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菲尔林（John Ferling, 1940-）是美国西佐治亚大学荣休教授，长期致力于美国“建国之父”的历史研究，长于以人物复原历史，著述颇丰。在新近出版的《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美利坚是怎样炼成的》（Jefferson and Hamilton: The Rivalry That Forged A Nation, Bloomsbury Press, 2013；中译本王晓平、赵燕、黑黟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以下简称《炼成》）中，菲尔林教授通过对杰斐逊与汉密尔顿这两位“建国之父”的平行研究，指出在美国200多年的政治历程中，“那些相左的意见像是美国政治制度的DNA双链”（“前言”第2页；引文出自《炼成》者，只在正文中标注页码），共同炼成了今天的合众国。这避免了对美国政治思想源头的单一理解和对美国“建国之父”的脸谱化描述，既是对政治史研究范式的坚守，又是对美国政治传统解读模式的重塑。
一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传记当今“随处可见”（第381页），但《炼成》可以说是一部独特的“双传记”。它在叙述上带有明显的共时对称性，突显出两位传主不同的政治与人生哲学，以及在美国建国历程中每一个重要时刻的政治分歧与不同贡献。首先，作者指出，杰斐逊“软弱、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更像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第283页），他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可以让人类拥有爱和怜悯之心；但汉密尔顿“傲慢自大、争强好胜、狂妄自负、野心勃勃”（第311页），是个悲观主义者，在他的眼里，人类大多数都被“贪婪、野心和利益”左右，“热衷于权力”（第188页），因此他对人类的自我管理能力持怀疑态度。其次，从这两种不同的人性论和政治观念出发，汉密尔顿赞成新宪法，杰斐逊则反对新宪法的根本原则。菲尔林教授总结说，从本质上讲，杰斐逊是想“推动被治理者的愿望的实现，而汉密尔顿则强调秩序和稳定。”（第188页）汉密尔顿希望通过设立国家银行和扩大税收挽救危机，但杰斐逊认为这是鼓励“致力于货币和股票投机”（第十章标题）。同样身为“建国之父”，两人对独立后的国家出路意见相左。汉密尔顿亲英，杰斐逊亲法。汉密尔顿希望美国保留英国的君主制的某些元素，并且与英国重修旧好，为此不惜与法国这位独立战争时的盟友交恶；杰斐逊厌恶君主制对人性的压制，希望美国建成共和制国家，为此要断绝对英国的依赖，继续与法国发展关系。菲尔林坦言：“三年前的某天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比起汉密尔顿，心中对杰斐逊敬仰更多一些。”（“前言”第8页）
从这部“双传记”中，细心的读者还可以探寻两位传主在那个波谲云诡的时代里的人生交集。证据充足的第一次晤面发生在1800年的纽约。当时两人同在联邦政府供职，汉密尔顿从未邀请过杰斐逊来家中做客，而杰斐逊“一安顿下来就宴请了汉密尔顿至少两次。”当汉密尔顿端详杰斐逊家中悬挂的绘画作品时，杰斐逊告诉那上面画的是约翰·洛克、艾萨克·牛顿爵士和弗兰西斯·培根爵士，而且称他们为“有史以来世界上出现过的三个最伟大的人物，”汉密尔顿当即回答：“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尤利乌斯·凯撒。”（第208页）在汉密尔顿提出国家银行方案之前，“杰斐逊还没有反对过汉密尔顿的任何议案，两人一直保持着友善但并不亲密的关系。”（第221页）华盛顿签署国家银行方案后，两人的分歧快速增长。用杰斐逊本人的话说，两人在内阁里开始了“每天像两只公鸡一样的争斗”（第223页）。汉密尔顿决斗致死之际，杰斐逊正处于痛失爱女（波莉）的悲痛中。惊闻老对手的死讯，杰斐逊称这是“非同寻常的大事”。迟暮之年，“当年的恩怨纠葛”早已烟消云散，杰斐逊忆起汉密尔顿，称其“无私、诚实、令人尊敬”（第360页）。
菲尔林教授对两位传主的形象勾画，是在更多“建国之父”的背景下不断展开的。汉密尔顿早年在大陆军中任华盛顿的副官，深得华盛顿器重。终其一生，二人交往密切。菲尔林指出，“华盛顿清楚汉密尔顿是个梦想家……最重要的是，华盛顿知道汉密尔顿想要什么，而那也正是他想要的。”（第204页）从这一点讲，美国不少历史学家说汉密尔顿与华盛顿是互相利用的政治同盟，亦不为过。杰斐逊与华盛顿的交往多有龃龉。仅以早年为例，一方是享有盛誉的《独立宣言》起草人，另一方是众望所归的大陆军总司令，但在独立战争期间，身为弗吉尼亚地方长官的杰斐逊在本土军事防御上自顾不暇，双方推诿指责。二人分歧的根源在于不同的政治理念。菲尔林指出，“杰斐逊逐渐意识到，华盛顿实际上也是联邦派。”（第307页）当然，个性因素也是有的。“杰斐逊对华盛顿非常敬重……汉密尔顿对华盛顿非常了解。”（第234页）两位传主与约翰·亚当斯是另外一种微妙关系。1799年的一天，汉密尔顿贸然拜访亚当斯总统，批评总统的外交政策，“汉密尔顿越侃侃而谈，亚当斯就越怒气丛生。”总统认为汉密尔顿是“一个莽撞无礼、不学无术的蠢货”（第318页）。杰斐逊在早年服务国会期间，与亚当斯“建立了相互尊敬的友善关系”；旅法期间，他与先期来到巴黎的亚当斯和富兰克林“成为亲密的朋友”。杰斐逊还是阿比盖尔·亚当斯的挚友，“跟阿比盖尔待在一起让杰斐逊感到愉快，他很享受与她共处。”（第148页）杰斐逊虽然对亚当斯总统的执政多有微词，一度几乎绝交，但晚年尽释前嫌。杰斐逊受到麦迪逊的钦佩，与其结下了友谊。麦迪逊多次规劝杰斐逊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才华，“对杰斐逊回归政坛功不可没”（第141页）。同为《联邦论》的作者，汉密尔顿与麦迪逊都希望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但“麦迪逊对建立国家银行并不热衷，另外对于汉密尔顿所青睐的品种繁多的国税，可能一直都不同意征收。”（第134页）
