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多达6万余件，其中90%以上属佛教类文献。长久以来，我们对敦煌文献的利用大多集中在数量不足10%的非佛教文献，并通过解读文献，补充传世史书的记载空白。其实，对“遗漏”历史的重视也恰恰成为敦煌学转型的推手，当非佛教文献的补史价值被“榨取”殆尽时，“新材料”也就变成了“旧材料”，而数量巨大、内容庞杂的佛教文献所蕴含的史料价值应得到更多关注。

记录佛教本土化发展轨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期，重要标志便是“八宗”的出现和发展。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古逸注疏，是研究“八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因敦煌僧人昙旷、法成等弘扬，在中原已经式微的唯识宗却在敦煌得以延续，一些唯识宗文献也得以保留，晚唐敦煌僧人乘恩所撰《百法论疏》并《钞》甚至得到了京城大德的认可，并流通内地。禅宗在唐代中晚期非常兴盛，但经“安史之乱”“会昌灭佛”涤荡之后，早期禅宗文献大量亡佚。敦煌文献中若干8世纪左右的禅宗著作，对研究早期禅宗史的价值不言而喻，其中如《六祖坛经》是更贴近《坛经》最初面貌的古本，《传法宝记》（P.2634）、《楞伽师资记》（P.3294）反映了早期禅宗的北宗传承，而《历代法宝记》（S.516等）则记述了唐代蜀地保唐宗的谱系。三阶教屡遭取缔，也未跻身“八宗”，但在唐代影响巨大，北宋以后因教典逐渐散佚终归泯灭。我们今天对三阶教的认识，主要依赖《三阶佛法》（P.2059）、《三阶佛法密记》（P.2412）等敦煌文献。中古时期国人撰述的疑伪经因受僧团排斥，不能入藏，鲜有传世本存在。但敦煌僧人并没有严格的疑伪经观念，故有《十王经》（S.3961）、《大方广佛华严十恶品经》（S.1320）等为数不少的伪经保存至今。

一些佛教仪式文本，如斋文、礼忏文、讲经论义文等，是研究佛教仪式在中国演变的生动样本。斋文是僧人为信众做法事时所用的仪式文本，如敦煌本《斋琬文》（P.2104）为五代高僧汇集前人《斋仪》所作，内容几乎涵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法事。论义是论辩双方围绕某些教义问题展开问答的活动，在传统史料中这种论辩活动颇多，但对具体仪式过程的记载不甚明了。目前所见的97件敦煌论义文本，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论义的全部程式，甚至能够反映当时使用的辩论技巧，如《八并名义》（P.2947）便详细阐述了“相望”“反对”等八种组织问难的论辩技巧。

敦煌佛教类文学作品包括俗讲变文、佛曲、灵验记等，是我们理解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材料。在敦煌文献中，佛教类变文有数十种之多，它们对解决诸如“评话”“诸宫调”等文体源头等问题具有关键意义。韵文类的佛曲数量也颇多，如P.2066《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中》收录的净土佛赞极为丰富，又如S.2679《南宗定邪五更转》、S.5567《禅门十二时》等则是禅宗类韵文佛曲。敦煌本灵验记中既有宣扬某一经典之灵验者，如《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P.2094等）；亦有宣扬某种行为之功德者，如《唐京师大庄严寺僧释智兴鸣钟感应记》（S.381等）；还有崇拜某佛教神灵或僧师者，如《刘萨诃和尚因缘记》（P.2680等）。这些灵验记是了解信众日常生活与信仰心态的直接素材，也是研治中国小说史的重要材料。

史料价值丰富多元

作为一种文化或思想遗存，敦煌佛教类文献不仅是宗教资料，而且记录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我们转换视角，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多元的史料价值，可以为解决相关研究领域的难题提供契机。

一是关于书籍史的问题。敦煌文献发现以前，诸如对书籍装帧、造纸术和印刷术等问题的讨论，多依据传世文献记载。敦煌佛教文献的面世，则提供了鲜活例证。如中国纸本文献的每一种装帧形制——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旋风装、缝缋装和粘页装等，都能在敦煌文献中找到样本，并排列出装帧形态的完整演变过程。如关于龙鳞装的争讼较多，P.2046《汉藏对译字书》等的装帧形态，为故宫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原装帧形态是龙鳞装提供了有力支持。而S.5444《金刚经》则是证明龙鳞装向册页装演变过渡的例证。作为印刷术的发明国，我国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印刷品实物，即敦煌唐咸通九年（868）《金刚般若波罗经》（S.P.2）刻本，印刷精美、图文并茂，说明印刷术当时已非常成熟。

