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东亚地区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小国的角色和行为广受关注，它们在中美之间采取的大国平衡战略成为考察地区秩序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由于受到外部客观环境和自身实力的约束，小国在应对地区安全秩序变化的过程中要同时处理地区体系、次地区体系和国内等不同层次的问题。除了需要考虑地区体系性风险和国内政治稳定性之外，在东亚地区实力层级中处于底层的小国还必须防范来自邻近中等强国的潜在或实际威胁。地区体系中的小国在维护国家安全时，重点关注次地区秩序的三种变化，分别是邻国之间战略矛盾的升级、邻国国内政治危机的外溢和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和解。为了防范和抑制这些次地区层面的不稳定因素，应对来自邻近周边地区的未知安全风险，小国会与处于实力层级顶层的大国建立特殊安全关系。柬埔寨、新加坡和韩国与一个特定大国紧密、持续的安全合作表明作为总体安全战略中不可或缺的考量，追随域外大国以对冲次地区潜在威胁是小国行为的重要补充性逻辑。

关 键 词：次地区体系  安全秩序  权力转移  追随战略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东亚国家间的安全矛盾集中爆发，表明地区安全秩序正处在转型的不稳定期。在这种背景下，地区中小国家如何应对权力转移和大国战略态势的变化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无疑，小国比大国的安全脆弱性更大，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变化对小国对外战略决策和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面对中美两个大国实力对比和战略竞争态势的变化，东亚地区中小国家面临的战略不确定性有所上升。由于它们目前难以对中美实力状况和战略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做出准确判断，理论上所有地区国家都需要为应对体系性变化做好战略准备，尤其是保持充分的政策灵活性。目前，大国平衡战略是这些国家采取的最为普遍的分散风险的措施。这意味着，原本在安全和经济上依赖美国的中小国家为应对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和实力优势消失的风险应该适当拉近与中国的战略关系；而对于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来说，则应该加强与美国的接触，以防范未来中美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发生不利于中国一方的变化。

关于东亚国家平衡战略的研究大多围绕它们与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展开。从对地区战略环境的偏好看，东南亚国家希望平衡包括军事、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四个维度在内的大国综合影响力。①在地区层面，它们对大国采取的是接触并使其深度融入国际和地区社会的战略，即“全面陷入(omni-enmeshment)”战略。②在东北亚，身为美国盟友的韩国也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接近中国，视中国为维持地区稳定的积极力量。③除了构建有利于安全和发展的地区秩序之外，国内政治因素也可能是地区国家采取平衡战略的原因。例如，有学者认为统治精英的国内政治需要、政权安全的国内压力都可能是中小国家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战略的动因。④即使是民主化改革前的缅甸也是由于不能而不是不想平衡对华、对美关系。⑤

然而，对中美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变化的顺应并不能解释地区中小国家对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全部战略反应。冷战后部分小国在一些时期就采取了与上述逻辑相悖的战略调整。比如，柬埔寨对华关系在近年来越来越紧密，在安全领域尤其如此。⑥2012年柬埔寨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高调地支持中国的南海主张，甚至不惜以柬美关系和东盟的团结为代价。2015年，柬埔寨又罕见地派遣国防高级代表团访华。类似地，在后冷战时代新加坡将美国视为地区秩序稳定的支柱，在安全上对美国的追随不断强化。新美于1990年和2005年分别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和《战略框架协定》两份重要的安全合作的文件。

如果单纯出于应对中美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变化的动机，新加坡不会选择在1990年和2005年这两个时间点推动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关系，因为美国仍然拥有极其明显的优势，中美关系也相对平稳。柬埔寨在美国亚太再平衡之后的战略选择与民主化后的缅甸趋同，即利用美国重新重视这一地区的契机着手分散中美竞争加剧带来的风险，适当减弱对中国的安全依赖或者寻求平衡发展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换言之，从时间点上看，地区体系层次的因素难以充分解释新加坡和柬埔寨强化追随的行为。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可能显著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因素即国内政治对新加坡和柬埔寨来说也比较稳定，在两国强化追随行为的时间点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既然两国的战略动机既不是为了应对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也不是为了缓解当时的国内政治危机，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一部分中小国家在中美实力对比、战略态势以及自身国内政治局势没有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不采取大国平衡战略以防范体系性风险，反而强化对某个大国的追随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第二部分梳理了关于小国或弱国为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能或者不太可能采取追随战略的既有研究。第三部分提出本文的解释框架，即在东亚地区实力层级中处于底层的小国除了要应对地区体系性和国内的风险外，还必须防范来自强大中等邻国的潜在威胁。两个邻国战略矛盾升级、国内政治危机外溢或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和解都可能对小国的安全构成冲击。为了抑制上述次地区层面的不稳定因素，小国会与在实力层级中处于顶层的大国建立特殊的安全联系。第四部分运用这一分析框架考察新加坡、柬埔寨和韩国与强大邻国的安全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与其他因素相互叠加的情况下如何影响它们的对外战略，特别是与美国和中国的安全互动。

二、关于小国追随的动机的既有研究综述

纵观国际关系的发展史，中小国家在安全上一般追随某一个大国，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大国势力范围或者安全集团中的一部分，较少在安全和外交上保持完全的独立地位。在大国安全竞争激烈的时期，小国的战略选择对大国来说更为重要。由于存在与苏联对抗的现实需要，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在冷战开始后对小国行为的关注度明显增加。对“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反思引发了关于小国是以结盟还是制衡的方式应对威胁国的学术争论。⑦冷战结束后，中小国家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秩序变迁成为研究热点，结合对小国制衡或追随二分法的反思，对冲概念和理论应运而生。对冲意味着一种相对平衡的对外战略，即防止在安全、经济等任何重要领域形成对一个大国的过度依赖。⑧本部分根据上述对小国对外行为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重点梳理小国为何会采取(或不采取)追随或加强(或不加强)与大国安全关系的既有观点。

首先，不少学者将小国普遍的追随倾向归因为体系层面的原因。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在较早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体系和秩序的变迁与追随战略密切相关。由于追随通常是为了获益而不是为了应对重大安全威胁，在体系变迁的过程中，小国的追随更有可能出现。⑨具体来说，有无限扩张目标的崛起国会招致一批追随者。类似地，大战结束之后也会出现一些追随胜利一方的国家，目的是免于遭受惩罚或从和平机制中获利。⑩换言之，追随在施韦勒看来是国家应对战略环境变化的一种投机行为。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得出了和施韦勒相反的结论。韦民在近期关于小国安全战略的著作中指出，当体系处在调整时期，小国采取平衡而不是追随战略的可能性将有所增加。他认为，如果大国实力对比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小国无法对大国的能力及其发展趋势做出准确判断，选择加入一方将对另一方构成安全压力，另外能否得到对方国家的谅解也是一大难题。(11)体系变动时期的不确定性会使小国采取追随战略的风险增加。不少研究在结合对亚太地区国家对外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印证了韦民的判断。这一类观点倾向于认为，在国际秩序的过渡期间，即体系充斥着不确定性的时期，小国追随的行为会有所减少，采取大国平衡战略可能性会增大。不少地区国家的对冲就是为了避免被迫“明确选择制衡或追随”的局面出现而采取的一系列战略组合。(12)

