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共同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两种生产及其相互作用是理解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钥匙。大体上说，物质生产导致了文明的技术进步，人口生产则为社会提供了核心价值观与基本的统治范型。两种生产的历史观把农业时代大致划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发展阶段：以解决特定地理条件下攸关族群生存的核心生产技术问题为主题的技术化时代；在生产技术趋于稳定和普及，从而社会财富总量趋向一个常数的情况下，如何在复杂社会或国家内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以实现历史时代的公平与正义，即农业文明的伦理化时代；社会普遍进入以稳定或停滞为主要特征的可持续发展阶段。这种历史观认为，人类在工业时代也将经历从技术化时代到伦理化时代再到可持续发展时代的演进。虽然工业文明的技术化进程正如日中天，但伦理化时代的大幕已冉冉开启，人类思想需要未雨绸缪。中国文明开创的伦理化道路是农业时代人类文明的典范，深刻揭示中国文明伦理化时代的独特历史经验与伟大政治智慧，彰显其对工业文明伦理化时代具有的重要借鉴意义，是中国当代思想的使命和光荣。

关 键 词：人口生产  伦理化时代  物质生产  技术化时代  中国政治哲学

农业时代的思想家由于完全缺乏对文明起源的实证性把握——他们通常把文明的开端寄托于某个超自然的神灵或神性人物，因而各主要古典文明尤其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虽然有关于人性与特定历史时代社会治理的多向度思考，但关于历史发展道路或历史哲学的有价值思考却在他们的理论贡献之外。西方开创的工业文明不仅导致了各主要文明区域日益紧密的联系，使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时代”进入“世界历史时代”，而且，与工业文明伴生的各门具体科学尤其是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发展使人们对早期文明的经历获得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这就使关于文明发展道路的思考第一次成为可能。在西方文明马踏四方的过程中，西方思想家率先开启了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道路与历史哲学的思考。但是，一方面，迄今西方文明的“世界历史思想”都主要只从西方的民族历史思想出发，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他们或者认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已经逻辑地包含在西方文明自身的展开之中，或者干脆宣称“世界历史”已经“终结”于西方世界。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病症日益深刻地暴露出来，很多西方思想家意识到，要引领当代文明走出困境，达至人类文明现实(而非乌托邦)的美好未来，需要寻找新的智慧。当他们这样思考的时候，大都把目光投向东方，对中国文明寄予厚望①。但是，由于受到现有“世界历史思想”的局限，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道路与独特价值理念的实质缺乏深刻洞察，这就使他们的相关思想最多还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主观愿望。

如果当代文明的困境表明人类迫切呼唤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的“世界历史思想”，那么，有着伟大历史传统与独特价值理想的中国文明的当代崛起就意味着中国文明对于现代化道路已经有某种独特反思与领悟，从而使基于中国历史传统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思想”第一次具有现实性。这种“世界历史思想”将依据其对自身历史发展道路与独特价值理念的新的总体性把握与创造性反思，在吸纳既有世界历史思想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对工业时代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既合乎历史发展逻辑又符合人性内在要求的建设性理论前瞻。

西方文明最伟大的世界历史思想之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历史唯物主义最具重要意义的思想主张，是坚定地把物质生产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马克思说：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②，所以应该“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③。唯物史观从物质生产出发解释人类历史，用物质生产的逻辑推演社会历史进程，既具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重要现实力量。此后的重要思想家都难以忽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历史研究所具有的里程碑式的意义。

如果马克思之前的社会历史研究的共同缺点，是没有明确意识到物质生产对于社会生活的基础性意义，那么，马克思之后的社会历史理论家们的共同缺点，则是最多只意识到物质生产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没有意识到人口生产从来就具有的、和物质生产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没有把对社会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理解置于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共同组成的两种生产的基础之上，从而使以往的各种历史哲学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单腿或跛脚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由于从根本上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完整理解，因而既不可能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正确把握，更难以形成对人类未来的准确预期，使历史学一直停留在前科学的状态。

一个很直白的经验事实是，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是两种并行不悖的人类生产实践活动，两者从来不能通约为一种生产，它们各有其任务与目标，也各有其形式与规范，两种生产共同构成人类的基本社会生活。而且，两种生产的总体历史地位并不是没有主次的。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应该不是为了吃饭。如果人类的生存完全不需要借助在大自然中进行的物质生产所获得的生活必需品，人类或许会放弃艰辛的劳作，并把大自然完全当作他们的游乐场，但人类应该不会因此放弃种群的绵延，人类的历史也将是别样的情形。

