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三条路径引导着，从女性主义者边缘的立场来研究中国医学史。第一条是历史的路径，沿着妇科作为学术话语的时间轨迹来考察。妇科作为一门科学、建制和实践，是医学的一部分，并且通过中国医学史上700多年跨度的变化模式而形成。一方面，这导致我关注博学医生的教学记录，以寻找他们的临床推理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我把女性作为病人和治疗者的研究，促使了医学史的视野更为广阔的转变，从以专家为中心来关注治疗者与患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转向关注通过身体被认知的医学语言的对话性质。

第二条路径是医学中的性别观念。在中国的宇宙观中，阴阳不仅是人体生理性别的特性，而且其本身也是充斥于身体和整个世界的性别意义的基础。因此，黄帝的标准的医学的身体，是阴阳关系的复合体，兼有两性的特征。即使这种人的（而不是性的）身体被认为是医学研究的合适对象，医生仍然坚信妇女需要别方，并使他们的实践适应内部与外部社会空间的性别范围。别方的叙述揭示了阴阳同体的生育的身体和女性怀孕的身体之间的张力，而临床境遇中的描述显示了协调内部与外部空间的社会习俗是如何成为患病和治疗经历的一个整体部分的。

我的最后一条路径是探讨中国医学史中身体的文化建构，以便提出一些身体史本身的解释性问题。在此，我的目的是探讨我的文章中所涉及到的一些认识论的问题，即使有些没有在文中得到解决。最终，即使这些问题通过求助于历史研究的局部知识形式不可能解决，但是它们对我们所给出的身体和性别两者的意义是有影响的。

一、历史

妇科从来没有处于中国医学文化的中心位置，不过关于主流妇科是通过位于中心的医学建制和知识变迁而形成的。在宋代，妇科成为医学知识的一个独立分支，作为由政府发起的一场运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将医疗实践建立在公开的医学典籍的基础上，并且通过印刷使这些典籍得以传播。妇科成为由新“儒”医所把握的科目之一——他们主张知识应建立在经典学术的基础之上，应当区别于私授的、家庭式的知识传承形式。在13-14世纪，当这些儒医准备把反思温病的病原学问题提上日程之时，他们将其修订学说和临床策略也应用到妇科之中。

宋代的妇科理论强调女性“以血为主”，呼吁关注女性的差别之处。利用这种辨证模式，医生认为妇女许多的内部疾病都是血的功能失调所致，并且从理论上阐述了月经的整体过程，月经的调节对于女性的健康状况和生育功能都很重要。别方直接针对血的功能，假定女性是血统辖气，它作为一种整体理论的应用颇为流行。但明末医家一般更愿意将别方的使用限制在与怀孕和分娩相关疾病的小范围内——这种策略反映出医学理论的转变，将气血运行功能更紧密地与器官生理联系起来，将身体过程更牢固地与物质结构联系起来。由于明代医生尊崇新儒家伦理观念的教条，强调节制性欲和食欲在维持健康中的重要性，女性的身体，像男性的身体一样，在学术话语中也呈现出与个人责任感的道德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如果这些变化反映出在阴阳同体的身体的持久模式框架内医学思想的逐渐理性化，那么女性差异的挑战就反映在生殖与妊娠结构之间的张力之中。在生殖和妊娠功能方面，月经是对女性生殖的身体作整体诠释的中心，而与之相伴的调经药物显示了明代医学处方艺术的高度文雅精致。然而，对妊娠和生育本身的处置却保留了折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男性医生基本上是局外人，辨证的学术解释也没有很好地融入临床策略中。仪式产科的衰落、子宫内存在性别区别的新理论，以及有关分娩污秽观念的医学化是明代这种折中主义的标志。

然而，从医学理论上看尽管其重要性较为次要，女性别方的真实历史记录为一个严肃的医学使命保留了证据。早在公元7世纪孙思邈就谈到了妇女和儿童生命的重要性。在宋代及宋代以后精英医生的努力下，妇科和同时期的儿科平行发展，显示出在保护家族血缘世系和把妇女和儿童相互联系的身体托付给家长照料方面，这些特性是如何成为一个通常存在的理由的。

