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被帝国主义再殖民化的某些特征，经历1991年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彩排后开始浮现，至今则已清晰可见。太多人以为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老鹰将会磨去利爪，只因他们盼望如此、做如是想。华盛顿当局的势力仍存在于中东地区，并且觊觎区域内的国家主权。美国以直接或是透过区域内代理人的方式施展权力，而那些拒绝向美国霸权伏首称臣的国家正在被摧毁。政权颠覆伴随着大规模破坏与伤亡，紧接而来的是按民族－宗教界线的实质分裂，以及大型公司的进驻——有些负责重建被美国与其欧洲盟友轰炸的城市，另一些则是为了石油而来。上述情节于巨大的政治动乱中上演，而一切都在美国与以色列军事监视之下发生。
人数众多但政治上疲软的阿拉伯之春，未能打破这股毁灭性的驱力。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残骸腐朽已久，加上主要的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迫切希望与华盛顿当局达成协议，这场2011年的起义，轻易地被美国收编并进一步实现他们区域内的目标。也门灾难般的战争具有许多该国的特质，纵使如此，我们仍得在上述背景下检视这场战争。过去三年内，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领导的军事同盟，得到了奥巴马与特朗普外交、后勤与情报上的重要支持，摧毁这个中东最贫穷的国家，破坏基础建设并封锁港口，只为了迫使生活在这块多山、不毛土地上、七成食物仰赖进口的2,700万名民众屈服于外来势力的统治。海伦・拉克纳（Helen Lackner）在《危机中的也门》（Yemen in Crisis）一书的开场白中，对于这些国家造成的浩劫，有着骇人听闻的描述：“2017年年中，也门面临全面性的人道危机、该国自1940年代以来首次饥荒，以及世界上最严重的霍乱疫情。”这些情形前所未有但可以避免，因为饥荒和霍乱都是“外国干预导致内战恶化的结果。”
从1970年代时，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的希望与奋斗，如今也门共和国（Republic of Yemen）沦为新自由主义破坏后的残骸，对于拉克纳而言是一趟漫长的旅程。作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简称SOAS）中东研究所的研究助理以及农村发展的独立顾问，拉克纳在也门生活和学习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作为一名接受亚非学院训练的年轻人类学家与语言学家，她在抵达也门民主共和国的首都亚丁（Aden）后，一面练习阿拉伯语，一面在阿拉伯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践行田野工作。她的《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拉伯社会主义发展的前哨》（PDR Yemen: Outpost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 Arabia）一书支持也门，同时保有批判；她也仔细地研究了也门强大的邻国，1978年出版的《沙上之屋：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经济学》（A House Built on San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Saudi Arabia），是一本“从阿拉伯人民福祉而非西方资本主义视角出发”的作品。这些积累的经验，促成这本关于当代也门地缘政治——该国的政治冲突、经济结构、以及最重要的，该国的人民——最杰出的作品。她对于该国的熟悉程度，比起美国国务院（Foggy Bottom）或英国外务部（Whitehall）那帮人来说都来得好，甭论以色列情报特务局（Mossad）的特工、或是以沙国首都利雅得（Riyadh）为基地、其他“国际社会”的间谍们。《危机中的也门》构成也门民族意识的过程中，交织其中的影响与竞争。这条线索如今被外部的军事干预所切断。
