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者回顾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这个次学科与国际关系学几十年来的互动。作者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虽然没有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创造自己的理论，但是自身有着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鉴于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相对落后，作者建议，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应该更多地融入到国际关系学这个大学科中去，这不仅有益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而且也会推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外交政策；理论；方法
本文探讨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这个次学科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与国际关系学这个大学科的互动，重点是理论和方法。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脱离了国际关系学。从方法上看，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以前，不能将此归咎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本身。那时，中国的决策过程缺乏一定的透明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也偏低，它在国际制度中的行为数据也较少。一定程度上，数据来源的不足限制了中国外交政策学者对于研究方法的使用。然而，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者们同样负有一定责任。通过对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成果的广泛调查，我发现这个研究领域并不像很多人相信的那样孤立于国际关系学之外，或被这个大学科所鄙视。近二三十年里，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独立性突出显现，同时这个领域降为区域研究的一种。虽然有迹象表明情况可能改变，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仍应从吸纳国际关系学中的概念、实证指标及方法中得益。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应更多融入国际关系学这个大学科，原因不仅是它能从中获益，而是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同样重要。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多年来的落后主要体现在它不愿意或不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创建”理论，即不能把“中国案例”纳入到学科辩论中。本文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有助于改善上述状况。
上篇 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外交政策——间歇的对话
我不想说以往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者们不把自己当做社会科学家，也不是说他们没有受到国际关系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布鲁斯·拉金（Bruce D. Larkin）在其有关非洲意识形态和革命运动的著作中，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做过尝试。彼得·万·内斯（Peter Van Ness）解释了中国为何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艾伦·怀廷(Allen S.Whiting)试图对中美苏三角关系做实证分析。阿姆斯特朗（J. D. Armstrong）使用相似的方法，来检验究竟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还是面对国际威胁的安全考虑，更能解释中国与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些学者都在为不同的解释寻找其有力的实证资料，对不同的解释进行了批评性的验证。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外交政策的学者们对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颇为精通，但他们之所以持批判态度，是因为这些理论没有提出他们所说的关键变量。阿姆斯特朗拒绝接受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的3 个决策模型，就是因为它们（至少是前两种理性选择和组织行为模型）无法对受到和没有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外交政策加以区分。对于研究马列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学者来说，指出意识形态的解释力是核心问题。但人们仍相信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与社会科学并无特殊联系。这并不是说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从知识学上来看是孤立的。事实上，区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20 世纪50～70 年代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纷纷出钱资助区域研究中心的活动，很多学界名人都是经过培训的区域专家。显然那是冷战条件下的自然结果。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学是晚近的学科，还没有分化出各种派别。20 世纪50、60 年代，国际关系学被不同类型的现实主义者所主导，其中很多人都具有广泛的区域（主要是欧洲）知识或者是对外交史的兴趣，例如汉斯·摩根索、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亨利·基辛格、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小伊尼斯·克洛德（Inis Claude, Jr.）、卡尔·多伊奇、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等。他们并不是必然要对区域知识持怀疑态度的人。有趣的是，在最早对发展中的国际关系学的评述里，区域研究以及地区制度、军事战略和核威慑时代的有限战争都属于国际关系学的重要课题或次领域。早期国际关系理论侧重于决策分析。关于决策的假定必然会需要仔细的实证检验，这反过来又需要对某些国家的深入了解。这或许导致了国际关系学者对区域研究的推崇。纯粹的、演绎性的形式化理论推导和大数量的多个国家的分析刚刚开始。博弈论多半只是在智库中被用来分析核问题，直到20 世纪60 年代初才进入国关学界。而量化国际关系理论的最终标志——《冲突解决杂志》（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JCR)直到1957 年才创刊，其最早的几期并没有将量化分析作为重点。直到60 年代，这本杂志才举办了一次纯理论的研讨会。
