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了马洪女儿马雅的文章《父亲马洪在改革开放年代》。读后一直不能平静。马洪是我五十年代在国家经委时期直接的领导，一起共事直到我被打成右派离开经委。我也认识幼年时的马雅，曾带着她一起去看电影。近60年了，往事如烟却历历在目。读着马雅的文章，情不自禁。于是提笔写下对马洪同志的一点回忆。作为对他的深切的怀念。
*国家经委工作照，1956年
一、认识马洪
我认识马洪先生并在他手下工作差不多是60年前的事了。
1952年我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提前毕业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暑假即将结束，我正在为新学期的教学任务做准备时，被教研室主任找去谈话。主任郑重地告诉我“经过学校领导的研究,已决定调你到国家经委工作，调令已经来了。”我一愣。由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一时犹豫起来：“我对教学非常有兴趣，而且对机关工作不熟悉，能不能请领导考虑调别的同志去经委工作？”主任显得很严肃：“你是党员，党员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再说，你的理论底子不错，到经委工作可以理论联系实际嘛。你去校人事处办一下手续吧。”我迟疑地向人事处走去，见到人事处的领导，他递给我一个大信封“你先看看这个”，打开一看，是人大领导给国家经委的一封对我的推荐信，我清楚地记得信的末尾有一行铅笔的批语：“同意王笃同志来我委，暂在政策研究室协助马洪同志工作。薄一波。”那个年代组织在我心中分量很重，我拿着信，木然良久，再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经委派车到人大将我接到三里河经委宿舍。吃过晚饭忽然响起敲门声，走进一位中年人，身形高大，红红面庞，一脸笑意：“我是马洪，你是王笃吧？今天刚到？来看看你，这里还可以吧？”他环顾四周：“你需要什么就告诉我，我就住在西边一栋楼，有空来坐坐。”我那时只有二十几岁，刚到一个新的单位，人生地不熟，还没有正式报到，领导就先来看我，让我感动的同时不免也有些紧张。但马洪随和亲切，没有一点架子。这是我和马洪第一次见面。在以后的共事中，我不断感受了他这种平易近人亲切随和的作风和气质。
第二天一早我因要补办一些调动手续回到人大，同事们都已经听说我调经委的事情，在我面前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计委的几位领导，这时我才知道我未来的顶头上司就是高岗在计委任上的秘书长，也就是两年前“高饶反党集团”的所谓五虎上将之一的那个马洪。同事们在旁边议论得热火朝天，我倒沉默了。我暗下思忖，昨晚见到的马洪那么平和亲切坦诚的样子，看上去非常正派，“他反党？”我不由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
二、经委共事
到经委后，上班第一件事是在马洪主持下参加讨论及修改薄一波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上的发言稿。在整个讨论和修改中，马洪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坦率但很谦和，原则很强但不压制，讲话习惯用商量的口吻，委婉的语气，没有一点官场中经常见到的官腔，显得与其他有些领导非常不一样。如果他不同意有的同志的意见，他会说“这个问题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如果他认为我的文字表述不准确，他就说“这样写是不是更恰当………”。
国家经委于1956年6月组建，与计委职能不同，经委分管国民经济发展的年度计划。我们研究室的工作便是研究年度计划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分析有关部门报送的材料并及时上报。
马洪对撰写及上报的材料要求十分严格。我每写完一稿送他审阅时，除内容外，他对我的标点符号是否正确，简化字是否规范都要一一认真查看。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比如某种产品的原材料单耗是1.5公斤，如果你少写了一个不显眼的小数点，便成了15公斤，这岂不成了笑话！”所以我写的所有材料在准备提交马洪审阅前都要反复核对数字，连标点符号都不敢掉以轻心。后来我知道，我们撰写及上报的材料很多是直接进中南海的。
有一次，我们接到上面传话，写报告“要毛毛雨，不要倾盆大雨”。“要白毛女，不要茶花女”我有些莫名其妙，不解其意。马洪给我解释，这是指上报情况要言简意赅，不要长篇大论，要多用原地区或原部门的原始素材，不要多加修饰。白毛女是不加梳理的披散长发，而当时北京正在上演的根据法国大仲马小说改编的歌剧《茶花女》的女主角是经过涂脂抹粉以后的装扮。我明白了。原来这是异常形象的比喻式的指示。谁的？大家都心照不宣。马洪特别吩咐要认真执行。