在挤满了小酋长国和沙特皇室继承人的阿拉伯半岛上，也门始终一支独秀。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共和统治，也门直至1990年前，仍然分为两个国家。在也门北方，纳赛尔（Nasserite）[1] 民族主义者历经一场惨烈的冲突后，于1970年战胜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伊斯兰教长国（Imamate）。在南方，共产党人与社会主义者将英国人逐出港城亚丁。亚丁掌控进入红海的曼德海峡（Babel-Mandeb Strait）。冷战竞争导致西方和苏联的援助大量流入，有助于南北两国建立坚实的社会基础建设。此外， 100多万名海外工作（主要在沙特阿拉伯）的也门人的汇款也非常重要。
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推动了土地改革和全民教育，打破阻碍女姓进步的传统枷锁。当我在政权灭亡多年后造访亚丁时，我遇到许多为昔日国家哀悼的女性，她们因为再度被迫穿戴希贾布头巾（hijab）感到愤怒。拉克纳在《危机中的也门》一书中的回顾，呼应了这群妇女的回忆。“一般民众的生活相当不错，充分的就业和收入让他们的生活可以达到可接受的水准、获得恰当的饮食，以及购买生活必需品。”随后则是一段关键的警语：“相形之下，涉足政治显得非常不智，必然使人短命。”
1980年代后期，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崩盘与其资助者苏联集团的解体同时发生，尽管后者的垮台更加具有戏剧性。分属不同部落的敌对阵营彼此争夺权力，并在也门中央委员会内上演枪战，一如1970年代发生在阿富汗的冲突。左翼内部的斗争引发苏联军事介入以及美国资助的圣战者（Mujahedeen）的抵抗，并为阿富汗带来悲惨的结果：至今美国仍掐着阿富汗人民的咽喉不放。亦如德国，冷战结束时也门共产政权的瓦解，让该国资本主义一方的老练领导人得以支配国家统一的议程。北方的萨那（Sana'a）成为合并后的也门共和国首都，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则成为总统。他生性狡猾，自1978年起担任北也门的领导者，并曾参与1960年代反抗伊斯兰教长国的军事斗争。
新国家成立于1990年5月22日；几个月后随即面临布什政府沈重的打击，原因是拒绝加入攻击伊拉克复兴党（Baathist Iraq）政权的行列。在此之前，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Kuwait），这是一场美国人虚情假意、故作愤怒后，却拒绝一切机会劝阻的侵略。萨达姆是萨利赫的盟友，他因为反美以及同情巴勒斯坦的立场广受也门人支持。也门与古巴对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进攻巴格达（Baghdad）的决议投下了唯二的反对票。对于也门胆敢追求自主的外交政策，美国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语带威胁地回应：“这是他们投下代价最昂贵的一票。”美国随即终止共计7,00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沙特阿拉伯驱逐数十万名的也门移工；这些移工的收入是许多也门家庭的重要支柱。
因为境外援助被连根拔起，也门经济陷入长期危机。也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90到1995年间逐年下滑。萨利赫还得面对沙特阿拉伯扶持的分离主义者于南方起义，这里的人们在他的统治之下，感到各方面的权利都被剥夺。平息骚乱之后，萨利赫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寻求财政援助。一系列的结构调整计划打击了贫民，更没有为生产部门作出任何贡献。这两个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金融组织，对于这个接受资助的客户窃取外国资助与投资的收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有最好的工作与油水最多的合约都被萨利赫的亲信拿走；拉克纳写道：“任何企业如果没有与萨利赫的亲信集团分一杯羹，都不可能成功。”