二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作为政治分歧的两个源头共同练就了美利坚，美国此后两百多年的宪政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这两个源头的“原则与妥协”的结果[参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共同开启了美国党争的历史。独立之前，母国的托利党与辉格党的政治分歧被移植到殖民地。在独立战争时期，又分化出“分离派”与“效忠派”（中译本作“保皇派”；在菲尔林的著述中，效忠派代指托利派）。在制宪时期，出现了联邦派与反联邦派。新宪法生效后，一些反联邦派成员结成民主共和派，党派斗争加剧。以《合众国公报》（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与《国家公报》（National Gazette）这两份出版物为中心，联邦派与民主共和派构建自己的思想堡垒，表现出现代政党的组织特征。但是，在建国之初，党派之争是受到警觉的。面对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围绕国家财政问题日益尖锐的争斗，华盛顿“一方面担心他所支持的汉密尔顿主义能否幸存下来，另一方面担心美国联邦能否在激烈的党派之争中幸存下来。”（第232页）他给这两位内阁成员写信，要求他们“容忍和宽容”（第232页）。尽管受到警觉，党争在美国此后逐渐成为政治现实。菲尔林指出，“在随后的几代人中，各党派就规划贸易、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以及政府在医保体系中的角色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而这些分歧总是可以追溯到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间的根本差异。”（“前言”第2页）
在美国此后200多年的政治发展中，杰斐逊与汉密尔顿这个“DNA双链”的影响此消彼长。自杰斐逊入主国会山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政治一直处于他的思想影响之下，“汉密尔顿如果没有被彻底遗忘，也至少是滑落到了历史的阴影之中。”（“前言”第3页）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停止设立美国国家银行，被人称为“杰斐逊二世”。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南北矛盾的加剧，杰斐逊作为南方人和奴隶主，声誉在很多美国人心目中一落千丈。这个世纪末，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汉密尔顿获得了人们的重新认识，被视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缔造者和商业精神的推崇者。当然，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两极分化与“城市病”，也在很多人心目中唤醒了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和“农业立国”理念。但总体上，到19世纪末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政治更多地受到汉密尔顿的影响。20世纪初，特别是大萧条期间，人们普遍厌恶汉密尔顿的金融帝国理念。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接受杰斐逊的思想遗产，致力于“提升大众的利益和就业机会”，被称为“新一代的杰斐逊”。新政拥护者称汉密尔顿为令人厌恶的“巨兽”。但菲尔林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汉密尔顿的声望一直处于上升之中，而杰斐逊的声誉再次急剧下降。”（“前言”第6页）冷战的铁幕使得人们想起汉密尔顿的强硬外交；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是对汉密尔顿主义的新的注脚；民权运动中，很多人认为杰斐逊是伪君子，人们不仅不会忘记他是奴隶主，而且，通过1998年的一项DNA检测，确信他与众多女奴中的至少一位有过至少一个孩子。有趣的是，两位传主的后世影响，还可以从美元上的头像中解读。“柯立芝繁荣”期间，这位总统将汉密尔顿的头像印到10美元纸币上，背面是美国财务部。杰斐逊的头像要到1938年他卸职归田100周年时才出现在美元上，一种是5美分硬币，背面是故居蒙蒂塞洛；另一种是流通偏少的2美元纸币，背面是《独立宣言》签字会场。菲尔林教授指出，汉密尔顿对当今美国的影响更大，“如今的美国更符合汉密尔顿的预期。”他还引用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的话说，“我们纪念杰斐逊，但我们生活在汉密尔顿的国度里。”（“前言”第7页）