其次，小国的追随行为可能与其面临的安全威胁的强弱程度有关。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关于联盟形成的研究中指出，强国和弱国在追随行为选择上的表现并不一致。小国的追随倾向源自实力弱小，追随的对象一般选择邻近的强国。他指出，弱国之所以一般会追随实力占优势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是因为它加入其他联盟不能改变最终的结果，而强国却可以。(13)因此，如果威胁来源国在地理上靠近、实力远远超过自己并且具有迅速而有效的行动力，那么弱国更有可能追随。强国的弱小邻国更倾向于追随强国，以避免成为强国早期扩张的牺牲品。(14)冷战期间有不少研究小国战略行为的学者都认同这一逻辑，即小国比大国更有可能追随而不是制衡威胁国。(15)当然，追随威胁国以求自保的观点也遭到了一些质疑。一些反对者主张从政策偏好排序的角度，在大国竞争期间，倒向一方不仅会承担过度依赖和得罪另一方的危险，而且也不能获得联盟中的话语权，因此小国倾向于不结盟。(16)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小国不仅不会与崛起国结盟，甚至还与主导国一道对崛起国进行遏制。例如，对中美关系持零和观点的学者认为，两国的竞争局面阻止了地区国家追随崛起的中国，有利于美国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全关系。(17)

最后，除了体系、秩序的变动和安全威胁之外，也有学者主张，经济依赖是小国对大国采取类似追随行为的原因之一。有研究认为，缅甸、柬埔寨和文莱之所以采取追随中国的战略，不仅是因为三国对中国较低的威胁感知，还有高度的经济依赖。(18)与此同时，高度的经济依赖还使得对中国戒心较重的新加坡采取了对冲而不是制衡的对华战略。(19)也有学者从小国决策考虑因素的角度出发，认为一国与另一国搞好关系的背后有多重目的，这些动机落实在对外政策上是难以分割的。因此，紧密的经济合作也可以视为追随的表现。(20)然而，经济依赖带来的对大国的某种“顺从”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追随存在争议。反对者指出，为了扩大经济利益而与胜利方站在一起的行为不能算是战略上的追随，只是经济接触而已。(21)笔者认为，在讨论战略行为时，应更多地聚焦于安全而非经济的层面。

综上所述，小国追随的目的既可以是为了应对已知或未知的安全威胁，也可能从体系中获取某种好处或扩大经济收益。从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中不难看出，小国追随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小国的脆弱性，国际环境中蕴含着各种可能影响小国安全和独立的外部因素。这些因素来自不同的层次和议题领域。地区体系中的结构、秩序和规范的变迁，域外大国的介入、竞争和“忽视”，乃至邻国的国内政治、实力和战略意图对小国来说都是难以掌控，甚至是不容易预测的。可见，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因素除了来自地区体系层面之外，还可能出现在次地区层面。因此，为了应对多层次的战略风险，小国的对外行为也是多样化的。

具体到东亚地区，小国一般采取大国平衡战略以应对大国互动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可能带来的地区体系层面的风险。由于这一战略并不一定能帮助小国有效地防范次地区层面的潜在威胁，因此大国平衡战略并不能涵盖东亚小国对外战略行为的所有关键特征。为了进一步澄清战略环境对小国行为的影响方式，更加充分地理解小国战略选择的多样性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有必要将次地区层面的变量引入。本文认为，在大国战略关系相对平稳的时期，邻近的周边地区是小国对外战略优先考虑的外部因素。

三、实力层级、地缘政治结构与次地区安全秩序

在对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种次地区层面的解释，目的是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战略环境对小国行为模式的影响机制。这里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次地区安全秩序对小国来说至关重要?实力层级和特定的地缘政治结构是决定次地区安全秩序特征的核心要素。作为处在实力层级的底层且通常至少与一个中等国家或大国为邻的国家，小国在决策过程中所面对的物质性外部约束至少来自两个层次，分别是地区和次地区。由于次地区相对于整个地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小国的生存安全和主权独立首先受制于次地区层面的安全秩序，其次才是整个地区的安全状况。

(一)实力层级与次地区安全秩序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一般将不能对国际关系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笼统地归入小国的行列。随着理论发展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所谓的“小国”进一步细分为中等国家和真正意义上的小国。目前，学者们一般采用两类方法进行区分：一是根据国家综合实力的排序来定义，即通过对国家的经济规模、人口数量、领土面积以及军费开支等重要指标的排序来划分中等国家和小国。依据这一标准，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澳大利亚属于亚太地区典型的中等国家。(22)二是基于对国家行为影响力大小的评估给出的定义。也有学者试图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将中等国家定义为具备一定的实力基础且能够利用自身影响力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国家。(23)不具备这一实力基础和影响力的国家则被归类为小国。

之所以从学理上区分中等国家和小国，是为了考察实力地位不同的国家在国际关系进程和结果中扮演的角色有何差异。从这一角度看，按照国家行为的界定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一国对他国和地区体系产生的影响力。中等国家近年来在全球问题上发挥了更大且更积极的作用，甚至拥有自己的国际组织。(24)而小国则一般会认识到它不能单独或通过一个小集团的行动，对体系产生重要的影响。(25)除了影响力之外，国家的大小与其所感知的安全议题的重要性也有所差异。换言之，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安全利益差异明显。小国对影响其经济和发展的议题更为敏感，而诸如大国间竞争的整体态势、国际声誉和影响、扩大同盟或势力范围以及领土扩张等国际政治中的经典问题一般不是小国的核心关切。(26)可见，由于实力规模不同，中等国家和小国的利益诉求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性是显著的。这一点在东亚国家应对中美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变化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然而，在目前大多数关注上述议题的理论研究中，中等国家和小国的差别并没有被充分地展现出来。

由于存在基于实力的差别，有必要按照权力或影响力范围大小的排序对东亚地区的小国和中等国家进行分类，即划分实力层级并列举其相对应的国家。之所以使用实力层级而非“等级”，是因为等级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被赋予了“关系性”的意义，代指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的某种不平等状态，不再是对实力排序的单纯描述。为了理论框架的简洁性，本文按照实力的大小将东亚地区的国家划分为三个层次：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其中，能够决定性地影响整个地区安全秩序和国际政治结果的国家是大国，处于实力层级中的顶层；不能决定性地影响地区，但是能对塑造次地区秩序和国际政治结果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国家属于中等国家；其他国家属于小国，位于实力层级的底层。

实力层级的存在将一个地区的安全秩序分为不同的层次。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决定整个地区层面的安全秩序走向和无政府状态的具体表现形态。中等国家的行动能力更强且利益诉求较之小国更多元、更广泛，因此也比小国更加关注整个地区秩序的变化。比如，印尼在主导东盟事务和弥合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方面比文莱更加积极。由于域外大国一般不会持续而深入地介入具体的次地区事务，次地区安全秩序相对于整个地区来说通常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中等国家在塑造次地区安全秩序上往往发挥着比大国更直接、更关键的作用。而作为实力层级中的底层国家，小国相对于地区大国而言更容易受到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27)对小国来说，大国所塑造的地区秩序固然重要，但是次地区国家间的互动状态在其战略考量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

(二)地缘政治结构与次地区安全秩序

除了实力外，次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是另一个显著影响小国安全环境的外部因素。与国际关系的结构理论类似，地缘政治学也主要关注物质性因素的作用。不同的是，它为战略研究提供了一种权力分布之外的物质性分析框架，即地理特征的视角。(28)大多数围绕地缘政治开展的研究都关注大国的地缘博弈，尤其是陆地强国或海洋强国保持均势或追求霸权的大战略。实际上，地理因素对小国对外战略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其中，地理邻近度是威胁认知的基本指标，因为力量的投放能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因此，邻国给小国造成的威胁远比遥远的国家大。(29)