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20 世纪70、80 年代，国际关系学发展为一个专业的领域，对学者的“身份”和“合法性”具有明确的标准，尽管比较有限。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并没有经历这样的整合就发展成为一个公认的次领域，它仍然或多或少是中国学的附属品。很少有学者是全职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又同时与国际关系领域保持着联系，艾伦· 怀廷和金淳基（SamuelKim）是例外。结果，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从国际关系理论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子领域进展缓慢，这方面的学者面临着就业困难。在美国，既受过国际关系理论的训练，又全职从事中国外交政策的写作和教学，并且是政治学系在职人员的不超过15 个；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研究性高校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专业的学者提供职位，或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设立职位，如密歇根大学（现职位空缺）、斯坦福大学（现职位空缺）、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康奈尔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似乎陷入了进展缓慢的恶性循环。如今专门从事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和教学的人寥寥无几。国际关系学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供应不足，对中国外交政策案例的需求偏低。 负面影响并不仅限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专家们同样很少去阅读有关中国的案例并将它们纳入到知识建设中去。与超级大国或欧洲的案例相比，国际关系专业本科教材按照传统并没有多少涉及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容。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中国案例很难获得，门槛过高，或者这些国际关系学者根本就没有超越跨大西洋世界和欧洲向外看的欲望。在20 世纪80~90 年代，曾经有学者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例如，由于对汉学及其与国际关系理论分裂的状况不满，金淳基和熊玠（James Hsiung）曾编过一本著作，金淳基主编的系列丛书始终把建立与国际关系学的“桥梁”作为目标。[1]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
美国的国际关系杂志中涉及中国的文章类型是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孤立于国际关系之外的另一个指征。我对社会科学引用索引中的文章进行了有关题目和提要的关键词的3 次搜索。在3 种不同类型的文章中，搜索涉及的某个国家或地区名称，例如美国、欧洲(涉及欧洲或英、法、德)、苏联/俄罗斯、中国或日本。先用关键词“国际关系学+国别”进行搜索，接下来搜索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国别”，最后，在美国的三大国际关系杂志（《国际研究季刊》、《国际安全》、《国际组织》）中搜索某个国家。这里的假设是这些杂志中所有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结果显示，在3 次搜索中，涉及中国的文章大大少于美欧，仅多于日本。在三大杂志中，少数文章在标题中提到了中国。考虑到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大西洋欧洲中心特征，这一点不难理解。只有在《国际安全》杂志中，涉及中国的文章数目超过了苏联/俄罗斯和日本。而在《国际组织》杂志中涉及中国的文章比例最小。总的数据显示，关于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兴趣始终很小。 我把有关中国的文章进一步分为中国问题专家和非专家的文章两大类。这么做是想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是中国问题专家们自己不能或不愿意面向国际关系理论的读者写作。结果表明，《国际安全》上68%的与中国有关的文章都是中国问题专家所写，而《国际研究季刊》和《国际组织》的数字分别是33%和38%。这一差别是有道理的，因为与另两种杂志相比，《国际安全》更侧重于政策分析，因而没有理论方面的负担。简而言之，数据证明，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始终孤立于国际关系研究之外。
今天，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例如，这3 本国际关系杂志上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文章都是在近15 年以来发表的。《国际安全》上相关的35 篇文章都是1992 年以后发表的。《国际研究季刊》上的12 篇文章中只有1 篇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前（1987 年）出现的，而《国际组织》上关于中国的8 篇文章中只有2 篇是在90 年代以前（1966 年）刊登的。《国际安全》的数据表明，在安全研究和政策研究领域，对“中国崛起”的兴趣正在上升。这个解释对《国际研究季刊》和《国际组织》同样适用。总体看，有关中国的文章在最近10～15 年中出现的频率在稳步增加。另外，在非亚洲问题的国际关系理论专家中对于中国的兴趣似乎也在上升，这从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作品包含的中国章节可见一斑。
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检视可以发现，作为一个次研究领域，它并不欠缺理论方法上的多样性。包括我在内，人们普遍抱怨的是长期以来它被孤立于国际关系学理论之外。的确，国际关系理论中很多研究方法都绕开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量化研究是例外）；通常，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没有尝试进行国家间的比较并进而归纳出一般性的理论。也就是说，它没能成为理论的“制造者”。[2]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完全没有理论和方法。如以今天国际关系学的视角反观这一领域，会发现它其实有着丰富的理论。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归纳：
