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家在十八世纪中期进入中国。他们最早只能在广州搜集植物。十九世纪，随着长江中上游通商口岸的增多，一些博物学家开始从沿海进入中国腹地。与此同时，英、法两国的殖民势力从东南亚深入云南。在这两股趋势下，云南和四川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成为博物学事业的重要目标。胡克爵士对喜马拉雅山西麓的考察，使博物学机构认定滇西北是一座高山植物的宝库。腾冲、大理和丽江成为植物学家的主要据点。从那里，他们继续深入川西、果洛、甘南，使考察范围遍布整个青藏高原的南缘。

苏格兰人傅礼士、美国人洛克，是这一时期活跃在中国的最多产的两位植物猎人。两人在中国西南的考察时间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穆格勒的《纸路》试图揭示这段故事中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为两位植物学家采集植物、制作标本、撰写报告的纳西助手全都存在纽带关系。他们是父子、叔侄，是邻里，是生活在玉龙雪山脚下雪嵩村的两代纳西村民。这些纳西人是西方博物学事业最远端的参与者。

傅礼士和洛克的服务对象包括皇家地理学会、哈佛植物园、美国国家地理协会，以及一些园林公司和财团。通过文字和照片，他们把西南高原的地景和文化纳入现代科学的表述体系。但是纳西人和藏人同样咏叹远山与近土，他们对自己生活世界的想象和叙事早已与东巴文化和藏传佛教融合后成为本土人最重要的知识。穆格勒试图证明两套知识和表达体系如何遭遇对方：一方面，西南高原的动植物物种被折入薄纸，制成标本，流入西方，进入档案，丰富着近代科学话语和殖民势力对世界的凝视和分类；另一方面，博物学计划及其裹挟的种族话语与已经存在的本土人对大地的理解发生触碰和叠加，博物学成果有可能已经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塑造。

在这场遭遇中，旅途是生产表述的场所。博物学家从大地中收集素材，再通过分类法、制图术、植物理论和论文来理解和阐释大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通过书写和影像来表达自我。那么行走与表述是何种关系？路与纸如何相互生产？纳西人的介入使这些问题变得复杂，因为雪嵩村民对大地有自己的看法和表述，他们对行走所应遵循的方式和方向以及如何与大地互动有自己的理解。这样，不同形态的纸和路的相互生产是理解这个故事的关键环节。它们联结起人与大地，联结起不同参与者和他们的感官、思绪与情感，又在更大意义上联结起他们背后的社会网络和帝国，联结起科学与宗教、现代与非现代。这是《纸路》从历史深处发现的故事。

纳西人、傅礼士、洛克

东巴经对纳西人的植物考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东巴文是象形文字，每页经文里都有用植物做图案的词句。东巴教中有很多神灵是植物，以花草为道具的仪式推动了对植物的兴趣与了解，有些神话情节塑造了纳西人对植物分布的想象与猜测。东巴经文中有大量叙事涉及空间和地景，经文描述的东巴教的传播区域，不但是纳西人在历史上随丽江土司的军事扩张所占领和屯垦过的区域，它们也是雪嵩村民在现实中搜索和考察的区域。经书记载的地理知识在这种重合下变得极为重要。当它们罗列纳西先祖曾走过的遥远的地名，讲述路上的险阻与诱惑，指导后代子孙去克服障碍时，所有这些叙事和知识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了雪嵩村民的考察。

仪式是观察这些影响的最佳场所，因为大多数纳西人无法直接阅读东巴文，他们要在仪式中听东巴们如何解读象形文字。最常涉及地理的仪式是葬礼，纳西人的挽歌讲述人死后如何飞回祖灵之地，这是一条纳西先祖从遥远的创世之地迁徙到丽江的路线。送魂时，村民们随着东巴的唱诵起舞，让声音和舞步节拍把一串串地名贯入脑海。东巴文化的表述与表演，最终因傅礼士和洛克雇用雪嵩村民而有可能影响博物学事业。因为诵词和经文将让行走中的感知以超个体的方式组织起来，对故土的信念将让雪嵩村民在考察中追逐和模仿祖先的体验，重复他们的路线。最终，承载舞步的双脚将在考察中蹚过挽歌里的地名。