人和其他动物在物质生产方面的差别，主要不在于是否有分工与协作，而在于各种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各种需要特别方式予以传承的复杂性生产知识(不能充分物化的技术)和工具(物化的技术)使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更有效率，也更有尊严。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物质生产的技术与生产组织形式④经常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也被认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内容。技术的性质与普及状况总是极其深刻地规定着社会的分工与协作，从而形塑出特定的社会历史情状。对这一点的深刻洞察与揭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思想成就。

但是，人类社会同时更深刻地受到人口生产的形塑。任何时候，种群的持续繁衍肯定是其最高目标，因而从根本上说，物质生产是为人口生产服务的，而不是相反。人口生产对于理解人类历史从来就具有与物质生产同样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但人口生产经常被理论家们视为与历史发展这一宏大叙事关系疏远的私生活，其重要性长期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彰显。正如物质生产并不只单纯生产出有形的物品，而且同时生产出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极其重要的特定生产关系与思想观念一样，人口生产不仅生产出比物品更重要的“产品”——人口，同时还生产出对于理解社会生活更具重要意义的“生产关系”与价值观念。所有社会的制度与思想，都只有在两种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和完全说明。

人口生产最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首先是通过缔造家庭这一最具重要性与恒久性的社会组织形式，从而最根本地形塑了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与核心价值信念——家庭关系和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信念。虽然人类的人口生产也许曾经有过复杂的历史经历——很多理论家认为，在父权制核心家庭出现之前，人类的人口生产曾经有过一段漫长的以两性关系紊乱为特征的“大生产”阶段，但人口生产的家庭形式即父权制核心家庭，既是主要人类族群最后不约而同的共同选择，也是人类文明化进程的共同起点。作为人口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家庭——而且只有家庭——是直接以人为目的的，这就使家庭关系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家庭生活成为最符合人性的生活，家庭生活的原则也是最符合人性的原则——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现实的家庭生活都是最人性的。什么是家庭生活的原则?首先，家庭生活的原则肯定不是个人利己主义的。按照个人利己主义原则，下一代的成长将完全不可能。其次，家庭生活的原则也不讲求形式化平等。不仅父子之间是不平等的，甚至夫妻之间也不一定讲求形式平等。再次，家庭生活的原则也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正义”原则不是一回事，如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家庭既不讲究按劳分配，家庭关系从根本上也不同于契约交换关系。最后，虽然最有成效的协商通常只存在于家庭生活中，但只主张有限责任的民主也不是家庭生活的原则。家庭主张无限责任，不仅家长对家庭需要承担无限责任，家庭成员之间也相互承担无限责任。实际上，现有来自西方文明的各种概念范畴都不足以概说家庭生活的原则。我们只能说，家庭生活的原则就是人性或人类灵性，就是爱和善。家庭不仅是人生的摇篮，也是人类灵性或人类基本善的根源。

这就使人类文明中各种重要的核心价值信念都更直接、更深刻地与人口生产尤其是与家庭生活的原则相关联。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⑤这是极朴实而深刻的教导，只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从来就不应该仅仅从物质生产方面去理解，现实的生活过程必然是两种生产的复合。所有时代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都必然同时与两种生产尤其是与人口生产相关联。道德、法律与宗教(伦理宗教)的源头也应该同时追溯到一个社会的两种生产。道德观念的基本原型与源头无疑是人口生产所导致的伦理观念，法律虽然对于调节物权负有相当的责任，但法律不仅同时规范人伦关系，而且判断一部法律是否为良法的标准，主要是看它是否把人而不是物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以及它对人的保护是否符合人口生产尤其是家庭生活的价值观念，是否彰显或保护了人类的基本善。而宗教主要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对某种特定的人口生产原则及其衍生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价值信念的神圣化。

