范围。
正是从这种地方史与全球史结合的角度，本文进一步在研究方法上尝试从维多利亚、温哥华的地方华侨与康有为、孙中山等华人世界政治领袖之间的互动过程来研究跨太平洋改良运动的兴衰及其向革命运动急剧转化过程。康氏等改良派主要领袖与维多利亚、温哥华当地华侨的早期合作导致保皇会及其政治改革运动和跨国商务活动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但从这两个城市开始的保皇会内部冲突又是导致该组织全球分裂和衰落的关键因素。同样，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与维多利亚、温哥华、旧金山等地致公堂之间为了前者的筹款宣传和后者的扩充会员而相互利用，直接导致了双方一致追求的反清革命从当地唐人街到全球华人世界中的急剧发展。
因此，本文希望使用维多利亚与温哥华唐人街的改良与革命活动的个案分析来突破传统的地方史研究，推进以地方为中心的史学，而不是以地方为限制的历史研究，以便揭示地方史的全球性联系。同时，本文还期望以此地方研究个案突破传统世界史和近来新兴全球史的局限，强调全球联系的历史研究，而不仅仅是以整个世界为单元的史学研究即对各国历史进行全球综合的传统世界史或是对于世界各国整体历史趋向和联系进行分析的新兴全球史。
总之，本文认为可以从地方的角度来深化全球史，而全球化的地方史也可以作为全球史的重要部分来进行宏观考察。狄更斯所著《双城记》的动人之处在于使用法国大革命中的爱情故事将巴黎和伦敦城内不同人物的命运糅合为一气呵成、扣人心弦的情节。与此相比，本文研究的价值在于揭示了1899-1911年间维多利亚、温哥华唐人街内改良与革命运动的先后发展及其互动关系所带来的华人政治动员与联系已经远远超出这两个加拿大城市的范围，达到了太平洋为中心的广阔世界。
注释：
①Charles Dickens,A Tale of Two Cities,New York:Random House,1993.
②David Chuenyan Lai,Chinatowns: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Vancouver,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8,pp.77-78,83-84,183-84,199-200.温哥华岛的面积为31285平方千米，而台湾岛面积为35883平方千米。
③厦门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李智君在2015-2016年访问维多利亚大学期间协助绘制。
④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1899-1909,”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9,No.1,2014,pp.6-16.
⑤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601-604页。
⑥此类简要论述，可参见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Edgar Wiekberg et al eds.,From China to Canada: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Toronto:MeClenand and Stewart Ltd.,1982；黄昆章、吴金平：《加拿大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此外，尚有一些简短论文，如吴金平、雷炳炎：《加拿大华侨与辛亥革命》，《衡阳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⑦有关研究评述，参见马洪林：《康有为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究》2008年第12期；徐松荣：《戊戌后康梁维新派十年研究概述》，《历史教学》1995年第3期。
⑧关于康有为在加拿大的活动及保皇会在加早期发展的最新研究，参见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l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1899-1909,”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9,No.1,2014,pp.3-23；陈忠平：《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基于北美新见史料的考证》，《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本文第一部分将尽量综合、利用这两篇文章的研究成果，但将补充必要的史料和史实，并进而考察梁启超等其他改良派领袖在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的活动。
⑨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1899-1909,”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9,No.1,2014,pp.6-7.
⑩“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1899-1909,”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9,No.1,2014,p.7；李福基：《宪政会纪始事略》，出版地不详，1909年，第2页；General Register of Chinese Immigration,RG 76 D2a,Vol.700,reel C-9512,Register 7,Serial No.29006,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Ottawa.钵当臣是早期华侨所遗中文文献中的旧式译名。为避免混淆，本文对所引文献中的译名一般不作更改，仅在初次提及时在其后盼括号中附上英文地名及一些较大城市的现行译名。
(11)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1899-1909,”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9,No.1,2014,p.7.
(12)“Kang Yu Wei Here,”Daily Province,April 13,1899,p.4.