那时马洪大约三十多岁，我二十多岁，他比我大不到一轮，都很年轻，干起工作来精力旺盛体力充沛。马洪的特点是不封闭，不拘泥，不教条，不盲从。思维敏捷，思路开阔，不知疲倦。我经常在与他的闲聊中发现他脑子里永远有新的问题在转。有一次他对我说，“王笃，做研究脑子里要经常有一个问题在思考在酝酿。等到这个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接着转移到另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要让自己的脑子经常处于一种动员的状态”。的确，我看到的马洪几乎没有什么闲下来的时候，工作勤奋到一种忘我的程度。他每天看大量的材料，保持对全国经济情况全面深入的了解。虽然他已是党内难得的实践型经济学家，但他始终保持着理论学习。我知道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定看书。他告诉我，他看书必选简装本，不用硬面精装的。因为这样躺着看书时便于翻页。
那时距“高饶反党集团”事件才两年，但在他身上却似乎看不到一点“精神创伤”的样子。我当然知道，在那个时代被牵扯进“反党集团”该是背负了多大的政治压力，要怎样的忍辱负重。尤其是后来我自己经历了政治运动的“洗礼”，一棍子被打到社会最底层二十多年，再来体会当年马洪的处境，对他背负山一样大的压力，而仍然对工作尽心尽力，勤奋敬业，鞠躬尽瘁。他这种超越平凡的人格让我钦佩不已。
马洪不仅相当重视经济理论的研究，而且同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十分热心经济领域的改革尝试。50年代，中国的工业企业管理全面学习效法苏联模式，管理权利高度集中，所谓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以致扼杀了企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普遍造成产品成本高，质量差，效益低，浪费大。马洪原在国家计委工作，对此有很深的了解。他到经委后，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56年底由经委委托化工部派出有关专业人员组成企业管理调查组，并指定我代表经委参加，一起赴大连对几家大中型国营企业进行了十多天的现场调查。调查结束后我受命根据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写了一份综合报告，分别详述了这几个企业劳动、财务、技术、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若干改革建议。这份报告以调查组的名义报国家经委，后经委再将此报告发送国务院各工业部委。不久经委主任薄一波主持召开了有关各部相关专业司局长会议，马洪也参加了这个由他推动的调查讨论。与会者结合他们的实际经验对企业管理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不少有针对性的建议，一套企业体制改革初步构想的尝试初现雏形。当时我对这个良好的开端感到欢欣鼓舞。但没想到，不久整风开始了，又一场政治运动来临了。这一企业改革的大胆尝试就此腹死胎中，一个良好的开端就这样一风吹了。但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马洪同志敢于挑战苏联模式，从实际出发，积极倡导企业改革，即使在今天回想起来也是非常大胆的。极其难能可贵的。
马洪同志还有一个特点，重视和放手使用年轻人。
我们政策研究室选支部书记时，马洪提议“老王”（我当时只有27岁，但马洪一直称我老王）为支部书记，大家一致举手通过了。当时只要是经委主任副主任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马洪都会通知我去列席旁听。让我及时了解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他对我说，既要了解全局，也要了解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态。
所以我经常旁听一些重要的会议，了解到一些重要的信息。1956年中共八大闭幕不久，薄一波曾召开有关部委的司局长会，会还没正式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闲聊，薄提高嗓门，插了一段话：“主席说了，八大决议中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应该仍然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矛盾。可已经形成的决议又是严肃的，不宜随便改动。但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还是需要这样来认识。”意味着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思想与党的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是不一致的。
当时北京的一些高校和学术单位都还在热烈地讨论八大刚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国内主要矛盾”这一论述。人们完全不会料到，八大决议中这一正确的论断没有经过任何组织程序，墨迹未干，就被党的最高领导人一句话否定了。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政治的复杂。可悲的是，这一句话背后所代表的思想日趋深化，乃至恶性发展，导致了十年后的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给国家、党和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
