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生育政策松绑之后，社会和学界对当前中国人口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的论争热度不减。从历史和比较视角出发，梳理了人口思想史上“人口增殖论”、“人口控制论”和“适度人口论”历史的流变，发现，在纷繁的千年迷争背后，是“人口论”与“人手论”的价值取向和理论逻辑。增殖论强调人手的生产性，控制论突出人口的消费性，且千年的“手”“口”之辩随时代而更迭交替，透视出历史的轮回，经历了从“人手”到“人口”再到“人手”的转换。在全球化时代，一地的资源不仅能供本地使用，且可为遥远之地、之人共享；只要有制度优势，“人脑”不仅可更有效地开发资源、利用资源，增加财富产出，还可影响或改变财富的分配。改善人口素质，提升“人脑”效用或是未来人口发展的最优路径。

关 键 词：人口增殖论  人口控制论  人口论  人手论  人脑论

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呼声不绝于耳；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单独两孩政策”；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举国实施，推行了35年的严苛的生育政策退出历史舞台，围绕政策该不该调整和如何调整的问题似已尘埃落定。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无论是单独两孩、还是全面两孩政策，都未带来预期的人口效果，如2016年的出生人口约1800万，新增出生婴儿不过200万，出生高峰并未显现。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依旧是目前政界、学界和社会舆论热议的焦点。

调整和完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伴随政策执行的全过程。早在1979年，梁中堂等人就提出“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政策思路；经国家计生委批准后，于1985年在山西翼城等八个城市落地试点(梁中堂等，1997)。此后，中外学者相继建议“晚育一胎，间隔二胎，禁止三胎”(Bongaarts,et al.,1985；曾毅等，1991)。新世纪以来，政策调整的呼声与争论越发高涨，并呈现一边倒的局面；尽管还有一种与之争锋相对的微弱思潮在暗涌(即认为中国人口依旧过多，资源环境压力仍然过大)，但基本上被对“低生育陷阱”这股强大的焦虑思潮所覆盖：今天，无论是鼓励夫妻按政策生育，还是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抑或是鼓励多生的建议，无不透视出人们对过往严苛政策的逆向反思。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近40年前，举国上下对中国人口过剩危机的担忧，由此导致了严苛生育政策的推行。

那么，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内，为何人口思潮的前后反差会如此之大，从一极走向另一极？面对同样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基于同样的多层角度(宏观、中观、微观等)和类似的多维视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现实思忖，为何会有两种迥异的学术观点和社会思潮(虽然一方明显占据上风)？若把时间维度向前推延、把空间维度向外扩展，将目前的主流思潮置于全球人口思想史的时空，我们对现有分歧或前后变化之价值逻辑、理论取向等命题是否会有新的认识？

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比较视角出发，通过对人口规模理论视点的历史回顾，挖掘争论背后内在的学理逻辑与现实缘由，在回应前述研究问题的基础上，以期这样的研究视角与结果有助于社会各界冷静、客观地审视中国时下的人口情势，有助于更清晰、准确地把握中国人口态势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进而更理智地预判与把握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对浩瀚的历史文献的简要梳理和分析可知，古今中外林林总总的人口理论可粗略凝练成增殖人口、控制人口、适度人口三类主要观点①(虽然相邻观点之间难免交叉，且有些论点很难归类)。而这三种思潮(尤其是前两种思潮)的争论与流变，反映的就是一部文明社会关于人口发展的思想史，透露出的就是“人口论”和“人手论”价值取向的分野。下面，首先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文本分析，简要描画三类观点的历史流变，并试图解析提出的历史背景、背后的道理、所针对的情况；其次对主要论点背后的理论逻辑进行归纳与凝练；最后基于中国的现实，阐解“人脑论/人才论”的思路。

人口规模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对人口规模的研讨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但是，中国人口数量巨大，驱动政府与学界都将研究聚焦于对当前人口问题的探讨，从历史的纵深角度考察人口思潮、并将之与今天的人口现象结合起来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而离开了历史的眼光，离开了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进程的把握，相关研究就难免是肤浅的、不彻底的(顾宝昌，2001)。历史的事实提醒我们，今天关于“人口”与“人手”的争论由来已久；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依靠增加人口的办法并非解决中国未来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生育政策解缚的主要意义在于还权于民，还权于家庭，其家庭意义远重于社会和经济意义；培养人才、实现从“人手”到“人脑”的转换，充分发挥“人脑”的效用，应是任何时代的共同追求。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本文以人口规模为线索进行文献梳理；尽管这三个理论观点并无根本性差异与冲突，本质上都是适度人口论，主要是针对不同社会情境下，对人口数量问题表现出来的不同看法，但我们也看到，即便面临相同人口条件，人们的观念和认识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多是“适度”，有人认为少是“适度”，故无论是出于叙述的便利或是认知的逻辑，还是有必要对这几类观点加以区分。当然，因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归纳时也存在彼此交叉的问题；此时，我们以原作者最近的思想为标准进行划分。其二，古今中外有关人口数量与素质的理论探讨从来都是相互关联的，历史上虽更多的是关于数量的讨论，但对素质的关注也从未停止；尽管笔者重在人口数量的分析，但在文中对部分重要的人口素质论也有所介绍；不过，纵观历史，对数量的关注远超过对素质的关注；即便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强调“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重点依旧是置于数量的控制，对素质的提升是寓于数量控制之中的。

