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费角度看，受全球化的影响，消费的职能在历史文化风貌区的集聚焕发了古老历史街区的活力，另一方面，由于消费具有精致化的趋势，也促进了城市的精致化建设，推动了再城市化的进程。从历史文化风貌区角度看，则必须认识到消费与时尚对城市空间的引领作用，从而顺应城市职能的演进，强化营造城市的公共空间。消费的空间布局与历史文化风貌区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与共时性。认识到城市的这一社会特征，顺应时代发展以促进城市功能的演进，是历史文化风貌区得到保护和获得新生的重要动力。同时，为促进城市功能的新陈代谢，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应当遵循原真性、整体性与持续性的原则；这也是我们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一个重要准则。

历史文化风貌区是一个城市的珍贵遗产。上海在2004年曾经确定公布12个中心城历史文化风貌区，总计面积约为27平方公里，涵盖了628处优秀历史建筑，占全市已颁布的优秀历史建筑的83%。

有关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已经讨论多年，我认为，其中有两个问题始终还不明确，一个是保护什么，另一个是如何保护。在各种场合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保护问题大家都一致公认，但由于本位利益的多样性，具体到要保护什么却很难落实。都希望保护是在别人的范围之内进行，强调自己地块的特殊性，需要加强开发。另一方面，对象如何保护，常常被放在操作层面上理解，成为一个比较技术化的问题，手段也比较单一，往往是“修旧如旧”、对门窗和山花等加以修缮和维护，不能满足保护的社会需求。这就产生了保护手段的单一性与城市功能需求的多样性之间的巨大差别。

大量有价值的、反映城市历史遗存和文化精神的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正面临着城市建设进程的挑战。统计数据表明，1990年代上海加速发展以来至今的建设总面积，等于上海开埠到1990年的建设总和。这就意味着15年再造了一个上海，建设规模和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同时表明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任务也是空前的。因此，我们在此通过城市与消费的视角去考察历史文化风貌区，研究城市功能是如何演进的，从而使我们可以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保护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城市与消费理论开阔了研究视野

高端消费区域和历史文化风貌区之间的相互关联并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反映了城市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潮变迁的必然。

城市是有机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也需要有机更新，实现城市空间职能的集聚与扩散，实现城市的新陈代谢。可以说，城市与消费的视角与理论开阔了我们对历史文化风貌区研究的视野。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消费通过再生产过程反作用于生产，到了工业社会后期，消费开始显现出经济、社会转型的特征，并在全球逐渐形成“消费主义”思潮，进而对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空间的生产也不例外。如今，“炫耀性消费”、“符号消费”的思潮在城市建设中随处可见，比如，对大规模改建的偏好，古城改造成为纯粹的旅游项目投资，建假古董，造伪文化，凡此种种，都使得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我们不妨从经济结构来考察上海的建设发展。上海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条件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过去十多年，上海以“三二一”为序调整产业结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其比重已经接近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阶段。在城市产业结构重组的过程中，上海中心城区实现了“退二进三”，同时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另一方面，整个1990年代与2001-2004年期间相比较，在人均家庭收入支出方面，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从社会结构来看，上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重组的同时，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重组也在同时进行。普遍一致的看法是，这些年来上海的中产阶层的主体地位逐渐形成，中产阶层所代表的消费需求，其各种消费体验、消费效应必然会在城市空间上有一个强烈的投影。考察这个投影的实现应从两方面来进行，一是看消费在城市空间中如何布局，另一方面是看城市空间是如何被消费的。

上海城市消费在空间中的布局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由于城市“退二进三”，消费空间的主体化趋势得到加强，尤其体现在中心城区。其次，城市消费阶层的不同划分导致城市消费空间的分层化趋势得到加强。为了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选取了7个样板，分别是百货商店、酒店、时尚精品店、餐厅和酒吧、影剧院和体育赛事中心、会展中心和美术场馆、汽车展示厅，来加以分析。选取的这些样板都是以比较高端的奢侈品为消费对象的。同时，我们选择了上海12个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域和中心城区作为这些消费分布的空间底板，来加以对比。可以看到，上海54%的中高档百货商店、57%的时尚精品店、56%的高档餐厅、77%的高档酒吧、41%的豪华酒店、70%以上的会展中心和美术场馆都分布在这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内。把7个样板叠加到上海的城市空间上，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集聚度相当高，关联性也很强，整个高端的消费和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空间划分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共时性。城市消费的这种空间布局所呈现出的新的图景，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公共服务设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等级结构。高端消费区域和历史文化风貌区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并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反映了城市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潮变迁的必然。我们只有认识到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它的空间效应和功能的演进是如何发生的，才能够理解历史文化风貌区究竟要保护什么。