对一部分小国而言，地缘政治结构如果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小国的安全脆弱性将会更加突出。第一，如果小国的邻国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中等国家或大国，小国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敏感性将被进一步放大。这是因为，一方面，小国可能与强大邻国存在尚未解决的安全矛盾；另一方面，两国间的历史经历会强化实力悬殊给小国带来的不安全感。如果两者皆有，那么小国对邻国的外交必然会体现其安全顾虑。例如，越南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的态度不仅反映了对领土争议等现实问题的担忧，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领导集团和民众对两国历史摩擦的认知和记忆。小国在不对称关系中的敏感往往不单是小国政府的认知，也是小国国内政治共同体的普遍认知。(30)

第二，如果小国恰好处在地理要冲或者拥有重要的战略资源，中等国家或大国的战略关注将会进一步增加小国安全问题的复杂性。这一类小国的脆弱性往往也高于一般的小国。有学者将此类小国称为“小要国”。(31)例如，同为处在实力层级底层的新加坡和文莱，前者因其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位置而比后者更具脆弱性。有时中等国家或大国对战略要冲或关键资源的竞争甚至会损害相关小国的主权独立。比如，巴拿马地峡是北美东西海岸之间航线的必经之地，19世纪中后期隶属哥伦比亚联邦。英美等国在这一时期为争夺运河区的控制权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竞争。英国退出竞争后，美国为了长期、低成本地维持对运河的管控，成功策动巴拿马从哥伦比亚联邦独立。

简言之，与大国和中等国家不同的是，小国更加关注特定的议题和区域，对国际体系层面变动的敏感性相对较弱。(32)在小国看来，地区安全秩序中的不稳定因素不仅来自顶层大国的互动，也可能出现在范围相对较小的周边，即次地区。由于实力层级的存在和地缘政治结构的限制，次地区安全秩序一般来说是小国决策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的客观事实。次地区安全秩序的动荡将会直接影响小国的生存和独立。那么次地区中会存在哪些损害小国安全的潜在威胁呢?后文将对三种次地区安全秩序失衡的情况进行论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考察小国采取的应对策略。

四、次地区安全秩序失衡与小国的应对策略

次地区安全秩序是小国对外战略决策过程中重要且不易改变的外部因素。次地区安全秩序一旦失衡，将使小国的生存安全或独立自主受到冲击。具体来说，引发秩序失衡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分别是次地区中等国家之间的战略矛盾升级、国内政治动荡外溢以及中等国家达成以牺牲小国利益为代价的和解。对小国来说，无论发生上述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很难依靠一己之力扭转。因此，为了防止次地区秩序失衡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造成严重伤害，寻求与距离相对较远的大国建立特殊安全关系，成为小国制约毗邻中等国家、防范次地区安全风险的有效战略选择。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小国在发展与某个大国的安全合作时，也会适当对邻国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安抚。

(一)次地区安全秩序失衡

次地区安全秩序失衡的第一种情况是中等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现状被打破。在次地区层次，小国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邻国间的和平状态对于小国的生存和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当邻国相安无事时，小国的安全才有保障。换言之，小国安全极大地依赖强大邻国或者大国间的势力均衡状态。(33)尽管如此，作为次地区体系中实力弱小的国家，小国却普遍缺乏维持毗邻中等国家实力对比现状的能力。次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必然对该地区秩序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冲击。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崛起国与主导国实力接近时，两国之间更容易发生围绕主导权的冲突。(34)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次地区体系中的中等国家，尤其是当域外大国对次地区体系的权力渗透程度较小，在该地区既没有盟国，也不将该地区视为主要的战略关切时，小国的两个毗邻中等国家实力接近后的关系更有可能类似权力转移理论的判断。

处于优势地位的中等国家会想方设法地保持实力差距，防止其在次地区的主导地位被其他国家取代。而实力快速增长的毗邻国家则希望在既有次地区安全秩序的建构中增加话语权和影响力。两者之间的冲突最有可能首先表现在对次地区小国的争夺上。在这种情况下，小国的安全压力会有所增加，难以继续独善其身。这是由于一方面，毗邻国家会竞相通过激励或惩罚的方式争取小国的支持，小国保持独立自主和安全上的中立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任何一方在实力对比中获得明显优势意味着毗邻国家之间的相互牵制将无法维持，这也会使小国的处境变得不利。

次地区安全秩序失衡的第二种情况是毗邻中等国家的国内政治动荡。在一个特定的次地区之中，一国的国内政治动荡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可能会对邻国的边境安全甚至国内社会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国内政治动荡既可能发生在政治过渡进程中，也可能由政变或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这种动荡的最激烈表现形式是内战，即政治派别之间的冲突诉诸军事对抗或武装斗争。在多数地区大力推动一体化的背景下，地区国家之间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互联互通的程度更高，一国国内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极容易扩散和波及整个地区。一国的内部矛盾演变为地区性危机的概率有所增加。比如，近年来，如何缓解叙利亚难民的涌入对本国社会秩序的冲击是许多欧洲国家面临的问题。

尽管上述影响并非是发生危机的国家有意向邻国施加的，然而其后果同样不可忽视。例如，2010年起缅甸逐步开启了民主化进程，政治过渡引发的族群冲突、社会秩序动荡和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对峙都可能引发缅甸与邻国之间的问题。一些难民越界进入泰国、中国和孟加拉国，中缅边境缅甸一侧的武装冲突也波及了中国的村镇。如果危机外溢效应影响的对象是小国，那么受影响的将可能不只是局部地区。由于实力的约束，在应对来自邻国或次地区其他国家重大国内问题的负面影响时，小国往往表现得能力不足。因此，小国一般对邻国的国内政治动向十分敏感，以求在危机蔓延之前做好相应的准备。比如，2017年6月菲律宾政府在南部城市马拉维与恐怖分子发生冲突后，新加坡就提出愿意提供战机支持菲律宾的反恐行动。

次地区安全秩序发生变化的第三种情况是小国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邻国以小国利益为代价达成某种安全和解，目的是扩张势力范围、绥靖共同的战略对手或争取备战时间等。国际关系史上最典型的案例是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苏联和德国事实上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波兰和东南欧国家进行了势力范围的瓜分。苏联通过这一条约赢得了战争准备的时间，而德国则成功地避免了在战争初期就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在这一过程中，中东欧地区的安全版图被改写，相关小国的利益被完全忽视了。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权规范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小国的生存和独立基本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邻国以共谋的方式瓜分小国领土或侵夺小国权益的现象极为少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地区中小国家不再有类似的担心。例如，与多个大国为邻的东盟一方面不希望看到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之间的竞争加剧，同时又要防止这些国家以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35)东盟的顾虑表明，大国之间对地区安全秩序走向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协调依然可能会使相关地区国家利益受到一些不利影响。在当代国际关系现实中，由于邻国之间一致决定以牺牲小国利益的方式实现某种战略目的情况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因此本文第五部分将不再选取案例论证这一逻辑。