1 “增殖人口论”思潮及其流变

人口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元素。在早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因人口是最重要的劳动力，是赋税和兵役之源，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君王统治的基础，故人口愈多愈好，广土众民、发展人口的“增殖人口论”或“人口增殖论”一直是古代中外国家和统治阶层占主导地位的人口思想。虽然工业革命后，该思潮逐渐让位于“人口控制论”，但在21世纪前后，“低生育危机”的忧患意识再度兴起，增殖人口的理论思潮重新抬头，但其内涵与过去发生了较大分异。

在先秦诸子中，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是“增殖人口论”的主要代表，且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认为，人口和土地是国家的根本，而人口的作用大于土地的作用；人口众多，人民安居乐业是国家善治的重要标准；民众的适时婚嫁、政府的仁政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等是人口快速增殖的重要手段。越王勾践出于富国强兵的需要，强力推行人口增殖政策，规定“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②。梁惠王与秦孝公亦均为厉行人口增殖政策的国君(魏悦等，2008)。

此后，封建国家的税赋和兵役制度，包括汉代编户民、隋唐均田及租庸调法、宋两税法、明一条鞭法和清摊丁入亩制度等，均以丁户为准(韩旸，2014)，可见，“民数”是封建政治经济的重要基础。

无独有偶，古希腊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1-350)也从解决奴隶制城邦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出发，主张通过增加人口来发展农业、增强军队力量，达到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目的。在《经济论》中，色诺芬提到，“去远征敌人必须有人，而耕种土地也需要人的助力”③，并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提倡将人口的稠密程度、土地的耕种质量作为赏罚、升迁和任免官吏的重要参考依据。

随着工业革命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带动了西方社会关于人口增殖理论的活跃探讨。16-18世纪，以意大利的博太罗(Giovanni Botero,1544-1617)、英国的孟(Thomas Mun,1571-1641)和斯图亚特(Jame Smart,1712-1780)、法国的柯尔培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等人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多极为重视人口增殖与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即财富，人口增长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是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增加财富的手段；主张通过鼓励结婚生育、歧视独身，鼓励向内移民、严禁向外移民来增加人口，进而推动国家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叶晓东，2010)。

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近代欧美的学术思想逐渐传播到中国。在人口控制的主调中，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将西方的人口思想应用于当时的人口问题研究中，对“人口过剩”提出质疑，坚持增殖人口的观点。例如孙中山认为，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多的言论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中国并未人满为患，只要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就可衣食无虑；另外，可以通过“殖边移民”调节人口密度(余德仁，1985)。

新世纪前后，对“低生育陷阱”的忧虑逐渐凸现，增殖人口的思潮再度勃兴。在国际社会，为刺激生育意愿、提升生育水平、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部分低生育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家庭友好政策，试图通过人口增殖的方式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中国在经历30多年严格的人口控制后，极低的人口增速可能造成的人口、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主要矛盾，促使在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短短两年的时间内，放开全面两孩政策；不仅如此，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甚至鼓励生育是也是目前的主流思潮。

2 “控制人口论”思潮及其流变

历史上，持限制人口观点者寥寥可数。古代中国虽有战国韩非“人多食少”、东汉王符的“土地人民比相称也”、北宋李觏的“冗民”“冗食”论、苏轼的“以多为患论”等(李向军，1990)人口思想，但均未能引起统治阶层的真正重视。进入近现代后，人口快速增长引起了学者和社会的忧虑，“人口控制论”或“控制人口论”思潮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强调人口效用的同时，认为人口与社会财富并非总成正比，过快的人口增长不利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改善，故需要控制人口增长。

韩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忧虑众民的思想家，最早的绝对人口过剩论者，最早对人口增殖论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也是后世相关论点的思想先驱(仲兴，2010)。从人口与财富的对比关系出发，他意识到“人多食少”的问题，认为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而采取的一系列人口增殖政策造成了人多地少的矛盾；要解决人口与财富之间的矛盾，就需发展生产，减少人口数量，改变人口的职业结构，扩大农业人口比例；主张通过溺杀女婴等方式，减少贫困人口数量(解学东，1982)。

唐朝初年，民间通俗诗人王梵志(约590-约660)是继韩非之后对人口压力最敏感之人，认为，世间土地有限，人口若无限增长，必导致“人满为患”，他写道：“自生还自死，煞活非关我。续续生出来，世间无处坐。若不急抽脚，眼看塞天破。”他反对多生子女，认为生孩子无须求量，而应求质。他写道：“大皮裹大树，小皮裹小木。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省得分田宅，无人横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独。”“富儿少男女，穷汉生一群。”“人间养男女，直成鸟养儿。长大毛衣好，各自觅高飞。”“只见母怜儿，不见儿怜母。长大取得妻，却嫌父母丑。耶(爷)娘不睬聒，专心听妇女。生时不供养，死后祭泥土。”“养儿莫徒使，先教勤读书。”“养儿从小打，莫道怜不笞。长大欺父母，后悔定无疑。”“欲得儿孙孝，无过教及身。”(吴申元，1986)

明清时期，人口治乱周期延长，长期的稳定繁荣带来人口快速增长，粮食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由此激化了社会矛盾，限丁减口之说逐渐流行，徐光启、洪亮吉等为其代表。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通过对明朝宗室人口发展规律的研究发现，“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明代的冯梦龙(1574-1646)在1626年出版的《太平广记钞·古元之》批语中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张泽厚，1989)