从表面看，我们很难从傅礼士身上发现这层关联。傅礼士坚韧、冷酷，极富自尊，探险给了他跨越阶层的机会。他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工业镇，一个纯粹的工人家庭。像所有渴望逃离预定轨迹的年轻人一样，傅礼士去远方寻找希望。他在毕业后去澳大利亚淘金，虚掷光阴，一事无成。他回到苏格兰，为格拉斯哥博物协会做些小活。一个考古发现改变了他的命运。由此结识的学者帮他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找到了一份整理标本的差事，有机会接触全世界的植物。在他所处的时代，异域植物正在英国转化为商机。一九〇四年，一家园林公司想要雇人去云南寻找能够移植到英国的新花卉，这是傅礼士七次云南考察的开始。他今后的雇主无不是社会名流，他在云南的事业最终帮他成为皇家园林学会会员。

傅礼士固守着与他者的边界，固守着他在种族、文化、认知和道德上的优越感，他从未让自己融入云南。他始终以一种抽离的方式凝视着后者，仿佛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事物对他而言只是庞杂的素材，他将找到某种超越性的视域来抽象它们。他对杜鹃的假设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在滇西北的某个地方存在着杜鹃的起源，整个杜鹃属的多样性及其传播轨迹都将随着这个源头的发现而获得总体性的解释。但是他只能依靠雪嵩村民去寻找这个源头，这层依赖关系让纳西人的仪式和文字有可能影响他的考察。在东巴经里，杜鹃的起源地是纳西先人从天界下凡并与鬼怪交战的居那延罗山，它是东巴们在每个葬礼里吟诵的魂路的终点。仪式告诉村民，这条魂路从丽江到中甸，到滇西北，到更远的藏、缅交界，直到进入一个虚构世界。穆格勒发现，傅礼士寻找杜鹃起源地的路线恰好与这条魂路重合。他的考察让西方博物学计划在无意中复制了纳西人对宇宙地理的勾绘。走在这条路上的纳西人逐渐接近祖先、神山、阴阳两界的交点、人世的尽头。傅礼士跟在他们身后，同样用身体、脚步和亲友的离世来体验这条魂路，直到魂断腾冲。

洛克从十八岁起开始流浪，先是欧洲，后是美国，终身未归。二十三岁，他移居夏威夷，自学了植物学知识。他对当地植物的热情帮助他在夏威夷大学谋得一份教职。随后，美国农业部资助他去印度和缅甸寻找治疗麻风病的大风子树，这次旅行把他带到了丽江。一小队雪嵩村民陪着他先后考察了滇西北、四川的亚丁和木里，青海的玉树和果洛。这些人的上一代为傅礼士工作。与傅礼士相比，洛克对地方知识倾注更多，也更想了解汉藏方志和东巴经文如何解释他曾跋涉过的山川和河谷。他主动研究东巴文化，他的助手很多在日后成为他在学术上的合作者。

纸和路的交叉在洛克身上表现出一种高强度的紧张感：他不断旅行，以逃离肉身所不可避免的归宿；他不断记录，让每时每刻的身体在留住的同时又隐藏在纸后。这是洛克为自己设计的栖居的方式，他把这种方式投射在中国。在日记里，他总是刻意记录肮脏与贱斥，再通过制造温存的场景来掩盖实相，仿佛徘徊与轮回，就是让寻找乐土的希望在停留与逃离间不断重复，又失去。在木里，他享受与土司的友谊，但是在发现后者的地牢后再次上路，仿佛这地宫重新打开了人世的黑洞。在阿尼玛卿，他拍摄自己空洞的帐篷，仿佛纸与路的交会即使在这最神圣处也捕捉不到人最根本的存在。这种紧张感最终影响了他的作品。他的书写杂乱、急促，仿佛不是为了传递知识，而只是为了再现脚步的节奏。

历史的感觉主义

当傅礼士和洛克用上述方式把考察中的知识腾挪到纸面时，研究这些材料的学者应该更精准地把握何为表述。这是《纸路》试图抓住的核心问题：无论博物学的现代主义内核如何强调表述是对客观事实的再现，生产这些表述的实际场所是身体、是路、是旅途，脑海中对客体世界的抽象与提炼只是其中一个步骤。现代西方哲学强调的主体与客体的割裂，以及现代知识系统在表述与事实之间厘定的边界都并不完全符合纸和路在这个故事里的关联。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理解地理文字和图像中所贮存的人在遭遇大地时的体验和感受。这些表述是鲜活的生命在不同力量、因素、互动和关系下在符号和话语层面留下的可供追查的痕迹。

