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首要因素并不是资金、技术与人才的不足，而是未经深入思考的智慧城市理念。清晰科学的理念是正确行为的出发点，反思流行的智慧城市理念的科学性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第一步，科学诞生于讨论，本文将在三个层次上提出三个新理念，供各界讨论：
1.在战略层次上，要摒弃IT中心论，将信息化手段作为辅佐工具融入到城市可持续发展整体战略之中，评价智慧城市应以其对城市长远发展所做的贡献为标准；
2.在城市信息化层次上，要摆脱决定性思维模式，构建有助于业务协同、再组织创新的弹性架构，支持社会自组织创新，营造智慧城市的创新活力；
3.在智慧政务层次上，要改变以政府为救世主的意识，真正以人为本，让信息化项目成为能够发挥公众主动性与创新精神、共同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工具。
一、战略层次：放弃IT中心论，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
1.1中外智慧城市的不同思路
国内智慧城市规划是以IT应用为中心的规划
国内的智慧城市主要是信息化的规划，规划主要由信息技术人员来写，由IT专家们来评，智慧城市成为信息化的延伸项目，智慧城市就是信息技术应用良好的城市，是应用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城市，似乎人类历史上的城市都是没有智慧的，因为它们都没有当今的IT技术。但IT技术也会过时，那智慧城市又该如何定义呢？
国外智慧城市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
国外发达国家的智慧城市是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而不是以信息技术应用为中心，这些城市规划的中心围绕着节能、减排、环保、绿色城市，也在利用信息技术，但信息技术不是中心而是辅佐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服务的手段，以环境优化的程度作为智慧城市进展的标准。
国内热衷于大一统信息系统的建设
当国内智慧城市的概念退化为信息技术应用的目标之后，智慧城市的规划就成为谁的方案更加大而全的比拼，看谁家方案更加全面、技术更加先进、考虑的更加周全，人们期望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信息系统能够带来焕然一新的城市服务、高水平的政府决策、智慧化的产业发展。然而大一统的智慧城市IT方案很难实施，因而也很难找到成功的智慧城市案例。
国外聚焦于实现某一具体领域的智慧化效益
国外智慧城市规划的目标往往是小而具体，有些城市的重点是推动自行车上下班，有的是解决垃圾分拣问题、有的是建立电动汽车充电桩、有的是推广绿色建筑等等。这些智慧城市项目的效益目标十分明确，效果容易测量，信息技术在这些项目中辅佐工具的角色，整体目标简单清晰，公众容易理解，项目也容易成功。
1.2中国智慧城市规划退化成IT规划
国内智慧城市概念一直含混不清
国内智慧城市概念从IBM宣传开始就一直含混不清，IBM提出的是SmartCity，似乎更应当理解为敏捷城市、聪明城市、智能城市，但是很遗憾，被翻译成了智慧城市。智慧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于是人人都用自己的理解去诠释智慧城市，人们不是从IBM所举的案例中去体会SmartCity的真正含义，IBM表述的是在专业领域的智能应用，如水资源管理、电网管理、交通管理等等，而是将国内智慧城市放大为城市全面的智能化管理，从而导致了大一统方案的泛滥。
缺乏严谨的思维导致混乱蔓延
对于一个新概念的引进必须要有严谨的思维，要准确理解新概念的原有含义，不能似是而非、望文生义，而汉语恰恰是最容易望文生义的语言，汉语的词汇常常是由简单的字词组合而成，简单字词的含义有助于理解新词汇的含义，然而优点又是缺点，使人容易望文生义、不求甚解，很多人缺少严谨思维的习惯，不去追究准确的概念，使得现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诞生。智慧城市概念的含混已经严重影响智慧城市事业的健康发展。
实用主义导致智慧城市脱离正轨
缺乏严谨思维的恶果是实用主义的泛滥，在不少地方智慧城市建设已经不是一项严谨的事业，而成为政府花钱的理由，企业宣传智慧城市目的是鼓励政府多花钱，批评智慧城市盲目建设的意见难以发布，因为很多人的利益是与智慧城市热捆绑在一起的，目前政府暂无追究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失误的机制，使实用主义的文化正在酝酿智慧城市建设更大的浪费。
以科学的态度审视智慧城市已是当务之急
对IT技术的迷信已使智慧城市进入了狭窄的胡同，极大限制了智慧城市的效益与发展前景。信息技术只是一种工具，工具不是目标也不代表智慧，城市的长远发展才是评价城市智慧的标准，作为工具的IT不能自己评价自己，如同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升，也不要用无法证明的"能够大幅度提高决策水平"来搪塞，认真提出可测量的社会进步目标才是智慧城市所需要的。