洪亮吉揭示了人口繁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认为人口过剩是造成社会贫困的根本原因，提出“人口绝对过剩”的基本观点。在社会“治平”时期，若无外因干扰，人口的增长将远超过物质资料的增长(吴忠观，2000)。应对人口过剩的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天地调剂法”，即疾病、自然灾害等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但作用有限；二是“君相调剂法”，即实施发展生产、移民垦荒、减轻赋税徭役负担、赈济贫困等政策，缓解或改善人口增长与财富增长之间的矛盾，达到减轻人民负担、巩固统治的效果④。

稍后，“人口控制论”思潮在西方也日渐兴盛起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认为，虽然人是创造财富的第一要素，但并非越多越好，人口过度增长会引起生活资料的不足；人口增长需与国家财富相适应；农业生产若不发展，人口就不能增加(苏润余，1982)。

英国在工业革命初期，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刺激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但是，工业化和农业经济对人口数量的要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业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影响了人们对人口规模的看法，人口控制问题由此进入理论界和决策层的视野，特别是180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食物供给、资源环境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在1798年首版的《人口原理》中，他以人口与食物的关系为主线，详细阐述了人口与政治、哲学、生物、法律、道德、宗教等各种社会、经济和自然问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个前提或公理、两个级数、两种抑制、三个命题、一个规律的著名论断。

马尔萨斯认为，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存在的本能，且几乎保持永恒状态；人类自身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和决定因素⑤。人口增长遵循几何级数规律，而生活资料的增长遵循算术级数规律，二者之间存在矛盾，由此可能带来“人口增长陷阱”或“马尔萨斯陷阱”(诸葛隽，2000)；因人口的增长始终会超过食物的增长，从而形成绝对过剩人口⑥。为此，必须采取抑制措施，或为生而死(积极抑制)，或为生而不生(即消极抑制、预防性抑制)。最后的规律是，当人口增长到接近食物供给的限度时，所有的积极性和预防性抑制会以更大的力量发挥作用，直到人口降到食物所能维持的水平以下；然后，食物再度丰富起来，于是又产生了更多的人口；经过一定时期，更多的人口又会因同样的原因受到抑制。这种循环往复的人口发展被称作“人口波动规律”。

作为马尔萨斯的追随者，英国社会学家普赖斯(Francis Place,1771-1854)和卡莱尔(Richard Carlile,1790-1843)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除探讨人口与食物之间的矛盾外，还讨论当代人口迅速增长给资源和环境所施加的压力。他们认为，劳动者生活贫困的根源并非制度和生产资料，而是人口自身生育过多；但与马尔萨斯禁欲主义的道德抑制所不同，他们主张采用避孕、流产等手段来节制生育，限制人口增长。

清朝人口控制思潮和传入中国的西方人口控制思想相联手，20世纪初对中国的人口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对中国人口众多且增长过快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陈长蘅、许仕廉、陈达、吴景超等众多社会学者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相似的留美学习经历让他们深受西方人口思潮的熏陶，认为当时的人口现实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主张采取相应的措施，摆脱人满为患的困境。

陈长蘅的人口思想主要体现在1918年的《中国人口论》和1930年的《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两本著作中。前者明确主张“适度人口”，认为“一国人口太疏，或太密，生产率太高，或太低，皆不利于国家之富强，种族之昌大，个人之健康，与文明之擅进。必折衷于二者之间，而后国家与人民最适于生存与发展”(陈长蘅，1918)。但是，他在《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中转向人口控制论的阵营，提倡比欧美更为彻底的“生育革命”。他认为：“欲提高国际的地位，人民的程度和人生的价值，欲增进人民的福利，种族的健全和社会宝库，欲尊重人民的生命，全群的生活，和国家的生存……我们不但不要再去鼓励多生，而且还望大家去努力灌输西方诸国调剂人口和改良种族的各种健全学理和健全方法。所以我们还望大家一致欢迎，‘节孕’与‘优生’两个‘并蒂连理’的大运动”(陈长蘅，1930)。尽管陈长蘅的生育控制思想与其“适度人口”思想有一致性，但在后期，他的“适度”主要是以“少”来衡量的。

许仕廉在1930年的《中国人口问题》和1934年的《人口论纲要》中，集中论述了对人口问题的理论思考。他说，“人口是社会与国家的原料，是文化与财富的生产者，所以要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教育文化问题，必须从人口着手。……我相信人口问题，是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问题”，“必须节制生育、以减少生存竞争，使已生育的幼孩，有较好的发展机会”(许仕廉，1930)。

陈达的人口思想主要集中在《人口问题》和《现代中国人口问题》等著作中，倡导节制生育、减少人口数量、改善人口品质(傅学良，1996)。他认为“人口数量是与人口品质处于反对地位的”，要改善人口品质，必以限制人口数量为前提。改善人口品质的方法有三条：一是免费教育的推广，二是人民入款的增加，三是生育节制；且以生育节制最为直接有效。

吴景超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视角认为，庞大的人口数量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并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是导致贫困、妇女与儿童福祉偏低等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他极力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倡“生育制裁”，认为如果人口从四亿增长到六亿，那么所有为提高生活水平所做的努力都将化为泡影(郑杭生等，1989)。

新中国成立后，得益于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中国人口的死亡率迅速下降，从1949年的20‰降至1957年的10.8％‰，仅八年时间就下降了一半，而同期出生率依旧保持在30‰以上，由此带来了人口的极速增长。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总量超过6亿，与1949年相比，总量巨大、增长极快。1954-1956年间，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先后明确提出对生育加以节制和有计划生育的要求，由此激发了包括马寅初、费孝通、李景汉、全慰天等诸多学者在内的对人口控制问题的研究，试图通过降低生育来减缓人口增长速度。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更是这一时期人口思潮的代表(马寅初，1957)。