说到底，这两位传主炼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美利坚呢？很多人一提到美国，首先想到的一个政治标签是“民主”。实际上，关于美国，比“民主”更为贴切的标签应该是“共和”与“联邦”。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里，君主政体是最好的，但由于人性的局限，人世间所能获得的最好政体是共和政体；在6种政体的优劣排序中，共和政体第三，民主政体第四。实际上，在一些“建国之父”心目中，共和主义是一种理想。“与贵族统治相比，杰斐逊被另外一种政治体系所吸引，这个体系可以为更大比例的公民提供福祉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第48页）菲尔林认为，杰斐逊说的就是共和主义。菲尔林还进一步引用戈登·S.伍德的话指出，共和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激进的思想体系。就激进程度而言，共和主义对18世纪的影响就如同马克思主义对19世纪的影响一样强烈。”[《炼成》第48页；戈登·S.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傅国英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4-105页]当然，杰斐逊的共和主义包含了最初的民主色彩，他起草的《弗吉尼亚邦宗教自由法案》的相关理念后来被吸收进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今天看来，杰斐逊解决的是亚里士多德政体理论中共和制与君主制或贵族制的关系问题，旨在确立美利坚的共和政体；相比之下，汉密尔顿解决的是美国政治现实困境中的联邦制与共和制的关系问题，旨在确立美利坚的联邦国体。如果没有共和政体，美国革命不足称道，更谈不上“激进”；如果没有联邦国体，共和主义的理想将难以在广阔的疆域中维持。“对美国的愿景，汉密尔顿与杰斐逊截然不同。杰斐逊强调维护发展个人自由和独立，汉密尔顿则强调维护和发展国家政体的福祉和实力。杰斐逊参加独立革命战争在很多程度上是希望能保护、扩大和维护个人自由，汉密尔顿在独立革命战争中的艰苦经历则让他相信，除非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否则个人自由无异于痴人说梦。”（第132页）对于美国的这种宪政架构，麦迪逊在《联邦论》第39篇中做了精彩的总结：
制宪会议提出的这部宪法，严格说来，既不是国民（national）宪法，也不是联邦（federal）宪法；而是二者的结合。就其构建基础而言，它是联邦宪法，不是国民宪法；从政府常规权力的来源看，它部分是联邦性质，部分是国民性质；从行使这些权力的方式看，它是国民性质，不是联邦性质；就权力的延伸范围，它又回到联邦性质，不是国民性质。最后，在宪法修正权方面，它既不全是联邦性质，也不全是国民性质。”[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66页]
但是，联邦制与共和制的“双链”并非一开始就炼就的。在建国后的很长时期，二者思想遗产的分歧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和，最后竟发展到以武力解决。南北战争期间兵戎相向，虽为奴隶制问题而起，但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国体与政体的矛盾。时至今日，这类矛盾总体上得到很大缓解，美国人“总体上生活在汉密尔顿的理念之中”，但正如菲尔林所言，“如果历史是一本指南的话，那么汉密尔顿声誉的逐步回升和杰斐逊的相应下降也不会永远如此。”（“前言”第7页）据《纽约时报》称，去年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打算将女性搬上10美元纸钞正面，取代汉密尔顿，但最后迫于压力放弃·。笔者撰文之际，卢宣布美国货币将迎来百年来最大“变脸”：20美元纸钞正面的蓄奴者安德鲁·杰克逊被更换为曾经的奴隶、女性、废奴主义者哈莉特·塔布曼。
三
约翰·菲尔林教授1940年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的一个工程师家庭，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后随父母迁居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市。他在这里接受了中学教育，并在该州的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和贝勒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随后长达39年的时间里，他主要在西佐治亚大学担任教职，直到2004年退休。菲尔林专注于国父研究，我们不妨称他的系列研究为“国父史学”。他长于以人物来复原历史，被奉为美国革命史领域的领军人物。他1977年以效忠派为题出版个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此后出版了多部专著，除本书外还有：《亚当斯传》（John Adams: A Lif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2）、《点燃世界：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与美国革命》（Setting the World Ablaze: Washington, Adams, Jeffers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亚当斯对杰斐逊：喧嚣的1800年大选》（Adams v. Jefferson: The Tumultuous Election of 1800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乔治·华盛顿的升起》（The Ascent of George Washington: The Hidden Political Genius of an American Icon, Bloomsbury Press, 2009)、《第一人：乔治·华盛顿传》（The First of Men: A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关于美国革命和“建国之父”的著述可谓汗牛塞栋，美国学术界新近亦不乏多部以多位“建国之父”为主题的同类著述，有关于华盛顿与杰斐逊之争的（Thomas Fleming，The Great Divide: The Conflict between Washington and Jefferson that Defined a Nation, Da Capo Press, 2015），有关于华盛顿与汉密尔顿之联合的（Stephen F. Knott, Washington and Hamilton: The Alliance That Forged America, Sourcebooks, 2015），有论述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亚当斯所谓“四重奏”的（Joseph J. Ellis, The Quartet: Orchestrating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1783-1789, Knopf, 2015）。但是，菲尔林的著述颇有特色。首先，菲尔林本书的视角是独特的。他将杰斐逊与汉密尔顿推到前台，而将华盛顿等其他“建国之父”作为背景，以鲜活的画面告诉读者，若问美利坚是怎样“炼”成的，答案聚焦于这二位传主身上——读者不禁演绎，若问美利坚是怎样“铸”成的？答案可能聚焦于华盛顿身上。其次，菲尔林特别擅长叙述，他在本书中对两位传主的交织编排浑然天成，读起来妙趣横生。2014年，在萨凡纳图书节（美国佐治亚州）的一次演讲上，有人问到菲尔林为什么成为一个写作者，他回答说自己从小就对写作感兴趣，一度想成为体育记者。[参见菲尔林教授个人主页http://johnferling.com/biography/] 实际上，菲尔林还长期参与历史类电视纪录片的制作，通过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为美国很多民众所知。最后，菲尔林写作《炼成》，资料视野特别开阔，一手史料相当丰富。对于有进一步探究兴趣的读者来说，书后注释中提及的大量参考文献，特别是“缩略语对照表”中列出的传主的大量通信、传记，是非常有益的指南。
作为一部传统题材的政治史著述，《炼成》问世于美国“新史学”如日中天的时代，具有特别的挑战意义。自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述，经历了从‘辉格主义范式’向‘新美国革命史学’的转变，这场革命也从‘建国之父’领导的政治革命，被改写成了一场由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扮演主角的全面变革。”[李剑鸣：《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载《史学集刊》，2011年11月第6期，第3页] 笔者曾赴美国素有“宪政摇篮”之称的费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麦克尼尔早期美国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对美国同行的这种转向印象深刻。这种“新史学”标榜“新文化史”及“新社会史”，摈弃“革命史”的“宏大叙事”，底层人物、边缘群体、性、疾病、物品等等成为新的主题，革命、战争、历史人物等主题被视为“班克洛夫特式英雄主义史学”遭到“解构”。菲尔林坚守传统的政治史学，在《炼成》中，以高超的叙述技巧，将“建国之父”重新带回读者的视野，并且鲜明地解读出两位传主作为DNA“双螺旋”的启示意义。当然，对于“新史学”，菲尔林并非一概拒斥。可以说，《炼成》的选题是传统的，方法上则带有一定的“新史学”色彩。
本书中译本是一部上乘之作，笔者在此借机提出几个一直困扰不解的翻译问题。尹宣在为自己的《联邦论》中译本撰写的序言中提出要“重构汉语译名（概念）体系”[尹宣，《联邦论》汉语译本序言，第6页]，虽为矫枉过正，但笔者以为并非空穴来风。其一，既然国体叫“联邦”，那么state一词译为“州”还是“邦”？笔者注意到，《独立宣言》英文影印本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America中，united为小写，说明这不是一个专门术语，据此我们可以理解state拥有部分主权，近似于中文的“邦”。其二，即便后来的国名为大写th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而且已经被约定俗成地译为“美利坚合众国”，但其更贴切的译法难道不是“美利坚联邦”（美利坚的联合的各邦）？更何况，“合众”有“民众联合”的歧义，而这种歧义早就受到很多美国学者的诟病，他们指责宪法“开头的那七个字”（We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中“我们人民”的表述是对“我们各邦”的僭越。其三，the (Anti-)federalists多数时候被译为“（反）联邦党人”，典型的如《联邦党人文集》。实际上，美国建国初期还没有形成较为正式的政党组织，并且正如前文指出，党争在当时的政治领袖及很多民众看来是应该被杜绝的，因此，笔者认为译作“（反）联邦主义者”或“（反）联邦派”更为合适。或许正由于此，台湾学人谢淑斐和美国华人尹宣各自推出了新的中译本《联邦论》。当然，“（反）联邦党人”译名由于约定俗成，沿用亦未尝不可。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