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改革开放”，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我而言，是终于有机会结束了历时五年的知青生涯，得以进入四川医学院念书。这里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前华西协和大学的医科。走进校门，除了门类众多的医学教科书和令人恐惧的人体骨骼，最让我感到新奇有趣的，是华西大学留下的老建筑。校园里错落有致的老办公大楼、老图书馆、老教学楼，特别是素有“成都地标”之称的华西坝钟楼，对刚结束天天与稻麦菜花打交道的我，绝对是实实在在的大观园。
鲁迅说过：“凡人之心，无不有诗”，虽常“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摩罗诗力说》）。我自幼对美术有特别的兴趣，小学时就爱在课本上自我添补一些图解和插图，即使在乡间战天斗地的五年当中，也不时拿起画笔，把四川温江坝子的田园美景勾画几笔。华西坝美丽的老建筑，特别是荷花池畔那座古朴但又洋气的钟楼，仿佛和我有过约定，时时在拨动着我心中的画意。
进校不久的一个周末，我搜出了在乡间曾经用过的便携式写生画板和颜料，起了个大早，在解剖大楼（原华西协和大学的嘉德堂）门口摆起了架子。花了约三个小时的时间，面对着沐浴在霞光之中的华西钟楼，画了一幅写生油画《钟楼朝霞》。当时解剖教研室的雷清芳老师，也是我后来读研究生时的主讲教授，正向教研室走去。她在我身旁站着看了好久，然后说了一句：“太漂亮了！真的太漂亮了！”
不久，学校要举办一个全校的美术和摄影展览，我拿出这幅自以为美丽的《钟楼朝霞》去参展。出乎我意外的是，办展的青年处负责人露出了一脸的惊诧与鄙夷：“真想不到，你们年轻学生怎么会对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有兴趣呢？”她当即表示此画不适合参展。不过当时办公楼的其他人都说“可以，可以”。她无奈地说，那就留下吧。几周后展览结束，我去办公楼找她索画，她说画没保留。
尽管有人以为“美”应伴有各种社会属性，我却感觉真正好的艺术品，会触动人心中的爱美天性，为人类所共享，不分古今、中外和雅俗。写生画虽然已不知去向，但华西钟楼在朝霞映照下的美丽，却一直存留心中，始终没有消亡。钟楼也成为我医学学习的人生地标，任时光流驰，华西之情，始终矗立心底。
四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重新燃起了我对华西老建筑的关注。
那是三年多前，我搬到了美国中北部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工作。有一天，我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一位华裔医师陆承恩医生的去世公告。这位医生住在离我们咫尺之遥的邻近城市。公告附有他的生平简介和几幅遗像。
陆医生是耳鼻喉科的医生，出国后一直在离法戈市不远的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医院行医，直至去世。让我惊奇的是，他竟然是我们的华西校友，而且是我研究生导师梁荩忠教授的同班同学。而对我来说他最珍贵的一份遗物，是他和女友在一九四九年毕业出国前在华西钟楼前的一张留影。
他们身后的钟楼，竟然不是我们熟知的华西坝钟楼！不过几十年的时差，展现出历史变迁的沧桑。作为一个华西后人，我深深感到自己对所爱之物的无知，于是开始了对华西老建筑历史变迁的业余探索。
从调查得知，华西坝钟楼在一九五三年做过结构大变的改建，原因不详。改建设计师古平南显然继承了优秀的建筑美学观念。巧合的是，他的老师就是具有“中国新建筑”大师美誉的杨廷宝，正好也是著名贵格大学宾州大学建筑学的高才生（梁思成也是这里毕业的）。古平南把原楼的缺点做了一些修整，加入了北京故宫的皇家建筑特色，使这座华西老建筑显得更加大气壮丽。他的改建没有偏离原设计师的设计初衷，应该算是在艺术上加分的改造。
同时，不光是钟楼经过了改建，志德堂（卫生系楼）、怀德堂（办公楼）、启德堂（医牙学院楼）和育德堂（生理药理学楼）也不是建筑师原来设计的模样。最让我吃惊的是，当年被誉为华西坝最美建筑的万德堂（药学系楼），现在已面目全非，与原貌大相径庭。
因一九六〇年“大跃进”时期的城市改建，万德堂原楼被拆除，并被重建于校东。其改建路径完全不同。不知姓名的设计师和修建者们把华西坝这栋中西合璧的绝世精品，做了巨大的结构改变，略去了标志性的楼亭，并按新时代的审美标准重新修饰，增添了风格大异的门廊，象征大跃进“龙马精神”的飞马腾龙被安插檐顶，农家乐小动物也有史以来第一次入楼装饰，说它具有土地庙的风貌绝不为过。昔日的高雅华贵为乡土气息所取代，一座华西坝曾经的“最美丽的”西式楼堂，就这样成为今日华西坝“最具中国特色”的建筑。
其他诸楼，也在不同时期有过修改。这些老建筑在新时代的“改头换面”，促使我去更加认真和深入地寻找它们的原貌。
翻阅百年老校的历史旧貌，不仅回味了华西坝原有的绚丽华美，也引出了更多的发现。原来，华西坝老建筑的设计师比我们认识的更加伟大，这一建筑群也绝非普通的中西合璧。它们在建筑学的历史长河中里程碑式的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地重新认识。