人口生产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是为社会的公共政治生活提供基本的形式参照与价值理想。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充分考察了政治国家与物质生产及其发展阶段的关系，它不仅把政治国家直接理解为经济基础的产物或决定物，而且认为政治国家是维护特定强势阶级利益的暴力机器，因而本质上是缺乏合法性、最终必然走向灭亡的恶物。但是，我们很难接受人类长期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共同体本质上是恶的，尤其不能想象这种政治共同体的灭亡。也许是出于对马克思国家本质上恶的理论的反对，韦伯试图为权威寻找积极的合法性根源。他区分了三种权威类型，即依靠个人魅力的克里斯玛型权威、依靠神圣传统的传统型权威与凭借形式化法律制度的法理型权威。这种权威理论的缺点是它最多只考察了各种历史与现实的政治权威本身，拒绝追溯政治权威的社会生活根源与现实基础，没有揭示政治权威与社会生活必然存在的内在关联，因而主要还表现为一种理论上的主观性。作为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家，这无疑是一种理论倒退。

由于家庭是文明时代最基本的人口生产形式，家庭生活的血缘关系也从根本上形塑了人类政治权威的基本类型。最基本的血缘关系无非两种，即父子(代际)关系与兄弟(代内)关系。在这两种关系中，都天然地包含着权威，这就是父权与兄权。无论哪种权威，其合法性都首先是爱与善，同时兼有力量或知识的因素，是善与力量(知识)的统一。这里的所谓力量与知识，是指父亲或兄长相对于儿子或弟弟来说，通常具有更多的见识与经验累积。只是在兄弟关系中，力量的因素有更多的突显，而父子关系中，善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家庭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中最具有稳定性、最让人温暖的社会组织，是因为家庭生活总是最直接、最充分地体现了父子与兄弟关系中天然具有的善与知识的传承。虽然家庭生活的两种权威并不一定是完美无缺的，但家庭权威既是人们最先接触的权威，也是人们最能接受的权威。正是家庭权威的这种品格使它成为社会公共权威的理想范型与现实参照。两种生产的历史观认为，父子型权威与兄弟型权威是社会公共权力的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更强调善，后者更强调力，但人口生产的基本善是两者的共同主张。大体上说，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处于稳定状态，如传统时代，社会通常选择父子型权威，以彰显或粉饰社会公共管理的善。如果社会的物质生产总体上处于上升或变动时期，社会需要对知识与力量特别予以鼓励或奖赏，兄弟型权威就会占主导地位。当代的政治权威主要可以理解为兄弟型权威。

由于人口生产所导致的血缘关系最让人感到温暖，也最具有稳定性，因而在社会复杂到大大超出血缘关系的范围之后，社会的管理者通常会把特定的血缘关系作为公共权力的参照，同时把与这种血缘关系相匹配的伦理价值信念作为社会的理想追求，这就是社会的伦理化。既然国家是物质生产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某种植根于人口生产的血缘组织是国家诞生之前唯一现实的社会组织，因而人口生产所导致的某种特定社会组织形式就直接表现为前国家时代的社会生活形式。在那里，社会秩序被认为是通过传统习惯或氏族首领的威信来维系的。人口生产的家族血缘关系之所以能够直接成为前国家时代的社会形式，并成功维系当时的社会生活秩序，是因为这种血缘关系一直是最强有力、成本最低的人际关系维系纽带，所以在剩余产品极有限的前国家时代，它直接表现为血缘家族时代的社会秩序就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按通常的理解，国家时代与前国家时代最显著的差别，是前国家时代的社会共同体直接就是血缘共同体，而国家时代由于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就更倾向于以地缘来划分国民。不过，至少在农业时代，世界各主要农业文明不仅始终非常强调血缘关系的重要性，而且即使是在没有明显血缘关系的人群之间，也会构建出某种有关血缘关系的信念，藉此加强或便利对广袤地域内广大人群的社会治理⑥。实际上，在任何时代，血缘关系及其价值观念始终对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构建与维系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种秩序，都必然以稳定作为首要追求，而一个有秩序或稳定的社会通常是社会的人际关系符合人性的社会。因而，要想在没有真实血缘关系或血缘关系稀薄遥远的人群或国家中建立起稳定的秩序，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首先让人们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想象成某种血缘共同体，并且让他们的生活尽可能符合他们对真实血缘共同体生活的预期与想象。

