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愿景的冲突：政治纷争的意识形态起源》的第一章《愿景的角色》，译者徐衍。

事关政治观点（political opinions）这个问题，有很多颇为令人好奇的地方。其中就有一点：同一拨人居然在诸多不同的问题上产生龃龉，分属两派对立的阵营并互相指摘。上述问题可能包括军费开支、禁毒法规、货币政策以及教育，它们彼此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内在关联。不过，你就是可以发现，持不同政见的双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分属不同阵营，并怒目而视。这样的情况太频繁了，所以绝非巧合；火药味太浓了，所以也绝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戏码。不过，只消凑近点考察一下双方的争论就会发现，他们据以论理的前提从根本上讲，就是截然不同的。个人之间也好、群体之间也罢，他们反反复复地在无数互不相干的问题上针尖对麦芒，正是拜这些不同的前提所赐；只是他们对此往往还不自知。易言之，他们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怀有不同的愿景。

我们应该彻底卸下愿景的包袱、就事论事，这种说法听起来不错。只不过这幅愿景，可谓是最不切实际的了。因为现实太复杂了，没有哪个人的头脑可以弄个彻底明白。而愿景就好比是一幅幅地图，我们可以借此穿越于这纷繁芜杂的现实。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看待愿景的方式，就必须跟看地图一样，沿途之所以刻意遗漏掉很多美好的风光，为的就是给自己指出几条为数不多专心要走的、达成目标所需的必经之路。愿景必不可少，但却危险无比，特别是当我们将其和现实本身混为一谈的时候。事实上，那些故意被忽略的问题，也许一旦触及到它们所引发的后果并对其产生影响之时，就不再是微不足道的了：它们必须经受证据的拷问。

有人曾将愿景描绘为一种“前分析的认知行为”（pre-analytic cognitive act）。它是我们在构建任何可以称之为理论的系统化推理之前所觉察或感觉到的东西，它甚至比我们在推断出任何特定结果，也就是可被证据检验的假设出现的时间还要早。愿景就是我们对于世界运作之道的感知。比如，原始人的感知告诉他们树叶之所以会动，乃神明使然；同样，他们对海水涨潮或者火山喷发的看法也是基于类似的想法。而牛顿对世界的运作之谜有着完全不同的愿景；到爱因斯坦，则又是一个新的。至于人类如何解释社会万象的因果关系这一问题，卢梭的愿景和柏克的相比，可谓大异其趣。

愿景是理论大厦的奠基石。但竣工后的大厦最终结构牢固与否，不仅取决于根基是否坚实，也得看这个理论框架是不是精心构筑、前后一致，还得看是否得到确凿的事实的支撑。诚然，愿景是相当主观化的东西，但构建精良的理论指涉必定异常清晰，而且事实也可以检验并衡量愿景在客观上是否有效。在之前的日本广岛，世界业已见证了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愿景可不单单只是爱因斯坦的愿景那么简单。（译注：这里指的是二战末期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的事件。）

在将愿景转化为理论的过程中，逻辑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原料；好比说经验证据就是检验该理论下一步是否有效所必不可少的一样。不过，若我们欲一睹世界运行之道，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所采纳的愿景。用帕累托的话说就是：

逻辑对提供验证很有用，但几乎总是无助于发现新事物。一个人会留下某些印象，在其影响之下，他会陈述出一个可以通过实验证实的命题；只不过他的陈述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即便硬来，那也是自欺欺人……

愿景，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过分简单化的产物——尽管简单化这个术语通常都是用在其他人身上，而不是说我们自己的。世间万物云谲波诡、瞬息万变，其复杂程度远非人力所及。因而人类唯有通过发挥抽象能力，才能管蠡窥测、在部分中见整体。这种能力在采纳社会愿景和思考社会理论的时候最为可贵，因为这两者处理的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牵扯到无数人下意识的互动。