研究这些表述需要学者以更细腻的姿态进入历史，把它们当作历史现场的入口，而不是客体世界的镜像。杨念群曾经指出，文化史研究需要“感觉主义”，因为生活中有太多时刻不落于语言，重构这些现场需要用感觉去发现落在表述之外的部分。杨念群提倡用“感觉结构”替代“社会结构”或“思想结构”。他认为我们应该摆脱社会理论或思想史的囚笼，用不被化约的“感觉意识”去发现史料的丰富喻义。穆格勒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要更灵活、更彻底。如果说杨念群的想法像是把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应用于历史，植物学考察的性质决定了任何惯习或结构性的感觉意识在这项事业中都必须屈从于对自身秩序的重组和找寻。因为人在一个绝对陌生的边陲地带要寻找栖居感，而表述是获得它的重要方式。驱使傅礼士去表达的是对杜鹃乐土的投射与愿景，驱使洛克去记录的是腹腔深处的寂寞与期待，驱使雪嵩村民去参与的是寻根式的喜悦与发现。穆格勒从表述背后发现的是帮助人获得方向感的体验和感知。

写史者不在现场，如何保证自己的感觉不是臆测？穆格勒仰赖的是田野的熏陶。《纸路》中有一处细节谈到傅礼士在云南的住所。通常，纳西民居楼下住人，楼上是仓库。傅礼士在不止一个地方选择住仓库。但是他了解纳西人的居住空间，他研究过他们如何通过楼下的火塘区分父系和母系亲属，体现一整套身体和社会观念。傅礼士住在楼上不是出于无知。穆格勒的解释十分精彩：“住在顶层的他不需要按照纳西人的方式构建临时的亲属关系。”或许只有曾经在火塘边与本地人以亲人相称的人类学家才有如此嗅觉。穆格勒由此阐释这座阁楼如何影射傅礼士与纳西人的表述关系，如何阻止村民们从同样的高点去全览他们与傅礼士的关系。很多人类学家都曾在田野中为自己打造一个可以不用参与和创造社会关系便能进行观察的特殊位置，但是穆格勒在这里揭示的远超过对权力不平等的反思。“即便在与当地人的友谊日渐增长时他还是选择待在图式之外，一个冰冷的地方。”很有可能，这是一种曾经属于穆格勒或其他人类学家的伤感与遗憾，一种在靠近和离别中曾经历过的身体经验。毕竟，田野比其他任何情境都更容易揭示人为何会在热闹时生起遁离之心，揭示着这世上存在着万般良善都无法跨越的差异。必要的冰冷，只是因为有一天必须要离去。

《纸路》讲述的故事很难被证伪，正如它很难被简单地证明。穆格勒用到的史料广泛而细致，但是雪嵩村民没有在历史中留下太多可供考证的痕迹，穆格勒必须依靠人类学家的共情去迫近真相。本书出版后斩获美国环境人类学的最高奖，这种认可证明了这是一部极其严肃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穆格勒实践着他对表述的理解，他让自己的作品成为这场学术之旅的注解。《纸路》罗列了长长的文献，却很少让这些文献以引用的形式打断叙事。这或许是有意为之——仿佛书写已经不再需要脑海中的征引、拼贴、揣摩或搬移；仿佛落在纸上的文字在长久的酝酿中已经积累成最本质的直觉；仿佛表述者能像他想要理解的植物采集者那样把最令人喜悦的发现一气呵成地搬到纸上。

纸和路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再不是两个相互平行的独立领域。它们像是通过身体相交的两条线，在延绵和绞合中产生一些共同的触点。这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史学和人类学的一些根本维度，因为研究者在档案和田野中靠近的正是这些触点。如果档案记录的是人如何依靠手边的工具把行走中感受到的时空通过社会符号体系搬运于媒介，它在本质上要求治史者去重走那段路——不再通过单纯的凝思，而是通过方方面面的积累去重拾那份体验。这让史学家更贴近人类学，因为后者的理论和方法正是通过长期的田野浸泡来获得属于另一时空里他者的直觉。但是与此同时，人类学家不应该再幻想自己从异文化中获得的是一种能够把方方面面展演在纸上的整体的视域。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田野只是一场偶然的，无法重复，而只能不断再遭遇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