紧接着发生的是九一一事件，美国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干预。萨利赫抓紧时机，匆匆赶往华盛顿谴责基地组织（al-Qaeda），并向小布什（George W. Bush）保证将全力支持美国的行动。他获得美金4亿元的援助方案，代价是允许美国派遣特种部队于也门部署，以及默许来自吉布提共和国（Djibouti）美军基地的无人机“猎食者”（Predator）发动空袭。隔（2002）年，美国首次于阿富汗境外进行无人机空袭，在也门杀害6名基地组织特工，其中一名疑似是2000年10月轰炸美国舰艇柯尔号（Cole）的元凶[2]。后来几年，随着基地组织减少活动，布希政府也开始对也门失去兴趣。急着想要拿到酬劳的萨利赫，坚称也门仍受恐怖份子威胁。好像冥冥之中的巧合，沙那发生基地组织战士大规模越狱，之后并迸发一连串袭击事件。当时4名南韩游客造访希巴姆（Shibam）这座因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拍摄的电影《一千零一夜》（Arabian Nights）而声名大噪的古城时，与他们的导游被一名自杀炸弹客杀害。
尽管此等暴行屡屡发生，我在2010年旅途期间访问的许多人，包括当官的与一般平民，都坚称阿拉伯半岛上基地组织的踪影非常罕见。当我要求前任总理且时任萨利赫顾问的艾里亚尼（Abdul Karim al-Iryani）估计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AQAP）的实力时，他顽皮地笑了笑。我预估约300到400名战士，他回答道“最多如此”。“不可能更多了。美国人过于言过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真正更重要的问题要处理。”当我造访也门中东部的希巴姆，并且询问市长城里是否有基地组织的基地时，他在我耳边低声地说：“基地组织的基地就在萨利赫的宫殿，就在他的办公室旁边。”
当然，“反恐战争”中受益至多的莫过于萨利赫，这份大义让他获得美国武器与美国训练的菁英战斗部队，可以用来对付远远更为迫切、自2004年开始就不太安分的北方胡塞组织（Huthi）暴动。也门社会党（Yemeni Socialist Party）领导人暨党报编辑马卡莱（Muhammad al-Maqaleh）无畏地记录了政府军自2009年8月发起的“焦土行动”（Operation Scorched Earth）中，将15万居民自家园驱逐的暴行。他因此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遭关押四个月，并且面临酷刑虐待以及处决的威胁。我当时写道：虽然沙那不是喀布尔（Kabul），倘若政权持续大规模使用武力，新一波的内战很有可能爆发。
让萨利赫渐形孤立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选举自2009年拖延到2011年举行。也门反对派虽然是合法的政党，但在他们同意选举改期之前，持续被霸凌。火上加油的是，萨利赫草率地试图修改宪法，让他能够取得第三度的任期。如果修宪成功，曾经统治北也门并持续治理也门共和国的他，实际掌权的时间将长达33年。一如他在埃及的独裁同路人[3]，他当时正为其子梳理继任之路，而这早是公开的秘密。因为跨国合约涉及总统等级的贿赂，政治上的继承需要妥善处理，以确保资金持续流入私家金库。也门在这方面并非特例。
最终迫使萨利赫下台的是也门版的阿拉伯之春，还有西方对骚乱的恐慌反应。2011年1月14日，就在突尼斯（Tunisia）的总统本・阿里（Ben Ali）下台后几天，也门社会长期闷烧的不满终于扩散至街头。数以千计的示威者于沙那游行，高呼“依哈尔（Irhal）”（滚蛋！）的口号，要求萨利赫请辞。抗议规模迅速成长并扩散至全国各地。因为也门有7成人口小于25岁，该运动由年轻人领导并不为奇。有趣的是，无论有无穿戴面纱，许多妇女都参与了这场运动。
2月2日，萨利赫取消修宪并宣布建立民族团结政府，试图缓和情势但是为时已晚。2月11日，人在也门首都的拉克纳，见证人们因为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垮台而欢声雷动。历经数星期的动荡后，3月18日，政府的狙击手在“尊严星期五”（Friday of Dignity）的游行中开火，造成至少45人死亡，200人受伤。这场屠杀引发统治阶层的分裂。曾是总统亲密战友、第一装甲旅（First Armoured Brigade）指挥官艾哈迈尔（Ali Mohsen al-Ahmar），与先前冷眼旁观抗争行动的反对派领袖都宣布支持示威者。
眼见为数众多的群众为争取就业、收入、尊严及自由公正的选举而上街，西方列强心生警惕。他们担忧也门将偏离“正确道路”，即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排定的议程，他们转而支持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的提案——萨利赫同意下台以换取免受起诉的豁免权。萨利赫最初拒绝签字。6月3日，他在宫殿中的清真寺祈祷时，遭炸弹攻击而受重伤，许多人期待他因此丧命。不过他被飞机送往沙特阿拉伯接受紧急治疗，医生救回他的性命——讽刺的是，他即将成为沙特阿拉伯政权的死敌。在此之前的11月23日，身体状况仍然很差的他选择投降，同意将权力移转至过渡政府。过渡政府由长期在位的副总统哈迪（Abdu Rabbu Mansur Hadi）领导，他来自南部的阿比扬省（Abyan），是萨利赫的左右手。