(二)小国的应对策略：对次地区外大国的追随

以上三种情况均表明，毗邻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国内政治动荡外溢以及共谋等次地区安全秩序的变动都可能恶化小国的战略安全环境。尽管小国的安全高度依赖次地区秩序的稳定，但是在面对上述安全危机时，小国却不一定能在次地区层面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当物质性实力不足以防范潜在安全风险时，通过建立某种“关系”来弥补就成为小国安全战略的常见手段。对小国而言，既然难以靠自身力量恢复次地区层面的稳定，那么借助与域外大国的安全合作来制约毗邻中等国家就成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一方面，从威胁认知的角度考虑，在小国看来，距离遥远的霸权国家的负面影响远比邻国要小。(36)由于遥远的或域外的大国在次地区可能没有领土诉求或者扩张的历史，小国领导集团和民众在心理上的负担和顾忌较小，这同时也意味着，决策者在做出与大国安全合作的决定时不容易遭到国内的反对和阻挠。另一方面，从能力的角度看，处于实力层级顶层的大国与小国的毗邻国家相比，一般具有明显的实力优势。在一些情况下，次地区外大国甚至与小国的邻国之间存在一些安全矛盾。这使得大国更容易积极地响应小国发展安全合作的诉求。因此，与大国建立特殊的安全关系是小国用来制约和限制毗邻中等国家的一个重要方式。

历史上不乏小国在次地区层面难以找到缓解安全压力和危机的途径，通过与第三国特别是次地区外大国进行合作以应对危机的例子。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实力差距的缩小使得东北亚次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特征由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转向中日对势力范围的竞争。随着实力天平持续向日本倾斜，部分朝鲜王室成员开始寻求俄国的帮助。尽管俄国当时已在中国东北地区确立了势力范围，然而由于战略重心不在远东，俄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程度小于中日，可以被视为次地区外的大国。俄国的干预虽然没能重新实现次地区均势(即日俄均势)，但是短暂地推迟了日本正式吞并朝鲜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小国在一些情况下可以选择与哪一个次地区外大国合作，但是合作是否能有效地恢复次地区原本相对稳定的实力对比状态不是小国所能左右的。

小国寻求大国的帮助以应对次地区安全秩序失衡的举措往往体现为对大国的追随战略。在追随哪个大国的问题上，小国是否有选择的余地因情况而异。从小国自身的意愿来看，它们往往希望选择没有历史恩怨、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相近的大国作为合作对象。然而，客观情况可能没有给小国提供更多的选项。这一方面是因为，小国所青睐的大国不一定愿意卷入次地区安全事务换取小国的追随。大国的利益范围广、关注点多，小国所在的次地区在大国的战略排序中未必处于优先位置。大国会因为预期成本太高或维护与次地区中等国家关系等原因拒绝小国的请求。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胡志明在抗法战争初期曾向斯大林求助，希望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能够为越南北部提供武器和物资方面的援助。而苏联当时的主要战略关切是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出于不得罪法国的考虑，苏联婉拒了胡志明的要求并建议中国承担援助重任。

另一方面，在一些情况下，小国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可能是因为缺乏现实中的可操作性，而并不是大国或小国没有增进彼此安全合作的意愿。一般来说，受限于地理条件，内陆小国在安全上追随次地区外大国的可行性不大。比如，作为被中俄两个大国环绕的内陆国家，蒙古国几乎不存在通过安全上追随遥远大国来抑制邻国潜在威胁或对冲次地区安全风险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蒙古国没有类似的政策倾向。蒙古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曾提出“第三邻国”的说法，试图全面发展同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关系，特别是寻求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平衡对中俄的过度依赖。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追随大国并不能涵盖小国应对次地区安全秩序动荡的所有战略手段。在与次地区外大国推进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小国必须顾及周边国家的反应，特别是追随的行为是否对邻国造成直接威胁。(37)因此，小国在安全上追随大国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对邻国进行一定的安抚，保持对邻国外交和对大国外交之间的微妙平衡，避免与大国的安全合作刺激邻国。这是小国邻国优先战略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比如，柬埔寨在2012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坚定地支持中国的南海主张，此举招致越南方面的强烈不满。为了缓和趋于紧张的柬越关系，首相洪森(Samdech Hun Sen)于2013年到访河内并在与时任越南总理阮晋勇会谈时强调要继续深化两国传统友谊和全面合作。

五、案例研究

冷战结束后，东亚各地区国家之间维持了基本的和平状态，相对稳定的地区和次地区安全秩序极大地改善了小国的安全状况，包括小国在内的多数地区国家都将战略关注点转向推动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此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无论是在地区还是次地区层面，国家的边界都变得更加模糊，域外大国的影响力会通过各种形式渗透进来。次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大变动必然会引起大国的关注和介入。次地区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特征在二战后逐渐淡化。因此，次地区中等国家和小国的安全互动逻辑往往与国家的其他行为模式交织在一起，或者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

既然小国的生存安全不再受到毗邻中等国家的直接威胁，那么小国是否就不再需要通过追随大国防范次地区安全风险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对小国来说，虽然一般情况下次地区安全风险达不到危机或威胁的水平，小国与毗邻中等国家之间的现实安全矛盾、中等国家之间出现战略竞争和国内政治不稳定因素外溢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维持与次地区外大国的良好关系，在必要时深化安全合作的程度、增加安全互动的频率依然是小国约束毗邻中等国家，对冲以上三类风险的重要手段。本部分将集中讨论柬埔寨、新加坡和韩国通过与顶层大国建立特殊安全关系应对次地区安全问题的事件，在论证前两部分提出的理论分析的同时，强调以防范次地区风险而采取的追随是小国重要但非唯一的行为规律。

(一)泰越战略竞争与中柬特殊关系

由于国家数量相对较多，东南亚地区一般被分为大陆东南亚和海洋东南亚两个次地区。在大陆东南亚，柬埔寨、老挝属于典型的小国，而泰国、越南由于在中南半岛上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可以归入中等国家的行列。美国和中国对于这一次地区来说是顶层大国。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的综合国力在中国之上，然而在大陆和海洋东南亚次地区，美国的实力渗透并不十分深入，战略关注程度也相对有限，与东北亚次地区相比尤其如此。因此，中美都可以被视为大陆东南亚这一次地区的域外大国。对柬埔寨而言，次地区安全秩序中的实力层级是比较明确的，地缘政治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与越南和泰国两个实力强于自身的中等国家为邻。

作为实力层级中的底层国家，柬埔寨长期以来一直与泰国和越南有着明显的实力差距，无法依靠自身力量与两个邻国实现势力均衡。历史上，柬埔寨是泰越之间的一个“篱笆”。由于地形狭长易攻难守，越南将柬埔寨视为不可或缺的战略后方，而把老挝和柬埔寨作为缓冲地带也是泰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要主题。(38)殖民者到来之前，柬埔寨是中南半岛上两个霸主暹罗(泰国的旧称)与越南竞争的焦点，其边界在泰越两个强邻的蚕食下不断收缩。泰国更倾向于通过宗教和文化加深对柬埔寨的影响，而越南则希望对柬埔寨提供安全保护。尽管两国所偏好的影响方式不同，但目标是类似的，而且都会造成柬埔寨独立性遭到削弱的结果。(39)19世纪中后期，法国的介入又使得柬埔寨沦为殖民当局与暹罗王国的缓冲国和竞技场。随着法国殖民扩张步伐的加快，暹罗与越南的实力均势状态被打破，柬埔寨也被迫于1863年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1953年，柬埔寨摆脱了法国殖民者的控制获得了独立。然而，次地区安全秩序中的物质性约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柬埔寨的安全和独立。刚刚过去的历史经历又加深了柬埔寨对泰国和越南意图的担忧。柬埔寨的主要安全目标依然是减小来自两大邻国的威胁。在难以依靠自助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柬埔寨不得不寻找稳定次地区安全秩序的替代性方案。为了缓解对次地区潜在安全风险的担忧，独立后的柬埔寨曾考虑过与美国建立安全关系。由于柬埔寨与泰国、越南之间的历史恩怨和现实力量的悬殊对比，柬埔寨希望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特别是规定各方具体义务的明确安全承诺。(40)