二是关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问题。敦煌是丝路重镇，敦煌佛教文献中也保存了各地区和民族间交流的重要素材。如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P.2001）、慧超《往五天竺国传》（P.3532），这些著作记录下了求法僧的西行路线及当时见闻。而S.393《普化大师游记》记录了印度僧人普化五台山巡礼的经过。

三是关于社会史的问题。敦煌本佛教文献中存有数千条写经题记。这些题记内容纷杂，我们不仅可以借此分析民众对不同经典的认可度，也可以探究敦煌社会历史背景与民众生活状态。如P.3918《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系吐蕃占领敦煌初期一位唐朝“破落官”赵彦宾所写，通过题记我们可以对此经的翻译和流传过程、敦煌陷蕃以及当时的社会状态等有直观认识。津艺4532《无常经》乃是敦煌名士翟奉达为其亡母马氏追福的设斋功德经，其后题记反映了当时社会流行的“七七斋”等风俗。P.2086《邑人净通师等写经题记》则显示了佛教同好者组成的“写经社邑”，这与敦煌石窟中的邑人题记可相互印证，有助于我们进行综合研究。

在敦煌佛教文献中，还有很多反映僧团和世俗信众日常生活及心态信仰的材料，诸如寺院经济文书、牒状、邈真赞等材料，为我们大致描绘了敦煌僧团的运转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具体面貌。例如，一些材料可以揭示以下历史事实：在吐蕃占领至归义军时期，敦煌很多僧人居家而不居寺，甚至蓄财养子，为了财产而与家人官司争讼。这种有别于中原僧团形态的现象，是我们考察敦煌僧团在区域社会中作用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又如悟真等僧统的资料显示，吐蕃归义军时期，僧人参政非常活跃，僧官们也会插手各种世俗政务，甚至可以作为地方使节，参与中央政府和周边政权的政治交往。

开拓区域史新领域

敦煌佛教文献虽然属于宗教文献，但它们既见证了现世佛教的发展，也反映了世俗社会的演变。目前，对这批文献的研究已经非常多元，但需要承认的是，对佛教文献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比如经疏的研究，现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资料整理的初步阶段，对各种经疏之间脉络的梳理、各宗文献在敦煌等地区的传承等问题，尚值得进一步深究。就研究现状来说，学界对佛教文献尤其是佛典等的重视程度仍相对较低，这种研究格局也许自敦煌文献的掠取者伯希和以来便已奠定。伯希和曾如此描述他对佛典等文献的态度：“一见‘须菩提’，便目眩神晕”。在掠走文献时，他也是优先选择非佛教典籍与社会文书、未入藏典籍以及非汉语文书等。

伯希和之所以未能充分重视佛典等佛教文献，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认为它们与传世本并无太大不同，即将它们视为“副本”。这种态度一直延续至今，严重阻碍了我们对佛教文献史料价值的深层次发掘。我们需要转换视角，意识到这些文献在当时都是僧团乃至信众日常所用之物，是“活”的书卷，故而不能再将它们简单地视为“副本”，而是要视为“抄本”，充分重视它们对抄写者和使用者的价值。如S.102《梵网经》从内容上看与传世本并无本质不同，但其中保存了大量抄写者校勘的痕迹。又如敦煌文献中有很多只摘抄某经部分内容的“摘抄经”，如羽555《大般涅槃经节抄》，实际上是方便僧人学习所用，摘抄使得他们能够在有限篇幅内掌握精要之处，经济而有效。因此，如果我们将这些文献还原到它们在当时生活中的本来位置，或可重构敦煌区域史的大致面貌。

敦煌文献的历史和学术价值是推动其成为国际显学的主要原因。就历史学来说，敦煌佛教文献在深化佛教史研究、拓展书籍史和社会史以及敦煌区域史等研究领域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仍有待于学者持续关注和挖掘。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0&ZD08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