1.3大一统IT规划的效益危机
大一统的规划难以实施
当智慧城市建设退化为信息化建设之时，大一统的智慧城市信息系统建设必然盛行。急功近利管理者希望尽快有一个大成果，规划部门要显示其IT水平，于是系统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致使执行起来越来越困难，资金、技术、维护、协调都出现问题，系统长期不能正常运行。
长期的效益得不到保障
太复杂的系统普遍会碰到效益问题，建设周期越长的系统效益越难以保证，工程无法预见到未来的需求，还没建完需求就变了，系统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计划跟不上变化，业务跟不上社会的需求。一些地区的信息化建设成为"一把手工程"，结果一把手调走了，新的一把手又有自己的一把手工程，使智慧城市的效益更加遥遥无期。
人们看不到成功的智慧城市实例
目前多数智慧城市的规划都是和大规模信息化建设捆绑在一起的，其效益总是围绕着实现全面信息共享、提高政府决策能力、实现大数据决策等难以测量的目标来描述，这种自说自话的智慧城市效益已经越来越丧失其说服力，公众需要看到信息化的外部效果，遗憾的是能够实现规划承诺的智慧城市很难见到。
智慧城市的规划思路亟待调整
既然大规模智慧城市系统难以成功已成普遍现象，我们就需要改变智慧城市规划的思路，做一些能够确保成功的、小型的、具体的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我们需要从外部效益出发，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智慧城市不是一届政府能够建成的，急功近利的智慧城市大规划只能造成更大的浪费。
1.4关注智慧城市建设的机会成本
每个城市都有最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信息化的效益常常被专家们说的天花乱坠，然而现实总是与这种理想化的效益相距甚远，智慧城市提出的任务目标往往离城市最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着边际。每个城市都有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的是产业问题、有的是资源问题、有的是环保问题，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出力，否则很难得到政府的重视。
规划需要按问题的重要性与急切性排列先后
城市的管理者需要对城市发展面对的问题进行重要性与急切性排列先后，有限的资源与精力首先要投放到优先级更高的问题解决上才是合理的，很多信息化项目解决的是精细化的改进，只有当城市发展较为健康之时，这种智慧化项目才会提上日程，这也是为什么越是好企业越是关注信息化，让一个焦头烂额的企业去关注信息化、大数据没有意义。
二、系统设计层次：改变决定性思维，重视自组织创新
2.1系统工程思维的局限性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问题
为说明系统工程方法的局限性，需要借助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概念，确定性是能够预计的，已有的信息能够确定其未来的状态。人们认为任何系统只要精确了解其初始状态就可以精确地推测出其未来。直至量子力学的出现才颠覆了决定性思维模式。世界本质上是不确定的，确定性是相对的，确定性规律只是一种近似，人们需要以不确定性的眼光来认识世界。
不确定性往往令人束手无策。绝对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都只是人们极端化的抽象，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相对的，不确定的世界如同一条曲线，在局部的范围内又可视为一段直线，表现出"确定"的性质。人们只善于解决确定性问题，解决办法都是线性的，不确定性的思维提醒我们：世界不是直线，任何方法都有不适用的时候，系统工程思维也有不适用之时。
系统工程思维只能应对确定性问题
系统工程的方法在工程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智慧城市规划总是不断强调顶层设计与系统工程的重要性。系统工程的方法能够使卫星上天，然而它也有其使用的局限性，它所面对的必须是确定性环境，如果是双方博弈的场景，系统工程方法就很难发挥作用，因你无法预测对方下一步的行动。
信息系统建设也需要确定性环境，软件开发人员必须要明确需求是什么、条件是什么，解决问题的逻辑必须是事先确定的，这样软件工程才能开始设计。人们强调的顶层设计也需要事先确定目标与边界，因此顶层设计对应的也是确定性环境，它们都是决定性思维的工具。决定性思维只解决"怎么做"问题，而不善于选择"做什么"目标。
智慧城市超出了确定性范围