由于家庭、家族、种族是人口生产所导致的几种基本血缘共同体，社会的伦理化也有家庭伦理化、家族伦理化、种族伦理化这样几种不同的路径与价值取向。大体上说，家庭伦理化就是把社会当作若干家庭的集合，因而主张用家庭生活的伦理原则来进行社会治理，其理想是达致天下一家。中国文明在帝国时代就坚定地主张家庭伦理化。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实质，是主张可以而且应该用家庭伦理原则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公共管理；家族伦理化则把社会设想为很多个大家族的集合，这些家族虽然理论上也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社会公共权力通常被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的血缘家族世袭垄断。中国文明在西周时期和欧洲在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家族伦理化的典型。种族伦理化则把社会理解为若干种族或固定社会等级的集合，虽然各个种族或等级也被设想为有某个共同的神圣性根源，但不同种族或等级要么是天神用贵贱不同的材料制造出来的，要么分别代表了人的不同器官与功能，如大脑和四肢等。种族伦理主张进行严厉而稳定的社群区分，奴隶制、种族歧视或区隔是种族伦理化的必然产物。虽然当代文明对这几种伦理化路向有非常明确的价值评判，但一个确定的历史事实是，在整个农业时代，只有中国文明才最终坚定地选择了家庭伦理化道路，而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制度与伦理价值思想曾经长期在古代印度与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居于主导地位，至今仍有强大影响。

与物质生产的技术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其组织形式随之发生变化不同——技术进步的程度与频率经常被理论家们夸大，而且，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也不能只通过技术进步本身得到说明⑦——人口生产组织形式的特点是追求稳定。人口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即家庭极少发生变化。无论时代、地域、种族，父权制核心家庭从它诞生以来，就是人口生产通行的组织形式，始终保有高度的稳定性。家庭这一生产形式的稳定性内在地转化为家庭关系的稳定性。夫妻关系虽然出于后天的选择，但一经成立，人们就不主张对之轻易变更。代际关系虽然也表现为经验的发生，却具有先天性品格，它从来就既不能选择也不能变更。人口生产的价值观念因此也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夫妻关系的忠诚与持久、代际关系的慈孝等，是所有家庭生活的永恒理念，很少因为时代、地域和人种而发生变化⑧。

于是我们发现，在人类的两种基本生产活动中，物质生产对财富与效率的追求，通常会导致技术及一系列相关社会因素的运动与变化；而人口生产必然具有的稳定性与伦理价值则为各个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了现实的范型与价值归依。这两种活动样式虽然向来就具有一定的紧张关系，但始终不离不弃。两者的具体与历史的统一构成现实的社会生活，而现实生活的符合逻辑的展开就是人类历史。

由于所有的“文明”社会都以人口生产的家庭化为起点，从而使所有早期文明社会的主要努力都专注于与物质生产有关、基于特定地理条件下的各种生产、生活的重大技术问题的解决，这就使那一时代的文明表现出明显的技术崇拜与技术统治的特征。几乎所有的当代历史学家都肯定，各个文明社会在农业时代的重大技术成就大都是在其早期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之前取得的，此后就进入漫长的技术普及与停滞时期。因此，两种生产的历史观把早期农业社会称为农业文明的技术化时代。技术化时代最突出的文化特征是自然神崇拜与原生巫术⑨的盛行。如果自然神崇拜表现了当时人们由于对自然的无知而导致的恐惧与谦卑，那么原生巫术则表现了当时人们勇于探索，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文明创举。技术化时代的漫长岁月一定会使人们逐步把握在特定地理条件下生存所必需的各种基本核心技术。在取得这些技术进步之后，农业时代的技术进步就开始停滞不前。技术化时代的结束可能有这样两点意味，即客观上，特定时代的技术进步是有瓶颈的；主观上，人类对财富的追求也仅仅停留在特定的预期上。