(13)康有为在维多利亚的演讲日期见“A Statesman Reformer,”Daily Times,April 10,1899,p.5。这一演讲的大致内容，参见康有为：《游域多利、温哥华二埠记》(1899年4月16日)，载康有为：《康有为文集》第5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
(14)康氏自述此次演讲时间为4月16日，其主要演讲内容，亦参见康有为：《游域多利、温哥华二埠记》，载康有为：《康有为文集》第5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8-119页。但据温哥华两份英文报纸记载所作考证，此次演讲时间为4月13日，参见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1899-1909,”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9,No.1,2014,p.8。
(15)康氏误记此次演讲时间为4月20日，参见康有为：《在温哥华鸟威士晚士咑埠演说辞》(1899年4月20日)，载《康有为文集》第5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页。但据该市英文报纸及保护康氏的加拿大警察报告所作考证，正确时间应为4月19日晚间，参见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1899-1909,”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9,No.1,2014,p.9。
(16)康有为：《在温哥华鸟威士晚士咑埠演说辞》(1899年4月20日)，载《康有为文集》第5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123页。
(17)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1899-1909,”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9,No.1,2014,pp.9-12.该文根据加拿大报纸等资料，特别是贴身保护康有为的加拿大警察逐日报告，对康氏在加各地旅行的时间做了详细考证，改正了以下两书记载中的一些错误，即康同璧：《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载《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Jung-pang Lo,K'ang Yu-wei,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Tucson: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7.
(18)关于保皇会成立过程的文献考证，参见陈忠平：《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基于北美新见史料的考证》，《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9)康有为：《复谭朝栋书》(1899年9月29日)，载《康有为文集》第5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康有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1899年10月)，载《康有为全集》第5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4页。该书编者将《复谭朝栋书》所署农历日期错误转换为1899年10月2日。
(20)马洪林：《康有为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5页；高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21)康有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1899年10月)，载《康有为全集》第5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22)《救大清皇帝会序》张炳雅手书之序、跋，Box2,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Documents,1899-1948,Ethnic Studies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23)Eve Armentrout Ma,Revolutionaries,Monarchists,and Chinatowns: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pp.45-48；汤志钧：《康有为的海外活动和保皇会前期评价》，《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24)康同璧：《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载《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2页。
(25)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77-378页；任贵祥：《论华侨与保皇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高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34-42页。
(26)马衮堂致康有为信，1899年12月，Yuk Ow Collection,carton 5,Ethnic Studies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康有为：《复谭朝栋书》(1899年9月29日)，载《康有为文集》第5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27)陈忠平：《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基于北美新见史料的考证》，《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28)A.B.Winchester to T.R.E.McInnes,August 19,1899,Attorney General Correspondence,1872-1937,Reference No.B09319,File No.3906/99,British Columbia Archives,Victoria.
(29)关炳：《关炳致康有为书》(1909年11月26日)，载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2-463页。
(30)康有为：《与腾芳书》(1899年10月2日)，载《康有为文集》第5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9页。
(31)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1899-1909,”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9,No.1,2014,p.15；李福基：《宪政会纪始事略》，出版地不详，1909年，第4页。
(32)“Chinese Reformer,”Daily Colonist,March 4,1900,p.5.
(33)《英国加拿大属三埠保皇同人大会记》，《清议报》1900年第45册，第16页。
(34)李福基：《宪政会纪始事略》，出版地不详，1909年，第4页；陈忠平：《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基于北美新见史料的考证》，《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35)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1-86、417-427页。
(36)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2-426页；李福基：《宪政会纪始事略》，出版地不详，1909年，第5页。
(37)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1902年5月)，载《康有为文集》第6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2-333页。
(38)康有为：《致李福基等书》(1902年6月1日)，载《康有为文集》第6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0-351页。
(39)徐维经、李福基：《徐维经、李福基致某某书》(1902年8月2日)，载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204页。
(40)梁启超：《致叶恩、李福基等书》(1902年8月14日)，载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香港：银河出版社，2008年，第99-102页；“To Cut off Their Queues,”Daily Province,September 1,1901,p.1.
(41)“Chinese Reformer,”The Daily Colonist,March 4,1903,p.1.该报报道梁启超在1903年3月3日到达维多利亚，但梁氏本人及李福基以中国时间推算，称他在3月4日到达该市码头，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27页。
(4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
(43)RG-137-980.413.26：《福缘善庆〔1886年〕》，The Archives of Barkerville Historical Town,British Columbia; RG-137-980.413.12：《咸水埠〔温哥华〕倡建致公堂劝捐缘簿〔1892年〕》，The Archives of Barkerville Historical Town,British Columbia。
(4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5页。
(45)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29-1130页。
(4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9-210页。
(47)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86-1188页；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4-219页。关于梁氏从革命回到改良立场转变的一般原因，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07-116页。但该书及其他有关论着均未提及1903年初梁氏在温哥华所见改良运动发展对其立场改变的影响。
(48)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99页。
(49)“Tosa Maru Arrives,”The Daily Colonist,May 8,1903,p.3.该报所记康同璧的英文姓名为F.B.Kang。
(50)康同璧：《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载《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7页。
(51)“A Reformer's Daughter,”Daily Colonist,May 23,1903,p.5.
