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是中俄两国当今各自提出的重大发展倡议。“一带”建设能否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的立场与态度。对“一带一盟”及其对接合作的认知评价,中俄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与看法。文章借助不对称性相互依赖理论,研究中俄“一带一盟”对接中的认知分歧与合作共识。文章认为,合作的不对称性是导致中俄学界对“一带一盟”产生认知分歧的根源;相互依赖则是中俄两大倡议能够融合共生而得以形成对接合作共识的根本逻辑。文章在阐释不对称性相互依赖对于分析“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具有合理性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俄对“一带一盟”不对称认知的具体表现及分歧产生的根源,解释了“一带一盟”倡议缘何能够在短期内超越认知分歧而形成对接合作共识的深层动因。对两大倡议对接后所面临问题与挑战的政策思考,可为制定“一带一盟”具体细化的合作方案提供有益启示。
一、导言：问题的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简称“一盟”）是中国和俄罗斯各自提出的关于国家复兴与发展的重大倡议。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在《消息报》撰文宣称，将继续加强欧亚一体化并在俄白哈关税同盟基础上创建欧亚联盟；２０１３年９月，中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正式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中俄“一带”与“一盟”构想问世以来，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并受到广泛关注，同时也遭到西方舆论界的攻击与妖魔化。欧亚经济联盟构想被西方指责为“再造苏联”和“复兴帝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则被贴上“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标签。西方对于“一带”倡议的诋毁，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可以理解。但令笔者困惑莫解的是，在中俄政治高度互信、“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背景下，缘何“一带”倡议宣布后,在俄罗斯及深受其影响的中亚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也对此持负面认知态度,甚至不乏反对呼声，认为“一带”具有经济扩张的地缘政治倾向，是对抗与挑战俄主导的“一盟”，“一带”与“一盟”之间是一种竞争与对抗的关系。相比而言，国内学界对俄“一盟”的认知和反应远没有西方那样的地缘政治偏见，也不像俄舆论界对“一带”所做出的某些负面评价那样咄咄逼人，而是很少出现现实主义权力观念下的冲突、对抗等尖锐犀利的词语，更多的只是对“一盟”的影响、运作绩效、发展困境及前景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
从地缘战略高度审视，作为经济合作通道，“一带”横贯整个欧亚大陆，而俄罗斯与欧亚大陆的“心脏”——中亚，恰好位居“一带”必由之地的咽喉地带，区位优势和战略基点支撑作用极为明显。据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俱乐部报告，“一带”几乎所有的分支都是从中亚展开和延伸的。由于历史渊源的关系，中亚向来被俄罗斯视为其“后院”及特殊利益区。显然，“没有俄罗斯的参加并起到重要作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是不可思议的”。２０１５年５月８日，中国领导人在访俄期间与普京总统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联合声明》），标志着中俄关于“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共识正式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一项政治声明，《“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联合声明》的签署表明中俄对彼此重大倡议和构想的相互理解与支持，这对于化解双方在“一带一盟”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引领两国在欧亚大陆协同发展、打造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将“一带”建设推向纵深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客观来讲，伴随着《“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联合声明》的签署及两年来一系列重大项目的推进实施，俄罗斯各界对“一带”的认知逐渐趋于正面,由当初的质疑乃至反对转向谨慎对待以至理解接受。但该声明只是中俄在政府层面达成的一项政治宣言,仅表明“一带一盟”合作的政治障碍已被清除。虽说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目前对于同“一带”合作的意愿与热情很高，但就如何理解“对接”，尤其是“对接”之后“一带一盟”在合作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各国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差异。
鉴于“一带一盟”之于中俄的意义重大，故深度理解双方对彼此倡议和构想的认知与态度显得尤为重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是除中俄双方政府决策高层外的两国各界对“一带一盟”的认知观点。在“一带一盟”对接前后，国内学界已关注到俄罗斯及中亚各国对“一带”的各种反应，包括其负面认知情绪，只是很少有专家学者对其背后的深层动因给予充分解释。那么，为何中俄乃至中亚各界会对“一带一盟”及其对接合作产生较大程度的认知分歧？尤其是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缘何会对“一带”产生较大的误解？与此同时，曾被视为相互对立的“一带一盟”两大项目为何在不到两年的短时间内又得以形成对接合作共识，并且在俄及中亚学界的认知逐渐趋于正面积极？既有研究表明，中俄双方对于该问题的学理分析均存在明显不足。在笔者看来，致使中俄乃至中亚对“一带一盟”及其对接产生认知分歧的深层根源在于中俄合作的不对称性，而相互依赖又使得双方能够超越分歧并形成合作共识，这与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并不矛盾。
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新自由制度主义中的不对称性相互依赖理论来解析中俄对于“一带一盟”对接问题的认知分歧与合作共识。一直以来，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理论对国际合作均有各自的解释。现实主义侧重霸权的影响，制度主义则强调因相互依赖而产生的共同利益的作用。传统现实主义基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从“霸权稳定论”的逻辑出发，认为国际合作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依靠霸权才得以维系。显然，俄罗斯及中亚一些学者之所以将“一带”倡议置于争夺权力和财富的视野中，并认为是在对抗和竞争俄主导的“一盟”，无疑是受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和传统地缘政治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而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在不否认霸权合作稳定性的前提下，把相互依赖理论引进国际合作研究领域，认为在霸权之后日益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下，国际合作同样是可能的，从而构建了国际合作新的解释路径。不可否认，新自由制度主义相互依赖的理论前提与思想体系是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基础上构建的，具有某种缺陷与不足，但其基于国际制度的合作理念对本文研究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在基欧汉和奈看来，“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两位学者还借助“敏感性”与“脆弱性”概念，分析了不同行为体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及其对称与不对称的关系。他们认为，敏感性相互依赖是指一国的变化导致他国变化的敏感程度，而脆弱性相互依赖则指双方为抵御变化而采取的替代性选择所需付出的代价。如果双方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接近，则双方的依赖关系就是对称性的，反之则是不对称性相互依赖。客观而言，当今相互依赖背景下的绝大多数国际合作都具有不对称性的特征。相对于现实主义的霸权合作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合作观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自由制度主义不否认相互依赖中的权力竞争，“明确了合作不等于和谐”，承认即便是相互依赖,合作仍然是困难的和有限的；另一方面，新自由制度主义又把合作中的各方关系视为一种相互依赖关系，认为即便这一关系是不对称的，但合作仍是可能的，原因在于互补性与共同利益的存在。该理论的突出贡献还在于，提出通过国际制度达到实现合作的目的,尤其强调政策协调对于合作的促进作用。对此，基欧汉指出，合作在利益互补的基础上是可以发展起来的，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中，国际政策协调是非常有益的，经济合作是政策协调的结果。