妇科的历史使医学史的解释从以专家为中心转向为以病人为中心。寻找作为患者和作为治疗者的女性把我们引向家庭——这个许多疾病经历的场所，在此自我保健和家庭保健成为医疗实践的主要形式。如果医学作为一门家庭技能，对于许多儒士个人来说是重要的，他们学医是为了实现尽孝道的责任，他们中有些人的妻子和母亲也参加了这种方式的医疗实践。当男性治疗者进入家庭治疗疾病时，他们必须与家庭关系的社会网进行协调，包括给予年长妇女管理年轻妇女和儿童的权力，或者当家中年长男性生病时临时处理家务的权力。女性治疗者的社会地位不同，她们在各种手艺行当和药铺中以折中的技术群体而出现，她们的患者基础因性别分离而得以保护。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社会模式的一部分，这种社会模式促进医学知识和技艺的传播，即便是儒医的权威，在与上流社会的患者的关系上也受到了限制。明代中国性别隔离的强化，使得男性医生如果要成功治愈女性疾病的话，就必须依赖上流社会家庭中的父权权威，同时还要激发这些家庭妇女设立专供单身女性的区域。家庭的性别界限既限制了妇科精英的实践又保护了女医的领地。

最后，妇科有助于理解涉及临床实践等级的医学文本的性质。家庭的和以血缘为基础的医学传授模式建立在凭口授和手抄的流传，以及实际的、可操作的记录形式的基础上。印刷术促进了医学典籍的编撰，但并没有消灭那些古老的、长期存在的医学知识的传承技术，它也不能保证医学典籍持续的、累积的传播。

当医案作为医学著述最重要的新类型在明朝出现时，它所关注的是相对于作为医学知识认识论基础的临床对话，医学经典的局限性问题。通过医案，我们有可能听到病人的声音，它形成了由病人报告的疾病体验的疾病分类，也有可能获得病床边产生的理论碎片的隐喻共鸣。病人，无论男女，通常不同于医生对他们疾病的建构，他们熟知药物作用，并希望能直接对症治疗。疾病病原学的解释——无论致病环境的“气”、行为举止、情绪，还是体力劳动的消耗——都是关注日常生活。医学权威的泛化、临证实践的家庭化以及诊断的对话基础培育出一种医学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疾病语言具有共享性，不能与日常经验的语言切割开。

促进了医学知识文本传播的印刷文化对于建立宋朝出现的儒医的文化理想是有帮助的。至明朝初年，无论在家族的血统之内还是之外，在没有消除下层的医学多元化的情况下，儒医占据了更多开业医生中特权阶层的最高地位。印刷的医学著作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从文本的不稳定性中显示出医学知识依赖于医学实践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印刷术的文化霸权也进一步剥夺了宗教疗法的声望，各类女性治疗者，以及产婆，比以前更加边缘化。阶级和性别等级彼此强化，手把手传递的医学技术，例如针灸、外科和艾灸等成为较低级的和女性医生的特征。 

二、性别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一个明显的悖论表现在性别阐释的问题上。一方面，家庭的内部与外部的划分建立了社会等级制度，造就了组成日常生活的劳动、空间和活动的区别。这些，连同性别道德观念被概括为“三纲五常”，是按照父子、夫妻的地位排序的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规范。相比而言，根据阴、阳和血、气建构的身体上的性别界限是灵活多变的，分享了强调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论的变形和变化的特征。这种转化和变革的潜力被看作人体基本的、固有的能力之一，得到医学界和宗教界的认可。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明显矛盾和冲突的叙述？在这里身体的性别建立在可塑的阴阳同体的基础上，而社会的性别却建立在固定的等级基础上。因为在一个功能主义的模式中，争论任何文化体系必须展现出其所有组成部分之间的一致性，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同时我们仍必须处理这样的事实：中国的自然哲学是整体的，倡导天地人三者合一，古典中国思想不是简单地认为自然和文化是分离的。

