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文坛解散，文学创作进入荒芜期。不久，文场上出现了宣称与政治无关的“软性文学”，并且持续成为北京沦陷区文学创作的一个热点。当时的一位评论者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文学图景，“试观几年来的中国文坛，由于憧憬的‘麻醉’与‘苟安’，‘世纪末’的‘恐怖’和‘顾乐’，于是迎合读者口味的低级文学也随之应运而生。‘香艳细腻’的捧伶文字，‘风流旖旎’的爱情文章，‘沉沦颓废’的‘花鼓’情调，‘鸳鸯蝴蝶派’的胡闹文学，便成了这时代的文化的主流，打情骂俏，骚情丑态，耳朵所听的，眼睛所看到的，脑海里盘旋的，笔下所写的，纸上所印出来的，满是些温馨的怀抱，咪咪的声调，泥人的醇醪，滞人而甜蜜，文化，神圣的文化，满满堕入‘肉，色，香’的魔窟”，各种色欲描写充斥着文坛。本文要探讨的，就是时人所谓的“色情文学”。
“色情文学”一度成了人们目光聚集和兴奋度凝结的一个焦点。表现之一是，到了1941年这个时间节点，多种有影响的杂志先是刊登所谓的“色情文学”，接着又长篇累牍地对之展开讨论；而那些“色情文学”作家也随之名噪一时。后来，“色情文学”及其作者在沦陷区文坛渐渐失去了声音。
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沦陷区出现的“色情文学”现象不仅涉及对道德、伦理以及纯文学的探讨，而且与政治寓意有关。也就是说，“色情文学”的叙事模式或多或少折射出当时社会文化的一些特质，以及强加在其上的某些意识形态要素。即，人们把诸如民族的、社会的、阶级的种种矛盾，转移或集中到“色情文学”上来，在“色情文学”这里形成了一个交汇点。笔者试图从这个交汇点出发，讨论北京沦陷时期“色情文学”的基本形态，有关“色情文学”的讨论，以及隐藏在“色情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要素，在梳理“色情文学”与外国文化的关联的同时，揭示它在当时文化脉络中的含义，以期尽可能地还原沦陷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面貌。
一
公孙嬿（1923-2007）通常被视为北京沦陷区“色情文学”的代表人物。公孙嬿，原名查显琳。安徽怀宁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耀华学校，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社经系。幼时进过私塾，学过绘画、声乐、京剧等，对不少艺术门类都有所精通。在有名的教会学校接受正规教育，使他有机会受到名师的熏陶,并广泛涉猎各派西洋文学。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检视沦陷北京的文献，我们发现，“色情文学”的始作俑者并非公孙嬿。可以说，色情的描写是沦陷区的一种时尚：“文章像西洋电影片子一样而不会没有女人”，“不是写一个女人在感到青春燃烧的苦闷，就是一个男人正演着畸形的‘恋爱’工作，再不然是张资平式的多角关系。”把公孙嬿与“色情文学”联系在一起，原因在于，沦陷区有关“色情文学”的讨论是由他的作品引发的。此外，由于他的作品在艺术上具有独到之处，引来了一批模仿者，可谓是色情文学的“典范”。
公孙嬿的所谓“色情文学”代表作有《海和口哨》（《中国文艺》三卷三期，1940年11月）、《镜里的昙花》（《中国文艺》三卷四期，1940年12月）、《真珠鸟》（《国民杂志》一卷六期，1941年6月）、《北海渲染的梦》（《中国文艺》五卷二期，1941年10月）和《流线型的嘴》（《中国文艺》五卷三期，1941年11月）、《卸装后的生命》（《中国文艺》六卷二期，1942年4月）等。《海与口哨》中的女主人公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养成了一时也不能离开男人的习性。曾经耍弄过几百个男人，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了。直到碰上本文的男主人公，才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他。但她总感到眼前的男主人公是以前爱她的那些男人的怨魂派来的，这个念头时时把她带到残酷的追忆中，使她终于选择了自杀。《真珠鸟》中的女主人公艾娜是一个舞女。她与燕相互眷恋，甚至发生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却注定永远不能结合。艾娜最终嫁给了银行经理。时隔四年的再次邂逅使燕旧情复燃，但艾娜带着她与燕生的孩子，忧伤地离开了他。《镜里的昙花》讲的是男主人公到山中消夏时所遭遇的如焚似火的半日恋情。妻子发现后，为自己的容颜已逝极为伤感，甚至想到自杀。《流线型的嘴》中的女主角和男主角发生密切关系后，又与另一个男人上了床。故事在男主人公忧伤的玄思中结束。《卸装后的生命》中的女主人公是个寡妇，她痴迷男主人公并一心想和他远走高飞。但男主人公从来没想过要娶她。这是一个男人始乱终弃的故事。
