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美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镇，它们之间知识关系的演变在国际关系学科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突出的学科发展现象主要体现在内在知识构成模式和外在知识格局两个维度的演变上。前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美知识合流”、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英美知识分立”、冷战后的“英美知识对话”的演变历程。后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知识主导的英美知识共治”、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美国知识霸权”、冷战后的“英美知识相互依赖”的演变历程。这样一种知识关系模式的演变既源于英美的国家外在情境的变化，也源于英美的独特的学科知识传统和制度作用，正是内外条件的综合作用造就了不断变化的英美知识关系模式。
作为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考察与反思，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日益兴盛起来，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国别知识发展状况考察及比较研究也随之增多。其中，对于“英国学派”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分析更是成为国别比较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但是，上述研究多半简单地接受这样一个看法：“在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存在跨大西洋分野，这种分野将以历史为根基的英国国际关系学与较少历史导向的美国国际关系学主流区隔开来”，真正将英美国际关系学置于一种“知识关系”框架中进行长时段的历史梳理以及系统的比较研究的知识努力仍然较少，对于其阶段性发展特点的阐释也较为欠缺。基于此，系统地梳理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并对此进行阐释就成为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 “英美知识关系”的基本概念界定
在阐述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演变之前，有必要简要界定论述中的基本概念：“英美国际关系学”和“知识关系”。“英美国际关系学”主要指英国的国际关系学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而这里所阐述的“国际关系学”主要指“说明”或“理解”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家间关系模式（主要是战争、合作、均势等）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 或者是大的知识路径（approach），所以，中观的或者微观的理论或路径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内。
“知识关系”主要指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关系学在内在知识构成上的异同关系和外在知识力量对比上的结构关系。具体来说，内在知识构成上的异同关系主要表现为相似关系、相异关系或者是融合关系；外在知识力量格局上的结构关系主要表现为知识霸权、知识分立或者知识相互依赖。
基于此“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的演变具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构成模式的历史演变，即英美国际关系学的各自内部知识状况和知识发展之间是呈现为一种知识合流模式还是呈现为一种知识分流模式，是走向一种知识趋同还是走向一种知识分异。如果是走向知识趋同，它是一种方对另一方的单向度的知识“看齐”，还是一种双方的知识交互作用、呈现出知识融合与对话？
第二，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格局结构的历史演变，即英美国际关系学在国际性的学术市场竞争中，二者各自的知识地位和知识力量对比状况，主要表现为“知识共治”关系、“知识霸权”关系或者“知识相互依赖”关系。
二 英美国际关系学学科史的简要展开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大体呈现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两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学、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时期的国际关系学、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学。
（一）两战期间的英美国际关系学
就两战期间的英美国际关系学而言，“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成为最重要的一对主题，正是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积极互动而不是广为谈及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争论驱动着早期的国际理论的发展”，但同时，早期的国际关系思想家们的主要目标是要“达成国际和平而非学科知识”。
在帝国主义议题上，出现过多种形式的讨论：对帝国形式的批判、对帝国改革的建议以及对殖民地管理的对策建议等，相关的代表著作有：美国政治科学家穆恩的《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英国学者沃尔夫的《帝国与非洲的商业》、《经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文明》等。
在国际主义研究方面，在两战期间的英美，主要研究自由制度国际主义，英国的霍布森、沃尔夫、齐默恩、米特兰尼，韦伯斯特，美国的肖特维尔、波特等都是自由国际主义的突出代表。自由制度国际主义强调通过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来限制国家主权并弱化国际无政府状态，认为“国际领域的迸步不能只留给伦理，道德进步的缺失必须用制度性机制来替代”。
（二）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前的英美国际关系学
这时期的英国国际关系学主要表现为“英国学派”或“国际社会学派”的兴起与发展，而美国国际关系学主要表现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与革新以及其他理论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结构主义、反思理论等的兴起与发展。
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英国国际关系学基本上是在一个具有多元特征的“英国学派”理论框架下实现它的代际知识发展，更多地通过代内和代际的知识传承与分裂来实现发展，而没有出现多个理论范式。大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英国“国际社会学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阶段一：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为奠基阶段，在伦敦经济学院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曼宁和怀特以各自的力量共同推动“国际社会”研究，由此形成了开启英国学派的合力，正如有学者总结“英国学派的真正奠基者是曼宁和怀特，将他们联合起来的是他们对国际法以及国际法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的专注。