技术化时代结束之后，各文明社会的主要关怀就开始转变为，如何在既定的技术或财富状况下实现某种尽可能美好或稳定的生活，其实质是如何公平正义或符合人性地分配有限的社会总产品。当然，对于总体缺乏自足性(古代西方文明由于没有大河平原的依托，经济生活总体缺乏自足性)或总体缺乏稳定性(中东农业文明区域由于紧邻西方，经常受到西方文明的袭扰，总体缺乏稳定性)的社会，还有如何补充社会总产品或保卫社会总产品的任务。这些目标尤其是公平和正义都主要表现出一个社会对善与恶如何理解的道德评判。由于人口生产是人类基本善的源头，那一时代的精英分子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都是从人口生产所导致的某种特定形式(主要是家庭、家族、种族)中寻找答案。用人口生产所导致的某种特定形式及其价值观来组织与形塑伴随技术进步必然出现的以广袤地域和庞杂人口为特征的复杂社会，把人口生产中必然具有的特定的善引入社会公共管理，使社会趋向某种特定的善与正义，是轴心时代制度与思想的共同特点，这就是农业文明在技术进步停滞之后普遍进入的伦理化时代。伦理化时代的重大文化现象是各种甄别善恶、扬善抑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宗教的出现。这里需要指出两点，第一，对特定伦理关系的假定与设想是所有时代政治生活的共性，技术化时代的公共管理也一定具有伦理化色彩，但是技术化时代会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对技术进步予以特别鼓励。第二，伦理化时代公共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使社会实现特定形式的公平与正义，因而会努力把社会形塑为某种想象的血缘共同体，并对那种血缘共同体的价值观念予以特别强调。

中国文明在伦理化时代最重要的制度发明是确立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物质生产形式，实现了两种生产形式的统一。家庭经济不仅消除了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分离，使家庭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而且，家庭经济最大限度地把人口生产的伦理温暖引入物质生产中，极大地消解了人们在物质生产中通常会产生的外在强制感。家庭经济通过主要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家庭占有与支配，既实现了那一时代最大限度的劳动自主，也保证了那一时代最基本的社会公正。虽然家庭经济既最符合人性，从而也最有效率⑩，但家庭经济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具有现实性。家庭经济的社会历史条件是核心生产技术(包括知识和工具)的稳定和普及，即每个家庭的主要劳动者都具有带领家庭成员进行生产所必要的基本知识，每个家庭都有能力配备或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基本生产资料。因此，家庭经济是农业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才会出现的生产组织形式(11)。

那一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创造是儒家对家庭伦理的系统理论自觉及以这种理论自觉为基础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儒家思想的第一要义是对家庭生活的伦理原则的充分理论自觉。孔子着重谈到两种家庭伦理关系，即父子关系与兄弟关系。在父子关系中，他强调儿子对父亲的“孝”；在兄弟关系中，他强调弟弟对兄长的“悌”。在孔子之后的其他儒家学者对家庭的其他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进行深入讨论之后，就形成了中国文明关于家庭生活的基本信念与价值准则。虽然这套家庭生活的伦理准则是经孔子及其后继者获得理论自觉的，却不能认为这套准则是孔子或儒家发明的。从孔子开始的对家庭伦理原则的理论自觉显然由于这样一种历史情势，即家庭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开始成为两种生产或全部社会生活的共同基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于家庭生活这种新的时代角色及其重大意义率先进行的深刻洞察与思考是儒家思想之所以伟大的根源。孔子认为，任何人都首先是家庭生活的产物，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恪守家庭生活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孝悌”。如果一个人具有家庭生活的美德，那他通常也会具有社会生活的美德——忠义，这个人也就具有了“仁”的德性。孔子说“仁者爱人”，“仁者”就是对家人之外的他人也有爱心的人。孔子主张，应该让那些具有“仁爱”美德的人来管理社会，这就是“仁政”。与在家庭生活中强调“孝悌”不一样，仁政的重点是强调统治者要像父亲管理家庭那样用爱心来管理社会。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把天下国家当作家庭的放大，强调君主应该用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并选任那些具有家庭生活美德的人作为他的助手。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的实质是把家庭生活的伦理原则引入大国时代的政治生活，把家庭生活的伦理原则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这是一种深刻植根于人类灵性的政治理念。由于与这种制度主张相适应的社会历史条件即小农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在此后的两千多年基本没有受到质疑，稳定地成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安排与意识形态。