柬埔寨代表森沙里(Sam Sary)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曾表示，如果和平不能在中南半岛实现，特别是如果“越南志愿军”不撤出柬埔寨的话，柬埔寨将可能与美国进行合作。(41)然而，由于越南北部、老挝和柬埔寨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了基本一致，柬埔寨又与美国扶植的越南南部政权频繁发生摩擦，并且意识到美国开始接替法国插手地区安全事务，特别是在战略上支持越南南部，柬埔寨最终拒绝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此举意味着在挑选安全合作的大国时，美国因为能够抑制越南北部而被柬埔寨纳入考虑范围，又因为鼓励越南南部的扩张计划而被排除在外。

在放弃与美国建立特殊安全关系的同时，柬埔寨将目光转向另一个次地区外的大国，即中国。日内瓦会议后，西哈努克亲王开始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两国于1958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60年12月，柬埔寨和中国签订《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柬埔寨获得了中国不干涉其领土主权的郑重承诺。与此同时，中柬还签订了经济技术援助议定，中国将据此向柬埔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时期一般被称为中柬两国“特殊关系”的形成时期。(42)

中柬“特殊关系”在帮助柬埔寨抵御邻国威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改变了中南半岛的战略环境。(43)柬埔寨的另一强大邻国泰国对越南的扩张极为不安。入侵柬埔寨的越南军队甚至与泰国发生了边境冲突，泰越矛盾也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柬埔寨在次地区秩序失衡的情况下更加无力自保。在越南侵略开始后，柬埔寨就迅速密切了与中国的安全关系。柬埔寨三个主要党派在反抗越南扶植的“高棉共和国”过程中都曾接受过中国提供的援助。这一时期，中国还与美国展开合作在国际上孤立越南。(44)越南撤出柬埔寨和联合国介入解决柬埔寨问题使得次地区安全秩序趋于稳定，泰国对越南觊觎中南半岛主导权的担心也随之缓解。柬埔寨恢复了作为泰越缓冲国的相对独立地位。(45)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对柬埔寨的影响力日渐增大。尽管如此，在柬埔寨的对外关系中，泰越依然是其重要的外交战略考量。(46)柬埔寨国家安全的一个隐患是柬泰边界问题。2003年泰柬关系就曾因泰国国内关于吴哥窟归属的言论降至冰点，两国民众之间也愤怒相向，泰国甚至因此召回了驻柬埔寨大使。(47)时任泰国总理他信甚至指示皇家空军进入备战状态，以准备对柬埔寨实施报复性打击。在中国政府的斡旋下，泰柬关系才逐渐恢复。(48)2008年至2011年，泰柬在柏威夏古寺附近的边境地区爆发了数次冲突。(49)尽管此前的泰柬冲突在中国或东盟的调解下有所缓和，但是领土问题始终是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重要安全矛盾。泰国和柬埔寨之间持续的互信缺失和相互威胁的状态随时可能引发武装冲突。(50)

与此同时，越柬关系也并不平静。长期以来，越南一直希望在中南半岛上扮演领导作用，这意味着它必然要加强对柬埔寨的影响力。(51)目前，两国之间的安全矛盾主要是领土争议和跨境民族问题。如何防止领土争议演变为对峙或冲突是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52)近年来，与越南的陆上领土争议仍然时常对柬埔寨的边境安全构成威胁。2015年7月，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部长迪班(Tea Banh)率高级官员代表团访华。有分析人士指出，在迪班访华前一周，柬越两国因边境主权归属问题发生冲突并造成数十人的死伤。边境不安促使柬埔寨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以求减轻来自越南的安全压力。(53)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独立后的柬埔寨与中南半岛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即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在友好和冷淡之间摇摆，这主要取决于中美是支持还是抑制越南或泰国对柬埔寨的觊觎。(54)由于与两个相对强大的邻国之间都存在悬而未决的领土纠纷，柬埔寨对外战略的邻国优先特征在冷战结束后依然较为明显。柬埔寨有时候倾向于与中国站在一起，特别是当越南和泰国这两个强大的邻国切实威胁了它的国家安全时。(55)对中国持续的安全需求促使柬埔寨在南海争议等敏感问题上始终坚定支持中国的基本立场。

(二)宗教、族群问题与美新“准盟友”关系

除了中南半岛之外，东南亚地区的另一个重要次地区是海洋东南亚。在这一次地区的实力层级中，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是中等国家，新加坡和文莱属于小国。尽管与文莱同样处在实力层级的底层，新加坡的安全脆弱性却远大于文莱，这主要是因为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以及在族群和宗教上的独特性。从族群构成的角度看，新加坡是马来人环绕的小国，华人占其总人口的75％左右，也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特殊的族群构成与新马特殊关系共同构建的“新加坡困境”是新加坡安全面临的持久挑战。(56)

在宗教信仰方面，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穆斯林人口聚居区之一，除了菲律宾北部和新加坡之外，海洋东南亚大部分居民的宗教信仰为伊斯兰教。在穆斯林人口众多的次地区，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征进一步加剧了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的特殊性。因为与族群和宗教等国内政治议题密切相关，加之新加坡在自然资源和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对外依赖，新加坡与印尼、马来西亚关系的敏感程度超越了一般邻国双边关系的范畴。也正是因为如此，新加坡与邻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并不经常在公开场合讨论。(57)

自独立以来，印尼和马来西亚在安全上的潜在威胁始终在新加坡安全考量中占据核心位置。早在独立前夕，新加坡的两个中等邻国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就处在剑拔弩张的状态，次地区安全秩序极不稳定。这一时期，印尼认为即将成立的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在内的马来西亚联邦是英国殖民者策划的阴谋。加之英国在马来西亚拥有军事基地，这意味着印尼将要面对一个有英国保护和支持的强大邻国。(58)印尼时任总统苏加诺(Bung Sukarno)认为，马来西亚在联邦建立的过程中已经成为英国殖民者的帮凶。(59)

基于上述判断，1963年至1966年，印尼对马来西亚实行了“对抗政策”，同时鼓动文莱反抗马来西亚。(60)与此同时，印尼在外交场合的公开表态和具体措施上反对、阻挠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1966年，苏加诺签署了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外长达成的和平协议，两国的对抗关系才正式结束。(61)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对抗使得新加坡独立前后的次地区安全秩序动荡不安。1965年来自印尼的恐怖分子袭击了新加坡的麦唐纳大厦，造成了数十人的死伤。(62)由于刚刚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尚不稳定，1969年马来西亚国内的种族冲突波及新加坡，后者对此一直心有余悸。(63)邻国的优先性被新加坡政要多次提及，新加坡驻美大使许通美(Tommy Koh)指出，新加坡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就是保持同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睦邻友好关系基础之上的外交。只有同邻国政府和人民搞好关系，新加坡才能维持其在东南亚的地位。(64)