阶段二：1959-1966年，努力寻求关于国际关系的共同主张，提高了“国际社会”的核心问题意识。1959年，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成立，标志着英国学派制度建构上的诞生。在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推动下，英国国际关系学者达成了一些共识：“首先，出发点并不是国际理论的界限和用途，也不是阐述对外政策，而是外交共同体本身、国际社会、国际体系”。其次，“并不是直关注建立个关于国际政治的包揽切的理论框架即个国际政治的总体理论”。最后，“具有普遍的道德关注”。
阶段三：1966-1977年，产生了关于“国际社会”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的主要著作：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和怀特的《国际体系》，自我确认和强化“国际社会”的知识主题和阐释性的研究方法。布尔的《无政府社会》被看做是“国际关系的英国学派或国际关系的英国理路中的最为成熟的作品”。在关于国际社会的历史思考上，《国际体系》开创了世界历史背景下探究国际社会的先例。
阶段四：1977-1992年，运用国际社会的知识理路，填补一些研究漏洞。一些开创性的人物在继续进行一些经验层面的研究，突出的有“国际社会”“拓展”与“演变”研究。1984年，布尔和沃特森主编出版的《国际社会的拓展》和1992年出版的沃特森的专著《国际社会的演进》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成果。
就冷战期间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而言，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理论家族的主导下，多个理论家族在知识辩论中推动知识的进步。这种发展具体表现为现实主义理论家族内部的“内斗”以及外部理论家族的批判，“内斗”使得现实主义出现代际变迁，外部批判激发或者推动许多替代理论尤其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
总体而言，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家族的内部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段，也出现了两个现实主义理论的分支：二战后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诞生并在20世纪60、70年代受到行为主义的方法论批判；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新现实主义或者是防御性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诞生并长时间占据支配地位。
这一期间，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族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支脉是经济相互依赖理论相互依赖自由主义）、民主和平理论（共和自由主义）和国际制度理论（制度自由主义），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的强调描述的实证自由主义，如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复合相互依赖理论；20世纪80年代强调解释的结构自由主义，主要代表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强调国内变量的自由主义，主要代表是民主和平论。上述自由主义强调“商业在生成合作习惯中的重要性、互动在限定利益中的关键作用、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联、进步性变迁的可能性。”
（三）冷战后英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冷战后时期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脉络中衍生出新的理论分支，还发展出试图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走中间道路的“建构主义”。
就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而言，20世纪90年代末，诞生了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以结构为出发点，试图重新阐述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以解释国际扩张的绝对重要性，这可能很难与华尔兹的更加倾向于防御的现实主义协调起来”。同时，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试图将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并加以体系化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发展起来。
冷战后的自由主义更多的是强调多变量解释的复合自由主义，突出的代表是“三角和平论”试图将相互依赖理论、民主和平论、国际制度理论结合起来解释国际领域中的和平问题，认为民主的扩展、全球经济联系和国际机制将会加强和平形成了所谓的“三角和平论”。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要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分析中，出现了新的“建构主义“理论家族，温特式的建构主义也成为建构主义理论家族中的主导成员。
冷战后英国学派的发展延续历史，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英国学派发展的第五和第六个阶段。阶段五：1992-1998年，英国学派再次创新，在面对新挑战和其他理论创新中进行自我定位。《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关于无政府状态和秩序的重新思考》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其理论代表。随着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解体和中坚领导人物的逝世，英国学派呈现出种总体方向感的迷茫，但新代的英国学派学者如布赞、利特尔等正在成长起来。
阶段六：1998年至今，英国学派成功再生，英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由古典英国学派转变为新英国学派或批判性的英国学派。之所以称为新英国学派，是因为：制度上，布赞于1999年在英国国际研究学会上，宣称对英国学派进行制度形式上的“重新召集”，使英国国际研究学会成为英国学派发展的新制度家园；知识成果上，对于国际社会的研究裂变为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之争，同时将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的二元框架扩展为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的三元框架；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经历了一个潜在的转变，由冷战之前的强调历史即叙述历史，只注重叙述而不大注重分析的“旧式历史研究方法”转变为注重“叙述解释”的半社会科学式的“新史学”研究方法；在学科认同上，学科内省性成为新英国学派的一个突出特征，这种自省不仅表现为对学科过去发展历史的有意识的自我叙述，而且还表现为对过去的古典作家们的重新发掘与考察，邓恩的《创造国际社会：英国学派的历史》以及林克赖特等人的《国际关系的英国学派：当代的重新评论》等就是学科反思的标志性著作。
三 英美国际关系学知识关系模式的演变
通过对一战结束后的英美国际关系学发展历史的简要梳理，基本可以概括出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的演变模式，即在内部知识构成和外部知识格局上所体现的阶段性模式。
