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撰写回乡记有多篇涉及到村庄组织能力与农民生活秩序关系的记录，放在一起讨论，颇为有趣。

王会记述了她婆家所在江西客家村庄的情况。江西客家农村近年来也受到人情不断攀升、大操大办、大吃大喝之害。具体地说，近年来，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所有人都希望通过盛大的人情来获得面子，而一些在生命周期中不需要办酒席的农户为了收回人情，也不得不通过办一些不必要的人情来收回送出去的人情。农村婚丧嫁娶所送人情金额越来越高，人情范围越来越广，酒席越办越铺张，农民收入的大部分用于送了人情并最终被吃喝浪费掉了。

人情的铺张浪费现象显然不只在江西农村存在，而是当前全国农村（乃至城市）普遍存在的现象。所有人都受到越来越铺张的大操大办人情所害，所有人都希望有一种制度来约束这样一种让人受害的人情，国家却不太可能出台政策、制度和法律来禁止。这样一种自发的人情扩张可能会发展到十分离谱的地步，比如可以发展到母猪产仔也现场办酒席。最后的结果是，一些人退出村庄人情循环，先前作为人生周期关键组成部分的婚丧嫁娶的互惠性人情，因为村民深受其害而陆续退出，人情盛极而衰，农民通过正常的人情往来所形成互惠及由此而积累的社会资本因此全无。

王会婆家村庄如何回应农村人情的泛滥？他们的办法是，由宗族长老出面协商倡议，全村婚丧嫁娶不再收人情，但继续办酒席，因为所有人都有人生周期，都要办酒席，所有人都不送礼，从经济往来上就是平衡的。因为不送礼，酒席就不用办得太铺张，相互也不攀比，更重要的是，没有农户会因为频频送礼而为收回礼金办一些可办可不办甚至根本不该办的酒席。村庄婚丧嫁娶办酒席的传统维持了，村民借此相互友好往来，铺张攀比浪费则大幅度减少了。农民的生活仍然可以继续。

也就是说，在江西客家村庄，当农民生活中出现了危及基本秩序的问题时，村庄仍然有纠错的能力，从而保持村庄基本的生活秩序。江西客家农村一般都是我们所说宗族性团结型村庄，村庄至今仍然存在结构性力量来回应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维持基本的村庄秩序。

与江西客家族农村不同，中部原子化农村地区，农民往往缺少内生的回应他们所遇到问题的能力。雷望红的家乡在江汉平原，是我们所说原子化农村地区。相对于宗族地区，原子化地区的村庄往往没有宗族等超出家庭的村庄内生结构。在这些原子化地区，随着村庄社会边界的开放，农民收入的提高，村庄人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最离谱的是，为了展示婚丧嫁娶中的面子，近年来，在洞庭湖周边地区农村兴起办红白事立拱门的竞争，最多一户可以立36道拱门，远远望去，红彤彤一大片，十分壮观。立拱门不仅费钱，而且往往要占用街道、道路，引发交通拥堵，甚至屡屡因此出了交通事故。立拱也因此成为地方公害，村民也深受其害。问题是，有人立拱了，后人不能不跟进，谁也不能因为不立拱而让其他人瞧不起。

2014年，雷望红家乡的乡镇政府出台一项规定，就是婚丧嫁娶立拱是可以的，但最多只能立两道拱门。至于为什么只能立两道拱门，政府没有解释原因，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禁拱的法律或政策依据。但是，村民都很欢迎这项政策，认为政府做了一件顺应民心的大好事。2015年春节期间，有农户立了三道拱门，村干部知道了，到他家说政府有文件要求最多立两道拱门，要求撤一道拱门下去。这个农户听从村干部劝告撤了一道拱门，只留下两道。所有村民再办事就只立两道拱门，并且说不是自己不愿立，而是政府不让立。他们就不是认为因为自己经济条件不好不立拱门，而是要响应国家政策。这样，因为乡镇政府出面，将村民都痛恨的铺张浪费的立拱门攀比禁止下去了。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回应了农民的基本需求。

雷望红家乡政府出台禁拱政策，从法律上讲，似乎没有依据。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面，立拱门并不危害公共安全，即使浪费，他们愿意，又关政府何事？但是，村民之间竞争性的立拱，所有人都通过立拱来争面子，这极大地损害了村民的利益，破坏了村民的预期，对他们的生活秩序造成了严重危害，而村庄内又缺少结构性力量来回应解决问题，因此地方政府通过制定软法，倡导农民移风易俗，来回应农民生活中所遇到的这些过去没有遇到的烦恼。正是村民都苦于立拱的竞争，政府移风易俗的倡导才有效果，禁拱获得农民一致好评。

杨华是湖南郴州人，郴州属湘南，属于南方宗族型地区。杨华在2015年春节回乡后，发现已经向上级政府申请多年建垃圾池的事情仍然没有眉目，而村庄已经垃圾围村了。杨华便联络本村两个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三人分属全村三大房支）与村民组长商量，由村民集资，每家出劳动力，不等国家而靠自己建垃圾池。说干就干，仅仅花费一千多元，60个工，就建好了垃圾池，顺便将村庄垃圾清扫一遍，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如果由国家来投资建垃圾池至少要花2万元，杨华动员村民只花一千多元就建好了垃圾池，这个过程还加深了村民之间的感情。垃圾围村是当前全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农民无不对垃圾围村心有烦言，却很少有人组织起来利用空闲时间清理家门之外的垃圾。

杨华家乡村庄的好处是，村庄内存在着具有行动力的宗族结构，可以动员起来解决他们面临的垃圾围村问题。而一般原子化的农村，农民集体行动能力很差，农村缺少内生应对问题的能力。这个时候，仅靠自上而下的国家转移支付，即使国家可以为农民建垃圾池，但谁来清运垃圾？甚至如何将自家垃圾倒到垃圾池，都可能会有问题。与城市不同，农村情况千差万别，不同农村地区对公共品的需求差异极大，国家不可能为如此复杂的公共品需求提供标准化的自上而下的供给，从而，在对接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偏好与国家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方面就需要有制度创新。成都市按每个村每年20万元公共经费打包到村，并规定这个公共经费只能用于政府规定的大约20多项具体的公共事业，并必须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充分协商，民主决策及民主管理，从而用好这20万元的公共经费。或者说，成都市借村民自治的平台将自上而下转移的资源与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对接起来，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资源的有效使用问题。更重要的是，农民在协商决定管理自上而下公共经费的过程中提升了组织能力，就是他们回应自己生产生活中所遇到各种困难、困扰、问题的能力，从而就可以象王会丈夫所在客家宗族，或雷望红家乡倡导移风易俗的地方政府一样，在这个快速转型时期，真正有能力来回应无比复杂的农民需求，维持农村基本的秩序。

传统社会，因为村庄相对封闭且社会结构稳定，村庄中会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秩序。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农村大量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村民收入越来越依赖外出务工经商，且大多数年轻人常年在外务工，村庄变得开放，且村庄社会结构已经极大地变化，村庄过去有效应对地方生活秩序的能力也随之发生变化。

从回乡记中看，不同地区，因为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回应农民生产生活中面临问题的能力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总体来讲，快速转型不仅造成了快速增加的农民生产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各种难题，而且在快速降低既有村庄结构回应这些问题的能力。这个时候，自上而下的国家转移支付如何转移到村庄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偏好对接起来，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