公孙嬿小说的基本模式如下：1、男女主人公偶然邂逅便一见钟情；2、他们很快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3、他们的恋情大多是短暂的，都没有结果。再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男女主人公的“一见钟情”，并不是心灵与情感的互相发现，不是瞬间发生的对前记忆的唤醒，不是彼此间一见面就觉得已经相识几辈子，而仅仅是性的吸引，对肉体的迷恋，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性欲望。“性”，成了联结两个陌生肉体的唯一纽带。如在《镜里的昙花》中，男主人公迷恋女主人公的美貌与肉体，引出“家花哪有野花香”的感触。虽然作品常常渲染忧郁的氛围，但是最后的分手给男主人公带来的痛苦只是暂时的，男主人公很快就会恍若无事地将记忆封存。分析公孙嬿的作品，不难看出，造成他笔下男女主人公不能结合的原因有两种。其一是“性”。如《海和口哨》中的男女主人公，他们的交往成于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止于性。男主人公年仅二十，血气方刚，而女主人公容颜已衰，两者的性条件不相称、不平衡，这使女主人公产生了自卑感，最终走向自杀。这一点在《流线型的嘴》、《北海渲染的梦》中再次得到印证。其二是“钱”。《真珠鸟》中的女主人公艾娜对男主人公说：“我爱你，而不能嫁你，我不爱他，可得嫁给他。可不是，这年头，一切建在经济上，有钱就行，女人更得用洋钱，什么是爱情，爱情的本身是肉欲，灵魂是金钱。”虽说小说具有唯美倾向，但情爱的因素也因主人公迷恋“钱”与纯粹的“性”而大打折扣。公孙嬿小说的一个特点是,男主人公的名字通常不变，或者干脆就没有名字，只以“他”和“她”来替代。这表明，主人公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情欲世界。作品很少描写人物的性灵，没有揭示人性深层的底蕴，更不用说描绘社会世态与人生哲理了。而作为“色情文学”的作品，这些方面越薄弱,其品位就越低。公孙嬿很不满别人对他的批评，他说：“我们不要只记住‘色情’二字而忽略了原作的本质和内容，……表现时代，或对某一方面自己主观见解的怨尤的地方，常是一篇文章的骨骼和肌肉，而它所加上的一层几近荒淫的描写只不过一袭彩衣。”这是在面对社会道德评判时，公孙嬿所作的自我辩解和自我开脱。显然，他能够理解艺术含量厚重的“色情文学”需要什么，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别人所抨击的，正是他的要害之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有人格尊严的、有生存焦虑的生命个体被排斥在他的话语关怀之外，正是这一点，使他的小说失去了“骨骼和肌肉”。
公孙嬿喜爱读变态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以及劳伦斯等人的作品。他在小说中常常大肆渲染性心理、性行为，估计其勇气也来源于此。当然，他的小说引起社会的关注，还有其他原因。故事编得很美，且常常以优美、忧郁、怀旧的笔调来把握个体存在，这特别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他还常常浓墨重彩于女性服饰、身材、腰、嘴唇、脸颊。这一点显然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中描写女性的传统。作者或是借用柳腰、桃腮、樱口等来置换女性的身体，或是把女性身体与服饰并置于一起，进行悦目的铺陈。这也是他的小说能够引发讨论、并被人模仿的原因。
时人常常将公孙嬿与天津作家王朱相提并论。王朱（1910~1973），山东诸城人。抗战时期作过武德报驻津记者，是伪华北作家协会天津支部的主要筹备者之一。他的作品描绘了形形色色被迫卖身的妓女，赤裸裸展示其非常态性行为。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旧时代的插曲》（天津中国沙龙美术公司，1941）、长篇小说《地域交响乐》（连载于《新民报半月刊》第3卷20期至第五卷二期）等。有文章评价他的小说是“有伤风化的玩意儿”，是“个人主义的色情文艺”。
除了上述的色情文学作品，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还屡屡放映色情影片。1942年9月，天津的《庸报》为天津多家影院正同时放映的葛丽泰·嘉宝主演的影片《灵与肉》刊登放映广告，广告宣传用语极为肉麻。
二