从消费角度看，受全球化的影响，消费的职能在历史文化风貌区的集聚焕发了古老历史街区的活力，另一方面，由于消费具有精致化的趋势，也促进了城市的精致化建设，推动了再城市化的进程。从历史文化风貌区角度看，则必须认识到消费与时尚对城市空间的引领作用，从而顺应城市职能的演进，强化营造城市的公共空间。消费的空间布局与历史文化风貌区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与共时性。认识到城市的这一社会特征，顺应时代发展以促进城市功能的演进，是历史文化风貌区得到保护和获得新生的重要动力。同时，为促进城市功能的新陈代谢，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应当遵循原真性、整体性与持续性的原则；这也是我们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一个重要准则。

二、消费需求促生城市空间重新布局

在城市功能提升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兼顾各方的利益，捍卫城市的价值观与公众的利益。

在研究消费的空间分布的基础上，我们将用三个实证案例来考察上海的城市空间是如何被消费的。这三个实证案例分别为上海的外滩、衡山路-复兴路和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

1、外滩。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问题，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一直处在争论之中，1992年以来一共经历了三次重大调整。1990年代初，上海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当时明确外滩建设成为21世纪的“亚洲华尔街”，以恢复外滩的金融区功能。1994年进一步明确浦西浦东联动，以形成上海的中央商务区，把外滩定位为中央商务区中的金融一条街。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5年，又经历了一场外滩建设的大讨论。一方面外滩是金融机构、企业总部聚集地，另一方面，外滩也逐渐成为一些顶级豪华酒店、高档餐饮等时尚场所的混合体。这里，空间的消费可以从政府推力和社会推力两个层面得到考察。政府把外滩定位为金融中心，希望通过房屋置换来打造上海中央商务区的雏形。但是，受制于各方面的条件，外滩要建设成为金融中心，还存在着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另外，商务成本也成为其中的一大制约因素。在此情况下，大量时尚产业、消费场所在2000年后陆续涌入外滩。可见，两大推力的方向并不完全一致，政府希望把外滩建设成为“亚洲的华尔街”，而社会力量却把它改造成了“第五大道”。事实上，未来外滩的保护和开发应当高度融合两者，同时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打造外滩金融中心的作用。我们用外滩十五号、黄埔公园等分案例，来对这一结论加以考察。

外滩十五号项目。外滩十五号的北侧是上海外汇交易中心，南侧为上海总工会，这一项目的整个用地在外滩中比较杂乱。因此，有关方面非常形象地把这一项目称之为“镶牙齿”工程，并试图把它打造成为未来上海的市民信息中心。其设计过程经历了几轮波折。第一轮设计请的都是国际大牌事务所。当时排名第一的方案中，外滩十五号是与上海总工会高度齐平、全部采用玻璃幕墙、非常空透的一个建筑，希望通过强烈的对比来体现整体协调，方案其实很不错。但是，国家文物总局认为这一设计方案与外滩的整体风貌不相协调，最终否定了这一方案。

第二轮，我们的设计方案胜出，是因为这一设计方案主要遵循了古典立面横三纵五的原则来进行处理。同时，为突出建筑的开放性，该方案对建筑底层做了较大退让，形成了一个色调呈灰色的广场。再往里，则是一个内广场，这个内广场和建筑之间有一组移门，从而使得内外空间完全融为一体。我们在设计中也充分考虑到了现代元素和古典元素之间的结合。可以借用语言学的原理来加以形象地比喻：在词汇和语法的关系中，词汇是不断与时俱进的，但是句法结构却往往比较恒定。同样，我们的设计应当遵循古典主义的语法，遵循它对比例的推敲、对横三纵五的逻辑性的强调以及对韵律、墙面虚实关系的重视，但是，我们所用的语言，应当是现代的而不是古代文言文。只有当一个建筑的内部完全是一个非常现代、很有张力的空间，突破了古典主义严谨的、比较沉闷的布局手法，才能体现这一建筑的开放性和公共性。

再来看同样位于外滩区域的黄埔公园的改造。毫无疑问，浦东滨江大道的成功商业开发，对隔黄浦江而望的黄浦公园的改造开发形成了很大的刺激和推动。因此，黄埔公园同样希望通过新的改造，打造成为外滩区域又一个时尚场所。现在，外滩18号的西餐厅已经被引入到黄浦公园内部，“哈根达斯”、“许留山”等时尚连锁店也将入驻，一个新的时尚消费空间正在形成。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外滩的改造集合了各种不同的因素，有国际资本的影响，有政府形象的追求，有企业集团的利益诉求，还有城市功能保护和提升的要求。无庸置疑的是，城市本质上是一个有机体，城市的功能需要通过不断的新陈代谢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在城市功能提升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兼顾各方的利益，捍卫城市的价值观与公众的利益。这些案例很好地反映出了城市空间是如何在各方利益的均衡中得以重新布局的。

