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分化”这一观念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做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势的特征。换言之，“个体分化”在于将人的“个性特征”从“给定的”转变为一种“任务”——同时使那些参与者们为执行这一任务以及执行过程中的后果（还有副作用）承担责任；换言之，个体分化就在于确定一种“权利上的”自治（尽管未必是事实上的自治）。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他的社会定义，已不再是拥有状态，而是成了存在状态。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再是（愿意接受或不愿意接受的）外来的礼物。（正如让-保罗·萨特的著名评断：生来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是不够的——必须一生都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前现代时期的王子、骑士、农夫或城市居民说同样的话）需要变成现在的存在状态就是现代生存的特征（但不是“现代的个体分化”的特征——这种表述显然冗繁；述说个体分化和述说现代性，都是述说完全相同的社会境况）。现代性以强制和必需的自决权取代了社会身份的确定性。
这里重复一下，这一点对于整个现代时期来说都是事实：对于所有的分期和社会所有的区域都是这样。如果确乎如此——那么为何关注个性特征的“名副其实的大规模探讨”只会在近年才出现呢？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发生了什么新的东西，居然影响到像现代性本身这样陈旧的问题？
的确，陈旧的问题中存在某种新的东西——这便解释了这样一些任务在目前引起的恐慌，过去的几代人似乎都是以一种“应付事务”的方式对这些任务进行常规性的处理。在个性特征建设者们共有的困境中，有一些重要的变异将现代史的连续的分期相互之间分割开来。一旦阶层的僵硬的框架在现代的早期被摧毁，摆在人们面前的“自我认同”的任务就归结为生活得“不异其类”（“向地位平等的邻居们看齐”）的挑战，即积极地与已经确定的社会类型和行为模式保持一致，模仿和遵从这种模式，“同化于其中”，而不是落伍于时代的步伐或偏离了常规。“社会阶层”的分崩瓦解并没有使个体飘荡浮游。“社会阶层”最终由“社会等级”所取代。社会阶层是个归属的问题，而社会等级的成员资格却要求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就；不像社会阶层，社会等级必须“有人加入”，成员资格必须不断地在每天的行为中得到更新、再次确认和证明。换言之，“被连根拔起的”个体受到促发和推动，要在疯狂地寻求“重新扎根”的过程中部署他们的自决权的新的力量和权利。绝对不缺乏等待和准备好容纳他们的“扎根基床”。等级的分配尽管是自我形成并是可以协商的，而不是像阶层那样是通过遗传获得或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但是，等级的分配往往变得凝固不动、无法改变和表现出抵制，使个体难以控制，正如前现代时期赋予阶层的特征。等级和类别严重威胁着个体的选择范围；逃脱限制并不比向“存在的神圣链条”的地位发起挑战来得容易简单。如果不是在理论上，那么至少对于实际的意图和目的来说，等级和类别看起来不可思议地像“自然中的事实”，留给大多数有自我决断能力的个体的任务就是要“装备精良”，通过与其中已有居民表现一致以适应分配给自己的较小生活环境。
这恰恰区别了很久以前的“个体分化”与现在的我们这个“流动的”现代性时代已经呈现出来的分化形式。如今，不仅是个体在社会中的设置，就连个体可以获得的、并可能有望固定于其上的位置都在融化消解，几乎不能作为“生活计划”的目标。目标的这种新的好动性和脆弱性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没有技能的和技术娴熟的、没受过教育的和受过教育的、懒惰的和辛勤工作的都不例外。通过坚持不懈地遵从目前的标准以便“支配未来”，对于这一点我们几乎或根本无能为力。
正如丹尼尔·科恩已经指出的，“那些在微软公司开始自己的职业的人没有一个会想到要在那里终其一生。相反，在福特或雷诺公司开始工作的人几乎一定会干到最后”。不仅个体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且他们的跑道的终点和跑道本身也是如此。“被连根拔起”现在已是一种在个体生活过程中很可能要无数次重复的体验，因为几乎没有（如果还有的话）任何供“重新扎根”的“基床”显得非常坚固，足以预示可以长期稳定地占据。视野中的“基床”看起来很像各种规模和各种风格的“抢座位游戏中的座椅”，数量与位置持续变化，迫使人们不断地奔跑；没有希望得到休息或由“到达”所产生的满足感，也无望会有到达目的地之后可以刀枪入库、彻底放松和不再忧虑所带来的舒适。绝对无望在跑道的尽头获得“最后的重新扎根”；总跑在路上已经成为（如今是长期）被连根拔起的个体永久的生活方式。