主导过渡政府的菁英集团，包括萨利赫的全国人民大会党（Republican General People's Congress）和伊斯兰改革党（Islamist Islah Party），已证明自己极为贪腐与无能。他们当权时的最后措举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命令下调涨柴油价格，进一步与人民大众为敌。被西方国家抛弃的萨利赫则与胡塞（Huthi）叛军联手；过去他与后者对战的结果胜负未明，联手后他们几乎夺权成功。《危机中的也门》其中一章阐明了胡塞这个伊斯兰教什叶派（Shia）中的宰德派（Zaydi）复兴运动。胡塞运动是由著名宰德派学者巴蒂尔・艾丁・艾胡塞（Badr Al-Din Al-Huthi）的儿子们所领导，位于沙特阿拉伯边界的萨达省（Sa'ada）；这里是民族主义与左翼政治文化的沙漠。信奉宰德派的民众占也门人口的1/3，不过宗教上的宗派主义在也门并不流行，比起伊朗库姆（Qom）的正统派，宰德派与也门占多数的逊尼派（Sunni）更接近，他们也与逊尼派共享清真寺，并且接受他们的部分仪式与教义。意识形态上，胡塞与其他宗派的显著区别是萨达（sada）——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有与生俱来的统治权。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先知默罕默德所支持的；他倾向由乌玛（ummah，伊斯兰社群之意）选出哈里发（caliphs，继承者之意）。不过胡塞领袖坚称他们并未从旧家族中选出伊玛目（Iman，领袖之意），所谓先知世袭制只是重新赋予宰德派部落权力的方式。宰德派深入也门北部的权力结构，但是1990年南、北也门合并后，他们却遭冷落。此外，本身也是宰德派的萨利赫，为了讨好沙特阿拉伯，允许逊尼派萨拉菲主义（Salfism）在宰德派中心地区达玛吉（Dammaj）落地生根，此举激怒了宰德派社群。
萨利赫辞去总统后，在国安部门中仍有众多支持，这些部门自外于美国主导的民主改革。2014年9月，胡塞武装份子占领政府大楼，军队则在一旁袖手旁观。哈迪逃往亚丁，向利雅得与阿布扎比（Abu Dhabi）寻求军事协助。富有的沙特阿拉伯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着手组织由顺从的中东与非洲国家组成的盟军——巴林（Bahrain）、埃及（Egypt）、约旦（Jordan）、科威特，以及直到沙特阿拉伯怒火中烧后才加入的卡塔尔（Qatar）；此外还有厄立特里亚（Eritrea）、摩洛哥（Morocco）、塞内加尔（Senegal）、索马里（Somalia）以及苏丹（Sudan）。盟军以流亡的哈迪政府之名行动。沙特阿拉伯在2015年3月26日展开第一次空袭，藉此阻止亚丁落入萨利赫的共和国卫队（Republican Guards）手中。“如果沙特阿拉伯联军没有介入，胡塞－萨利赫军队短时间内掌握全国是意料中之事。”
因此，也门当今的冲突，与其说是内战，更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胡赛自德黑兰（Tehran）获得有限的外部支持，包括资金与军事训练。如此大规模的军事介入对于沙特阿拉伯而言也是头一遭，这与后者的宫廷政变有关。新国王最宠爱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在华盛顿当局的强力支持下争夺权力。他找到一位愿意合作的对象：曾在英国桑赫斯特（Sandhurst）皇家军事学院接受训练的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奥巴马允许萨勒曼在也门为所欲为，目的是藉此纾缓美国与伊朗签订核子协议。也门的崩溃很可能成为压倒这位王储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根稻草。