智慧城市规划已经超出了确定性问题的范围，很多问题已经不是系统工程方法能够解决的。系统工程思维能够有效地解决信息系统的可行性问题，但是却不能保证是否能实现预期的效益，因为效益是不确定的，它将取决于很多意想不到的因素。很多智慧城市规划还包含有产业规划，而产业规划不确定性因素更多，产业能否发展不仅取决于本地区的投入，还要考虑到其它地区发展战略的竞争，取决于市场竞争环境与技术更新的速度，这些都不是系统工程能解决的。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未来的需求是很难确定的，用户自己也不清楚未来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只有在新事物出现之后用户才能决定自己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决定性思维可以按要求做出产品，但产品是否受欢迎却无法控制，公众的态度是不确定性问题。目标明确的单个工程靠顶层设计容易成功，但是全市的整体效益却不是顶层设计能够设计出来的，整体效益是诸多项目协同配套的结果，是一种创新涌现，它超出了决定性思维的范围。
工程学思维需要战略思维来驾驭
对于智慧城市规划而言，重要的并不是工程怎么做而是选择做什么。目标的选择是高层次的问题，恰当目标的选择是高层次的智慧，是超出系统工程学范围的智慧，智慧城市的规划首先要决策的是整个城市的发展目标，而系统工程方法解决的是执行层次的问题，目标恰当执行才有意义。
2.2大一统的智慧城市方案为什么难以生存
我们无法预见未来的需求
很多城市热衷于规划全面的信息系统，然而"大一统"的信息化工程很难行得通，首先我们很难预见未来城市居民的需求，几年前我们还想不出会有微信，而今天已经在要求政府服务充分利用微信渠道。有一些专业性领域确定性较强，能够预测未来需求，但范围越广不确定性越强，对未来需求的预测会越不靠谱，因此大一统的信息工程规划越脱离实际。
无法应对大范围协同的复杂性
系统规模越大，参与部门越多，其相互协调就越复杂，必然会大大增加工程实现的难度，增加经费与拖延工期。一项工程只有减少不确定性才容易成功，而涉及领域越多、相关关系越多不确定性越急剧增加，集中的设计很难兼顾到各个方面，必然会有很多不切实际之处，不仅影响实施还影响最终效益。这就如同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更能适应多样性的社会需求。
系统工程思维不能替代效益管理
系统工程思维主要是从建设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它相信只要进行完整周密的设计其结果就是有效的，这在确定性环境中是有效的，但是在迅速变化的服务应用环境中往往不可行，效益是在不断完善的修改中实现的，效益管理成为不断反馈的过程，这种反馈改进的机制成为实现智慧城市项目效益的核心因素，而系统工程理论恰恰没有反馈改进的机制，这是大一统方案难以成功的原因。
决定性思维的产生背景
由信息技术人员规划智慧城市很难摆脱决定性思维的影响，因为当今的软件就是建立在决定性思维的基础上的。编程者即是系统的上帝，程序的一切功能都是由编程者确定的，这是冯·诺依曼计算机模式的特点，局部没有自动创新能力。应用系统的一切行为能力都是在设计时决定的，这种思维模式没有给迭代式发展留出施展的空间，必然会限制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
2.3智慧城市的思维层次
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爱因斯坦告诫我们：不能在产生问题的层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这即提示人们：思考问题的层次非常重要，智慧城市规划做得好不好与你在什么层次上思考密切相关，在信息系统工程层次上思维与站在城市发展整体效益层次上思维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完全不同的。
工程思维不能理解城市发展的智慧
城市发展的智慧是城市各种智能设施建设的协同效果，是社会大量自组织创新涌现出来的新局面，拘泥于具体工程建设的思维习惯是想象不出来未来的社会应用场景的，工程思维想象的是单独项目的成功，而智慧城市思维的是全市应用创新的繁荣，创造繁荣是更高层次的思维，它与寻求具体工程的成功完全是不同的思维模式。
在大格局内确定城市发展的定位
它首先需要考虑城市在全国、全世界环境下的定位问题，在大格局中的定位不当将会严重影响城市发展的前景。城市的产业方向很重要，产业发展的规律并不以市领导的决心而转移，城市发展宜顺势而为，强调配套互补，突显城市特色，大格局定位才能认清城市未来的发展之路。
城市的智慧是不断创新的生命力
城市智慧层次上的思维与工程层次上的思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前者将城市智慧视为动态的、有生命的发展模式，而后者将智慧城市视为一组完善的、固定的、成功的信息化工程。前者将智慧城市视为自发展的生物体，创新繁荣是其突出的特点，而后者将智慧城市视为如高楼、大桥一样的建筑成果。
在城市长远发展的层次上关注的是城市智慧发展的繁荣，是城市创新的生命力，是城市创新生态环境的完善，因此智慧城市规划不仅要规划城市智能化服务系统，更应当设计城市可持续创新的生命机制。
2.4效益主要来自组织的优化
信息技术的效益来自效益链的重组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在于某一技术的出现，更在于各种资源的有效组织。信息技术的效益来自效益链的重组。单纯的信息技术是无法形成用户效益的，效益来自多方面的合作与配套，需要大量的用户来使用，这是一个效益链的组织问题，任何环节的缺失都会影响最终效益，而这种组织过程是超出信息技术的范围之外的，并不是系统公司思维能够完全控制的。