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不对称性相互依赖理论的解释路径既有助于探究“一带一盟”合作中认知分歧产生的根源，又便于理解二者的互补共生关系。也就是说，不对称性是导致中俄对“一带一盟”产生认知分歧的根本缘由，而相互依赖及利益互补则是中俄能够超越国家利益界限与分歧，促使“一带一盟”融合共生并形成对接合作共识的深层动因。事实上，中俄关系“政热经冷”的不对称现象早已存在，只是很少有人将该视角纳入研究“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不对称性问题。中俄对“一带一盟”认知分歧的强弱程度与其敏感性高度关联。因为在不对称关系中，强弱双方对于关系的认知是不同的，实力差距导致敏感度、重视度和视角的不同，从而可能导致不对称错误知觉并造成关系恶化。中俄在“一带一盟”认知上存在一定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国实力差距而导致的敏感程度差异。具体而言，俄罗斯对“一带”的负向认知源于其敏感性远远大于中国对“一盟”的敏感性。俄方对“一带”的担忧是受其敏感性刺激的结果。与此同时，中俄两国面临的内外进程相似，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战略等重大国家利益上需要彼此相互倚重。中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共识的形成是双方相互依赖、策略互动及政策协调的结果。因而,理性分析和梳理两国相互依赖关系的内在机理,对于促进中俄两大倡议和构想的对接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显得尤为重要。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战略决策都离不开一定的认知环境。国际政治认知学派大师罗伯特·杰维斯早就注意到认知与决策的关联。秦亚青教授也曾指出，“认知差异是决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必须研究决策环境中不同行为体的认知”。尽管目前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对“一带一盟”对接的主流认知是正面积极的，一些负面观点并没有妨碍两大倡议的对接发展，但长远来看，社会舆论的不和谐声音会进入决策者的认知世界，将必然对两国的合作产生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
二、“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中的认知分歧：基于不对称性视角
中俄“一带一盟”对接是跨越地区、文化等多重领域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二者之间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对此，中俄乃至中亚存在不同的认知倾向。虽说目前中俄对两大项目及其对接认知的主流是积极的、正面的，但仍存在一定差异。对于“一带一盟”的认知差异与分歧，国内既有研究存在着明显不足，现有对“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研究更多聚焦于二者的特点异同、优势劣势、彼此影响及发展前景等比较分析，而很少对“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认知分歧中的不对称性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就某种程度而言，中俄乃至中亚涉及“一带一盟”的不对称认知主要集中于“对接”概念的表述及两大项目的性质方面。
（一）汉语和俄语对于“对接”相关概念表达用词不对称性的学术争鸣
２０１５年５月，中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联合声明》的签署从政治上体现了两国对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共建欧亚共同经济空间长远目标的相互理解与支持。尽管目前汉语“对接”一词相对应的俄语“СОПРЯЖЕНИЕ”已为中俄官方及各界所普遍接受和使用，但仍有专家学者对于汉语“对接”一词对应于俄语“СОПРЯЖЕНИЕ”一词的概念表述存有疑惑。就词义本身而言，汉语“对接”这一术语在国内基本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但以俄语“СОПРЯЖЕНИЕ”来对译汉语“对接”则会产生语义分歧，这对以俄语思维的人而言尤为如此，认为汉语“对接”与俄语“СОПРЯЖЕНИЕ”两个词所表达的语义不对等。有俄罗斯学者认为用“СОПРЯЖЕНИЕ”来表示“对接”，概念模糊，内涵不清，不知道具体要“对接”什么。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接”一词的词条解释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航行中的航天器（航天飞机、宇宙飞船等）靠拢后结合成为一体。”而《大俄汉词典》中相关“СОПРЯЖЕНИЕ”一词的语义解释则是“连接、共轭、耦合”等。在国内知名俄罗斯问题专家李新看来，“СОПРЯЖЕНИЕ”与“对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对称性，“СОПРЯЖЕНИЕ”是个技术术语，词义较为抽象、复杂,若意指“一带一盟”的“对接”，是指两个项目的相互兼容、并行不悖、耦合和对偶,是将二者并在一起的意思，词义较为含糊。俄智库界同样有人为“对接”概念表达的俄汉语用词不对称性所困惑。鉴于此,有学者指出,与中文“对接”相对应的俄语词应该是“СОСТЫКОВКА”。目前,国内及俄罗斯学界有个别学者甚至俄媒体已使用俄语“СОСТЫКОВКА”来表示“对接”。“СОСТЫКОВКА”一词俄语词典的解释是：“对接上；〈转义〉（在共同的工作中）协调一致，互相配合好。”笔者认为，相对于“СОПРЯЖЕНИЕ”，“СОСТЫКОВКА”更贴近中文的“对接”，更能确切地表达俄方的意图。事实上，“一带一盟”更多地是指中俄在战略上的相互配合与互动，最大限度地取得共识。正如李新所言，“СОСТЫКОВКА”意为合为一体，即中方希望与俄方直接“对接”,而俄方只是认为“一盟”建设可以与中方“一带”建设找到一些契合点进行合作。当然，翻译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因思维方式的差异等诸多因素，任何语言文字的翻译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绝对等值，且不必说还有约定俗成的因素在内。尽管目前“对接”一词的相关汉俄语表述已得到各界广泛认可并使用，但为了避免“对接”概念俄汉语用词不对称而造成的语义分歧，对此进行学术上的探究显得必要和不无裨益。
（二）“一带一盟”项目性质的不对称性认知问题
在中俄对“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认知分歧中，关于二者性质问题的争议尤为突出。双方学界的普遍观点是，“一带一盟”是分属不同性质的项目。“一带”是倡议，“一盟”是一体化国际组织。从机制来看，“一盟”是典型的国际组织，具有国际机制的特点，其机制努力方向是“硬机制”；而“一带”不是国际组织，也不是实体而是具有中国国别性质的、具有一定灵活性的“软机制”。由于本质与内涵的不对称，有中国学者指出，“专家们普遍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欧亚经济联盟存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即欧亚经济联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是政治机构；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只是一项倡议，且最终要体现为具体的基础设施、产业合作等投资项目，二者是根本无法对接的”。同样有俄学者指出，“一带一盟”对接必须关注两大因素，其一，俄罗斯是签署“一带一盟”对接协议的政治主体，而五国（指“一盟”成员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成为政治客体，这里存在某种法律冲突；其二，“一盟”国家对待中国倡议的态度不同。俄罗斯的立场在于，“一带”是加深及加强“一盟”框架下一体化的因素，而“一盟”的其他成员认为，原则上讲，“一带一盟”是不同的事物，即“一带”是总体构想，而“一盟”是贸易联盟和统一的经济空间，二者不可能实现对接。就“一带一盟”形成的巨大市场而言，“一带”主要依赖投资项目和计划，而“一盟”则主要是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问题在于“对接”这一概念被赋予什么样的内涵。对中国而言，“对接”更多体现为一些友谊与伙伴关系的政治声明，而对“一盟”成员而言，“对接”则意味着对中国投资者制定统一的制度与规则。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学者К．瑟拉耶什金（К．Сыроежкин）表示，“一带一盟”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在概念上缺乏自觉的目标规定，简言之就是至今不明白为何需要“一带一盟”对接。他认为，“一盟”与“一带”概念上的差异表现为，“一盟”是一体化项目，旨在成员国之间实现再工业化；而“一带”不是一体化项目，旨在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商品流动创造有利条件，发展中国西部经济区，从而使中国成为新的全球性大国。俄专家萨夫兰丘克（И．Сафранчук）指出，近两年有一种将“一带一盟”对立并视为是对抗的趋势，这显然是夸大其实，原因在于，“一带一盟”是本质上不同的项目，其中，“一盟”是带有一体化性质的项目，而“一带”不是一体化项目，其主旨是保障开放与互联。