公孙嬿发表在《中国文艺》及《国民杂志》等重要刊物上的小说《流线型的嘴》、《真珠鸟》、《北海渲染的梦》，和王朱在华北《新民报》三日刊上发表的小说《地域交响乐》，引发了沦陷区对“色情文学”的一场大讨论。参与者有北京的《吾友》、《艺术与生活》、《国民杂志》、《中国公论》、《中国文艺》、《东亚联盟》、《万人文库》，天津的《妇女新都会》，以及上海的《新中国日报》等报刊。持批评态度的文章如署名某某的《文艺家与毒品贩卖者》（《吾友》第108期）、天津《妇女新都会》上署名“铁笔”的《华北文坛的末路》，以及稍后《艺术与生活》第25期上穆穆的《答公孙嬿》和谢溥谦的《漫骂与批评》等。他们的反对意见集中于两点。第一，站在伦理道德的立场上，指责公孙嬿的小说是耽于声色肉欲的颓废主义文学，散布着毒素，“对于青年的不良影响并不比×史来得更小”（某某），作者是“淫虐狂”与“色情狂”，“用文艺做外衣的毒药的美食商人”与“贩卖者”。 “把文学拘锁到色相的区域以内，以激发别人的冲动为能事”。第二，从艺术的角度看，小说还没有从直感的报道方法里升华，只是从始至终完全在登记着流水帐。
在这场延续近两年的“色情文学”讨论中，像上述那样的批评文字实际上所占比重相当小。并且，讨论发展到后来，已经基本上离开了的公孙嬿“色情文学”，转向了广义上的“性爱文学”。如《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五、六两期特地开辟《关于色情的文学》的“聚谈”专栏中，编者所提出的十个问题，都是围绕中外性爱文学名著展开的。 耿小的、阿翦、楚天阔、公孙嬿等人就这些问题表述了各自看法。把这样的讨论说成是一场“论战”或“论争”，似有些不妥。因为从内容上看，论者只是针对某些问题各抒已见，并没有彼此指责、形成争论。恰恰相反，他们的文章在诸多方面显示出一致性。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普遍肯定人的性欲，认为性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表现现实生活的文学也应该表现性。不能拿道德的标准来衡量文艺作品。因为道德的标准很难界定，反过来说，色情文艺也不一定是不道德的文艺。
2、指责“色情文学”的做法，与读者的阅读水准低下有关。不能把账全记在作者身上（耿小的、阿翦、而已、公孙嬿等）；如果读者不以企求满足肉欲或娱乐的心理去读它们，自然会体会作品的含义（林慧文）。
3、从文学艺术、哲学的角度普遍肯定西方性爱文学的成就。
此外，尽管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但在实际操作中，各类充满色欲描写的文学作品依然充斥着沦陷区文坛。北京色情文学的屡禁不止，被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是“北京文坛史无前例的值得注意、令人深思的文学现象。”上海《新中国报》1943年4月5日发表的《肃清文化的沉潭》（作者郑无籍），武汉《文艺生活》杂志上发表的《“著作家“及其他》（第一卷第二期）等文艺评论都批判了当地的黄色文艺，在沦陷区文坛，呈现了色情文学的创作与对它的批评文章交替发表的现象。此外，沦陷区众多重要报刊也没有停止介绍西方优秀的性爱文学、性爱哲学及性心理学工作。如佛洛伊德在“五四”前后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后，他的学说一直受到中国作家的关注。日本的厨川白村的学说和英国蔼理士的性心理学，在稍小的圈子里流行。抗战以来，劳伦斯、莫泊桑、王尔德、谷崎润一郎等人的生平与作品一直脍炙人口，在沦陷区的报刊上占相当的篇幅。
那么，上述看法的一致性与屡禁不止的事实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应当充分考虑到，在中国，性的问题（包括性文学）向来就在另一种处境之中：人们对它貌似鄙夷，实为热衷；既羞于启齿，又耿耿于怀。介绍西方性爱心理学、哲学，可以作为沦陷区写作者的精神动力和心理支持。同时他们以此为参照，借以补充自己学养上的不足。
但是沦陷区作家在接受西方性爱学说的时候，也存在某种偏差。以佛洛伊德的学说为例。按照他的学说，人的潜意识中的性欲和爱欲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原欲，这种性爱之力在潜意识中，给人以冲动、生命的活力和创造的激情；不过由于理智和道德压抑等方面的原因，这种欲望往往得不到满足，因而又给人带来无尽的肉体痛苦和心灵伤害，甚至导致人格分裂与精神癫狂。而在中国沦陷区的“色情文学”里，让人看到的只是性欲的冲动、发泄和放纵，而看不到性欲与理智、道德的矛盾斗争。以公孙嬿的小说为例，其中理性的因素很少，男女主人公的交往成于性，止于性，几乎不存在性与道德和伦理之间的冲突。其实，在性行为、性关系的描写上，西方的性爱文学更大胆。讲述人常常采用男性侵入女性的私人领域的形式，用一幕幕性场景把读者想知道的真相展现出来，同时又达到了精神上的升华，使读者在暴露真相的过程中得到阅读快感。这种接受效果的动力与支撑点在于，作品始终伴随着作家对人文社会诸重大问题的探索热情与思考。这并非外在于作家，而是存在于作家自身，他只不过是在创作时调动了其中积极的基因而已。
