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9日上午，“近代史所学术论坛2018年第19期”在后副楼会议室举行。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唐启华教授应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邀请，作了题为“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省思”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张俊义研究员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同仁、近代史系研究生及所外师生40余人出席。

唐启华教授是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的著名学者，早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91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台湾中兴大学、政治大学，现为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对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史有着精深的研究，先后出版有《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洪宪帝制外交》等多部专著，近年来主要的学术兴趣为陆征祥与中国外交。

唐启华教授的报告分为六个部分，首先是与大家分享个人专治外交史研究30余年的经验及体认。唐教授简单地回顾了自己的研究经历，表示自己从博士阶段开始使用英国外交档案和北洋政府外交档案进行研究，在多年来不断地研读各国外交档案的过程中，发现在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基础研究和学术积累仍有很多不足，许多以为已经解决的问题实际上离真正的高水平的研究还有很大差距，许多专题和个案仍有待细致的梳理和研究。

报告第二部分是外交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唐教授介绍，自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系就读时所受到学术训练是多国档案对照研究法（multi-archival approach）。这是兰克在150多年前建立的一套研究方法，被奉为实证史学、现代史学的基础。尽管自诞生至今，这种研究法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但仍然是今天外交史研究的主流方法。其原因在于，外交档案一般是国与国的谈判过程，而谈判结果往往是条约或协议等法律文书，其制造者是欧洲各国的政治精英，其中的记载较为详细、造假作伪的可能性较小，因而被认为是较为可靠的史料。通过多国档案的对照梳理有可能还原出历史的真实。但是亦有人批评，这种研究法虽然号称科学，但背后仍然有较强的预设，特别是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且，外交史往往被批评只关注上层统治集团，而忽略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意志及社会形态，年鉴学派则往往诟病外交史的研究没有触及人类社会变迁的深层动因。

唐启华教授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史路径。唐教授指出，一战以后，人文科学领域开始反省各国历史书写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外交史则是首当其冲遭到质疑。随着欧洲各国档案的逐渐公布，外交史研究开始注重去除过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强调国与国之间的档案进行对话，用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取代以往的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近年以来，学术界又开始提出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或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概念，主张在研究中淡化主权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倾向。但是，当今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又让人们开始认识到主权国家的边界并未变得模糊，甚至国家间的分歧与隔阂有加强的倾向，尤其是今天西方中心论和东亚崛起之间的矛盾日渐显现，更对我们今后如何在外交史研究中借鉴国际史的倾向提出了新的挑战。

除国际史的转向外，外交史研究还出现了文化史转向，这是受到后现代主义兴起而产生的变化，也有人提出语言学转向或人类学转向等说法。乍看起来外交史似乎与文化史的研究路径相去甚远，但是唐启华教授表示，从自己的研究经验而言，外交史研究与文化史的视野着密切的关联。具体说来，在利用外交档案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对话对象，即是在某个外交史事件发生之后到专门的外交史研究还未完成之前，已经形成的对该事件的政治宣传或政治定性，这种宣传所形成的话语或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史实。外交史研究所希望探究的历史真相和政治宣传所形塑的史实之间应该如何对话，以及外交史研究如何分析和处理外交档案背后的权力关系、话语结构，都是外交史研究的文化史转向关注的问题。

唐启华教授认为，尽管文化史的路径确实能为我们呈现更为丰富的历史面相，但是不能盲目地追求这种研究进路。欧洲的外交史的基础研究相当深厚，在此基础上加入文化史等新的研究视角，确实能够呈现出来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的基础研究还有很多不够充分的地方，如果一味求新，可能会造成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质疑，进而怀疑历史学的意义。所以，在唐教授看来，外交史仍然能够为历史学提供非常扎实的基础研究。

在介绍了外交史研究的上述两种转向之后，唐启华教授以自己最新的专著《洪宪帝制外交》为例，介绍了自己在研究中是怎样实践多国档案研究法与国际史路径、文化史路径三者之间的对话的。唐教授结合大量历史图片和档案照片，生动地呈现了洪宪帝制与一战中国出兵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听众领会到，广泛运用中、英、日三方档案的研究方法，使得剥开历史迷雾、发掘真相成为可能。

报告结束后，在场的听众就袁世凯称帝时中国驻外公使的看法、思想史研究的国际史转向及近代中国外交官群体的研究等问题，与唐启华教授进行了交流。最后，唐教授鼓励有志于外交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和学生，学好外语，在充分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现今档案开放程度越来越多、获取越来越方便的有利条件，扎实地运用多国档案对照法进行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