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人独创是中国章回小说最富有生命力的创作方式，它给章回小说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早期世代累积型小说主要取材于前代历史和传说，文人独创小说取材于发生在作家身边的故事。世代累积型小说主要关注社会历史问题，而文人独创小说更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生的意义。世代累积型小说粗线条、快节奏讲述传奇故事，其人物存在善恶分明的类型化倾向，文人独创小说真实而细腻地描写日常生活，其人物与现实中一样逼真和复杂。文人小说家都会写诗，有些又是学者，他们在小说创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炫耀诗才、卖弄学问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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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章回小说存在三种创作方式：一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所谓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指一部小说的产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它的主要人物与情节是众多作者集体创造出来的，不是某个作家独立完成的。中国早期的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都属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在文人独创章回小说产生之后，世代累积型小说并没有就此消失，清中叶的《说岳全传》《隋唐演义》《雷峰塔传奇》等，晚清的《三侠五义》《八仙得道传》《七真祖师列仙传》等，也属于这一类作品。二是文人独立创作。文人独创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不同，这类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没有前人作品作基础，而是文人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观念虚构想象出来的。如《醒世姻缘传》《姑妄言》《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镜花缘》等。学术界一般将章回小说的创作方式作上述两种划分，徐朔方先生《明代文学史》将明代章回小说分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和“从集体创作中脱颖而出的个人创作长篇小说”，虽然他已经注意到“终于脱颖而出的个人创作和早已存在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之间，还存在着同时兼有个人创作和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双重性质的作品”①，但他主要是从明代的个人创作存在模仿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现象这一角度提出来的。事实上章回小说还存在第三种创作方式，它既不属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也不属于文人独创，而是根据前人作品改编、增补和续写。如明末的时事小说《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等，其重要人物与情节系根据当时的邸报和朝野史乘编写的。还有一些章回小说续书、补书，如《西游补》《水浒后传》《荡寇志》《续红楼梦》等，其主要人物均从前人小说中来，虽然立意和人物性格不完全相同，但前后的因袭关系是非常明确的，显然这类小说也不是个人独创。
在讨论文人独创的章回小说时，《金瓶梅词话》是一部不能回避的作品，这部小说通常被认定为中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章回小说，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这样写道：“《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②其实这一结论并不准确，《金瓶梅词话》的主要人物西门庆、潘金莲都是从《水浒传》中搬过来的，其故事框架也是《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的故事。仅凭这两点就不能认定他是文人独创。当然《金瓶梅》也并非世代累积型作品，文人作家的贡献远远大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世代累积型小说，其中众多的人物如李瓶儿、庞春梅、吴月娘等以及大量的情节都是兰陵笑笑生的创造，它是章回小说从世代累积型创作向文人独创过渡阶段的作品。