的确如此，医学和身体实际上成为冲突的自然观争论的场所。当医生发现黄帝的身体的整体模式，更容易适应生殖的功能而不是怀孕的功能的时候，这些冲突的观点在妇科中表现出来。在宋朝，医生顺应了仪式形式的产科，实际上接受了分娩是污秽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宗教信条，从而表明女性的不洁。他们也试图把怀孕和分娩解释为阴阳五行基础上“完满”的宇宙论过程。他们探讨基于学术医学理论的处理生育过程的临床治则，在把月经的精心调理作为女性生育、健康以及生殖力的身体标志方面有所收获。在明朝随着仪式产科的衰落他们重新解释了产后问题，强调了失血而不是污秽。然而，受到压抑的污秽信念在儿科中重新浮现出来，印记在婴儿和儿童的身体上，他们的身体遭受了多次不可避免的儿科疾病的侵袭。妊娠和产后基本上依然是对症药物、女性家庭管理和产婆的领域。如果说生育力是阴阳同体的身体的属性，男女在复制宇宙模式的生儿育女的创造活动中得到统一，那么，怀孕则突出了女性身体的物质特征，并与生和死的否定的和不纯洁的过程缠绕在一起。而且，这个身体在仪式上是掩蔽了男性的。

不过，中国医学思想从未放弃过身体的阴阳同体的观点，而且不断重复着这一观点。如果血气讲的是身体上性别的等级关系，那么阴阳则讲的是平等关系。无论假定是适宜的还是不利的，以阴的力量抗衡阳的力量表明了性别的平等性——这种方式表明男女在创造新生命的能力上和在死亡的平等上都是一样的。身体的象征性，如同大千世界的象征性一样，是多义的。作为一种权力语言，阴和阳、血和气讲的是在社会中女性对男性必然的从属地位，讲的是在社会生活基础的集体亲属结构中他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这样的集体结构中，转变阴阳位置的性质说明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的高低不可避免地随着年轻到年老的时间而变化，即便通过环绕过程的血气融合在不断上升的水平上重建性别等级秩序。在这种性别等级制度里，女性在身体上低一等和怀孕的观点，在男女的社会关系上归顺了男性的对抗或恐惧，阴阳同体使得性别和谐成为家庭的一种社会基础。此外，身体还表明了父母的身份，并关注到生殖和怀孕的功能如何与涉及即将成为母亲或父亲的亲属身份的社会变化相关联。在社会建构中怀孕的身体功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时，我们才称之为母亲呢？在陈腐的儒家孝女洁妇的道德说教中，理想的母亲通常被描述为享受其子女对其尽孝道的家长，而不是哺育幼儿的年轻母亲。成为母亲的法定妻子获得家族传承人的地位，当她们年老的时候保障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社会声望。这种仪式基础上的关系给予被社会认可的母亲身份的人以初为人母的身体的优先权，同时在牺牲家庭中妻妾和婢女利益的情况下给予精英妻子以特权。而且，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男性文人，他们把母亲的苦难写入编年史，通常赞誉为“嫡母”，她们的教养、克守操行和奉献性的劳作，构成了合乎体统的母亲的教诲。但是说教的话语只论及养与教。程茂先在为他儿子所写的有关他妻子流产的历史中就含有这一思想，认为孩子需要额外的提示来记住他们对母亲从怀孕到分娩所付出的身体的劳作所欠下的债务。儿子必须从母亲和某些父亲那里知道身体关怀的故事，这可以加深他们记录的童年的回忆——哺乳或乳哺（断奶后用磨碎了的食物喂养）的辛劳，母亲疾病的消耗，以及照顾患天花或其他儿科重症的幼子而造成的损伤。虽然并不是所有照料都由生物学上的母亲完成（通常为奶妈），这里考虑的是关于身体照料细节描写的重要性，这种描述是男性从把他们抚育成人的女性那里学到的。相对于正式的说教著作，与母亲更亲密的儿子们的描述让我们的注意回到身体上的联系。这种叙述增强了人类学家沃尔夫的观点，即一种“子宫”配对母—子在家庭内起作用，但有时与中国的父系家族并不一致。