1. 历史、历史的记忆和认同。近来，国际关系学界对历史的记忆和认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目前有一种认识是，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是由于那些为了使社会分工固定下来而虚构出的观点才得以形成并强化的。这些过程能够帮助解释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些基本思想的起源，例如权力政治、种族冲突、民族主义和规范性压力。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很多文献都专注于这些问题，如中国历史遗产的多样性是如何影响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政策兴趣和选择的？这些遗产包括了从战国时期到“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综合症，再到朝贡制度以及屈辱的世纪。这方面的成果包括费正清（John Fairbank）、马克· 曼考尔（MarkMancall）、艾伦· 怀廷以及最近的彼得·格里斯（Peter Gries）和威廉·卡拉汉（WilliamCallahan）的相关研究。
2. 古典现实主义。这是一个有着众多不同分支的理论，它强调了审慎的国家面对鲁莽的国家时（后者受意识形态左右），将采取理性行为获得权力和保障本国安全。虽然在中国外交政策领域并没有哪项研究能成为这个理论的代表，但是很多研究可归在这一范畴下，它们认为中国安全政策多少是出于对外部环境中的威胁和不确定性的理性的和战略性的反应。
3. 结构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物质权力的分布（两极化）限制了国家结盟的选择。对于理解为什么理性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而与一个支配性大国或者国家联盟进行均势对抗，意识形态、历史和国内政治只是第二位的因素，迈克尔·恩-奎因（MichaelNg-Quinn）的阐述极为清晰。约翰·吉廷斯（John Gittings）也认为，中国在20 世纪50 年代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主要是由当时的两极体系决定的，他认为意识形态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并不大，很多时候它都会被短期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所压倒。结构性理论的另一个分支是迪特默提出的战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理论。虽然他对国家动机的假设与结构现实主义不同，但其理论仍被认为是一个结构模型，理由是他认为国家会根据三大主要力量（major players）的互动来追求关系交换的最大化。
4. 新古典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这一分支起源于某些现实主义者对结构现实主义的不满。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态度的变化与国际结构无关，而是由国内的观念因素所决定（如意识形态）。国家对国际结构发出的“信号”做出反应，中间经过观念和信仰体系的过滤。国家利益可以随着维持现状和修正态度的延续不断变化，尽管对这些利益的追求会受到相对权力的制约。那些长期或可能被贴上东方新古典主义标签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学者们有柯庆生、研究中印冲突的约翰·加弗（John Garver）、艾弗里·戈尔德施泰因（AveryGoldstein）、约瑟夫·卡米莱里（Josph Camilleri）以及迈克尔·亚胡达（Michael Yahuda）。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陆伯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全面论述，综合了“新现实主义和国际利益分析的方法”，据我看来，也算是新现实主义的视角。
5. 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革命思想。在毛泽东去世前，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多项研究集中在毛泽东的世界观和他的思想如何界定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利益及其实现方式上。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包括约翰·吉廷斯和阿姆斯特朗的著述。他们的焦点在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如何导致权力政治行为。格雷格·奥列里（Greg O’Leary）认为，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中国外交政策行为有意义的指南，而不是现实政治事后的辩护。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变化通常被看做是对战略威胁和机遇做出的反应（例如1969～1972 年对美国打开大门），但可以更好地理解为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变化的马列主义策略。近来，陈健对毛泽东时期中国的外交史进行了重要研究，对这一文献进行了巧妙的总结。[3]如他所说，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向所有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挑战，意味着它要质疑和否认“国际关系准则”的合法性，因为在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看来，这些都是西方提出来的、对中国有敌意的。[4]金淳基对毛泽东世界秩序的思想和中国加入联合国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的参与改变了双方。联合国得到了合法性，支持规则重新分配的声音也更为强大，至少在初期。中国开始了一个从“体系改革者”向“体系维护者”转变的缓慢过程。
6. 威慑理论。1949 年以来，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更多地卷入了军事冲突。一直到最近的10 多年，中国经济对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重要性才得以显现。因此，大多数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仍是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条件和后果的探讨。这部分文献或明或暗借鉴了有关威慑、强制和危机信号等方面的著作。艾伦·怀廷最早对中国的“威慑等级论（calculus ofdeterrence）”进行了研究。最近，柯庆生对过去中国使用武力背后的“机遇窗口(windows ofopportunity)”逻辑及其对海峡两岸稳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逻辑表明，一个软弱的中国仍可能及早使用武力，因为将来的军事和政治条件可能会更不利。如果中国对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产生怀疑，那么这种窗口逻辑(windows logic)就会更为突出。柯庆生的著作丰富了威慑理论，它研究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即国家间是如何同时可信地发出威慑信号（阻止一个国家对本国的攻击）和保证信号（向那个国家保证，如果它不使用武力，其基本利益就不会受到挑战）。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既是中国使用强制政策也是美国采取对华威慑政策的关键。柯庆生对冷战期间亚洲中苏力量遏制的研究，引用了威慑理论和结盟理论。