为什么政府系统不及市场系统有生命力
人们经常看到很多由政府组建的系统往往不如市场自组织形成的系统更有生命力，政府建立的电子商务平台、信息搜索平台大都失败了，而市场竞争留下的系统如阿里、百度、腾讯却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两种机制最大的区别之一是政府系统更多地借助了行政手段，参与者缺乏自主选择的机会。市场系统没有行政手段，参与者可以充分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做法，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合作体系是建立在充分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利益的有效连接增强了系统的生命力。人们清楚，选择是一种智慧行为，参与者行使选择权的过程就是在为系统聚集智慧的过程，而政府系统常常缺失这一过程因而不如市场系统更智慧。
松耦合，增加参与者的选择性
当我们认识到整体效益来自于有效的组织，而组织的生命力来自组织过程中积累的参与者智慧之时，就会认识到在系统构建中适当增加参与者的选择性会极大增强系统的适应性与坚固性。智慧城市规划的项目需要统一的标准与约束，以确保整体目标的实现，但是在总体目标下给予参与者适当选择空间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提升系统健壮性的关键措施，因此松耦合的系统要比紧耦合的系统更灵活、更有生命力。
2.5促进城市的创新繁荣
智慧城市是创新繁荣的城市
我们不能以安装了多少先进的智能系统来定义智慧城市，因为技术的先进性是相对的，今天的先进到明天就不再先进，城市的智慧不是一个静态的现象，而应是一个动态的、不停顿思维创新的过程，聪明是指某件事情做得很成功，而智慧不会停止在具体的事情上，智慧意味着不停地探索，对于一个人而言，只要探索停止了人也就不再智慧了，城市也是一样，只要创新不再繁荣，城市也就不再智慧。因此城市可持续创新能力是智慧城市的灵活。
重点不是规划项目而是创建机制
规划城市的信息化基础设施、设计城市智能化服务工程都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构建城市可持续创新的能力，这是智慧城市规划的灵魂，智慧机制的建设并不是系统工程思维能够解决的，我们需要智慧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是宜居的城市，还是有利于居民全面发展、不断创新的城市，我们需要特别研究城市智慧的创新与积累的机制。
智慧城市是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环境
创新是不能直接操纵的，它是社会活动自组织的产物，创新并不完全是个人的产物，在今天的社会中，创新更多呈现为社会共同努力的成果，没有一种思想是完全孤立地被发明出来，虽然牛顿、爱因斯坦有着远远超出常人的贡献，但是其成果也有其出现的必然性，科学、技术发展到这一步必然会有人来打开这扇科技之门。我们更关注的是科技创新是如何积累与繁荣的，科技的发展如同生物的成长，不能拔苗助长，但是却可以研究其生长的环境，研究是哪些因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繁荣，智慧城市规划的任务之一是规划有助于创新发展的生态环境。
创新是智慧资源的集成重组
如果从组织视角来认识创新，就会看到创新的主要内容是已有的智慧资源的再组织，包括技术的重组、产品的重组与思想的重组。思想的交流与开放，生产线、资金、用户市场、人才组织的方便性都是有利于创新繁荣的重要因素。
我们需要多关注深圳的模式，人员的流动性、思想的开放性、密集的电子产业集群都是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深圳政府很少干预也是重要因素。深圳的环境非常有助于企业的合作、思想的交流，因而能够成为创新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构建有利于集成创新的架构
大一统的信息化系统不仅难以成功而且不利于创新发展，智慧城市应当设计新的、有利于智慧产品再组织的架构，我们需要多研究互联网的架构，简单方便的TCP/IP协议将全球计算机连成一体，无集中控制使得互联网成为自由创新的天堂。智慧城市的总体架构要给参与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性，要加强互操作的标准管理，以便于创新者对已有的成果再组织、再创新。
按照协同学的理论自组织系统自会形成新的秩序，因为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寻求更高的效率，效率成为推动各部分相互协作的序参量，最终形成系统的智慧。为部门系统提供一定自由选择的空间，建立互操作标准促进已建成的系统再组合再创新，促进城市智能系统创新的繁荣。
三、智慧政务层次：放弃救世主意识，彻底以人为本
3.1信息惠民不能变为政府的恩赐
信息惠民成为智慧城市的重要内容