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的写作中提出，“工具理性”是现代性时期调节人类行为的主要因素——或许是大有可能从蕴涵动机的各种力量的战斗中胜出的惟一未受损伤的因素。因此，目标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现代人剩下的任务就是要为目标选择最佳的手段。有人也许会说，只要韦伯的主张仍然有效，手段的相对高效性及其可获得性的不确定将会是现代生活特有的毫无保障和忧虑重重的主要原因。但是，我认为，无论韦伯的观点在20世纪初正确与否，其真实性随着这一世纪接近尾声而逐渐却又无情地消失。如今，毫无保障和忧虑重重的主要原由并非来自手段。
20世纪擅长于生产过量的手段；手段的产生一直在加速地进行，超过了已知的需要，更不用说超过了敏锐地感觉到的需要。大量的手段曾蜂拥而至，以寻找它们能够为之服务的目标。这便轮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拼命地寻找能够解决却尚未表述出来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目标已经变得愈加漫溢开去、各处分散和不可确定：这是忧虑重重的最丰富的源泉，也是人们生活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东西。现在，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便处于那种新的困境之中，如果要为它寻找一个简短、犀利却又适当、辛辣的表达，再方便不过的就是记住最近刊登在一份英语日报的“求职”专栏中的一则微型广告：“拥有私车，可以出行。恭候垂询。”
因此，自从现代时期的开始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个性特征的问题”已经改变了自身的形态和内涵。过去旅行者们常常面临并竭力解决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到达那里？”而今的流浪者们没有地址，没有身份证件，每天与之搏斗的问题更会是：我可以或应该到何处去？我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会把我带向何方？现在的任务不再是积蓄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历经试验与错误，胜利与失败，沿着伸向远方的众生之路前进；而是在最近的十字路口选择一个最少有危险的折转，也即在道路尚未变得不可通行或在道路的规划尚未重新设计之前，或是在垂涎已久的目的地尚未移往别处或失去其往日的光泽之时，就改变方向。换言之，在世纪之交折磨着人们的困境与其说是获得自己选择的个性特征以及如何使得它们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倒不如说是选择哪一种个性特征以及如何保持警觉和警惕，以便万一先前选择的个性特征被撤出市场或被剥除了原有的诱惑力之时还能够进行另一种选择。最令人绞尽脑汁的主要忧虑并不是如何在社会等级或范畴的固定框架内找到一个位置，或者在找到之后又如何保住这一位置，并避免不被从中逐出；使人总是忧心忡忡的是疑心来之不易的框架不久就要分崩瓦解或完全融化。
在关于大约50年前的情况所说的那句话（而今已成为经典）中，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诊断了当时青少年遭受到的称为“个性危机”的那场混乱（这个术语最初于二战期间造出以描述一些精神病人的状况，他们“失去了个人的同一感和历史的连续感”）。正如艾瑞克森所言，成人的“个性危机”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态；也是个人的“常规”发展中常见而又短暂的阶段，它随着青少年的成熟而自然结束。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应该是什么，即“意识到无疑已经具有一种个性时，健康感觉起来像什么”。对于这一问题，艾瑞克森的回答是：它使人产生“一种关于精神昂扬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觉”。
或者是艾瑞克森的观点已成明日黄花（各种观点通常都是如此），或者“个性危机”今天已经变得不仅是精神病人的罕见状态或青少年的短暂状态：现在无论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都很少体验到“同一性”和“连续性”这两种感觉。而且，人们不再对之梦寐以求——即便渴望获得，这种梦想一般也混杂着罪恶的前兆和恐惧。正如两位著名的文化分析家齐兹克·梅洛西科（Zbyszko Melosik）和托马兹·斯库德拉莱克（Tomasz Szkudlarek）已经指出，“达到目标之时自由尽失；功成名就之日我已非我”——这对于所有的个性建构来说都是一场灾祸。在这样一个万花筒式的世界中，各种价值日夜翻新，生活的轨道不断变更，参照的框架日渐熔毁，演习的自由已经上升到最高价值的层次——事实上就是元价值，在这种状况下可以获得其他任何价值：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所有那些即将到来的。在这样的世界中，理性的行为要求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机会随时恭候，而获得一种约束太紧的个性，一种一劳永逸地提供“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个性，则会导致选择机会的封闭或提前丧失。正如克里斯多弗·拉石（Christopher Lasch）所做出的著名评述，今天追求的“个性”“就像更换服装一样可以选取和弃却”；如果可以“自由选择”，那么选择便“不再意味着具有义务和造成后果”——因此，“选择的自由实际上归根结底就是放弃选择”，至少就是放弃附有义务的连续的选择。