7. 社会化理论和社会学习。这一理论关注的是利益的国内和国际的观念根源。这些利益并没有界定，而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劝说、社会影响、模仿）建立。这些利益并不是国家在国际权力体系中地位的反映，也不是那些固有的或固定不变的国家利益。沈大伟（DavidShambaugh）在其著作《美丽的帝国主义者》（1991）中揭示出，晚至20 世纪80 年代末，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仍根植于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之中，结果是对个性的揭示很少，对角色的社会化分析居多。但另一方面，哈罗德·雅各布森（Harold Jacobson）和米歇尔·奥森柏（Michel Oksenberg）有关中国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重要著作则表明，这些组织尤其是那些直接负责处理与它们关系的人的社会化程度有助于解释中国对这些组织承诺的持续性。 8. 建构主义。从概念上与社会化和学习相关，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分析模式。它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互动如何构建群体内部的认同，后者反过来又用于界定朋友、敌人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机构利益。认同还能够确定可接受的外交政策的操作范围。戴维斯·鲍勃罗（Davis B. Bobrow）、史蒂夫·陈（Steve Chan）、约翰·克林根（John A. Kringen）的著作暗示了认同的约束作用（以所谓“民族文化”的形式）。然而，建构主义当时并未出现在国际关系领域。雅各布森和奥森柏关于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互动的著作，也提示了被建构主义者称为社会化的过程，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专家与中国负责发展政策问题的专业人士间的互动，有助于发展的新定义和市场化思想的扩散。随着建构主义进入国际关系学，中国外交政策的少数学者在其著作中使用了建构主义的概念。例如，寇艾伦（Allen Carlson）研究了中国领导人对主权观念的理解，主权的某些因素在中国是如何改变的以及中国主权实践中的静态与动态如何影响到主权规则在中国以外的力量。我最新的研究题目是，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是如何改变（或不改变，取决于案例本身）利益和合法性行为的概念的。这个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化的微观过程：模仿、社会影响和说服。
9. 国内政治。大量不同的中观理论都可以归于国内政治的名目，如官僚政治、政治文化、领袖争端解决机制、机制类型和外交政策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学者们常常对国内政治学解释抱有浓厚的兴趣：外交政策对国内要素的要求，如西蒙斯（J.D. Simmons）、柯庆生；派系主义，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国内官僚结构和利益以及对外开放的过程(崔大维)；组织兴趣和对外经济政策（李侃如、奥森柏）；政治认知文化（戴维斯·鲍勃罗、史蒂夫·陈、约翰·克林根）；国内无秩序和对外关系，如泰勒·弗拉瓦尔（Taylor Fravel）对国内社会政治条件和中国解决边境争端的研究；民族主义和外交政策方面，有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的作品。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是，怎样证明国内政治因素带来外交政策的变化。即使数据丰富，这也很难做到。此外，由于中国的决策缺乏透明度，因而一些成功的案例研究（如柯庆生、 李侃如、奥森柏和崔大维）需要依靠新的档案资料及相关行为者的大量访谈。理论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还伴随着方法的多元化。很明显，有一些工具应该可以更多地使用，但研究设计仍然是一个问题。
10. 北京学(Pekingology)。这种方法是通过对公开声明、图片和其他文本进行仔细的分析，从中得出对外交政策重要的、微妙的理解，这也是马列主义政权的“深奥沟通(esotericcommunications)”。由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外交多数属于话语而不是每天具体的行动，这个方法还是有效的。尤其是在研究中苏争端时，这个方法要比单纯地关注行为互动（例如，仅仅通过跟踪贸易和科技互动趋势，无法揭示出两国在20 世纪50 年代末的紧张局势）更能及时地发现中苏间的紧张局势。但是，随着马列主义话语重要性的下降，外交政策专业化导致了真正的部门间接触的增加，加上学者们开始使用其他材料来进行决策评估（内部文件、决策者访谈等），北京学的效用也在下降。 11. 内部文件和外部档案的利用。内部资料对于重新评估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传统智慧是非常有用的。例如，《毛泽东建国以来的文稿》一书的出现，导致了对毛泽东的20 世纪50年代东亚外交目标重新评估的著述出现。威尔逊中心有一个国际冷战史的项目，其中有关50 年代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互动的资料为寻找中苏争端的根源以及更为精确的时间提供了详尽佐证。在理解中国对美、日友善的深层次考虑方面，已经解密的美国和日本的档案资料也被证明是有价值的。还有一种东西特别有价值，即最近刚开放但很少有人挖掘的苏东档案。现在，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中国的少量档案。中国外交部公开了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一些材料，看起来对于理解中国在日内瓦和万隆的多边外交是有意义的。
12. 行为数据（定性的和定量的）。如上所述，在很多方面，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早期话语十分重要。在中苏争端中，宣传的交锋有其自身的效果，与国家可观察到的行为无关。这种以话语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分析重点，其弱点在于它无法验证意图或倾向与行动之间联系的假设。如果在假设的意图与实际行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一致性，就很难看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仅仅在做宣传；在领导人和那些处理中国外交政策日常事务的人员之间是否存在着分裂；或者，国际或国内环境的制约是否妨碍了重点的落实。艾伦·怀廷对中国威慑性外交的研究以及彼得·万·内森对革命原则与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实际支持之间差异的研究，都强调了思维对于决定意图和行动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不是实践验证的困难。随着中国在20 世纪70 年代尤其是80 年代加入到国际组织中去，出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数据，即中国在参加过程中的行为“事件”或行动，例如投票（或没有投票）、政策承诺等。金淳基或许是第一个认识到并且利用这种行为数据的学者。这就为更有效地验证通过北京学方法获得的意图与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而不仅局限于与大国的关系）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打开了大门。但是，直到雅各布森和奥森柏对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研究，通过使用中国在这些机构中的谈话和其他表现，意图-行为的联系才变得更易于验证。此后，对于意图-行为以及决策细节的更富有揭示性的著述，实际上都来源于对中国在国际安全和经济组织中行为的研究。