伦理化时代之后，不仅社会的核心生产技术已经进入稳定状态，而且社会平稳运行所需要的制度与思想也都被发明出来，于是文明普遍进入西方理论家们所说的“停滞”时期，但本文更愿意把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称为可持续发展阶段，因为在此后的漫长时期，社会总是持续地保有或重建在特定水平的繁荣。除非因为极其特别的历史境遇的逼迫，文明将始终在某个特定的水平线上徘徊。西方工业时代的思想家曾经普遍发现和指责中国文明的停滞，并把停滞的根源归结为大河文明与家庭小农经济的保守品格。西方思想对中国文明的这种判断后来也成为中国学术界进行文明反思与自我批判的核心观点。但这种判断主要只表现了率先进入工业时代的西方对仍然处于农业时代东方(完全可以理解)的傲慢与偏见，并不蕴含关于文明发展道路与文明精神品格的建设性思考。实际上，西方文明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也进入以停滞为基本特征的中世纪。只是西方文明由于没有大河平原的依托，而罗马帝国的崩溃又使其失去了从中东先进农业文明区域获得补充生活资源的现实性，这就使西方在中世纪的“停滞”或可持续发展状态比中国文明要等而下之很多，他们亦自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但西方文明在寻找中国和印度作为替代性依靠的过程中，意外地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所呈现的全新地理与人文格局使西方文明开启了规模、难度与成就都远超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新一轮殖民运动。如果西方文明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殖民运动是以平静、狭小的地中海为地理背景，罗马帝国是其最高文明成就，那么这一次他们就要直接面对变幻莫测、宽阔无垠的大洋，这就要求他们作出全新的技术与社会应对。当西方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成功地开启自农业文明技术化时代之后的新一轮重大技术进步，而且发明出适应新的世界人文格局的系列制度与思想之后，他们就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工业时代。

工业文明最伟大的成就是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使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状况跃迁到一个新境界。当下，技术进步的步伐还在向各个领域不断推进，一时难以预期其尽头。与技术进步密切配合、相互支撑的是市场化大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由于既有大机器作为利器，又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破除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伦理温情，从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与这种大生产形式相匹配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以“自由、平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启蒙思想。这种政治思想的逻辑出发点是“原子个人”与“经济人”假设，它通过剥离人的一切与人口生产尤其是与家庭生活有关的伦理关系与价值信念，把人理解为纯粹的物质生产动物，把社会理解为单纯的财富生产、分配与消费的场所，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理解为经济契约关系，最后，也把财富及其增长直接理解为幸福和善。

几个世纪以来，起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横扫天下、所向无敌，迫使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其他古典文明向其学习，开始艰难曲折的现代化文明转型，也使儒家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失落成为必然。当以技术稳定为特征的小农家庭经济被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工厂大生产取代之后，儒家所主张的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政治思想就不再具有现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批判当属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意义重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但五四运动及其思想继承者没有对由儒家所自觉的家庭伦理原则与其具体的、历史的政治伦理主张进行切割，他们不仅要抛弃儒家的忠君、尊卑、轻技重道等具体政治主张，而且猛烈攻击家庭生活及其道德原则本身，鼓吹西方原子式个人的自由主义，这在实践上注定不会成功，在理论论证上更加软弱无力。中国文明不可能、也不需要全盘西化，中国文明的优良内核和历史道路不能虚无化，这是一百多年来血与火的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基本启示。

中华民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尤其是最近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已经大大缩小了与西方工业强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性事件，它意味着拥有古老、优秀文化传统——而且这一传统仍然活着——的中华文明已经成功地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西方不再是工业时代唯一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展开，其本身固有的病症也日益深刻地显露出来——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必然极其深刻地体会这种病症。这就使很多人开始期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希望中国当代文明能够根据这种独特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引领人类走出文明困境、达至美好未来的“中国道路”，同时也希望中国当代思想能够依据其对中国历史传统与中国道路的独特领悟，为工业时代的人类文明贡献出一种新的“世界历史思想”。

当代文明的主要病症之一，是各种新技术与大机器的大规模使用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虽然几乎所有的理论家都注意到技术这把双刃剑对环境的伤害，也把环境问题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但迄今为止，理论家们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基本止步于对当代物质生产展开“资本逻辑”批判，这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应该把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与当代技术紧密相关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任何形式的生产都必然导致环境的改变，但大机器、大生产对环境的破坏无疑尤其深刻。因而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只有在技术进入新一轮停滞或稳定状态、社会主动放弃当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之后才有可能。技术的再一次停滞并非完全不可预期，这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本身必然是有瓶颈的，也由于人类生活真正需要的技术进步很可能是有限的——就像我们真实需要的财富是有限的一样。在人类历史上，各主要古典文明不仅都有过漫长的技术停滞经历，而且还曾经公开抵制过技术进步。基于农业时代人类文明的这一历史经验，本文预期，工业时代未来技术革命的方向，是发明各种适合家庭使用的小型生产机器，从而为家庭小生产时代的再次到来铺平道路。只有到那个时候，由于技术进入稳定状态，大生产形式不再居于主导地位，社会的工业生产主要表现为家庭生产，工厂大量消亡，并出现大规模逆城市化运动，人类重新散居原野，环境问题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