三、忘年之交
我和马洪同志除了白天工作上的接触，晚饭过后是我们经常交流的时间。那时我是单身，下班后经常去马洪家串门。我们俩在他的卧室里一坐就聊开了，无拘无束。他觉得我为人坦诚，好学，笔头较快，思想比较活跃，较少框框。工作不拖沓。有一次他要去外省出差，但手头还有一书稿出版社催稿甚急，其中还有一章没有写完，他就嘱我帮他执笔完成。后来书出版了，他拿到稿费后还跟我说要请我去吃北京烤鸭。后因那一段时间我们两人都实在太忙，始终未能一快朵颐。通常我们聊天时，话题甚广。既聊眼前事，也聊陈年往事。记得有一次他说起东北土改时期，他曾看到吊打一个地主婆逼其交出浮财，工作队还把这个作为经验到处推广。他对这种非人道的做法非常反感。另一次他跟随一位副总理视察某省一所大学，教授们热情邀请他们留下一起共进午餐，盛情之下这位副总理却拒绝了教授们的好意。马洪对我感叹道： 我们的清规戒律太多了，脱离群众了。
出于对马洪的尊重，我们聊天时绝不触碰“高饶反党集团”这一沉重的话题。但有一次不记得他自己为什么主动提及了。但说的不多。记得那次他很感性地说，“以前你没问题的时候就说你什么都好，一旦有事了，就说你什么都不行了…, 那时我整整一个月没有睡着觉啊。”“我那时太年轻了，太一帆风顺了…，”当时我听了，一时不知拿什么话来劝慰他，记得我说了一句：“让过去的过去吧。”
其时他仍蒙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没有摆脱高饶事件带给他的政治阴影。他心底的隐痛在那一晚隐隐地流露。这是我和马洪相处中唯一的一次。而我在为他抱不平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他对我的信任。
从那以后，我不再仅仅把马洪当作我的领导，也已从心底深处把他当成了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知己。
四、反右运动
1957年1月，中央公布了整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三风的决定。刚开始我认为整顿三风是针对领导干部的，跟我们年轻人关系不大。我听到经委的一些老干部私下议论说这次运动像42年的延安整风，并看到他们流露出忧虑的神色。对此我并不十分理解。
五月初，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召开了各局室的党支部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我做为政策研究室的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注意到贾拓夫在传达中特别强调整风中“要和风细雨，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积极帮助党整掉身上的三风。造成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统一，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大家听了心情振奋，纷纷表示一定帮党整掉三风。
帮党整风的指示传达以后，经委大院热闹起来了。大楼边贴满了鸣放的大字报，每天人头攒动，争相观看。办公室里几乎见不到人在埋头办公，各个局室都是一片嘈杂的热烈的鸣放会。经委政策研究室的鸣放会是我主持的。马洪是我们室的领导，但他为人正派，工作勤奋，作风民主，很受室里年轻人的敬重。在大家心目中，他身上没有一点三风的影子。于是大家的话题便转移到社会上的各种鸣放言论上。气氛逐渐活跃起来，但马洪始终很少说话，他只微笑着听我们这些年轻人在那里高谈阔论。他是延安出来的，经历过延安整风，两年前又刚经历过“高饶事件”，政治资历比我们深，经验比我们多。而我年轻，就有点不知深浅了。我是支部书记，加之又主持鸣放会，平时看的党内文件中的“阴暗面”多些，这时就把持不住了，不免急切而尖锐。鸣放会之外，我还写了《不要让保密制度窒息了经济科学的发展》的文章，觉得尽了一个普通党员对组织的责任。约在五月下旬，马洪给我看了中共中央发给党内高级干部的“绝密文件”，其中说到让鸣放的人“猖狂一个时期，先诱敌深入，再聚而歼之”，以及“钓鱼”之类的话，我看后十分震惊，原来鸣放和帮党整风竟是为了引蛇出洞，而所谓“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等等全是“钓鱼”的阳谋之计。
整风的热度没有持续多久，我就被6月8号《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棒打懵了。此时政治风向突然急转直下，热气腾腾的大鸣大放立马变成了义愤填膺的反右大批判。人们顿时惶惑的沉默下来。而党员们则又投入了批右，忙着对照检查划清界限了。经委党委还办起了一份反右大批判的刊物，还指定我为副主编。那时候，我白天参加开会批右，晚上为刊物审稿，一边审一边心里直犯嘀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仍然没有把自己与右联系起来，认为自己是衷心为党。随着运动步步深入，中央文件指出，“右派不仅党外有，党内也有，而且隐藏在革命队伍中，是更加危险的敌人。”我终于有点儿发毛了，感觉自己在劫难逃，因为我是政策研究室每次鸣放会的主持人，为起带头作用，鸣放的比别人多，还写了批评文章，质和量都应该够了，要是被无限上纲就难免入网了。这个心中的隐忧，终于在反右的高潮中成为了可悲的现实。
