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代福建儒学家陈寿祺（1771-1834）曾对乡邦文献的散佚痛心疾首，他在《<东南峤外诗文钞>序》里说：“考唐、宋《艺文志》，慨然于吾闽文献之不足，然窃念零圭断璧，犹可求什一于千百，惜世无有冥搜而博讨之者，故湮沉弥甚”，“痛故乡艺文之散弃，远者百年，近者不及数十年，大半烟销露灭，即其子孙莫能守，何况千载以上。呜呼！此诚乡士大夫后起者之责也。”[1]陈寿祺瞩望乡邦后来者能大力整理福建文献。所幸，近几十年来福建地方文献的整理，不仅得到了福建学人的高度重视，非福建籍学人也参与其间，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刘荣平先生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刘荣平先生是湖北洪湖人，2000年他博士毕业到厦门大学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即为闽词独具魅力的艺术成就所吸引，发愿并着手编纂《全闽词》。十六年后《全闽词》编纂告竣，收录唐宋至民国千余年间闽地词人606家，词作13352首，煌煌五大册二百万字，由广陵书社2016年6月出版。漫长的十六年间，刘荣平先生坚持“一字不看原版，一字不准录入”的编纂原则，舟车劳顿，赴海内外各图书馆访求查考，耗费无数心力，终成此篇。王兆鹏先生在序言中评价《全闽词》“收词完备、考订谨严、校勘精确”，准确公允地指出了《全闽词》的文献整理成绩。

除了王先生所肯定的成绩之外，《全闽词》还有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那就是其作为通代地域性的总集，将下限延伸到民国时期。习惯上，民国以后的文学属于新文学史的叙述范畴。因此，通代总集的下限一般是晚清，如《历代辞赋总汇》《全粤诗》《历代蜀词全辑》等。但实际上，民国旧体文学虽经时代巨变和文化转型，仍然顽强地延续着旧体文学的传统，并有着新文学所难以替代的社会功用和美学价值。近年来，民国旧体文学的整理和研究也渐成热点。《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续编》《民国名家词集选刊》《民国词集丛刊》《近代诗文集丛刊》《中国近代文学丛书》《民国诗话丛编》《近现代词话丛编》等大型文献的整理出版，既是研究选题的“富矿”，也是民国旧体文学研究已成热点表现之一。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刘梦芙《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马大勇《晚清民国词史稿》等论著，也体现着学界在民国旧体文学研究方面的努力。因此，《全闽词》将民国词纳入文献视野（收录民国词数量占全书五分之二强），是对当前学术热点的“预流”。

这种“预流”的背后，是宏观融通的学术思想和扎实稳健的学术风格。刘荣平先生先后师承王兆鹏、邓乔彬、陈庆元等名家，既得各位名家之濡染，又因转益多师而视野开阔。同时，为编纂《全闽词》，刘荣平做了充分的学术准备。如他有《<名儒草堂诗余>析议》（《集大学报》2003年第1期）《论<绝妙好词>对词学思想的影响》（《厦大学报》2005年第2期）等论文，对词集的版本、校勘、选录原则，以及选本如何贯彻体现编选者的学术思想，怎样影响后世创作等都有较深入的探讨。又如他也深入分析闽词的特质，其论文《论以昆曲唱词——以薛绍徽唱词观为中心》（《厦大学报》2009年第4期）中对薛氏唱词“谱以闽腔”等问题展开探讨。而《清代至民国闽词集编年（1644-1949）》（《闽江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一文试图通过对闽词文献的编年，梳理出闽词演进的特点。

刘荣平的闽词研究，主要围绕晚清谢章铤及其主盟的聚红词榭唱和展开。这显示了学术视角的敏锐和精准。谢章铤（1820-1903），福建长乐人，诗、词、文、经学方面均有建树，尤以词学批评得享盛名，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九说：“长乐谢枚如侨居榕城，好与同志征题角胜，曾裒刊《聚红榭唱和诗词》，词学因之复盛”，又据刘荣平考证，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及其《续编》共252则条目中，有67则论及闽人词作和秩事，这67则中，又有56人属清代闽籍词家，其中32人与谢氏有交往。可见，谢章铤是重振福建词学的关键人物，《赌棋山庄词话》及其《续编》是了解有清一代词学创作、词学理论以及闽词发展状况的重要文献。刘荣平的《谢章铤词学思想新论》（《厦大学报》2010年第5期）《<赌棋山庄词话>的价值与失误》（《厦大学报》2011年第6期）就谢章铤的论词主旨、阐释主张、地域词史建构等方面的得与失，都作了新颖翔实的论述。刘荣平还出版了《赌棋山庄词话校注》一书，在严谨、深入准确地把握《赌棋山庄词话》版本文献、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对其做细致准确的校注。