不管我们采用哪一种愿景，它都无法为“每一只掉到地上的麻雀”负责。（译注：《新约》，马太福音10:29写道：“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么。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索维尔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没有密不透风、完美无缺的愿景；任何愿景都有解释不到的地方。）社会愿景尤甚，它必定会遗留下很多有待解释的，或者是以权宜之计解释的现象；有时这些现象还必须依靠从不止一个愿景中生发出来的、不连贯的假设。最最纯粹的愿景可能根本就不是最流行的理论的基础，更谈不上那些最有效的理论了。不过就未言明的理论出发点而言，稍微纯粹一点儿的愿景也许要比复杂的理论更具启迪作用。要理解愿景在社会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或许从威廉·戈德温的《政治正义论》 (1793) 中所学到的，要比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多。事实上，尽管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论述模式比起威廉·戈德温的要复杂得多，不过我们一旦认识到两者的理论前提是何其相似，那么读懂马克思就更容易了。以此类推，隐藏在重农学派理论背后的社会因果律，其愿景本质上非常接近于亚当·斯密；尽管斯密的论述更复杂、思想体系更精致。晚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一样，而他的思想体系更是比亚当·斯密还要精致。

愿景这个术语，如本文所示，并非一场梦、一线希望、一则预言抑或一通道德指令，虽然以上任何一个都或许可以衍生自某种特定的愿景。这里的愿景，指的是一种对因果性的感知。与其说它是对逻辑能力的锻炼或者对检验事实的历练，不如说它是一种“预感力”或者说“直觉力”。愿景先行，逻辑和实证在后；后两者若没有前者提供的原材料，是无法苟活的。如果说，因果律是我们的愿景孕育而出的话，那么一定会派生出其他结果；而理论正是这些结果的完成形态。可以甄别出理论良莠的事实则称之为证据。事实是不会“自己说话的”。它们只会为争锋相对的理论所挟持——要么用来支持某个理论，要么反过来削弱它。脱离理论或者愿景的事实不过是无关痛痒的谈资罢了。

最终我们会发现，有多少人，至少就会有多少种愿景，而且对应于一项事实的可以是多个愿景。事实可以击垮一个理论，但再多的事实也无法证明一个理论的正确。事实会迫使我们放弃坚守理论——又或逼迫我们劳心去调和诸多矛盾——但它们永远无法给某个理论盖棺定论，声称它就是终极的真理。实证检验能做的就是试图表明，我们当下正在讨论的、相左的理论中，哪些是和已知的事实相一致的，哪些则不然。总会出现某个更符合事实的，抑或能用更精炼、更清晰、更可靠的假设来解释事实的理论。此外，也存在这种情况：一条新的理论除了满足以上条件，兴许还可以囊括迄今为止能够用另一个别的什么理论解释的实证现象。

社会愿景在很多方面都很重要。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基于特定愿景所制定的政策。这些政策会落实到社会各个角落，其影响少则以年计算，多则以代际、甚至世纪来计算。思想和行动皆因愿景而动。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免不了千差万别，而愿景正可以填补当中的罅隙。举例来说，这么一来，个体在某一个其见长的领域会采取特定的行动，而在别的领域，他就得不得不改变行为模式，而采用一种他从未实证性地检验过的愿景行事。一个医生或许在医疗问题上是个保守派，但涉及到社会、政治议题，他便摇身一变，成了自由派；反之亦然。

当下的政治纷争是个包含了特殊利益、大众情绪、个人冲突、腐败和其他诸多因素的大杂烩。不过，恒久不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趋势内含着特定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反映了特定的愿景。大众或是支持、或者反对某个特定的政策；而这是他们对这个政策所持有愿景所做出的反应，而一旦特殊利益集团可以将这股群众的反应动员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胜出。从个人动机来看，思想或许不过是政治棋局上摆的子儿罢了；它们只是特殊利益集团、蛊惑民心的政客们和各式各样的投机分子们的玩物。不过从更广阔的历史层面上看，上述这些个人和组织也可以被视为是思想的承载物而已，就好比蜜蜂无意中携带着花粉一样——它们在追逐更为狭窄的个体目的的同时，不曾料想居然在大自然的宏伟筹划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由理性思考推陈出的思想，其在一场特定的选举、一轮立法投票，抑或国家首脑的一次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兴许并不那么重要、其产生的影响也许并不很深远。不过，孕育以上诸决策的氛围往往是由一种特定的愿景——抑或一组互为冲突的愿景——所主导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之所以占有一席之地，并非因为他们在政坛大佬耳旁吹风谏言，而是因为他们的想法——正确的观念也好、错误的偏见也罢——统统都汇入了一波又一波席卷人类行动的思想浪潮之中。愿景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被表达出来、也和决策者是否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无关。“务实的”决策者们常常对理论和愿景嗤之以鼻；他们太过繁忙，根本无暇去考察自己行动的终极根源所在。然而，本书的目标恰恰就是要考察这些背后的社会愿景；它们不仅塑造了我们当下的时代，也会继续影响以后的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