就内部知识构成模式而言，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大致经历了两战期间的“英美知识合流”、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英美知识分立”、冷战后的“英美知识对话”的演变过程，具体如下：
（一）1919年-1939年，英美知识合流
虽然两战期间的英美国际学科出于塑造阶段，没有完全成型，但自由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成为英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性知识成果，对于国际法、国际组织尤其是国联的研究成为这时期的英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因此，两战期间的英美国际关系学更多地处于同个知识脉络中，表现为知识上的相似而非相异。
（二）1939-199=66年，局部相似下的潜在总体分歧
“局部相似性”既表现为英美国际关系学关注对象具有相似性，如都关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和道德问题，也在于它们都使用了相同的词语如“国际社会”等，还在于它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传统的古典主义方法。“潜在总体分歧”主要表现为：美国国际关系学朝着“社会科学”方向前进，而英国国际关系学基本上倾向于“人文学科”；美国国际关系学朝着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二元区分下的“现实主义”方向前进，而英国国际关系学试图突破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二分法，走一条不同的知识道路，这就是重点发展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三种传统中的“理性主义”传统。
（三）1966年至冷战结束，英美知识分立、平行发展
1966年爆发的以布尔为代表的古典主义与以卡普兰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之间的争论，正式宣告了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分流。这场争论将英国的传统主义与美国的行为主义或科学主义对立起来，美国知识主流走向社会科学理论，而英国基本上在“国际社会”框架下继续古典主义的研究路径。20世纪70年代后期，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与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使得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差异具有了实体理论的支撑，随后的结构现实主义在美国国际关系学中的支配地位使得英美国际关系学分道扬镳。
美国国际关系学成为科学取向的、重理论轻历史、重权力轻道德、重结构轻能动的实证主义理论，而英国学派成为“融合历史与理论、道德与权力、结构与能动的国际关系叙述”，此后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与英国学派之间的关系讲述的是一个偶发接触和多个时期近乎隔绝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
（四）冷战后（大致为1992年以来），英美之间知识对话。
英国学派与美国主流理论之间进行知识交流、知识对话与融合，英美国际关系学打破隔绝状态，重新连结起来。
冷战后的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不再是种孤立平行的知识分立关系而是产生了知识交叉，形成了一种知识对话。这种知识对话不仅是理论思想上的而且还具有学科制度建设上的支撑。
相较于冷战前的英国学派学者，冷战后的新代英国学派学者更愿意与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进行知识对话，推广英国学派的知识成果扩大英国学派的知识影响。布赞、利特尔等人在这样的知识对话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试图将英国学派的知识洞见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国际机制理论、建构主义等进行知识嫁接。对此，沃尔兹表示“甚至不知道英国学派在英语著作中的突出地位……布尔和怀特所从事的理论并不是为科学哲学家们所认可的理论”。
对于英国学派的建设性的批判和回应由科普兰于2003年做出，他认为英国学派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改进——将国际社会概念限定为自变量，然后解释国际社会这自变量如何影响历史上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最后检验这一因果的重要性——而转变为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国际关系学中的制度主义学派对于英国学派的肯定和对话明显体现在西蒙思和马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一文中，西蒙思和马丁将“英国学派”看作是关于国际制度的四种研究路径中的一种，认为“英国学派注意到了国际制度安排的主体间性……提供了一种方式来思考规范与制度之间的联系”。
相较于美国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较长时间的对英国学派的冷漠，美国的建构主义理论阵营对“国际社会”概念关注较早，如美国学者芬尼莫尔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认识到：“通过布尔的研究而为美国学者熟知的英国学派是（建构主义之外的）第二个将社会结构当做自变量的研究路径”，美国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认为建构主义理论阵营中就包含有英国学派，“英国学派并没有明确解决国家认同形成问题，但是它确实将国际体系看做是由共享性规范所治理的社会。
在制度层面的知识交流上，美国国际研究学会设立了英国学派分会，美国的主流学术杂志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英国学派的知识讨论或者是运用英国学派的分析框架进行学术研究的知识成果。
就外部知识格局而言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结构模式基本经历了三大阶段：两战期间的“英国主导下的英美知识共治”、冷战期间的“美国知识霸权”、冷战后的美国知识霸权弱化下的“英美知识相互依赖”，当然这种相互依赖不是完全对称的。
两战期间，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格局主要是“英国主导下的英美知识共治”。一战后，国际关系学首先在英美两国建立起来，两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处于学科的知识贡献者的“领先”地位，从而决定了当时的国际关系研究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知识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使得自由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成为国际关系思想中的主导思想，而排斥了欧洲大陆的现实政治传统。在这样一种学科知识框架中，英美国际关系学自然成为学科的知识中心。但是，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影响和知识力量也是不对称的，英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能量更大些，因而起着知识主导的作用。
二战后至冷战结束，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格局是不平等的，美国确立了它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知识霸权，“过去作为国际关系学的思想、概念和阐释的主要来源的英国学者的著述已经下降到相对无关紧要的地位”，英国学派的知识成果更多地处于一种被漠视的状况。