以谢章铤为中心的聚红榭唱和，是清代词坛参加人数多、活动时间长、影响大的词人结社活动，促进了闽词的中兴。刘荣平《聚红榭唱和考论》（《福建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聚红榭著述二种：稿本<墨瀋词>与抄本<弦外词>》（《古籍研究》2006年卷下），详细考索了词社的活动情况和社员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情况，并论述了词社对于晚清词坛的价值，及其对于重建闽人治词之信心，展现福建地域文化、记录福建近代史的意义。提纲而众目张，振领而群毛理。词史上关键人物和核心问题的恰当选取和深入研究，为《全闽词》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二

《全闽词》的编纂，也体现了作者精准的学术判断力。《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总集类序》曾概括作为“著作之渊薮”的总集的功能为“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2]。在《全闽词》之前，有叶申芗（1780-1842）辑《闽词钞》四卷，辑录宋、元闽籍词人61家词作1141首，主要自《阳春白雪》《花草粹编》《词综》等选本中搜罗而出，成书于道光十二年（1832），“闽中词人梗概具焉”[3]。又有林葆恒（1872-1950）的《闽词徵》六卷，成书于1934年，存录历代闽籍词人257家词作1000余首。但是，两书收录词数量都比较少，《闽词钞》的底本不尽可靠，而《闽词徵》多有改动原文，甚至全篇通改，有失原作风貌。刘荣平先生以现代的学术规范、严谨的学术态度来从事《全闽词》的编纂，自然是后来居上，更能实现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的文献整理目的。然而，《全闽词》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诘问，即《全闽词》编纂是否有积极的学术意义？我们知道，福建在宋代时曾涌现出柳永、张元幹、刘克庄、李纲、康与之、赵以夫等著名词人，是毫无疑义的词坛重镇。但是在宋代以后的词坛上，闽词的声音趋于微弱。这种边缘化的存在状况，是不是意味着闽词的衰落？实际上，在近千年的词史上，闽词一直流风未泯。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卷一《闽词家》勾勒了宋至清道光间的闽词发展线索：“吾闽词家，宋元极盛，要以柳屯田、刘后村为眉目。明代作者虽少，然如张志道以宁、王道思慎中、林初文章、亦复流风未泯。又继以余澹心怀、许有介友、林西仲云铭、丁雁水炜、韬汝㷆。雁水与竹垞、电发友善，其名尤著。”而晚清民国，福建词学迎来复兴，诚如陈庆元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闽词）至嘉道间叶申芗起而振臂高呼，林则徐、许赓皞、刘家谋、谢章铤随之应作，闽词从此复振。”[4]

闽词富有地域特色，在词坛上别树一帜。福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相对独立封闭的地理单元孕育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此基础上，历史上大量移民的入闽，多源交汇，塑造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融合包容文化，又因其东南沿海的区域位置，近代得风气之先，对新时代新事物的心态较为开放平和。影响所至，闽词，特别是晚清民国的闽词，有着不同于词坛主流的鲜明特色。大略有三：（一）福建地方文化的反映，福建地域意识的体现。词作描写本地风光，是地域文化的最直接的体现，福建词人描绘了福建山川地理、风景名胜，反映了闽人对于闽地的热爱，如聚红榭词人时常结伴游览，诗酒风流。福州西湖、于山、乌山、屏山、鼓山等都有他们的题咏。咸丰十一年（1861），词社谢章铤、梁鸣谦、刘三才等八人游览鼓山，诗词唱和，后结集为《游石鼓诗录》。又如福建的海市景象，聚红榭词人即有多人写到，如谢章铤《金缕曲·海市》、陈文翊《海天阔处·海天浩浩》、林天龄《真珠帘·海天遮断斜阳色》、宋谦《水调歌头·楼阁架空起》、梁鸣谦《满江红·如此风波还幻出》等。而且，福建词人的地域意识非常强烈，他们在词作本身就是福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九载王迈《贺新郎》词，小序云：“呈刘后村，时自桂林被召，到莆又遭烦言。”词中言：“驰玉勒，归金凤。”注云：“金凤池，乃所居也。”又王迈的另一首词《贺新郎·为后村母大人寿》有“人顶礼，柳行路”句，注云：“所居地名柳行”。这便是福建地域文化名人、地名和词作相融合的一个例子。而福建词地域文化特色最为鲜明的，便是以方言阑入词作。李调元《雨村词话》载：“南宋林外过垂虹桥，题《洞仙歌》，词云：‘飞梁压水，虹影清光晓。桔里渔村半烟草，叹今来古往，物换人非，天地里，唯有江山不老。雨巾飞帽，问谁知我。一剑横空几番过，按玉龙嘶未断。月冷波寒归去也，林屋洞门无锁。认云屏烟障是吾庐，任满地苍苔，年年不扫。’题词时不书姓名，人疑仙作，传入禁中。孝宗笑曰：‘以锁字叶老字，则锁当音扫，乃闽音也。’林果闽人，旧《草堂》收之，颇未详考。沈天羽际飞改‘我’为‘道’，改‘过’为‘到’，不知三韵同用，皆叶音。”[5]便是闽词用闽音之记载。黄宗彝（1812？—1861），福建侯官人，有《婆梭词》2卷，《方言古音考》8卷，“工诗词，尤精小学”[6]。黄宗彝在《聚红榭雅集序》里提出，闽音利于填词。他说：“天下方音，五音咸备，独缺纯鼻之音，惟吾闽尚存，乃千古一线元音仍存于偏隅者。漳、泉人度曲，纯行鼻音，则尤得音韵之元矣。”黄宗彝的观点成立与否可以讨论，但以闽音填闽词所形成的独特词风，显然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艺术现象。