接踵而来的并非沙特阿拉伯的闪电战，而是血腥的战争僵局。拉克纳指出，“沙特阿拉伯联军的军事介入，无法让过渡政府重新掌权，并将一场政治与人道危机提升为浩劫。”从萨利赫－胡塞控制下解放的也门南部，在阿联酋的监管下成为各军事势力相互竞争的泥淖。在亚丁，因为民生匮乏，以及领不到工资与退休金导致的示威每日上演。特朗普的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曾因阿联酋派遣特种部队参与美国在阿富汗灾难般的战争，而称许它是“小斯巴达”（Little Sparta）。不过，这群勇敢的斯巴达战士，在2015年9月5日，胡塞导弹击中沙那东部马里布（Marib）的军火库并杀死45名阿联酋士兵后，决定让当地准军事组织与包括前哥伦比亚军队的外籍佣兵代替他们作战。他们打造极为凶残的“安全带部队”（Security Belt），这是一只萨拉菲武装组织，并与其他分裂势力联手，这使得缺乏实权、被软禁于利雅得的哈迪指控他们意图颠覆政权。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趁乱成长为数千人的部队，他们在战争初期夺取东部沿海城市木卡拉（Mukalla），沙特阿拉伯空军选择对此视而不见。在人口较多的北部地区，胡赛仍控制绝大部分的地区，包括首都沙那，纵使沙特阿拉伯的轰炸机将平民区域炸得粉碎也是如此。沙特阿拉伯也支持位于北部马里布省与胡赛控制领域东侧之焦夫省（Al Jawf）内的改革党民兵组织，包括阿里・莫申（Ali Mohsen）与他第一装甲旅（First Armoured Brigade）的余党。
尽管沙特阿拉伯抗议伊朗运送导弹至胡赛的传言，但是他们自北美与欧洲走私而来的军火更为强大。《危机中的也门》引用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在2001至2016年的数据，推论利雅得最大的军火供应国很可能是美国，接下来则是前殖民势力的英国与法国。拉克纳认为特朗普去年五月造访利雅得时夸耀的1,100亿美元的军火交易，让先前美国所有军售都“显得微不足道”，但是这是错误的比较：特朗普完成的这笔“交易”，只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与沙特谈妥的愿望清单。华盛顿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的威廉・哈通（William Hartung）指出，奥巴马同意沙特阿拉伯42笔、总值超过1,150亿美元的军火交易。长久以来，利雅得能从美国这头恣意采购。对沙特阿拉伯军售方面，奥巴马与特朗普的成绩不分轩轾。
如同拉克纳所指出：两任政府也提供沙特阿拉伯联军战机重要的定位资讯与空中加油。截至2017年2月，美国五角大楼的纪录中，空中加油飞机出勤1,800次、运输5,400万镑的燃油。拉克纳评论道：“基于这么多轰炸行动不能缺乏（空中加油）这个步骤，美国空军必须被视为空袭行动中的积极参与者，并且极有可能涉入屠杀平民与摧毁民间设施的空袭。”根据联合国纪录，2015年3月至2018年五月期间，1万6,400名丧生的平民中，绝大部分死于联军的空袭行动。宣称攻击目标是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的美国战机与无人机，实际上杀害数十名平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也门的决议起草国，英国前任卡梅伦（David Cameron）政府与现任的梅政府（Theresa May）得以确保许多战争罪行不会被审查。
西方与海湾势力长久以来的阴谋，促成一场为了争夺金援与其他资源的割喉战，分裂了冲突里头各方政治势力。今年（2018）一月底，对南方过渡议会（Southern Transitional Council）效忠的军队，同时也是阿联酋支持的分离主义势力，包围位于亚丁的总统府，以贪渎与管理不善为由，要求哈迪指派的政府下台。几周以前，为了回应来自利雅得与阿布扎比的提议，萨利赫终止与胡塞的结盟，在沙那激起激烈的交锋。萨利赫与其他资深的人民大会党高层在战斗中遭杀害。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Tareq Mohammed Abdullah Saleh）接收叔叔的剩余势力并加入沙特阿拉伯联军，后者正将势力推展至红海海岸。7月14日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战机开始轰炸胡赛位于也门最大港口荷台达（Hodeida）里头与周边的据点。夺下荷台达将强化对北方“叛军”的箝制，断绝胡塞的海上通路。
今日，群众抗议的声浪往往被空中轰炸与无人机攻击所淹没。即便如此，饥饿受苦的人民仍大规模动员，抗议沙特阿拉伯的猛烈攻击，并且反对提供联军最新军事设备的国家：也就是垄断全球军火贸易的欧美大亨，以及为他们游说的政客，包括上百位英国工党议员；这些工党议员拒绝支持反对派要求停止血腥军火交易的提案。另外还有批准这批武器的英国法院。