各地智慧城市建设都在强调以人为本，并将信息惠民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信息惠民的重点是解决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典型内容如医疗、救济、交通、环保、就业、入学、提高办事效率、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
公众为什么不关注智慧城市
按说智慧城市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即是信息惠民，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公众应当欢迎才是，然而公众对智慧城市的关注度并不高，究其原因是智慧城市与信息惠民的设计者认为这是政府的事，居民只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并不需要介入政府的智慧城市与信息惠民的设计与执行工作。
忽视公众参与是规划的严重失误，公众的参与将是信息惠民与智慧城市成功的关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说过，人们是否支持一项改革有两个因素，一是这项改革是否对自己有利，二是自己是否参与了这项改革。一项将自己排除在外的改革，即使对自己有利也不愿意支持，人们还需要得到尊重。
公众参与的时代已经到来
步入小康、走向富裕时代的居民与贫困时代的居民有很大的不同，其谋生的压力下降了，空闲时间增加了，个人才能与兴趣扩展了，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的寻求也在向更高层次发展，必然更加重视体面与尊严，更愿意发挥自己的才能自我实现。在未来的智慧城市中，志愿者将大大增加，人们更愿意为共建智慧家园出力。厦门市发动居民共建智慧家园，居民参与方案设计与执行，由政府买单，此举取得了多方满意的效果，还增进了居民间的友谊及社区的和谐。
公众参与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让居民充分参与智慧城市建设是更彻底的以人为本。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已成为产品创新、市场拓展的重要渠道。居民参与对政府要做好服务非常重要，信息惠民不能做成政府恩赐什么居民就接受什么，而是政府与居民共建服务业务、共同优化服务。共建政府服务是互联网思维在电子政务建设中的应用，这种模式不仅能够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增强政民互信、改善社会对政府的监督与社会自律，还能够降低智慧城市建设成本、扩大服务的应用率。
开放智慧城市规划实现以公众为中心
虽然智慧城市规划一再强调要以公众为中心、以为民服务为中心，但是在实际规划中多数规划还是摆脱不了以政府为中心的文化。规划总是要强调为上级领导服务，其重要性远远排在社会服务之上。目前智慧城市规划并未开放，规划者只能得到来自政府的信息，而得不到公众的意见反馈，规划寻求的不是公众的通过而是财政审批部门的批准。要改变以政府为中心的智慧政务设计，必须向公众全过程开放智慧城市规划，要设计公众能够全过程监督与提出建议的渠道。
3.2各司其职与无为而治的政府
过度的信息集中使人不堪重负
目前智慧政府的建设总是将为领导提供大量数据为主要目标，认为更多的数据带来更高的决策质量，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高层领导获得的信息已经超过了领导者的消化能力，领导人稀缺的不是数据而是消化数据的时间，政府领导需要的不是增加数据的系统而是筛选信息的系统。
应急调度的关键是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一些智慧政务系统总是希望建一个大的调度中心，让城市的主要领导人现场进行应急事件调度，实际上最有效的应急调度重点是保障关键部门信息共享与相互合作渠道的流畅，要使大部分应急事件成为有关部门能够自行合作处理的事件，而无需通过市领导直接调度。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与流畅的配合机制才是智慧应急系统的重点，应急处理的有效性更多来自相关部门平时的合作。
把数据及时送到基层与需要的部门
数据的推送方向很重要，在传统的电子政务规划中，数据是向领导层方向集中的，理由是改善政府决策，似乎政府的正确决策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最需要数据支持的并不是高层，而是基层业务、部门业务与社会企业及公众。领导层用不着天天决策，而基层业务部门却需要天天服务，把数据及时地送到服务的前线才是智慧政务数据服务的方向。
无为而治的政府才能做更重要的事情
智慧城市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市政府？是一个事必躬亲、忙于监管、整日协调调度的市政府呢？还是一个部门各司其职、企业与居民高度自律、社会和谐而政府能够无为而治的市政府？显然整天忙于事务的政府不是有效的政府，能够无为而治的政府才是有大作为的政府。因此智慧城市的规划目标不是要增加政府领导的工作量，而是要让更多的工作自动化、部门化，让社会更和谐、更自律，从而为领导层创造可以无为而治的环境，让领导层可以去研究长远发展的机制建设问题。
3.3建设开放透明的政府服务
开放原始数据的重要性