由于在“一带”性质问题上存在认知差异，致使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对“一带”倡议的目标意图产生不同解读，甚至是理解偏差。就中国而言，“一带”的基本定位是一个跨区域的经济合作倡议，但在俄方及中亚国家看来，“一带”被赋予了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含义。正如俄著名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Т．博尔达切夫（Т．Бордачев）所言，“一带一盟”纯经济项目为何常常被理解为政治项目，是因为当我们谈论一体化时，尽管是纯经济的一体化，但本质却是政治的，因为经济上的共同协调，打破各种限制，乃至采取统一的标准都是政治协商的结果。我们共同解决区域经济事务所需要的某种规则便是政治决定，而不是经济决议。中国的“一带”倡议被理解为是政治性的毫不奇怪。总体来看，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对“一带”倡议意图及目标的认知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１）这是中国新的地缘政治构想，旨在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并奠定其世界大国地位；（２）为中国商品寻求海外市场与出路；（３）构筑通过欧亚大陆将中国和欧洲连接起来的便捷的交通走廊与物流通道；（４）扩大中国能源及原料进口地；（５）向海外转移过剩及对生态不利的产能；（６）资本输出；（７）促进中国西部尤其是新疆的经济发展。这些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俄及中亚专家学者对“一带”的认知心理。甚至有俄罗斯学者提出，“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行其未来政治经济议程的意识形态构想。在哈萨克斯坦学者看来，“一盟”旨在促进前苏联地区的空间一体化及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其主要目标是成员国的“再工业化”；而“一带”可视作中国新地缘政治构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旨在为中国商品流向中亚、俄罗斯、欧洲以及近中东创造有利条件，其基本理念并非出于关心沿线国家工业潜力的发展，而在于加强发展中国西部地区。作为学术争鸣，学界对“一带一盟”性质的不对称性认知差异本无可厚非，但过多负面倾向甚或曲解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一带”沿线国家民众产生消极影响，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官方决策，最终会给“一带一盟”合作产生不利影响，因为毕竟在前苏联国家，“中国威胁论”的阴影仍然存在。
三、认知分歧缘由：基于经济实力与影响力的思考
自冷战结束以来，尽管大国关系风云变幻、发生深刻调整，但中俄关系始终稳步向前发展，且不断提升并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在这样良好的国家关系背景下，为何俄对“一带”的误解及消极认知倾向远超过中国对“一盟”的认知？况且中国从不认为“一带”是为了追求地缘政治优势而限制“一盟”的发展。导致中俄对于“一带一盟”及其对接合作产生认知分歧的因素很多，但就本质而言，根本缘由在于中俄经济实力及其在中亚的影响力的不对称。
（一）中俄经济实力不对称是导致认知分歧产生的根源
２０１３年中国提出“一带”倡议后，曾遭到俄罗斯的强烈质疑，甚至不乏反对声音，认为“一带”是在挑战并对抗“一盟”。俄方的这种认知心理，很大程度上与中俄经济实力不对称有关，因为俄方担心中国超过其影响力从而妨碍自身大国地位与作用的发挥。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与苏联曾经关系紧密，但经历冷战结束后的转型与发展，中俄两国经济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对此，俄著名东方问题专家А．卢金（А．Лукин）曾有过中肯地评价：“近３０年，中国发生了从一个落后社会迈向发达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巨变。尽管中国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已从一个贫穷的、混乱无序的、政治动荡不安的国家变成一个不仅能给地区，而且同样会给世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则急剧衰弱了,尽管它还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国，但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重心已经下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其中，从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１０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年均增长９．８％，且曾出现过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态势，其结果是自２０１０年起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反，俄罗斯则在苏联解体后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叶利钦执政时期）经济发展基本处于颓势状态，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俄经济虽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但因受资源型单一经济结构瓶颈的制约，俄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不起世界经济形势波动与金融危机的打击。截至２０１２年，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４．１％。乌克兰危机后，因遭受西方制裁，俄经济再次陷入衰退与不景气状态。据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资料显示，中俄两国ＧＤＰ的差距日益扩大，２０１６年俄ＧＤＰ仅为中国ＧＤＰ的２０％,由此导致俄一些观察家认为，ＧＤＰ反差已成为影响当今中俄关系的主要问题。
单就表面看，中俄经济体量差异巨大纯属经济问题，但经济与政治紧密关联，经济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通常情况下，大国关系的持续稳定有赖于政治与经济两只轮子的平衡发展。尽管目前中俄官方均宣称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经济关系的不对称已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潜在因素，长此以往必将影响两国政治互信，对此双方均有清醒的认识。中俄关系是建立在政治而非经济基础上这绝非是秘密，俄方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普京总统曾指出，经济是国家关系的基础，我们所做的许多工作的目的就在于巩固这一基础。中国经济超越俄罗斯并实现快速增长，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急剧上升面对如此巨大反差，俄备感忧虑。鉴于中俄贸易结构与进出口状况的不平衡，俄罗斯担心多元化的中国经济会使俄形成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尤其担心向中国出口油气资源会形成对中国能源政策的依赖，从而成为中国原材料的附属国。“一带”倡议启动实施后，俄方认为中国借助“一带”来扩大和增强经济实力，将会给俄传统势力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一盟”造成影响。俄更担心中国将把自己的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权力，从而削弱自身在欧亚地区，尤其是在中亚的影响力，并最终将俄置于无足轻重的次要地位。中国“一带”倡议提出之初，俄之所以谨慎对待并认为是在与“一盟”进行对抗与竞争，原因就在于无论是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还是专家，都普遍对近十年来俄在中亚地位的削弱以及其地区主导者角色轻易地让位于中国感到失望。有俄分析家认为，“一带一路”释放的信号是中国单方面的方针，尽管不是针对俄罗斯一个国家，但会触及俄方的利益。由于“一带一盟”成员国身份与利益错综交织，俄担忧“一带一路”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与其竞争，从而影响俄南部地区的过境潜力。也有中国学者表示，俄罗斯对中国“一带”倡议及发展前景的主要疑虑和担忧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担心“一带”建设会不同程度地冲击“一盟”及欧亚一体化进程；第二，担心会对俄某些基础设施的使用和运行前景造成竞争，主要是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贝阿干线）和北方海上运输线。此外，俄大国情结浓厚且历史悠久，目前中俄经济实力对比的显著差异无疑会使俄民众产生巨大心理落差，这种失衡的心态使俄不愿看到中国的影响力超过自己。对此，卢金一针见血地指出，“包括苏联时期在内，几乎近两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均超越中国，俄民众已经习惯这样的优越感。现在中国超越俄罗斯的历史性转折打破了俄民众长期形成的这种优越感，俄广大民众会为此感到痛苦而难以接受”。俄智库出版的《瓦尔代论丛》则明确表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中国的发展，俄罗斯在该项目中只能扮演次要角色，对此俄方永远不会感到满意。”
（二）中俄在中亚影响力的不对称是认知分歧产生的核心因素
中亚是中俄两国利益密集交织的地区。中亚地区一些国家同时为中国首倡的第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集体条约安全组织的成员国。作为“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关键节点地区，中亚是学界研究“一带一盟”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变量。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一带”建设中的中亚因素。鉴于中亚是“一带一盟”建设都十分倚重的地区，中俄在该地区的国家形象与影响力导致中亚民众对两国的认知差异较大，从而给项目对接合作产生重大影响。