冷战后的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突破了冷战时期的美国知识霸权的格局而朝着相对平等的“知识相互依赖”结构前进，逐渐形成英美“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在理论、思想、概念、方法和数据上的适度对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英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在研究成果上相互承认。
事实上，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不仅在知识上相互认同和借鉴，而且更重要的是国际关系学科的认知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把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等同于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认识到国际关系学的多元结构；英国学派在这一多元结构中占据“一元”。
四 英美国际关系学知识关系演变的动力阐释
在阐述了英美国际关系学知识关系的历史演变之后，我们还要继续探讨这历史演变的原因与动力。第一，为什么两战期间的英美国际关系学表现为知识合流、英国占据知识共治中的主导地位？第二，为什么二战后至冷战结束英美国际关系学发生知识分流、美国处于知识霸权地位？第三，为什么冷战后的英美知识关系重新转变为知识对话、知识相互依赖？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主要有情境分析和内在分析两种路径。
情境分析强调“学科的发展是根据学科发生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来加以阐释和解释的”，“外在情境”是决定“学科发展”总体方向的变量，主要突出特定的研究主题。内在分析则强调学科发展是特定的共同体有选择的知识努力的结果，“内在知识条件和制度条件”是决定“学科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的变量，主要突出阐释特定主题的方法与路径。外在关注有助于我们发现一些知识发展趋势上的共性，而“内在关注会帮助我们解释学科发展上的不同的国别差异”。
因此，对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演变的阐释不仅要考虑总体的社会情境，而且要分析在特定情境中发挥作用的特定的知识条件和制度条件等因素。只有在这样一种内外结合的框架下，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的发展演变才能得到合乎逻辑的阐释。
（一）两战期间英国主导下的英美知识共治与知识合流的综合阐释。
英美国际关系学在两战期间表现为种英国主导下的知识共治与知识合流，主要是由英美两国所面临的总体国际政治情境、国际关系学科的总体结构、英美国际关系学内部的知识禀赋、国联的推动等因素共同塑造的。
从总体的国际政治情境方面看，当时的国际关系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英美之间的霸权接力。老霸主英国处于衰落之中，但仍然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新霸主美国处于崛起之中，但由于国内孤立主义传统的影响，并没有准备承担世界责任。因此，英国这“霸权国家的精英不管是政治家、外交家还是思想家、理论家多半比其他国家更关心、更重视国际事务”。所以，英国需要更多的来自国际关系学界的知识能量，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就具有更大的外部推动力量。
总体的国际政治情境也极大地影响着研究者的研究议题。一战作为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激发了和平运动，使那些相信和谐、相信道德和世界舆论的力量的些政治家和公众处于时代的高地，这样的一种总体氛围使得两战期间的思想主流基本上是自由国际主义。同时，英国作为尚存的帝国，对于“帝国的管理”仍然是研究者要关注的个重要议题。
就国际关系学科的总体结构来说，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首先诞生于英美。诞生时期的国际关系学“与大西洋两岸的发达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两国）的近代人文和政治思想传统相衔接而与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哲学和政治态度的联系相对松弛”，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认为避免未来的重大灾难的方式就是通过改革国际体系和改革专制国家的国内结构这自由主义路径来实现。
就国际关系学早期的知识禀赋而言，在一战前的20世纪早期，自由主义的国际理论得到了许多思想家们的极大关注，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霍布森和诺曼安吉尔，这些思想资源在两战期间得到极大的传播和关注，两战期间的英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也集中于自由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集中于国联研究和国际组织研究、集中于国际法研究。
集中于自由国际主义研究的知识特性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联在学科建制上处于初级阶段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突出推动作用。“由于自身的工作性质，国联不得不着手研究那些可能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不仅涉及在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上的专业知识的运用，而且还涉及关于日常发展的专业知识的运用。”
国联不仅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在两战期间的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而且为了实现和推动自身的功能实现，国联还极力推动关于国际关系的研究，极力宣传国际主义的思想，国联和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之间形成了种联动共生关系。
英国在两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因为作为衰落中的霸权国家需要更多的国际关系知识能量外，其独特的内在知识条件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就思想资源和知识传统而言，“分析并阻止作为国际体系核心的大国之间的冲突的传统分析方法在两战期间的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关系讨论中居于支配地位”，而且这种传统理路的分析主要是自由主义视角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古典的方法即历史的、哲学的和法学的研究方法。
这样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主要是英国的知识传统，这意味着美国的知识成果实际上是在英国的知识谱系上的，它并不具有独立于英国思想传统的思想资源而且，在英国具有先天思想资源优势的情况下，美国要想在这一传统知识领域取得相对于英国的知识优势，仅凭自己的知识人才是不够的。
就学术制度化而言，两战期间，英国成立了独立的国际政治研究的系所，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研究的重镇，威尔士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机构。此时些美国的私人基金会对英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投入不少财力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英国的威尔士大学的国际政治系的建立与美国的和平基金会的关系了。相比较而言，美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依附于政治学，并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