以《杂志》1942年刊登的F.哈里斯的《我的性爱生活》（九卷五期）为例。该文大胆、坦率地描述了主人公从4岁到青春期的性感觉，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世俗的反叛、对美的热爱、对灵魂与真理的探索。他宣扬“肉体和灵魂是一样美的”，“我们应该将异端主义的灵魂，美爱，艺术爱，文学爱的灵魂，和基督的灵魂及其对人类的仁爱结合于一种新的和谐关系之中，而应将我们的甜蜜温顺尊贵的冲动包括在此和谐关系之内。”因为“一个人的最重要责任，是和谐完满地发展他的心身；尤其重要的是谋我们能力的最健全发展；唯有如此，我们始能产生最高的自觉意识。”哈里斯在文章中展示了他多方面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从文学、宗教到哲学、心理学、政治学，无不涉猎。在性心理的描写中，由外在的感官刺激提升到内在的性灵的高度，从而达到了内涵的形而上学性。而沦陷区的“色情文学”更多地表现了在个人的性爱天地里，寻找单调麻木的刺激。该文的译序说：“在此提倡道德、攻击色情文化的今日，我们特地来介绍哈里斯（Frank Harris）这本杰作，也许将受缙绅先生者流的指责。然而如果我们接受‘道德并不是叫人粉饰真理，性的经验是人生基本生活的一部分’这一论据的话，那么哈里斯这本书，不独是一册优秀的文学巨著，而且确是一部不朽的人生教育读本。”编译者认为，译介这样的性爱文学，并不是为流行的色情文化作辩护。色情文化之所以应该反对，是因为它歪曲与挑拨情欲，而不是解剖情欲。它的重点是“色”，而非圣洁的“情”。从编译者的话中，可以发现沦陷区的“色情文学”与外国优秀的性爱文学之间的差别。应当承认，对外国优秀的性爱学说及文学的理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层次。沦陷区的写作者和评论者大都能从艺术与人性的角度，来把握和欣赏西方作品。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创作“色情文学”时，他们正确理解的西方思想资源并没有转化成自己的视角。他们在热衷于仅仅肯定和描绘形而下世界的同时，忘记或忽视了对艺术规律和人性深度的探讨。
这也难怪。战争爆发后，中国新文化大军的主体转移到后方，留在沦陷区的知名作家相当少。写作者大多是在知识的准备和哲学的根柢十分欠缺的情形下，拿起笔来创作的。想到一些性欲、苦闷和社会道德的压抑，知道一点性解放的潮流，就凭着自己对性的感受和经验，不知疲倦地编造起近于淫滥的、平庸的“色情文学”来，所以作品缺乏深刻的心理冲突和人文主义的深度。像公孙嬿、耿小的等人的作品，并非是因为有性行为的描写而遭到批评。前者的小说故事雷同，题材单调、狭隘，缺乏思想深度和艺术创新性，因而很难获得较高的文学品味。后者的作品更是被当时的评论者说成“软性而肉麻得很，姐姐妹妹离不开口，似乎性史，又近乎娼道式的解闷经，论不上文学。”
三
性与政治的宿缘难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华大肆强奸中国妇女。“东京审判”中的一份日军资料称：“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我们必须更多地征用中国妇女作慰安妇，从精神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了他们必胜的信心。”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1941年10月18日答记者问时，承认强征慰安妇是事实，并且肯定地说：“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二战时期的性爱文学（色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同样如此紧密。纳粹德国曾焚烧性文学书，禁止性爱研究，严厉制裁非婚性行为。这是独裁者企图通过性禁锢来显示其政治理想的高尚。而另一方面，在纳粹德国反犹太电影中，大量出现犹太人强奸德国妇女的色情镜头。这则是为了挑起种族仇恨。在有的殖民地，殖民者故意纵容“色情文学”创作，其目的是麻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志。比如在中国的沦陷区，色情文学泛滥一时，与这些杂志背后的日伪统治集团的支持和纵容有关。因为像《中国文艺》、《国民杂志》等刊物的创办，都离不开殖民者的支持、窥伺和把控。在一次中日文学青年座谈会上，日本官方代表龟谷利一就说过：“不让他们写那类东西，读那类东西，让他们认真地写作的话便有危险性。可以说政局给他们开了这样一信逃避之门。”日本在京青年作家野中修说得更明白：“我原来以为写色情作品，是中国青年的逃避。如今听了龟谷先生的话，原来是编辑者使然的。”在中国的各个沦陷区，日伪政权实施不同程度的新闻检查，即便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抗日的言论也是被禁止的。例如，1939年4月，租界的英国当局根据日方的要求，禁止英商报纸刊载国民党及其类似团体的文告消息和抗日宣言、通电，对上述内容概不得引用，禁止刊载一切抗日文字，以及刺激感情与妨碍治安的文字。