当代文明的另外一个重要病症是人的普遍焦虑与内在精神分裂。现时代，社会化大生产是当下最具重要性的物质生产形式，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要特点是在生产中尽可能撕破温情脉脉的人情面纱，把所有生产者(个体与集体)都置于直接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种生产制度不仅使家庭极其深刻地淡出了社会的主流生产领域(工业生产)，而且还竭力使很多本来由家庭承载的生活功能社会化，如做饭、洗衣之类，从而弱化家庭生活的地位。由于这种制度崇尚进步、讲求竞争，技术崇拜与拜物教成为现代物质生产的基本价值理念。与此同时，社会的人口生产仍然一如既往地通过家庭的形式进行，传统的家庭伦理原则仍然承载着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慈爱、孝敬、忠诚、谦让等家庭生活美德不仅在家庭生活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持续得到推崇。这就使当代人被迫生活在一种矛盾分裂的历史境遇中，由于两种生产的组织形式的分离及其价值追求的相互紧张和冲突，使现代文明与现代人普遍具有严重的内在精神紧张与分裂，其实际后果是对家庭生活及其价值理念的巨大折损。

为了说明当代文明的这种精神状况，西方的理论家发明了系列富于创意的思想成果，如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设定某种不同于“经济人”假设的、普遍的完美人性，并认为物质生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导致了这种完美人性的丧失。这些理论对大机器与资本主义大生产对人的伤害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揭示与批判，对当代文明的精神与价值困境也有深刻的反省。但是，由于他们都停留在对完美人性(人类灵性)仅进行理论设定，却没有把人类灵性明确地归结为人口生产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基础上，所以都不可能把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两种生产形式的分离及其价值观的冲突。这就使他们的理论说明缺乏足够的通透，对未来的预期要么陷入悲观主义，要么完全缺乏现实性。

对于两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分离而导致的当代文明的精神分裂的克服，在逻辑上存在两种可能的路径。第一种路径是用物质生产的组织形式与价值观念来统一人口生产的组织形式与价值观念，即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来生产人口——这在技术上正日益变成现实，其结果是传统家庭的消亡与人类数千年来确立的核心价值体系即家庭伦理原则的崩溃。这种景象不仅已经被小说家们构想过，也一直让具有保守主义情结的思想家们忧心忡忡。另一种路径是以人类文明一直坚守的人口生产的家庭形式统领工业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让社会的物质生产重新回归到家庭经济的形式，以家庭生活伦理原则的社会化作为社会治理的意识形态，从而使人口生产的伦理原则成为束缚物质生产野性与物欲泛滥的“捆仙绳”——这也是中国文明在孔子时代曾经发生的故事。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中国文明在农业时代从大生产到小生产形式转变的历史经验、上个世纪以来的技术批判思想、越来越明显的增长趋缓的态势、互联网强大的知识普及功能，以及功能先进、用途多样、操作简单的小型工具机的可能的大规模出现，使笔者对人类文明的家庭经济与家庭伦理化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如果真有那一天——也只有到那一天，我们才可以骄傲地说，那就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那也是中国文明对人类文明新的伟大贡献。

综合上述两种生产的观点就获得了这样一种对农业时代历史的理解框架或历史观：农业文明的起点是人口生产的家庭化，但社会的重心是特定地理条件下与大众生产、生活即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核心技术问题的解决，所以早期农业社会是农业文明的技术化时代；技术化时代之后，社会的中心问题转变为既定技术或财富状况下的公平正义，而人们的公平正义观念的源头是人口生产，所以他们用人口生产所导致的某种血缘形式及相应的价值观来重新组织社会，这就是社会的伦理化或农业文明的伦理化时代。伦理化时代之后，农业文明进入以稳定或停滞为基本特征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两种生产的历史观认为，人类在工业时代或世界历史时代也将经历“技术化时代—伦理化时代—可持续发展时代”的演进。迄今为止的工业文明一直是工业文明的技术化时代，其主要成就是实现了自农业文明早期以来的另一次重大而密集的生产技术进步，使人类的生存状况跃迁到一个全新的技术境界。当下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制度与思想，其主旨明显倾向于鼓励技术进步与财富增长。工业文明的技术化时代虽然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期，但是，在可以想象的将来，技术进步将进入瓶颈或停滞时期，人类文明的中心任务将转变为：如何在工业时代的新技术所导致的新的生活状态与紧密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在全球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其实质是发明世界历史时代全人类共同信守的基本制度与价值理想，这就是工业文明的伦理化时代。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历史还没有终结，当下占主导地位的制度与思想也不是工业时代最后的选择。