对新加坡来说，次地区秩序中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缓解自身的不安全感，新加坡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次地区外大国作为依靠。在独立之初，新加坡曾寄希望于英国的帮助。然而英国在1966年的国防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英国无力继续在东南亚维持军事存在，释放出英军即将撤离的信号。(65)新加坡随即将目光转向美国。新加坡与美国维持紧密安全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平衡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威胁。(66)美新特殊安全关系的存在使得新加坡能够借助美国的军事外交实力，抵制任何可能威胁新加坡主权独立的企图。(67)在亚太国际体系中，新加坡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平衡力量。吴翠玲(Evelyn Goh)指出，新加坡在众多次地区外大国中之所以选择信任美国，主要是因为地理上的距离削弱了其称霸地区的能力，非帝国的历史也证明了美国是一个善意的霸权。(68)尽管与美国没有正式的同盟关系，但是新加坡与美国安全关系的密切程度在一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正式的盟友泰国和菲律宾。正因为此，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将新加坡称为“准盟友(quasi-alliance partnership)”。(69)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度有所下降，新加坡十分担心美国重回孤立主义。为了将美国“留住”，新加坡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990年与美国签订《军事合作谅解备忘录》，赋予美国海空军使用新加坡的军事设施的权利。1992年美新就将原设在菲律宾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的后勤指挥机构转移至新加坡一事达成协议。美军撤出菲律宾之后，新加坡的军事基地成了美军在东南亚仅剩的立锥之地。值得注意的是，为防止邻国的不满，新加坡在强化安全上对美追随的同时，对邻国进行了外交上的安抚。在签订《备忘录》之前，李光耀派人赴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就美新关系的进展进行解释，希望获得邻国的理解。马来西亚和印尼最初表示反对，然而在1992年2月中国出台《领海及毗邻区法》之后，两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70)新加坡对邻国的顾忌也体现在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上紧跟印尼的脚步。(71)

在后冷战时代，新加坡在民族主义和地区恐怖主义等方面表现出对邻国特别是印尼的警惕。与此同时，新加坡也依然被邻国视为“异类”。印尼前总统哈比比(Habibie)曾声称，新加坡是绿色海洋中的小红点，他从未将其视为朋友。(72)新加坡与邻国间的摩擦时常引发彼此对对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九一一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蔓延成为新加坡安全的重大隐患。“基地”组织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的部分地区较为活跃，对于次地区唯一保持冷静的国家来说，新加坡成了各方的焦点。(73)2001年年底，新加坡摧毁了“伊斯兰祈祷团”策划的一起以欧美国家驻新使馆人员为目标的恐怖袭击。2002年巴厘岛恐爆案再次表明，海洋东南亚的反恐形势已经极为严峻。为了防止邻国国内的恐怖分子发动针对新加坡的袭击，增强自身反恐能力，2005年新加坡与美国签订了《增进防御安全合作和伙伴关系的战略框架协议》，进一步密切了与美国在地区各议题领域上的安全合作。新加坡的这一举动主要是出于免受邻国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的考虑。

除了强化美新双边关系之外，通过东盟加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次地区外大国的接触，保持一个相对开放的次地区，也是新加坡间接约束邻国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印度和日本也是促进地区多元化的重要力量。在新加坡的对外战略中，借助外部力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促进东南亚内部的力量平衡、对区域内强国进行约束，消解区域内强国对新加坡使用武力的可能性。(74)当然，在更大的地区层面上，中国崛起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化也不可避免地影响新加坡的战略选择，但次地区层次的威胁和战略考量仍然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中日韩战略三角与美韩同盟

要考察实力地位在塑造小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了解其在特定地区实力层级中的位置比在全球范围内的实力排序更有意义。因此，只有在具体的次地区中才能准确地定义实力层级及其相对应的国家。东亚地区存在的三个实力层级现象在不同次地区之间表现得并不完全一致。在亚太国际体系中，韩国从实力规模和影响力的角度都应被归为中等国家。(75)然而，在东北亚次地区，韩国和蒙古国、朝鲜一样属于底层国家。美国因其拥有两个安全盟友、众多军事基地以及数万驻军，属于这一次地区实力顶层的大国。而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均处在实力层级的中间位置。

自独立以来，东北亚次地区的稳定始终是韩国安身立命之本。朝鲜战争结束后，美韩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韩国成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一员。韩国在安全上追随美国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避免重演甲午战争后遭到日本殖民统治的悲剧，而是在半岛分裂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应对来自朝鲜的持续威胁。然而，朝韩关系远不能涵盖东北亚安全秩序的全部。对韩国来说，美国安全保护的存在和强化还起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压制了中国介入半岛安全事务的能力，二是通过同盟定义了战后日本的地区角色，有效地约束了其对外行为。只有在美国的保护之下，韩国才既有能力应对中朝潜在的威胁，同时无须担心领土再度被日本觊觎或侵犯。从这一角度出发，美韩同盟对韩国的意义实际上超越了半岛这一安全议题。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韩美同盟并不能解决韩国所有关于邻国的关切。比如，韩国在工业化初期要维持独立自主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经济领域处理好和日本的关系。之所以存在这一顾虑，是因为韩国在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中的重要性低于日本，因此它极为担心在接受美国经济扶持的过程中被打造成日本的经济附庸。

20世纪50年代，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在设计美国二战后东亚战略时以日本为中心，主张将日本扶植为一个具备强大工业和军事能力的中心国家，而贫穷落后的韩国则仅被视为日本的贸易伙伴。(76)20世纪60年代，由于日本遣返朝鲜人的问题，日韩两国再起争端，美国援引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强调人员的自由流动和定居，事实上否定了韩国的诉求，目的是寻求与日本推动安全条约的修订。(77)从这一点看，美国对美日同盟的重视程度高于美韩同盟。韩国在这一时期有意识地阻止美国再次把韩国变成日本边缘地区的企图。(78)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韩国坚持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也与其避免成为日本经济附属的想法有很大关系。由此可见，尽管追随美国显著地缓解了来自日本的安全威胁，但是韩美同盟的存在并不总是能满足韩国成为一个富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需求。

尽管如此，对于与中日俄三大强国为邻的韩国来说，美韩同盟始终是维护韩国核心安全利益的关键。冷战结束后，一方面，韩国不信任日本这一曾经的殖民宗主国，担心日本右翼倾向强化。尽管有美国的撮合，日韩在领土争议和历史问题上的利益分歧和情感纠葛依然阻碍了两国安全合作的推进。(79)另一方面，韩国又对中国崛起的持续性、稳定性以及能否成为地区主导者持怀疑态度。(80)由于对两大邻国都有一定程度的顾忌，韩美同盟的存续对次地区安全秩序的稳定器作用对韩国来说依然非常重要。有韩国学者表示，韩国不可能选择孤立或中立的安全战略，自助成本又极其高昂，而且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都表明自助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大国战争的牵连，与大国结盟是最好的选择。(81)而韩国无论是与中国还是日本结盟都会使得另一国感到极为不安全，次地区安全秩序将难以维持长久的稳定。一项韩国智库的研究报告判断，中日在地区的竞争还会加剧，韩国需要为对冲其中的不确定性做出相应的努力。(82)由此可见，即使在当前朝鲜问题的战略优先级有所提高的情况下，韩国也依然不能忽视防范来自强大邻国的潜在风险。