(52)维多利亚保皇女会图片参见Zhongping Chen,“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in Zhongping Chen et al.,Victoria's China-town:A Gateway to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Chinese Canadians,http://chinatown.library.uvic.ca/chinese_empire_ladies_reform_association。该图片原件收藏于Harvard-Yenching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关于康同璧在1905年5月组织该女会的报道，参见“Daughter of Kang Yu Wei,”Daily Province,May 22,1903,p.1。
(53)关于康同璧组织该保皇女会、主持其选举的报道，参见“Chinese Women Form a Society,”Daily Province,May 29,1903,p.9。这一报道所载该会首任总理是Law A Yam之妻，而Law A Yam即刘章轩，曾在1903年3月被选举为全加保皇会副总理，参见“Address on Chinese Reform,”Daily Province,March 9,1903,p.2。这一妇女组织在1904年发行的图片显示其新总理为李欢姬，系叶恩之妻，参见何翠媚、班臣：《加拿大保皇女会：域多利、温哥华和二埠》，in Chinese in Northwest America Research Committee,http://www.cinarc.org/Women.html。该图原件收藏于Vancouver City Archives。
(54)何翠媚、班臣：《加拿大保皇女会：域多利、温哥华和二埠》，in Chinese in Northwest America Research Committee,http://www.cinarc.org/Women.html。
(55)陈忠平：《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基于北美新见史料的考证》，《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56)图片参见何翠媚、班臣：《加拿大保皇女会：域多利、温哥华和二埠》，in Chinese in Northwest America Research Committee,http://www.cinarc.org/Women.html。
(57)“Chinese Reformers,”Daily Colonist,December 5,1905,p.5.
(58)Zhongping Chen,“In Pursuit of Political Feminism across the Pacific:Kang Tongbi and the Chinese Empire Ladies Reform Association,1901-1905,”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Seattle,April 1,2016.此文主要根据“康同璧南温莎资料集”等文献的研究写成。关于该资料发现与整理的情况，参见Jane Leung Larson,“The Kang Tongbi Collection of South Winsor,Connecticut,”in Jane Leung Larson,“Baohuanghui Scholarship,”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y7Ajg4xYgVqUXFwbjlWNk0za0k/view。
(59)“A Scholar from China,”New York Daily Tribune,November 1,1903,p.4.
(60)康有为：《康会长大会演说文》，载《保皇会公议改定章程》，第5页b，Box 3,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Documents,1899-1948,Ethnic Studies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关于这些保皇会分部在世界各地分布的一般情形，参见高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50-59页。
(61)高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91页。该组织的全称原为国民宪政会，但后来改为帝国宪政会。
(62)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第273-304页；Edgar Wickberg et al eds.,From China to Canada: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 Ltd.,1982,pp.75-76；黄昆章、吴金平：《加拿大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9-150页；吴金平、雷炳炎：《加拿大华侨与辛亥革命》，《衡阳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63)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1899-1909,”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9,No.1,2014,p.16-20；陈忠平：《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基于北美新见史料的考证》，《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64)Zhongping Chen,Modern China's Network Revolution: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11-113；梁启超：《致各埠列位同志义兄书》(1905年6月7日)，载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香港：银河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苏绍柄编：《山钟集》，上海：宏文书局，1906年，第39、88-89、137、193-194、207-208页；黄贤强：《澳洲华人与1905年抗美运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65)“Local Chinese Aid to Boycott,”Daily Province,June 19,1905,p.1;“Financial Aid to the Boycott,”Daily Province,June 20,1905,p.2.
(66)《驳某记新报猪獐三主笔不得狂吠乱叫》，《檀山新中国报》1906年2月3日，第6版。
(67)陈忠平：《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基于北美新见史料的考证》，《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68)高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73-81、115-121、133-135页。
(6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214页。
(70)《保皇会公议改定新章》(1905年6月26日)，载《保皇会公议改定章程》，第6页b，Box 3,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Documents,1899-1948,Ethnic Studies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71)陈忠平：《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基于北美新见史料的考证》，《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7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86页。
(73)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第282、289页；Edgar Wickberg et al eds.,From China to Canada: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Tore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 Ltd.,1982,pp.74-75,88；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3页。
(74)Eve Armentrout Ma,Revolutionaries,Monarchists,and Chinatowns: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p.48.