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中俄在中亚的影响力具有巨大差异及不对称性。具体而言，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具有历史、文化、政治、军事以及安全等多维结构，而中国仅在经济上超越了俄在中亚的影响力。尽管中俄历史上都与中亚发生过密切关系，但两国在中亚的历史影响力差异悬殊。虽说古丝绸之路穿越中亚，但因诸多原因，历史上的中亚几乎未曾建立过真正的民族国家。即便是到１６世纪丝路改行海道时，中亚的民族身份标识仍难以辨析。由于古代民族迁徙频繁、历史严重断代及民族国家生成较晚，当代中亚居民已与古代具有极大不同，对丝路历史记忆可谓相当模糊，甚或缺失。在当今中亚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几乎没有关于古丝路的记载。相反，自近代沙俄征服中亚并将其归并俄罗斯帝国乃至此后苏联的两个多世纪以来，中亚已完全俄罗斯化。历史渊源使中亚民众对俄怀有较高的亲和力与认同度。对此，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曾感慨地说：“是上帝和历史将俄罗斯赐予我们，没有俄罗斯的支持我们便根本无法获得自己的主权，正是新的民主的俄罗斯才将我们引向主权国家的发展道路。”
就“软实力”影响而言，中国在中亚无法与俄罗斯相比。以语言文化为例。大多中亚国家都将俄语列为仅次于本民族语言的官方语言。谈及俄语的普及程度，俄前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什马金（Е．Шмагин）说到：“大凡从俄罗斯来的人都很惊奇，在俄之外竟有这么一个生活中俄语随处可见并充满着俄罗斯情调的国家，俄罗斯精神像从前一样依然在此受到尊重，大部分广告上写的是俄语，办学标准与俄如出一辙。”从安全角度看，借助于集安组织，俄在中亚的军事影响力无可替代。总之，俄在中亚的综合影响力要远远领先于中国。这从吉尔吉斯斯坦以下民调可见一斑。在吉国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的一项社会调查中，针对“您最希望扩大哪个国家未来在吉以下领域的影响”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是：在经济领域选择俄罗斯的占全部受访者的７６．７％、美国为３５．６％、中国为１４．８％；在军事领域选择俄罗斯的占８６．８％、美国为３０．０％、中国为６．５％；在人文合作领域选择俄罗斯的占５６．７％、美国为３５．５％、中国为６．９％。不仅如此，受苏联时期宣传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中亚仍有市场。据哈萨克斯坦２０１２年４月针对全国１６个城市的一项题为“您是如何看待进一步深化哈中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民调结果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对发展哈中合作关系持否定态度，另有２７．７％的受访者认为，必须将同中国的关系降至最低水平，原因在于中国是哈国的威胁。因此，有俄政治学家认为，“对中亚大多数国家而言，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全球化的窗口，融入中国要远远难于融入俄罗斯，通过融入俄罗斯可以融入全世界，因为中国所体现的仅仅是一种经济力量，而非文明的力量。中亚国家历史上就惧怕中国的强大，认为中国通过投资向其渗透‘软实力’。中国人投资越大，中亚越不喜欢他们”。
就经济影响力来看，中俄在中亚的不对称性现象同样十分突出。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对中亚国家极具吸引力，被俄视为对其在中亚地位和影响力的严重挑战。在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之初的１９９２年双边贸易额仅为４．６亿美元，到２０１２年则达到４５９．４亿美元，增长近１００倍。在经历了乌克兰危机的短暂影响后，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又开始回升。以哈萨克斯坦为例。２０１７年中哈双边贸易额已达１８０亿美元，较２０１６年同期增长３７．４％。相比而言，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远落后于中国。以２０１５年为例。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额为３２６亿美元，而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双边贸易额仅为２０８亿美元。由于在中亚地缘经济较量中俄方处于劣势，故俄认为“一带”是中国与中亚国家打交道的一个新途径，目的在于将中亚纳入中国扩大的地缘战略空间，且尤为担心中国借助“一带”优势使中亚政治精英做出有利于中方的选择。“中国已经越来越接近与俄利益交织的界限。尽管中国在政治上的影响无法超越独联体和欧亚经济联盟，但新的经济机遇使得中亚精英开始认真思考其对外政策，至少与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不再被中亚国家视为发展的唯一选择，这不能说与中国毫无关系。”
显然，中俄在中亚经济影响力的不对称使曾经习惯于当“老大哥”的俄罗斯难以接受，由此导致俄与中亚对“一带”产生负面认知和联想。不少人将中国“一带”倡议等同为实质上与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异曲同工的“西进战略”，认为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冲击俄在中亚的战略利益。目前俄罗斯虽然经济不景气，但其地缘政治思想传统根深蒂固，不愿看到外部力量进入独联体势力范围，尤为排斥第三国在中亚的存在。尽管经济方面中国在中亚给俄造成一定冲击，但俄希望中国至少应尊重其在中亚的政治利益以寻得心理平衡。有俄学者解释说，汉语中没有“兄弟”一词，只有“哥哥”与“弟弟”，没有中间状态，反映了中国人缺乏“平等”概念的心理,其处理任何关系只有下级服从上级的等级服从制度，这对中国与外部伙伴打交道将是严重的问题。可见，如果中俄因经济实力不对等在中亚形成地缘政治对抗，将会严重影响“一带”倡议在中亚的推进。公正俄罗斯党主席国际顾问Б．古谢列多夫（Б．Гуселетов）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一带”构想只有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才能成功，俄不会接受“小伙伴”角色。在承认经济实力远不如中国的情况下，希望中国尊重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
四、超越分歧：“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共识形成发展的动因理解
国际合作离不开国家利益的视角。尽管国际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会导致认知分歧，在一定程度上给合作造成困难，但“国家的确存在互补的利益，这就使得某种形式的合作具有潜在的利益。”相互依赖理论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强调国家之间的依赖互补关系对于合作的重要性。虽然中俄在“一带一盟”合作中存在认知分歧，但两国深度相互依赖及国家利益的互补性特征同样十分突出。单就表面看，分歧与合作似乎相矛盾，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表明，任何矛盾的事物都处在对立统一之中，通过相互作用可以发生转化。具体到“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尽管在中俄学界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偏差，但两国高度政治互信及双方领导人的积极推动、已有的经济合作基础、平等互利的合作理念与模式、稳固牢靠的金融平台等不仅是相互依赖增生与加强的逻辑基础，同时也是两大倡议和构想能够超越分歧与界限而融合共生，并最终形成对接合作共识及向前发展的深层动因。
（一）中俄两国面临相似的内外进程与高度的政治互信，加之双方领导人的积极推动是“一带一盟”对接共识得以形成并深化发展的叙事背景和根本动因
冷战结束以来，中俄国家发展面临的国际背景及国内进程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由此导致双方对重大国际事务的认识与看法基本一致，加之两国在国家复兴崛起方面共同的利益诉求，使得中俄迫切需要在重大战略上实施互动并相互倚重，这是“一带一盟”对接共识形成的宏观背景和根本动因。
理解“一带一盟”离不开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进程与国际秩序这一广阔的叙事语境，任何国家重大规划的形成都要受外部环境的约束并在其中展开。中俄互为近邻，同属世界性大国。冷战结束后，国家处于全面而深刻的转型是两国的共同特点，崛起和复兴是时代赋予两国的伟大历史使命。然而，外部地缘政治环境与安全形势的恶化是中俄两国发展所面临的共同不利因素。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旧秩序无疑是阻碍中俄两国复兴的最大障碍，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打压是中俄面临的共同挑战。例如，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ＴＴＩＰ），目的在于遏制中俄经济发展并将其排除在外；南海危机以及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对俄制裁使中俄遭遇巨大发展困境。总之,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为“一带一盟”形成对接和相互倚重提供了充分的外部动因。