（二）冷战期间的美国知识霸权下的英美知识分流的综合阐释。
二战后，英美国际关系学的各自发展无论是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理论构成乃至在研究旨趣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分裂，国际关系学在大西洋两边完全是以一种平行的方式在发展。这样一种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分流和差异既基于二战后的英美国际政治地位的变化和转换，也源于英美国际关系学内部的知识倾向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者的知识倾向和知识选择，当然还离不开英美国际关系学赖以发展的各自社会体系中的教育制度和国际关系学自身的制度建构。这样一种知识分裂还是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互动的结果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碰撞所导致的并不是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而是各自的知识傲慢和各执一端的知识片面发展，走向的不是知识之间的调解而是知识之间的截然分流。
就英美两国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情境而言，英美两国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实践遭遇“英美之间在国家能力和关于适当的对外政治行为的思想上的明显差异对学术文化和知识氛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就二战后的英美各自所处的国际情势而言，“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是如何确立、巩固和完善美国的国际霸权体系美国所面临的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的现实，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几乎成为一门“冷战学科”；而在英国，国际关系学当然并没有被看做是一门“冷战学科”，它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国际社会”上，英国国际关系学界所认定的理论核心问题就是国际社会的演进与发展问题。
二战后英美国际关系学内部的知识传统的变化也是促成英美国际关系学知识分流的个重要因素。在两战期间，英美基本上是处于同个思想传统即自由主义之中，而二战后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主要受到欧洲大陆移民学者如汉斯摩根索等的影响，美国国际关系学极大地接受了欧洲大陆的国家主义思想。英国自由主义更多地强调“选择的哲学”，而美国的国家主义思想更多地强调“必然的哲学”。“选择的哲学注定是伦理性的，而在必然的哲学里，超出道德控制的力量被认为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英美之间的知识分歧是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制度援助密不可分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的“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和“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中心任务都是关注“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并没有实现最初的预期，反而变得“讨论散漫、不和、概念模棱两可、对根本性的概念存在分歧、许多深人思考没有结论”而最终解体。而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知识重点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国际关系的“英国学派”。所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英美国际关系学确立自己的知识路径，促成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分流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催化剂。
面对二战后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强势地位，英国国际关系学仍然能够保持一种知识独立地位可能还源于国际关系学在英国也是土生土长的，它具有英国的自我知识根基，具有不同于美国的知识传统。而且，英国的国际关系学作为门学科具有学科的自我知识组织具有自我的学科制度根基。
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的生成是“一个特定的环境和三个原因的汇合”的结果。这一关键环境就是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国际关系作为门学科在美国的发展源于三个要素的集合：知识倾向、政治环境和制度性机遇”。另外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美国的全球权力地位变化所产生的知识需求成为国际关系学迅速发展的社会条件，也成为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外在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议程是由美国的政策议程驱动的”。
在知识倾向方面，美国知识界对“科学理性”的信仰、社会科学化的知识浪潮和战后欧洲移民学者所提供的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巨大发展提供了可能条件。科学理性的信念使得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试图使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科学性成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的最根本的特征。二战后大批欧洲大陆学者移民美国，为美国国际关系学在战后的迅速发展并处于主导地位提供了直接的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
制度性条件主要包括三个，这三个重要的制度条件只在当时的美国存在，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不存在。第一个制度性条件就是学术界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第二个制度性条件就是财源丰富的基金会的存在，它是学界与政府的重要中介，它将政府的政策关注与学术研究共同体联系起来。第三个制度性条件就是美国大学的灵活性在大众教育市场中运作这就赋予大学以创新的活力并且在他们的研究活动中专业化。
在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的生成过程中存在一个几乎为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的研究者所忽视的、但又是潜在地起着必要条件的要素，这就是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二战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议程是由美国的政策议程驱动的”，如果政策议程完全控制了学科议题，那么学科的发展就会最终走向滞后。美国的特殊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得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共同体能够与美国政府的政策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又能保持必要的冷静的距离。