在这样的政治高压环境中，直接的感官享受最具诱惑性和吸引力。因为由感官而产生的快乐是直接体验到的，它带有强烈的现象性和现实性。似乎性本身就是一切，人们按照它的潜意识规则行事，可以不顾价值的界线，无视社会历史加诸它的种种规则。截止至1941年，《申报》上的系列文章声称，在上海，“据当地专家统计，至少有一半的上海人染上了性病，其中90%起初是由妓女传染的，而90%的中国下层妓女和80%的外国妓女都患有性病。”胡兰成的1944年一篇文章中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的，中国人的生活变得这样琐碎，零乱，破灭。一切凶残，无聊，贪婪，秽亵，都因为活得厌倦，这厌倦又并不走到悲观，却只走到麻木，不厌世而玩世。”不确定、偶然、外在、表浅、麻木、玩世，成了沦陷区醉生梦死一族生活的基本特征。性，成了人们战争在绝望麻木的状态中的梦幻和希望的避难所。而阅读“色情文学”，无疑又是他们进行精神和心理补偿的绝好的方式。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殖民政策的纵容下，“色情文学”就真的隔离了政治，起到了麻痹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作用了呢？
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时，美籍华裔学者刘禾认为，‘五四’以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她还引用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关于第三世界文学与民族寓言的文章，来进一步确认所谓第三世界文学同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詹明信认为，应该把第三世界文学当作民族寓言来读，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也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据此，远离政治、消解政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政治。沦陷区的“色情文学”在放弃了与民族、国家相关的宏大叙事的同时，依然与之存在着互动关系。
如果稍微铺陈一下北京沦陷区那场轰轰烈烈的“色情文学”大讨论的焦点人物公孙嬿的去向，我们或许更能发现个人与民族国家命运之间的忧戚相关。公孙嬿在天津的中学时代因目睹日军的暴行，就加入了一个反日的秘密社团组织；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读书期间，他们位于学校的穆尔菲楼的学生宿舍里混入日本派遣的特务，“公开带枪捕人，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他的一系列“色情文学”就是在这种苦闷的状态下创作的。在辅仁校园风声鹤唳的情势下，公孙嬿于1943年化妆成一个跑单帮的商人，逃离北京沦陷区，奔赴西安，加入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后历任少校教官、教导处少校编审；1944年3月考入程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九期炮兵科，“可以在战场上和日本鬼拼个你死我活”。1949年随军赴台，获少将军衔，曾于1951年和1954年两度驻防金门，任五十二军野炮第三连连长、营长，九三炮战期间任大虎部队长。最终任“国防部”情报学校少将校长，有“将军作家”之称。
沦陷区的末世颓风和桃色环境，使社会滋长了对色情文化的需求。“色情文学”的价值在于，它所表现出来的人的奢侈腐化、爱慕虚荣、放纵享乐等，从历史的角度看，并不是反常的，而是社会的再现。与此相一致，沦陷区的“色情文学”缺少作品心理描写，主要用纯生理感觉来展现人物的原生态的经验，是一种生态与心态双重贫瘠的生命形态。这是在价值理想消亡的形而下世界中，基于食色本性对外界作出的反应。如果说郁达夫的《沉沦》等小说有向社会公众夸张和渲染性欲，是为了挑战“虚伪传统道德以及国人矫饰习气”，那么，沦陷区的“色情文学”仅仅是写作者源于环境、经济与性的多重压抑的苦闷需要渲泄，是在小说中进行精神幻觉式的补偿。这反映了在日伪政权的统治下，政治上的困境所导致的艺术上的贫乏和表达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文化渗透。而这反过来又印证了詹明信有关第三世界文本寓言特征的论断，即：第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而这种政治也具有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倾向。
