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用心"这个词，值得仔细分析。

说一个人"别有用心"，有两层含义：1.这个人动机"不纯"，有几个互相影响甚至互相矛盾的动机；2.这个人作伪，即在表面可见的动机下另有动机。然而不管采取哪种解释，都预设了这个人有一个可见的"主要动机"，而在这个动机外的其他动机令观者疑惑、愤怒。

近年来，"别有用心"成为中国舆论中的高频词，常常用来形容境外媒体、外国政府和境内与官方声音不一致的少数派群体。围绕这个高频词的舆论拉锯，呈现出未经深刻反思的戾气。反对"动机论"的人也只是将其作为粗糙的宣传口径进行嘲讽，指出其无法经受事实检证，却不愿反思其下深藏的集体思维定势。

"动机论"作为论证策略，舍弃可检证的经验事实，深求难以证实的"动机"，是不成熟的、错误的。但是本文试图思考另一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别有动机"？换言之，"动机论"者假定的"表面动机"是什么，这之外的"其他动机"又为什么让他惶惑不定？

众所周知，"动机论"的语境是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笔者以为，这时"动机论"者希望看到的，是某种集体的、简单的、真诚的"国民动机"。换句话说，他们的思维模式近于：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应该/必须这样想。虽然"应该"后面到底要填充什么内容，他们并不清楚，但是他们却不自觉地厌恶批评。

这种"动机论"必然遇到两个困难。第一，对内来说，一个人的国民身份不必然关联到他的其他身份，比如他在家庭或行业共同体中的角色。第二，对外来说，"外国人"不可能具有动机论者期望的中国视角。这时动机论者往往退而求其次，希望他们"对中国友好"。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对中国友好"？这个复杂的问题无法清晰界定。因此"动机论"者面对无法控制的境外势力（此处无贬义），既难以准确预判他们的行动，又不能对他们的"别有用心"作出有效的惩戒性回应，就难免陷入焦躁和愤怒。

此处举记者的例子。一个中国记者，作为中国人可能受到"报喜不报忧"的文化传统约束，但是这必然与他作为记者的职业道德发生冲突。如果他选择报道"黑暗面"，作为中国人的"中国心"和作为记者的"记者心"未必一致，就落入了"别有用心"的范畴。而一个"动机论"者，在阅读"美国记者"的作品时，关注点侧重于"美国"而不是"记者"。一旦他假定美国记者把"美国"放在"记者"之上，就会认为他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别有用心"，产生反美情绪。

简言之，"动机论"者不愿意承认在国民身份外，一个人可以有其他身份。而多元身份指导下的行动，未必尽合简单的爱国观念。汉语中的"用心"，也不与"动机"完全同义。前者有更浓厚的说教色彩，说一个人"失心"属于严厉的道德指控。这必然削弱事实论证的力量，流入纠缠不清的价值冲突。比反美情绪更可怕的，是仇视公认的业界标准。还是以新闻报道为例，如果普利策奖、<<纽约时报>>等等丧失了公信力，各种混淆真伪与是非的偏见肯定会大行其道。

回到前文指出的"别有用心"的两个含义。依笔者浅见，中国的"动机论"者与第二种含义更接近。即他们假定敌手不得不拿"中国心"或"对中国友好的心"作幌子，在暗地里从事卑鄙勾当。多元的身份、独立的职业道德、原子化的个体权利，这些观念对他们是陌生的。一旦认为对方无耻地"作伪"，自己"受骗受欺负"，就不再有寻求共识的道德基础，沟通理性会让位给敌我思维。

笔者以为，"动机论"是过度膨胀的国民观念的结果，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异见者反对的"体制"，更是早已内化了这种观念。这种纠结的"共同意识"，借用佛教的话，属于体制内外都无法逃脱的"共业"。而淡化无所不包的压迫性的国民观念，是否会天然陷入西方中心的话语体系中，是另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家国一体"观念和由之衍生出的对国家"护短"的反理性倾向，其深厚的文化基础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这当然不能取消最低限度的"善治"要求，但是当这个要求和社会的现实出现差距，批评现状的人应当对民间的抵触与反感有充分估计，既不能蔑视嘲讽，更不能认为"动机论者"必然缺乏改善现状的意愿。异见人士往往不同情既对现状不满又反感批评现状的复杂心理，冠以"精神分裂""国民劣根性"等大而无当的贬义描述。其实，如果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类比，这种心态未必难以理解。在"动机论"者狭隘的"中国心"外别有用心，可能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但是前路艰难，如何化干戈为玉帛，还需要我们多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