简单说，华西老建筑是西方贵格式建筑东行的产物。贵格会（Quakers）是基督教新教中人数很少却影响甚大的一个派别，正式名称是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它起源于英国，后因受迫害而迁徙，更多发展于美国。贵格会兴起后，恰逢建筑学上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al）和“艺术与工艺运动”盛行，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既追求效益又讲究优雅（utilitarian yet elegant）的贵格建筑风格。用现在时髦的说法，贵格建筑是一种讲求“空间效益最大化的‘精明建筑学’”。
经典的贵格建筑并不少见。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就是由英国贵格建筑师威廉·托恩同（William Thornton）设计的。美国费城的独立宫，也是贵格会修建的典型贵格建筑。贵格会注重教育，与著名的康奈尔大学、宾州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等渊源深厚，在这些大学留下了大量贵格风范的建筑。一个偶然的机遇，由贵格会建筑师荣杜易牵线，贵格大学建筑走到了遥远的东方，直接到了中国近于“边疆”的四川，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留下了世界上最后的贵格大学建筑。
荣杜易出身于一个英国贵格会家庭，作为英国第一个“艺术与工艺运动”建筑师，有着深厚的贵格文化底蕴。他一生所设计的全部建筑，几乎全是贵格式建筑。为设计出能为中国人所接受的中西融合的建筑，荣杜易不远万里，亲赴成都，对川西本土建筑特色与民风民俗进行实地考察。
在穿越长江天险的过程中，荣杜易兄弟乘坐的木船，在经过三峡时纤绳断裂，离纤的木船在激流漩涡中如脱缰的野马，颠簸回旋，翻转无定。大家都脱衣解带，做好了跳水逃生的准备。幸而他们遇上了巡逻的救生船队，才得以大难不死，继续前行。而同行的中国翻译，反因此次遇险惊魂不定，离队而返，发誓永不入川。
正是荣杜易把当时最新潮的“艺术与工艺运动”建筑特色和贵格建筑简约大气的时尚风格，带到了世界的东方、中国的西部，成功地让它们和最乡土的川西本土建筑风格完美融合一体，成就了贵格建筑的中国化。在华西校园，他入乡随俗，用川西楼亭置换了贵格的西方特色，以本土的青砖黑瓦取代了“艺术与工艺运动”的红砖拱门和弧形窗饰，延续了贵格建筑喜好的山字形布局，融合了中国建筑与贵格建筑共有的对称平衡，创造出了华西协和大学特有的建筑风貌。
荣杜易在四川成都的设计，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大成就，即世界上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融合贵格会风格的中式建筑群。也可以说，华西协和大学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校园建筑上和美国常春藤名校中的贵格大学分享同样知名建筑风格的非美国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华西协和大学建筑既是中国的唯一，也是世界的罕例。它在建筑学上的意义，远不是“开中国新建筑先河”这么简单，它是在世界上把西方闻名的贵格建筑在中国成建制扩展的成功实践，也是这类中西融合形式成功保留下来的唯一高品质典范。
华西老建筑是东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结晶，既可见传统的延续，也开启了成都现代化的起点。长期作为成都地标的华西坝钟楼，就是成都历史演变的重要一笔。了解华西老建筑的变迁，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和演绎成都现代化的历程。进而言之，从东、西方贵格建筑的异同比较，可以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和沟通的根基；探索华西坝老建筑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也可增加对 “中国新建筑”理解的广度和深度。
一言以蔽之，我们过去大大低估了华西建筑群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艺术与科学，文化与历史，本来就是一家。在华西老建筑里，它们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或许可以说，没有内心对艺术的爱好，我不会迷恋上华西老建筑的美景。没有对新旧建筑异同的探索，也不会看见华西老建筑的深刻文化内涵。
经历了两年多的写作过程，也体会无数的迷惑与惊喜，回想过去的时光，正是那日日怀念的 “钟楼朝霞”，在激励着我探索的动力。放下笔墨，回观既往，眼前又回现出了四十年前的景象。
还记得那个星期天早上，华西坝是那么宁静。满池荷花在晶亮的露水中如出浴般绽放，第一缕阳光轻轻地落在钟楼顶上，为半壁天空和钟楼抹上了一片绯红的油彩，霞光罩顶，大气如虹。我沉醉在美景之中，饱蘸着五彩霞光，用画笔转移着上天的美景，如有神助。化在纸上的华西坝钟楼，如雷清芳老师当时所言，真是“太漂亮了”。
《钟楼朝霞》那幅画虽然丢失了，但珍藏于记忆中的“钟楼朝霞”永远不会丢失。钟楼当年的叩击，就像一首歌的歌名，是我和钟楼的一个约定，也是艺术对我的召唤。正是那一片朝霞照耀着我，不断探索“贵格东行”这一段美的历程。
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记于北国谐宁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