在上述三种创作方式中，文人独创无疑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创作方式，不仅取得了较其他创作方式更为杰出的成就，而且给章回小说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文人独创给章回小说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题材方面。世代累积型小说取材于前代历史和传说，文人独创的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早期章回小说大多从讲史、说经演变而来，《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水浒传》与《大宋宣和遗事》《西游记》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封神演义》与《五代史平话》的关系，经过几代学人的比较研究，已经非常清晰。早期章回小说的作者在利用讲史、说经的素材进行创作时，并不局限于说话的人物和故事，他们广泛采用了史书、民间传说、文言小说、戏曲等前人作品。史书记载的主要是政治、军事、外交大事，根据史书改编的说话艺术、民间传说、戏曲虽然掺入了一些虚构的成分，但是叙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题材特点则与史书一脉相承。《三国志演义》主要写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军事斗争，《水浒传》写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全过程，《西游记》也是由唐朝玄奘赴天竺取经的史实演变而来，所叙故事均为君国大事。后来的集体创作的章回小说，基本因袭了这一传统，历史小说如《新列国志》《隋唐演义》分别叙述东周和隋唐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文人独创章回小说则完全不同，作者不再关注历史上的政治军事斗争，而是从自己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中取材，或为友人的事迹，或为自身的经历，或为家族的兴衰。吴敬梓写《儒林外史》，尽管他将小说背景放在明代初年，这只不过是作家为避清朝文网采取的自我保护策略，所写人物与故事，都出现在作者生活的时代乃至作者的身边。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指出：“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为青然先生。其生平所至敬服者，唯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先生一人，故书中表为上上人物。其次则上元程绵庄，全椒冯萃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先生至交。书中之庄征君者程绵庄，马纯上者冯萃中，迟衡山者樊南仲，武正字者程文也。……或象形谐声，或庾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③其中一些人就是吴敬梓的朋友。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开篇就有一段明确说明，要为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异样女子立传。他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④我们虽然不能详考书中女子的真实身份及其与作者的关系，但经过胡适等人对曹雪芹家世与生平的考证，我们相信曹雪芹所说并非假语村言，书中女子应该是有生活原型的，而且与曹雪芹关系密切。
文人独创，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最熟悉的莫过于作家自己。确有不少作家，直接将自己写进小说中。金和说《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我们将杜少卿的故事与吴敬梓的生平事迹进行对照：杜少卿袭有近万两家私，但不会当家，慷慨好施，家道衰落。吴敬梓“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爽，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⑤。杜少卿从家乡天长县迁往南京，移居秦淮河畔。吴敬梓从家乡全椒移居南京，买宅秦淮河畔。杜少卿装病辞了朝廷征辟，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只做些自己的事情。吴敬梓被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竟不赴廷试”，自此不应乡举。迟衡山提议捐资盖泰伯祠，杜少卿捐银三百两，并积极参与泰伯祠大祭。金和《儒林外史跋》记载：“先生(吴敬梓)又鸠同志诸君，筑先贤祠于雨花山之麓，祀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宇宧极宏丽，工费甚巨，先生售所居屋以成之。”⑥不难看出，杜少卿确实有作者吴敬梓的影子。曹雪芹作《红楼梦》，一方面要为几位女子立传，另一方面也要为自己半生的过失忏悔，他说：“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⑦也就是说，曹雪芹还将自己写进了小说中，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将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与《红楼梦》的人物、情节进行对比，提出了著名的“自叙传”说，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⑧。如果将“自叙传”严格限定在“化生”和“影子”的程度，这一命题是成立的。长达一百五十四回的章回小说《野叟曝言》，主要内容叙“皇朝第一贤臣”文素臣的文治武功。黄人指出，“《野叟曝言》作者江阴夏某，文白即其自命，盖析夏字为姓名也。”⑨孙楷第将《野叟曝言》所写文素臣的故事与夏敬渠的生平事迹进行对照，“如所述素臣家庭游历之地，以及学问志趣，无不与渠敬合”⑩。因而得出结论：文素臣为作者自寓。《风月梦》的作者邗上蒙人虽然不知其真实姓名，但小说的主要内容来源于他三十余年游荡青楼的生活，其自序云：“盖缘余幼年失恃，长违严训，懒读诗书，性耽游荡。及至成立之时，常恋烟花场中，几陷迷魂阵里。三十余年，所遇之丽色者、丑态者、多情者、薄幸者，指难屈计。荡费若干白镪青蚨，博得许多虚情假爱。回思风月如梦，因而戏撰成书，名曰《风月梦》。”(11)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创作素材，在古今中外的小说创作中并不少见，在章回小说的创作中，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取材，始于文人独创。