2、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它是上海中心城区优秀历史建筑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风貌区。我认为，这一历史文化风貌区在上海所有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中，是问题较少的一个，主要得益于政府推力和社会推力两者之间的高度一致。一方面，政府希望把它打造成为一个集文化休闲产业、旅游观光产业、中高档娱乐消费场所于一体的区域，而社会力量的诉求又与这一定位恰好吻合。这种高度一致性使得该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和发展进程非常高效。我们可以用这一区域内的新天地、建国路8号、泰康路田子坊这三个分案例来对这一结论加以考察。

新天地早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改造案例，它是国际资本投入、整体规划而形成的一个场景式规划。相对而言，我个人更喜欢泰康路田子坊这一案例。田子坊并没有一个由有关部门主导的总体规划，而是各个小业主自发形成的民间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动而成，最后形成了符合城市多样性和原真性原则，其空间发展可以称得上是原生态式生长的城市空间。建国路8号的案例则介于新天地和泰康路田子坊之间，其主导力量是企业。旧有工业在上海城市转型中逐渐搬出，但原来的企业并没有简单地把土地转让给他人，而是自己提出了打造时尚创意产业的设想。然而，由于企业能级和资金投入不够，他们又无法像新天地那样建设开发。总体比较而言，我认为建国路8号相比新天地是一种进步，而泰康路田子坊这种自发形成的城市空间则是更上一层楼。城市是有机的，当政府推力与社会推力相互统一时，城市空间的改造与更新就显得高效而和谐。我们并不赞同不加区分地对城市进行大规模改造，而是倡导小规模渐进式的发展，尤其是倡导鼓励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到城市改造的进程中来，以便推动城市空间原生态式的发展。这才符合城市的原真性与多样性原则。

3、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该风貌区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是海派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分布着众多的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中国近代文化名人鲁迅、茅盾等均在此生活和工作过，著名的“左翼文化运动”肇始于此。1930年代，这里是非常活跃的地区，同时也是市民化、平民化程度很高的区域。有关方面希望把该历史文化风貌区定位为“文化虹口”、“历史虹口”，并强化其商业商务职能，以实现其城市功能的跨越式发展。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影响了其目标的实现。对比1930年代山阴路地图和1990年代卫星航测的山阴路区域照片，我们惊讶地发现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多差别。

三、制度建设对风貌区保护尤为重要

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和发展，已经到了从单纯等待政府的保护，向在政府保护政策框架下依据市场需求自主寻求发展的重要时期。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制度往往是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这里所说的制度包含土地管理政策、城市规划管理政策、房屋管理政策等方方面面。从土地出让政策来看，如果完全以市场价格为导向，就会较少考量历史文化价值，这不利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从城市规划管理政策来看，规划技术管理规定主要是针对新城区开发而制定的，包括红线控制、道路红线退让、开发强度、绿化率设计等等，缺少对不同个案的个性化处理；从房屋管理政策来看，置换政策也缺少细致化的处理。城市改造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需要各项政策的配套支持，而现有的政策制定主要倾向于新建项目，与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有所冲突。制度建设已成为我们保护与更新工作中的重要任务。

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与发展，面临着保护的原真性与资本的逐利性、保护的整体性与建设的阶段性、保护的分门别类与政策的单一性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因此，我们提出，应当制定强制性、协调性、引导性、细致性的发展政策，以便解决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城市保护和更新，尤其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和发展，已经到了从单纯等待政府的保护，向在政府保护政策框架下依据市场需求自主寻求发展的重要时期。

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从机遇看，全球化背景下消费文化的发展，使风貌区的保护得到了空前高度的重视。同时，全球化带来的资金、经验，也对风貌区的保护产生了推动作用。而且，在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我们认识到保护实际上也是消费的一部分，而且它属于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的消费。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当下面对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市场行为同城市的长期发展目标实际上是矛盾的，大规模的旧区改造，对风貌区的发展难免产生负面作用。并且，单纯以旅游为导向的发展，影响了风貌区的功能配置，使风貌区陷入超负荷使用状态。因此，应当从政策引导的角度去研究城市的发展定位如何、如何实行业态功能管理、如何发展文化产业和增强文化活力；应当从市场引导的角度引入多元力量，实现产权多样化管理；应当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研究和论证城市开发与特色保护之间的协调、土地使用与街区结构发展之间的协调、城市政策和制度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之间的协调。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城市空间新一轮布局中应当努力的方向。

（本次讲演是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西方文学文化批评思潮研究”特色学科与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空间与都市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所作）

王伟强，1963年生，先后获得城市规划学士、硕士及建筑学博士学位。现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副所长。

长期从事城市空间理论、城市设计理论及城市更新等领域的教学研究与实践工作。2000-2001年获法国总统奖学金参加“50名建筑师在法国”中法文化交流项目，2004年意大利罗马大学建筑学院访问学者。近年先后赴西班牙、意大利、韩国、美国等访问交流，并与国际知名院校及设计事务所进行教学与实践的合作。（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