《新人口论》一文运用矛盾分析方法，通过对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和一手调查情况的计算，对新中国的人口现状、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人口增长过快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矛盾进行了系统分析。文章指出，当时的人口增长率超过20‰，人口的过快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刻不容缓，否则将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为此，呼吁建立关于人口增长的动态统计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人口政策(马寅初，1979)。同时，倡导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实行计划生育，如实行生育两个孩子有奖、生育三个孩子要征税、生育四个孩子要征重税的办法。这一思路对19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工作、尤其是过去35年生育政策的全面推行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战后，西方世界出现了补偿性的“婴儿潮”，加上死亡率的快速降低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迅速增长；虽然197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迅猛，贫困、失业、饥饿、污染等问题凸显。应运而生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致力研究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与地球的承载力之间的矛盾，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造成了地球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危机，尤其是当这一趋势与政治要素结合在一起时，对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更为担忧、形成前所未有的恐慌心态。皮尔逊(Frank Pearson,1837-1899)和哈珀(Floyd Harper,1905-1973)的《世界饥荒》(1945)、赫茨勒的《世界人口危机》(1956)、埃利希(Paul Ehrlich,1932-)的《人口炸弹》(1968)、哈丁(Garrett Hardin,1915-2003)的《下议院的悲剧》(1968)、泰勒(George Taylor,1904-1993)的《世界末日》(1970)、米多斯(Donella Meadows,1941-2001)等人的《增长的极限》(1972)等著作，都是这种心态的关照与投射。借助人口统计和人口预测数据，他们认为，现代世界的人口增长已超过了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承载力，当今世界面临“人口爆炸”风险，由此必将带来“资源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快速繁衍的势头若得不到迅速控制，对自然系统的压力将直线上升，进而耗尽资源，人类将面临犹如原子弹、氢弹爆炸那样可怕的毁灭性灾难。

这种恐慌心态对20世纪后半段的人口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相信，人口过剩危机迫在眉睫，难以驾驭和控制，并正在折磨广大不发达国家的民众。实际上，早在1959年，美国的德雷珀(William Henry Draper Jr.,1894-1974)将军就开始建议政府发挥作用，抑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并于1965年在华盛顿成立“人口危机委员会”(后改为“人口行动国际”)，鼓动美国政府介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黄文政等，2015)。

3 “适度人口论”的思想渊源及其流变

适度人口理论是探讨一个国家在现有资源及科技水平下最适宜的人口规模学说(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2002)，倡导人口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人口规模需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相协调。早在春秋时期，从崇尚自然、反对纷争视角出发，老子主张“小国寡民”，要求较小的城邦建置和适度的人口规模(贾来生等，2016)。及至近代(尤其是1930-1940年代)，中国一些学者试图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度人口论”；1950年代，孙本文明确提出，8亿人口是中国“适度人口”的主张。

较早明确提出“适度人口论”的是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4)。这师徒二人与色诺芬不同，他们主张人口控制，实现稳定人口。柏拉图在《法律篇》一书中将人口数量与城邦发展联系起来，强调稳定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国家治理者要根据对国家最有利的原则，全盘考虑已有人口规模、已有城邦土地、与邻国的关系等，确定适度的城邦人口规模，并提出5040人为适度人口规模⑦。为达到这种稳定状态，国家应干预人民的婚配，“必须不使人民过多而使国家过大，也不可使人民过少而使国家过小”⑧。同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也表达了适度人口规模的思想，认为土地和财富的增长速度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主张在维护财产平等的前提下，通过国家干预婚姻和生育，借助法律手段来限制人口数量，使人口维持在一定的规模。此外，二人均高度重视人口素质，提出了优质者婚配、劣质者淘汰的主张。

适度人口思想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一个半世纪中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兴起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强调从经济、财富生产的角度研究人口数量。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将劳动力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支柱，认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适度的人口规模有助于国家的财富积累⑨。

众多空想主义者也坚持“适度人口”的思想。英国空想主义创始人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人口与社会财富分配必须平衡和适度的理论。法国空想主义者圣西门(Claude-Henri de,Saint-Simon,1760-1825)和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认为，贫困、死亡是制度问题，应该寻求一种使人口与财富协调发展的社会制度。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四种运动论》《新世界》等论作中阐述了他的“法郎吉”与和谐社会思想，法郎吉是包括工、农、商业、家务、教育、科学、艺术等七种劳动在内的生产与消费协作组织，实行产品按劳分配的原则。

现代适度人口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人口学家索维(Alfred Sauvy,1898-1990)。他对适度人口的分析跳出已有理论静态分析的局限，在假设某些条件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对最适宜的人口规模进行动态考察。首先，索维对适度人口的界定更接近其本质释义，认为适度人口是指一个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索维，1983)。这个新定义包含了两个关键词：一是目标，二是手段。目标和手段不同，适度人口的规模也存在差异。其次，索维扩展了适度人口的内涵，从适度人口规模扩展到适度人口增长率上，从人口增长的负担与效益之间寻找均衡点，并以这种均衡点来确定适度人口增长率(杜亚军，1988)。

人口承载力理论是适度人口理论的延伸和发展，重点关注人口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其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有美国生态学家福格特(William Vogt,1902-1968)的《生存之路》和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生存之路》一书试图通过一些精心选择的例子告诉人们，人类作为环境中的一部分，与环境相互作用，人类的生活要与环境相适应(福格特，1981)。《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一书采用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论述了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特定方式，认为有效处理好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世界就无末日，经济社会可得到持续发展(皮尔斯，1996)。