13. 访谈。与中国决策者座谈的机会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政策过程注入了新的内涵。它使得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能够深入下去：高层决策的结构和专家的作用，例如鲍大可（DoakBarnett）、沈大伟、葛来仪（Bonnie Glaser）的研究；技术问题的决策（如贸易、发展、军控）；官僚政治如何影响中国外交政策；议程设定和问题界定如何制约政策制定以及形象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偏好，等等。当然，访谈这种方法也有它的问题，比如有意的隐瞒，或采访者可能暗示受访者什么是“有用的”或“正确的”答案。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人们通常很少关注那些有助于进行高质量采访的技巧。
14. 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是从大量的文本中提取出有限的内容和含义的一种有效办法。虽然这种方法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使用得较少，却有良好的效果。怀廷、廖（KuangshengLiao）、加弗、鲍勃罗、寇艾伦、米勒（Miller）、江忆恩和斯塔克曼（Stockmann）都使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来系统地跟踪外交政策信号，从外部世界发现其隐含的解释。现在，人们用更强大的分析软件来做第一步分析：在一个文本内部或不同文本之间，检查词的共现（co-concurrence）、重点和含义的自发性群组（emergent clusters）之类。
总之，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整体来看不算差，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次领域可以脱离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事实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显得比较简单，过分依赖于单一的方法。
下篇 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何以相得益彰？
国际关系学应当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结合起来。我的理由有以下3 点：其一，它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有益。国际关系中的理论视角和结论能成为解析中国外交政策实质的指针。其二，它能帮助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者，自觉实现解释性推理（explanatory inferences）的最大化。其三，国际关系理论将从中获益。
如前所述，近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已从其他领域吸收了可观数量的理论。可为何还要提结合的问题？它涉及两类知识的贯通：一是以政策为目标的知识，二是减少无知的知识。“结合”既关系到政策领域，也关乎中国学研究。比如，中国崛起时的表现将会是维持现状还是倾向于变革？到哪里寻找这类指标？[5]当代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是否能够用比中国“帝国论”或者“后殖民主义论-极端主权论-民族国家论”更好的解释？回答这个问题，先应找出这两种外交政策的衡量指标，然后寻找支持或反对的证据。这些指标以往多来自中国案例之外，如帝国如何影响美国或欧洲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献，或有殖民地历史的国家案例。
中国外交政策中缺乏研究的很多题目都可借助国际关系中的概念和指标，如历史记忆的作用、民意的作用、国际规范结构对于限制外交选择的作用、讨价还价行为和信号使用的特征、中国领导人对于武力使用风险的厌恶或接受程度、中国双边和多边政治关系相互依存的效果等等。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还可以获益于对研究设计和多元化主义的更多关注。清晰的假设验证，展开决定性试验，仔细选择案例以实现解释力的最大化，对有效性和可靠性等基本问题的关注都是必需的。这并不是说要采取一种教条主义的实证主义方法来解决问题。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中，并没有什么一定要达到的绝对标准。事实上，现有关于这些标准的必要性和有用性的争论仍在继续。这种开放性还应该延伸为一种意愿，即承认方法论选择背后所隐藏的或它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假设。
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有它的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政权类型、领导人类型、威胁、地理等因素在多数时间里都可以被视为常数。在中国案例中，可以观察到基本发展战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重大变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或是权力分布变化和中国周边环境对外交政策的规范性影响。深入下去，还可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进行分类的国别比较。从规模、政权类型、历史、意识形态和地理因素看，中国可被视为多种类型的国家：一个大国、一个马列主义国家、一个转轨的经济体、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东亚国家、一个核大国等。与类似国家比较，有助于理论的证实或证伪。作为大国，假使中国的行为与其他大国的行为相似，中国案例就会成为大国行为理论的重要证据。反之，若中国的大国行为不同于他国，就可对传统理论做出修正。
在这个次领域，各种方法的使用应更大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快速加入国际组织，产生了大量可供分析的行为数据。在标准的量化数据库中，可以找到有关中国行为的诸多数据。新的统计技术——例如矢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可用来验证过去几十年内中美关系的安全困境。新的电子文本（中文学术期刊、新闻媒体报道、国际组织的公开声明等）为使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文本分析（CATA）技术提供了方便，它可以从大量的文本中筛选出那些可能揭示潜在世界观、因果声明（cause-effect statements）、政策偏好的或是可能成为与他国合作利益下降的早期预警机制的话语格式。现有的问题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领域采用的方法不多。当然，对某些研究问题来说，特定的方法可能是惟一选择。例如对于现今决策问题，访谈有关决策人可能是仅有的办法。通过访谈得出的结论，应与通过文本分析和行为数据进行比较。假使不同的方法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那我们就应质疑传统思路。