作家写小说，不只是为了讲述一个故事，更重要的是希望借这个故事表达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世代累积型小说，虽然最后由某个文人写定，但其中众多的人物和丰富的情节是数百年来无数艺人和文人共同创造的成果，这种创作方式决定了作品的思想倾向由历史积淀而成，写定者在借鉴这些人物和情节时，也继承了这些人物和情节所承载的思想。文人作家独立创作，写自己熟悉的人物和事件，其中寄寓了作家独立的思考。两种不同方式创作的小说，所关注的问题明显不同，世代累积型小说更关注社会历史问题，文人独创的小说更关注人的命运与人生的意义。
世代累积型小说，取材于历史与传说，叙述的是历史上的君国大事，作家关注的是国家的治乱、朝代的更替。罗贯中写《三国志演义》，展现的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明清文人将它当作通俗历史书来读，《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12)《忠义水浒传》叙述的是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一次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李贽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真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13)金圣叹虽然极力反对宋江等人“犯上作乱”，却也洞察到《水浒传》所写乃“乱自上作”，官逼民反。无论是李贽所说“实愤宋事”，还是金圣叹所说“乱自上作”，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水浒传》作者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冯梦龙作《新列国志》，是要总结东周四百多年列国胜败兴亡的经验教训，春秋战国“虽则天运使然，然历览往迹，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迨者忘。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14)。
文人独创章回小说，作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取材，关注个人的生存、发展、命运等人生问题。《醒世姻缘传》虽然给主要人物安排了两世冤冤相报的因果关系，但中心内容还是写狄希陈受恶妻悍妾凌虐的故事，并通过这个故事写出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西周生云：“君子有三件至乐的事”：“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第一要紧再添一个贤德妻房，可才成就那三件乐事。”(15)只有妻子贤惠，婚姻美满，才是人生幸福的基石。狄希陈的遭遇就是这一观点的反证。李绿园作《歧路灯》，开门见山阐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话说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大抵成立之人，姿禀必敦厚，气质必安详，自幼家教严谨，往来的亲戚，结伴的学徒，都是些正经人家，恂谨子弟。”“若是覆败之人，聪明早是浮薄的，气质先是轻飘的，听得父兄之训，便似以水浇石，一毫儿也不入；遇见正经老成前辈，便似坐了针毡，一刻也忍受不来；遇着一班狐党，好与往来，将来必弄的一败涂地，毫无救医。”(16)作者强调的是家庭教育、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小说写官宦子弟谭绍闻少年失祜，寡母娇惯，误入歧途，与一群浮浪子弟往来，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以致家产败尽，走投无路。后来在义仆和父执的规劝下，悔过自新，浪子回头，潜心读书，考中副车，选授县令。作者用谭绍闻的一生中正反两段经历来警醒世人。无论是西周生，还是李绿园，还是秉承传统的人生哲学或一些受异端思想影响的文人作家，他们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更为深邃。吴敬梓曾多次参加科举，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看清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本质，人到中年，他不再参加考试。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作者借王冕之口指出：“这个法(八股取士之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17)并看星象说“一代文人有厄!”考科举、走仕途的人生道路为他所彻底否定，那么一个文人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作者自况的杜少卿认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他和一些朋友捐资修建泰伯祠，春秋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18)。祭祀大典轰轰烈烈，盛况空前，其实于礼乐政教并无裨益，最后泰伯祠是破败不堪。当年主持祭祀大典的名士，“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19)。被闲斋老人誉为“中流砥柱”的一群名士，并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有曹雪芹影子的贾宝玉厌恶读四书五经，不愿结交那些为官作宰的人，拒绝走仕途经济的传统道路，只愿在女孩儿堆里厮混，找不到一条安身立命的人生出路，最后只能只身出家，遁入空门。在世俗的观念中，文人最好的出路就是读书考科举，为官作宰，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明清文人作家，大多是举业上的失败者，他们在小说中探究文人的出路，否定科举仕途，却又找不到一条安身立命的理想途径，因而陷入了人生的迷茫与虚无。