（二）以词存史的创作实践。清代道光、咸丰之后，以词存史的观念兴起，如周济言“诗有史、词亦有史”[7]、谭献编《箧中词》也推重“词史”之作。福建词人也提出了“词史”的主张。如谢章铤指出：“予尝谓词与诗同体。粤乱以来，作诗者多，而词颇少见。是当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减偷，则诗史之外，蔚为词史，不亦词场之大观欤？”邓廷桢、林则徐于鸦片战争前后的唱和词作，谢章铤主持下的聚红词社词人等对福建近代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的记录，真可谓于“诗史之外，蔚为词史”[8]。如咸丰七年（1857）三月，太平军战火烧到福建，梁礼堂《八声甘州·闻警》、林天龄《台城路·闻警》、马凌霄《金明池·闻警》、刘三才《水调歌头·闻警》等，写下了 “兵火水旱、时局多艰”的时局和词人的心灵震颤，以闽词存闽史，有着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三）词作题材与内容的拓展。近代福建，出现了以林则徐、林纾、严复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引领时代潮流的人物，他们“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坚持“开眼看世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津梁，也反映了闽文化胸襟开阔、开放包容的特点。受此影响，闽词也兼容异类、广纳众流，为词的发展带来许多新的元素。如林纾曾为自己翻译的外国小说题了卷首词，如《小重山·咏佳而夫人》二首、《摸鱼儿·咏安琪拉》、《齐天乐·题<玉雪留痕>》、《摸鱼儿·题<迦因小传>》等，也有托为小说人物所作词，如《烛影摇红》（楼影侵湖）等。又如福建闽侯人、南社健将林庚白（1897-1941）有《浣溪沙》一词，据题序“译法国诗人卫廉士《秋辞》”，这首“凌厉秋音去未穷。伤心不侍梵琴终。黯然只在声中。  往日思量空浅泪，满怀悲悒怯闻钟。身如枯叶不胜风。”是以词的形式翻译法国诗人保尔·魏尔伦的《秋之歌》。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闽词的关注不够，对闽词所具有的特色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所忽略。实际上，地域文学研究的一大任务，应该是对一元中心论的主流文学史观的救偏补弊，所以，地域文学的研究不仅仅在于彰显一流作家的地域属性，也不仅在于打捞主流文学史未及叙述的二三流作家，地域文学研究应当着力于寻找那些被遮蔽被忽略的有价值的作家作品，重新挖掘和发现他们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看，闽词之于文学史或地域文学研究的意义，可能还不在于其提供了多少一流的词人词作。《全闽词》的存亡萃佚，为地域与文学的关系探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集中展示福建千年词史的光辉成就，使词坛丰富多彩的面貌再添亮色。相信《全闽词》的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对于闽词的研究兴趣和重新认识，从而推动中国词学的深入研究。

注释：

[1]陈寿祺《<东南峤外诗文钞>序》，《左海文集》卷三，续修四库本第1496册。

[2]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685页。

[3]陈寿祺《闽词钞序》，

[4]陈庆元：《文学：地域的观照》，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45页。

[5]李调元：《雨村词话》，《词话丛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3页。

[6]谢章铤《黄君宗彝别传》，陈庆元主编：《谢章铤集》，吉林文史出版社，第15页。

[7]《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话丛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630页。

[8]刘荣平校注：《赌棋山庄词话校注》续编卷三，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第327页。

作者简介：陈未鹏，男，文学博士，《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编审，出版过专著《宋词与地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林怡，女，文学博士，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教授，出版过《庾信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