(75)陈忠平：《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基于北美新见史料的考证》，《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董谦泰、李福基：《致谭张孝书》(1901年8月26日)，载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香港：银河出版社，2008年，第300页；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29页。
(76)梁应骝：《倡建创始保皇会所碑记》1907年5月21日。该碑文现存于1715 Government Street，Victoria；关于1715号楼房的建立时间，见David Chuenyan Lai,The Forbidden City within Victoria:Myth,Symbol and Streetscape of Canada's Earliest Chinatown,Victoria,British Columbia:Orca Book Publishers,1991,p.131。
(77)关于孙中山在1911年经过的加拿大城市，参见黎全恩：《洪门及加拿大洪门史论》，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8-130页，但其中有些城市系孙中山经过之地，并未进行活动。
(78)Eve Armentrout Ma,Revolutionaries,Monarchists,and Chinatowns: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p.48；董谦泰、李福基：《致谭张孝书》(1901年8月26日)，载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香港：银河出版社，2008年，第300页。在距维多利亚较远地方或在较小城市内的保皇会捐款人可能仅作了象征性捐款，故未对其捐款数目进行统计。
(79)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简建平：《中国洪门在加拿大》，温哥华：中国洪门民治党驻加拿大总支部，1989年，第13页。
(80)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356-357页；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535、705-706页；陈少白口述、许师慎笔记：《兴中会革命史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第13、33页。
(81)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58-159、356-358页；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546页。
(82)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10页；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第298-299页。李着提及击楫社曾为同盟会推销《民报》，但并未提供任何史料根据。
(83)崔通约：《沧海生平》，台北：龙文出版社，1994年，第27-42、45-49、54-57页；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
(84)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03-104页。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认为《华英日报》在1908年停止出版，但实际崔通约利用该报进行的反保皇会论战至少持续到1909年中期，参见骆月湖：《骆月湖致康有为书》(1909年6月19日)，载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0页。
(85)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04页。
(86)崔通约：《沧海生平》，台北：龙文出版社，1994年，第40、48、58-59页；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727页。
(87)骆月湖：《骆月湖致康有为书》(1909年6月19日)，载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0页。
(88)康有为：《致谭张孝书》(1906年6月6日)，载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香港：银河出版社，2008年，第72页；谭良：《公启》(1909年6月)，载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香港：银河出版社，2008年，第235页；骆月湖：《骆月湖致康有为书》(1909年6月19日)，载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8-421页。
(89)叶庭三等：《云高华埠宪政会布告书》，温哥华，1909年，第1-19页；李福基：《宪政会纪始事略》，出版地不详，1909年，第8-11页；伍宪子等：《香港宪政会伍宪子等致各埠公开信》(1909年11月2日)，载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1-454页；伍宪子等：《澳洲帝国宪政会致各埠公开信》(1910年1月26日)，载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4-465页。
(90)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68-170页。
(91)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16-117、119页；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522-523页。冯氏所引《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注明为“甲辰”或1904年所撰，但该文件在1905年2月4日修改定稿，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9-270页。
(92)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68-170页。
(93)叶庭三等：《云高华埠宪政会布告书》，温哥华，1909年，第17、20页；RG-137-980.413.12：《咸水埠〔温哥华〕倡建致公堂劝捐缘簿〔1892年〕》，The Archives of Barkerville Historical Town,British Columbia；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冯自由将《新报》误称为《日新报》，并将叶求茂误记为叶生或叶庭三之子。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据叶求茂后来自述，其父叶春田对他的早期革命活动曾“力为赞助”，见叶剑胆致梁植槐信，1929年3月8日，The Chung Collection,Box 108,Folder 8,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94)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39-144页；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第301页。陈书所引中文译文将英昌隆误译为李元昌。
(95)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14-119页；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522页；孙中山：《致旧金山致公总堂职员函》(1911年2月10日)，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09-510页；黄三德：《洪门革命史》，出版地不详，1936年，第15页。
(96)孙中山：《致旧金山致公总堂职员函》(1911年2月10日)，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0页。
