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按照中国的传统，一个常年在外的人，回乡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便是走亲访友，特别是探望家里的长辈。每次见到他们，最常同我讲的话，无非两点：先是回顾过往的苦难史，痛陈那些艰难和不便的岁月；然后，顺理成章的谆谆教导说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吃得饱、吃得好、有电视看、有电话可以即时联系。话里话外，总是带有对科技发达的赞美。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就拜访了外祖母。不出意外，她给我讲的仍然是上述话题。不过，这次我在聆听教诲的时候，并没有往日的坦然，而是有些忐忑。因为这次我带了一本书回去,而这本书有一个恐怕她难以接受的惊人名字——《科学之死》。
不要说是经历过苦日子、对科技时代的生活备感知足的外祖母，哪怕是五六年前的我，看到这个题目恐怕都要眉头一皱。其时风华正茂的我正在大学本科研读物理学专业。那时的我，抱着对自然科学最纯粹的热爱之情，也有着想要为它添砖加瓦的雄心壮志；那时的我，不曾想到若干年后会进入一个与物理学完全不同的领域，更没有想到竟然会推介一本叫《科学之死》的书。
二
不能不说，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我之所以从物理学转向哲学，与《科学之死》的作者马建波老师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后来我才知道马老师也有着同样的转行经历。
回想起来，我的专业转变背后，是有迹可循的。首先，精湛的物理学理论和简洁的公式虽然令人迷醉，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它们背后的物理实在以及它们为何如此的原因，而这似乎并不属于物理学研究的范围。其次，我在实验室里感受到的物理学研究——描画示波器上的曲线、收集数据点、计算机模拟粒子运动，与我理解的科学研究——建立完美的理论、发现自然的奥秘，可谓相去甚远。这让我一度非常困惑，既然物理学不能让我满意，我的求学之路应该在何方呢？
非常偶然地，我听说心理学系的同学在上一门叫“科学技术哲学”的课，好奇之下我便打算旁听一番。然而事与愿违，这门课的时间与专业课电动力学有所交叉，不愿在路上奔波的我旁听了两次便不了了之。由于时间过去已久，那两节课上讲的是什么我早已记不得了，只是记下了老师的名字——马建波，以及他上课时热情洋溢的样子。说起来，就是这两次课，使得我知道了科学哲学这个领域，而这也改变了我的求学经历。
大三下学期，我决定本科毕业后继续求学，报考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生。然而我对考研有很多疑惑，我想到了马老师，并冒昧地给他发了一封咨询邮件。马老师很快回复了我，不过他并没有解答我的问题，而是把它们转发给了刘永谋老师——他也是我后来的硕士生导师，请他代为解答。（刘老师时任教研室主任，对考研的各种事项更为熟悉）因此，此事几乎没给马老师留下任何印象。后来我向他提及时，他显然已经完全忘记了，只是尴尬地打了个哈哈：“哦，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
也许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物理学专业背景，也许是因为马老师讲的故事比较对我的胃口，总之，他开设的所有课程，不管是研究生的还是本科生的，我都上过。算起来，总共有4门之多，这在我整个大学乃至研究生时代都是最多的。（本来应该有5门的，有一门本科生的课程我被马老师强行赶出了教室，他很严肃地告诉我说：“听我唠叨那么久，足够了，再多的话毫无益处，把时间用到别人身上吧！”）
三
在我的印象中，马老师的观点一向是非常中正平和的，虽然讲课时充满激情，但从来不偏激。因此，当我得知他把新书定名为“科学之死”的时候是颇为诧异的。不过，细读之后，我释然了。
《科学之死》所要讲述的其实并不像这个标题那样带有冒犯性。作者相当明确地指出，不管是认为科学即将走向终结，还是认为科学没有什么用处的观点都是错误的，都不值一驳。无论在当前，还是在未来，科学都将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最为得心应手的知识体系。
那么，《科学之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准确地说，它想要讲的不是科学家们对自然的研究面临穷途末路的故事（这是20世纪晚期名噪一时的畅销书《科学的终结》的观点），而是科学哲学家们对科学知识本性的追问陷入断港绝潢的窘境的故事。
对于科学知识，人们直观上都认为它是关于自然现象的反映，它是客观的、中立的，超然于任何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上。20世纪早期，西方一大波科学哲学家为了从哲学上论证这种对科学的直观看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他们不仅没能达到这个目的，相反，却促使另外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大行其道起来，这种观点认为科学知识并非对自然现象的客观反映，它是人类心灵的自由创造，既不客观也不中立，深受社会文化和各种价值观念的影响。所谓“科学之死”，指的就是西方科学哲学中，这样一个关于科学知识的本性究竟如何的看法的断裂式变迁。说得再直白点，“科学之死”是一个隐喻，哲学家们原本想为科学的客观性辩护，结果不仅不成功，反倒把它送上了断头台。
比较有趣也比较重要的是，《科学之死》认为，这种变迁的发生是西方思想运动的特点决定的，二者之间的断裂只是表象，它们之间充满内在的逻辑。这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反。人们一般把前一种为科学的客观性辩护的立场称为“理性主义”，后一种则称为“相对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并把二者对立起来。然而，用《科学之死》作者的话来说，相对主义并非对理性主义的反叛，而是其顺理成章的逻辑结果，绝对的理性主义最终的结局必然是相对主义。
四
总体来说，《科学之死》是一部思想史研究的作品。作者虽然介绍了科学哲学领域众多代表性人物的观点，但目的并非详细分析讨论他们观点的得失，而是在于指出他们各自观点之间具有的内在关联。对于科学哲学专业的初学者而言（至少我是这样），本书对从整体上理解20世纪西方这一领域的思想运动是事半功倍的。科学哲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显学”，诞生了许多卓越的哲学家和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想。这也使得人们容易陷入某个学者或某种思想的漩涡之中而无法自拔，或者被形形色色的思想迷住眼睛而无法抓住要领。从这一点来说，《科学之死》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对科学哲学主要思想流派之间逻辑关系的梳理，能够有效帮助人们避免这两个陷阱。
不仅如此，本书也能对专业读者增进对某位学者或某些流派的思想的认识起到积极作用。拿我来说，阅读本书令我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及库恩的历史主义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我非常赞同书中的这句话：“知道一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往往比知道人们是如何论证它的更重要。”人们常说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而要真正做到知其所以然，知道问题的由来往往是关键。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知道，逻辑经验主义在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对之前休谟关于因果问题的讨论一无所知的话，就很难真正把握这一思潮的主旨和演变。这也正是《科学之死》从休谟问题开始谈起的缘由之所在。
在我看来，即便不是科学哲学专业出身，而只是对一般的哲学问题或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科学之死》也应该是开卷有益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把20世纪科学哲学的思想放置于整个西方知识论传统的视野中来进行讨论，更重要的是，它对西方思想所谓“理性主义”传统的把握非常精当而且富于启发性。按照《科学之死》的说法，西方理性传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试图寻求和把握最绝对、最确定的东西。然而，由于最绝对、最确定的东西往往只是镜花水月，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只会是自我崩溃。在西方思想史上，这种循环不断重演，20世纪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本性的追问，不过是众多类似循环中的一个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