在周边大国林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韩国有与区域外大国结盟的倾向。(83)其选择美国作为追随对象的战略考量包括：两国之间没有领土争议、地理上距离遥远、美国击败过日本和朝鲜的事实以及与美国相近的意识形态。(84)与美国结盟无疑增强了韩国应对次地区安全秩序变动，特别是中日战略竞争的能力。有韩国学者明确地指出，“韩国是在韩美同盟基础上实现民主化与经济繁荣的”，“夹在中日之间、军事力量弱小的我们若与美国分离，还怎么搞自主?”(85)

韩美同盟给韩国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生存安全和独立自主的次地区安全秩序。对韩国来说，美国的安全保护无可替代。在半岛问题严峻的情况下，韩国不惜牺牲与中国的关系为代价坚持部署“萨德”以保住美国的战略支持。此外，朴槿惠政府还顶着国内压力“顺从”美国的意愿，强化了与日本的军事关系，签署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事实上，无论是与中国交恶还是与日本和解，都不是韩国政府和民众所希望的，然而为了稳定住美国持久的安全保护，韩国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政策转变。换言之，在韩国看来，只要确保美韩同盟关系牢固不动摇，对日、对华关系出现一些不利于己的变化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与新加坡和柬埔寨不同的是，近年来韩国所在的次地区实力层级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实力地位的显著提升和中美日实力对比状态的改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自2010年后超越日本并持续接近美国，中国在这一次地区实力层级中的位置从中层逐渐向顶层迈进。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再考虑到美日同盟的强化，东北亚次地区的实力层级将由三个变为两个。在可预见的未来，韩国将直接面对与两个顶层大国为邻的局面。对韩国而言，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与应对中美权力转移这两个问题将交织在一起，使其战略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和敏感。

六 结论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通常将国际体系视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关注由主要大国塑造并维系的全球体系。在现实中，每个国家都需要同时在全球、地区和次地区三个层次上与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展开互动。由于实力的约束和利益范围的限制，不同国家在每一个层次的活跃程度不同，关注的重点也有差异。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小国而言，全球和地区层次的安全秩序并不总是其决策时所考虑的主要外在因素，也不是其制定对外战略时唯一重要的外部约束条件。邻近地区的实力对比和国家间关系的分化组合对小国的影响更为显著，也使得次地区秩序成为小国实现安全、福利和自主性等重要利益的关键因素。毗邻中等国家的战略矛盾升级、国内政治动荡或达成以小国独立为代价的和解都是次地区安全秩序失衡的具体表现。为了防止上述情况危及自身的安全和独立，小国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是与威胁认知程度较低且能力强于毗邻中等国家的域外大国建立紧密的安全关系。作为不可忽视的补充性行为逻辑，小国对大国的追随包含了防范次地区安全风险的意图。这一逻辑显著地体现在美韩同盟、美新“准同盟”和中柬特殊关系上。

强调上述行为逻辑在理解小国对外战略中发挥的补充性作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不难看出，小国追随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小国与大国结盟有时是为了应对特定而明确的安全威胁，而这一安全威胁不一定来自实力明显强于小国的邻国。比如，朝鲜导弹和核技术的发展对韩国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是韩国紧密追随美国的重要原因。第二，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多的因素弱化了小国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深入，次地区国际体系日渐开放，经济发展也取代安全竞争成为多数地区国家对外战略的主要内容。对大部分小国来说，冷战后的国际和地区环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舒适和友好。在次地区潜在安全隐患有所减少的情况下，为了对冲邻国压力而强化对大国追随的行为也不如冷战期间和二战之前那样明显。尽管次地区层面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小国的生存和独立客观上能够得到周边国家的尊重。小国对邻国的担忧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心理层面的威胁认知，而不完全是出于对现实存在的安全矛盾或威胁的反应。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背景下小国的行为逻辑而言至关重要。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John David Ciorciari,“The Balance of Great Power Influence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9,No.1,2009,pp.157-196.

②Evelyn Goh,“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2007/2008,pp.120-121.

③David C.Kang,“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9,No.1,2009,pp.1-28.

④Kuik Chen-Chwee,“The Essence of Hedging: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0,No.2,2008,pp.159-185; Ruonan Liu and Xuefeng Sun,“Regime Security First:Explaining Vietnam's Security Policies Towards the U.S.and China(1992-2012),” The Pacific Review,Vol.28,No.5,2015,pp.755-778.

⑤Antonio Fiori and Andrea Passeri,“Hedging in Search of a New Age of Non-Alignment:Myanm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The Pacific Review,Vol.28,No.5,2015,p.682.

⑥Prashanth Parameswaran,“China Just Gave Cambodia's Military a Boost,” The Diplomat,May 27,2015,https://thediplomat.com/2015/05/china-just-gave-cambodias-military-a-boost/，访问时间：2017年8月1日。

⑦Eric J.Labs,“Do Weak States Bandwagon?” Security Studies,Vol.1,No.3,1992,p.383.

⑧Kuik Cheng-Chwee,“The Essence of Hedging: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pp.159-185; Brock F.Tessman,“System Structure and State Strategy:Adding Hedging to the Menu,” Security Studies,Vol.21,No.2,2012,pp.696-727; Suisheng Zhao and Xiong Qi,“Hedging and Geostrategic Balance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Toward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5,No.100,2016,pp.485-499.近年来，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对冲的声音，参见Darren J.Lim and Zack Cooper,“Reassessing Hedging:The Logic of Alignment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Vol.24,No.4,2015,pp.696-727。

⑨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1994,pp.72-107.

⑩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p.107.

(11)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12)Evelyn Goh,“Understanding ‘Hedging’ in Asia-Pacific Security,” Pacific Forum CSIS,Honolulu,Hawaii,August 31,2006,PacNet,No.43.

(13)Stephen M.Walt,“Alliances: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in Robert J.Art and Robert Jervis,eds.,International Politics:Enduring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London:Pearson,2012,p.114.

(14)Stephen M.Walt,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17.

(15)Annette Baker Fox,The Power of Small Stat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Robert L.Rothstein,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 Michael Handel,Weak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London:Frank Cass,1981.

(16)Eric J.Labs,“Do Weak States Bandwagon?” p.384.

(17)Thomas J.Christensen,“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1,2006,p.107.

(18)Ian Tsung-Yen Chen and Alan Hao Yang,“A Harmonized Southeast Asia? Explanatory Typologies of ASEAN Countries' Strategies to the Rise of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Vol.26,No.3,2013,pp.265-288.

(19)Ian Tsung-Yen Chen and Alan Hao Yang,“A Harmonized Southeast Asia? Explanatory Typologies of ASEAN Countries' Strategies to the Rise of China,” pp.265-288.

(20)Le Hong Hiep,“Vietnam's Hedging Strategy Against China Since Normaliz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5,No.3,2013,pp.336-337.

(21)Denny Roy,“Southeast Asia and China: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7,No.2,2005,p.307.

(22)Ralf Emmers and Sarah Teo,“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of Middle Powers in the 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5,No.2,2015,p.189.

(23)David Hundt,“Middle Powers and the Building of Regional Order Australia and South Korea Compared,” Korea Observer,Vol.42,No.1,2011,p.75.关于中等国家概念的讨论可参见Bruce Gilley and Andrew O'Neil,“China's Rise Through the Prism of Middle Powers,” in Bruce Gilley and Andrew O'Neil,eds.,Middle Powers and the Rise of China,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4,pp.1-22；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第24-41页。

(24)Tong Fi Kim,“South Korea's Middle Power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 in Bruce Gilley and Andrew O'Neil,eds.,Middle Powers and the Rise of China,pp.86-96.