适度人口不仅涉及人口本身的问题，还与其他很多因素相关，也不仅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人口和物质资料的比较)，还是一个变动的概念，远较前面两种思潮更复杂。然而，一方面，怎样的人口属于“适度”，多少人算是人口过多、多少人口算是过少？这些关键命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却只有笼而统之的叙述，缺乏明确的阐释与厘定；科恩(Joel E.Cohen,1944-)曾收集、整理了关于适度人口的二十余种定义，提出11种定义视角，但仍旧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界定(Cohen,1996)。实际上，从索维提出这个术语开始，它就是一个糊涂概念，迄今对其内涵和外延都不甚了了；且因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所谓的“适度”，实际上也说不清楚。另一方面，近几十年的“适度人口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降低人口增长速度视角提出的；人口增长过快、总量过大，超出了资源环境的可承受能力，故需要通过限制人口来达到人口与资源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度人口论”或可视为是对“人口控制论”一种温和的修正。

上述人口思潮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尽管有的理论在现代社会看来存在诸多矛盾与局限，但却顺应了各自时代背景的人口发展特点，对于我们了解未来的人口发展方向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4 “增殖/控制人口”背后的理论逻辑：“人口论”与“人手论”的千年迷争

从历史的纷争中抽离出来，我们不难捕捉到，无论是人口增殖论、人口控制论抑或是适度人口论，视角各有所重。农业社会，研究多聚焦在人口与食物、人口与土地、人口与军事等问题上，这些问题与特定的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生产特征密切相关；工业社会，研究多聚焦于人口与食物与非粮食资源、环境的关系等问题上；后工业时代，对人口规模的争论更为复杂，因为人口与各类其他关键要素的关系受到技术进步的干扰和调节，不再是一种单向或线性的关系。但是，无论是在哪个历史时期，一个共同的趋势是，各观点之差异根源于对人的价值认知与研判。争论的起点总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讨论的终极目标始终是人类福祉的改善，将人口与自然的关系升华为人口与社会的关系，通过探索一定的人口数量，达到整体社会协调、和谐发展的目的。

其一，在“人口增殖论”与“人口控制论”千年纷繁的迷争背后，是“人口论”与“人手论”的价值取向和理论逻辑。纵贯来看，这些人口流派的理论论争实际上就是一部文明社会关于人口数量的思想史。这部思想史有三个共同关注的命题：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如何？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人口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如何？对这三个命题的阐释成为各类人口理论争议的基础，即人主要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还是消耗者？千年的历史迷争，说到底，不过就是“人手论”和“人口论”之争。“人口增殖论”中“人手论”占主导地位，并沿着“人口数量增加/减少→人口和人手同时增加/减少，但是人手的增加/减少大于人口的增加/减少，即人的生产属性大于消费属性→促进生活资料增加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未同比例增加”逻辑思路进行叙事；“人口控制论”中“人口论”占主导地位，并沿着反向逻辑进行叙事；“适度人口”则是兼具两者的“折衷论”，人口过少时需增加人口，而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不相适应时，就需控制人口，但如前所述，该理论发展到现代，成为“人口增殖论”的温和版。在一个国家里，当“人手论”占上风时，就会出现鼓励生育的思潮和相应的政策；反之，当“人口论”占上风时，就会出现控制生育的思潮和相应的政策或项目。换言之，人口思潮或学术思想的交锋主要存于“口”“手”之间；“口”“手”之辩或二者的孰重孰轻之辩，即是千年迷争背后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意趣。

“人手论”强调人作为生产者的一面，即人口的劳动属性和人的创造价值，认为众多的人口中孕育着更多的知识生产与创新潜能，是社会发展赖以存续的重要资源，故在“手”与“口”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面是“手”，即随人口数量增加，人手/人口也在增加。但是，人虽都有一张口，要吃饭，但也有两只手，能创造财富；人多固然消费多，但生产更多，因而积累也必然更多。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人一生中所创造的价值总会大于他所消耗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才会越来越进步。

“人口论”强调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其理论逻辑是，“人口”是绝对的、“人手”是相对且有条件的，因为人从生到死，必然会消耗资源，但未必一定能成为创造者和贡献者；人口过多、特别是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不相称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前提)，不仅会带来贫困，而且也会影响人类福祉的改善，故人口的适度减少有利于降低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提高人类生活水平。人手再多也无法创造更多的物质资源，即人手未必与人口的增加成正比；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人口数量越少，人均可分享的自然资源就越多，越利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可见，“二论”之争背后的共同逻辑都是围绕对人的价值的评判来展开的，而对人的价值的研判始终与人口与土地等资源及社会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色诺芬、资本主义时期的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派，以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及儒家学派的“增殖人口”思想，还是韩非、马尔萨斯、洪亮吉或马寅初的人口控制思潮，抑或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索维的中庸之道，还是现代和今天的对人口过剩/生育过低的恐慌者，从未就人口谈人口，而总是将人口问题置于宏观的社会情境中。不同时期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流派均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人手”“人口”也都与彼时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面临的具体问题密不可分。但是，他们看到的问题或看问题的视角却是不同的，孔子、色诺芬等人看到的是人口与土地、人口与国家实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强调人的生产属性；而韩非子和洪亮吉、马尔萨斯等看到的是在生产有限(而非资源有限)情况下人口的快速增长对食物带来的挑战，强调的是人的消费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贫困、贫富差异、失业、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渐突出，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等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成为新的研究议题。该议题在二战后受到高度关注，引发了社会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深思，并持续到时下社会。