小说创作需要丰富的人生经历、充沛的情感体验和敏锐的观察能力。“小说家的题材是人们的经验和人们的感情。他们所写的是他们观察人类之所得，人们的情绪与思想。有些将他们眼中的人生，赤裸裸地写出来，不管他是善是恶，还有些人便将表现在他们的想象中的理想生活写了出来。但不论他们是怎样地写，总以人生为对象的。”(20)明代文人叶昼早就说过：“世人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妇人，然后以杨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通奸，然后以卢俊义之贾氏、李固实之；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21)因此，小说家总喜爱写自己熟悉的人物，熟悉的生活。事实上，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有局限的，当帝王将相、做绿林好汉，小说家几乎都没有这种生活体验，他们的音容笑貌、穿着打扮、行为方式、心理活动，就难以准确把握。成之云：“写忠臣义士、忧国爱君如屈灵均、贾长沙之徒可也；写儿女生死相恋爱，如贾宝玉、林黛玉亦可也。而在小说，则宁写一贾宝玉或林黛玉。何者?前者事大而难见，后者事小而易明；前者或令人难于想象，后者则多属于直观的故也。”(22)难和易取决于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世代累积型小说，从史书和前人的作品中取材，写历史或传说人物，属于“事大而难见”的题材。文人独创的小说，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写作家熟悉的人物，属于“事小而易明”的题材。因此两类小说在叙述故事、描写人物方面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叙事风格。
世代累积型小说最直接的源头是说话艺术，《三国志平话》为《三国志演义》的蓝本，《西游记》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关系也清晰可考。说话就是讲故事，说话艺人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需要把故事讲得生动曲折，富有传奇色彩。世代累积型小说依旧保留了说话艺术讲述传奇故事的特点，关羽过关斩将杀得惊心动魄，诸葛亮上演空城计让人提心吊胆，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打得痛快淋漓，武松打虎则打得扣人心弦。这些故事大多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将故事渲染到神奇的地步，非常人所能为，非日常生活中所能见。这些作家写历史人物、绿林好汉、神魔鬼怪，他们没有这些生活体验，只能根据前人的记载，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作合理的想象，甚至借鉴说话艺人讲述故事的技巧和程式来叙述情节，快节奏、粗线条成为早期章回小说的显著特征。瞿世英指出：“我研究中国小说，觉得中国小说的病全由于两句话，即‘能记载而不能描写，能叙述而不能刻画。’”(23)瞿世英所说的缺陷基本符合世代累积型作品的创作状况，之所以不能描写、刻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这些人物及其生活并不熟悉。
文人独创的小说，从个人的经历与见闻中取材，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属于同一类人物，甚至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作家感同身受。写小说就是写朋友、写家人、写自己，作家完全有条件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如实描写。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的神奇人物，传奇故事，大多是一些平淡无奇、庸常琐屑的小事，作家可以将这些日常生活写得细致入微，毫发毕现，高明的作家还可以从中发现新奇和美。拜颠生《海上繁花梦序》云：“痴仙生于沪，长于沪，以沪人道沪事，自尤耳熟能详。况情场历劫，垂二十年，个中况味，一一备尝，以是摹写情景，无不刻画入微，随处淋漓尽致，而其宗旨，则一以唤醒迷人，同超孽海为主，以是此书之出，尤为有功于世道人心。”(24)小说写苏州秀才谢幼安游历上海，流连青楼的故事。据《谭瀛室随笔》记载：“书中谢幼安，盖即孙君自况，桂天香为君所娶之姬人也。”(25)拜颠生说的是孙家振写作《海上繁花梦》的情形，实际上道出了文人独创章回小说的共同特征。《儒林外史》写吴敬梓熟悉的文人生活，匡超人吹牛撒谎，说自己刻了多少本书，是如何之畅销。牛浦郎冒名顶替，将他人的诗集据为己有。王仁王德见利忘义，为了一百两银子不顾骨肉亲情……这些人物和情节就是清代中叶文人生活的真实再现，难怪清代文人发出这样的感慨：“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26)《红楼梦》所写的就是曹雪芹早年亲身经历过的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谈情说爱、饮酒赋诗、婚丧嫁娶、请客送礼、偷鸡摸狗、争风吃醋……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时常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子《林兰香序》云：“《三国》以利奇而人奇之，《水浒》以怪奇而人奇之，《西游》以神奇而人奇之，《金瓶》以乱奇而人奇之。今《林兰香》师四家之正，戒四家之邪，是人皆以奇为奇，而我奇之，而我以不奇为奇也，奚见哂为?”(27)子对明代四大奇书之奇的概括不一定准确，但他看到了四大奇书与《林兰香》的差别在于奇与不奇，则颇富见地。奇与不奇，不仅是明代四大奇书与《林兰香》的差异，也是世代累积型小说与文人独创小说的差异。