就国内进程而言，中俄双方良好的国家关系以及高度的政治互信是促成“一带一盟”对接最根本的政治前提与基础。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从“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并借助上合组织框架下国家元首、政府总理等高官定期会晤机制，夯实了两国友好关系及政治互信的基础。提及中俄关系，中国驻俄大使李辉在接受两国联合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始终保持高水平运行，可以说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普京总统也曾多次指出：“中俄两国关系就其水平、本质及信任度而言，可以说已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政治互信保障了两国在重大战略问题上态度与立场易于取得一致，形成共识。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日，普京总统在访华期间公开表示支持“一带”倡议；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一盟”正式启动运作后，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显然，“一带一盟”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对接合作共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俄两国高度的政治互信关系。
与此同时，“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共识的形成发展也与中俄高层的积极推动高度相关。把“一带一盟”纳入欧亚合作框架，是中俄深化“一带一盟”的重要理念。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７日，俄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出大欧亚计划，并表示愿与中国在欧亚框架下建立全面经贸伙伴关系。同年６月２５日，普京总统访华，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落实２０１５年５月８日“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共识具有重要意义，主张在开放、透明和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包括可能吸纳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成员国加入。在２０１７年５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讲话中普京表示，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指出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及东盟所形成的潜力可以成为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基础。与此同时，普京明确表示，希望中国能利用北极航道，把北极航道同“一带一路”连接起来。④２０１７年７月，中国领导人访俄，中俄领导人共同探讨打造“冰上丝绸之路”，充分体现了两国领导人推动“一带一盟”走向纵深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对接合作的创新理念。
（二）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为“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虽然政治关系是国家间合作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但同样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撑。中俄“一带一盟”对接共识得以形成，与中国同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经贸合作所取得的成就不无关系。如前所述，中俄之间以及中俄同中亚国家之间的贸易状况存在差异且不对称，但不能就此否认经济基础对“一带一盟”对接形成的促进作用和积极意义。诚如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学者Т．马尔蒙托娃（Т．Мармонтова）所言，“中国‘一带’倡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俄和中亚国家已有的经济基础”。中国与“一带”沿线国家在过去１０年间的贸易额以年１９％的速度递增，仅２０１４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就超过６０００亿美元。这为“一带一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虽然受乌克兰危机以及国际能源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贸易近两年有所下降，但以往长时间内总体上呈不断上升的态势。自２０１０年起，中国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俄年贸易量徘徊在５０亿～７０亿美元之间，从２０００年起，双方贸易额急剧增长，到２０１４年已超过９５０亿美元，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４年，中俄贸易额增长５倍多。受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中俄贸易额近两年有所下滑，但伴随着２０１７年俄经济开始走出衰退的泥潭，中俄贸易额又呈现回升态势。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７年中俄贸易额为８４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０．８％。
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也在不断发展。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８亿美元增至２０１３年的５００亿美元。另据欧盟统计，自２０１３年起，中国已成为吉、塔、土、乌最大的贸易伙伴，且上述四国同中国的贸易已分别占其国家贸易总额的４７．６％、２６．９％、４２．７％和２２．５％。除贸易之外，中国目前已是中亚最大的投资国。据统计，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２年的十余年间，中国对中亚的投资额超过２２０亿美元。２０１７年６月９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在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中国累计对哈投资近４３０亿美元。由于历史原因，俄同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也十分紧密。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３年，俄同中亚国家贸易额增加了５倍，即从６０亿美元增至３１０亿美元，其中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３年，俄与中亚地区贸易额高速增长主要是基于关税同盟框架下俄哈贸易的急剧增长。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一带一盟”追求的共同目标与愿景。在世界经济普遍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中俄之间以及中俄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对于解决各自国家内部社会民生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俄充分意识到两国在中亚进行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因为一个安全与稳定的中亚完全符合中俄双方的共同利益。更何况，中俄在中亚的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是一致的：双方都不希望中亚政局混乱和安全恶化，都希望中亚能够成为促进中俄合作而非冲突与对抗的地区。有俄学者指出，其实“一带一盟”两个项目在中亚并不矛盾与冲突，二者互不妨碍，因为中俄在中亚的需求不同：俄罗斯在中亚需要的是安全和劳动力资源而中国需要的是能源、产能转移和修路。鉴于中俄在中亚具有共同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双方均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是解决中亚安全与稳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本。中亚学者也认为，中亚内部稳定的主要挑战与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高度关联，而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经济。俄智库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持同样观点：“就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来看，不应只考虑中俄在中亚的利益，而首先应考虑地区国家的利益，全面理解安全和政治稳定问题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的相互关系应该成为合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促进地区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有可能成为最终判断中俄在中亚合作成效的一个基本标准。”①中俄对于中亚问题分歧的化解对于“一带一盟”对接共识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三）“共商、共建、共享”的创新性发展模式与包容式合作理念是吸引“一盟”国家积极参与“一带”建设的不竭动力与源泉