皮埃尔·布尔迪厄于1997年在格勒诺布尔说及“不确定性”，它“现在遍布各处”，并且“既有意识又无意识”。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参照点的脆弱性和关于未来的局部不确定性，都深刻地影响着已经受到打击的那些人以及不能确定是否能够躲过将来的打击的所有其他人。布尔迪厄说：“在完全不明确的未来，不确定性阻碍了一切理性的预言，尤其是使得人们不能为了美好的未来而有丝毫反抗现在的信心与愿望，特别是集体地反抗，即便现在对人们而言是难以忍受的。”“设想出具有变革意义的计划就意味着这样一种理性的抱负，即参照未来的计划而彻底改变现在的状况，这就需要对现在具有即便是最少的把握”——对现在的把握，即对自己目的地的控制满怀信心，但这却是我们这种社会中的人们明显缺乏的东西。如果团结一致并肩战斗，也许我们能够迫使改变活动的规则，然而对此我们越来越不抱有任何希望；也许使我们担惊受怕的危险和使我们遭受的大苦大难具有集体的社会根源——但是，它们似乎是作为个人的问题随意地降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这种问题只能由个体单独地面对，也只有通过个体独自的努力才能得以解决，如果真的能够得到解决的话。
设计另一种团结的模式，充分施展想像力想像出一个更好的社会以服务于自由和保障事业，为社会所管理的正义规划出蓝图——如果无望建立一个能够使这些设想得以实现的集体机构，那么这一切似乎就毫无意义了。现在，我们的各种依赖真正是全球性的，然而我们的行动仍然与以前一样是局部性的：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与问题对抗，而塑造这些条件的权力则是现代民主在其两个世纪的历史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机构都无法企及的。正如马尼埃尔·卡斯特尔斯所言——真正的权力是超越地域的全球性权力，它居无定所，而政治还与过去一样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仍然和以前那样附着在地。
这的确是一个刻毒的循环。权力网络的迅速全球化似乎与个人化了的政治生活秘密谋划并通力合作；它们相互促发、支持和强化。如果说全球化侵蚀着已经建立的政治机构进行有效行动的能力，那么从“整体政治”向“生活政治”那狭隘关注范围的转移便会阻止最终形成集体行为的其他模式，这些模式与信赖所形成的网络的全球性相适应。一切似乎都已整装就位，这将促使生活状况的全球化与生活斗争的小块分割（细小分化和个人化）都具有自我推动的能力，并使自身得以永久存在。正是需要基于这一背景，才能审视和理解当代的“个性问题”及其激发出的行为的逻辑性和局部的非逻辑性。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己经指出的，对系统的矛盾绝没有个人传记式的解决方法——尽管我们被迫使或引诱去发现或创造的正是这种解决方法。只要对人类状况日趋严重的不确定性所做出的反应仍将局限于个人的行为，那么这种反应就不可能是理性的；如果生活政治的范围与决定其条件的各种力量所组成的网络的范围相比之下差距太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可能的反应的非理性特征就不可避免。
如果不能或相信自己不能做出的确重要的事情，就会转而去做不够重要或毫不重要、但又能够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把注意力和精力转向这类事情甚至会使之变得重要——至少在短时内如此……克里斯多弗·拉石说道：
“由于丝毫没有希望以任何重要的方式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人们深信真正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自我改善；触及自己的感觉，吃上有益于健康的食物，参加芭蕾舞或贴面舞课程，沉浸在东方的智慧之中，做慢跑运动，学会如何‘建立关系’，克服‘对快乐的恐惧’。这些本身并无害处的追求被提高到项目规划的高度，并且被包装在真实性和自觉意识的华丽外衣之下，因此它们预示着从政治活动中退出……”