其二，千年的“手”“口”之辩随时代而更迭交替，透视出历史的轮回。当我们聚焦于历史长河时就会发现，从早期文明开始，“人口论”“人手论”和“适度论”总是比肩而立、相伴相生；但是，在任何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思潮之间总是有主有次，从“人手”到“人口”再到“人手”，而主次的替代折射出螺旋式的历史轮回。在这种轮回的背后，是对什么样的人口数量能更好地适应君主的统治、臣民的福祉和社会的发展的研判。

在农业社会，人口总量的思潮论争多聚焦在人口与食物、人口与土地、人口与军事等问题上，这些问题与特定的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生产特征密切相关。彼时，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命脉，而人作为无可替代的“第一生产力”，是这一命脉的掌控者；同理，古代社会战争频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冷兵器时代，人是获取战争胜利的重要资源，从而进一步突显出“人手”的重要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领土规模大小以及臣民数量多寡已然成为封建君主皇权的象征。人口繁荣不仅代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兵源的富足，也成为统治者权力的象征，“人手论”被赋予了政治上的独特意义。而且，其重要性又被过高的人口死亡率所强化，于是便有了“多子多福”生育理念的理论支撑。由此，基于税收和兵源的考虑，国家总是以鼓励生育为主，人愈多就愈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愈能开疆拓土、赢得战争的胜利，愈能推动国家物产丰富、兴旺强盛。

工业革命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后者又与人口的几何式增长相辅相成。在欣然繁荣的人口背后，却难以掩盖人口与就业、人口与环境、人口与食物之间的矛盾。食物和资源有限性与人类繁殖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故此，在近代社会，“人口论”受得更多的关注，并逐渐取代了“人手论”。讨论的中心围绕人口控制展开，主张限制生育、避免人口增长超过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负载力，认为如果不对人口加以控制，就会出现“人口危机”甚至恶化为“资源危机”等毁灭性灾难⑩(Lam,2013)。不过，以政令的形式限制生育的做法，只在现代社会才真正出现，且“人口论”还遭到“人手论”的严厉批判。只是在1970年代前后，国际社会才真正对人口的过快增长表现出极大的恐慌，“人口论”被赋予了政治上的独特意义。

时过境迁。在后现代社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转变浪潮重构了西方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格局。此时，对人口规模的争论更为复杂，因为人口与各类其他关键要素的关系受到技术进步的干扰和调节，不再是一种单向或线性的关系。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发达国家的生育已降至极低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劳动年龄人口的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等问题的涌现，由此带来对“低生育陷阱”的恐慌。目前的主流思潮是，过低的生育率不仅不利于一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事关种族的兴衰存亡；加上宗教文化和政治因素，发达国家开始旗帜鲜明地鼓励生育。由此，“人手论”再次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思潮，特别是1949年后，政府、社会和学界对待人口的态度又何尝不是一部“人手论”与“人口论”的更替史？从先秦诸子从家庭层面强调“瓜瓞绵绵”到国家层面鼓励生育，到明清时期倡导控制生育思想的交替演进，既有理念层面、也有现实层面的考量。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中国不成文地放任人口增长。彼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急需劳动人手，开展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放任人口增长顺应了生产与发展的需求。然而，人口的过快增长引发了中央政府的担忧，并于1954年到1957年间主张节制生育；但是，在控制人口的方针尚未深入群众之时，大跃进就开始了，“人多好干事”的“人手论”成为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政治理念。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补偿性生育陡然回升，节制生育的思想随之复苏；从1970年代早期，在国际思潮和内在需求的双驱下，中国开始真正实施生育控制，“人口论”逐渐再度居上。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预示我国全面进入严格的生育控制阶段，“人口论”主导下的“一孩政策”成为主要的政策方向。尽管该政策与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对“人手”的需求)相矛盾，并倒逼中央和地方政府针对不同人群分别推行有差异的生育政策，但总体而言，严控生育是过去三十多年的主要人口政策格局。而在三十七年后，国内的主流人口思潮与西方的同步，认为不仅必须彻底放开生育政策，而且还应明确鼓励生育；粗略地讲，“人手论”再次代替“人口论”成为时下的主流思想，人口思潮实现了一次完整的历史轮回。

其三，“人手论”与“人口论”的迷争在当今社会更复杂。一方面是数量之中杂糅了结构要素。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生育潜能低位运行、生育意愿已降至低水平、少生优生的理念已蔚然成风，由此带来人口老龄化程度日深。另一方面是人口分布的可变性与资源环境等自然条件的不可变性。从“人手”的角度来看，人口的增加的确会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从“人口”的视角来讲，人口的聚集增加也势必对有限的环境资源提出挑战。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一直是，东密西疏、南稠北稀；近几十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格局，故此，在放开生育政策的同时，部分大城市却在出台人口调控政策，旨在调整人口的空间分布，有“适度人口”的意涵。同时，相较于马尔萨斯时代，今天不仅人口总量大增，而且经济社会得到巨大发展、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改善；更为重要的是，过去我们认为无可替代的资源，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可以替代甚至再生。从这个层面来看，“人口论”与“人手论”似乎陷入了争论的极端，或过份强调人的生物属性而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和非自然资源的可再生性，或过份强调人的创造性而忽视了创造性背后的文化与制度驱动力。那么，在新的情势下，如何研判“人口”与“人手”之争，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纵观“增殖人口”与“控制人口”的千年纷争，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在本质上是对人的属性、对人口数量及其效应的价值取向之争，各自的背后有着不同的出发点、逻辑性、基本假设与理论倾向。在这种宏大的理论思潮的变动趋势下，理论思想总是在对人口数量的应然争论与对既有现象的实然归纳之间摆动。当我们细细品读不同时期的人口论著时，在粗犷的历史逻辑下，又发现了伴随历史的轮回而出现的人口思潮的轮回。在过去百余年中，中国就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变化。