在２０１５年３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领导人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承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及致力于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创新型发展模式和先进的合作理念，打破并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学的零和博弈思维与规则。与霸权国家谋求势力范围、旨在控制他国以及追求利益独享的思维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相互尊重、共商共建、平等互利、共赢共享”等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开放包容性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独创性思维范式。“中国明确表示在经济带不谋求大国地位，其他国家也不应谋求。‘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核心与边缘’的剥削型经济关系，也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应避免‘新殖民论’或者‘势力范围论’的反弹。”“一带”倡议的特殊性和先进性在于，“丝路经济带不是紧密型一体化合作组织，不会打破现有的区域制度安排。其实现途径主要是战略协调、政策汇通，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包容性。”正因为“一带”倡议与传统的发展观和利义观不同，才彰显了其无比的吸引力，使“一盟”国家“一带”的认知观念及态度不断发生变化，分歧逐渐得以弥合，从而积极参与到“一带”建设中来。
目前，俄及中亚相关“一带一盟”彼此对抗与冲突的认知观念正在逐渐淡化。诚如欧亚经济委员会贸易部长В．尼基什娜（В．Никишина）所言，“一带”不是经典的一体化方案，而是旨在提高大欧亚空间各族人民与亚太地区伙伴相互间市场联系和共同发展的一项创新性倡议。对我们而言，“一带”计划与“一盟”框架下统一市场功能及同欧亚大陆外部伙伴的联系实现对接，将是构建在世界经济中拥有巨大潜力和分量的欧亚大陆协同发展的机遇。毫无疑问，合作实现“一带”多层面综合倡议将为所有参与者提供致力于加强经济持久发展，保障各族人民福祉的机会。俄铁路公司总裁雅库宁（В．Якунин）在接受《今日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构想是包容式发展的新范式，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与俄罗斯提出的‘跨欧亚发展带’构想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兼容和互补关系，理念是一致的，俄罗斯应该与之对接”。
随着中俄两国战略互动的不断加深，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双重理念驱动下，中国在俄罗斯及中亚的一些重大项目，如莫斯科—喀山高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以及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等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逐步推进实施，惠及当地民众，这对于改变俄及中亚社会对“一带”的认知心理，促使“一带一盟”对接共识形成与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四）丝路基金与亚投行的资金保障使“一带一盟”对接避免陷入泛泛而谈的“空心化”状态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以及在海外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海外投资贸易便利化。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构筑合理的金融体系，打造便捷的财政金融平台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尤其是在凝聚人心方面，对“一带一盟”对接共识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助推作用。
“一带”倡议提出之初，俄罗斯及中亚国家普遍采取观望态度，他们怀疑该倡议会因缺乏资金支撑而陷入泛泛而谈，故参与的热情不高。对于中国的“一带”倡议会否重蹈美国“新丝路计划”覆辙的担忧在中亚较为普遍,因为美国的“新丝路计划”因缺乏资金实际已经破产，中亚已绝少再提及该计划。２０１４年，中国宣布同时创设两大金融机构——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其中，亚投行法定资本为１０００亿美元，中国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５００亿美元，并为丝路基金出资４００亿美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诚意和实力不仅使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早先的疑虑被打消，而且极大地感召了他们去参与“一带”建设。有中亚学者评价说，事实上，“一带”从项目范围到中国将其全面推进的能力均留下了令人深刻的印象。除中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划拨４００亿美元资金投入的丝路基金用于实施其战略项目。相比之下，美国的“新丝路计划”虽说已宣布５年，但因缺乏交通物流项目投资至今依然停留在纸面上。中国的巨额投资也令俄专家感叹不已：“此前‘一带一路’官方构想给人的感觉是极其模糊不清，但当２０１４年４００亿美元资金投入的丝路基金设立后，这种令人吃惊的巨额投资使我们的印象不再那么模糊”。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远规划，中国雄厚的资金注入为其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就像哈萨克斯坦总统国内政策中心主任А．阿姆列巴耶夫（А．Амребаев）所说，“自宣布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那一刻起，中方在构建牢固的金融支撑和发展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国此举旨在保持‘一带一路’构想的稳定性和吸引力”。正因为有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金融平台保障，才使得“一盟”国家不再对“一带”倡议产生空洞无物及虚无缥缈的错觉，也是其对“一带”由疑惑到接受再到产生正向认知的重要缘由，从而增加了其对两大倡议“对接”的信心。
（五）“互补性”认知促使“一带一盟”对接共识形成
中俄“一带一盟”合作虽然存在诸多不对称性因素，但通过寻求互补性可发现其对称性。两大项目对接共识的形成与双方对“互补性”的认知观念发生转变有着极大关系。尽管中俄学界都有学者认为“一带一盟”分属不同性质，甚至认为难以“对接”，但同时双方都从互补性的角度出发，积极寻求两国利益的共同点及合作的契合点，不断更新观念和创新思维，促使二者融合共生。有中国学者表示，尽管“两者在资源、吸引力和影响力等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两者不是零和博弈关系，而是正和博弈，其功能有重合、有交叉，更有互补、有互撑”。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创始人С．卡拉加诺夫（С．Караганов）等俄专家认为，“一带一盟”相互渗透与融合，从经济角度讲两个框架下的项目不仅不会相互矛盾，反而相辅相成，“一带一盟”绑定在一起将会促进中央欧亚联盟的扩大与加强；中央欧亚应当成为正和博弈、合作高于竞争的典范。李新教授持同样观点，认为“二者具有互补性，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合作共赢”。就官方而言，吉经济部副部长А．萨兹巴科夫（А．Сазбаков）表示，“从经济观点来看，‘一带一盟’不但不相互抵触，而且互为补充”。哈外长Ｅ．伊德里索夫（Е．Идрисов）则强调，“一带一盟”各自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在许多领域可进行相互补充。随着“互补性”意识的增强，俄罗斯对中俄在中亚竞争和对抗的看法大为缓和。俄智库一些专家表示，中俄没有在中亚角逐第一的理由，双方有诸多合作的动机与兴趣。原则上讲，“一带一盟”向地区国家和人民提供的是不同的东西，“一盟”提供法律调节，使从中国到东欧的经济活动变得更为便捷；“一带”主要是在交通物流、生产及附带领域发展大型投资项目，二者可以和谐共处，相互补充。
由于“一带一盟”功能与性质各异，相对于“一盟”，“一带”缺乏的是实施机制，而“一盟”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进行互补。作为政府间区域性国际合作组织，“一盟”运作时间较“一带”要长，在规则、组织制度等方面的机制平台相对健全成熟，可发挥其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为“一带”提供制度框架。比如，“一盟”可利用其关税同盟为“一带”在简化海关手续、消除贸易壁垒等方面提供便利。另外，“一盟”还可借助集安组织为降低“一带”风险发生提供安全保障作用。由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受资金缺乏的制约，他们比较看重中国的巨额投资，认为“一带一盟”是相互补充的方案，前者旨在保障地区内国家发展所需的投资资源，后者旨在制定地区合作制度框架，“对接”有助于克服中俄在中亚地区的潜在矛盾，从而证明“一带一盟”不是竞争性的而是互为补充的项目。“一带一盟”合作将来可成为大欧亚共同体项目的核心，并在近十几年内推动形成新的世界经济中心。