世代累积型小说，主要人物不是帝王将相、绿林好汉，就是神魔鬼怪、花妖狐媚，这些人物大多来源于历史和传说。中国史学有一个优良传统，秉笔直书，扬善惩恶。因此，古代的史书除了为一些清正廉洁、精明能干的大臣立传之外，也将一些奸臣贼子、贪官酷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史记》《汉书》都给佞幸、酷吏作传，《宋史》《辽史》列有奸臣传。章学诚论及史学时，首推史德，他说：“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28)在史书基础上演义的民间传说，更是将人物作泾渭分明的绝对化处理。根据史书和传说创作的章回小说，其人物描写明显存在非善即恶的类型化倾向。庸愚子评价《三国志演义》：“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流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29)孔明之忠、关张之义，还有刘备之仁、曹操之奸，均为某种道德观念的化身，非贤人即不肖，非君子即小人。人物的性格特征倒是十分鲜明，而其真实性则大打折扣，因此，鲁迅批评《三国志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30)。这种人物类型化的特点，并非《三国志演义》所独有，世代累积型小说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文人独创的章回小说，写现实生活中人，而现实中人并非“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31)，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才符合生活的真实，因此，文人作家独立创作章回小说，不再将笔下人物作善恶绝对化的处理，而是将他们写得和现实生活中人一样真实和复杂，很难给他们贴上好人或者坏人的标签。《红楼梦》中两位最漂亮的小姐，林黛玉聪明伶俐，才华横溢，多次诗会，她都力压群芳，夺得魁首。她率真任性，多愁善感，想哭就哭，说恼就恼，却又多疑和小性儿，甚至有些尖酸刻薄。薛宝钗品格端方，容貌丰美，行为豁达，随分从时，而且多才博识，聪明能干，却又虚伪做作，世故圆滑。从《红楼梦》诞生之日起，拥林和拥薛一直互不相让。《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吴敬梓是以其至交冯粹中为原型创作的，作家既写了他的庸俗迂拙，对八股的执迷不悟，让他失去了一切的人生乐趣和创造才能。又写了他的忠厚诚笃，他真心诚意地规劝匡超人习八股考科举，听说匡生父亲病重，并不富裕的马二先生还资助十两银子，让他回家奉养父母。庸俗而又善良，马二先生就是如此矛盾的统一体。其他文人独创的章回小说，其人物的典型化程度虽不及《儒林外史》《红楼梦》，刻画真实而普通的形象，则是此类小说共同特征。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批评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的现象，实际上，以小说炫才并非清代小说所独有，在文人独创小说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具体说，文人作家在章回小说中炫耀两种才学。一是炫耀诗才。古代文人大多会写诗，而章回小说又具有文备众体的特点，于是一些文人作家便在小说中写作了大量的诗歌韵文。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大多出自下层文人之手，他们以才学自负，却又怀才不遇，因而在小说中大肆炫才。天花臧主人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最重要的作者，作有《玉娇梨》《平山冷燕》《两交婚》等小说十多种，他将《平山冷燕》又名之为《四才子书》，将《玉娇梨》与《平山冷燕》的合刻本命名为《七才子书》，即认为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均为才子。《平山冷燕》中的主人公山黛便是诗才超群的少年才女，十岁作《白燕》诗便得到皇帝的赏识，皇帝赐玉尺一条，以量天下之才。山黛不仅诗才出众，而且词、曲、文、赋、书法、对联样样精通。另一才女冷绛雪和山黛一样。为了显示人物的才华，小说几乎成了一场赛诗会，书中近体古体、五言七言俯拾即是。这些诗词文赋虽然被作者分派给笔下的才女，而所有诗文均出自作者手笔，这既是显示才女的诗才，也是炫耀作者的才华。小说第四回总评云：“试看此三词一诗，虽杂入宋词唐诗中，亦不多让。”(32)《平山冷燕》系天花臧主人自著自评，作者对自己的诗词颇为自得。曹雪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在小说《红楼梦》中写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有些诗词是作者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有些是为小说中人物拟写，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如《葬花吟》《好了歌》《红楼梦曲》等等。