(25)Robert O.Keohane,“Lilliputians' Dilemma: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2,1969,p.296.

(26)Maurice A.East,“Size and Foreign Policy Behavior:A Test of Two Models,” World Politics,Vol.25,No.4,1973,p.560.

(27)Miriam Fendius Elman,“The Foreign Politics of Small States:Challenging Neorealism in Its Own Backyard,”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25,No.2,1995,pp.171-217.

(28)吴征宇：《地理战略论的分析范畴与核心命题》，载《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期，第29页。

(29)Stephen M.Walt,“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9,No.4,1985,p.10.

(30)Brantly Womack,“Asymmetry and China's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No.1,2012,p.46.

(31)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4页。

(32)Maurice A.East,“Size and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World Politics,Vol.25,No.4,1973,p.559.

(33)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第281页。

(34)宋伟：《权力转变理论述评》，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0期，第39-46页。

(35)Rizal Sukma,“ASEAN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East Asia,” in Wilhelm Hofmeister,ed.,Security Politics in Asia and Europe,Singapore:Konrad-Adenauer-Stiftung,2009,p.119.

(36)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第273页。

(37)方俊祥、李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小国概念分析》，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4期，第40页。

(38)张骥、董立彬、张泗考：《新加坡现实主义外交论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39)David Chandler,A History of Cambodia,Boulder:Westview Press,2007,p.139.

(40)王子昌：《东盟外交共同体：主体及表现》，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106页。

(41)翟强：《中柬“特殊关系”的形成》，载《南洋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第2页。

(42)翟强：《中柬“特殊关系”的形成》，载《南洋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第1页。

(43)Ralf Emmers,Geopolitics and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London:Routledge,2009,p.35.

(44)Ramses Amer,“Assessing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Through the Management of Contentious Issu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6,No.2,2004,p.327.

(45)Nguyen Vu Tung,“Vietnam and Thailand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in Narayanan Ganesan and Ramses Amer,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Between B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Singapore,2010,p.76.

(46)蒋玉山：《柬埔寨：2011-2012年回顾与展望》，载《东南亚纵横》，2012年第3期，第19页。

(47)杨勉：《柬埔寨与泰国领土争端的历史和现实——以柏威夏寺为焦点》，载《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4期，第8页。

(48)李晨阳、瞿健文、卢光盛、韦德星：《列国志：柬埔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49)Deniz Kocak,“Insurgencies,Border Clashes,and Security Dilemma-Unresolved Problems for ASEAN,”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Studies,Vol.7,No.1,2013,p.70.

(50)Pavin Chachavalpongpun,“Diplomacy Under Siege:Thailand's Political Crisis and the Impact on Foreign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1,No.3,2009,pp.461-462.

(51)许梅：《柬埔寨外交政策的演变与中柬关系的发展》，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3期，第49页。

(52)Ramses Amer,“Cambodia and Vietnam:A Troubled Relations,” in Narayanan Ganesan and Ramses Amer,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Between B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Singapore,2010,p.104.

(53)Prashanth Parameswaran,“Why Is a Big Cambodia Military Delegation in China?” The Diplomat,July 10,2015,https://thediplomat.com/2015/07/why-is-a-big-cambodia-military-delegation-in-china/，访问时间：2017年8月15日。

(54)Roger M.Smith,Cambodia Foreign Polic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5,p.217.

(55)Leng Thearith,“Cambodia's Unsteady Foreign Policy Balance,” July 3,2015,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5/07/03/cambodias-unsteady-foreign-policy-balance/，访问时间：2017年8月15日。

(56)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第305页。

(57)Lynn Kuok,“The U.S.-Singapore Partnership:A Critical Element of U.S.Engagement and 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Asian Alliance Working Paper Series,July 2016,p.1.

(58)Alan Chong,“Taking the Long View of Singapore-Indonesia Relations,” September 17,2016,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6/09/17/taking-the-long-view-of-singapore-indonesia-relations/，访问时间：2017年8月20日。

(59)Amry Vandenbosch and Richard Butwell,The Changing Face of Southeast Asia,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66,pp.96-97.

(60)王子昌：《东盟外交共同体：主体及表现》，第79页。

(61)王子昌：《东盟外交共同体：主体及表现》，第87页。

(62)Bilahari Kausikan,“Indonesia's Naming of Navy Ship:Sensitivity Is a Two-Way Street,” February 13,2014,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indonesias-naming-of-navy-ship-sensitivity-is-a-two-way-street-says-ambassador-at-large，访问时间：2017年8月25日。

(63)Lynn Kuok,“The U.S.-Singapore Partnership:A Critical Element of U.S.Engagement and 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p.2.

(64)张骥、董立彬、张泗考：《新加坡现实主义外交论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146页。

(65)Michael Leifer,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Copy with Vulnerability,New York:Routledge,2000,p.34.

(66)陈奕平：《依赖与抗争——冷战后东盟国家对美国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67)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第348页。

(68)Evelyn Goh,“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on the China Challeng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30,No.4-5,2007,p.813.

(69)Ralf Emmers,“Security and Power Balancing:Singapore's Response to the US Rebalance to Asia,” in William Tow and Douglas Stuart,eds.,The New US Strategy Towards Asia:Adapting to the American Pivot,Abingdon:Routledge,2014,p.147.

(70)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537-538页。

(71)张骥、董立彬、张泗考：《新加坡现实主义外交论纲》，第244-245页。

(72)“A Little Red Dot in a Sea of Green,” July 16,2015,The Economist,https://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657610-sense-vulnerability-has-made-singapore-what-it-today-can-it-now-relax-bit，访问时间：2017年8月22日。

(73)Lynn Kuok,“The U.S.-Singapore Partnership:A Critical Element of U.S.Engagement and 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p.3.

(74)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第339页。

(75)Ralf Emmers and Sarah Teo,“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of Middle Powers in the Asia-Pacific,” pp.199-200.

(76)Sung Chull Kim,Partnership Within Hierarchy:The Evolving East Asian Security Triangle,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7,p.26.

(77)Sung Chull Kim,Partnership Within Hierarchy:The Evolving East Asian Security Triangle,p.23.

(78)Jung-En Woo,Race to Shift: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p.53-60.

(79)凌胜利：《拒优战略：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1期，第130页。

(80)Chung Min Lee,“Coping with Giants:South Korea's Responses to China's and India's Rise,” in Ashley J.Tellis,Travis Tanner and Jessica Keough,eds.,Strategic Asia 2011-12:Asia Responds to Its Rising Powers:China and India,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Washington,D.C.,2012,pp.167-168.

(81)Jae Jeok Park and Sang Bok Moon,“Perception of Order as a Source of Alliance Cohesion,” The Pacific Review,Vol.27,No.2,2014,pp.152-153.

(82)Asan Forum,“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and Its Multilateral Implications,Special Forum,” October 17,2014,http://www.theasanforum.org/sino-japanese-competition-and-its-multilateral-implications/，访问时间：2017年8月25日。

(83)汪伟民、李辛：《美韩同盟再定义与韩国的战略选择：进程与争论》，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2期，第116页。

(84)Jae Jeok Park and Sang Bok Moon,“Perception of Order as a Source of Alliance Cohesion,” p.153.

(85)《拥护韩美同盟的人也应发表自己的立场》，载《朝鲜日报》，2006年2月4日，转引自汪伟民、李辛：《美韩同盟再定义与韩国的战略选择：进程与争论》，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2期，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