其实早在20、30年代，受日本及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私小说（The I—novel、色欲小说（The erotic fiction）和新感觉派小说等在中国就已颇为流行。这与当时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不无关联。在其后的岁月里继续这一写作趋向也是很自然的。后来，沦陷区“色情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这是日伪当局政治干预、道德标准转换、以及文艺路线变迁的结果。事实上，沦陷区的“色情文学”在内涵上确实具有逃避政治的倾向，同时，也留下了当时社会现实的烙印，其中掺杂着一些经济、意识、心理的因素，受一定功利目的的制约，或是为了达到某种功利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抗战时被压迫的民族的寓言。
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色情”一词源于希腊语Pornographos，意为“描写妓女的作品”。可见，此词最早的意思是与妓女、嫖客的生活及行为习惯等方面相联系的。《牛津英语大辞典》对“色情”的解释是：“文学艺术中对淫秽（尤指变态性行为）题材的处理。”《老韦伯斯特辞典》认为“色情”含有“淫荡、猥亵”的意思。英国评论家W.奥登则指出：“色情文学之所以没有价值，其论据就是如果一个人试图不以求得性刺激的方式来读它，不管是什么方式，比如从作为一部对读者的性幻想的心理史的角度来读它的话，它肯定会叫人厌倦死了。”也就是说，“色情”一词最本质的方面，就是文学作品中能引起人的强烈性兴奋和感官刺激、特别是对男女性特征和性行为的挑逗性的描写。据此，“色情文学”应当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直露无讳地描写性关系和性行为；第二、有关描写在作品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沦陷区公孙嬿等人的那些小说，似乎算不上“色情文学”。不过，既然性爱描写的泛滥成了沦陷文坛的一大景观，并形成了与大后方迥然相异的文化特色，就有必要揭示这类文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要素。因此，以公孙嬿为代表的沦陷区“色情文学”，是从广义上论述的。
应当承认，由于性本身具有强烈的现象性、现实性和本体性，它应当是、也成了文学艺术的一个亘古永恒的话题。“人要在性的经验上、观念上、思考上、幻想上更成熟、更深入，必须了解古往今来，性这个人类最原始、也最持久的逼迫（urge）启发了什么样的文学，文学又如何记录诠释性的理念，最终地开发了什么样的性的思想与经验。因为性是生的根源，人有权知道根源是什么样子。”如前所述，沦陷区的所谓“色情文学”风靡一时，质量低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原因。沦陷区的“色情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堕落，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同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占据重要位置，往往被文学史家忽略。但是沦陷区“色情文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人情世态、人们的文化心理。其次，作为“民族寓言”的第三世界的文本，当时各方面强行赋予它的诸种意识形态要素，既可投射出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倾向，也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殖民政策的运作所造成的殖民地文化形态。另外，日伪政权或许想让“色情文学”发挥奴化宣传和麻痹中国人民斗志的作用，但其愿望没有变成现实，这也与“色情文学”作为文学艺术的特性有关。“色情文学”只不过是书，它不可能提供直观的形象。要想在读者的脑海中复活由抽象的文字符号构筑的图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它的作用和影响具有局限性。因而沦陷时期围绕“色情文学”的论争只是“茶杯里的风波”。书本主义与观念形态万能只是个神话。借用阿多诺的话作为结语：“不是说意识形态本身不真实，而是它自命与现实相符这点是不真实的”，“没有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也没有真正的哲学，在本质意义上，能作为自在之物耗尽自身（《Prism》 P34）”。他要说的是，艺术，哲学，其意义都是非即时的，待实现（待阐释）的，而意识形态除了力求证明它的当即实践性外，没有别的立足之地。
（本文原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