5 余论——从“手”“口”之辩到“人才/人脑”之论

数千年中，“人手论”和“人口论”虽不离不弃、如影随形，但不同时期各自影响的差异甚大。如果说农业革命解决了人类稳定的食物来源，工业革命打破了生存空间的地域疆界，今天的信息技术革命则融通了人脑的智慧和创造力。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大时代，关于人口数量的论争，无疑也应该从“人口”与“人手”的纠结之中抽离出来。

低生育已然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新常态”，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等现实难题倒逼生育政策解缚，虽然政策调整在短期内无法消解此难题；而人口总量大、人口分布不平衡性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也将持续存在。借古喻今、以史明镜，“人口”与“人手”迷争的历史轮回中给我们诸多启示。人口论强调人的消费属性，人手论强调人的创造属性，但两者均需要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在有限的物理资源的约束下实现人类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和谐？若强调增加“人手”以缓解老龄化的压力，则“加快物理资源短缺并造成人类生活水平下降”势必成为“人口论”者的驳斥利器；若通过限制“人口”降低物理资源的承载压力，则“人手论”者会以人类的物质需求缺乏创造加以反驳。但是，过往的“二论”之争更多强调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而忽视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如今，多数地区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但凡有可能，中国人往往会把孩子送往海外发达地区，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了发达国家竞争相对较小、但更丰厚、更优质的资源。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机会；2016年，中国因二孩政策新增的出生人口不过200万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年轻夫妻，哪怕有有二孩生育意愿，也不希望多生一个孩子对生活质量带来损伤。

那么，为了真正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呢？

我们不妨先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人口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一个客观事实是，中国土地面积、能源等资源位居世界前列，但庞大的人口总量却使人均水平均处于绝对劣势。表面看来，人口的消费属性带给资源、环境巨大压力，但可替代能源、清洁能源的发明与应用，以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善，却降低了能源的消耗速度。从粮食生产来看，中国曾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这充分说明，人本身就是一种优势资源，人的创造与智慧是无穷的；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绩不难发现，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劳动力优势带来了“人口红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腾飞，表明人口与经济之间并非一定呈反比关系(葛剑雄，1995)。若将更多的人口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智力资源、人才资源，则未来中国将会续写“7与22”的奇迹。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同样作为人口大国的印度，却没有这样的奇迹发生，而这又表明，“人口”未必一定会化为“人手”；这个转化过程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良好的制度。

在上述各类思潮中，人似乎遵循“觅食—繁殖—觅食”的简单逻辑，当食物较为充足，超过人口需求总量，即符合“人手论”的预期，反之则符合“人口论”的逻辑。但是，人与自然生物最大的区别在于自我创造的能动性，利用工具、智慧等，既可实现“觅食”的最大化，亦可保证合理的繁殖速度，还可通过非常规、甚至不道德手段获取或掠夺财富，历史上通过和平或战争的方式开疆拓土、进行海内外移民或殖民等都是例证。因此，在人的消费属性无法消除、甚至无法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提升人的素质与智慧，突出“人脑”的作用，增加人手与人口的比值，或成为调和“二论”的重要突破点之一。

其实，有关人口素质的讨论早已有之，先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早就对人口素质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证，主张通过国家倡导婚配、降低新生婴儿的缺陷等提升民众素质；严复、孙中山等人将国人道德的衰败归于人口素质的优劣，倡导优生……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方针既强调“少生”，也强调“优生”，将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一项长期目标。而且，诸多以“人口论”或“人手论”著称之人，实际上都带有“人脑”的意涵，强调了人的创造性。毛泽东曾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他还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我们更多地关注其中人口数量的意义，但显而易见的是，“人间奇迹……创造”“议论高、热气高……意气风发”等，也反映出对人的脑力与创造性的重视。同理，很多担忧“人口过剩”“人口爆炸”之人，也不否认人口的创造属性，亦不认为人口越少越好；在其《新人口论》中，马寅初便明确提出，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出，从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可见，他们只是表达一种对“人口快速增长”所可能引起的生活资料短缺的隐忧，明显地打上了所属时代的烙印与痕迹。

人口资源、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构成金字塔式的结构关系，但尽管提高人口素质的思潮古已有之，古今人口学界对后者却远不如对人口控制问题的关注(顾宝昌等，1994)。那么，为何它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长期被忽视、以至于人口思想主要沦为人口数量之争呢？答案十分明了。增加人口或数量调控的成效显而易见。规模达到了多少？增减幅度如何？多长时间人口可以加倍或减半？这些问题均能有效量化，从而成为统治者人口目标的重要方向。相对于人口数量而言，人口素质更为抽象和复杂。如何度量人口素质？身体无缺者代表了人口素质？显然不尽正确。在统治阶级国家治理工作中，很难通过人口素质这一指标来衡量其政绩的优劣，故全面提升人口素质往往仅作为一种“呐喊”的口号而长期被忽视。在农业经济年代，“身体资本”、身强体壮似乎代表了“人口素质”；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革新，“智力资本”取代“身体资本”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而“人脑”正是这种资本的载体。