２０１５年５月中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联合声明》发表后，俄罗斯及中亚各国对互补合作的正向认知更加积极。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Ф．卢基扬诺夫（Ф．Лукьянов）认为，这是中俄双方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至于“一带一盟”对接，二者不仅要平行发展还要进一步加强融合。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亚太地区俄罗斯项目负责人А．加布耶夫（А．Габуев）表示，尽管这只是个备忘录的形式，但它意味着中俄已经找到各自倡议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兼容发展的一条务实路径，表明俄罗斯首次发现“一带”不会威胁其在中亚的利益与地位，也不是“一盟”的威胁，两个项目可以结合起来，这看起来不错。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萨夫兰丘克也指出，共同的利益基础使中俄宏大的经济项目能够得以协调，彼此之间不再相互对抗，“一带一盟”项目将会是并行不悖的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正在逐渐扩大“一盟”的外延而构筑“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宏图，希望能将“一带”打造成为其“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吻合，届时将把二者的互补性合作推向更高的水平。
五、“一带一盟”对接后所面临问题与挑战的政策思考
自２０１４年中俄开始探索两大项目对接的可能性及路径以来，在经历了由分歧到共识的艰难磨合之后，两国最终于２０１５年５月签署了《“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联合声明》。虽说“一带一盟”在中俄政府层面形成了对接合作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大项目就会得以顺利实施与运作。相反，在具体细节操作、技术标准的制定、责任界限的划分、不同国家利益的整合等诸多方面才刚刚进入磨合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目前中俄学界依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一带一盟”对接只是两国政府层面的一种政治宣言，仅表明双方的相互理解与支持，而诸如如何对接、对接什么等这些具体技术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对接协议签署的政治意义在于寻得了解决问题与妥协的平台，但具体实施任重而道远。对此，有学者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只是获得了俄罗斯及中亚国家领导人在政治层面的支持，其仍然面临着要讨论及解决诸如各方利益协调、制定项目实施相互配合机制等问题”。因而，理性审视“一带一盟”对接之后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对于如何规避风险，制定合理的顶层设计将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第一，中亚地区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复杂现状是影响“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最大潜在性风险因素。
苏联的解体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版图。“一体化”与“碎片化”的并行发展使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地缘政治形势变得错综复杂。长期以来，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中亚各国被视为落后封闭的“断层国家”。中亚地区的复杂性在于，因苏联的解体，该地区出现了地缘政治与安全真空，由此导致外来大国及宗教极端势力纷至沓来，加之毗邻阿富汗与“伊斯兰国”势力肆虐的中东，中亚深受“三股势力”的威胁，又因外来力量的介入使其成为大国利益与矛盾密集交织的地区，还因地区国家政权体系的脆弱及国家之间关系的不睦使得中亚政局具有极大不确定性。“一带”穿越欧亚大陆并覆盖了中亚地区，俄主导的“一盟”与中亚的关联则更是紧密。
目前，中亚地区各种地缘政治力量的激烈角逐以及政治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等高风险地缘政治挑战是“一带”建设在中亚推进，以及“一带一盟”对接合作面临的最大障碍。除中俄“一带一盟”外，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和伊朗等国均有针对中亚的发展战略及项目计划。为此，中俄比较担心的是外来大国因争夺中亚影响力而导致的无序竞争会对“一带一盟”合作造成冲击与影响。曾有学者在阿斯塔纳俱乐部论坛上指出，目前,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等中亚主要行为体之间缺乏非冲突性博弈的竞争规则，这将会导致地区安全挑战的加剧。如前所述，中国当前在中亚的影响力还比较弱。“一带”能否在中亚顺利推进，对中国而言主要取决于如何协调与中亚国家以及地区外来大国之间的关系。俄美未能整合中亚地区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中国能否整合还是个问题，除了投资贷款,目前中国还提不出能够使中亚国家团结的思想，也无法回答其在中亚的地缘利益能给予中亚国家何种好处，中国实施“一带”倡议不能在中亚与俄罗斯对抗并破坏中俄关系。
除了地缘政治角逐,中亚地区的政局变化尤为关乎“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中亚国家独立后，因苏联解体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政局时有不稳，如吉国先后于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两次发生“Color revolution”，给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巨大冲击。中亚国家大都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加之政治精英分裂，其对外战略选择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更取决于其所奉行的制度在国际国内所取得的合法性。中亚国家独立后基本实行权威体制,且大都面临政府的换届选举，不排除其对内外政策进行重新思考，从而使中亚国家立场变得难以预测。尽管在中亚推进“一带”合作暂时集中在交通领域，但将来极有可能从单纯的经济领域迈向政治领域，这必然会影响到“一带一盟”的发展及中俄政策。因此，绝不可忽视“一带一盟”对接后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
第二，明确细化的实施方案及具体问题的解决路径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目前，困扰“一带一盟”合作的最大现实问题是制定两大项目如何实施对接的详细方案，以及协商解决其所面临的诸如技术标准、运输绩效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由于缺乏明确细化的对接实施方案，将会导致外界对“对接”产生仅是一个口号的错觉。有俄智库专家对此表示，“一带”不是一体化项目，仅是一项综合倡议，因缺乏详细方案，“一带一盟”对接只是一个口号，必须讨论具体的基础设施项目、相互投资保护机制,协调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医疗、教育、旅游等单独领域的合作标准并使其接近一致。俄政治学家Г．特罗菲姆丘克（Г．Трофимчу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宣传,在社会与政治方面是非常积极的。俄罗斯社会已经对这个项目听得很多了，也包括把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相对接的问题。至于对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的俄罗斯商业以及具体公司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没有足够的信息让俄罗斯商人了解到，他们的公司可以以怎样的方式参与进来”。由于相关“一带一盟”具体对接的专业化知识介绍非常少，致使俄各界对“一带一盟”对接感到十分迷茫。
此外，在“一带一盟”实施方案的细化过程中，技术标准与规格对接以及项目成本核算等具体问题的协商同样是困扰“一带一盟”合作的关键难题。以铁路轨距为例。“一带”交通方案均采用国际标准轨距１４３５毫米，而“一盟”国家则执行的是苏联时期的标准１５２０毫米，由此导致对接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吉乌铁路讨论多年而一直搁置与此不无关系。还有，发展经济不能不考虑投入与产出以及成本等问题。建设欧亚大陆物流交通走廊是“一带”的核心目标，且不必说基础设施投资大而收益周期长，单就与海运比较，陆运虽说具有运输周期短的优势，但运价高及通关繁琐的劣势也特别明显。据相关统计数据，一个２０英尺集装箱（ＴＥＵ）从中国深圳到比利时安特卫普的海运价格是３９０美元，而走北线相应的铁路运价比海运高１．３倍，即１３００美元，公路运输价格则高出海运７倍,接近３０００美元。显然，这必将影响到陆上交通走廊未来的运营绩效和前景，目前已有俄及中亚学者担心，在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一带”项目成本难以收回的情况下，中国是否还会继续投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磨合才刚开始，类似的具体问题也将会陆续出现，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不单是经济问题，还会影响到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第三，“一带一盟”合作机制仍是当前困扰两大项目对接实施的巨大难题。