从当代人类文明已经确立的基本价值准则来看，中国文明无疑是农业时代人类文明的模范，这既由于其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也由于其宽容大度的和平主义精神，更由于其对家庭伦理原则独到而执著的坚守。因此，如果人类文明对生命的繁衍持续选择家庭婚姻的形式，那就可以预期，中国文明在农业时代确立的以家庭伦理为原型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将对工业文明伦理化道路的开辟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传统制度与思想的简单复活，新的制度与思想将扬弃其因时代条件而出现的历史局限，并吸纳工业时代政治思想的诸多积极成果。

①马克思晚年转向对东方社会的研究，认为未来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是东方制度在新形式下的“复活”；汤因比在晚年认为西方文明将把人类引向“集体自杀之路”，对中国文明特别寄予厚望；海德格尔也公开表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他的很多思想主张有明确的中国文化渊源。

②③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544、525页。

④“生产组织形式”与“生产关系”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主要强调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并且试图依据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区分出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但所有权经常具有的模糊性很容易使理论家们陷入无谓的理论争论。生产组织形式则主要强调生产中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即生产是如何实现的。根据技术的性质与普及状况，生产组织形式大致可以区分为各种形式的大生产与家庭小生产两种类型。

⑥在华夏民族的想象中，整个华夏族群要么是伏羲与女娲兄妹婚的后代，要么是黄帝炎帝两弟兄的后裔。

⑦把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归根到技术的发展状况是唯物史观的基本主张，“手工磨产生了封建君主的社会，蒸汽磨则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的名言，但马克思这句话的真理性可能局限于这样的范围，即技术(工具是物化的技术)的重大变化通常会引起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应变化。但是，生产的组织形式及其变化并不能只从技术及其变化得到充分的说明和理解。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手工磨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它不仅与封建君主社会有共生性，而且与封建君主社会之前漫长的一段早期农业社会同时存在，所以实际上不能说“手工磨产生了封建君主社会”。由于生产的组织形式既包括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也表现为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它必然同时与人口生产及其价值观念有关，即与一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理解有关。因此，只有从两种生产出发才能实现对生产组织形式及其变化的理解。

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很深刻地揭示了家庭关系(包括夫妻关系)所具有的伦理品格，他明确反对把夫妻关系归结为契约关系。但是，囿于他对自己发明的“辩证法”理论模型过于刻板的坚持，他把子女的独立理解为家庭的解体或伦理的丧失，从而过渡到市民社会。如果他不那么拘泥，本可以把家庭主要理解为人口生产，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物质生产。

⑨这里用原生巫术指称文明早期主要针对各种自然力或自然神而创设的生产性巫术，以区别于历史时代仍然存在的主要以社会生活事务(如个人命运)为主题的次生性巫术。原生巫术的实质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特定历史水平的研究以达到对自然力的某种控制与利用，与自然科学的性质相类似，巫师是当时技术进步的精英分子。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中，最早认识到这种巫术与科学的同构性。

⑩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上是恢复家庭经济形式在农业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其成效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至今难以动摇。另外，先进工业国家的农业生产并没有采取资本主义雇佣大农场的方式，至今仍然主要是家庭农场。农场面积虽然可能很大，但主要依靠家庭劳动而不是雇佣劳动。这表明，只要技术与工具的性质方便家庭拥有和使用，家庭经济就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形式。中国农业的集体经济经历则表明，在技术稳定且普及的情况下，大生产形式注定没有效率。但当下中国的很多理论家对此缺乏洞察，他们迷信大生产形式的效率，盲目鼓吹大规模雇佣劳动农场的优越性，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极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11)中国在家庭经济时代之前的经济形式，从逻辑上和实际上必然是某种特定的大生产形式，具体详见拙著《中国的诞生》第四章《中国诞生的土地制度与生产组织形式的演进》，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