因此，“人才论”或“人脑论”或是可行的第三条道路；“人脑”和“人手”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概念，“人脑”可理解为是“人手”的拓展与质性的延展。在经济上，人先是“人口”，在合理的市场环境下能成为“人手”，要是制度和技术合适，才可能上升为“人脑”(孙涤，2013)。人作为存活的生命体，首先是消费者，即“人口”；当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环境合理，个人通过能力谋求一份工作、并贡献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时，便表现出“人手”属性；当国家致力于技术创新，“人手”则进一步上升为“人才”，说明人的各个属性之间是相依相存、互相转化的。

在农耕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人手是最重要的人力财富；帝王多从自身财富视角、而非百姓福祉出发，来考虑人口增殖本身及其蕴含的价值。工业革命后，人手依旧宝贵：不仅是制造和服务的劳动力，而且是让过去沉寂的自然资源成为财富的人手；但是，此时整个社会的格局和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蒸汽机、纺织机等机械打破了地域疆界，乡—城流动、海外殖民等也打破了财富的垄断局面，人手的部分功能逐渐被机械所取代。在进入信息化社会后，人口发展完全突破了过往那种相对封闭的格局，学者也突破了过往在相对狭小的社会情境中来讨论人口数量多寡问题的限制；全球化的趋势使得人口不再是君主独占之臣民，一地的资源也可为遥远之地、之人共享。无论是何种自然资源，都不再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最重要标尺，只有人才资源才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的真正财富。

美国——当今世界的霸主，凭借先进的技术、领先的科技、人才的聚集优势使其雄踞世界之首位，屹立世界之高点；同样，日本作为技术领先之国，从二战至今不足百年历史，也已成功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稍显落寞的是，中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尽管在新世纪不断赶超发展并成效卓然，但仍难以摆脱世界工厂的首因效应。因文化传承与制度因素，非洲等落后地区人口众多，既不能挖掘类似中国的人口红利，更谈不上发挥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头脑优势，由此形成不平等的、核心—半核心—半边缘—边缘式的世界体系格局(Wallerstein,2004)。一言以蔽之，美日之民对应“人才”、中国之民对应“人手”、非洲之民对应“人口”。可见，只要有制度优势(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即是例证)，“人脑”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开发资源、利用资源，增加财富的产出，还可利用种种手段来影响或改变财富的分配。

以上思路对中国的启示是：人口数量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人口扮演怎样的角色，关键在于其潜能的挖掘与开发；而对人的潜能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制度要素。故此，国家真正需要调控的并非单纯的人口数量，而是在关注总量的同时，重点提高与优化人口素质。人不在多寡，有才则灵；国不在大小，有谋则名。人口本身既可能是一种优势资源，但也可能成为资源的净消费者；实现“人口”向“人才”、“人手”向“人脑”的转化，才是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之路。

重读原典发现，今天社会与学界对低生育率的担忧是由来已久的有关人口数量问题论争的延续，只因所处时代和环境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若将对人口规模的认知理解为一条光谱的话，在光谱的一端是严格的人口控制，另一端是鼓励增殖；适度人口、人口自然增殖等其余观点也都落在这条光谱上，处于不同的普段中，之间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互相妥协出现波动。有时，一端的光谱更强，有时另一端的光谱更强；而光谱的走向总是与时代的主流思潮、统治与治理理念、人口与资源统协状况相适应。在变化的时代、变化的社会、变化的理念中，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在低生育、频繁迁移流动、老龄化等人口问题并存的情境里，再做“人口”与“人手”之辩，或在理解人口思潮发展脉络的过程中，脱离或割裂历史来看待今天的“二论”之争，似乎都已失去意义。必须要跳出“人口”“人手”之争，既关注不同思潮之间的分野，更关照彼此的融通，突出“人脑”的作用，避免片面的识记，准确把握学科讨论的精髓。

*作者感谢顾宝昌、王谦、吕红平对初稿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收稿日期：2017-06-06；修订日期：2017-07-30

注释：

①此外，还有一种“自然人口论”，主张放弃人为干预或利用行政手段调控人口发展的做法，而是通过自然规律进行自然调节。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其主要代表。他在《国富论》中虽已预见到人口过剩，但仍然倡导自由放任、听其自然，让经济自发调节人口需求。经济发展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劳动报酬，从而必然鼓励结婚和增殖，使人口不断增加；而经济停滞会减少对劳动的需求，降低劳动报酬，进而减少人口增殖。“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世界各地，不论在北美，在欧洲，或是在中国，支配和决定人口繁殖程度的正是这一需求”。正是由于经济发展决定人口增殖，故“一国繁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尽管“贫困似乎还有利于生育……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生子女二十人以上，而奢侈的上等社会妇女，往往不能生育，一般只能生两三个”，然而“贫困虽不能阻止生育，但他们的儿童中，达到成年的却比较少”。这段话比较系统地记录了斯密的人口思想。不过，该思想与其他三类观点之间不是平行或并列关系(王谦，个人面谈)：其他三类观点都涉及人口干预，区分在于如何干预，而“放任论”不涉及对人口数量增长是否需要干预的问题，故本文对此不做详细介绍。另外，还有很多其他涉及人口规模的相关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人口规模与社会、自然的关系等，因其超出了本文的视域，也未涉及。

②国语·越语二十(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35.

③[古希腊]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9.

④洪亮吉(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⑤⑥[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丁伟译)[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0.15.

⑦[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⑧[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94.

⑨[英]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陈冬野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6.

⑩但是，科恩(Joel Cohen)在1996年出版的《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一书中认为，无法预言地球的承载能力。气候变化、能源供求和科技发展，这些都是可能影响最终结果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