仅《红楼梦》第五回就有十几首诗、一篇赋、十几支曲。大观园中多次结社赋诗，每次结社都有大量同题诗作，如第三十七回，探春开诗社，限题白海棠，限韵“盆”“魂”“痕”“昏”，限体七言律诗，探春、宝玉、宝钗、黛玉各作一首，湘云事后和诗两首，共作同题同韵七律六首。紧接着第三十八回，湘云结菊花诗社，共题十二首菊花诗，即《忆菊》《访菊》《种菊》《对菊》《供菊》《咏菊》《画菊》《问菊》《簪菊》《菊影》《菊梦》《残菊》，从不同的角度题咏菊花。黛玉和湘云各作三首，宝玉、宝钗、探春各作两首，均为七律。无论是海棠诗，还是菊花诗，虽然分派给不同人物，其实都是曹雪芹所作。作为小说人物的诗作，比作者自己写六首海棠诗、十二首菊花诗更难，因为他还要考虑到人物的身份、性格、修养与情感。脂砚斋于第一回“未卜三生愿”一诗旁批曰：“这是第一首诗。后文香奁闺情皆不落空。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33)这种限韵、同题诗的写作，恐怕不只是为了“传诗”，也有炫才的成分。
二是炫耀学问。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这与乾嘉学派的影响有直接关系。这一时期，有些小说家又是学者，他们借小说创作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吴敬梓是一位经学家，以治《诗经》著称，著有《诗说》。在小说《儒林外史》中，明显有借人物之口宣传自己的经学观点的意图，小说第三十四回写杜少卿给友人解说《诗经》：“杜少卿道：‘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小弟遍览诸儒之说，也有一二私见请教。即如《凯风》一篇，说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里不安。古人二十而嫁，养到第七个儿子，又长大了，那母亲也该有五十多岁，那有想嫁之礼!所谓“不安其室”者，不过因衣服饮食不称心，在家吵闹，七子所以自认不是。这话前人不曾说过。’迟衡山点头道：‘有理。’杜少卿道：‘《女曰鸡鸣》一篇，先生们说他怎么样好?’马二先生道：‘这是《郑风》，只是说他不淫，还有甚么别的说?’迟衡山道：‘便是，也还不能得其深味。’杜少卿道：‘非也。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便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这个前人也不曾说过。’蘧駪夫道：‘这一说果然妙了!’”(34)杜少卿为作者自寓，杜少卿解诗的观点与吴敬梓《诗说》观点完全一致，而杜氏的看法得到了一群人的肯定和赞赏，说吴敬梓炫学毫不为过。吴敬梓炫学还属于偶尔为之，其后的文人作家则变本加厉，在小说中连篇累牍卖弄学问。《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字懋修，诸生，英敏绩学，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35)著有《纲目举正》《经史余论》《唐诗臆解》《医学发蒙》等著作。在章回小说《野叟曝言》中，大量抄录其学术著述，第七十八回文素臣讲陈寿的《三国志》，几乎完全抄自《读史余论》。第八十七回文素臣给东宫太子讲《中庸》，则抄自《经学余论》。小说开篇解读崔颢的《黄鹤楼》诗，极有可能抄自《唐诗臆解》，只是该书失传，无法对照。其他解经论史、说诗谈医，俯拾即是，不一而足。一部章回小说，几乎成了作者宣讲其学术观点的通俗讲义。《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既是小说家，又是学者，尤擅音韵学，著有《李氏音鉴》。余集《李氏音鉴序》云：“大兴李子松石少而颖异，读书不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36)在《镜花缘》十六回、十七回，多九公与黑齿国两位才女畅谈音韵学，紫衣女子提出：“读书莫难于识字，识字莫难于辨音。若音不辨，则义不明。”(37)“要知音，必先明反切；要明反切，必先辨字母。”(38)第三十一回，竟然密密麻麻抄录了一份字母表。这些均为李汝珍的音韵学理论与知识，说李汝珍借小说来传播其学术观点，一点也不为过。正如王韬所说：“《镜花缘》一书，虽为小说家流，而兼才人、学人之能事者也。人或有诋其食古不化者，要不足病。观其学问之渊博，考据之精详，搜罗之富有，于声韵、训诂、历算、舆图诸书，无不涉历一周，时流露于笔墨间。阅者勿以说部观，作异书观亦无不可。故宜于雅人者，未必宜于俗人。”(39)这段文字如果是用于评价李氏的学术，可谓推崇备至，这样评价小说《镜花缘》，无异于批评作者忘了文体与读者。
中国早期章回小说并无炫学的传统，世代累积型小说主要笔墨还是集中在人物和情节上，对于炫才并无兴趣。虽说章回小说中都有诗词韵文，用于题咏人物，描写环境，但世代累积型小说或借用前代文人的诗歌，如嘉靖以降的各种《三国志演义》版本中均掺入了数量不等的周静轩的咏史诗；或照搬说话艺人演唱的诗词，如《水浒传》和《平妖传》、《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中均有大量相同的诗作，这些相同的诗作都是从说话艺人因袭而来；也有章回小说写定者根据情节需要写作通俗易懂的诗词。无论哪种情形，均不存在炫才的主观意图。在章回小说中炫才是文人独创产生的特有现象。
如果小说写文人生活，书中涉及诗词歌赋、经史子集无可厚非，毕竟吟诗作赋、读书治学也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若将诗词、学问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有机地结合，未尝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段，但是如果脱离人物性格与情节建构的需要，一味地炫耀诗才、卖弄学问，那就偏离了小说创作的正轨，走上了歧路。