这些故事显示出宗教的基础是女性的脆弱和女性的不洁的事实。但是阴阳同体也不能为女性身体的健康提供一种可靠的观点。虽然把男女描写为异体同形的，明朝关于生育和养生的论述说明妇女月经循环等同于男性的精液活力，与男性相比妊娠和分娩消耗了女性更多的生育活力。以上观点连同污秽信念的医学化，使得女性具有解释怀孕功能的可能性，作为一种阴性的身体的能力或作为一种牺牲的分娩痛苦导致了被社会接受的弱者的结局。借助这些身体的能力和责任，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对于一个父系家族的统一体来说是具有威胁性的和必不可少的。

如何将身体的父亲身份与身体的母亲身份进行比较呢？在一种水平上，例如一个明朝的父亲，远比一位母亲，更热衷于在父系家族惯常的基础上构建父母的身份就像构建新儒家道学一样。家族血统关系不再被作为生物医学术语中的生物学术语而理解，而是靠连接祖先与后代的祖传的气而传递。因此，医生提出遗传的自然过程——通过阴阳结合父母的天资传递给子女——传递了普遍的人类身体的形式，不是个人的或社会的特征。现代欧洲人眼中个人的生物学遗传观念通过如血液一样的双边家族的生物学体系被深刻地塑造了出来。相比之下，在中国明朝父系的家族制度中，父权通过气来传递，而气代表了存在于家庭中父亲一方的一种纯粹的男性资质。妻子们惯常地被包含在她们的丈夫们的家族世系中，与儿子而非与女儿紧密相连，妻子逐渐变为生养她们的娘家的局外人。妾所生的孩子与正室妻子所生的孩子是平等的。对父亲来说有很多方法用收养的孩子代替亲生的孩子，指定非亲生的孩子为继承人而不是仅仅收养他。但在女性收养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女性想要成为社会意义的母亲——必须依赖于被收养的孩子得到亲生父亲或社会学父亲的承认。其他收养形式仅仅是重要家系之外的喂养。

如果男性亲属的家系依存于父系的名称，祖传的气不可能因现代生物学意义的明确性而实质化，这也不意味着围绕着普遍命名的男性亲属失去了身体的基础。当男性亲属的血统比其他形式更容易接受时，当他们将女儿排除在继承人之外，或排除在生养她们的娘家的祭祖仪式以外时，他们增强了男性在延续家族香火方面的责任。至少有一种祭祀祖先的仪式意味着这是确定死亡身体的性别象征意义的外在表现。祖先之气传给后代体现在中国南方注重埋葬的习俗中。死亡的阴性肉体在死后不久在地下腐烂，这使得阳性之骨作为肉体的恰当存在形式被埋葬于祖先的墓地之中。这种地域的习俗说明了更普遍的原则，即收集到的祖先的身体，无论男女都为阳。

这里身体的父系成分与祖上灵魂相联系，相比之下，身体的母系成分是祖先灵魂的牺牲品。这种父亲的身体与精神成就的结合不仅在祭祖仪式中被表达，而且在炼丹者的自我修炼中表现出来。被想象为富有能力的男性的身体的特性，生殖的本质可以潜在地滋养长寿的男性的身体。当高明的方士通过培养一个永恒的胚胎来寻找长生不老药时，那么被压抑的女性妊娠的形象就重归神秘，实现了圣人理想的阴阳同体。

三、理论

今日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文化构建的理论，是通过在观念上信奉理解身体的性别差异作为福柯式的生物权力的科学话语而形成的。我们对中国传统性别体系的学术解释被置于尖锐的文化冲突中，这一文化冲突产生于19世纪欧洲殖民者引入西方科学和社会思想之时，并且加速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崩溃。在20世纪，“妇女问题”成为民族化和现代化话语的一部分，使女性作为一个公共群体出现在公众的争论中，而有性别特征的新女性更多地从生命科学和大众消费文化的方面来理解。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晚清贸易口岸的殖民地现代性和民国时期（1911-1949）西化的城市中心的特征。与历史相对照，其引人之处在于将传统文化描绘为拒绝所有表达的性别特性，使人们回想起没有现代变态的古老“东方”的观念。