现在说明国际关系学应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结合的第三个理由：国际关系理论将从中获益。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者似乎对创造理论不感兴趣，他们对国际关系理论贡献很小。当然也有例外，如迪特默和金淳基关于认同的理论就被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之外的领域所接受。怀廷和哈斯的研究尽管没有直接运用中国外交政策来发展理论，却是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专家对理论做出贡献的例证。近期，柯庆生与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合作的著作以相似的脉络对“连锁囚犯型（chain-ganging)”和“推诿责任型（buck-passing）”同盟进行了研究，这是大国间同盟行为研究中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之一。然而，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者们可以做得更好。没有理由相信中国问题与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争论无关。毕竟，根据对大国的界定，中国占据了1949 年以来国际体系大国时期的20%。[6]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忽略这样一个重要大国的案例是说不过去的。
国际关系中对政策权衡（policy trade-offs）问题仍有争论。决策者们面临着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其中一个属于领土或政权安全问题，而其他的利益（诸如经济发展、内部合法性、个人心理的安稳、地位和形象等）也不得不加以考虑，有时后者的分量超过前者。对在什么条件下某些利益会压倒超过另一些利益，目前国际关系学界还缺乏了解。有些人关注物质结构，有些人关心规范结构；有些人侧重国内政治动机，有些人强调国内经济考虑，还有些人看重主体间互动的规范。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决策者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差别。有时，出于规范或立场考虑，他们宁可受一些损失。因此，中国外交政策可以成为实证检验这些不同理论假设的一个有用的“参考”。
国际关系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关于领土问题在解释国家间（以及国家内部）冲突的作用。中国是如何确立领土的象征价值的，与其他国家有什么相似或不同，可以为国际关系的争论增添新成分（根据MIDS 的数据，在一个国家新成立后的10～15 年中，与政策或政治制度的争端/冲突相比，领土争端占有主导地位）。中国、印度和苏联的情况均如此。这说明，在研究新成立国家间的领土问题上存在共同的方法——或许会为了国内和国际合法性的目的显示对于边界的主权控制。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对于界定历史的记忆、政权时间和意识形态会如何影响领土的估价同样有用。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独立国家的时间而言，印度是一个很好的对照。通过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可以验证不同的殖民历史或政权类型是如何导致军事冲突的。中国案例还可以提供大量的有关长期敌对国家的研究数据。不同时期的中苏关系、中美关系都可以被划分为长期敌对的双边关系，它们之间军事冲突的发生频率大大超过了一般双边关系中预期的或平均的暴力水平。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长期敌对国家是最应该为国际体系中的战争和冲突负责任的国家关系。[7]相互敌对的过程会增加国家间的不信任感、恶意的安全困境以及军事化对外政策的倾向。将中国有关的案例纳入到复杂细微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对长期敌对国家之起因、生存和解体的研究。
民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亦是外交政策比较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命题，它在各种版本的“民主和平论”中也是一个要素，现有的多数文献都以美国为背景。目前争论仍在继续：民意是约束了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所操纵？什么样的民意起作用？它如何依国家和社会力量的不同而变化？在中国外交政策分析中，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对民意的敏感性正在增加。仍不清楚，民意是如何影响决策过程的，这一影响如何根据它所感知的合法性程度、舆论的动员和分化程度以及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斗争程度而发生变化。中国的对美政策还不像对日政策那样，便于了解这3 个条件是否成立。对美国以及美国人的公众态度尚未达到像对日本和日本人民那样。这方面有丰富的命题，对于国际关系中“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内有关公众成本的争论十分有益。 另一个命题是，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如何精确地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现有文献涉及国际组织如何约束国家选择（通过物质激励和反激励、决策的变化、国内利益集团相对实力的变化等）。它还探讨了外交家、战略家、决策者的社会化过程。中国案例将有助于这一分析。多数情况下，中国案例是一个“难啃”的问题，因为你很难预测社会化的影响。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的著述、安·肯特（Ann Kent）对于中国与国际制度（如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麦艾文（Evan Medeiros）即将出版的有关中国不扩散政策的著作，将会填补某些空白。