在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生成后国际关系学的美国中心并未消失相反它还存在一个知识霸权的再生产过程，使得美国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知识霸权得以维持，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包括：
首先，作为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地位生成的诸多条件实际上绝大部分仍然在发挥着作用，成为维持美国知识霸权的动力的一部分。
另外，几个独特性的因素在继续建构和维持着美国的知识霸权，即“作为通用语言的英语的应用、出版物和发行物的编辑选择程序、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共同体的纯粹规模”以及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标准叙述方式。这里着重说明的是，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大辩论”式的叙说方式的流行实际上是将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图景等同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图景，“错误地将美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与作为一门全球性的学科的国际关系学相提并论”，这无疑是将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置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学的中心并且强化着这中心图景。
（三）冷战后的英美知识相互依赖下的知识对话的综合阐释。
冷战后的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对话，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政治情境的变化即冷战的终结，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关系学的内省特性即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兴起，对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学视角的关注以及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学对学术身份地位的有意识的自我追求，特别是具有较为显著的知识特色的英国学派在全球学术市场中的流行。冷战的急剧终结和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兴起以及对不同地域的知识考察之间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外在情境的变化导致了知识的内在构成的变化这种变化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变动的外在情境。
就国际政治情境而言，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中发生的变动趋势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关注：人们的知识注意力不再仅仅关注于权力斗争，而是对建立个正义的世界秩序重新产生兴趣。这就使得国际关系学所要关注的问题不仅是权力问题还有秩序问题，以及更高层次上的正义问题，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能以割裂的方式进行理解，而应该通过一种统的框架来理解国际政治中的权力、秩序和正义的关系问题这样种知识关注正是英国学派的知识优势所在。
就知识条件而言，冷战后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开放以及不同知识地域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交流融合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对非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关注极大地推动了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交流对话。
冷战的急剧终结使得美国国际关系学对于自己的学科狭隘性进行反思认识到自我学科知识构成上的内在缺陷，最为突出的就是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知识主导地位所导致的对于规范问题的忽视和解释力上的不足，而英国学派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具有知识优势。所以，冷战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英国学派的知识成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不仅打破了美国国际关系学内部的知识封闭而且还打破了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交流上的封闭（这一封闭主要是美国国际关系学对外部视角的冷漠），推动了不同知识地域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交流尤其是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对话。
冷战后的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相互依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之前英国学派的理论成果的生成以及英国学派学者主动地与美国知识主流理论进行知识对话。虽然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冷战后愿意去发现和利用其他地域的知识成果，而且与英国国际关系学之间开展严肃认真的知识对话，更进而在知识上相互融合，但这样一种知识交流局面要归功于冷战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发展起来的英国学派的知识成果和极力扩大英国学派的知识影响的努力。
五 小结
正如现实国际关系中的“英美特殊关系”一样，知识层面的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也存在着种特殊的英美知识关系，这种知识关系经历了复杂而动态的演变：从两战期间的英美知识共治下的知识合流演变为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美国知识霸权下的英美知识分流，再走向冷战后时期的英美知识相互依赖下的知识对话。
这样的历史演变背后既有英美各自的国际政治地位情境的宏观作用，也有英美各自的学科知识传统、学科制度等内在因素的微观作用。虽然目前的“国际关系学的交流仍然是以美国的总体性的、理论性的国际关系杂志为中心，实践这一特别的交流模式是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的一个重要标度”，但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对话正在更多地打破英美知识分野的鸿沟，围绕着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的知识对话在增加，这无论是对英美国际关系学的内在知识发展还是对于国际政治问题的理解都具有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英美知识对话所彰显的国际政治“话语”的多样性对于丰富学科从业者的知识体系、突破狭隘的国际关系观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