相互依赖理论特别关注合作机制。因“一带一盟”分属不同性质，客观上加大了其对接合作机制形成的难度。虽然在政治上实现了对接，但在实际工作中究竟应该建立双边还是多边的合作机制依然困扰着中俄两国。在俄罗斯看来,中国关注发展双边合作,而俄罗斯坚持多边合作有利于俄及“一盟”国家对中国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俄罗斯始终强调“一带”须在“一盟”框架下活动，甚至对中国在对接协议签署前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合作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俄提出“大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就是希望能将“一带”内化到其中。从理论上讲，这不存在矛盾与冲突，对接应当建立在多边合作的基础之上。问题在于“一盟”国家发展水平不齐，各国国情差异较大，甚至各成员国对“一盟”的认知及发展前景看法也不尽一致。例如，欧亚一体化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政治方案，但对哈萨克斯坦来说则是一个经济方案，而对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亚美尼亚而言则是尽可能多地从俄罗斯获取特惠，尽管他们难以为俄提供可供交换的东西。此外，“一带一盟”对接协议的签署还引起了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不满，认为欧亚经济委员会并未参与文件的签署，只是俄代表“一盟”与中国签署了对接声明，由此外界将会产生对欧亚经济委员会作为超国家机构的可信度的质疑。有西方学者指出，“欧亚国家间的异质性是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外部世界远没有认同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特权”。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一盟”成员国之间贸易下降等经济领域的不利因素更加引起各界对“一盟”发展前景的担忧。这表明，俄罗斯快速强制性的一体化制度安排并未使内部松散和脆弱的“一盟”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凸显了其先天的不足。
可见，“一盟”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与“一带”的多边合作机制，对此我们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四，“一盟”国家落后的管理体系与低下的办事效率，乃至社会政治经济领域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是影响“一带一盟”对接实施不可忽视的现实因素。
“一带”旨在互联互通，其中“共商”是其遵循的基本原则，因而，协调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受苏联时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影响，“一盟”国家管理体系落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办事效率低下,这对“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将会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例。提及“一盟”，俄罗斯各部门经常不愿超出自己的议事日程范围去看待这一问题，在外交部看来这是一个政治事件，到了经济部门则变成经济事件。至于欧亚经济委员会这样一个由五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超国家机构，协调沟通的难度就可想而知。
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会影响其司法行政决策和办事效率。欧盟认为，欧亚大陆最严重的薄弱环节是因权威体制导致的法律协调能力低下以及经济和政治系统普遍的腐败。据“国际透明组织”２０１６年全球清廉指数显示，在全球１７６个国家中，俄、哈排名并列第１３１位，吉排名第１３６位，塔排名第１５１位，土、乌分别排在第１５４位和１５６位。打造便捷的物流是“一带”的追求，而“一盟”国家低下的办事水平和通关效率将严重影响地区投资和商务活动的便利化。难怪有俄学者说，俄罗斯建议“一带”通过“一盟”和上合机制发挥作用，而中国不愿将“一带”变为制度化的形式，原因是中国专家认为，俄决策程序时间长，建设速度慢，追求单方面的收益，不喜欢采用中国的工艺、存在腐败等等，这样将会阻碍“一带”项目的实施。
因而，在追求速度和效率的背景下，前苏联国家的办事效率以及部门之间协调工作的不得力对“一带一盟”合作无疑会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推进“一带”建设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五，“一带一盟”对接给上海合作组织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值得深入思考。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首倡的第一个区域性国际合作组织。鉴于上合组织与“一带一盟”在地域、成员国和组织功能等方面存在交织重叠关系，“一带一盟”对接给上合组织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即上合组织的功能定位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事实上，自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中俄这两个主导国对上合的功能与定位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在俄罗斯看来，“上合组织自一开始就未被视为一个经济组织，而是一个政治组织”。中国以往提出的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和银行计划遭到俄及个别成员国反对的原因就在于此。２０１３年中国提出“一带”倡议后，俄罗斯对此的反应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是中国对上合组织经济发展状况表示失望的回应”。不可否认，安全合作一直是上合的亮点，成就也最为突出。相比较而言，俄罗斯看重的是借助上合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扩大其政治影响力，而中国则以多维视角看待上合功能，认为只有安全、政治和经济平衡发展才能保障上合组织长盛不衰。
尽管目前中俄就上合组织作为“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平台基本取得共识，但两大项目对接对上合的冲击和影响仍不容忽视。“一带一盟”主要是经济项目，此种情况下，上合因缺乏自己的军队，其安全功能被集安组织取代，要是经济功能再被弱化，仅剩下政治功能，那么上合组织将何去何从？对此有俄专家表示，上合组织在此背景下避免沦为清谈俱乐部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扩员。但问题是，将“碎片化”及“三股势力”活动猖獗的欧亚大陆国家不断纳入上合，同样会使该组织面临整合与管理的难题，对此还需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与抉择。
六、结 语
“一带一盟”是中俄两国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国内改革转型背景下提出的各自重大的国家发展倡议。鉴于俄罗斯及受其影响的中亚国家地缘战略位置之重要，“一带”倡议能否成功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的立场与态度。围绕“一带一盟”及其对接合作，中俄乃至中亚学界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差异。既然中俄合作的不对称结构短时期内难以改变，那么就有必要关注针对“一带一盟”不同的认知观点在一定时期内的影响，因为这事关国家战略决策的认知环境。
基于此，本文引入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对称性相互依赖理论作为分析路径与框架。在阐释该理论对于解释中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认知差异具有合理性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俄“一带一盟”不对称认知分歧及其缘由，探究了“一带一盟”对接由认知分歧到合作共识形成的深层动因与根本逻辑。本文认为，中俄合作关系中的不对称性致使两国因对“一带一盟”敏感性程度不一而产生了认知分歧；同时又因中俄两国复兴崛起所面临的内外进程相似，国家利益深度相互依赖，彼此需要在战略上相互倚重、互补共生，促使两国能够超越认知分歧与国家利益界限，最终形成“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共识。
“一带一盟”是中俄两国在不同国情及文化背景下的重大叙事，对此,两国学界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偏差在所难免。本文借助不对称性相互依赖理论，有助于我们客观辩证地看待“一带一盟”对接中的认知分歧以及二者融合共生的逻辑关联与内在机理。合作的不对称性使我们认识到了对接中分歧的客观性及其产生的现实根源；而相互依赖和互补共生又为我们解释了两大项目对接合作共识的形成及深化发展的逻辑基础。由于不对称合作是国际关系的常态，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判断“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未来还会在多大程度上受认知分歧的影响提供了有益启示。尽管中俄两国政府已在战略和政治上形成了对于“一带一盟”对接的共识，但实践中，两大项目的对接工作目前尚处在磨合的关键时期，因而本文对两大项目对接之后所面临问题与挑战的政策思考，将对中国制定具体细化的“一带一盟”合作方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