国际关系中另一热点问题是经济相互依存和冲突之间的关系。康德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相互贸易的国家会避免开战，尽管这个假设很难证明。现在，这个假设有了许多修正：整体经济的开放性要比双边贸易更重要；贸易更可能在盟国之间进行，而不是发生在信任水平较低的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类型很重要，贸易依存不如投资依存对国家更有约束力，因为贸易损失的成本要小于投资损失。发现另一个市场比较容易，可一旦把资金投入到一个领域，你就会留下来等待利润；只有当国家预期对方的政策有敌意但未来的贸易不会终止的时候，相互依存才能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只有当国家的领导人关注社会福利（如欧洲或北美国家）时，相互依存才能减少冲突。但对更追求现实政治、认同国际关系相对收益论的那些国家来说，相互依存不一定减少冲突；只有当国家间贸易处于优惠贸易协定（制度）的背景下时，贸易相互依存才能减少冲突。中国是验证这些不同假设的很好案例。不仅中国与其主要政治对手（美国和日本）的双边经济关系在不断加深，中国经济的整体开放性也令人瞩目。对于研究经济相互依存如何以及为什么可以限制尖锐的政治冲突，海峡两岸的关系同样是极佳的案例。 国际关系中另一个研究不足的问题是水、能源和环境资源的短缺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在中国外交政策领域，崔大维和毕建海（Bi Jianhai）提出了一个“资源饥饿国家”的外交政策概念。[8]这个概念为当今不稳定的中美关系提供了第三个基本假设，另两个分别是结构性权力转变论和中国台湾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促使中国与被美国认为是恐怖主义或地区不稳定来源的国家（例如伊朗和苏丹）发展政治关系。人口统计学与外交政策也是国际关系中一个较新的领域。它超越了以往关于人口过剩和资源消费对于国际关系影响的争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一个观点就是，担心那些自由的、对社会厌倦的年轻男性会皈依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引发沙特阿拉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内部爆炸。一旦沙特阿拉伯倒下了，伊拉克将会成为美国权力新的、更加世俗化的基地。此外有一个假设是近期对于中国和印度大量的过剩男性人口进行研究后得出的。这些类型的男性人口可能会成为国内社会冲突和超民族主义的根源。我认为在中国基层进行调查和人种学研究可能要比在沙特阿拉伯更自由一些，中国案例将会有助于验证这一观点有无根据。还有一个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少发达国家正在开始担心经济负担以及公共支出和移民政策之间的权衡。中国和其他国家（如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给中国带来了相关的外交政策问题，其影响之一就是中国国内将会开始展开“大炮与黄油孰先孰后”的争论。到目前为止，这场争论尚未展开。在日本，减少由于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经济重负同样也需要放开移民政策，劳动力的来源之一就是中国。但中国移民的大量流入将会带来新的问题，即保护这部分海外人口的利益是否会成为对外政策的麻烦（像菲律宾那样）？
体系规范的演进也是国际关系学新的课题。反对殖民主义、奴隶制和人权滥用的规范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国际体系中扩散？同样的问题还适用于那些支持自由贸易、不扩散、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的规范。这些规范是如何相互抵触或强化的？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解释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在规范扩散、受阻或强化的过程中，大国扮演了什么角色？这里，中国应对新出现的国际规范的做法可以为不同的假设提供验证：从理性主义的权力和物质利益假设，直到关于社会化的观点。在一些情况下，中国积极支持现存的规范，因而在其强化和存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关于主权和反殖民主义的规范）；在另一些情况下，中国又认可它过去强烈反对的一些规范（如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还有一些时候，中国外交向新出现的规范发出了抗议（如人道主义干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规范上的立场对这些规范在地区或全球的成败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金淳基和寇艾伦就中国对主权的理解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但更多的努力应该是去解释不同规范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变化。
海外人口研究与外交政策理应成为一个次研究领域。对印度海外人口的研究表明，旅居海外的人才可以通过投资的流动、管理技能和政治偏好来影响国内政治。在印度案例中，这些偏好常常属于政治和经济上的保守派（或古典自由主义）。对于中国来说，后毛泽东时代的人才流失以及海外留学生和商人回国会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除了崔大维之外，很少有人对此做研究。崔大维认为，中国领导人相信，留学生回国后对于综合国力的发展是重要的。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海外人口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偏好。是否如一些人所说，海归学者会比国内的学者更具民族性？那些在大中国区（GreatChina）和西方经济中游刃有余的中国企业家们在外交政策方面有着什么偏好？即使不考虑他们偏好的内容，这些新精英们是否有表达他们偏好的渠道呢？还是他们的渠道仅限于其专业领域？肖恩（Shain）和巴斯（Barth）的假设是，海外人士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取决于海外人士穿透政策过程的能力以及（反过来）国家左右这些海外人士的能力。
彼得·卡赞斯坦认为，地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单位。多数国家间的一体化过程（社会、政治、经济和认同），都出现在地区层面。[9]我们可以将这个观点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探究地区一体化是否是受到国家内部地区自身的推动。在全球化和经济力量分散的时代，国家内部的地区正在形成自身的外交政策偏好，正在寻求更大的自主权来追求它们的目标。中央政府管理国内关系的能力有着什么样的意义？遗憾的是，国际关系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极少，只有东欧的一些国际关系专家注意这个问题。中国是很适合进行案例比较研究的地方。例如，中国沿海省份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更加关注海峡两岸的冲突，尽管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有限。
种族观念与外交政策是国际关系学另一个很重要但研究不够的问题。从大国历史看，种族主义有巨大的影响力。帝国时代的欧洲和美帝国主义，部分就是建立在虚构的、令殖民主义正常化的种族等级之上的。证据表明，从各国决策者及其人民的文化认同可判断出那些国家的军事力量和竞争力。颇有争议的是，冷战期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其他人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降低了他们对与亚洲国家开展深入的多边安全合作的支持。国际关系理论普遍回避了种族与外交政策的问题。[10]这里，中国案例同样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检验：探讨在什么条件下种族主义态度会影响外交政策。例如，我们知道中国精英和大众对日本的愤怒，常常用种族或民族语言来表达。这与对美国和美国人的态度不同，后者横跨了不同的社会、经济、人口、年龄和教育背景。外交决策者到底多大程度持有这种观念，这种态度如何约束了外交政策的制定，无疑都值得探讨。