企业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决策者，政府收集的数据主要作用应当是向社会开放，以全社会使用为主而不是以自己使用为主，无为而治的政府靠的是各职能部门的精细服务而用不着政府天天决策，全面开放数据、支持社会应用才是政府更大贡献。
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不同，政府信息公开是早期窄带互联网环境下的政策，主要是发布政府加工后的信息，实现政府与居民的信息沟通，在窄带互联网环境下也只能做到这一步。政府数据开放则不同，它是在宽带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环境下的政府责任，开放政府原始数据，不仅更彻底地支持社会监督，而且支持社会的增值应用，让数据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
方便公众监督的政府才是智慧的政府
智慧政府的规划不仅仅是建设一些城市智能服务系统，它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是为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创造方便的环境。完善政府工作的社会监督环境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关键措施。由于政府数据的不够开放目前公众监督政府还是相当困难，智慧政府建设必须建立方便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帮助公众获取政府数据，提升公众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方便公众监督的政府才是智慧的政府。
提高信息透明度，全面抑制社会腐败
一切腐败现象都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发生的，对不法行为的及时披露是抑制政府与社会腐败的必要措施。智慧城市不仅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与数据开放来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来改善社会监督，还应当通过社会信用服务等信息披露措施来抑制社会的腐败行为。提升社会信息的透明度将成为提升社会道德与遵纪守法行为的重要力量，要让企业与个人能够方便地查阅自己的社会信用记录与社会信誉数据，这些措施将会有效地促进政府自律、企业自律、个人自律，自律是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3.4建设监管与自律平衡的城市
没有监管不行，只靠政府监管也不行
智慧城市是文明而秩序的城市，为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和谐，监管的必须的，没有法律、没有监管社会秩序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但是智慧城市的和谐与秩序的建立不能只依赖于政府监管，政府监管的成本太高，而且仅靠政府官员查询数据监控发现问题的能力十分有限，社会和谐秩序的建立主要还要依靠社会的自组织机制，以正面的社会力量去抑制负面的行为。例如在社会信用系统的建设中，政府将自己视为救世主，建立信用系统监督企业与个人的商业信用。由政府自己来管理社会信用问题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政府应当开放所掌握的全部信用数据，让信用服务企业去开展信用服务，扩大信用服务的规模，取得更大的效果。另外让企业与个人能够方便地查询自己的数据能有效地促进个人与企业的行为自律，自律是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的重要措施。
社会化监督促进社会文明
在社会秩序的管理中，发动社会监督比仅靠政府少数官员查看政府监管系统要有效得多。例如深圳交通规定在无红绿灯的人行横道上必须车让人，采取的办法是鼓励公众对违规车辆拍照上报，很快就达到了效果，发动社会监督是最有效的。以往的电子政务只关注建立政府监督系统，所以成本高，效果有限，智慧政务同时重视建设社会公众监督系统将会有更好的效果。
建设促进居民自我管理与自律的系统
市场经济需要监管，但不能仅靠政府监管，市场本身就有着自我净化的能力，那些缺乏信用的企业会被合法经营的企业所边缘化直至被排挤出市场。智慧城市建设不能只看到政府有形之手，还要充分利用市场无形之手，以信息服务、信息披露、信息自律的手段推动市场秩序的完善。
智慧城市应当是居民高度自律的城市，这是一种社会文明。如何利用信息系统促进城市居民的自我管理、居民自律是一个重要课题。在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中，监管与自律的平衡与互补不可或缺，我们需要更多建设让居民能够自我管理的系统，这将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思路，它会大大提高居民的主人翁意识、自律意识与监督意识，这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