然而，生物学实在论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在文化上也是有时间和空间特征的。它产生于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关键之时，作为民主社会信条的一种意义含混的适应以及对基督教自然哲学的挑战。当话语置于科学权威的身体的性别差异时，它将性别特权与新的平等主义的社会观念隔离开来。但是这种实在论并不是将身体的性别差异在哲学上自然化的唯一方式。在晚期的中国封建社会，身体和社会都是联系一个更大的宇宙秩序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这种有机论不认为能够孤立于文化而理解自然、也不认为身体的性别与社会的性别可截然分开。阴阳的多价性产生了一种充满了性别属性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并不只将身体作为其参考点。

与此同时，作为自然的属性，阴阳也为身体提供了解释。通过阴阳，生殖的目的论最深刻地阐释了身体的意义。儒家家庭伦理的一些特征呈现出类似于天主教有关性别和婚姻教义的诫命。然而，阴阳有关性欲的道德说教则与欧洲传统极为不同。与其说是标志人性堕落的肉欲，不如说是男女共同分担生殖的身体的功能，给予性一个神圣的氛围。性的创造力使得人类的生命通过生殖而延续，人类社会的基础得以确定。

综观以上，显示出在20世纪末的欧洲和北美，我们在性别和生殖分离方面已走得多么远。今天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脱离了以家庭为社会组织基础的性别文化——没有全新的生殖技术是很难想象的——表达了性别的真谛。这种性别与生殖的分离建构了现代的性别的阴阳同体——性别特性的同一——围绕性伙伴分享性经历（无论是同性间还是异性间）。当我们的话语将受孕能力边缘化，认为对身体上的性别无关紧要时，我们通过使性爱成为性别特性的中心，通过压抑母性和父性，来维持阴阳同体。相比而言，这里讨论的中国医学的身体是文化语境中的概念，在此父母的一般形象构成了阴阳同体的文化意义，生殖和怀孕的形式体现了其所保持的联系。

在今天的欧美性别文化中，从性别的身体里除去生育意义是男女之间性平等的基础，推而广之也是同性与异性伴侣模式之间平等的基础。虽然中国关于身体上阴阳同体的话语建立在与身体的本来目的完全相反的观点之上，但是构建这种话语的男性也写到，如同在共享的性爱领域中讲述同性或异性的最令人愉悦的故事。他们扩大从生殖到受孕的互补性的努力是不完备的，有时会崩溃。而且医学告诉男性性爱不能被设想为独立于男性的生殖力，医学也更含糊地告诉女性通过生殖和怀孕将使她们的身体特性更加完整。

身体的阴阳同体的结论性观点使得在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性别的相互依赖更具有价值。阴阳同体的身体主张这种以高层次作为天地人统一的宇宙中充满活力的有机体的隐喻性描述。但是身体不属于个人自身而属于更广大的社会秩序的含义被认为是儒家家长制的基础。如同女性从属于男性和男女共同从属于祖先，预示了今天的民族主义者利用男女可生育的身体服务于国家生殖计划可能是不吉利的。      

最后，这种话语分析的力量在于它显示了社会的行为。然而，它的弱点是不能划定话语自身以外的界限。在此，我的计划是引导读者进入一个与陌生的文化的身体的想象中的约会，包括从中国历史方面和作为构建性别的替代方式的范例方面。如果我的读者已经进入了这个想象的领域，我仍然强调它是想象的、因为通过一个学习过程，其他的身体对我们而言变得可以理解了。在某种程度上，学习是一种认知。在哲学上，这暗示在身体领域中的参照点，先于我们的各种话语或经验语言能参照和发现指向共同基础的翻译。没有如此的翻译，身体的语言多样性可以全部简单地通过相互依存的排他确定性的政治话语，建构彼此分离的群体的属性。通过认识到文化上话语建构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恢复人的身体的共通的人性。

本文为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第九章结论部分，甄橙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转自微信公众号“社會學會社”。

作者单位：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