从借鉴前人的作品到文人作家独立创作，是中国章回小说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外小说发展的共同规律。文人独创方式一旦成熟，其创造力被彻底地激发出来，作家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章回小说题材覆盖面前所未有。作家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思考颇具人文色彩与时代精神，其深刻性与丰富性可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比肩。作家在小说艺术上的探索为近代乃至现代小说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①徐朔方等：《明代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
②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13页。
③⑥金和：《儒林外史跋》，载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128页。
④⑦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⑤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载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⑧胡适：《红楼梦考证》，《胡适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页。
⑨黄人：《小说小话》，载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6页。
⑩孙楷第：《夏二铭与野叟曝言》，《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2页。
(11)邗上蒙人：《风月梦自序》，载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7页。
(12)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载朱一玄等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233页。
(13)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9页。
(14)冯梦龙：《新列国志·引首》，《冯梦龙全集》第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5)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引起》，《醒世姻缘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16)李绿园：《歧路灯》，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页。
(17)(18)(19)(34)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328、520、334页。
(20)瞿世英：《小说研究》(上篇)，载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页。
(21)叶昼：《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22)成之：《小说丛话》，载陈平原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页。
(23)瞿世英：《小说的研究》(下)，载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
(24)拜颠生：《海上繁花梦序》，载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7页。
(25)《谭瀛室随笔》，载蒋瑞藻编《小说考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16页。
(26)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27)随缘下士编：《林兰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28)章学诚：《文史通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29)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载朱一玄等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3页。
(3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
(3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页。
(32)佚名：《平山冷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33)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35)光绪《江阴县志》卷一○《文苑传》。
(36)余集：《李氏音鉴序》，载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3页。
(37)(38)李汝珍：《镜花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10、112页。
(39)王韬：《镜花缘图像序》，载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