《危机中的也门》的最后几章中，作者跳脱当前的灾难，分析也门社会演化的长期趋势：南部分离主义的起源；萨利赫世袭统治下社会结构的扭曲，即中央政府恩庇制度取代传统的部落威权；自然资源的管理不当与过度开采——沙那地下水储备将随时耗尽；华盛顿同意的樽节措施对经济造成伤害；不受掌控之都市化与乡村贫穷化的发展。这些讨论以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为要旨，仔细列出未来也门政府将面临的巨大挑战——假设这个国家还能维持完整的话。不过总结部分也坦承，“战争结束后的也门不太可能再是那个1990年以来的也门共和国”。相反地：
可能的情况是，国际支持的和平协议充其量能停止外部的军事干预，然而也门内部众多小团体为了争夺极为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对抗，或多或少将持续进行。未来将类似也门作为英国保护国（Protectorates）的时期，即在缺乏经济资源与支持的北部地区，莎菲仪派（Shaf'i）与宰德派之间的分裂将持续存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将可能变成一个以上的封地。
整个中东地区，帝国主义已经察觉阿拉伯之春民主成果的短暂，如今“阿拉伯之春”一词看起来是多么大的误称。这些群众运动的主要诉求是终结专制政权；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跨越国界的阿拉伯团结以及巴勒斯坦的独立则鲜少出现在议程之中，即便这卑微的诉求都被镇压了——除了革命的起源地突尼斯（Tunisia）之外，虽说他们的经济主权在所谓的多维尔（Deauville）“伙伴关系”下割让给了八国集团（G8）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埃及，接受美国五角大楼数十亿美元资助的军政府再度壮大并且牢牢地掌握政权。塞西（Field Marshal Sisi）掌权后的埃及，比起穆巴拉克时期，更加滥用私刑与恣意逮捕，此外拍马屁文化的问题也更为严重。在利比亚（Lybia），最初的民主运动很快被北约（NATO）势力接掌，后者轰炸该国长达7个月，引发混乱的冲突，夺走2万至3万人的性命。卡扎菲（Muammar al-Gaddafi）甚至没有得到海珊当时的审判戏码，而是遭到公开的残酷凌迟。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却对此满意地表示：“我来，我见，他死。”七年后，相互敌对政府与包括圣战（Jihadi）组织的武装份子仍在撕裂这个国家。
在叙利亚，一如其他地方那样，美国在英国、法国、以色列、土耳其以及沙特阿拉伯从旁协助下，在一场群众起义爆发之后迅速介入，提供基地组织与其他圣战者武器，藉此拿下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几周以内，世俗势力被推到一旁，逃往邻近国家，或是试图抵达欧洲，许多人因此丧命于地中海。（叙利亚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在莫斯科与德黑兰当局，以及当地众多支持之下坚守政权。复兴党再度掌握大部分乡村地区以及所有主要城市，但是叙利亚已经满目疮痍，破坏也造成深远的影响。库德族期待美国五角大楼将保护他们免于土耳其的报复，这般幻想已断然破灭。
根据帝国持续更新的优先事项，敌友角色互换的速度之快，不禁令人怀念起冷战时期简单的非敌即友二分法。今日的俄国与中国是敌人也是朋友。他们巨大到无法征服，因此多少保持主权的完整。他们周遭的国家则是另外一回事。美国霸权提供的道路选择是：任何恣意妄为的国家都将沦为也门那般的凄惨。在全球各地尽管有各种程度反抗新世界秩序的行动，任何改变以美国中心之资本主义结构的企图都仍只是幻想。想要成为区域内美国代理人的国家，数世纪以前，歌德的《浮士德》提出以下问题：
有谁可达成？
这是令人忧郁的问题，
面对它命运也戴上
面具；
在巨大的不幸降临
的日子里，
淌血，所有人类变得麻木。
但是你们要以新的歌曲缓醒自己，
不再俯首称臣；
因为大地将滋生不幸
又一次地
一如过往那样。
[1] 【译注】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是埃及第二任总统，其政治思想结合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世俗主义。
[2] 【译注】2000年10月12日，美国飞弹驱逐舰柯尔号于亚丁停泊加油时，遭盖达组织以自杀式小艇攻击，造成17死39伤。
[3] 【译注】指的是统治长达30年、直至2011年大规模抗议遭推翻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原文标题"Yemen's Turn"，刊登于《新左评论》第1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