对我的批判会是与国防工业局合并一起召开的。主持人是一位穿着军呢服的局长。大家还是和风细雨，与人为善地帮我分析错误的根源，最后局长做结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马洪与以前一样，话不多，不得不说时说几句也不过头。倒是在以后几十年中我一直记得，当时在一边倒的批判声中，有一次批判会上，我的一位同事才晓予（80年代初任薄一波秘书）竟说了一些肯定我的话：“你以前在xx问题上立场观点都是正确的，为什么现在思想又变化了呢？希望你好好反省一下。”我当时感到诧异，才晓予提到的那个问题是我和马洪在他家卧室里两人聊天时说的，他怎么会知道？而且在当时那个气氛下他的调子显得与批判的大环境不协调。开完会，我回到宿舍想了很久，终于明白这是马洪透露给他的，意在让他托我一把，让我在这次政治风浪中不致被冲得太远。
由于想不通自己竟然反党，思想抑郁，终日恍惚，不久便开始吐血。但我坚持工作。马洪也没有对我另眼相看，一如既往的把工作交给我。甚至将某杂志社向他的约稿也让我来写。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实在难能可贵。
五、黯然惜别
1957年春，北京的绝大部分右派分子被遣送农场和北大荒劳改。一天，经委楼下停了一辆卡车，要将“分子”们送去北京火车站。我虽身体不适，但自知无法幸免。正在准备行李，马洪来到我的办公室轻声说，“老王啊，你身体不好，不要去了。”我无声的不知所措地望着他。过了一阵，他对我说，“你去石家庄钢铁厂工作吧，老郝在那里当党委副书记，你们也熟悉。你去那里也好有个照应。”（老郝是我以前的同事，原薄一波秘书）。上帝！我立刻意识到这是马洪帮我安排的。马洪话虽简单，但可以想象他为让我免去劳改营，又想办法安排我去石家庄，得跟有关部门费多少口舌花多少努力才让我躲过了这场生死劫！后来得知，经委组织部门已经把我放在发配去甘肃的名单上。九十年代我看了很多右派写的回忆录，才惊觉当初让我去的地方就是那个右派死得最多的臭名昭著的甘肃夹边沟！
临离开北京的前一晚，我悄悄来到马洪家，向他辞别。他对我说了很多劝慰和鼓励的话。要我在政治风浪中坚强起来，要经得起考验，不要消沉。当他送我到门口时，他一字一句地对我说：“老王，我不认为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先去，过些时候我再想办法把你调回来。”我站在他家的门口眼泪盈眶，哽咽无语。这几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我到石家庄后，带病努力工作，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期间，他大概从别人那里听说我身体仍然不好，寄来50元钱周济我。
一年后石家庄钢铁厂倒闭，在61年下放支农运动中，我来到了江苏农村，自此在乡间自食其力。先后做过公办代课，民办教师，不惑之年竟然还当过三年插队知青。其间历尽坎坷，尝尽了种种艰难和辛酸。直至1979年才获得改正。在这之前，大约1978年马洪辗转了解到我的情况，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你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叫我放心。信的最后他写道：“希望早日见到你。”
接到经委的右派改正通知后，不久又恢复了我的党籍和高教工资级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调令已到了如皋，这时我反倒十分犹豫。是回北京回到马洪身边还是留下来，继续做中学英语老师的培训工作？经过数天的激烈思想斗争，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坎坷，我对自己有了几分清醒的认识，以我喜欢自由思考和喜欢直言的性格以及很重的书生气，我知道自己不适宜再做与政治靠得太近的工作，让自己的后半生自由自在安稳一点吧。唯一感到不安的是，我辜负了马洪同志对我回京工作的期望，心中充满了对他深深的内疚。也许能稍稍告慰他的是，我后来先后获得江苏省的表彰和全国的“优秀教师”的称号。
80年代初，我因私事去北京，与马洪通电话相约见面，彼此都很高兴和期待。我到国务院去看他，出乎意料，他生病住院了。他出院后，给我来信对因病未能晤面感到十分惋惜，又满怀希望地说，“我们会有机会再聚首谈心的。”但那时候他已肩负重任，实在太忙，我又不在北京，我们终究不曾再见，我们的见面终于成了泡影。这成为我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历史在宏大叙事之外还有无数与之相连的细节。而正是在这些细节之处最能清晰地看到历史的偶然和必然。人也是如此。这些不经意的细节最能折射出一个人的品德和气质。大是大非可以勾勒出他的正面形象，而细节则丰满了他的侧影。马洪同志去世悠悠已经8年。我仍然深深怀念他。人一生可以有過几个工作，也可以有过很多领导，但不是每个工作都让你难忘，也不是每个领导都能让你终生怀念。我很幸运，在我的青年时期遇到马洪这样一位虚怀若谷，博学勤奋，为人正派，作风民主的好领导。他的人格，他的襟怀，他的工作和治学精神，他的格局，他身上的人情味，他的人性超越了时空，让我深为敬重和怀念。我们中国人说大爱不言谢，而我也已经没有机会向我的老领导言谢了。但马洪在我心中是一座丰碑，一座高大的丰碑。
（作者系江苏省如皋市教师进修学校退休高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