(97)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70-171页。
(98)黄兴：《与赵声胡汉民致加拿大域多利埠致公堂书》(1911年3月6日)，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5页；黄兴：《与赵声胡汉民致冯自由书》(1911年3月12日)，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页。
(99)李海云在1911年3月1日(二月初一)签名的收据复印件参见黎全恩：《洪门及加拿大洪门史论》，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3页；孙中山致林礼斌信，1911年3月5日，No.G1.012.001,Helmcken File,City of Victoria Archives,Victoria,British Columbia。该信复印件参见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3页。
(100)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孙中山到达维多利亚的日期，参见“Advocates Armed Revolt in China,”Daily Province,February 22,1911,p.10。
(101)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603页。
(102)简建平：《中国洪门在加拿大》，温哥华：中国洪门民治党驻加拿大总支部，1989年，第9、24-25页。该书关于孙中山1911年来加拿大活动的记载，来自于温哥华致公堂职员曹建武于1930年所撰手稿《加拿大致公堂复国运动史》。该稿曾在1978年9至12月间连载于《大汉公报》，其中有关孙中山1911年在温哥华附近活动的记载主要依据该地致公堂所存资料，相对可靠。但是，该书稿对孙中山在多伦多等地活动的记载大约得自传闻，间有错误不实之处。黎全恩近着《洪门及加拿大洪门史论》(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130页)有关1911年孙中山访加活动的一章基本据此资料写成，因而沿袭了其中一些错误。
(103)Mortgage from Chee Kong Tong Society to B.C.Land & Investment Agency,27th February 1911,Land Title No.3501571,Land Title Office,Victoria,British Columbia.该抵押文件的部分复印件，参见黎全恩：《洪门及加拿大洪门史论》，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2-123页。
(104)林礼斌：《域埠中华会馆之沿革及华侨学校创立之缘起》，载《加拿大域多利中华会馆、华侨学校〔分别〕成立七十五、六十周年纪念特刊》，加拿大域多利：中华会馆，1959年，“著述”第4页；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603页；孙中山致林礼斌信，1911年3月5日，No.G1.O12.001.Helmcken File,City of Uictoria Archives,Victoria,British Columbia。上述林氏在1959年的回忆文章误称维多利亚致公总堂房产抵押仅得8000加元，显然不确。但是，孙中山预借900加元确有其事，曾在其3月5日写给林氏的信中提及。林氏并称他与李勉臣、黄祝求分摊了4000元港币，补足了当地致公总堂在3月1日前汇往香港的30000元港币，并未与黄宣琳等在此后另外汇出4000元港币。但孙中山在3月5日致林氏信中曾提及维多利亚的个人“捐款尚无要领，务望率先提倡……集有成款，望足下随时照前次名字代汇香港”，可见林氏等人的个人捐款确在此后汇出。此外，黄宣琳既然曾出席孙中山答谢晚宴，他无疑曾帮助补足致公堂的30000元港币汇款，或应允在此后做出个人捐款。
(105)简建平：《中国洪门在加拿大》，温哥华：中国洪门民治党驻加拿大总支部，1989年，第24、32页；黄兴：《与赵声胡汉民致冯自由书》(1911年3月12日)，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6-37页；黄兴：《与胡汉民致谭德栋等书》(1911年5月下旬)，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46页。
(106)简建平：《中国洪门在加拿大》，温哥华：中国洪门民治党驻加拿大总支部，1989年，第25-28页。该书据曹建武手稿《加拿大致公堂复国运动史》，误称孙中山在1911年4月25日抵达多伦多，并在此接到4月29日广州起义失败的电文。实际上，孙中山在4月19日已经离开加拿大到达纽约，并于4月28日在芝加哥得到起义失败消息，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34页。黎全恩《洪门及加拿大洪门史论》(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7-128页)沿袭了曹建武手稿中的这一错误。
(107)黄兴：《与胡汉民致谭德栋等书》，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46页。
(108)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603-604页。
(109)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604页；《成立中华会馆的起因》，载《温哥华中华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906-2006》，温哥华：中华会馆，2006年，第42-43页。关于温哥华在1899年之后的保皇会领袖，参见何翠媚、班臣：《加拿大温哥华保皇会1899》，载Chinese in Northwest America Research Committee,http://www.cinarc.org/Associations.html。
(110)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34-535、537页；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19-124页。
(111)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24、380-382页；关于维多利亚华侨在1911年为革命党捐款购买这些飞机的情况，参见《英属加拿大驻域多利埠华侨义捐飞船芳名》，载《新民国报》1911年2月18日，Zhongguo Guo Min Dang Records,1894-1957,Shanghai Huanlong Road Archives,microfilm reel 57,No.8728,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
(112)林礼斌：《域埠中华会馆之沿革及华侨学校创立之缘起》，载《加拿大域多利中华会馆、华侨学校[分别]成立七十五、六十周年纪念特刊》，加拿大域多利：中华会馆，1959年，第3页。林氏后来是维多利亚的华侨领袖之一，他与孙中山的谈话内容并无其他佐证。但他似乎并未参加过保皇会，无须捏造这番谈话为康有为的改良运动洗刷。即使他对孙中山的回答有所曲解，上述引文仍然反映了辛亥革命之后侨界的一种观点。
(113)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论着之一是P'eng-yüan Chang,“The Constitutionalists,”in Mary Clabaugh Wright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s Phase,1900-1913,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p.143-183。此文为作者在1969年扩充为中文专着在台湾出版，该书最新修订版，参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持有类似观点的英文著作有：Joseph W.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中文译本所署作者名和书名为：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Edward J.M.Rhoad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Mary Backus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