外交政策比较分析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次领域，有时还聚焦于领导者和决策过程。不同的性格类型、高层决策不同的规则和程序以及不同的决策类型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中对合作与冲突的不同定位的，这方面的学说已相对成熟。[11]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人们过于关注个别领袖（尤其是毛泽东）对政策结果的影响，但并没有很好地做比较研究。验证有关领袖假设所需要的信息应非常详细。现有的多数文献都是关于美国或欧洲决策者的。不过，人们正在从中国、苏联以及欧洲国家档案库的解密文件中，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毛泽东的决策风格。
结 论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如今面临的问题既有需求方面，也有供给方面。国际关系学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较低的需求导致前者对后者的供给不足。一方若发生变化，会给对方产生积极影响。随着对中国案例的理解衍生出的理论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广泛，供给的增加应该会提高中国外交政策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价值。国际关系学对中国外交政策的需求动力不可能诞生于国际关系学内部。一些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亲自前往中国进行短期访问，与受访人交谈等等，然而这些努力尚未构成深入探索所需的工具。因此，那些掌握这些工具或正在获取这些工具的人，有责任加强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学相关性的研究，促进这方面需求的增加。用中国问题专家熟悉的话说，现在是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在国际关系学中“发挥使命”的好机会；或者，借用国际关系学类似的术语，到了中国外交政策学者成为“思想创造者”的时候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郎平译）
[1] Samuel S. Kim and James Hsiung, eds., China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New York: Praeger, 1980;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iu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2] 例外是，艾伦·怀廷在20 世纪50 年代与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合作过一本国际关系教科书；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提出了战略三角理论；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对国内动员和外部冲突、中苏集团的威慑以及为什么防卫能力并不必然解决安全难题的研究成果；陆伯彬（Robert Ross）对东亚地理与和平的研究；崔大维（David Zweig）对两级博弈和开放政策的研究；江忆恩对战略文化和社会化理论的研究。
[3]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4] Chen Jian, “A Response: How to Pursue a Critical History of Mao’s Foreign Policy,” China Journal, Vol. 49, January 2003, p.138.
[5] See Jason Lyall, Paths of Ruin: Why Revisionist States Arise and Die in World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2005;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5-56.
[6]在“战争关联（correlates of war）”项目中，将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作为冷战时期的主要大国。
[7]有关长期敌对国家的研究概要，参见Gary Goertz and Paul F. Diehl, “Rivalries: The Conflict Process,” in John Vasquez, ed., What Do We Know about War,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 pp.197-217; Frank Whelon Wayman, “Rivalries: Recurrent Disputes and Explaining War,” in John Vasquez, ed., What Do We Know about War, pp. 219-234。
[8]David Zweig and Bi Jianhai, “The Foreign Policy of a ‘Resource Hungary’ Stat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5.
[9]Peter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 Robert Vitalis, “The Graceful and Liberal Gesture: Making Racism Invisible i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 29, No. 2, June 2000, pp.331-356; Errol Henderson, “Racism and Models of War: Apply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Thesis to Africa,” Philadelphi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August 28-31, 2003.
[11] Margaret G. Hermann and Charles Hermann, “Who Make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How: An Empirical Inqui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4, December 1989, pp.361-387; Paul A. Kowert and Margaret G. Hermann, “Who Takes Risks? Daring and Caution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5, October 1997, pp.611-637; Daniel L. Byman and Kenneth M. Pollack,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 (and Women): Restoring the First Imag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p.107-147; Joe D. Hagan, “Domestic Political Systems and War Pronenes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8, No. 2, October 1994, pp.183-207.