“替代性的消遣方式”的范围很广并且日益扩大。它们表明从重要但对其又无能为力的事情转移到不太重要或毫不重要、但能够处理和对付的事情。在这些消遣中，被迫性购物最为突出。米克海尔·巴克丁（Mikhail Bakhtin）所说的“狂欢节”过去常常在家庭的领地内进行，而其他时间则是“旧常生活”，这便有助于揭示出日常生活中具有的其他消遣方式，尽管它们在通常情况下受到掩盖。去购物中心的旅行与此不同，它们是到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到另一世界进行的远征，是到能够短暂地体验自信和“真实性”的那个“别处”的远征，人们日常生活中在不断追求却没有成功获得的正是那种自信和“真实性”。想像不再去更有保障、更具人道和正义的另一个社会进行旅行所留下的空白，便在想像中由远征购物得以填补。
整理、拆散和重组自己的个性这一费时耗力的活动是另一种“替代性消遣方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活动是在极其没有保障的条件下进行的：行动的目标毫不稳定，同样，行动的结果也毫不确定。所做的努力经常引来挫折，其频率之高足以使人担心最终的失败会破坏暂时的胜利所产生的欢乐。难怪很多孤独的“个性建设者”发现，一个难以抵制的经常的诱惑就是在“数量的优势”中消解个人的恐惧，使之在狂欢人群的喧闹中销声匿迹。一种更强的诱惑则是声称，正是个体恐惧的相似性“形成一种团体”，因此人们即便在孤独中也能得到他人的陪伴。
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最近评论道，“比起难以在真实生活中发现社会学意义上的团体的那几十年，‘团体’这个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加区别和空洞无物地使用”；“在这个世界上，其他一切都在运动流变，任何其他东西都不是确定不变的，人们在这样的世界中寻找自己可以确定隶属并永远可以隶属的群体”。约克·扬格（Jock Young）提供了一个简洁而又尖锐的注释：“正是随着团体的衰败，个性才得以创造。”“个性”引起注意并激起人们的热情，这归因于它是团体的替代品：替代了那种人们所声称的“自然的家园”。在一个迅速个人化，并快速全球化的世界中，已经不再能够获得这种“自然的家园”，所以能够把个性想像为保障和信心的舒适的避难所，并由此热切地渴求得到。然而，这里的矛盾是，为了提供即便是些微的保障并因此起到治愈的作用，个性必须掩盖其来源，必须否认自己只是一种替代品，而最好构想出一个与它所替代了的团体完全相同的幻象。个性在团体的坟茔上生根发芽，但是它的茂盛繁荣却是由于它保证要让死者获得重生。
“个性形成的时代”充斥着喧嚣与愤怒，对个性的找寻各自分道扬镳，然而，孤独的个性建设的不稳定性促使个性的建设者去寻求挂钉，以便他们能够一起把各自体验到的恐惧悬挂其上，并在同样感到恐惧和忧虑的其他个体的陪伴下共同捉鬼驱邪。这种“挂钉团体”是否会提供他们希望获得的东西——即对各自面临的危险的集体保险——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在他人的陪伴下跨过一道路障，的确使人得以暂时地摆脱了孤独。无论效果如何，措施已经采取，至少能够自我安慰的是，人并非极其轻易地就会受到打击。正如乔纳森·弗里德曼所言，在我们这个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情是界限的日渐消失。相反，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中，每一个渐趋衰减的邻里的周围，每一个新出现的街角处，似乎都要被划定界限”。
边界的划定不是为隔开和保护已经存在的各种个性。正如瑞典伟大的人类学家弗莱德里克·巴斯（Frederick Barth）解释说——情况恰恰相反：表面上共有的“团体的个性”事实上是狂热的界限划定的副产品。只有在界标被埋置之后，才会编造个性的古老历史的种种神话，这样，关于个性的文化和政治的最近起源则被创世的虚构细心地掩盖起来。这一策略试图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再次引用斯图亚特·霍尔的话）个性特征的观念没有表明的是“自我的稳定的本质，它经历了历史的一切变迁，在自始至终的展示的过程中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或许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更好地保持一致的不是探讨先天遗传或后天获得的个性，而是讨论自我认同。这是一个永无止境、总不彻底、尚未完成和没有限度的活动，我们所有的人或是出于必然或是出于选择都涉入其中。这一活动所产生的紧张、对抗和冲突几乎不可能得到缓解。对个性的疯狂寻求并不是尚未完全消失但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必将消亡的前全球化时期的残渣余孽；相反，它是全球化和个体分化产生的压力以及这些压力所引发的各种紧张相结合带来的副作用和副产品。个性认同的战争既不与全球化趋势恰好相反，也不成为它的障碍：这些战争是全球化的合法后代和自然伴侣，只会润滑全球化这辆大车的巨轮，而绝不会阻碍全球化的发展。
*本文节选自鲍曼《个体化社会》第11章“全球化世界中的个性特征”，三联书店2002年版，范祥涛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